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末清初时期，安多地区的文昌造像出现了“一身三像”图像。通过对其造像形制的地域性视觉表征梳理，结合文昌文化在安多地区多民族文化系统中的重构现象，安多地区文昌造像图像的“多元化”反映汉族道教文昌“文化特征”在多民族地域的在地性演化，其目的在于形成特定历史时期的多民族“文化共识”，在多民族交往过程中缓和当时的民族冲突，维护边疆稳定。
关键词：多元共生；佛道并存；文昌造像；安多地区
文昌全称为“梓潼文昌帝君”，但在早期，文昌与梓潼是具有截然不同职能和形象的两位神祇。梓潼的原型是四川梓潼县的地方守护神，据文献记载：“据考梓潼神乃龙系巴人的族神，一称潼河大帝，一即唐以前的‘壁山神’(辟山神)。他是大巴山的蛇神，……见安岳与大足唐宋石刻的浮丘大士形像，似尖嘴雷神而手握一龙。”［1］后与文昌融合则是“滥觞于唐，兴盛于两宋”。［2］这得力于当时道教文化的影响。明末清初，主管“文运”的文昌逐渐传入安多部分地区，其在民众中的地位高于同时期传入当地的道教“二郎神”和“关帝”，被当地藏族民众尊称为“阿尼尤拉”。这一观点在看本加《安多地区的文昌文化研究》、索南旺杰《多文化视域下的青海藏区文昌信仰》、曾传辉《青海省贵德县文昌神和二郎文化考察报告》等研究成果中都有指出。多位学者认为，“尤拉”一词在当时意为“地方神”，说明文昌被视为当地的地方保护神，这一点应该来自藏族文化的影响，反映道教文昌职能的“在地化”变化，而“阿尼”一词含义类似“祖父”，说明当地藏族民众将其视为祖先的象征来尊敬，具有崇高的地位。
安多地区的主导社会思想文化为藏族文化，明末清初，汉族文昌文化在此传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文昌文化的移植与重构现象，由此出现了“一身多像”的造像形制以及相对应的供奉体系。
安多地区分布多个藏族自治州，当地的文昌文化集中分布在安多地区核心区域青海省东部的藏族自治州，且信仰规模有所差异，规模较大的为自治州贵德、贵南、共和三县，其中贵德县是安多地区文昌文化的重镇，安多地区最大规模的文昌宫就坐落于此，三县的文昌宫殿数量多达十余座。此外，当地“佛道并存”文化中的另一位“二郎神”，其部分庙宇中也出现了文昌造像，例如玉皇阁、周屯二郎庙等。其次是贵南县，有近十座文昌宫庙，主要分布在村一级，如茫拉乡下洛哇村、过马营镇过马营村等地。共和县现存三座文昌宫殿，分布在恰卜恰镇、共和县甘地乡等地。从地域上看文昌文化分布，最东部的海东地区，主要集中于与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接壤的化隆回族自治县，它西接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南临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尖扎县，虽然当地建有安多地区第二大文昌庙——夏琼卡夏德寺，信众居多，但文昌庙数量较贵德县而言是很少的。与化隆回族自治县文昌文化现状相似的还有黄南藏族自治州，文昌文化主要集中在该州的同仁、尖扎两县，其中尖扎县虽然有广泛的信众，但没有专门的文昌庙，民众们在进行文昌仪式活动时会到附近的夏琼卡夏德寺。同仁县专门的文昌庙有两座，分布在隆务村、苏乎日村。除此以外，在当地的二郎神庙宇以及信众家中会供奉文昌神的画像，以用于日常祭拜。
安多地区文昌信仰规模差异化源于青海省各藏族自治州农业生产方式的差异化，这与当地多民族混居的格局有关。例如：海南藏族自治州为代表的农业区，藏族、汉族、蒙古族、土族等多民族混居，这一类型地区的文昌文化氛围浓厚；而以黄南藏族自治州为代表的牧业区，民族格局相比之下较单一，以藏族为主，这一类地区文昌庙宇则数量稀少，这反映了当地“藏文化圈”中其他民族对汉族文昌文化的接纳态度。
一、文昌文化在安多地区的“多元性”与造像的“一身三像”
1、文昌庙布局的“多元性”
