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2023年8月16日至18日作者在海东市乐都区由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和青海省政协共同主办，九三学社青海省委员会和海东市政府协办召开的瞿昙寺与河湟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讨会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后登载于由谢佐、噶尔哇·阿旺桑波撰写的《青海小故宫——瞿昙寺》一书中。）
内容提要：瞿昙寺是青海地区独有的、具有皇家规制的藏传佛教寺院。瞿昙寺的建立既是明代统一祖国和治理青藏的产物，也是智光禅师、摄帝师、三剌喇嘛等佛教高僧爱国爱教和各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瞿昙寺的建寺经历、建筑形态、文物古籍和传说典故既体现内地和青藏高原悠久频繁的社会、文化和艺术交流，又体现瞿昙寺在联结国家、内地和青藏之间的枢纽地位。瞿昙寺历史文化不仅是促进青藏高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资源，而且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动力。认真系统挖掘、整理、研究和展示瞿昙寺深厚的历史和壮丽的文化，是继承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举措。
关键词: 瞿昙寺 历史文化 三刺喇嘛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图为宫廷式青海小故宫——瞿昙寺
引言
瞿昙寺是青海地区一座历史悠久、意义独特的藏传佛教名寺。这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的寺院，是一座被蒙上过扑朔迷离的传说色彩，并对民族团结有重要历史贡献的佛教寺院。瞿昙寺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是洪武年间一位曾在青海湖海心山长期静坐修炼的高僧桑儿加查实（今译桑杰扎西），世称三剌喇嘛者所创建。他曾受摄帝师和大乘法王的派遣，前往南京觐见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三剌喇嘛一行到达皇宫后，给皇帝和诸文武大臣讲经传法，广利众生，因此备受明太祖朱元璋的敬崇。明太祖遂封他为“国师”，并赐他“西天佛子”的称号。同时，明太祖还封三剌喇嘛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明太祖当时所赐红底金书“瞿昙寺”字样的匾额至今犹存，落款是“大明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其后，明成祖永乐帝、明宣宗宣德帝也对瞿昙寺大力扶持，多次扩建或新建殿堂。瞿昙寺本就是典型的明朝早期宫廷式建筑风格，把瞿昙寺的外形建造为典型的汉式皇宫风格，增建了宝光殿和两个配殿。为了纪念其先祖的功绩，到宣德帝时又增建了隆国殿。由于这些殿堂的建成和完善，瞿昙寺从此作为一座富丽堂皇的皇宫式寺院，庄严屹立在乐都南山脚下，面朝清亮的瞿昙河，背靠巍峨的罗汉岭，北依高耸的松花顶，南向青翠的照碑山。
三剌喇嘛之弟索南坚赞和其侄班丹藏卜，先后被明朝封为“国师”和“大国师”，并赐金册、印诰。明朝皇帝还多次派人到瞿昙寺视察，不断赐给该寺山场、园林。在历史上，瞿昙寺因为田地甚广，曾领属十三寺，管辖七条沟，并有五十二员旗军护寺。瞿昙寺不仅外观建筑庄严堂皇，寺中文物珍品也收藏丰富。寺院里保存有镌刻着永乐帝、洪熙帝、宣德帝赐给的五道敕谕的五座石碑；各佛殿中有旃檀宝座和供养台、外围有石制栏杆，还有宝贵而殊胜的钟鼓楼、两厢廻廊的巨幅彩色壁画等。从瞿昙寺历年沉淀、保存和珍藏下来的建筑规模、文物珍品，也不难想象和辨认这座历史名寺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尤其是对今天回望历史、复兴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独特的启迪和传承意义。
