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由南北朝的大分裂到大统一的时期。公元580年到907年300多年内，千里康藏高原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活动在高原上的许多互不统一的古代部落，经过长期的互相争夺、同化、融合，出现了新的统一。尤其是吐蕃王朝的崛起，几乎统一了整个青康藏高原，逐步在这个世界屋脊上形成了一个有较高文化的藏族共同体，原来四分五裂的许多部落逐渐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从那时候起，藏族及其先民在开发和建设西部高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壮大。到了1000多年前的唐代，藏族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几百万人口、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灿烂历史文化的强大民族，史称“土蕃”。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当时的藏族“东与凉、松、茂、隽等州相接，南至婆罗门，西又攻龟兹、疏勒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自汉魏以来，西戎之盛，未之有也。”11世纪的汉族史家王钦若、杨亿也感叹道：“今四夷之最盛强，为中国甚患者，莫大于吐蕃。”
从此，“原来寂寞无所闻见的中国广大西部，因强有力的吐蕃国的出现，变得有声有色了。这是吐蕃历史的大进步时期，也是中国西部居民开始参加历史活动的时期”， 这就是历史上显赫一时的吐蕃国。它比起曾经统治过全部中国的汉族、蒙古族、满族，固然算不了什么，然而它毕竟从此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史称“吐蕃王朝”。
从公元7世纪开始，以藏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吐蕃王朝，不但以其兵威震动了高地亚洲，而且其势力也从卫藏地区向东发展，逐渐发展到甘、青、川、滇等地，成为当时我国西部地区一个拥有强大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地方王朝。横断山系中的康藏地区诸古氐羌和其他部落，也在这个时候陆续地被吸收到藏族中，形成了有名的康巴藏族。
第一节 吐蕃统一前西山诸羌
隋唐统一中国后，中原王朝的民族政策有了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唐朝建立后，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李世民首先放弃了“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偏见，开始实行了一条能以较为公平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即“和亲”政策。这对边疆各族人民的繁荣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许多新的民族和部落像雨后春笋，在边疆各地兴起。
地处四川西面的康藏高原，隋唐时称为西山。这里有很多古羌人部落，习惯上称为西山诸羌。其中“西山八国”出现较早。所谓“八国”即哥邻国、逋祖国、南水国、弱水国、悉董国、清远国、咄坝国、白狗国。这里所谓“国”，当然是仅仅指因共同生活把一些人聚拢来的集体或族群。除此以外还有党项、苏毗、东女国、白兰、羊同、嘉良等诸古羌部落或国家。
上述诸古羌部落很早以来同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史籍记载：隋开皇六年（586年）苏毗部遣使朝贡。位于苏毗东部金沙江上游的多弥羌，在唐贞观五年（631年）十二月和十五年（641年）先后两次遣使朝贡。白兰又名丁零羌，地处巴颜喀拉山一带，唐武德六年（623年）遣其使者入朝。唐贞元九年（793年）“西山八国”投降，内属唐朝。可见隋唐时期千里康藏高原已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
不少称为“诸羌”和“氐羌”的族群散居在康藏地区深山峡谷中，有些属吐谷浑，有些属党项和东女国。隋焬帝时嘉良夷和诸羌曾遣使朝贡。隋朝中央政府设诸道总管统率这些内附部落和国家。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剑南道设诸羌羁縻州，据称有168个，分属松州（今阿坝松潘一带）、茂州（今阿坝茂汶一带）、巂州（今西昌一带）、雅州（今雅安一带）、黎州（今汉源一带）等都督府管辖。其中有些羌人被称为生羌，是指社会文化相对落后的古羌人。
隋唐时期，康族地区的社会正处在奴隶社会的衰落时期。当然由于资料贫乏，目前还很难对这一地区奴隶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之全部过程作详细地记述。不过，根据《隋书·西域传》、《唐会要》、《旧唐书》等记载，可从东女国、附国、嘉良夷等的社会情况可以略加认识和分析。
附国社会发达，有国王，“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重罪者死，轻刑罚牛”（见《隋书·西域传》）。这些零碎的记载，充分说明附国已有比较完整的奴隶制国家机器，不仅有王族，而且有迫使奴隶始终处于奴隶地位的专政工具，即出自国王的法律。
就其生产力水平来看，这个时期康藏地区已进入铁器时代。《隋书·附国传》中记载：其俗“项系铁锁，手贯铁钏”，而且从“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这说明当时的手工业已是很发达的。这种生产力的水平决定了其社会性质明显进入了比较发达的奴隶制阶段。据记载，“附国”人死时有杀动物至数十匹的习惯。隋大业四年（608年）附国王派遣使者秦福等八人入朝，第二年又遣其弟子宜村率嘉良夷60人朝贡，并献良马。用如此大数量的牲畜为死人殉葬，又组织庞大的队伍入朝进贡，如果当时没有相当的剩余产品作为物质基础，显然是不可能的。
如前所述，东女国的国土广大，“王之葬，殉死至数十人”，主人死去，奴隶跟随殉葬，奴隶主可以把奴隶当作私有的牛马一样任意宰割。这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特点。
奴隶占有社会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城市建筑的兴起。奴隶主大量耗费奴隶的体力，进行大规模的建筑。隋唐之际，康藏地区随着生产的进步和社会的分工，城镇逐渐兴起。无论是《旧唐书》还是《唐会要》都提到，位于康藏地区的东女国“有大小八十余城。”又说：“其所居，皆起重屋，王至九层，国人至六层。”《隋书·附国传》说嘉良夷“无城栅，迈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成，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屠，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八十年代在甘孜、巴塘等县，多处发现被当地居民称为“古城”的遗址，现已埋没于四五米厚的土石堆下。同样近几年在丹巴和金川也发现类似的古城遗迹，这些遗址很可能是隋唐时东女国或嘉良夷所留古城。
农业的兴起，对康藏地区奴隶社会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康藏地区的古代居民还处在原始游牧时代。到了秦汉之际，尤其是汉武帝开辟西南夷以后，康藏地区的古代居民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到隋唐之际，农业生产已有了明显的发展。所以《隋书·附国传》中有了“土宜小麦、青粱（即青稞）”的记载，至今青稞和小麦仍是康藏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农业的发展使康藏地区一部分古代居民从游牧走向定居。当然，并不是西山诸羌在隋唐之际都已从事农业，实现定居。仍有很多部落从事游牧业生产，逐水草而居。如位于甘孜藏族地区北部色达草原和青海果洛草原一带的党项部落就是一个势力很强的游牧部落。
隋唐之际，康藏地区诸古羌人的独特文化和各种特殊的风俗习惯，与今日康藏地区人民相之处甚多。
从事畜牧业为主的党项等部，按姓氏划分部落，大部落下面又分若干小部。大者有上万人，小者数千人。人们喜爱比武、跑马。部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特别重视复仇，如果有仇未报，就受到社会舆论责备。诸部落没有文字，观四季草色变化记年岁。宗教三年一次聚会，杀牛羊祭天。家中老人死了，子孙没哭的习惯；如果小孩死了，则全家痛泣。服饰方面，无论男女都穿皮袍，盖毡被，住牦牛毛帐房。不论男女，皆喜欢把脸涂成彩色。婚姻则处于从群婚向个体婚过渡阶段，保留着同姓禁婚的氏族外婚制特点。尤其是母权制残余很浓，社会重女轻男，不少部落酋长是女人，国王也是女人，男人只能当大臣或军事指挥官。但从事农业的人，开始具备一点文化知识，如嘉良夷等部的人们，居住十多丈高的石墙楼房，这些楼房与现在康藏民居住的楼房一样，结构严谨，每幢楼房用木头隔成若干间单房，第一层楼只开一个小门，到了夜里，家家户户关闭楼下小门，以防偷盗。服饰基本上与牧区相同，习惯戴圆形的皮帽，穿皮衣，剥牛脚皮制作靴子。国王的服饰非常讲究，皮衣需加布边花纹，而且皮料多半是羊羔皮，其衣袖可能是受汉人影响，长得可以拖到地上。国王的耳饰以金环，胸挂金花，以示其地位高贵。葬礼方面明显比牧区复杂，人死后先用牛皮包裹起来，其子孙在旁不能哭喊，而是要穿铠甲，佩刀剑，一边跳舞，一边高呼：“我父为鬼所取，我要报冤杀鬼。”然后，亲友们对着死者大哭三声而止。妇女哭的时候，用两手掩面，然后到死者家里，杀牛招待亲友，众人与死者“共饮”酒后再埋葬。过十年后，又进行一次大葬，大葬时杀马多至数十匹祭天。（见《隋书·附国传》、《唐会要》和新、旧唐书。）
