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关键词：热贡；隆务囊索；夏日仓；政教合一
摘要：隆务囊索和隆务寺夏日仓活佛是安多热贡区域历史进程中两个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作为世袭的隆务囊索家族，自元朝就一统了众部落割据的热贡地区，后因时局的变迁和稳固地方的需要，又建立隆务寺并创立了寺主夏日仓活佛系统。但随着以隆务寺为宗主寺的寺院集团的形成，在以寺院为核心的政教相辅模式中，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之间的关系既微妙又复杂，充分体现了政教合一体制的多样性和地方性特征。
在安多热贡的区域历史进程中，热贡虽然远离“中心”，在地理与文化上都具有双重边陲的特质，但在其相对独立的文化单元中，作为一个流动的边疆空间，也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自我发展过程。隆务囊索是热贡最高行政首领，其家族历史可以追溯到元代，受国师八思巴的派遣，统领当地众多部落，实行家族内部世袭，其统治一直维系到新中国初期。夏日仓活佛是热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隆务寺的寺主，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诸多子寺的寺院集团宗教权威。在诸多相关研究的论著中，将热贡漫长曲折的历史岁月和复杂独特的地方政治体制都简化成“隆务寺政教合一制度”，但事实上，作为地方行政统治者的隆务囊索和当地信众有极高宗教认同的怙主夏日仓活佛，他们之间如何和谐相处，是一个很有意思也很值得探析的研究话题，对深入研究藏区政教合一体制的多样性、地方性和复杂性都有重要意义。
一、隆务囊索和隆务寺的建立
隆务寺政教合一制度的建立与隆务囊索家族在热贡的发迹有着直接的关系。吐蕃政权灭亡以后，热贡和其他藏区一样经历了漫长的地方封建势力割据时期，形成了互不统属、大小各异的部族政权，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蒙古人到来。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蒙古郡王阔端的支持下，在卫藏建立了萨迦地方政权，至八思巴被元王朝授予统领全国释教之时，萨迦地方政权的管辖范围已经从卫藏发展到包括多康地区的整个藏区。为了强化管理，萨迦地方政权在朗钦之下特设囊索一职，分派至其所属的各他的崛起不但让隆务仓在热贡宗教界确立了至高无个庄园和地区，负责管理庄园、属民以及征收税赋[1]。八思巴继承萨班在多康地区的传教事业，进一步扩大萨迦派的影响力和控制权，精心挑选本派高僧大德派往各地区弘扬萨迦教法，推行萨迦政权的管理模式”萨迦昆氏隆务·贡噶顿珠作为萨迦地方政府派遣的囊索，率领家眷族人共300余人，从念青唐拉山脚下达木库隆务地方前往安多热贡。
对于长期处在兵戎相见、弱肉强食的热贡百姓来说，隆务囊索家族的到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热贡在当时是蒙古王子奥鲁赤及其后裔镇西武靖王卜纳剌管辖的份地之一，但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蒙古人把管理权交给了当地各千百户长。在元中央政府和萨迦地方政权的扶持下，萨迦昆氏的贡噶顿珠初到热贡就得到了当地蒙古势力的保护和支持，很快在热贡立足并确立了统治地位，贡噶顿珠成为热贡历史上首位明确有史料记载的第一任囊索。贡噶顿珠来到热贡后，一边传播萨迦派教法，一边凭借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同时进行武力征服和扩张，三管齐下，树立了权威，人们尊称其为“阿米拉杰”(意为神医尊者)，其家族也被尊称为“帕隆务仓”(意为尊父隆务家族)，当地人简称“隆务仓”或“囊索仓”[2]，本文将采用当地人称呼的“隆务仓”来指代贡噶顿珠家族。