下面，我依照时间顺序，简要回顾瞿昙寺的“前世今生”和历史沿革，以及在一些重要历史节点上，这座寺院所起到的独特作用：一、明初对吐蕃实行的招抚归顺策略；二、许允德入藏招抚归顺的历史功绩；三、作为明朝“西域使者”的智光禅师；四、三剌喇嘛派遣明宫廷的摄帝师；五、瞿昙寺创建者国师三剌喇嘛的历史贡献；六、结论。
一、明初对吐蕃实行的招抚归顺策略
自洪武初年，明朝统治者在治理以乌思藏为主的广大藏族地区的过程中，大量吸取了元朝统治者扶植藏传佛教、尊崇礼遇藏族高僧的经验。经历了元代近百年的统治，藏传佛教在内地已有了广泛的影响。有元一代，对藏传佛教高僧的尊崇可以说达到了极致。据《元史》记载：“……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西土。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诏褒护，必敕章佩监络珠为字以赐，盖其重之如此。”元朝的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为明朝统治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留下了宝贵经验。所以，明朝如元朝一样，传承和采取了前朝优宠藏传佛教高僧的政策。
自洪武二年(1369)始，明太祖即遣西征军向西攻克临洮，始与吐蕃接触，自此数次遣使进入西北吐蕃，招谕当地僧俗官员上层人士弃元降明。派遣使者诏谕吐蕃各部的举措，始于洪武二年五月。《明实录》记载：洪武二年五月甲午，“遣使持诏谕吐蕃……使者至吐蕃，吐蕃未即归命，寻复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往招谕之”。
明朝称西藏和其他吐蕃为“西番”或“吐蕃”，对这一地区用兵较少，主要实行招抚。比如，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就是一个在招抚藏族头人方面立下大功的地方官员。许允德曾两次只身进入朵思麻、朵甘思、乌思藏，联系当地的藏族首领，“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
继西宁卫与河州卫建立僧纲司之后，永乐至正统的几十年间，明朝又陆续在甘、青其它吐蕃设置僧纲司机构，《明实录》里有不少相关记载：
永乐五年(1407)三月乙丑，“设陕西甘肃州左卫及古浪卫僧纲司”；永乐十一年(1413)五月庚辰，“设陕西贾穆龙僧纲司，以番僧锁南监藏为都纲”；永乐十二年(1414)二月丙午，“设陕西藏吉地面眄囿朗堂、当笼、加麻僧纲司”；宣德元年(1426)十月己丑，“赐西宁卫国师马尔藏、临洮卫都纲已失坚藏等二百六十九人……彩币表里、袭衣、靴袜有差”。
据此可知，在宣德元年之前，临洮卫已设置僧纲司，故有临洮卫都纲已失坚藏在宣德元年来朝入贡的记载。
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陕西西宁卫弘觉寺番僧勺思吉蒙钦锡度牒，到荐福寺住坐，见这里殿堂荒废，遂发愿重修，立正统圣旨碑。这块圣旨碑立于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碑文记述了明英宗时蕃僧勺思吉整修荐福寺的故事。
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
二、许允德入藏招抚归顺的历史功绩
作为一名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许允德替明政府招抚了元萨迦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等大批元朝委任的吐蕃首领，并使元宗室、镇西武靖王卜纳刺归降，为明王朝在河、湟、洮、岷一线建立“西番”诸卫所铺平了和平的道路。
史书记载，洪武三年(1370)六月乙西：“故元陕西行省吐蕃宣慰使何琐南普等，以元所授金银牌、印宣敕诣左副将军邓愈军门降，及镇西武靖王卜纳刺亦以吐蕃诸部来降。先是，命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招谕吐蕃十八族、大石门、铁城、洮州、岷州等处，至是，何琐南普等来降。”