安多地区文昌庙的建筑布局有独立文昌庙、佛道并存庙宇、与村落诵经堂合建的庙宇以及村庙共四种类型。依照建筑规模与功能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独立设置文昌主尊造像的文昌庙。这类建筑中的主尊雕像为形体巨大的单体文昌造像，殿内安置有多种教派的配属神祇雕塑，呈现出“多神教”的构成样态，以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河西文昌宫为代表。该宫中庭设有藏式黑文殊和魁星的造像，中庭建筑内左边自上而下为羊师大将、王母娘娘以及献花仙女、送子仙女四位配属，右边自上而下为八札爷、药王等六位配属神，庭院后殿作为主殿，中间则是文昌造像，其顶部还出现了释迦牟尼铜像，暗示当地“佛道并存”的文化现象。造像座下有汉族文昌造像传统布局式样中的天聋、地哑两仆从雕像，两边各有多位汉、藏两族的配属神，左为汉族道教赵公明、城隍、土地等雕像，右为藏族神祇羊师大将、苯教龙王等雕像。这种汉、藏两族造像的混合组合显示了当地多民族信仰文化的融合。
第二类，佛道并存的寺院。具有代表性的为海东地区化隆回族自治县卡夏德寺，该寺设有藏族文化中特有的白塔和煨桑处、祭台，同时出现了汉族道教文昌的独立殿堂，但主尊文昌座下左、右眷属神不再是汉族文昌的传统造型样式，天聋、地哑两仆从塑像被藏族神祇翰巴梓潼、翰巴拉果的造像所代替。该文昌殿与设有藏族神祇大黑天、大威德明王、马头金刚等造像的护法神殿以及白塔构成了“佛道并存”的造像组合布局。
第三类，村落中的小型文昌殿。这一类型文昌殿有两种建筑形式。其一，与村落民间信众自发集资所建的诵经堂、村庙结合在一起，例如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苏乎日村诵经堂。该场所分上下两层，第一层供奉地方保护神，所供奉的众雕像布局为“品”形，居中的主尊造像为当地山神，座下左右分别为保护神，主尊造像两侧设有翰巴拉果、翰巴梓潼等多位藏式神祇造像。文昌在第一层神殿中被供奉的形式是以唐卡的形式出现，且出现了多种文昌图像造型。第二层则是供奉藏传佛教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师以及格鲁派祖师宗喀巴等塑像。其二，有文昌造像的单间村庙，例如贵德县贡巴村文昌庙。该庙“佛道共存”的文化也体现在主尊文昌造像顶部出现了藏传佛教大师莲花生的造像，四周墙壁绘有藏族神祇的形象，如黑文殊、马头明王等，并悬挂藏传佛教活佛的图片。
结合看本加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归纳上述安多地区文昌神供奉场所的造像布局特点为：
(1)安多地区的文昌庙宇中，其布局多为汉族文昌主尊与藏族神祇翰巴梓潼、翰巴拉果的造像组合形式。
(2)文昌的供奉样式多样，塑像、壁画、唐卡都成为供奉其的载体。
(3)无论是规模大还是规模小的文昌庙宇，当文昌在建筑中是以主尊造像的形象出现的时候，都展示出“多元共存”的信仰文化，周围配属雕像既体现藏族文化，出现黑文殊菩萨、莲花生大师等造像，也同时体现汉族道教文化，出现城隍、王母娘娘等形象造像。
安多地区的文昌文化反映出多元文化并存的特点，即藏传佛教、道教、苯教、民间信仰为一体的多元文化。由于这种多元一体的体系，安多地区文昌造像也相应出现了“一身三像”的特点。
2、安多地区文昌“一身三像”的造像形制
安多地区出现的文昌造像，由于受到当地多个民族社会文化思想的影响，其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结合其所存在地域文化以及汉、藏两族对文昌赋予的功能性差异，安多地区文昌造像的表征呈现为汉藏合一(汉式面容、配饰为藏式)、藏式、汉式(汉式面容和汉族服装配饰)三种样式。
汉藏合一样式造像的典型代表为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沙沟乡的唐乃亥文昌庙中的文昌神造型(图1)。主尊文昌造像为汉族文官造型的坐像，金色的面容神情肃穆，留有汉式黑色长须，头戴汉族文人官帽，右手持剑。藏族文化主要体现在身披藏式袈裟，外系白色哈达，胸前挂刻有“宏”字样的铜制胸镜，主尊背后绘有背光以及藏族高僧大德的图像，墙壁上还挂有唐卡。
图1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南县沙沟乡唐乃亥文昌庙中的文昌造像(作者实地考察手绘)
图2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贡巴村文昌庙文昌神造像(作者实地考察手绘)
藏式造像代表为同为海南藏族自治州的贵德县贡巴村文昌庙文昌造像(图2)，该文昌雕像采用坐像造型，面部与高僧莲花生大师类似，双眼怒睁，双手扶膝，脸容也为金色，胡须则为藏式胡须，双耳略长，头戴藏族皮帽，身着藏族服饰，胸前也挂有刻着“宏”字的铜制胸镜。
汉式造像代表则是贵德县上卡岗村的文昌宫主尊造型，这一类造像多出现于安多地区的汉族聚居区，主尊和伴神的衣冠容貌为汉族道教造像的传统式样。
