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刚杰·索木东
摘要：拉卜楞藏区有着特殊的人文环境和宗教地理，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国内外潜心于民族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考察和研究的良好沃壤。致使大批有识之士不远千里来到拉卜楞，深入拉卜楞藏区致力于藏学研究，成为中国早期藏学研究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黄明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文章就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和黄明信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一概述。
关键词：黄明信；拉卜楞文化；学术生涯；《拉卜楞研究论集》
甘肃的拉卜楞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也是农耕文明与牧业文明的交汇地区，历史上成为藏、蒙、回、汉以及撒拉等多民族的汇聚地带。这里的自然景观、宗教文化、生活习俗、生产方式、社会形态以及民族服饰和语言等自成体系，使多元文化在此相互交融，随着历史的推移，形成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国内外潜心于民族学、宗教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专家学者提供了考察和研究的沃壤。
特别是上个世纪初，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有识之士不远千里来到拉卜楞，深入拉卜楞藏区致力于藏学研究，为对外宣传藏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早期藏学研究事业的拓荒者和奠基人，黄明信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近年来，随着藏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拉卜楞再次受到世人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术交流把人们联系在了一起，所以也加深了我对黄老的了解。在拉卜楞的岁月足以让黄老自豪，对拉卜楞寺的学术研究，也断然不能让年过九十高龄的黄老释怀。正如他说：“我这一生，看来无法与拉卜楞割舍了。”实际也是如此，黄老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拉卜楞。拉卜楞寺的学术研究，成为黄老学术生涯的里程碑，也为我们研究拉卜楞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下面我们拟就早期拉卜楞研究及黄明信先生撰写的《拉卜楞寺研究论集》作一概述。
一、早期拉卜楞文化研究
拉卜楞地处甘肃重要的藏族聚居地带，只有弹丸之地，但很早就被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就有大批传教士、探险家和学者纷纷涉足拉卜楞，他们怀着不同的目的，有的运走拉卜楞寺的藏文经卷，有的盗取这里的文物，有的拍摄拉卜楞人文景观，在国外新闻媒体上公布后很快引起了轰动。国内自上个世纪初始，西洋文化迎布中国，科学日渐提倡。在旧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大批有识之士为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同进步，怀着坚强的信念和抱负，冒死西行，深人拉卜楞藏区，苦读藏语，或致力于文化研究，或致力于民族教育，或投身于民族解放事业，其中大多数人默默无闻而不为世人所知。
最早来到拉卜楞的是邓隆先生，邓隆先生(1884年-1938年)于1930年出任夏河县县长。他笃信佛教，酷爱金石考古与诗文，任职5年中曾先后撰写《拉卜楞设治之经过》《拉卜楞纪略》《拉卜楞之经藏》《漓水、大夏水考》，翻译《密宗四上师传》《米拉祖师传》《密藏问津录》《番师名义》《藏文注解》《文字般若集》等藏文作品。由于他热衷于藏学研究，所以亲自主笔，并特邀张其昀、藏族学者格桑泽仁等著名专家来拉卜楞考察，编写了脍炙人口的地方志第九卷《拉卜楞专号》，从而把边区一隅的拉卜楞文化介绍给了内地和国外。
作为台湾国民党当局第一任教育部部长的张其昀(1900年-1985年)先生，1936年来到了拉卜楞，经过大量的考察研究，编写了《夏河县志》，全书包括地理、地形、水系、气候、生物、民族、农业、林业、畜牧、矿业、商业、交通、政治、宗教、历史、附录共10卷，总计15300余字。该书言简义赅、内容丰富，注重民族结构、历史之阐述，突出宗教内容，并对拉卜楞寺作了系统、客观的研究。此书是夏河县历史上所修第一部志书，在学术界颇负盛名。