不仅如此，西藏等地区藏族诸部归顺明朝以及明代乌思藏、朵甘思、朵思麻诸卫的设置，也主要是依赖于许允德的招抚。史书记载，洪武六年(1373)二月癸酉：“诏置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司宣慰司元帅府一、招讨司四、万户府十三、千户所四。以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以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先是遣员外郎许允德使吐番，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至是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
在较短的时间内，明朝政府“不劳师旅之征”而使辽阔的吐蕃地区的僧俗官员得以联络授职，许允德功不可没。因为他频繁地出使藏地，朝廷对他的信任赏识有加。洪武七年(1374)三月癸巳，“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自西番朵甘、乌思藏使还，赐冠带、罗衣及钱”。有些吐蕃僧俗首领，由于交通等原因，不便入朝接受敕封的，也常由许允德代表朝廷颁敕印诰。这些得到朝廷诏敕印诰的地方僧俗首领，纷纷表示要“忠顺明朝定要安辑众庶”，“恪修厥职”。明太祖自然对许允德的业绩也表示赞赏，给予了特别的褒奖：洪武七年十二月甲午，“上以员外郎许允德使朵甘、乌思藏，命给其家常俸外，月增米三石赡之”。
西藏和其他吐蕃地域辽阔，各部分散，要一一联络起来，实属不易。许允德为完成此项任务，可谓历尽艰辛，披星戴月地往返、盘桓达五年之久。洪武七年十二月，他再次完成安抚西宁等处任务后回到临洮，最后积劳成疾，客死当地。至今他的墓还在临洮城东。
许允德不辱使命，恪尽职守，在促进明初大一统局面形成和藏汉民族团结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遗憾的是，对于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边陲使者，现存的史料对他的记载十分稀少，只知道他是长安人，更多的事迹包括他的旅途见闻等都湮没无闻，有待有心人继续挖掘和发现。
图为噶尔哇·阿旺桑波活佛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学术论文
三、作为明朝“西域使者”的智光禅师
智光禅师是明朝时期佛教史上的一位重要的禅宗禅师和“文化使者”。他不求名誉地位，淡泊宁静，潜心研究佛法，尤其对印度文化的研究相当精深。他翻译过师父的《四众弟子菩萨戒》，还讲授过《心经》《仁王护国经》《大白伞盖经》等。随着他的修行愈发高深精妙，对于追随他探究学问者，智光总是不厌其烦，深得众僧佩服。传说智光有弟子数千人，其中著名的有几十人。他用藏语讲课，培养了一大批藏族学生，其藏族弟子则用梵语教授宫中的内侍们诵读经典。
智光15岁时辞别父母，出家到大都，进入法云寺，皈依佛门，拜天竺高僧萨诃咱释哩为师。洪武二年（1369年），萨诃咱释哩带领智光等高徒前往五台山修行。洪武七年（1374年），萨诃咱释哩带领智光等12位高徒前往南京钟山寺。朱元璋特地在皇宫召见他和他的弟子们，礼遇有加，并给予高度评价。从洪武九年开始，智光追随师父到过浙江普陀山、天目山等地，足迹遍江南名山，再到安徽宣城的水西寺、庐山的东林寺，两年后回到钟山，得到朱元璋的接见和众多赏赐。智光奉朱元璋之命翻译的《四众弟子菩萨戒》，“词简理明，众所推服”，表现出极高的语言天赋，由此得到朱元璋的器重。
智光也是一位中华文化的传播者与“和平使者”，共三次出使西域，最远到达今天的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带，是明朝初年沟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使者。
洪武十七年（1384年），智光奉朱元璋之命率徒弟惠辩等出使西域。智光的第一次出使西域取得了极大成功。这个时期，印度的佛教已经衰败，尼泊尔地区成了佛学的又一个圣地，西藏的学者多到此处深造。智光的学问折服了当地的高僧，据说他传金刚坛场四十二会，人们把他奉为“圣人”。这次远行的成果非常丰硕，尼八剌（尼泊尔）、西番乌斯藏（西藏）等好几个部族、番国，都派使者携带宝贵礼品，跟随智光朝觐明朝。
不久，朱元璋派智光第二次出使西域，目的地仍然是尼泊尔。西域各方国依旧派使者携带礼品跟随智光朝觐明朝。
