摄影：觉果

——基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

摘要：《汉区佛教源流记》是一部成书于清代的藏文史籍，也是首部系统介绍汉地佛教发展情形的藏文历史专著，被称为是反映清代汉、藏、蒙古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作品，在藏文史学史上具有较高的价值，更是研究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佛教中国化、历代民族关系等内容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本文主要从三方面对作者及其文本展开研究，较全面地挖掘了《汉区佛教源流记》一书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藏文史籍；《汉区佛教源流记》；贡布嘉；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引言

《汉区佛教源流记》，全名《汉区弘法情形概说明慧同喜耳饰》，又被译为《汉地佛教史》《中国佛教史》《汉区佛教源流》《中原地区佛教源流记》等，是一部以藏文写成的专门论述汉地佛教历史的名著，被首推为清代藏文史籍的撰写高峰。作者贡布嘉是清代蒙古族学者，精通汉藏语言文字，著、译作品丰富多元，流传广泛，尤其在史学和藏传佛教文化研究方面成就突出，为汉、藏、蒙古间的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贡布嘉作品的影响力在国内和国际学界都较为广泛。近百年来，国内外学者对《汉区佛教源流记》及贡布嘉生平与其他著作的研究一直在持续，成果也较为丰富。但限于史料，研究视野多聚焦于人物生平、家世介绍及个别作品的讨论上。少有人探及和分析贡布嘉在拥有学者、官员等多元社会身份的背后，其成才的政治背景，以及他是如何将与自己身份相匹配的价值观融人自己的作品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汉区佛教源流记》所蕴含的史料价值仍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因此，笔者拟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对贡布嘉及其作品进行再挖掘，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新的学术视角。

一、贡布嘉及其主要著作

（一）贡布嘉简介

贡布嘉（1690-1750），蒙古族，生于内蒙古乌珠穆沁部贵族家庭，是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后裔，自幼受蒙古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的熏陶，精通满、汉、蒙古、藏四种文字。康熙三十年（1691年）受封辅国公，史书称其为“乌珠穆沁公”，《清圣祖实录》明确记载，在此期间朝见皇帝，时间分别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七月、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七月、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七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七月。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与清宗室联姻，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或稍早的时候，因罪被革退爵位，后又被封为头等台吉。雍正、乾隆年间从事民族语文翻译工作，担任“唐古特学总监”“番学总管”。受过近事戒，师从于全蒙古著名的班智达席力图国师。贡布嘉因出色的语言禀赋，一生著书立说，编撰史书，编纂辞书，翻译佛经，对语文学、翻译学、佛教造像、天文历算、蒙藏医药也多有研究，是清代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学者。

（二）贡布嘉成才的政治背景

1644年清朝建立，标志着中国历史再一次进人统一的历史时期。清王朝的建立不但延续了前朝的国家治理政策，而且顺承了中原大一统思想，还以佛教为纽带进一步整合了各民族间的政治、文化关系网络。为维持对广袤疆域、多元民族的有效治理，在管理蒙古各部、青海、西藏、新疆回部以及大小金川土司等“藩部”诸事之时，专门设立了政治机构理藩院。崇德三年（1638年），清朝将未人关前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的“蒙古衙门”正式更名为“理藩院”，乾隆皇帝曾就理藩院的工作要紧程度说过：“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理藩院所属六司建制最后完备。六司之外其内部还有很多机构，唐古特学就是其中之一，此机构专教藏文，为清朝培养藏语文翻译人员。

理藩院的设置是清朝多语文政治文化的体现。在承认“大一统”的前提下，清王朝需跨越语言与族群的界域实行超越前代的治理效力。清帝通过纂修书籍、规范语言等举措整顿文教，发挥同文的教化意义，唐古特学在其中是可以“整齐”以藏传佛教为纽带的几大族群。这个过程中各族群及其文化也得到相对平等的承认与对待。据考证，贡布嘉始任番学总管是1724年至1725年间，至少不晚于1725年4月。其大量的作品也诞生于理藩院供职期间，正是在此政治文化背景下，贡布嘉逐步成长为清政府得以重用的多语文人才。