隋唐时康藏地区古代居民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向中原汉族地区出售朱砂、黄金和麝香、牦牛、骏马等，换回生产所需的铁制工具和生活用品，对其南部的印度等地区主要出售食盐。
第二节 吐蕃的统一事业和康巴藏族的形成
“吐蕃”这一名词，始见于新旧唐书。开始时，系指现在的西藏地方而言。后来因为吐蕃占领了青海、西康等地，把所有在吐蕃占领下的土地和人民，叫做“吐蕃”，“西蕃”等。
公元7世纪左右，吐蕃在西藏雅鲁藏布江南岸的雅隆河谷兴起后，逐渐北移至雅鲁藏布江与拉萨河之间的桑耶平原地区，然后在藏王松赞干布的带领下移至拉萨河北岸的拉萨地区。松赞干布对内排除旧贵族，对外征服苏毗、羊同，完成了西藏高原本土的统一。同时实行开阡陌，造文字，定法律，创制度量衡等措施，西藏高原上建成了一个新兴而强盛的奴隶制国家，进而开始了对外扩张的战争。
唐贞观十二年（638年）开始，吐蕃向东发展。松赞干布亲自率领大军，先破青海东部的吐谷浑（属鲜卑族系），进而占领党项（在四川松潘西、青海南部巴颜喀拉山一带）、白兰（青海南部及四川西部）等诸羌部。
吐蕃之所以将青海地区列为首要征战对象，是因为青海地区对吐蕃而言，处于其五个动脉的心脏地位：1、对内地而言，从渭水盆地经湟水流域西行，是进入青藏高原的交通孔道；2、对蒙古草原而言，是漠南经凉州（今武威）进入青藏高原的孔道；3、对西域而言，青海地区有两条路线控制西域通道，其一，青海东北侧的河西走廊，是内地通西域的主要交通路线，而且由湟水流域出高原，可沿河西走廊入南疆；其二，沿着祁连山南麓穿越柴达木盆地，到达新疆的诺羌，在诺羌分南北两道，往南经于阗出葱岭，往北到高昌（今吐鲁番），南北二道均可出西域；4、对吐蕃本部而言，青海地区隔一个唐古拉山口，即进入吐蕃核心区的北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5、由青海地区的金沙江上游区，可南下进入横断山地区，到达川边与滇西北③。吐蕃在经略青海的同时，也向西域与川康地区发展。
吐蕃向横断山区发展的顺序，是先到昌都，首先控制澜沧江上游一带，然后南下怒江与澜沧江之间的察瓦岗，以稳定侧背，再北回到澜沧江与金沙江之间地区，然后控制金沙江与雅砻江之间地区，东逾雅砻江，北向进入大小金川地区，跨大渡河，直抵川边松州（松潘县）。
据古藏文文史资料《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虽然雄据一方，但亦要对付东部雅州、黎州、松州等地的势力，于是同唐朝军队在川西平原形成拉锯战。
唐乾封二年（667年），吐蕃著名大臣噶尔·禄东赞进攻唐边境，取下生羌十三州。公元670年，又攻破唐朝陇右道的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四镇。大约公元644至679年之间，吐蕃以神川为据点，占领滇西北广大地区。自公元680年之后，达西洱河地区。在其宗设置神川都督府，在中甸木高与丽江塔城之间的金沙江上架设铁桥，以通往来。吐蕃在铁桥以西建有铁桥西城，以东建有铁桥东城，中甸、维西、德钦均属吐蕃神川都督府管辖。中甸县的大、小中甸高寒坝子成为吐蕃屯之所。赞普都松芒布结继位后，“又推行政令于南诏，使白蛮来赋税，收黑蛮归于治下”。南诏王立国于唐、蕃两大强邻之间，为双方所争之地。唐剑南守将鲜于仲通不断进逼，公元751年进军西洱河被南诏所破，南诏转入吐蕃军队驻守保护。公元752年，吐蕃封南诏王阁罗凤为赞普“钟”（藏语译音，意为弟），改元为赞普钟元年。之后阁罗凤联合吐蕃大军，先后攻破唐巂（今西昌）、松、维（今四川理县东北）诸州，占领了剑南西部的大片地区。
唐德宗贞元十年（794年）正月，南诏异牟录附唐，突袭神川都督府，断铁桥，取铁桥东西16城，俘5王，降众10余万，获军资甲仗无数，维西改属南诏铁桥节度。贞元十一年（795年）七月，南诏又攻吐蕃，并破施蛮（今德钦拖顶、霞若、奔子栏，中甸尼西、五境一带）、顺蛮（在施蛮西北），俘其王置白崖城。贞元十五年（799年）和十七年（801年），南诏异牟录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臬联兵连破吐蕃于铁桥一带。吐蕃大军退出纳川（今中甸大小甸纳曲河流域）、神川。南诏在今丽江巨甸置铁桥节度守御，“东城自神川以来，半为散地”。唐会昌二年（842年），吐蕃赞普朗达玛灭佛，吐蕃四分五裂。唐禧宗乾符四年（877年），吐蕃崩溃，南诏并宁北、铁桥二节度地设剑川节度，维西属剑川节度地。而驻守各地的吐蕃军队成了“没有赞普之命令不得返回的人”，于是原军事长官割据一方，变成当地世袭领主或地方土官。
吐蕃在南进的同时，也向北线继续缓慢延伸其势力。公元755年，唐朝发生安史之乱，吐蕃幼主赤松德赞趁机再次攻唐，攻陷兰（今甘肃兰州）、廊河（今青海化隆西）、鄯、洮（今甘肃临谭）、岷（今甘肃岷县）、秦（今甘肃天水）、成（今甘肃礼县南）、渭（甘肃陇西东南）等数十州，并直逼凤翔、邠州（陕西彬县）。到唐肃宗时（757-761年），除少数羌族内徙中原（党项羌大部分迁徙到甘肃、宁夏、陕北一带）外，其余均并入吐蕃。公元763年，吐蕃马重英（藏名达扎垄龚）等率20万之众直驱长安，留居15日。公元765、767年，唐蕃曾两次在长安和盟，但被战争破坏。公元783年，唐蕃订立清水会盟，大体将黄河以北贺兰山区划作闲田；黄河以南六盘、陇山，沿岷江、大渡河划线，以东属唐朝，以西属吐蕃。这条新边界的划定标志着康区诸古羌之地完全纳入了吐蕃王朝版图。
吐蕃占领和控制康区的过程，事实上也是吐蕃对康区诸古羌逐步实行同化的过程。至公元7世纪末，随着吐蕃对康区诸羌的武力征服和统治，康区诸羌大都成为吐蕃属部，他们不仅在政治上服从于吐蕃，而且还被大量编入吐蕃军队去对唐作战。如公元787年，“吐蕃帅羌、浑（吐谷浑）之众寇陇州”。（《资治通鉴》卷233《唐纪》）吐蕃不仅将诸羌各部编入军队，还给他们的一些首领授予官职，并通过联姻手段加速对康区诸羌的同化进程。
吐蕃强盛时期，党项部与苏毗、象雄和吐谷浑等被称为“吐蕃外四族”，康区则成为其军队屯粮和积草的大本营。吐蕃的赞普（王）和大臣们经常在这一带集会议盟。如藏历虎年（公元678年）“隆冬于邓集会议盟”（“邓” 地名，今甘孜州原邓柯县境内）。藏历马年（公元682年）“冬，芒辗细赞（王）与芒相达乍布二人于道孚城堡集会议盛”（今甘孜州道孚县境内）。可见甘孜藏族地区在唐初已成为吐蕃的政治、经济、军事重要基地。因此，必然有大批吐蕃人迁居此地，并与本地的古代居民融合在一起。由于吐蕃（藏族）是农牧兼营的民族，早在第八世赞普（王）布代巩甲之时，就已有冶炼矿石，制造木犁，用牛刀开垦平原作田，引湖水灌溉等先进的生产技术，所以就发挥出较古羌高的经济力量和文化力量。同时与羌人同属高原民族，同样具有适应高原自然条件的生活能力。所以，这一带的西山诸羌很快地被藏族所同化。当然，这一同化过程一直进行到十一二世纪才最后完成。十一二世纪喇嘛教兴起后，更加快了这一同化过程，军事占领后的地方，建立寺院传教成为最有力的同化工具。今天散居在青海、云南、甘肃以及四川省甘孜、阿坝两个藏族自治州的藏族就是这个时候开始逐步形成的。后来的《明史·西域传）称：“西番即西羌，种最多，自陕西历四川、云南徼外皆是。”这里所谓“西番”就是自唐代以后被藏族逐步同化的西山诸羌。藏族自称这些地区为“多喀木”或“朵康”，这个称谓出现于吐蕃时代。
吐蕃最强盛之时，除了西藏本身的中心地带之外，还控制了青海和西康地区，总称为曲喀松，意为“三个方面”，即上阿里三围、中卫藏四如、下多康六岗。
其中下多康六岗，就是现在的青海、甘南、四川甘孜和西藏昌都地区。青海、甘南、川西北地区藏语中称为“安多”（a-mdo），简称为“多”，元明时译作“朵”，音同字不同音而已。甘孜藏族地区和昌都地区在藏语中称为“康”（khams）元明时转写成“甘思”或“甘”。康区的藏族自称康巴（khams-pa），康巴藏族大部分居住在今昌都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
从这些资料来看，康巴藏族族源并非单一的古代民族，而是包括了吐蕃和西山诸羌两种不同的底族源文化。尽管原有的西山诸羌部落在此地早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的文化遗迹至今仍然隐约可寻。今天甘孜藏族地区的语言、文化，保留了不少与藏族文化不完全相同的多元性特征，如丹巴县巴府有一种俗称“弓剑舞”的古老舞蹈，当地又称生日舞，即生日那天跳这种舞。我们知道藏族是不过生日的，而巴底人却有生日，但又与汉族的生日不同。巴底藏民的生日一生只过一次，即49岁那年过一次生日，这一天要跳“弓剑舞”。这种被当地称为生日舞的舞蹈极为罕见。据《隋书·附国传》载：嘉良夷“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并“带甲舞剑”。歌舞时“鼓簧，吹长笛”。巴底人的“弓剑舞”当是嘉良夷“带甲舞剑”的遗风。
第三节 吐蕃同化、融合西山诸羌与嘉戎藏族的形成
唐以后，吐蕃统一了整个青藏高原，也统一了“朵康”地区，西山诸羌陆续被藏族同化、融合，形成了这一带众多的藏族支系集团，嘉戎就是其中之一。