贡噶顿珠之孙隆钦多德本继任隆务囊索时，“囊索”的官职得到了元朝皇帝的正式册封，并赐象牙官印一枚。隆钦多德本在热贡腹心地带加塘修建三层高的囊索衙门，由当地十二族千户、百户组成辅政班底，统辖热贡平房一万户、黑帐篷一万户、白帐房一万户，以及藏拉堆迁来的画匠众部，隆务囊索在热贡的统治更加合法化和系统化。第三代隆务囊索时期，隆钦多德本的儿子隆务喇嘛散丹仁青依照祖辈的授记，修建了萨迦派寺院隆务寺。当时正值萨迦地方政权日趋衰败、元王朝走向灭亡时期，但隆务囊索政权并没有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反而处于如日中天的大发展阶段。散丹仁青恪守戒律、静心苦修佛法，在热贡佛教界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他的崛起不但让隆务仓在热贡宗教界确立了至高无上的教法权威，而且为囊索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保驾护航、推波助澜的作用。创建隆务寺，也正式掀开了隆务囊索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序幕。
隆务寺建成之后，散丹仁青赴各地为有缘众生讲经说法，扩大其势力范围，新建与隆务寺学经制度相一致的子寺，以隆务寺为宗主寺的寺院集团初具雏形。至明宣德时期，罗哲森格应邀前往中原内地，获得宣德皇帝赐封的“弘修妙悟大国师”和“隆务囊索温布官却坚赞”两个封号，成为既是热贡地区教主，又是隆务囊索的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的统治者。
二、隆务寺夏日仓活佛转世系统的确立
自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噶玛拔希创建了活佛转世制度之后，各教派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自身发展，确保自己教派的影响力，保持各教派宗教领袖的号召力和凝聚力，纷纷效仿噶举派创立了属于各自教派的活佛转世系统。基于同样的政治利益需求，隆务寺隆务囊索仓大成就者且哇仁波切洛桑丹贝坚赞在改宗格鲁派后也启用了活佛转世制度。洛桑丹贝坚赞精心培养年幼的胞弟噶丹嘉措，使其自幼便在诸多名师高僧门下勤学苦读，成为学富五车、通晓五明、享誉安多地区的修道集大成者。噶丹嘉措主持隆务寺期间，扩建寺院规模，发展壮大僧团力量，规范寺院学经制度，有效地增强了隆务寺在热贡地区的影响力。此间，洛桑丹贝坚赞和噶丹嘉措还一起主持了热贡历史上规模空前的隆务寺正月祈愿大法会，热贡地区所有的僧俗群众参加这次盛会，并承担了法会的一切开支，自此开启热贡十二族轮流承担法会施主的制度并延续至今。
洛桑丹贝坚赞和噶丹嘉措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使得隆务寺成为当时安多地区享有盛名的格鲁派大寺，同时两位都是苦学成才、精通显密双修的大成就者，在热贡乃至整个安多藏区都有极大的威望和影响力。为了确保隆务喇嘛散丹仁青、洛桑丹贝坚赞和噶丹嘉措三位大成就者在民众间享有的崇高地位和影响力不会随着大师们的圆寂而消失，隆务仓也确立了隆务寺的活佛转世系统。两位大师圆寂之后，隆务仓的阿旺成列嘉措被认定为噶丹嘉措的转世灵童，噶丹嘉措被追认为隆务喇嘛散丹仁青的转世，为夏日仓一世，洛桑丹贝坚赞则追认为曲哇仁波切，隆务寺两大活佛系统至此确立。夏日仓活佛不但是隆务寺的寺主，也是热贡地区的最高精神领袖，至今共传八世。
三、隆务囊索与夏日仓之间在不同阶段的关系
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微妙和复杂的，双方之间的关系随着历史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关系模式。
(一)以隆务囊索家族为权力核心，双方休戚与共
自隆务仓这个外来家族在热贡立足并成为这一地区的管理者以来，隆务仓区域性权威地位已经确立，沿袭萨迦派家族世袭囊索权威的传承形式，早在隆务寺建立之前隆务仓就已经垄断了热贡地区的世俗管理大权。即便是大权在握，隆务仓也从未放松过对宗教统治权力的控制，第一代隆务囊索贡噶顿珠本身就是当时佛学造诣高深的萨迦派大德。隆务仓非常注重培养家族内部人才，家族成员遵照长者的安排，自幼奉命前往各大名师门下，苦学钻研，恪守戒律，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广收门徒，扩大影响，以此来巩固增强家族的政教统治权威。至明宣宗二年(1427年)，宣德皇帝封隆务仓的囊索温布官却坚赞为“隆务囊索”，时任隆务寺住持的罗哲森格为“弘修妙悟国师”[3]。随后，他们推行了一系列强化家族势力和威望的举措，如国师罗哲森格规定属民家有三男必须有一人出家为僧，征收僧税，扩建隆务寺；隆务囊索温布官却坚赞强化对上下隆务和道帷三地属民的政务，赴卫藏朝圣，为释迦牟尼佛像镀金面，为僧人发放布施，隆务“囊索格日”的声名远扬卫藏地区[4]。在他们相互扶持、精诚协作下，使得隆务囊索仓的家族势力扶摇直上，以家族为权力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得到进一步稳固。