（三）贡布嘉的主要著译作品

贡布嘉“深通五明，精习三学”，作品丰富多元，尤其在《丹珠尔》的编纂翻译和蒙古术语的研究中曾起到过重要作用。现将其有关作品以表格形式呈现如下（见表1）：

此表是对贡布嘉创作（含参与）作品的不完全统计，数目达24种。从作品的学科属性看，其学术旨趣比较广泛，在史学、语文学、蒙藏医药学、佛学、天文历法等方面都留下了备受瞩目的作品。史学方面，以《汉区佛教源流记》和《恒河之流》为代表，其中《汉区佛教源流记》被认为是“清代藏文史籍的开山之作”，对清代后期藏文史籍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恒河之流》则对后世蒙古编年史产生了积极影响，成为考察18世纪以来蒙古历史的珍贵文献，也是18世纪蒙古编年史中较为完整的代表作。贡布嘉的主要专业特长还反映在语文学优势上，因精通“四语”，翻译成果更为突出。贡布嘉出生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然而乾隆时期才是其年富力强、学术创作的主要时代，其中参与章嘉呼图克图主持的《丹珠尔》蒙译及之后的汉译《大藏经》工作，不但展现了其非凡的语文学能力，佛学水平之渊博亦可见一斑。贡布嘉从参与的诸多大型文化工程中获得丰富的积累，因此还衍生出一些其他重要作品。另外，由于蒙古族与藏族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密切关系，贡布嘉还在其母语蒙古语与藏语学习间架起了桥梁。

二、《汉区佛教源流记》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

（一）主要内容

《汉区佛教源流记》是贡布嘉主要代表作之一，这部史籍成书于清乾隆时期，以藏文书写而成，被称为是反映清代汉、藏、蒙古三地学术交流的代表作品。从体裁上而言，该书仍属于藏文史学编纂传统中的教法史行列，但又异于以往教法史著作，很可能是“传世的最早的一部专门记载中原的宗教及历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藏文史籍”。全书共由五个部分组成，前为最简略的佛教偈语式引言，中为三部分主体内容，后为创作相关信息交代式结语。结构完整，言简意赅，现就主要内容及结语做详细介绍。

1．第一部分“总论汉区风土人情及其简史”。作者以极简的语言风格，从地理知识切入，介绍了“汉地”的地理疆域及周邻情况，指出不同文化对汉地的称谓，如“天竺人称此汉区为摩诃至那”“西洋等西方人称之为金”“藏人称汉区为甲那”。接着又对汉地的地理形胜、省份划分、地理精度、五岳四山、四渎五湖、重要古都名城、人口等情况逐一简述。从宏观层面将汉地知识进行概括性介绍，使读者形成一个轮廓式的认知。接下来作者又以纵向的历史发展为经，从三皇五帝开始，依次讲述了他们的功绩与德行，赞扬并肯定了其“以德为先”的优良品德。进而从夏政权的建立、商的覆亡起，直至西周、东周、西汉、东汉、西晋、东晋、隋、唐、五代十国、北宋、南宋、蒙古及元、明，到作者所处的清代，讲述历史发展，政权更迭。其间辅以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故事，如佛教的传入、秦始皇修建长城、传国玉玺的来历及传承、藏传佛教进人蒙古及明清王朝的历史细节，等等。经纬相交，纵横结合，将汉地历史较全面地勾勒出来。

这部分内容不但体现了作者对汉地历史的熟悉程度，而且表现出其对大一统思想的认同，将中华民族的历史放在传统叙事模式下进行，是作者思想进步性与前瞻性的表现。尤其对其生活的清代，他将传国玉玺与宝帐怙主最终到达清政权的手中视为历史的必然，可以说从王统与法统两个层面暗示了清政权的合法性。从宗教层面而言，作者始终强调汉地为“文殊菩萨近持之殊胜所化刹土”，自始至终宣扬一种惩恶扬善、因果报应的道德价值观，可以看出佛教思想对作者影响至深，这也是其所处时代及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局限性。

2．第二部分“概论何时诞生诸佛教大师”。这部分遵从纵向的历史叙述脉络，首先介绍了“汉地学科兴起之经过”，对诸子百家学说，各学科经籍、各类技艺，儒释道三教，以及其他宗教（吐火罗人的宗教、天主教等）进行概括性介绍，表现出作者博学包容的学术态度。其次讲述了佛陀的诞生与涅槃，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汉地，与汉地建立联系，简述了佛教进人汉地的第一座寺院、第一批出家僧尼、第一部翻译的佛教经典，汉地佛教宗派的分类及其特点，以及后世对来自汉地或其他地区的知名译师及其作品情况进行了介绍，有天竺僧人摄摩腾、竺法兰，罽宾的多位班智达，西域的鸠摩罗什，摩揭陀国班智达昙无谶、天竺论师佛图澄，等等。在对重要“佛教大师”的叙述中，着墨最多的当数唐玄奘和尚，主要讲述了他的取经历程、在天竺所受礼遇等细节，这方面不但体现了作者对玄奘大译师的敬重之情，也与他本人藏译《大唐西域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这部分内容的叙述中，作者也加入了一些历史上佛教所经历的“法难遭遇”，以及在佛教传播过程中的神奇怪诞之事，有对高僧在对政权与社会稳定方面所起重要作用的肯定和褒扬，也有对践踏和摧残佛教的暴君及歹人之抨击与不满，甚至认为他们最终遭到报应而不能善终。元、明、清三朝，藏传佛教兴盛，诸多著名高僧译师，不但在佛学译经方面有重要的学术贡献，而且在中央王朝与涉藏地区之间的沟通中起到了重要的政治纽带作用。