明建文四年（1402年），明成祖朱棣夺取侄儿朱允炆的皇位仅两个月，就命智光第三次出使西域。智光携带朱棣皇帝的诏书和白金、彩币等礼品，去拜见萨迦帝师与法王，前往朵思麻、朵甘思、灵藏、乌斯藏、尼八剌等处。智光此次出使，历时三年多，除了传播佛教文化外，当然还有宣示朱棣皇权的政治目的。
智光受封为右善世后，在南京继续潜心研究和翻译佛经。永乐十五年（1417年），智光奉诏到北京，居住在崇国寺，受到永乐皇帝的召见，并赐予他国师冠、金丝袈裟、禅衣等物品。
宣宗继位后，仍然特别关注智光。宣德三年（1428年），皇帝奉太皇太后谕旨，动用国库储备，在京城西北金朝清水院旧址修建大觉寺。宣德十年（1435年），英宗继位，加封智光为“西天佛子”，这是汉僧中无人享受过的称号，并同时赏赐玉印、宝冠、金织袈裟、仪仗车马、法器之类。同年农历六月十三日，智光圆寂于大觉寺，享年88岁。
智光作为一位禅师和“西域使者”，为明朝王室与西域、吐蕃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一角
四、派三剌喇嘛赴明宫廷的摄帝师
元末时的摄帝师喃迦巴藏卜，是元末明初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之一。镇西武靖王卜纳剌降明之后，其即于明洪武五年(1372年)十二月以吐蕃地区故元吐蕃最高长官之身份，首亢归顺明朝，并遣使入贡。因其在吐蕃归顺明朝方面起了带头和宣抚作用，洪武帝对其十分重视。
洪武元年（1368年）明朝建立。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即派人前往西藏，诏谕各地僧俗首领归顺新朝。洪武五年（1372年）西藏最后一位元朝萨迦摄帝师喃迦巴藏卜率先奉诏归顺，被明朝封为“炽盛佛宝国师”，并赐玉印。萨迦摄帝师喃迦巴藏卜又先后向明朝举荐了元朝在西藏的旧官员100余位，明朝都分别授予各级官职。其他僧俗首领也争相归附，朝贡请封，上缴元朝旧敕印信，换取明朝新敕印信。因此，我们可知三剌喇嘛是摄帝师派遣明宫廷的主要人物中的一位高僧。
《释氏稽古略》续集卷二说：“癸丑，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诏故元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自是蕃僧有封为灌顶国师及赞善王、阐化王、正觉大乘法王、如来大宝法王者。”《明史》卷三三一：“又遣陕西行省员外郎许允德使其地，令举故元官赴京授职，于是乌斯藏摄帝师喃迦巴藏卜，先造使朝贡。（洪武）五年十二月至京，帝喜，……明年二月，躬自入朝上所举故六十人，帝悉授以职，改摄帝师为炽盛佛宝国师、仍赐玉印”；“（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复贡。”
这就是说，以元朝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凡六十人，皆授以职位，而以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这话过程大致是这样的：起先，皇帝遣员外郎许允德使吐番，令各族酋长举故官至京授职。于是，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以所举故元国公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来朝贡，乞授职名。省台臣言：“来朝者宜与官职，未来者宜勿与。”上曰：“吾以诚心待人，彼若不诚，曲在彼矣。况此人万里来朝，若俟其再请，岂不负远人归向之心？”遂皆授职名，并赐衣帽、钞锭等。同时还遣诏谕朵甘、乌思藏等处曰：“我国家受天明命，统驭万方，恩抚善良，武威不服，凡在幅员之内，咸推一视之仁。近者，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以所举乌思藏、朵甘思地面故元国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讨司、元帅府、万户、千户等官自远来朝，陈请职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识达天命，慕义来庭，不劳师旅之征，俱效职方之贡，宜从所请，以绥远人。以摄帝师喃迦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给赐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监藏等为朵甘、乌思藏武卫诸司等官，镇抚军民，皆给诰印。自今为官者务遵朝廷之法，抚安一方，为僧者务敦化导之诚，率民为善，以共乐太平。”