在张其昀之后，研究拉卜楞文化较为典型的还有人类学、社会学家李安宅(1900年-1985年)、于式玉(1904年-1969年)夫妇。他们于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从沦陷的北平绕道上海，经香港、云、贵、川、陕，到达大两北兰州。他们历尽艰险抵达拉卜楞，作了长达3年的实地调查。他们同藏胞同吃同住，从事民俗及宗教的调查研究，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李先生撰写的《藏族宗教史之实地研究》[1]，成为国内外藏学界公认的藏学研究奠基之作。于先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义务创办了拉卜楞女子小学，亲任校长，为当地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其间，她还写了大量有关藏族文学、宗教和民俗的文章。1943年，她又深入四川阿坝黑水藏区进行实地考察，撰写了多篇反映黑水藏区情况的文章。1949年12月成都解放，他们夫妇俩一道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初，均以50岁高龄毅然随军入藏。抵达拉萨之后，李先生任拉萨小学副校长，于先生任18军研究室研究员。他俩先后在昌都、拉萨等地工作了5年之久，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与李安宅夫妇同时来拉卜楞的阴景元先生(1909年-1968年)，也是拉卜楞地方藏学研究的先躯之一。1938年阴先生就任西宁调查组驻拉卜楞调查员一职，当他来到拉卜楞，了解到由藏民文化促进会主办的藏民小学经费困难的情况后，阴先生立刻报告给蒙藏委员会，解决了学校的燃眉之急。1941年，他就任夏河调查组组长再次来到拉卜楞。1943年就任拉卜楞藏民小学校长。他在拉卜楞期间，经常与李安宅、于式玉、李式金、黄明信等学者一起切磋藏学及商定编修县志事宜。1946年-1948年他兼任喇嘛职业学校教员，先后撰写发表了《拉卜楞的四月会》《拉卜楞寺夏季辩经大会》《拉卜楞寺的七月会》《国立拉卜楞寺青年喇嘛职业学校之展望》《嘉木样大师圆寂记》《霍硕特前首旗游记》等多篇论文。1947年冬随黄正清司令去南京编印《第五世嘉木样呼图克图纪念集》[2]，并为该集撰写《拉卜楞寺概况》章节。1949年夏河和平解放后，他投身于托卜楞地区建设事业中。
与此同时，作为早年出家为僧的黄明信先生，以宗教僧侣的特殊身份，在拉卜楞寺佛教文化方面的研究更是功不可没。他曾先后在《边政公论》《边疆月刊》《康导月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土观宗派源流部分章节》《蒙古源流成书年代诸评议》《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等论文多篇。
这些论作都成为今天我们研究拉卜楞藏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以及民族风情的重要参考资料。正是他们的共同奋斗，不断开拓，拉卜楞古城才成了学术界关注的地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大批专家学者致力于拉卜楞各个层面的研究，为今后拉卜楞地区藏族的历史、文化、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民族地区的文化发展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黄明信先生的学术建树
黄明信(1917年出生)先生，又名索南嘉措(bsod-nams-rgya-mtsho)，1917年12月出生于湖北沔阳，成长于北京，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历史系，1938年大学毕业后只身来到西北边疆的青海国立湟川中学任教。1940年秋，赴拉卜楞专门学习藏文。1941年冬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依照寺院传统方法修习佛学理论，他曾先后在拉卜楞寺从事藏传佛教文化研究长达8年之久，期间考得然卷巴格西学位，终日研究佛法哲理、藏传佛教，尤其是在因明学方面，有着深厚的佛学理论功底。1945年，他担任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的汉文老师。不久经五世嘉木样活佛向南京教育部推荐，被任命为国立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教导主任，深受校长嘉木样的器重。1947年嘉木样圆寂后，虽该校被迫停办，但却也培养了一批新的人才，有不少学员成为解放后文化教育界的骨干。1948年，黄先生在拉卜楞寺院考取了“然卷巴”(rab-vbyams-pa)学位，回到了故里北京。1950年，在中央民委工作，1953年调入民族出版社从事翻译工作。1958年-1978年在农场劳动。1979年平反恢复工作后，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缮本部民族工作组任研究馆员。1988年离休，后返聘10年，直至1998年方正式在家养老。