据《安多政教史》(mdo smad chos vbyung)载：“朵康”(mdo khams)地区有四大戎(rong chen bzhi)⑥，“嘉戎”是其中之一。嘉戎地区基本上是农业区，居民大多沿大小金川河谷而居，也有在山腰和山顶开田而居的。据当地的居民说：在小金和丹巴之间有一座闻名全藏的神山，名叫“木尔多”(dmu rdo)，属于藏族年神类(gnyan)的神山，其神名又有“斯巴嘉尔木”(srid pa rgyal mo)之称。这个神山的周围多为深山河谷，居民大多数从事定居农业，神山的东面是小金川河，西面是大金川河，藏语称“曲钦”(chu chen)，其上游梭磨河藏语称“擦曲”(tsha chu)。这两条河在丹巴汇合为大渡河，藏语称“嘉尔木欧曲”(rgyal mo dngu lchu)。“嘉戎”就是以上的山名、河名和环境特点综合而构成的地名。
总的来讲，以木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就是嘉戎的中心地区，它包括小金、金川、马尔康和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道孚的一部分，色达的色尔坝。黑水、汶川、理县虽属于岷江流域，但其藏族居民最早是从大小金川流域迁去的，所以也包括在嘉戎的范围之内。还有雅安地区宝兴县西北部一部分也属于嘉戎地区。居住在上述地区的藏族泛称为“嘉戎娃”(rgyal rong ba即嘉戎人)。它与“安多娃”、“康巴娃”、“木雅娃”等一样，仅是对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地区的居民之称谓。在藏文史籍中俗称嘉戎地区为“东方嘉尔木擦瓦戎”(shar rgyal mo tsha ba rong)，相对于北方的阿杂戎(A tsa rong)而言。
历史上嘉戎藏族分两大部分：在邛崃山以西的大、小金川流域和大渡河沿岸的藏族称为嘉戎本部，相当于嘉戎的中心地区，包括四土部(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大金部(绰斯甲、曲浸、巴底、巴旺、丹东)、小金部(赞拉、沃日、木坪)。这部分嘉戎藏族据1985年调查约有3—4万人左右⑦。另一部分散居在邛崃山以东的理县、汶川、芦花和夹金山东南的宝兴、天全、康定以及道孚等地，称为嘉戎冲部，相当于嘉戎的外层。这两大部分的嘉戎藏族在语言、习俗等方面略有差别，其中外层的嘉戎藏族由于与汉族大杂居，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深。理县、汶川一带的人与羌族杂居，受羌族文化的影响较明显。
历史上与嘉戎藏族关系较多的西山羌有这么几个：
嘉良，此名始见于《隋书·附国传》，其云：“附国者，蜀郡西北两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按《辞海》民族分册附国条云：附国“分布于今四川西部和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那么其东部的嘉良夷自然位于今嘉戎地区，而且《隋书》所记嘉良夷之自然环境、物产及风俗与嘉戎地区大同小异。
《隋书·附国传》云：“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舟而济。”此“嘉良有水”，一般学者都认为指大渡河及其上游大金川河。丹巴梭坡乡一带的大渡河水流缓慢，解放前仍以牛皮船为渡。此外，大金川、小金川也是“南流”之河。其水势因河床变化而异，有的河段比较平缓，完全可以通皮船，与史载“南流”、“用皮舟而济”的嘉良水相同。又《隋书·附国传》云：嘉良“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同样大渡河盛产营养丰富的甲鱼、土鱼，还有久负盛名的猫鱼。
《隋书·附国传》载，嘉良夷“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就我们调查所得的语言材料来看，嘉戎地区差别较大的语言就有四种，即康巴藏语，丹巴的水子、梭磨、中路等地藏民操这种被当地称为“官话”的方言，其发音虽与康定的藏话略有差异，但基本可通，这是第一种。“四土话”也称嘉戎语，嘉戎地区操这种语言的人最多。理县、马尔康、金川、小金、丹巴等县都有讲这种语言的人，这是第二种。丹巴的革什扎、金川的观音桥、马尔康的木尔宗等地操一种特殊的土话，语言专家称“尔龚语”。属于羌语支语言，这是第三种。马尔康的达维地区有与四土的话有一定差别的土话，这是第四种。
语言在民族特征中是比较稳固的因素，短期内不太容易形成较大的差别。嘉戎地区上述语言的差异少则也要上千年才可能形成。《隋书》云：嘉良夷“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可能较真实地反映了古代嘉戎地区的语言情况。
《隋书·附国传》云嘉良夷“垒石为………高至十余丈”当是指石碉，今丹巴地区称为“卡尔”(mkhar)，最高的据说有十八层，每层用圆木相隔，外形有呈四角的，也有八角的；每层有箭孔，故又有箭楼之称，有些石碉周围还有其他建筑遗迹。《隋书·附国传》又云：“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稞，山出金、银。”嘉戎地区的地形、气候、物产、建筑等迄今犹然。
《隋书·附国传》载：嘉良夷“死后十年而大葬”。这既是土葬，又是二次葬。现在丹巴的巴底、耳基坪和小金等地仍流行土葬，其中小金有土葬的祖先坟地，其他革什扎多见水葬，梭坡、中路等乡多见火葬。据当地居民介绍，土葬是最古老的葬俗之一。
通过以上比较，不难看出，嘉良夷这个古代民族，虽早已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但其文化痕迹仍在嘉戎藏族中隐约可寻。这些活的文化“化石”证明，隋唐时期西山嘉良夷后来被藏族同化是事实，同化后的嘉良夷无疑是今天嘉戎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嘉良夷之外，唐代西山还有东女国、哥邻国等古羌部“皆散居山川”（见《旧唐书》卷197《东女国传》）。其中东女国还是一个比较大的古羌人部落群体或地方政权。
如前所述，东女国的建筑、尚黑习俗以及对女性的尊崇，至今仍在嘉戎藏民的生活当中有所反映。
作为“西山八国”之首的哥邻国，很可能就是羌族史诗《羌戈大战》中的“戈”人所建的政权。按《羌戈大战》记载，“戈”为一大族，居岩洞，今天茂汶一带大量石棺葬被当地羌人称作是戈人坟。今阿坝州理县中部薛城一带的藏人还自称“哥邻”，而且自称为哥邻的藏人同样存在于汶川、理县、马尔康、小金、金川、壤塘、甘孜州的丹巴，以及雅安地区的宝兴诸县境内⑧。 如此看来，几乎所有嘉戎地区都有自称“哥邻”的人。显然，“哥邻”古为大族。“哥邻”之“邻”犹如藏籍中的“霍尔岭”(Hor gling)、“瞻岭”(Vboam gling)等之“岭”一样，并无特殊意义。因此，哥邻国的真正族称应是“哥”。“哥”与“戈”(ko或ka)、“格”(羌族自称“格如”kare)音极为相近，疑是同一个族体的自称在不同时代和地区的不同音记。
“哥邻”被吐蕃征服后称“吐蕃哥末国”，（唐杨谭：《兵部奏剑南节度破西山露本》，《全唐文》卷三七七。）“哥末”即“哥”人之意。“哥”人地区被藏族统治后划入“四大戎”(rong chen bzhi)之一的“嘉尔木擦瓦戎”，简称“嘉戎”，并把居住在嘉戎地区的藏族称为“嘉戎娃”，这是他称。“哥”人被藏族同化后，仍保留其族名“哥”变音为“格”(ka)，加上藏语“嘉戎”之“戎”，自称为“格戎”，这个名称实为古代“哥邻”或“戈”人语与藏语结合的名称，名称本身也真实地反映了古代藏族与“哥”或“戈”人的融合事实。
“戈”人从事农业生产，善于治水，居石洞，葬用无底石棺。今东至岷江流域，西到大渡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发现的大量石棺葬就是古代“哥”或“戈”人生活的见证(我们调查了解到，小金纳月山、丹巴革什扎、巴底、中路、金川等地均有石棺葬出土，但未正式发掘)。“哥”或“戈”人被藏族同化后自称“格戎”(ka run)，他称嘉戎，久而久之，有些地方的“哥”人也自称嘉戎。今马尔康的木尔宗、金川的观音桥、丹巴的革什扎、道孚的城关和瓦日、炉霍的仁达、新龙的下占区等地发现的尔龚(rgu)语，即李绍明所说“与‘哥邻’语相近”的语言⑩，可能与古代“哥”或“戈”族的语言有关。
尔龚语(rgu)又称道孚语。除嘉戎地区马尔康的木尔宗、金川县的观音桥、丹巴的革什扎(有人把巴旺话也纳入尔龚语，据我们调查巴旺话与四土话相通，属于嘉戎语)、道孚的城关和瓦日之外，新龙、炉霍还有少数操尔龚语的人。这些夹杂在藏语中的零星羌语支语言的插花语，无疑是被藏族同化、融合的某一支古氐羌语的残留。它们仅保留在某些村落和山沟之中。
1985年，我们在实地调查时记录了嘉戎四土话、马尔康木尔宗话、达维话、小金话、丹巴革什扎话、康巴话各90个单词，其中马尔康木尔宗与丹巴革什扎的语言最接近。在90个单词中有58个读音基本相同；马尔康达维与丹巴革什扎有37个单词的读音基本相同；四土话与丹巴革什扎的话有33个单词读音基本相同；四土话与马尔康木尔宗的话也有34个单词读音基本相同；康巴话与丹巴革什扎话比较，有24个单词读音相同。
从这90个单词的记录比较来看，尔龚语(包括革什扎和木尔宗两地话)与藏语的差别已超出藏语方言之间的差别。据语言学家调查，尔龚语与羌语比较同源词占26.1%，而羌语与藏语比较同源词占11%。（见《六江流域的民族语言及其系属分类》一文。）同源词多少是确定宗属语言远近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从上述的比较情况来看，尔龚语显然同羌语比较接近。