3．第三部分“讲说由彼等渐次弘传之佛经名称品种”，主要是对《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进行了翻译与对勘。贡布嘉是首次将该书译成藏文的人，并结合汉藏佛典经卷进行对勘后收入《汉区佛教源流记》一书，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部分，作者首先介绍了汉地大藏经的由来及其概况，对《至元录》的发起、组织过程、规模、分类情况均做了清晰的介绍，进而小结“（以上）众（大师）经过详细查对和认真校勘后，将彼等之新译部分加以上所述115函，共150函，分别收录于同一门类中，汇编成704函之大藏经目录，即《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此录之编撰体例分为经、律、论三藏，三藏又各分为大小二乘。”

贡布嘉对《至元录》的藏译与对勘部分，内容十分丰富，这部分对佛经名称的翻译不但体现了贡布嘉的汉藏语言驾驭能力，也展示了佛学知识的深厚功底。所译内容中还能看到其写作《汉区佛教源流记》所用“史料”，如《圣境庄严》（《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传》《高僧传》《高僧传补遗》，等等。当然，最大特色还是作者进行的注释及校勘，如介绍小乘律藏《一切有部舭奈耶经》，规模为60卷，译者为班智达毗摩喇差，作者对其进行补充：“说此经有藏文，但此经内容比汉文更广。”又如，“言以上三经均无藏文”“言以上三经有藏文，但此三经内容更广”“言以上均与藏文相同”“言此经佛涅槃一百年后著”，如此补充内容在全书第三部分比比皆是。可以看出，贡布嘉进行的对勘，属于“汉藏”对勘研究，如果不是拥有丰厚稔熟的佛学知识，很难判断出经文在另一种文字中的有无、同否、详略以及译师等信息的。当然，勘同工作难点诸多，其所漏译、错译等缺点也在所难免，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4．结语部分

结语前半部分是作者对著名的“吐蕃僧诤”给出的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所谓的“顿门”与“渐门”本身不是佛教观点的问题，而是具体人物理解上的问题。从文字叙述中得知，作者认为认知是个“次第”的过程，因而，认为是“莲花戒和益旺二贤者”“清除了弊端”“恩重如山”。但也不能因为“和尚之见”而做绝对化处理，因为那仅仅是“当事”和尚一个人的问题。可见其思路清晰，观点明确。

如常规图书的结语一般，作者在后半部分主要交代了写作缘起、史料来源、创作地点、付梓情况等。该书的写作缘起是受西尔克图（即席力图）国师班智达之影响，他本人还于其座前受了近事戒，成为居士。遵从上师意见创作在藏传佛教文化系统中较为常见，即写作者接受尊师、长者或某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之委托和劝导而进行创作。

史料来源上，除作者所列“《摩诃至那正统大档案》《高僧传》和先后之《三藏经目录》”，有学者此前也做过相关考证，认为汉以前王朝的历史，参照了《史记》《汉书》，也不乏一些野史轶闻；汉以后的历史，则参照了《蒙古秘史》《大清一统志》等材料；藏文资料引用方面，认为主要参照了松巴堪布的《如意宝树史》。汉文史料来源是符合事实的，藏文史料方面实则不然，因为《汉区佛教源流记》（1736年）早于《如意宝树史》（1748年）诞生，恰恰后者参考和借鉴前者之内容的可能性更大。经对原文再度爬梳，发现贡布嘉所引资料范围应更加宽泛。尤其藏文方面，《萨迦格言》《布顿佛教史》《五部遗教》、阿底峡尊者的《遗言》、觉囊派贡噶宁保的《印度宗派源流》等藏史经典论著都是其必要的参考书目。