安多地区这三种样式，从艺术造型的角度诠释了在多民族聚集地域中，文昌造像“一身三像”图像表征的在地化演化现象。例如：在汉藏合一类型中，造像采用汉族道教文昌的妆容，其头冠、脸颊、胡须都采取汉人样式，而服饰、铜镜采用藏式装扮；藏式造像则形象如藏传佛教高僧莲花生大师；汉式造像有时在服饰、贡品种类方面体现出当地地域性民间宗教文化的特征。
汉族文昌文化经安多地区多民族聚集区传播后，一方面延续其在道教文化中的职能，另一方面被赋予了地方保护神的新职能，以满足当地非汉族民族的精神需求。道教文昌造像组合中的传统样式——文武护卫伴神天聋、地哑，在安多地区以藏族文化中的翰巴梓潼、翰巴拉果形象出现，如图2所示，主尊文昌造像两侧出现了的翰巴梓潼、翰巴拉果雕像，类似藏族文化中的大黑天造型，他们手持代表文神身份的毛笔和经书以及武将身份的兵器，形成了视觉上的反差，如此，安多地区的文昌神、文将翰巴梓潼、武将翰巴拉果所形成的造像组合图像，依然保持了人们对道教文昌固定认知观念中的造像组合配置，即文昌主尊造像搭配一文一武两尊伴神造像。
二、安多地区文昌文化的“多元并存”现象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文昌宫是青海省“藏文化圈”中文昌文化最具有特点的场所之一，其功能为“汉番信仰，土民供奉，每逢朔望，香烟甚盛，有事祈祷，灵应显著，旧为汉番祈福消灾之所”。[3]据当地人介绍，贵德县原本共有3处文昌庙，其他两处：一处在城关西大街，如今只剩两棵柳树；另一处在河西乡贡拜村，亦已修复。
贵德县文昌宫建于明成祖朱棣永乐年间，是格鲁派高僧所倡建，这一说法多在当地藏族中流传。虽然研究人员对于文昌宫的修建时间存在不同看法，但在文昌文化得到当地多民族认同这一观点上保持一致。现重建的建筑为三重建筑群的布局，在第二个平台的建筑群中修建魁星阁、火祖阁，以及有王母、送子、献花造像的娘娘阁，第三个平台修建的是文昌宫的正殿，殿内塑有文昌的座像，两侧塑有汉族道教文昌神伴神——天聋、地哑的立像，而非藏式塑像(翰巴梓潼、翰巴拉果)。
贵德县文昌宫展示了当地族群“多元并存”的信仰文化特点。一方面沿袭了明末时期当地汉族移民信奉道教的风俗，为了缓解明末边疆紧张的冲突局势，中原政权官方采取了“文化化边”政策，通过屯兵、移民的形式，将中原内地汉民迁移至青海等地区，在这一过程中，汉族道教文昌文化也随之传播至此。另一方面，汉族道教文化在安多地区传播的过程中，通过不同族群之间的通婚等混居形式，与当地其他民族文化产生碰撞，出现了自发性的自下而上的思想文化融合现象，汉族道教文昌等逐渐被吸纳到当地藏、土两族的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除了其造像形制发生变化，其承担的职责也发生了改变，如文昌被赋予了地方守护神的神职，有时也被贵德县信众称为“文昌爷”。
安多地区文昌文化的传播，虽然初期是明政权出于政治目的，有意识地主导推行，但在后期的发展历程中，大部分藏族、土族群众因为文昌承担的职责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而产生了自发性的接纳。传播过程中，汉族道教文昌的职责功能发生了“地域性”变化现象。为让安多地区民间信众接纳文昌文化，需要文昌具有被藏族上层阶层赋予的官方身份，藏族高僧大德们采用翻译道教经文文本，撰写祈愿文、祭诵文等形式，依据藏族文化的需求，对汉族道教文昌文化进行重新诠释与重构，将其转型为藏族护法神。功能方面既继承了汉族道家文昌主管“文运”的职能，又被赋予护法神的地方保护神职能。并且，为了使汉族文昌文化关联藏族文化，藏族高僧大德们也有意识地宣扬道教文昌对藏族高僧庇佑的事迹，并将这些事迹写成藏文赞颂文，其内容与贵德县流传的阿嘉活佛朝拜皇帝时受文昌护佑躲避灾难，为酬神在贵德县建文昌庙的事迹相似，这些举动说明了文昌得到了当时藏族上层的认同，现具有代表性的赞颂文有三世阿嘉活佛撰写的《文昌帝君煨桑祭祀诵辞》等。如此，借助文昌的新职能，通过满足当地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精神需求，以实现扩大文昌文化在民众中影响力的目的，这也是一个民族在多民族地域融入过程中，为让本民族文化能够在当地具有崇高地位进而民族关系和谐而采取的常见举措，即将当地主导的民族文化与自身民族文化形成某种关联。