与尔龚语同属于羌语支的语言还有木雅语、史兴语、贵琼语、扎巴语、普米语等。其中木雅人和普米族的来源与先秦时期的牦牛羌有较密切的关系。以此分析，这些零星夹杂在藏语支与彝语支之间的操羌语支语言的群体，历史上具有同源异流的关系。即他们同出自从甘青地区南迁的牦牛羌，以后分散各地，彼此隔绝各自发展，形成了许多支系集团。唐代载于史籍的“哥邻”羌，当是其中的一支。唐以后，哥邻羌逐渐丧失自己的民族特征而融合于藏族之中，但其语言还未完全被同化掉，保留了一定的原貌，这就是尔龚语。
关于唐代及其以后，藏族进入嘉戎地区，既有史书明载，又有当地传说为证。
史载大历十四年，“吐蕃合南蛮之众号二十万，三道冠茂州，扶、文、黎、雅等州，连陷郡邑”。（见《旧唐书》卷十二，本纪第十二。）
又载唐“上元元年后，河西，陇石州县，皆陷吐蕃，赞普更欲图蜀川，累急攻维州，不下，乃以妇人嫁维州门者。二十年中，生二子。及蕃兵攻城，二子内应，城遂陷。吐蕃得之，号无忧城。累入兵冠扰西川”（见《旧唐书》卷四十一，志第二十一。）。
自此，吐蕃占领西川的松州、茂州、维州以及附属的羁縻州，少则数十年，多则百余年。而且，吐蕃每攻下一地便派军驻守，少则数千，多则数万。吐蕃王朝崩溃后，驻守各地的这些吐蕃军队，有很大一部分变成了《安多政教史》中所说的“呷玛罗”(ka ma log)部，即“没有赞普命令不得返回的人”,即类似屯垦移民。
唐代吐蕃强盛时期，其势力曾东达今松潘、茂汶等地，嘉戎地区当时基本上处在吐蕃的统治之下，而且是吐蕃政治、经济、军事等重要基地之一。因此，必然有大批吐蕃人迁居此地，其中包括“出师必发豪室，皆以奴从，平居散处耕牧”的吐蕃大批军队。吐蕃王朝灭亡后，原吐蕃军队中的贵族将领们四分五裂，分割一方，变成了世系领主和地方土官。现在嘉戎地区的许多土司自称其祖先来自西藏或自称是吐蕃军队的后裔就是最好的印证。
第四节 白兰羌与格萨尔“白岭国”
唐朝与吐蕃之间散居着众多的古羌人部落集团，其中白兰羌是文献记载较早的古羌人部落之一。《北史·白兰传》云：“白兰者，羌之别种也。”白兰羌最初居住在青海柴达木盆地之南，其一部分南迁，与党项为邻。《新唐书·西域传》载：“又有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左属党项，右与多弥接。”“多弥”在今青海玉树境内，据前人的考证，隋唐时期的白兰羌的分布范围，大致北到柴达木盆地，南到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的炉霍、丹巴一带，西与苏毗接壤，东到今阿坝境内⑫。隋唐时期的白兰羌不但分布如此之广，而且势力雄厚。《新唐书·西域传》称白兰羌“胜兵万人，勇战斗，善作兵，俗与党项同”，“武德六年，使者入朝”，与中原王朝建立了关系。
然而，就这样一个势力强大，名扬中原，并与羊同、苏毗、党项等具有同等地位的古羌人部落，却在古藏籍中没有明确的记载，以后又不知去向，杳无踪迹。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唐以后白兰羌大部分被藏族同化，《新唐书·西域传》称：“龙朔后，白兰、春桑及白狗羌为吐蕃所臣，籍其兵为前驱。”《新唐书·吐蕃传》载：“又攻党项、白兰羌，破之。”这些历史事件都发生在唐贞观年间和龙朔年间，到唐天宝年时已被称为“吐蕃白兰”。《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云：“吐蕃白兰二品笼官董占庭等二十一人来降”，二品笼官显然是吐蕃授予的官职，称“吐蕃白兰”表明白兰羌已役属于吐蕃。《唐会要》卷九八“白狗羌”条也说：“显庆中，白兰为吐蕃所并，收其兵为军锋。”说明白兰已是吐蕃的人了。
白兰羌被吐蕃同化后去向如何？古代藏籍中称苏毗为“松巴”（sum-pa），称羊同为“象雄”（zhang-zhung），称党项为“木雅”（mi-nyag），唯独白兰不见明载。是何原因呢？现在有些学者提出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的故乡“白林”或“白岭”就是白兰，这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白兰不能等于“白岭”。前者是古羌人的部落，后者是藏族文学中反映的藏族部落集团及其首领人物统一藏区的英雄事迹。作为一种文学作品，《格萨尔王传》是10或11世纪以后逐渐成书。它反映的内容是7世纪以后，藏族形成为一个具有共同地域、语言、经济生活、心理素质的民族后的事迹，而白兰早在魏晋时期就见于史籍。现在国内外多数学者都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即格萨尔王的故乡是在“朵康”（mdo-khams）地区，而不是在卫藏。隋唐以前的藏族仅限于卫藏地区，也就是说“朵康”地区当时还不是藏族地区，因此，藏族的文学作品不可能反映隋唐及其以前就居住在“朵康”地区的白兰羌人的英雄事迹。更何况在唐代，白兰羌是被吐蕃征服和同化的对象，藏族的文学作品怎么可能把一个被吐蕃打败征服的古羌人部落树为长篇作品的歌颂对象呢？
第二，《格萨尔王传》中的“白岭”与“白兰”确实有关系。这种关系发生于白兰羌在唐代被吐蕃征服，其成员大部分逐渐融为藏族以后。由于当时吐蕃王朝崩溃，各地藏族支系“族种分散”，“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这时原被藏族同化的白兰羌在“朵康”地区崛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藏族牧民部落集团，历史上在部落争斗中是一个获胜者，《格萨尔王传》中的“白岭”大致上是以此部落为原型，然后融会贯通唐代吐蕃统一亚洲高地的事业和元明清时期“朵康”地区蒙藏争战与统一的一些历史事件为题材，逐步完成的。对待《格萨尔王传》，既要看到其“史”的部分，即真人真事的部分，又要看到其“诗”的部分，即艺术加工的部分。
具体而言，“白兰”与“白岭国”有这么几重关系：
1、族称相同。岭·格萨尔的“岭”（ gling）是一个族称。藏籍记载中的格萨尔不仅有岭·格萨尔，还有仲（khrom）·格萨尔、霍尔（Hor）·格萨尔、朱孤（gru-gu）·格萨尔等。其中“仲”、“霍尔”、“朱孤”都是古代北方胡系统民族的族称，如“霍尔”唐指回纥，元以后指蒙古族，有时泛指“胡人”， “朱孤”唐指突厥族。所以，岭·格萨尔之“岭”（ gling）与“仲”、“霍尔”、“朱孤”等一样，是族称。
那么“岭”这个族称从何而来？其最早的含义是什么呢？《新唐书·西域传》说：“白兰羌，吐蕃谓之丁零。”这里“丁零”疑是藏语“东林”（dung-gling）的音译。“东” （dung）即海螺，有白之意。“东林”或“丁零”可译作“白林”。“兰”、“零”、“林”、“岭”当是同一个字gling之不同译音。汉代金沙江流域巴塘一带又有“白狼国”其“狼”与白兰之“兰”也当是同一字的不同音记。藏文gling有草原、牧场、公园、洲、岛、大寺院等多义。估计其最早的含义是指草原或牧场，即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集团占据的草场或牧场，其他的含义为后期引申之义。川西牧区迄今有被称为“岭达”（gling-mdav）的部落牧民，农区有“岭拉各”（ gling-la-mgo）的村寨，意为“岭山上”，说明这一带古代确有过被称为“岭”的部落群体。
2、姓相同。《格萨尔王传》称，岭·格萨尔之父辈，“原为木波董族的人”，又说格萨尔王“族系出自木波董族”⑭。《册府元龟·外臣部·降附》云：“吐蕃白兰二品笼官董占庭等二十一人来降。”可见，白兰羌被吐蕃征服后，其首领也姓董。
3、地域相近。白兰的地域在西藏东北，青海湖西北，通天河流域以东，松潘草地之西，即今青海果洛、玉树一带。还有的学者认为在今柴达木河流域，或认为在青海通天河流域的玉树地区，或认为在青海西南的巴颜喀拉山脉一带，等等。说法虽不同，但所言方位大同小异，大体上北到柴达木盆地，南到甘孜藏族自治州，西到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东到阿坝羌族藏族自治州，而青海巴颜喀拉山一带是中心地区。
至于格萨尔王“白岭”的疆域，据甘肃夏河人智贡巴·贡却登巴绕杰著《安多政教史》载：“古代黄河上部两岸地域皆为格萨尔辖域”，今黄河上部两岸即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的地域，亦即古白兰羌的分布中心地区。
《格萨尔王传》的异体本《降伏霍尔的霹雳箭》部中，对“白岭国”的疆域描述如下：“北面从青海湖畔以下，南面从箭竹的故乡，美丽而炎热的河川以上，银白色雪峰如水晶塔般的玛嘉奔穆拉山（阿尼玛沁山）的后方，黑褐色的威严的念青山（唐古拉山）的前方。”其范围很明显是青海湖以南，阿尼玛沁山以西，唐古拉山以东北的地区。这个疆域范围与前面已述的白兰羌的分布范围极为接近，甚至可谓相同。
4、“白兰”与“白岭”均以游牧生产为主。《宋史·吐谷浑传》：“白兰……其国虽随水草，大抵治慕贺川。”白兰是“随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格萨尔王传》中描绘的“白岭国”也是一个游牧国。
5、从役属到独立的发展经历相同。白兰羌初期役属吐谷浑，正如《北史·附国传》云：“白兰……或役属吐谷浑，或附国。”到唐初武德六年（623年），白兰以独立的部落名义遣使朝贡唐王朝。贞观五年（631年）“白兰渠帅……并来朝”，已经完全独立。
据《格萨尔王传·霍岭之战》载，白岭国最初也役属于邻国霍尔，并年年向霍尔进贡，月月纳税，还屡受霍尔欺压，只是到了嘉擦和格萨尔执政，格萨尔王登王位后，白岭才从霍尔役属下独立成为一国。
综上所述，白兰与白岭的族称、首领姓氏、分布区域、经济形态、发展经历都是基本相同的。所以，可以把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的白岭国当作是唐代吐蕃征服和同化白兰羌后的变异部落群体，但不能在二者之间直接画等号。