本书的创作地点，如作者交代，即“于学校《甘珠尔》室、幽静之处慈氏洲、香山幽静处无量寿洲、日山幽静处上佳梯（音译）等各处如应编撰，并对地点、人物等之名称予以释解”。从这些地名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地点要么在自己的任职场地，要么在与藏传佛教关系紧密的场所。

贡布嘉长期在理藩院任职，结识了许多蒙古族和藏族的高僧，他曾将自己的一些藏文著作和译著送给了四川德格的遍知一切司徒活佛，请求司徒活佛批评指正。但不知为何该书未能在司徒时期刊行，而是在一百多年后的更庆喇嘛降央钦孜时期才在德格伦珠印经院付梓刊刻。《汉区佛教源流记》在清代所传版本，据先巴教授考证还有乾隆年间的北京木刻本与手抄本流传。布达拉宫甘珠尔印经院藏有最晚刻于民国初期的版本；198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进行铅印出版；1996年蒙古国道·策德布译为蒙古文基里尔文并作序、注释在乌兰巴托出版；2005年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译本。

（二）主要特点

1．书写范式与体例

本书以时间为纵轴，按历史更迭的前后关系进行布局，内容完整，章节分明，简明扼要，是一部具有典型意义的编年史著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蒙古族身份，且效忠于满族建立的清政府的人士，其对“汉地王统”的叙述，几乎看不出在政治方面的偏执己见，而是将各时代完整叙述，使中华历史一脉相承。反映出作者对大一统史观及王朝史观的深度认同。从这个角度而言，该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佛教史观的束缚，对后世教法史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是后世《如意宝树史》《土观宗派源流》《汉蒙藏史略》在借鉴了该书书写范式后，在介绍汉地宗教文化上范围不但扩大到儒、道，还旁及诸子及中原的各种发明创造与文化成就，在内容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上也有了很大的突破。并且，贡布嘉注重将多民族史料与多种语料相结合，这种宽泛的史学视野和独特的研究范式也成为该书的重要特点。

本书书写深受元至治二年（1322年）成书的《布顿佛教史》的体例的影响，即上半部分讲历史，下半部分为《大藏经》目录。不过布顿大师所列为藏文《大藏经》目录，而贡布嘉所译为汉文《大藏经》目录。

2．书写态度

跋语中：“因（余）只阅读许多破旧经书，但未曾学习过，故不能加入智者之列，此乃毫无疑问之事。（余）地穴般之口中讲不出箴言亦是事实。为此若有与一般经典学说不符合诸大授记相违者，总之包括（此著）因非母语而说错话，以及数错数所致之余缺之误在内，所有一切过错，恳请一切诸智者予以宽恕为谢。”首先，《汉区佛教源流记》作为贡布嘉用非母语创作的作品，且书写内容亦非有关本民族，仅此已是对写作者很大的挑战，以及他在校勘与注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时的一丝不苟，均体现出作者所秉持的谦虚谨慎的治学态度。其次，作为一名虔诚的藏传佛教居士（作者自称），书中不乏大量宗教术语的运用，如将芸芸众生称之为“补特伽罗”，称秦始皇“帝制转轮王”、顺治皇帝“文殊菩萨之真身”、成吉思汗“其种姓据诸大师说是光明天神，或喻为大梵天”，等等。在述及北魏太武帝灭佛时：“北朝北魏太武帝，由于内心过于倾向道教，致使恶魔缠绕，粗暴践踏佛教和皈依三宝，其残忍程度为朗达玛之二倍。彼晚年活活得到报应，身患急性麻痹病，此时彼虽虔心敬信上述白足尊者，痛改前非，但未能康复而去世。”诸如此类的宗教化色彩叙述，也体现出作者浓厚强烈的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显露出作者所处时代及其另一重特殊身份下的思想局限性。

3．叙事风格

全书以八万余言的体量，梳理了汉地历史从上古时期至作者身处时代的发展脉络，把汉地佛教自佛教传入至历朝历代的域内外高僧大德及其著译作品悉数介绍，可以说是面面俱到；结合佛教典籍，将《至元法宝勘同总录》译为藏文，并进行注释校勘。偶有笔墨较多之处，也仅是对玄奘及其《大唐西域记》破例，除了作者对玄奘的特殊敬仰和推崇之情外，与他藏译《大唐西域记》不无关联。作者以最简练的语言，以尽可能丰富全面的信息介绍汉地相关情形，还不忘穿插令读者兴趣盎然的重要事件、传说等，使读者在阅读时不至于枯燥，尤其对藏语文阅读群体而言，亲切有趣，利于理解与记忆，显示了作者的写作技巧。