黄老在藏学研究领域成绩卓著，归纳起来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翻译方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黄先生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和平解放西藏协议谈判过程中，在首席代表李维汉身边做翻译，后来发表过《追忆十七条协议翻译工作二三事》[3］一文。1953年起在民族出版社任藏文编译室副主任，是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藏文翻译组的主持人之一，并主持过《格西曲扎藏文词典》[4]和一些民族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包括《五体清文鉴》的影印出版，他对该书的成书经过进行了考证，后撰文在2003年出版的《贤者喜宴》里又被重刊。传统的藏文里佛学词汇丰富，但现代词汇贫乏，建国初，翻译宪法、毛泽东著作等文献资料遇到困难，黄先生参加了开创性的工作，对藏文哲学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厘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989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作为藏学专家的他就任干事，并兼任西藏天文历算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古民族文字研究会名誉会员。
2.古籍整理方面。1978年，黄先生从事《藏汉大词典》编纂工作，为其主要编纂者之一。1980年到了北京图书馆之后，整理馆藏藏文古籍，并制订了《藏文古籍编目条例》[5]。
3.藏传佛教史方面。黄先生参与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隋唐卷》[6]的编写工作，主笔撰写了《吐蕃佛教篇》；发表过《敦煌写本藏译无量寿宗要经研究》(合作)；用藏文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7]；颁3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了《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及其藏译本笺证》[8]；黄先生是《宗教大词典》[9]的副主编之一，此书于1998年在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他也是《佛教小词典》[10]的主编之一，该书在2001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
4.因明学方面。黄先生主编了《中国逻辑史资料・因明卷》[11]藏传部分；1989年在《因明学新探》一书里发表了《藏传因明典籍经眼录》；1994年在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因明研究》一书中发表了《藏传因明的应成式答辩规矩》。
5.藏历方面。黄先生与陈久金合作译著了《藏历的原理与实践》(藏汉合璧)[12]，被公认为是填补学科空白的力作，受到藏汉两族和国内藏学家的重视；又另外还编写了《藏汉历算学词典》(藏文)[13]、科普性的《藏历漫谈》[14]以及《西藏的天文历算》[15]。1992年国务院为了表彰黄先生对我国文化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他颁发了荣誉证书和特殊津贴。
为了整合藏学学术研究成果资源，2007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纂并出版了《黄明信藏学文集》[16]，将其列入《现代中国藏学文库》之中，文集共分三卷：
第一卷《藏传佛教因明文献研究》是关于藏传佛教和藏传因明学方面的论著，收录《吐蕃佛教》《历代嘉木样大师略传》《敦煌藏文写卷大乘无量寿宗要经及其汉文本之研究》《藏传因明学典籍260种经眼录》《北京图书馆藏文古旧图书著录条例说明》《有关五体清文鉴的一些历史资料》等文章近30篇，其中《吐蕃佛教》一文兼具资料和学术研究价值。
第二卷《藏传时宪历时轮历译解》由两部分内容构成：一是《藏传时轮历精要》藏文原著、汉文译解，以及实例演算；ニ是《马杨汉历要旨》藏文原著、汉文译解，以及实例演算。
第三卷《藏历研究》系黄先生有关藏历研究方面的论文结集，共收录《藏传时轮历原理研究》《藏传时宪历原理研究》《藏传时宪历源流述略》《藏历漫谈》《藏传释迦成道日之月食小考》《蒙古历、藏历、汉历例说》《藏历新年与农历春节日期异同的原因》《对于几种辞书里“藏历”条释文的评论》等16篇文章。
此外，黄明信先生还撰写了不少论文，先后在《民族研究》《中国藏学》《文献》以及《安多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黄明信先生具有深厚的藏文和藏传佛教功底，长期致カ于历算学研究，用藏汉两文撰写《藏历的原理与实践》，填补了国内外藏学界研究天文历算的空白，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作为藏学大家的黄老，在研究出版的诸多研究成果中，最令他满意和自豪的还是《拉卜楞寺研究论集》。