白兰羌最初居住在青海北部地区，魏晋以后逐渐向南移动，到隋唐时期白兰已经活动于青海南部甚至四川西北地区，与党项、岩昌等羌系杂居，直到唐代被吐蕃征服。与此相反，“白岭”格萨尔王最初降生在今川西德格一带，此地也是岭国最初占领的地方。“但是，后来由于德格地区连降大雪，人们因饥寒交迫，家畜缺乏饲草，无法继续生活下去，所以，不得不迁居黄河流域（rma-yul）——现在青海省果洛地方”⑮。根据健白平错的看法，10世纪到11世纪之间，格萨尔王降生于德格一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才出现“白岭国”，因此，白兰与白岭时间上有其先后关系。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一部分被藏族同化的白兰羌，于吐蕃王朝山脚溃后，在今德格一带重新崛起，向四周发展势力。
第五节 党项与“木雅娃”起源的传说及史证
现在藏族将道孚以东，丹巴以西，雅江以东南，九龙以北，以及康定县大部地区总称木雅地区。它与道孚西北的霍尔巴地区，雅江以西的巴塘、理塘，丹巴以东的嘉戎地区一样，是藏族内部的地区名称。其中木雅地区古称“木雅热岗”，其范围在雅砻江中游以东和大渡河上游以西之间，正如《隆多喇嘛全集》所言：“两水之间即一岗。”此为古藏族地理名称。居住在这个范围内的藏族泛称“木雅巴”，即“木雅人”。“木雅娃”。“木雅”这两个字在汉文史料中有各种异译法，如“木纳”、“母纳”、“穆纳”等。
关于“木雅娃”的来源在本地群众中有几种传说。第一种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个被称为“西吴甲尔布”者，曾经是汉地北方之王，所居之地叫“木雅”。后来，这个国王在酋豪力兢的混战中战败，率其部众迁居今天木雅娃所在之地，并继续以“木雅”自称。今天木雅境内的立曲河下游有一个明显存在的古城遗址，当地称为“西吴绒”（sevu-rong），据传这就是过去“西吴甲尔王”的中心地。
第二种传说，早期在中国的北方，有“李榆”之地，国名“大吴”。后被蒙古族所灭，其国王带着残部来到今日木雅之地。
对上述传说经某些学者考证，认为“西吴甲尔布”（藏语王称“甲尔布”）就是指西夏王。根据之一，“夏”在汉语古音中读“虎”，康巴人把“虎”误读成“吴”，故“大吴”者实际为“大夏”。“大夏”是西夏人的自称，之所以为西夏，因中国历史上以夏为国名者不止一个，故宋代有“西夏”之称。同样，传说中的“西吴”实际为“西夏”的转音，二者音读虽殊，实为同一国名。以此得出结论，传说中的“西吴甲尔布”实指西夏之王，认为公元1227年蒙古人彻底消灭西夏，占领位于现在甘肃和青海的西夏国土后，部分残部完全有可能南逃今木雅一带；根据之二，唐代有平夏部拓跋思恭（即西夏王的祖先），因协助唐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有功，曾赐姓为“李”并迄于宋代，才改为姓赵，故所谓“李榆”（“榆”为藏语，是国土或地方之意），实际指李氏国土所在地，也就是西夏。西夏被蒙古人灭后，残部南徙于西康，并建立小邦，继续使用“西夏”之称，即当地人呼为“西吴”。
据文献记载：西夏之先世居于松州，“居松州者以旧姓为拓跋氏”（《金史》）。按唐书中的党项八部，其中有拓跋部，自称党项，“入居银夏之间者，号平夏部。拓跋思恭以破黄巢功，赐姓李氏。”足见西夏本为党项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到北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党项居银州，其首领受契丹封“夏国王”，才有西夏之名见于史籍。以此看，西夏就是党项羌人所建国家。
党项是羌人的一支。南北朝时，分布在今青海省东南部河曲和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地带，从事畜牧业。唐朝前期，吐蕃征服青藏高原诸族、部，党项也不例外。到仪凤三年（678年），吐蕃已经“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旧唐书·吐蕃传》）。藏籍《智者喜宴》云：“如是，东方之杂米（党项）兴米、南方之洛与门、西方之象雄（羊同）及突厥、北方之霍尔及回纥等均被收为属民。遂统治半个世界。”自此，党项羌的大多数部落都被吐蕃征服，唯有党项八部中势力最强的拓跋部仍顽强抵抗，并与唐朝政府一直保持“职贡不绝”，直到开元年间，吐蕃势力愈炽，而在唐军因安史之乱屡屡失利的条件下，拓跋部恐终被吐蕃所并，遂上表唐廷，请求内徙。唐玄宗同意了此请求，于是拓跋率其部众徙居庆州（治所在今庆阳，辖境当今甘肃庆阳、环县、合水、华池等县及陕西志丹县西部地区）。到广德二年（764年）由庆州迁往银州（治榆林，今陕西榆林县东南）和夏州（治朔方，今内蒙古伊盟乌审旗白城子），由于他们所居之地“从银、夏至青、白两地，地惟沙，俗谓定夏”（《宋史·宋琪传》），故得名为平夏部。后来的西夏国就是在平夏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元代蒙古人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的西夏政权为唐兀或唐兀惕。
留居原地的少部分党项羌降于吐蕃，“其处者为其役属，吐蕃谓之‘弭药’”（《旧唐书·西域传》） “弭药”或木雅， 即藏语“mi-nyag”或“mi-nag”的对音。可见早在唐代藏族就称党项羌为“木雅”（mi-nyag），后来党项羌建立西夏国，藏族仍称西夏为“木雅”（mi-nyag）。据文献记载：北方河套一带的确有以“木雅”为地名的，“也先复逼徙朵颜所部于黄河‘母纳’（即木雅的异译）地”（《明史·瓦刺传》）。《蒙古源流》记载：“成吉思汗于是发怒，发现‘穆纳’（即木雅之异译）地方降旨云：‘此乃废国，当隐避’”。《吐蕃纪录嘉喇卜经》也称吐蕃东北有二州，一曰“密纳克”（即木雅之异译），一曰唐兀，二地互相毗连，往昔自为一国。可见所谓北方“木雅”之地当在河套一带，也就是北宋时期党项羌建西夏国之地。
那么西夏人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迁徙到康藏地区的呢？这要从元代说起。13世纪初，蒙古族在北方崛起，并发展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形成了一个北方游牧强国，自此蒙古兵屡次袭击西夏国土，到公元1227年，蒙古人彻底消灭西夏。《西夏纪事本末》对此有详细的记述：“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六月……蒙古铁木真尽克西夏城邑，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踰月，夏国主力屈出降，遂絷以归，太宗杀之。时议屠中兴，察罕力谏止之，驰入安集遗民，蒙古太祖因命以夏主遗物画赐怀都。”据此分析，西夏西窜而亡入康藏地区者，当为西夏王族之残部，故本地居民传说中有“西吴甲尔布”之说。西夏王族残部是逃避蒙古人的镇压而流窜今日甘孜藏族地区，从而绝路逢生，在甘孜藏区东部建立了新的小邦国。
千百年来，木雅藏族的形成过程非常复杂，从木雅嘉尔布来源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传说来看，木雅人的来源不是单一的。
1819年藏僧晋麦朗卡著《蒙古佛教史》卷二中说：“其后(成吉思汗)66岁的丁亥年，向西藏的木雅进军。”日本光宝氏对此加注释称之为“康木雅”（昭和十五年，《蒙古·喇嘛教史》日本文，33页）。此征伐康定木雅的丁亥年即公元1227年，当时西夏尚未灭亡，故蒙古军征伐的“康木雅”，当是唐代被吐蕃征服后原地未徙的藏化之党项人(所谓原始木雅)，而非西夏灭亡后南徙的木雅人。
此外，康定一带木雅人中还流传着木雅王是松赞干布派来的传说，说他来到木雅后实行政教合一，统一木雅地区。现在康定营官山上的古建筑遗迹被认为是此王的王宫。与此同时还流传着，木雅公主嫁给松赞干布，生下王子公主的传说。这些传说很显然是吐蕃征服和同化党项族之后逐渐产生的。
党项族是怎样被藏族同化，并逐渐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的?这个问题可以从现代的木雅语言上说起。
木雅地区处在汉藏之间，其西部为藏区，东部为汉区。因此，木雅语的西部方言受藏语的影响较大，词汇中政治术语、宗教用语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部分用语大都借自藏语，藏语借词约占词汇总数的15%左右。而东部方言区离藏区远，与汉区较近，因此受汉语影响较大，词汇中藏语借词少而汉语借词多，汉语借词约占词汇的20%左右。
操木雅东部方言的人主要分布在九龙弯坝、洪坝及雅安地区石棉县，自称mu55ηa55，即“木雅”。这部分木雅人保留古羌人风俗较多，汉化也较深，讲汉语的人多。
操木雅西部方言的人主要分布在康定县沙德区及九龙县汤古一带，他们的自称不是“木雅”，而是“博巴”，有较强的藏族自识的心理，穿藏袍、住藏房、信佛教 ，讲藏语的人多，识藏文者也不少，藏化很深。惟在家庭内部用语(木雅语)和白石崇拜等遗迹中窥见一点上千年前党项族之文化的遗风。
木雅语借词主要来自藏语和汉语，借词中有关政治军事术语，如军队或兵、县长等，宗教用语如寺庙、活佛等，大都借自藏语。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历史上藏族同化党项采用了军事征服、政治统治和宗教教化相结合的办法。不过宗教用语方面的借词是属于晚期的借词。由此推测，藏族是先军事征服和政治统治党项人，教化是后期之事。木雅地区的宗教发展情况也可以印证这个问题。