不久，摄帝师喃迦巴藏卜等辞归，命河州卫镇抚韩加里麻等持敕同至西番，招谕更多的土酋首领归顺了明朝。我们由此可知，智光禅师是元大都出家，也是明宫廷的重要高僧；而萨迦摄帝师是大都元末帝师，也是明初的炽盛佛宝国师；因此，明地方官许允德、“西域使者”智光禅师、摄帝师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通过他们的联络与交流，使吐蕃归顺明王朝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图为学术研讨会现场一角
五、瞿昙寺创建者国师三剌喇嘛的历史贡献
甘、青吐蕃最早筹建僧纲司机构是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这一年八月，明太祖朱元璋诏谕僧录司：“西(宁)、河(州)、洮州等处，多有不曾开设僧司衙门，凭僧录司差汉僧、番僧去打点。由此可知，吐蕃“番僧纲司”的设立始于洪武二十年，首先设置该机构的地区是在靠近内地、明朝最早经略的河湟一带。
洪武二十六年(1393)，始在西宁卫、河州卫等地设置僧纲司。是年三月丙寅，“立西宁卫僧纲司，以僧三刺为都纲”。在河州分设汉“番”两个僧纲司：“河州汉僧纲司，以故元国师魏失刺监藏为都纲”﹔“河州卫番僧纲司，以僧端月监藏为都纲”。明太祖言及在吐蕃设置“番”汉僧纲司的意义时说：“盖西番崇尚浮屠；故立之，俾主其教，以绥来远人。”同时，也对僧纲司任职僧提出希望：“自古帝王致治，无间远迩，设官以理庶务。稽诸典礼，复有僧官以掌其教者，非徒为僧荣也，欲其率修善道，阴助王化。非真诚、寡欲淡泊、自守者，奚足以任斯职。今设僧纲司，授尔等以官，给尔符契，其体朕之心，广佛功德，化人为善。”
最早担任西宁卫宏觉寺僧纲司都纲的这位名叫“三刺”的藏族僧人，是由萨迦摄帝师派安多地区的著名高僧，名叫桑杰扎西，因其法术高超，藏族僧俗民众称之为“大成就者海心仙人”，当地汉族群众则称其为“海喇嘛”。《明史》及《明实录》里称之为“西宁番僧三刺”。据藏族史书《安多政教史》记载，洪武初年，三剌喇嘛曾应明太祖之请入南京朝觐，在居留期间，遇有内地某城堡国库发生大火灾，三刺在御宴中将祈雨，熄灭大火。此后，太祖对其益加敬重。
这件事也可证明，“西番僧人三刺”早在洪武初年就曾出入过明朝廷。而元明两代萨迦摄帝师、大乘法王派遣明宫廷的著名高僧三刺喇嘛在明朝平定青海吐蕃各部时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三刺喇嘛在甘、青一带享有极高的声望，他的一纸书信，便可使骚动着的罕东部安定下来，并归顺朝廷。这件事足以使明朝皇帝认识到，宗教上层人士在信教群众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感召力。
招抚罕东部后，三刺“又建刹于碾伯南川，以居其众，至是来朝贡马，请敕护持，赐寺额。帝从所请，赐额曰瞿昙寺。自洪武皇帝亲赐寺名，后来建文帝潜逃瞿昙寺，朱棣为他隐居而修建了宫廷式建筑——瞿昙寺。从此，瞿昙寺、宏觉寺作为明王朝联系青海地方僧俗首领、维系其隶属关系的重要纽带和政治、文化、宗教交流场所，更是得到了明朝历代皇帝的大力扶植，多次为寺赐寺额，立碑记，亦多次给其上层僧人加授国师、禅师等封号，颁赐印诰。瞿昙寺因田地广阔、地位特殊，曾先后领属十三寺，管辖七条沟。瞿昙寺寺主一职由三刺(三洛）喇嘛家族按萨迦惯例世袭传承。在康熙、乾隆时期，清政府加强了对藏传佛教的管理，采取积极扶持格鲁派的政策，瞿昙寺也由萨迦教法改宗为格鲁派，出现了三剌喇嘛转世智合仓、曼巴仓、居巴仓等3个活佛转世系统。
综上，甘青地区是明代最早筹建僧纲司机构的地方，瞿昙寺的创建者三刺喇嘛是第一位担任西宁卫宏觉寺僧纲司都纲的人。宏觉寺自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以来就是青唐地区藏传佛教的主要寺院。蒙元时期，宏觉寺是萨迦班智达、帝师八思巴在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做出贡献的重要寺院。有明一代，西宁宏觉寺是青唐地区藏传佛教的首要寺院，更是国家和青藏高原联结的核心寺院。宏觉寺在祈福国家、教化民众、佛法修行、佛学教育和寺院兴建等方面在青唐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中发挥重要影响力。作为萨迦摄帝师派遣到明廷的三刺喇嘛，无疑继承了蒙元时期萨迦祖师们开创的藏传佛教高僧爱国爱教的传统，同时也影响到清代以后格鲁派的爱国爱教行为。总之，创建瞿昙寺的三刺喇嘛担任宏觉寺僧纲司都纲不仅是国家对瞿昙寺历史地位的重视，而且更说明西宁宏觉寺在明代边疆治理和青唐地区藏传佛教寺院体系中的影响力。