三、黄明信先生与《拉卜楞寺研究论集》
为着力加强学术交流，有效整合甘肃藏学学术资源，服务于地方民族文化和经济建设，继《拉卜楞历史文化文库》之后，甘肃省藏学研究所又主编并推出了《甘肃藏学研究文库》丛书。在这套丛书中，黄明信先生的论作当然是首选之一。《拉卜楞寺研究论集》于2011年3月出版，重点收录了先生研究拉卜楞寺藏传佛教文化的11篇论作，总计13万字。正值拉卜楞寺建寺300周年(1709年创建，注：2009年)之际这部论文集也即将推出，黄先生特别高兴，可惜由于经费等困难，两年后这本书オ得以面世，其内容如下：
第一篇《历代寺主嘉木样呼图克图传略》［17］。该文是1947年第五世嘉木样逝世后，由总法台嘉纳华仓活佛(署名散人善根宝海)口撰，由阿克堪布的资深秘书(署名比丘宝海)执笔而成的。文章简要介绍了第一世嘉木样大师至第五世嘉木样活佛的生平，由黄明信先生(署名福海)汉译后，专门辑录在《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纪念集》(藏汉两文版)中，文笔流畅，言简意赅，很难看出是译文，客观的评述了历代嘉木样活佛的政教业绩。《辅国阐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纪念集》出版后，成为了解和研究拉卜楞寺历史和历辈嘉木样活佛生平的唯一汉文文献。
第二篇《我与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文章记载了黄明信先生是国立拉卜楞青年喇嘛职业学校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亲自创建、经营这座喇嘛学校的见证者。文章简要记录了该校的创建来由、教员、学生情况以及当时办学的种种阻カ和艰辛，这些鲜为人知的重要资料对研究解放前民族地区教育发展的脉络有着重要的价值。
第三篇《拉卜楞寺的喇嘛生活》。文章指出藏传佛教寺院无论是修习体制还是组织机构，无论是修习仪轨还是遵从戒律都是很严格的，尤其是藏传佛教寺院格鲁派重大寺院的拉卜楞寺。此文忠实地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初拉卜楞寺僧侣的师徒传承、学经、集会、以及辩经等基本的日常生活。
第四篇《藏传佛教的口头辩论》。该文也是20世纪40年代初作者的亲身经历。有学问的藏传佛教僧侣一生的重要活动基本概括为“讲传、辩论、撰述”三个方面。其中最具特色也是最引人关注的是“口头辩论”。一般人只是欣赏其众多人围在一起拍手顿足问答的热烈场面，而并不真正了解其辩论的规矩和内容，有人仅从“立宗”一词引申出称赞某一学者时说他所立的好几个“宗”，然而却没有人能够驳倒之说。此文虽然不长，却是作者在拉卜楞寺学经时的亲身经历，这对于人们真正了解口头辩论的意义和纠正误解有一定的帮助，也是了解藏传佛教僧侣修习经典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五篇《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前言及编纂缘起》[18]和第六篇《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内容介绍》。文章考证了嘉木样协巴的《佛历表》名称及其功用，认为研究藏传佛教可以从历史、文献、教理等多方面人手。其中在历史方面，首先涉及到重要历史人物的年代，有些历史人物同名，但不是一个人物；有些历史人物名称不同，但实际上是不同时期或是修法过程中不同的命名。因此，人们在阅读藏文文献时很容易混淆。黄老从不同的文献中，将藏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加以罗列，进行考证，编写了《藏族历史人物年代手册》，这是识别历史人物必备的工具书。此外，在文章中作者还肯定了《佛历表》的重要价值。
第七篇《<汉藏大藏经目录异同>编辑笔记》。文章指出从文献研究藏学最主要的资料当然是大藏经。不过相当于“大藏经”这个词的梵文和藏文是没有的，即便是汉文。因此，汉文大藏经与藏文大藏经所收入的经、论的种类和数量很不一样，对于研究佛教文化的人，找出二者的异同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
第八篇《<拉卜楞寺总书目>与<北京图书馆藏文古籍目录编制条例>》。文章对藏文古籍(长条书籍)进行了定位，以《<拉卜楞寺总书目》为例，结合以往如《藏文典籍要目》《民族图书馆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德格印经院目录》《布拉格收藏的德格版藏文印本文》《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总目录，为北图制定了编目条例，也为藏文典籍的馆藏和编目找到了一个最佳方案。
第九篇《拉卜楞寺藏书中的<汉历大全>》。文章介绍了拉卜楞寺馆藏的一部清康熙年间御制的藏译《汉历大全》，精抄本870叶(正反两面为一叶)，其中点明了此书的难懂性、重要性以及不完整性。作者也特意指出在拉萨布达拉宫的五世达赖喇嘛的书库里发现了此书的木刻本，也不完整，恰二者可以互补，所以作者建议完成合版意义重大。