贡嘎寺是木雅地区较早的寺院之一，创建者是满色·登巴仁青绒波，他的继承人就是第一代贡嘎活佛。到新中国成立前共传了五代人，加起来也不过两三百年。居里活佛的寺院即饶蒂寺据说也建于明正土司时期(明、清时期)。藏族宗教虽然传入木雅的时间较晚，但影响极深。现代木雅人几乎都信喇嘛教，包括红教、白教、黄教，还有苯教，而且葬俗也与藏区一样，实行天葬、水葬和土葬。葬场树嘛尼旗作为标志，送葬喇嘛念经；男女老少平时都戴护身符，里面镶佛像；家家设有经堂；与其他地区的藏族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甚至，与藏族差别较大的石棉及九龙湾坝、洪坝一带的东部木雅人中，从事宗教活动的人仍然会讲半通不通的藏语，他们的经典全是藏文。看到这些现象，再联系木雅语中“宗教用语都几乎借助于藏语”的语言现象， 不难看出，藏族的宗教在同化党项人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西部木雅人的葬俗、服饰等方面的民族风俗也已基本上藏化，葬俗包括天葬、水葬等都很流行。服饰中弯尖软底皮鞋(俗称“藏靴”)和长袖系腰带的长袍及礼帽等都是典型的藏族的服饰，惟木雅妇女的头饰略有特殊的风格。一般藏区妇女长辫后垂，而木雅人部分妇女长辫盘于头上，用一块黑布或蓝布叠成瓦形，盖在头顶，然后再用辫子绕上几圈，使其固定在头上。“这种辫发而萦于头之前后的发式，在西南羌、藏、彝族中十分普遍。今河湟间的藏化羌妇则分发为二辫，垂于后，盛以锦囊，安多地区的妇女发式往往如此。” 笔者实地调查，茂汶、汶川、理县、马尔康、金川、小金、丹巴、康定、雅江、巴塘、道孚等地藏羌两族的妇女大多如此。其中道孚的城关区、瓦日区，丹巴县的大桑区党岭一带，共万余人，讲一种土话，称“道孚语”，即木雅土话。
关于木雅的“土话”，石泰安认为与西夏语有较密切的关系。国内通过现代语言学家对木雅语所作研究， 同样在100个最基本词汇中，发现与西夏语同源词有25个，与藏语只有4个，木雅语和西夏语有较多的同源词，在语音结构上比较接近，有相类似的语法特征，有的表示语法意义的前后缀，在语音上有明显的同源关系，因而木雅语和西夏语有较密切的亲属关系。以此可断定，这些人是党项遗民，唐未北徙的党项羌部之一。从古代党项族的分布来看，包括道孚、丹巴等地。丹巴县地名普查小组撰《丹巴县概况》(1984年11月2日稿)说：“党岭(今丹巴县境)之西为道孚玉科、龙步等草原，其东为丹东、革什扎两番落，相传其土民自党项迁来，故今称其山为党岭山。” 今道孚即藏文tau一字之记音，此名见于古藏文《敦煌吐蕃本历史文献》，其最早来源是否即“党项”，即因党项人而得名。“党项”音变为“当务”或“道坞”、“道孚”。既然如此，道孚、丹巴和木雅等地出现一些相似的文化现象(如妇女头饰)，也就理所当然。他们原本为一族(党项)，自唐以后，经一千多年接受藏族文化的影响，最后变成了藏族。但在家庭及村落内的用语及少量的文化习俗方面仍保持着古党项之俗，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今木雅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建筑莫过于石碉，藏族称“宗”。从丹巴往东南，阿坝州的理县、汶川、茂汶等地，在河岸、十字路口、村落的中心或山坡上，散落矗立着很多石碉，丹巴一些村寨石碉成林，俗称“石碉群”。这种石碉，顶天立地，既可称为堡垒，又可称作是碉堡。其形状似塔非塔，远看似内地工厂的烟囱，直刺青天；近看似古老的烽火台，宏伟凝重；多半为四方形和六角形，也有少数八角形的，被称为八角碉。还有十三角的。一般高约十几米，有的甚至达二三十米，有四五层以上。底层是畜圈，二层是杂物间，三层为火塘和储藏室，四层是卧室，并留有平台晾晒粮食、衣物，五层为客房和经堂，楼面打粮食。层数多的楼层面都较小，有的第三层还有一间小屋，房门特别矮小，是用来停放死者的。因为家家户户都养猫，据说假如有猫碰到尸体的话，阴阳两极产生的电力就会触发尸体直立起来行走，为了拦住尸体，房门就不能开大了。如果是三层楼的石碉楼，则二层为灶房和寝室，夏天用灶，省柴防热；冬天用火塘，用铁铸的三脚火圈支锅，整层楼都有热力回旋。层与层之间屋内用木梯或独木梯，屋外开梯底层用石梯，其他用独木梯。早期的石碉楼从底屋到顶层都用石头作间隔，只有楼面才用木料、小树枝和黄泥。后来只是底层用石墙作间隔，二楼以上的间隔全用木板。屋内的墙面用泥和石灰抹得光亮，隔板上以浓墨重彩画上装饰意味很强的几何图案。通常背面不开窗，有的开一个小窗。窗户大都在正面和侧面，窗上方和屋檐下都有大量装饰物，窗框用五彩颜料分割成精美的图形。经堂更是用壁画和唐卡布置得富丽堂皇。这些石碉楼下大上小、石墙下厚上薄，墙体内直外斜，具有弧形纹路，既美观大方，又坚稳牢固，经过多年的风雨侵蚀和多次的地震摇撼，既不见倾斜，也不会倒塌，堪称建筑艺术的一大奇迹。
据《西夏经事本末》载：西夏人筑城“紧密如石……易守难攻也”，并称这种石城为赫连城。木雅人垒石工艺与此相同。早在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时代，木雅人就被请去参加修建寺院的工程，并任工头。今天位于立曲河下游的“西吴绒”古城遗址，相传是“西吴王”的王宫。这是一个典型的石城，其建筑工程之大、工艺之精，实属罕见。那一块块大小方圆无定的乱石，经木雅人的手，变得大小长短各得其宜。
据史书记载，这类石碉最早与“冉駹夷”有关。《后汉书·西南夷传》载：“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其聚邑，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唐朝李贤给后汉书作注说：“‘邛笼’按今彼土夷人呼为碉也。”清人陆次云著《峒奚谷织表》亦云：“松潘，古冉駹也，人居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名曰碉房。”从这些记载可知，川西北的所谓碉，早在汉代就已存在。“冉駹夷”称其为“邛笼”。而“冉駹”究竟是羌，是氐，还是其他民族，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冉駹是古代岷江流域许多民族的泛称，而且时而为族名，时而为地名。《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冉駹夷者……其山有六夷、九氐、七羌，各有部落。”可知冉駹为地名，其地实有夷、氐、羌三种民族。因此无法把冉駹肯定为一个民族或部落。但冉駹在汶山郡，久居岷江流域，无疑与这一带的羌人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邛笼”即“石碉”二字已证明是当地土人的译音。我的一个学生研究古碉楼，认为“邛笼”是古嘉戎语。如果按此分析，“邛笼”有可能是藏汉语的拼凑，“邛”即藏语khyuang（意为大鹏鸟）的音译，“笼”汉语笼子的笼。“邛笼”就是装大鹏鸟的笼子。我在西藏林芝调查古碉群的用处时，当地有一种传说是古代居民为防范大鹏鸟抓捕牦牛而修建碉楼。而且其中一个修建在田地边的碉楼经碳十四检测距今一千多年，何人所为？确实值得思考。今天分布在石碉文化区域的马尔康、金川、康定、木雅、丹巴、九龙、雅江等地均有属于羌语支的语言分布。这些语言早在上千年前就存在于上述地区。这些操羌语支语言的先民应该说是石碉的创建者。
隋唐时期，党项族兴盛，占据了上述许多地方。为了生存和发展，他们完全有可能利用当地坚固的石碉为居室或堡垒。唐以后，吐蕃兴盛，征服和同化了上述地区氐羌系统的各民族，包括党项族，并利用这些民族和他们的石碉与东方的唐朝争夺地盘。所以，现代有些藏族学者说石碉是吐蕃军队的工事，也自有其道理。今天看待石碉即“邛笼”的族属，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碉是死的，不能搬走，但民族是活的，是发展变化的。东北至岷江流域，经阿坝州马尔康、大小金川到西南的甘孜州丹巴、道孚、康定、九龙、雅江等石碉文化分布地区，几千年来民族的变化繁多，许多民族都利用了这一带坚不可摧的石碉建筑，金川、丹巴一带的一些石碉是到清代时才修建的，所以不能把石碉不分时代地断然肯定为某一民族之文化。
就木雅地区而言，先秦时期为牦牛羌地，后来又有“笮”、“戈”等民族居住，隋唐时期为党项羌的故土之一，唐以后为木雅藏族的聚居区，元代又有部分蒙古族屯居此地，迄今木雅地区流传着的蒙古王夹噶(意为铁柱)与木雅王打仗之事，就反映了这段历史。明代云南纳西族的木天王势力大增，向北发展，占据过木雅地区。所以，木雅及其他地区的藏族又说八角碉是“浆妖宗”， “浆”，在唐代指南诏，以后指纳西族。正如《维西见闻录》云：“明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浸强，日率摩些(即纳西)兵攻吐蕃地(藏族地区)。遂取各要害地，屠其民而徙摩些戍焉，自奔子栏以北，番人惧，皆降。于是，自维西及中甸并北隶四川之巴塘、理塘，木氏皆有之。”纳西兵夺取了这一带的碉楼后，日夜驻守。今天巴塘县白松一带的山尖、谷口都有不少规模宏伟的碉楼遗迹，据传是明代纳西族占领此地时的军事堡垒。藏、羌民族对碉的称呼之变化，也能说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均利用过这种建筑。
由此可见，木雅地区的石碉，汉为冉駹夷所创，隋唐为党项人所用，唐中叶以后为吐蕃所用。以后，蒙古、纳西等族也利用过。既然用，必然要加固或维修，甚至重建。因此，今木雅之碉群包含着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之文化因素，但其首创者是古氐羌，这是无疑的。