隆务寺的兴盛更是将这一家族在热贡地区的威望推向顶峰，隆务仓成为隆务寺名正言顺的施主，从经济上扶植寺院发展，壮大寺院规模，确立隆务寺在热贡地区的宗教影响力。初期，隆务寺住持都是由囊索家族成员任职，依靠隆务喇嘛散丹仁青、曲哇仁波切洛桑丹贝坚赞、一世夏日仓雅杰喇嘛噶丹嘉措等大成就者的名望，隆务寺吸引了周边众多的信众前来求经拜佛，一个由隆务囊索家族主导、以隆务寺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迅速形成并壮大起来。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隆务寺更多的是作为隆务仓囊索政权的坚强后盾和支持力量，通过其宗教影响力来提升和壮大隆务仓在热贡内外的权势。
隆务寺的前两任夏日仓活佛均出自隆务仓，和囊索家族世袭制一样，第二世夏日仓活佛顺理成章地沿袭了雅杰喇嘛噶丹嘉措在民众心目中的宗教威望，于是，家族的利益和宗教利益高度统一，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共同承担起振兴家族政权和教权的重任。隆务囊索管辖的热贡十二族自然而然成为夏日仓活佛的忠实信众和属民，而夏日仓活佛至高无上的宗教威望更是让隆务囊索家族如虎添翼。随后囊索衙门迁址隆务寺，成为寺院内部一个拥有特权的独立部门，由隆务囊索全权行驶管理热贡十二族大小政务的权力。隆务寺成为囊索政权的大本营，促成了隆务囊索家族对当地世俗权力和宗教教权的垄断，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体制在热贡顺利施行。所以在夏日仓和隆务囊索同为隆务仓家族成员时，夏日仓活佛的出现是隆务仓为巩自己家族统治的一个砝码，双方休戚与共、相辅相成。
(二)以隆务寺为权力核心，双方之间既有竞争又相互钳制
从第三世夏日仓开始，夏日仓活佛转世不再局限于隆务仓内部，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定的权力竞争。最初为了让热贡地区的政权和教权都牢牢掌握在隆务囊索家族手中，隆务仓一手促成了夏日仓活佛转世系统，然而恰恰是这一举措致使以隆务囊索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体制模式发生了变化。伴随着夏日仓活佛弟子数量的增多，这些弟子学成后分赴各地讲经说法、创建寺院，于是以隆务寺为宗主寺的寺院集团开始形成。随着子寺的增多，隆务寺的影响力日益壮大，尤其是由二世夏日仓建立的每年一度的隆务寺正月祈愿大法会制度，更是让夏日仓活佛在热贡内外的名望扶摇直上。面对夏日仓活佛势力逐日强大，隆务囊索也感到了一定的压力。为了扭转这种不利局面，隆务囊索除了牢牢掌握家族世袭的世俗权力之外，也开始确立了属于囊索自己的活佛转世系统——囊索格杰(意为“囊索转世活佛”)。同样是作为格鲁派寺院的活佛，但因为有热贡地区区域性最高掌权者的尊贵身份，囊索格杰活佛比隆务寺其他的活佛系统，在很多方面享有一定的特权，当权的囊索可有妻室，还可以着俗装行使地方官员的权力，同时在寺院可穿袈裟享受活佛一样的待遇，与夏日仓以及其他活佛长老一起参与寺院事务，力求在宗教方面也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对于双方的这种权力竞争，在上世纪50年代所做的藏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昂索府设在同仁隆务寺内，与寺主夏日仓有同等权力。但是由于历年来夏日仓与昂索争权夺利，经过激烈斗争后，昂索已经成为隆务寺主以下的封建统治组织。”[4]诚然，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之间确实存在一定权力竞争关系，但并没有如此激烈。面对日益强大的夏日仓，隆务囊索虽然做出不少努力，但始终未能动摇夏日仓活佛在信众心目中的地位，反而因为这一系统亦俗亦僧的特质和注重世袭世俗政务的特权，忽略了对佛学知识刻苦的学习，历任囊索中未能出现可与佛学造诣深厚的夏日仓相抗衡的佛学大师，自然也没有学僧追随，没有属下寺院，所以隆务囊索的这种努力并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夏日仓活佛和隆务囊索之间存在一定权力博弈的同时又有一定的制约，这主要是体现在隆务囊索对夏日仓活佛在世俗政务方面权势的钳制，这与双方的权力来源密切相关。