第十篇《西藏文献目录的过去和对今后工作的希望》。文章首先回顾了历史上西藏藏文文献目录，其中包括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目录的编纂和研究情况，然后针对书名的简称、书名的汉译、分类法问题、作者的著录、著作的年代以及版本情况等提出了可操作的建议。
第十一篇《<至元目录笺证>编辑目录》[19]。直至元朝，オ由皇帝集中了几个民族的高僧大德、大学者的力量完成了这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用汉文逐部标出蕃本有无或其他情况。清朝中期由大翻译家エ査卜译成藏文。作者把书中“蕃本”有无的记录，逐部核实，针对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纠正。要想编制合乎现代要求的藏文古籍目录如果没有前人的经验引路，困难很多，尤其是“简称”与“査重”，没有较深的学力是做不好的。“简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藏文古籍的书名大多是很长的，不便于记忆，一般只用其简称，从书目里査找时，如不知其简称就很难査到。同一部书的不同版本其书名不一定完全一样，把不同来源的书放到一起时，遇到两部书书名类似而又不完全相同时，辨别其是复本还是另一种书，这种工作叫做“查重”，没有较高的水平是做不好的，《拉卜楞总书目》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我们在编制北京图书馆藏文古籍目录时，借助于它的地方不少。
四、小结
数十年来，潜心于甘肃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共同付诸了许多心血和代价，从而使甘肃的藏学研究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综观黄明信先生的学术生涯，笔者有以下一些感受：
1.上个世纪，在新文化运动思潮的影响下，先辈们将新文化运动思潮带进了拉卜楞藏区。诸多革命志士纷纷抵达拉ド楞，为民族的觉醒、民族的解放和独立而奋斗，他们有的在拉卜楞地方政府任职，有的是从事研究的学者，有的远赴边疆从事革命。在全国解放的同时，拉卜楞也得到了解放，加快了民族地区解放的历史进程。
2.前贤架构了新文化思想的框架，开拓了拉卜楞文化研究的先河，让世人关注和研究拉卜楞文化。这些专家学者抵达拉卜楞，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通过不断的宣传和介绍使国人都了解和熟悉了偏僻一隅之地的拉卜楞寺以及拉卜楞文化的重要地位。
3.打破了传统文化教育体系的框架，在前辈们的努力下使得拉卜楞从寺院教育走向了学校教育，为解放后民族教育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民族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4.为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文化的弘扬创造了必要条件。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藏族文化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极大关注。随着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拉卜楞寺于1979年得到了恢复，1982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民族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了党和政府的重视。正因为有前贤奠定的良好基础，后辈们オ得以将拉卜楞历史与文化进行有系统、有规模、全范围的研究。1984年正式成立了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调集藏学研究人才重点研究拉卜楞寺馆藏的珍贵文献，将民族区域文化纳入由国家统一研究的规划当中，为民族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甘肃省藏学研究所近十年来，相继问世了数十部有关拉卜楞专题的研究专著，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了数百篇相关的学术论文，内容涉及拉卜楞寺历史、宗教、经济、文化等，形式包括论文、新闻报道、影像资料、照片等。不少学者专门从事地方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创造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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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