第六节 历史的足迹——文成公主庙和勒巴沟岩画
据汉藏文的记载，公元前后，玉树为发羌、唐旄等部居住地区。当六世纪以后，西藏山南雅垅地区的六牦牛部鹘提悉补野开始统一活动于青藏高原的诸羌及其他部族，而在这段时间中，活动于玉树地区的则有多弥（亦号难磨）、苏毗（亦号孙波）。吐蕃统一藏区后，玉树属于吐蕃的孙波翼（sum-pa-ru ），居民除西部的苏毗、北部的多弥外，南部则由贝嘉德十二部（ sbas-rgya-sde=bcu=gnyis ）。而在吐蕃的军事设置中，玉树则被列为以贝嘉德十二部为主力的中勇部（军区），担负南攻南诏，东下洮湟河陇之责任。贝氏为吐蕃大贵族，系吐蕃政府中枢“三论一尚”议会中成员，由这样重要人员坐镇玉树，则其地理形势对吐蕃之重要性，可见一斑。而玉树居民苏毗等成为组成吐蕃军队的主要人员，与吐蕃王国相始终。
吐蕃在统一青藏高原的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征战而外，也巧妙使用和亲政策进行对外扩张。早在松赞干布的祖父达布聂息时期，就与居于今拉萨河流域带的森波杰和亲，最后森波杰被松赞干布的父亲论赞弄囊所恶意。羊同本在西藏高原是一支强大的游牧军事力量，松赞干布采取一面与之和亲，一面与之交兵的策略。他先将自己的妹妹赞蒙赛玛噶（btsan-mo-sad-mar-kar）,嫁给羊同王李迷夏（lig-myi-rhya）为妃，自己也娶羊同公主李绨缅（Zhang-zhung-bza’Li-thig-man）。赛玛噶在松赞干布进攻羊同时充当了内应的作用。
吐蕃和亲成功的另一代表之作，就是对小勃律。小勃律位于今雅辛（Yasin）及吉尔吉特地区（Gilgit），是吐蕃经由帕米尔高原进入天山南路的必经之路，故有“唐之西门”之称。（《资治通鉴》卷212）吐蕃于玄宗开元十年（722年）就已进攻小勃律，为李唐所败，勃律感恩，向李唐纳贡。吐蕃于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再攻小勃律，小勃律向唐求援，玄宗命吐蕃罢兵，吐蕃不加理会，攻破小勃律。敦煌文献《吐蕃大事纪年》龙年（公元740年）记载，吐蕃嫁赞普王姊墀玛蕾（je-ba-khri-ma-lod）与小勃律王为妻。此事在汉文史料上记载：“小勃律国王为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余国，皆为吐蕃所制，贡献不通。”（《旧唐书·高仙芝传》）可见吐蕃先以武力，再用和亲方式，成功地控制了小勃律，并使其周围的20多个小国都脱离了唐的控制，转而成为吐蕃属国。
吐蕃最著名的和亲之举当属与唐朝文成公主的婚姻。《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吐蕃国王松赞干布派遣其著名大臣禄东赞（伦噶尔）入朝，向唐太宗提亲。唐太宗见吐蕃国法严整，上下齐力，国力强盛。为了与吐蕃和亲，答应了这门亲事，以宗女文成公主入藏。入藏路线是唐代青藏古道：自长安，过兰州，经西宁，由旧称柏海的青海果洛州玛多县进入藏区。而松赞干布则“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并在这里修建行宫，与公主入洞房喜结良缘。
相传，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在扎陵湖会面之后，一路上翻过雄伟崇宏的巴颜喀拉山，跨过了激流滚滚的通天河之后，来到玉树境内的勒巴沟。文成公主为自己的一行人马能够平安地通过天然屏障巴颜喀拉山和亘古天堑通天河而高兴，她以为这是神仙帮助的结果。自小信佛的公主，为了表达对神仙的虔诚，亲自率领工匠，在勒巴沟的岩壁上刻下了数十尊佛像和许多佛塔。
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金城公主婚配藏王赤迭袒赞而路过勒巴沟时，发现文成公主遗留下来的9尊佛像特别壮观，为了不使公主的功德被风雨所剥蚀，她派人以佛像为中心修筑了一座庙宇，并赐名“文成公主庙”。此后，这座庙宇便被人们保护下来，作为顶礼膜拜的活动场所，同时也纪念文成公主不朽的功绩。
文成公主庙别名“沙加公主庙”， 紧贴百丈悬崖，坐北朝南，金光闪闪的藏式屋顶光芒四射。推开庙门，进入堂内，是3间高敞幽深的殿堂，堂前有两根巨大的方柱直撑庙顶，另有两根巨柱，支撑着正面浮雕佛像下的莲花宝座。在庙堂正上方的岩壁下，有9尊巨幅浮雕佛像，这便是当年文成公主雕凿遗留下的古迹。佛像由两只背向伏卧的雪狮驮着，呈莲花宝座状。宝座又由两根粗大的木柱相支撑。莲花座正中，是一尊高约7.3米的主佛像。佛像头戴朝冠，两耳佩有垂至两腮的金环，身着唐代盛装，双手自然交叉，垂放腹前，双腿盘坐，佛面五官端正，眉目清秀，双目正视，显得神态端庄稳重，性情娴静慈祥。主佛像头顶上方刻有梵文六字真言，头顶后部嵌有象征“光明普照、佛慧无量”的五彩光环。在主佛像的两侧，各有4尊高约4米的侍者佛像立在小莲花座上。这8尊侍者佛像，个个手持宝物。有的手拿莲花，有的手持金刚杵，有的手捧牡丹，有的手托宝瓶，有的手端如意宝食碗，有的手握七星上方剑，姿态各异，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作为藏、汉两族信徒心中的圣地，这座庙宇尽管已历经了千余年的风雨，至今依然香火不断，朝拜者络绎不绝。
根据传说，文成公主走后，远近的僧侣和善男信女，纷纷来到勒巴沟观看，膜拜，很多人还参照两位公主的做法，在勒巴沟的岩崖上凿刻佛像和经文，久而久之，这里大部分岩石和石头都被人们刻上佛像和经文。其中以勒巴沟的岩画最为引人注目。
勒巴沟岩画主要以佛像、菩萨、香客、瑞兽等为主，到处可以看到不同时代的《无量寿佛经》、《般若经》、《忏悔经》、《行愿经》和《六字真言经》的石刻经文。从沟口唐末释迦像到现今打制的嘛尼石，既可以感受整个藏族宗教石刻的历史，又能欣赏带有浓厚的唐代汉族佛教造型艺术风格的精美之作。我和美国南戏教授曾一同前往勒巴沟实地考察，确实发现不少唐代的石刻佛塔和岩画。
第七节“公主桥”与“塔公寺”的传说
文成公主知书达礼，不避艰险，远嫁吐蕃，为促进唐蕃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增进汉藏两族人民亲密、友好、合作的关系，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藏族人民不仅将她奉为绿度母的化身，而且四处传诵有关她的行踪和事迹。就连她并未踏足的地方，也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
在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首府所在地——康定城南门外，有一座拱形石桥，取名“公主桥”。当地人民传说，文成公主进藏曾路过康定，那时康定是汉藏两族的地域分界线，康定以东是汉族地区，康定以西是藏族地区。因此，公主来到倾泻而下的折多河边思绪万千，过了折多河，翻越折多山，便离开本族乡土而进入世界屋脊的藏族地区。公主心中感情的波涛犹如折多河中的滔滔白浪上下翻滚。她站在河的西岸，望着滚滚东流的折多河水更加念乡思亲，感到无限的悲痛。但是，她转而想到自己的使命——汉藏人民的和睦和友谊，她坚持进藏，并命令在折多河上架一座石桥沟通东西道路，象征藏汉民族长久往来。后来康巴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增进汉藏友谊的使者，把这座石桥取名为公主桥。这样的传说在康区各地比比皆是，虽然与历史的真实相距甚远，但他表达了康藏人民对公主的敬仰和思念。
翻过折多山，经过新都桥，传说文成公主来到辽阔的塔公草原。据传文成公主进藏随带大佛像一座，这座佛像运至塔公，由于太重，马和牦牛都驮不动。因此，公主叫人在这里建了一座寺庙，把大佛像置于这个寺庙中，形成后来的塔公寺。从此以后，塔公寺闻名于康巴地区。随着文成公主入藏，中原汉族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源源不断地传入千里青康藏高原，例如造酒、碾磨、造纸、养蚕、建筑、绘画以及医药、历算等等，促进了藏族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给藏族人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这就是康巴人民直到今天仍然怀念和崇敬文成公主的根本原因。
今天，康藏地区的许多村落都有磨房。磨房的装置与内地的水磨基本上相同，康巴藏族称水磨为“豈（mchig）”，唐以前的古汉语中称磨为“磑”，《正字通》云：“磑，碎物之器，公输班作磑，晋王戎有水磑，今俗谓之磨”，这里“磑”与“豈”音完全相同，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它真实地记录下了汉藏人民在历史上相互交往和亲密合作的重要史实。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到西藏以后的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松赞干布又派人到内地“因请蚕种及造酒、碾、磑、纸、墨之匠，并许焉。”这应当是“磑”入藏之始，水磨亦当此时传入。
其实，唐代汉族文化输入藏区岂止水磨一项。据藏文史籍《吐蕃王统世系明鉴见》记载：“唐王以释迦佛像、珍宝、金玉书橱，三百六十卷经典 ，各种金玉饰物作为（文成）公主的嫁奩。又给与多种烹饪的食物，各种饮料，金鞍玉辔，狮子、凤凰、树木、宝器等花纹的锦缎垫帔，卜筮经典三百种，识别善恶的明鉴，营造与工技著作六十种，治四百零四种病的医方百种，珍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又携带芜菁种子，以车载释迦佛像，以大队骡马载珍宝、绸帛、衣服及日常必需用具（入吐蕃）。……公主到了康地的白马乡，垦田种植、安设水磨……”下面的两首民歌，运用夸张和高度艺术概括的手法抒发了藏族人民对文成公主的怀念和敬意。