文昌在藏文化中被视为文殊菩萨的化身——黑文殊，因此获得藏族上层的官方支持，文昌文化在安多地区得到藏族等民族群众的广泛接受。自古以来，这片土地上的文昌信仰长盛不衰，它在各民族对现实生活需求的精神祈求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职能角色，同时由于它身处藏文化圈，其形象与配属神祇也发生了重构，以上文贵德县文昌宫为例，其现被登记为藏族活动场所，设有经堂，会有苯教师诵经。主殿内的文昌帝君造像采用了汉藏结合的方式，其头冠、发髻、面相等采用了汉族所供奉的道教文昌造像形象，身上的服装装扮则为典型的藏族僧侣所穿的袈裟款式。该庙中作为文昌的配属神祇，出现了藏式造像，如马头明王、黑文殊菩萨等，此外，由于当地文昌还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色彩，所以其配属造像组合也带有强烈的地方民间性特色，出现了民间传说中的土地爷、山神等形象。
依据《汉书·天文志》《史记索隐》《晋书·天文志上》等历史文献记载，文昌原有职司的事务有：主文教礼乐、主寿命长短、主官位升降等，在汉代以后的漫长发展岁月中出现了分化，部分职能如消灾、掌管寿命逐渐被其他神祇取代，最后仅仅保留专掌禄籍之神。而安多地区文昌庙大殿的正门上方挂有“文光普照”“永佑一方”的匾额，说明了文昌神的两种神职，即庇佑取得功名禄位与保佑地方安宁，所以在安多地区藏族、土族、汉族等民族信众观念中，文昌神职责之一是作为地方的保护神。由此可见，文昌作为大神可以实现信众对现实生活中的多种祈求上的精神安抚，在贵德县文昌宫，信众们进庙祷告的诉愿多样，如求升学、求子、求晋升、求病愈、求婚、求平安等。
汉、藏信众在安多地区文昌庙的日常祈祷仪式有所不同，除了都有的磕头形式，藏族群众采用的是手持念珠或转经筒“转经”，在文昌大殿内绕走三圈，口中念有文昌经或者是藏族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汉族群众则像汉族传统道观佛寺祈愿那样先许愿后磕头，再按顺时针绕行主尊造像一周。在文昌贡品方面也出现汉、藏文化的差异。汉族是点香烧纸，贡献水果糕点等物品，藏族群众则是点酥油灯和“煨桑”，其中“煨桑”根据贡品种类分为“素桑”和“荤桑”两大类。鉴于供奉文昌的多种宗教文化行为，所以在贵德县文昌宫设有多种祭器：煨桑炉、化纸炉、香炉、酥油灯架，院中还竖立藏族传统风俗的五彩经幅。在藏地寺院实地考察中，还有一种以酒祭神的仪式，即将白酒倒入缸中，或者煨桑时将酒倒入桑料中，这是因为藏族信众认为神祇好酒，这一仪式在安多地区得到保留，成为当地文昌文化中汉、藏两族的显著区别。在重大节日里，该文昌庙还有白海螺吹法号、挂经幡、挂风马旗等典型藏族文化的活动。
三、安多地区的文昌文化特征
安多地区的文昌职能之一为地方保护神，与汉族山神的职能类似。在藏族文化中，地方保护神的种类有很多，不是特定指某一位具体的神，其神职也可大可小，小至一个村寨的保护神，大至一个族群或者某一地区的保护神，“称为地方神或地域神，是因为每一地方都有各自特定的山神，保佑着某一地区，即山神的管辖范围是有一定的地域限度”。［4］可见文昌文化被接受的原因之一是作为当地民族的地方保护神，在精神层面满足了人们世俗生活中的需求。
但在文昌文化被藏族等接受的过程中，虽然文昌的地位高于关帝、二郎神，但它依然隶属从属地位，并没有进入藏传佛教神祇体系的中心范围圈。其表现有三点：
其一，文昌的传入是在藏传佛教高僧的支持下。从藏区文昌文化起源的传说可以看出：其文昌神是文殊菩萨化身之一——黑文殊菩萨，并被藏传佛教活佛视为护法神，由此才传到藏区，所以文昌信仰在安多地区的传播是在藏传佛教高僧的扶植和推崇下，以护法神的身份传播到民间。
图3 藏传佛教构建金字塔式神阶体系图
其二，如图3所示的藏传佛教金字塔式神阶体系决定了文昌的隶属地位。藏传佛教以外的宗教派别神祇很难在藏传佛教中作为信仰中心圈的神祇存在，这从苯教神祇在藏传佛教中的地位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后弘期以后，藏传佛教文化逐渐取代了苯教文化在藏区的影响力，苯教以及地方性民间神祇成为藏传佛教的保护神，虽然也担负着护法的重要职责，但未能在藏传佛教信仰体系中占据主要的地位，汉族道教文昌也是同样，作为藏传佛教护法神或者是地方保护神，其地位处于次要的位置。在藏传佛教的教义中，不提倡崇拜世间神，例如文昌，藏区信众们认为，相比主要管理现世事物的护法神和地方守护神而言，藏传佛教中的佛教神祇地位更高。
其三，文昌在藏传佛教中的从属地位从安多地区文昌庙的神祇造像供奉也可看出。文昌神造像与莲花生大师等会同时出现，这并不是为了美观而随心所欲放置的，而是按照宗教教义布置。
