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壁画上的桑耶寺。桑耶寺西藏第一座佛法僧三全的寺庙有一千多年的历史.JPG桑耶寺(壁画)摄影:觉果

提要:才吉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每月初十日举行的最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在民间影响深远。基于宁玛派祖师莲花生大师的预言,以及历代宁玛派高僧撰写的《莲花生大师传》和各种祈愿文等文本,“创造”了初十日法会。法会以特定的时间、空间和仪式活动,不断演绎莲花生大师的历史功绩,强化普通民众的社会记忆,建构莲花生大师的神圣性。

主题词:宁玛派;才吉仪式;历史记忆;神圣性

才吉是藏语tshes-bcu的音译,意为初十日,是藏传佛教宁玛派每月初十日举行的一项重要的宗教仪式活动,历史悠久,且在民间影响深远。并逐渐流传至其它教派之中,现已成为藏传佛教各派共享的仪式活动。对此学术界早有关注和研究。国外学者主要有图齐、彼德·史卫国等,国内主要有郭净、蒲文成、白玛措等。此外还有一些介绍性的文章。本文依据相关藏文典籍和田野调查资料,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社会记忆理论,梳理才吉的历史渊源和仪式,探讨才吉的历史记忆及其神圣性的建构过程。

一、才吉的历史渊源

关于才吉的历史,德国学者史卫国的论文《藏历初十莲花生仪轨之历史注释》做了全面的论述,下面根据此论文并结合相关文献,梳理一下才吉的历史渊源。

12世纪的娘·尼玛沃色(nya-lral-ny-imavod-ser1124—1192)在其《祈请白玛迥乃传》(Padam-vbyung-gnas-ky-irnam-thar-gsol-vdebs)中写道:“乌坚巴,现在我请你保护那些对你的诸种化身产生信仰了的人们,猴年猴月的初十日和一年所有的初十日都要说到和想到!”

古若·曲吉旺秀(guruchos-dbang1212—1270)在其《伏藏喇嘛桑瓦堆巴》(gter-ma-blama-gsang-ba-vdus-pa)中的一段话作为莲花生承诺的证据:“猴年猴月的初十日和藏历每一个初十日我都会和我的化身降临瞻部洲,我将给予非同寻常的和一般的成就”。

在贡钦热绛巴(klong-chen-rab-vbyams-pa1308—1363)时代每月初十日的会供似乎就已是众所周知的活动。在其弟子的请求下,隆钦热绛巴曾专为初十日的供祭仪轨撰写了一篇祈祷文。他的此篇祈祷文是在娘·尼玛沃色伏藏中所记载材料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

桑波扎巴伏藏(bzang-po-grags-pa发掘于1362年)《祈愿文七章》(gsol-vdebs-levu-bdunma)记载,每月上旬第十日他真降临人世。向乌坚白玛迥乃祈求吧,他满怀慈悲,为世间众生不遗余力。他把伏藏送给了桂·德主坚(rgodky-ildem-vphru-can1337—1408)。

15世纪,热纳林巴(rat-na-kling-pa)(1403—1479)所著的关于第十日会供。此篇短祈祷文收载于《大宝伏藏》中,名为“第十日敦请乌坚法”(o-rgyan-tshe-bcuv-ibskul-thabsmethodforcallingo-rgyantoactiononthe10thday)。另他还有一篇《莲师十一项业绩祈祷文》(mdzadpa-bcu-gcig-gi-gsol-vdebs)提到了初十日法会。

德达林巴(gter-bdag-kling-pa1646—1714)因每月初十日向莲花生大师献祭是一项固定的宗教活动,所以,德达林巴编纂了一篇关于小规模仪式的祈祷箴言,专门指导有关整个仪轨过程中的诸项重要细节。

17世纪,达夏·努丹多杰(stag-sham-nusldan-rdo-rje,生于1655年)贡献了一部关于第十日供祭表演之伏藏。在其最著名的伏藏文献《意喜措杰传》(thebiographyofyeshes-mt-shorgyal)中也发现了有关特定的日子莲花生大师将显身的预言记载。

贡珠·云丹嘉措(1813—1899)在他的文章《启请古如仁波钦初十日业绩》中,把莲花生大师的祈请与对大师生前每月初十日的辉煌事迹的回忆编辑在一起。贡珠把此祈祷文收入其《伏藏密滴精要七部》中。但祷文本身是在嘉木样·钦则旺波伏藏和前面提到的山南贡宝仁钦伏藏基础上编写而成。祈祷文以追述莲花生最辉煌的业绩开始:猴年猴月初十日,他不可思议地诞生于达那考萨湖上一瓣莲花之中央。虎月,到达乌底衍那之首都。兔月,放弃做国王的机会,前往斯巴猜坟场。龙月,成为阿难陀前面的一名僧人。蛇月,他完成了运送萨霍国王树立于湖中的大堆木料的奇迹。此木料后来用于火葬他的遗体。马月,他显示了不能被乌底衍那魔鬼树立的木材所伤害之奇迹。羊月,他击溃了南印度的异教徒。鸡月,他被来自桑斯林的异教徒扔进恒河,但他跳着舞蹈从水中返回。狗月,他驯服了尼泊尔的鬼神。鼠月,他制服了雪域西藏的鬼神。牛月,莲花生在雪域各地埋葬了无数宝藏。