三、《汉区佛教源流记》的史料价值

（一）为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首先，《汉区佛教源流记》对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的叙述，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的重要资料。如在秦朝，“自古以来，蒙汉地界彼此相连。一授记云：秦之江山被霍尔所灭。秦王见后疑为霍尔蒙古，遂将蒙古人逐至北方边远地区，并筑长城于边界。但仍保留其授封有功之人为小邦主。”战国以后，匈奴对秦等北方地区构成严重威胁，秦统一后于公元前215年派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匈奴被迫北迁。秦在原有秦、赵、燕三国长城的基础上进行连接和扩修，最终形成“万里长城”，有效抵御了北方匈奴的威胁。汉武帝时期，用“怀柔与暴力相兼之策略收服边民。因诸匈奴人武艺高强，恐有害于人，遂与之交战数回，虽说战争不分胜负，但后来战胜匈奴。”汉代，匈奴势力依旧强大，甚至一度将高祖刘邦围困于白登山。武帝时期，国力强盛后才将匈奴一举重创，从此远遁。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匈奴之间经常爆发战争，也促成文明传播和交互。贡布嘉在对汉地历史的记述中，选择了十分典型的史料，足见其对史料的敏感性与把控力。

其次，以传国玉玺为主线的历史追溯，隐喻历朝历代政权对大一统的追逐与思想的认同，对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思想理论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汉区佛教源流记》追溯了传国玉玺的来历、形制等，至秦统一后，李斯于玉玺之上篆刻了“寿命如天，社稷永存”八个字，自此玉玺几乎代代相传。因其具备“万寿无疆、国祚绵长”的美好寓意，而逐渐成为历代新帝王正统合法性的象征，当然也成为旧势力誓死保全的最后“体面”。 “经历代王朝最终传至后唐，后唐王李姓者在其失权时，因惜此玉玺，故将玉玺挂于己颈投火自尽。”随后的三四百年时间，玉玺仅名存实亡。直到蒙古人进人中原时，玉玺才辗转到达蒙古帝王手中。当然，玉玺最终还是到达了皇太极的手中，这也是对清王朝正统性与合法性的强调与声明。

（二）对佛教中国化研究的资料价值

首先，作者就佛像、佛教传入中原的途径、方式、媒介等的描述对研究佛教早期传入中原汉地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佛教初期传入中原汉地分陆路和海路两条通道，西域是陆路的主要途径。武帝时期，开辟与西域的交通以来，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往来更加频繁便利，为佛教传入汉地提供了便利。《汉区佛教源流记》提到，汉武帝时期与匈奴交战得胜后，“胡人进贡物中，发现一尊大金佛像。将佛像迎请至内宫备加侍奉，常时供养。此即最初的佛像。彼时，虽与天竺互通来往，但因时机未熟，故妙法之幢还未树立。”据佛教自身史籍记载：“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时期，佛教便人了当时的于阗（今和田）、龟兹（今库车）等地。”汤用彤先生也讲：“盖在西汉文、景帝时，佛法早已盛行于印度西北。其教继向中亚传播，自意中事。约在文帝时，月氏族为匈奴所迫，自中国之西北，向西迁徙。至武帝时已臣服大夏……佛法之传布于西域，东及至那，月氏领地实至重要也。”直至光武帝之子汉明帝时，派遣使者前往西域求法，“佛教最初传入汉地”，也是学界所公认佛教传入中原的开端，可见《汉区佛教源流记》的有关记载是准确可信的。