文昌造像的“一身三像”视觉表征以及职能的“在地化”演化，反映了其多元的文化特征。
1.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共存
安多地区作为历史上多民族文明深度互渗的地域，其多元的族群共生共融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多元的社会文化。当地文昌文化的生成与流变正是这种文化生态的典型表征——既非单纯的道教文化移植，亦非藏族文化的简单接纳，而是通过跨文明对话实现的“多源共生”格局。以贵德县这一唐蕃会盟故地与茶马古道枢纽为例，自中原王朝推行屯垦戍边与移民实边政策以来，来自内地的农耕文明与道教文化随移民潮传入高原，与当地的原生族群文化碰撞交融。这种文化互构在当地的文昌文化中具象化为双重表征：其职责突破单一的功能限制，既保留道教“文运之神”的核心特质，又吸纳藏传佛教“护法神”的功能性元素(如部分造像身披藏式袈裟却手持汉式文昌剑)；其祭祀仪轨则呈现“双轨并行”特征，既有煨桑转经、悬挂经幡的藏族传统文化，又有焚香叩拜、占卜问卦的中原汉族文化。再如贵德境内现存的文昌宫建筑群(如唐乃亥村文昌庙)，以汉式歇山顶与藏式金顶共生的空间形态、道教中轴线与佛教转经廊道交织的建筑布局等，呈现出汉藏文化在社会思想文化层面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是简单的元素叠加，而是通过符号的转译、功能与意义的重构，最终形成文化共生。
具体表征为：
(1)空间记忆的具象化：顺时针转经体现了藏族文化，焚香叩拜则是对汉族道观祭祀文化的继承。
(2)物质符号的转译：哈达与黄表纸分别成为沟通神明的文化介质。
(3)时间维度的重叠：藏历祭祀周期与汉族节庆共同构成仪式日历。
汉、藏两族这种看似割裂的仪轨实践，通过共享神像(如图1汉藏融合样式的造像)与共时祭祀(如春节共祭)达成文化共生，本质是文化符号在跨族群传播中获得认同——当文昌造像的藏式造型(如贵德贡巴村庙内类似莲花生大师的金面造像)与汉式面容(如唐乃亥村庙中长须文官相)并存时，差异化的仪式共存成为不同民族文化相互接纳的举措之一。
2.泛灵信仰文化传统与功能化神祇体系并存的社会文化
任何一种文化传播到某地或某一民族时，唯有通过本土化再造，异质宗教符号才能在跨文化语境中传播并获得认同。文昌文化之所以能在安多地区部分地域盛行，其原因就在于汉族宗教文化在当地的本土化演化，即“在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吸收道教神祇，道教崇奉的关公、文昌帝君成为许多喇嘛庙中供奉的对象”。[5]
安多地区文昌文化的本土化进程经历了系统性重塑：文昌从单一科举职能转变为兼具文殊菩萨化身与地方守护神的职能；在视觉表征层面，造像艺术突破传统汉族样式，形成汉式面容与藏式服饰交融的独特形态，如贵德县唐乃亥村文昌庙中金面长须配藏式袈裟的坐像，或以完全藏化的密教忿怒相造型出现，如贡巴村庙内类莲花生大师的藏族服装样式造像；在仪式实践中，出现了汉族焚香与藏族煨桑并行、签卦与转经共存的共生模式。这种文化适应机制，本质是中国古代多民族聚居区的族群，通过对神祇功能的扩展，如增补护法的职能，与符号系统的在地化重构，如法器文化的转译，构建起覆盖现实需求的多维信仰保障体系，最终在安多地区形成了佛道相融、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正如图4所示，汉族道教文昌造像在与当地的宗教文化以及地域文化的结合过程中，原型出现重新整合，新的文化特质与自身传统文化相互吸收而不是采取对立的方式，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文化的整合能够避免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冲突，从而达到民族融合的目的，缓解了民族矛盾。
图4 安多地区文昌神“一神三相”的转化路径图
中国古代安多地区一方面延续多神共祀的原始信仰模式；另一方面，信众塑造多功能神祇形象，以道教文昌造像为例，其“一身多相”的造像突破了单一职能的限制，本质上体现着高原族群应对复杂自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性策略。这种艺术形态的变异，既是多民族聚居区多种民族文化碰撞的直接表征，更是宗教文化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本土调适的体现。从文化地理视角观察，安多地区作为“民族走廊”的核心地带，其宗教文化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