隆务囊索作为热贡历史上的第一位总管，实行家族内部世袭，即便是后来出现了家族内部对囊索权位的争夺，但经过一番调适，隆务仓很快就找到了三个亲族以三年或七年为限轮流执政的解决方法，避免了家族内部因囊索的权力继承问题而出现争斗，所以总的来说权力的交接比较平稳。而夏日仓活佛最初也是出生在隆务囊索仓，在这一活佛转世系统出现之前，隆务仓早已牢牢掌握了热贡地方的政教大权，依靠隆务仓，隆务寺才得以建立和发展壮大。可以说，如果追溯夏日仓活佛的权力来源，隆务囊索才是名正言顺的权力的缔造者和实施者，隆务仓的囊索这个世俗首领的世袭传统在先，才有隆务寺政教合一体制的产生和夏日仓活佛的转世系统，所以夏日仓虽然在隆务寺政教合一体制中享有崇高的权位，但却不是这个权力的来源，家族世袭的隆务囊索才是权力的正统[6]。正因为如此，虽然夏日仓活佛是隆务寺的寺主，在信众中享有隆务囊索无法比拟的地位，但夏日仓活佛未能削弱隆务囊索的权力，隆务囊索同样也无力削弱夏日仓活佛在民众精神层面上的重要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清雍正十年(1732年)，二世夏日仓阿旺成列嘉措时期，在隆务囊索阿旺洛桑的全力支持下，建立了一年一度的正月祈愿大法会制度，自其以降，隆务囊索一直是隆务寺和这一区域内最大的宗教仪式的首要施主，作为支持寺院一切宗教活动的最强力的经济后盾，夏日仓活佛对隆务囊索一直有着严重的依赖感。纵观隆务寺的历史，每次大的事件、大的举措都离不开隆务囊索仓这个强大的靠山，所以夏日仓活佛和隆务囊索之间即使存在竞争，但是谁也不能取代对方而独自垄断政教大权。正因为双方存在制约关系，因此总地来说，不管有多大的分歧和冲突，夏日仓活佛和隆务囊索之间都不可能决裂，双方注定要休戚与共、相互扶持，实现权力的平稳延续。
(三)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的权力分工
“......真正具足的僧伽是彼师，但我不知何时才能成为这样的教徒。彼师证悟菩提心与事理本性，视一切法皆虚幻，成为获得生起和圆满次第瑜伽的自在者......像彼师那样全知全能获得大成就的上师，在印度恒河以上的地区都是极为稀有的。”[7]这是一世嘉木样协巴在传记中对一世夏日仓噶丹嘉措的评价，可见噶丹嘉措在安多藏区的非凡声望。作为在安多地区享有盛誉的大师噶丹嘉措也影响了后世夏日仓对世俗权力的消极态度。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格鲁派尤为重视佛法的修习次第，先显后密、循序渐进的过程，显教学习中的学僧辩经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想要在辩经中对答如流、技压群雄、脱颖而出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熟记各种佛学理论，更不要说到寂静之处闭关修炼了。作为格鲁派的活佛，历世夏日仓都要经过长年累月的刻苦学习，从幼年时代开始就要跟随各大名师学习，并在卫藏继续深造，“少小离家老大回”是每一位夏日仓活佛苦学生涯的真实写照。因此对于夏日仓活佛来说，一个人身兼寺院主持和隆务囊索二职并非易事，很难在潜心于佛法修行的同时还去处理热贡地方大大小小的政务，可以说，夏日仓寺主活佛的身份在无形中也限制了其参与地方政务的机会。实际上，夏日仓作为寺主活佛转世系统也导致原来以家族为核心的政教合一制度出现了夏日仓活佛和隆务囊索之间的的权力分工。夏日仓作为格鲁派的活佛，必须把主要精力投入到苦学佛法、著书立说、讲经说法、规范寺院管理等方面；而隆务囊索则继承家族的世俗权力，负责热贡十二族的日常政务。在这一阶段，双方之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权力分工，对隆务囊索来说，管理热贡十二族的世俗政务名正言顺，责无旁贷，无论夏日仓活佛的威望多高，对这一家族世代传袭的王权是不会做出任何的让步。此外，即使是寺院内部的事务，隆务囊索也从未放弃过参与和决策的权力，寺院有集会，囊索总会身着僧装，正襟高坐在夏日仓活佛的身边，作为寺院的大施主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力。