六、结论
在近代，青海藏传佛教寺院中，塔尔寺、佑宁寺等寺院的名声和威望远远超过了瞿昙寺。瞿昙寺虽然拥有恢弘的建筑和丰富的寺藏文物，但是说起瞿坛寺的历史，学术界往往语焉不详，尤其对三剌喇嘛的出身和经历、瞿坛寺早期建立的经过和所属的教派、永乐皇帝为什么派太监来寺和派军驻守、瞿昙寺为什么仿照皇宫式的形制？尤其为什么称它为“青海小故宫”，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皇上之驻锡，绝不允许建故宫式建筑，那么这座故宫式建筑内的主席皇上到底是谁？寺内为什么要建有隆国殿，以及其壁画的内容等关键问题？人们的看法也是扑朔迷离、莫衷一是。近年来，虽然有一些研究者对瞿昙寺的壁画、文物、碑刻等分别进行了研究，甚至写出了博士、硕士论文，但由于研究者对瞿昙寺总的历史缺乏明确理解，因此这些研究还难以形成有说服力结论，需要我们进一步严谨细致的探索。在这里，我根据一些文献和考察发现就三刺喇嘛的出身，永乐皇帝派太监来寺和派军驻守以及隆国殿的形制谈些看法。
关于三剌喇嘛的出身和经历，作者依据在西藏萨迦县的实地考察和访问，找到了萨迦郎噶巴家族的后人，了解到郎噶巴家族的历史踪迹，在此基础上指出“三剌喇嘛”诞生于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萨迦县萨迦镇卡热村郎噶巴家族，因而被人们称之为“郎噶巴”。三剌喇嘛从小就在西藏萨迦寺出家为僧，依止摄帝师和大乘法王等为师，取法名为桑吉扎西。按摄帝师和大乘法王贡噶扎西的授意三剌喇嘛一行从卫藏萨迦首先来到了朵思麻地区，再到达明朝皇宫后，给皇帝和诸文武大臣讲经传法，广利众生，受到皇帝的敬崇，遂被封为“国师”，并赐“西天佛子”的称号”，同时还封三剌喇嘛为西宁卫僧纲司都纲，当时所赐的红底金书“瞿昙寺”字样的匾额至今犹存。先后主要以青海湖海心山、宗喀大慈宏觉寺、卓仓郭隆山修行传法，利益众生。他在卓仓沟上游的郭隆山洞，修持了萨迦不共十三尊金法之一权柄之神“象鼻天神”本尊，眼前呈现出一处金碧辉煌的皇宫瑞相。当初在青海湖海心山修行了护国护法玛哈噶喇，世称“海喇嘛”，他证悟了大成就，藏语称“智钦郎噶巴”。
三剌喇嘛在大明皇帝朱元璋的大力扶持下，逐步扩建了瞿坛寺三世佛殿，其主佛供为三世佛和八大菩萨像，殿内两侧供有萨迦独具特色的马头明王和不动明王。四周修建了四座镇煞净地佛塔，位于大殿左侧护法殿中，有萨迦玛哈噶喇护法诸神和四臂护法神浮雕。右侧佛殿内建有一座萨迦大塔，殿内墙壁绘制了四座哲蚌塔，四周塔门各有金刚持佛像，各个塔层上有时轮、胜乐、喜金刚、金刚镢等本尊佛。中央大殿的壁画上绘制了萨迦班智达、摄帝师、大乘法王等高僧大德像。这说明瞿昙寺在初建之时属于藏传佛教的萨迦派。这就解释了瞿昙寺的彩色壁画为什么会有许多萨迦派故事元素。大明永乐皇帝依照国师三剌喇嘛的意愿，像元朝历代皇帝一样派遣使者，从乌斯藏萨迦寺迎请元帝师贡嘎坚赞之孙萨迦法王贡嘎扎西到明宫廷时，在国师三剌喇嘛的侍奉陪同下拜见永乐皇帝，向永乐皇帝传授了喜金刚灌顶、本尊象鼻天神和护法玛哈噶喇随许法等，受封为“大乘法王”。这些都说明了瞿昙寺和摄帝师、大乘法王、三剌喇嘛之间的关系。
至于永乐皇帝为什么派太监来寺和派军驻守，隆国殿为什么仿照皇宫的形制？依据当地的民间传说，提出三刺喇嘛是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国师，曾长期居于明宫廷，向以大明皇帝朱元璋为首的建文帝、永乐等王子和皇后，大臣将相们祈福灌顶、讲经传法，赢得皇室家族和帝王将相们的信任与拥戴。三刺喇嘛、许允德、智光禅师、摄帝师等与明皇室家族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他们是明宫廷与藏传佛教之间的桥梁纽带。因此，建文帝遇到生命危险之际，只能逃至瞿昙寺投靠国师三刺喇嘛膝下出家逃命。当国师三刺喇嘛出面救命建文帝时，永乐皇帝出于父王国师的情面而赐恩免灾，但是要求严格保密真实身份，不得让外人知晓，三刺喇嘛则答应让建文帝仅修佛法，不涉政事，对外宣布建文帝西下南洋，下落不明。永乐皇帝为此专门派出四个太监，大臣和大小军官一百多位带领士兵来瞿昙寺保护和监视建文帝。同时，智光禅师对建文帝保命和隐居修行、修建宫廷式寺庙等方面应该也发挥了作用。