其次，对汉地以及五台山作为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一事的重点描述，是佛教中国化研究重要的史料价值，也隐喻了清朝的正统性。这部分，作者援引诸多佛经加以说明，如在《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的授记中讲到，“汉区不但是文殊菩萨之殊胜化土，而且是文殊菩萨亲身居住之悉地最上净土。许多印藏贤哲，于其经籍论典中提到至那汉区是文殊菩萨近持之殊胜所化刹土，大概都依于此授记。”援引《大方广佛华严经诸汉地人菩萨行宫授记品》所云：“于东北界有清凉山（五台山之别名）者，此即劫初众菩萨结集之地，文殊菩萨及其眷属万众菩萨至今仍常住于此地，并仍广泛讲说妙法。”援引印度三藏法师菩提流支所译《宝髻陀罗尼经》：“由是薄伽梵赐语予秘主金刚手云：余涅槃后，于东北处有名为摩诃至那之大国，此国有山名曰五台山，文殊菩萨以平安威仪居住此山，为利乐一切众生，广说妙法引导有情。天龙厉鬼八部等无数眷众环绕于彼，恭敬侍奉。”凡此种种，皆在说明五台山之于佛教的重要地位。除此，笔者认为贡布嘉对五台山的重点叙述除宗教情感外，不乏政治方面的考虑。皇太极时期，别创“满洲”为祖号，而“满洲”与文殊师利发音极其相近，“努尔哈赤也有满住的尊号”，清朝皇帝也被认为是文殊师利菩萨的化身，有“文殊大皇帝”之尊称。作为效力于清王朝的重要官员，贡布嘉自然要通过对五台山的叙述来强调清朝的正统性，尤其《汉区佛教源流记》一书还是以藏文写成，供藏语读者阅读，更是维护清王朝一统的手段。

最后，对诸多前往五台山的天竺高僧及其作品或翻译的作品都有大量的文字介绍，也是研究佛教中国化的重要资料。作者精通藏文、梵文，书中翻译汉文大藏经《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注释，其在行文中加人的个人见解显得更有价值。

（三）体现了蒙古、藏、满、汉之间密切的历史文化关系

首先，对元明清三朝分别与藏传佛教各派缔结密切的宗教关系的叙述，体现了各民族之间以宗教为纽带建立的友好关系。蒙古阔端王时期“迎请萨班贡噶坚参，与具德萨迦建立福田与施主关系”，“凉州会晤”后藏传佛教开始对蒙古固有的宗教文化起到了颠覆性改变。明代“与噶玛巴建立福田与施主关系”，以“多封众建”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之间的紧密关系。清代“与格鲁教派结成福田与施主之关系”，使得蒙古人开始广泛接受藏文化，涌现出了不少闻名遐迩的大学者，他们精通佛法，谙熟语言。清政府对藏传佛教的扶持，在满、汉、蒙古、藏及各民族间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积极的历史贡献。

其次，传国玉玺由蒙古察哈尔部传至皇太极手中，进一步加深了满族与蒙古族之间的友好关系。“此闻名世界之珍宝玉玺，于世祖帝之父王太宗博克多时期获得”，因林丹汗率军进藏途中阵亡，其二妃及二王子协商后决定携“纯金护法神像宝帐怙主”投靠皇太极，并献上了“珍宝”玉玺。后皇太极“迎娶彼蒙古二妃”，察哈尔蒙古王子迎娶了满洲公主，“满蒙通婚自此开始”。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满族与蒙古族之间建立的友好关系至少在三个层面上，一是象征政权合法性的“传国玉玺”，二是共同尊崇的藏传佛教，三是建立于贵族或王室阶层间的姻亲关系。这一系列举动完成了满蒙关系从“蒙古元素”到“蒙古情感”甚至“满蒙一体”的转变。

最后，作者贡布嘉对维护民族团结、祖国统一也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他利用自己的语文学优势和深厚的佛学知识，以文字游走于各民族文化之间。尤其以藏文写成的《汉区佛教源流记》是体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典范之作，文中尽显其对汉地历史、佛教文化之精通与热爱之情。无论是《汉区佛教源流记》的藏文创作，还是《大唐西域记》的藏译，都表现出其迫切地介绍汉地佛教文化的心态，当“两种不同文化达成一致并产生认同时，便会拉近文化双方的距离，容易产生亲近之感。贡布嘉作为蒙古族其对藏文化的深度认同正是借助了藏传佛教这一纽带，正是蒙古族文化与藏族文化达成一致的表现。”作为集朝廷官员、学者、藏传佛教徒等多重身份集于一身的代表，贡布嘉对民族文化的交流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结语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互通，而翻译家往往充当着其间的桥梁和使者。清代蒙古族学者贡布嘉，以其扎实的语文学功底和史学素养，孜孜不倦，勤勉一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不同语种的、举足轻重的作品。尤其是以非母语的藏文书写的《汉区佛教源流记》，在以佛教为纽带的基础上，为沟通蒙古、汉、满、藏四地间的关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后来诸多藏文历史文献介绍汉地基本情况树立了写作范式。从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视角重新审视其作品及个人，确实对研究历史上各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佛教的中国化及蒙古、汉、满、藏之间的民族关系等诸多领域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陈錦萍，女，宁夏盐池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藏族历史与文化。

原刊于《历史学研究》2025年10月，总第204期，注释及参考文献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