四、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之间关系的特点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在热贡这个区域社会中，其权力的运行机制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首先，作为掌握地方行政大权的隆务囊索和最高宗教首领的夏日仓活佛权力来源的特殊性。隆务囊索在地方权利的合法性、正统性和神圣性是得到当时的封建王朝中央政府册封和西藏萨迦法王授权的，因此有着绝对的权威。而隆务寺及夏日仓活佛系统都是由隆务囊索家族一手创立的，这就决定了夏日仓活佛对隆务囊索的依赖性和不抗逆性。在藏族社会中，非常注重正统家族的历史血脉，能推的越久远越为好，推到最有名望的旺族、贤者的脉系最好。夏日仓活佛的世系历史往前推只能推到隆务囊索仓，而隆务囊索的权力由来可以追溯到元代八思巴时期。在这样的社会传统中，隆务寺为母寺的寺院集团势力无论多大，作为最高的宗教领袖的夏日仓面对其权力的缔造者隆务囊索始终有一种不可逾越性。
其次，双方之间权力合作及分工也有很强的地方性特色。在热贡这一边缘地方政权中，隆务囊索是中央和地方的代理人，其为政权的权力核心的地位从未改变过。在清咸丰八年(1858年)，夏日仓活佛和隆务囊索之间曾出现过权力冲突。为了避免热贡和甘南双方因隆务寺与拉卜楞寺争夺黑错寺而发生武装械斗，五世夏日仓活佛亲自赶至今甘南和同仁的交界处甘家，极力劝说拦阻隆务囊索集结的军队。然而事与愿违，年轻的夏日仓苦口婆心劝导，甚至将自己的活佛袈裟铺到行军路前也没能挡住隆务囊索前进的队伍[8]。由此可见，即便是夏日仓活佛在信众心目中有着崇高的社会威望，备受民众的尊敬，隆务囊索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但当发生利益之争时，隆务囊索并不会听命于夏日仓活佛，并且凭借囊索政权的权威，将热贡十二族组成的军队也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当面与夏日仓对峙，并不顾及夏日仓的情面，一意独断专行，而平时作为夏日仓忠实信众的热贡十二族也要听命于隆务囊索的调遣和指挥。在热贡这片特殊的土壤上，隆务囊索和夏日仓活佛的关系经历了从隆务囊索仓的政教合一到隆务囊索与夏日仓的政教联盟，再到双方政教分立的不同阶段，有着属于自己的特色路径和内涵。
政治与宗教虽然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系统，其表现形式也有差异，但在现实社会中，统治者往往需要整合政教双方面的力量才能实现对国家、社会的控制。也就是说，具体的人以及由人组成社会群体、各种政权出于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来推动两者之间的互动[9]。因此，正确认识和把握政教互动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课题，还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西藏及四省藏区历史上的政教合一制度是藏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在不同地区其表现模式千差万别。从本文在安多热贡区域内地方的行政管理者隆务囊索与寺主夏日仓活佛之间的关系这一个案中，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西藏及四省藏区历史上政教关系的复杂性、地方性和多样性。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热贡的区域史和西藏及四省藏区历史上以及中国的历史都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和延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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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甘青川滇藏族聚居区藏文地方志资料收集整理暨《多康藏族史》编纂”(项目编号：17ZDA209)、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元明清时期的青海热贡区域社会研究”(项目编号：18XZS04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当增吉，女，藏族，青海同仁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藏学、民族学研究。
原刊于《西藏研究》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