至于建文帝在南京被攻破之后的下落，历来是明朝历史上的一大谜案。除有人说永乐帝派郑和下南洋的目的是寻访建文帝的下落外，云南、四川、陕西等省也有建文帝隐匿之地的传说。这些传说称建文帝在当地出家为僧，直到命终归西。与这些关于建文帝最终归宿的传说相比，建文帝在瞿昙寺出家修行的说法更具有故事的合理性和说服力，隆国殿可以作为故事物证。宣德皇帝在建文帝的行宫原址上修建宫殿形制的隆国殿，以便祭奠这位当了四年皇帝的朱家前辈。隆国殿内中央不仅供奉着内藏建文帝舍利的金刚持佛像，而且外面还供置着刻有“皇帝万岁万万岁”牌匾。当然，《安多政教史》里记载这尊金刚持佛像乃永乐皇帝灵像。这只能说明建文帝在瞿昙寺出家修行的说法还需要有更多的证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是，我认为提出这一说法，并进行了细致的论证，对这个问题的最后解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瞿昙寺是一座有历史、有故事、有文化、有民族团结历史贡献的小故宫。因此，认真挖掘、整理和研究瞿昙寺历史文化对进一步发挥藏传佛教爱国爱教传统，推动汉藏文化交流，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都有独特的意义和重要的启发。
作者简介：
噶尔哇•阿旺桑波，出生于青海省循化县文都昆氏家族，是十世班禅大师侄子、系北京白塔寺开创祖师大元第二任帝师亦怜真第二十六代传人，青海文都大寺昆氏座主、西宁宗喀大慈宏觉寺住持。在藏传佛教各大寺院系统性学习和研究五部大论等佛学理论体系，荣获青海省藏传佛教寺院特级经师资格。先后在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活佛大专班、深圳弘法寺本焕佛学院汉语系佛学本科班、西安交通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科班毕业。
现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中国逻辑学会因明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民族和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青海省佛教协会副会长、青海省因明学会会长、班禅因明学院院长、南海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兰州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兼职研究员、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因明逻辑与藏文化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有《京藏古道——基于元代北京至西藏古驿道研究》《宗喀大慈宏觉寺——唐蕃古道上的千年古刹》《青海文都大寺》（合著）《藏传佛教入门——速成之道》（合著）《皇家护国神王塔——北京白塔寺》（合著）《青海小故宫——瞿昙寺》（合著）《萨迦昆氏家族与帝师八思巴》《文都昆氏家族与十世班禅大师》等8部之外，还有在各类刊物上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发表了《论中华藏学五大理论体系对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论因明逻辑学在新时代文化强国中的作用》《古象雄文化中羌族的来源考释》、《“一带一路”上传播的佛学文化》《藏传佛教禅文化在历代朝廷的影响》《“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藏医学传承与发展》《宗喀巴大师佛学文化思想在“一带一路”上传播的现实意义》《因明学是开启佛学文化宝藏的金钥匙》等30余篇学术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