一
年轻俊俏的姑娘，
被珠玉打扮得像花朵一样。
带来珠玉的人啊，
是汉地来的文成公主。
绘有龙纹的瓷碗啊，
想起了公主的模样。
求神打卦多年，
病痛总不离身。
公主带来的医生，
一副药除了病根。
二
从汉地来的文成公主，
带来了不同的谷物三千八百种，
给西藏的粮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汉地来的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了不同的牧畜五千五百种，
使西藏的酥油乳酸年年得丰收。
从汉地来的王后文成公主，
带来了不同手艺的工匠五千五百人，
给西藏的工艺技术打开了昌盛的大门。
第八节 吐蕃南下迪庆
那时吐蕃不仅与川地的汉族有密切交往，同时也通过云南迪庆地区与内地保持了广泛的交流。
据《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 王统世系》说，从水兔年（公元703年），赞普率兵攻占南棹。次年（704年），驻兵于南诏附近名叫“约”的云南地区。是年冬，都松芒波杰在南诏去世。《弟吴教法源流》中介绍都松芒波杰王，说：“在南诏被霍尔人所弑。觉热·空墀与江嘎尔·索域二人拼死只将赞普之右大腿带回，其余均未得。陵墓取名为“僧格则玛坚”（狮子堆），位于父王（芒松芒赞）之左侧。其北茹邦察都布达与普曲达二人降为“塘参”。
马曜先生主编的《云南简史》认为：“唐初，今西藏、青海一带的吐蕃奴隶主政权兴起，南下与唐朝争夺洱海地区。吐蕃的重镇铁桥城（今丽江西北的塔城）是云南与西藏间的畜产品交易市场。一批吐蕃人民先后进入滇西北地区，他们就是今天迪庆州的藏族。”尤中先生认为：“唐朝初年，吐蕃（藏族）奴隶主们的势力从西藏伸入云南，在丽江地区设立神川都督以进行统治，后来神川都督府之地为南诏夺取，改设铁桥节度。而吐蕃人口仍留居于原地者，直到元朝时期未曾改变”。云南历史研究所编著《云南少数民族》修订本藏族部分，也认为：“七世纪……吐蕃势力扩张到滇西北地区。”很显然云南藏族先民与公元七世纪初吐蕃势力扩张到滇西北地区有密切的关系。当然云南藏族先民不仅是吐蕃的后裔，还应该包括被吐蕃同化，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迁一滇西北地区的羌人的一部。这个部族在《汉书》中被称为“姑缯”，他们和牦牛部关系很近，和纳西、彝、普米、傈傈等族先民有同源关系，他们在滇西北地区雪山峡谷中，创造了较文明的“石棺文化”。当时他们一度很盛，屡次联合周围部落反抗汉朝统治，多次遭到汉朝残酷镇压，势力衰弱。唐时吐蕃入滇，他们被吐蕃征服同化，构成了近代称之为“古宗”的藏族。
吐蕃极盛时期，势力曾东达唐王朝的一些远州边境，南达滇西北。迪庆地区便成为吐蕃南下进入“西洱河诸蛮”的前沿要地。借着著名的吐蕃铁桥之利，吐蕃曾在迪庆地区设有神川都督府，打通了又一条直达西洱河的通道。加上聿赉城（今德钦）是吐蕃集结重兵之所，大批吐蕃人随之进入迪庆地区，传来了吐蕃文化和比较发达的高原农业、畜牧业、水利设施以及冶炼、制铁、硝皮等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传入迪庆地区。
吐蕃与南诏结成亲密的兄弟关系后，迪庆地区便成为唐、南诏与吐蕃连接的孔道，沟通汉藏经济文化的桥梁。普洱茶的输入使藏族人民如获至宝，而滇西北若干少数民族也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迪庆藏族在和内地广泛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往来联系中，又使社会得以发展。以畜牧业为主的藏族有了更多的畜产、手工业制品向内地输出，以换取茶叶、布绢等生活必需品。古史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贸易”，可见当时吐蕃与内地的物资交流的盛况。三赕（今丽江）、巨津州（今巨甸）和康定一样，也是汉、藏贸易的重要集镇。
贞元十年（794年）神川之役后，迪庆地区金沙江、澜沧江河谷地带属剑川节度地，高原地区仍为吐蕃康部的一部分，直到公元869年康区爆发了“反上”的奴隶平民大起义后，这些地区才摆脱了吐蕃势力的统治。但相互间的来往和文化影响仍然延续下来。
第九节 昌都仁达摩岩石刻和造像
昌都地区察雅县旺布乡境内丹玛山崖上，至今留存着吐蕃时代的遗物：仁达丹玛摩崖造像。当地群众根据造像主供佛而称之为仁达大日如来殿。造像利用丹玛山峭壁岩石依山雕凿而成。可分为主供大日如来佛、陪衬佛八大随弟子和两个飞天女神，附加佛护贝龙王，以及殿堂上部的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刻像等。造像下面有吐蕃时期凿刻的藏文铭刻和数十个汉字。在造像右边刻有藏文的《普贤行愿品》经文。藏文部分95%的文字很清楚，汉文除“匠浑天”、“同料僧阴”、“大蕃国”等以外，大多已漫漶不清。
十分可贵的是，藏汉文史书对这一古迹都有记载。藏文史书《西藏王统记》载：“尔时，汉女公主同吐蕃使臣已行到邓马（丹玛）岩。曾于岩石上刻弥勒菩萨像一尊，高约七肘，《普贤行愿品》两部。”《智者喜宴》也说：“之后，公主和主仆在康地等候噶尔时，将《普贤行愿品》卷首及八十肘的佛像刻于岩石上。”（巴卧·祖拉陈瓦：《智者喜宴》）以上记载与实际勒刻年代有误。晚期汉文史书也提到这一遗迹。《西藏图考》说：“仙女洞在宫角（贡觉）路旁，千仞石壁中露窗隔形，其下依岩作碉房一间，内有石碣，仅存‘大蕃国’三汉字，余模糊不清。”
仁达摩崖造像及石刻铭文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点：1、记录了造像勒刻的准确年代，即刻于赤德松赞时期的“猴年夏”，即公元804年；2、刻文《普贤行愿品》这一段是前弘期西藏最著名的译师噶、觉、尚等在世时所翻译的。这对译经的次序、特点、发展及藏语文法的演变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3、在赤德松赞时期，佛教僧不仅是宗教的主持者，而且还封授有政事大论（宰相），掌有政治大权。可见他对佛教的信仰度高于其父其兄。4、记载了创制造像的总仆役、主领头及刻石工匠，是了解当时石刻工程经营指挥、收支、技术指导和具体铭刻等状况的重要参考资料。
第十节 “邦金洛”与吐蕃王朝的崩溃
公元8世纪中叶到9世纪初，是吐蕃奴隶制国家从鼎盛年代开始走向衰亡的一个转折。在公元838年的一天，藏王热巴巾（又称尺德祖赞）正在善巴宫的花园里晒太阳、喝青稞酒的时候，被人杀死。另一个沉湎于酒色不会管理政事的藏王达玛被推上台。这个藏王被人们骂为是一头黄牛，有“朗达玛”(glang-dar-ma）之称，“朗”有黄牛之意。在上台短短的时间内几乎把西藏的佛教都灭了，结果他本人于公元842年被人刺死。从此吐蕃境内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失去了统一的控制。吐蕃东部的诸属部地区，即今天的甘、青、川等地四分五裂，吐蕃在这一带的统治相继瓦解，大规模的奴隶起义蜂起。据藏文古文献记载，这种起义首先从东部朵康地区发起。
吐蕃统治甘、青地区时，有一些被称作“嗢末”的人，原系吐蕃的随军奴隶，也就是《通鉴》中所说的“嗢末者，吐蕃之奴号也”。当吐蕃在青海地区的统兵将领论恐热与别的吐蕃将领互相混战，争夺势力范围的时候，这些被称作“嗢末”的奴隶在西北地区首举义旗，立刻得到了长期以来在这一带受吐蕃奴役的其他各属部奴隶的普遍响应。到公元857年前后，这支起义军已经聚集至1万余帐，遍布于甘、肃、瓜、沙、河、渭、岷、廓、叠、岩等州的广大地区，逐步向西南地区深入发展。在公元875年，起义军已打到今天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大渡河流域。
与此同时，当时处在吐蕃统治下的康藏地区也爆发了奴隶起义。吐蕃奴隶主贵族为了扩大其奴隶的来源，取得更多的财富，曾以康藏作为粮草基地，经常在川西平原、云南大理、河西陇右等地进行掠夺战争。到了吐蕃末期，奴隶主贵族之间为了瓜分奴隶，争夺土地和牲畜，继续进行了长期的混战。频繁的战争大大加重了康区人民头上的赋税和劳役，外加“风霜荒旱，人畜多病”（《西藏王统记》），被奴役的奴隶挣扎在水深火热的死亡线上。于是在公元869年，终于在康藏地区的甘孜、德格和西藏昌都一带首先爆发了一场震动全藏的大规模平民起义。在藏文历史名著《智者喜宴》（mkhas-bvi-sgav-ston）中称这次起义谓“邦金洛”（vbangs-gyen-log）。起义的领导人是一个手工匠的头头，名叫韦·阔希列登（kho-bzher-legas-steng）。起义队伍打下康藏地区以后，开始向西挺进。一路上成千上万的奴隶纷纷起来响应，并参加到这支庞大的起义队伍中来，使起义队伍的声势更加浩大，不可阻挡，一直杀到了吐蕃奴隶王朝的统治中心拉萨。正如藏文史籍《续藏史鉴》中所说，“这次起义初发难于康，侵而及于全藏，喻如一鸟凌空，百鸟为从，四方骚乱，天下大乱”。有些藏文史料中称这次起义为“反上”之乱。在发生于康藏地区的“邦金洛”的影响下，西藏其他地方先后暴发了大小不同的奴隶平民起义，各地的起义犹如火山爆发，风起云涌，此起彼伏，弥漫整个青康藏高原，延续一二十年之久。公元877年，连吐蕃历代赞普的坟墓都被掘翻了。“此后，王权递减如冬日之河水，十善法律如朽腐之草绳。……政事利乐如虚空虹散”，曾一度威震西部高原的吐蕃奴隶制王朝彻底被摧毁了。（注释与引用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