(1)空间叠合性：藏传佛教寺院、道教宫观与苯教祭坛在地理分布上形成交错格局。
(2)功能互补性：佛教的宇宙观、道教的科仪系统与本土萨满信仰构成完整的社会调控体系。
(3)符号再生产：神祇形象通过服饰、法器等物质载体实现跨文化转译。
这种宗教文化的层累性特征实质上是不同文明系统在青藏高原特殊地理环境下，通过持续互动形成的动态平衡机制。信众在保持核心信仰的同时，吸纳异质文化元素，使宗教实践兼具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最终形成“和而不同”的当地社会文化。
汉族文昌造像在明末清初的安多地区呈现出的“一身三像”艺术形态，其造像体系融合了多民族宗教艺术的典型特征，折射出该区域多元信仰的共生格局。这种文化现象的形成，既源于安多地区多民族聚居带来的文化多样性(如汉族、藏族、土族、蒙古等族群的文化互动)，更深层次上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不同民族文化的转化，即通过神祇形象的在地化重构，将道教文昌文化与当地民众的社会文化有机融合，形成了兼具地域特色与民族认同的复合型信仰文化模式。
结论
以安多地区明末清初时期的文昌文化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在安多地区造型、职能的演化梳理，可诠释中国古代安多地区藏族、汉族社会文化思想和谐共存的经验，即在不改变当地主导社会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将当地民间多种社会文化整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多元平衡的多族群社会文化平衡格局。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相互包容与吸收的多元信仰文化起着协调当地族群关系，共生共存的作用，同时这一文化现象也可以看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宗教信仰文化对族群的安定而言，都有着一定的影响。
安多地区的多民族族群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团结安定、和谐共处是主旋律。由于历史上的种种缘由，形成这一地区多元并存的社会思想文化格局，汉族的道教与儒教文化、藏族的藏传佛教与苯教文化、当地土族的民间信仰文化、蒙古族的萨满教文化等交织在一起。为了缓解民族冲突，各民族主动或者是被动地通过长期的接触互动，加强民族对话，虽然其中也出现过冲突与对立时期，但最终通过对多元宗教文化的整合，在对他族宗教文化认知与尊重的基础上达成了共识。在不同民族群众的日常生活族际交往中，不同宗教文化平等对话，没有出现压制，即使是在安多地区占据主导社会思想文化的藏族文化，也对他者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采用了融合举措，因此，多元一体信仰文化观念的建立，在民族关系稳定发展中是重要的一个环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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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 “中国美术考古文献中的多民族文化认同现象梳理与研究”（2024SJZD146）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程狄（1981— ），男，安徽界首人，江苏开放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术考古。
原刊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 2025年第6期，注释略，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