史卫国的论文主要是基于宁玛派的文献进行梳理的。之外笔者还收集到喀卓·益西措杰(约8世纪人)、杜都多杰(1615—1672)、仁增吉美林巴(1729—1798)、嘉样·钦则旺波(1820—1892)、居牟庞(1846—1912)、杜钧·益西多杰(1962—卒年不详)等宁玛派学者的文献。以及扎巴坚赞(1147—1216)、达罗那塔(1575—1634)、五世达赖喇嘛(1617—1682)等萨迦派、觉囊派、格鲁派高僧的与才吉相关的文献。其中仁增吉美林巴的《初十日祈愿文》(tshes-bcuvigsol-vdebs)、居牟庞的《初十事业纪念文》(tshes-bcuvi-mdzad-pa-rjes-dran)等堪称经典,在民间非常流行,家喻户晓。

以上文献基本上都是后弘期的记载。但从敦煌藏文P.T.44号、P.T.307号等发现,敦煌文献中亦有莲花生大师的相关记载。关于莲花生调伏吐蕃鬼神的历史叙述,一般认为是后弘期的一种人为建构,以此调和佛教与本土信仰之间的关系。不过,《七忿怒母曼荼罗仪轨》中的这段记述,使我们对这一问题应有新的认识。也就是说吐蕃后期就有了莲花生降服吐蕃鬼怪的故事。依此而论,吐蕃末期与莲花生大师相关的历史叙述逐渐出现在敦煌藏文文献之中,为后来的莲花生大师传、祈愿文等文本提供了大量素材。其中莲花生降服吐蕃鬼怪的故事,则成为后弘期诸多莲花生大师传中必不可少的内容。与此同时,才吉也成为这一历史建构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上述文献,大致可梳理出才吉的历史发展轨迹,但很难确定起源的具体时间。仔细分析这些文本的内容,可了解才吉起源的一些历史本相。吐蕃末期莲花生大师便出现在敦煌藏文史料之中,其中莲花生降服吐蕃鬼怪的故事颇具代表性。至后弘期,以各种伏藏、宁玛派教法史、莲花生大师传记及祈愿文、各类文集等为代表的宁玛派著作陆续问世,其中莲花生大师传版本众多,数量可观,创造了大量历史文本,进而构建莲花生大师的权威和神圣性。综观莲花生大师一生的轨迹,初十日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尤其是猴年猴月的初十日,贯穿于其一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中,如于此时诞辰莲花之中而得名,于此时离开西藏,于此时化身莅临西藏等等。由此,它以各种不同版本的《莲花生大师传》为基础,以莲花生大师每月初十日莅临西藏的誓言为起始文本历史,逐渐得到历代宁玛派高僧的不断演绎、加工和创造,于是形成了一个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举行的宗教仪式活动,并流传至今。

二、才吉仪式

才吉仪式的内容主要包括家庭的诵经仪式、寺院的诵经仪式和羌姆仪式,旨在纪念宁玛派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弘扬和传承该教派的宗教理念。基于初十日这一特定时间举行宗教仪式,不断演绎莲花生大师的历史功绩,强化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建构莲花生大师的神圣性。

(一)  在家信众的才吉仪式

初十日对于广大宁玛派信众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由于其特殊性,致使村民们纷纷争取初十日念经的机会,因为一年只有12次,很多家庭都没机会。有些地方按宁玛派的说法,将初十日分为上旬初十日和下旬二十五日,将每月的初十和二十五日作为吉祥的日子,人们认为这两天的功德一样。不管怎么分,还是满足不了一个村庄每家每户的愿望。于是,在青海热贡地区,几家联合轮流举行才吉,这样既能省钱省力,同时也能满足在初十日念经的愿望。除非是村落集体在村庙举行外,才吉一般都在家里举行。每个家户将每月初十日的时间定下来以后,形成一种固定机制,一般是不会变更的。才吉成为当地村落比较稳定的宗教活动之一,延续至今。

在宁玛派盛行的地方,才吉诵经仪式是每个家庭必须举行的宗教活动。据笔者调查,在青海贵德地区,一般首先念诵《初十日事业纪念文》(tshes-bcuvi-rjes-dran),然后按主人的要求举行相应的法事仪轨。每家每户所念经文也没有统一要求,按需求进行。主要有《持明集》(rig-vdzin-gdung-sgrub)、《噶玛林巴之百位喜乐部和忿怒部圣尊法》(krmaglingbavizhikhro)、《财神会供》(Ao-rgyan-nor-lha)、《药师佛会供》(sman-lha)等宁玛派日常念诵的经典。一般只念一天,旨在祈求幸福安康,生活富足。

除以家庭为单位的举行仪式外,青海的部分地区以村落或部落为单位举行才吉,其规模较大,时间也较长,少的2-3天,多则一周。举行的时间一般在春节前,但不一定是初十日。所念诵的经文相差无几,但仪式活动更加丰富和复杂,要举行回遮等活动。

西藏的才吉与青海有所不同。

最早的“几都”按照平措扎西的研究,可能来自宁玛派信众,因为宁玛派非常重视一种叫“赤久”(字面意思是十日)的宗教祈祷活动,这来自莲花生大师制定的“逢十礼敬”的规矩,即每月的十日是吉祥日,为莲花生大师及其神属部众的出行日。宁玛巴信众以家庭为单位组成这种“几都”,每月十日都共同进行宗教性活动(也有在十日以及与十相关的日期如五日、十五日、二十五日进行活动的),有一些村落如著名的宁玛派寺院山南敏珠林寺附近的村落几乎全村都有“几都”组织,大家共同进行各种宗教活动。“几都”一般在活动前常常会共同选举两个或多个临时组织者(同时是主持人),任期多为1个月,组织者可以在“几都”成员间轮流任命,但组织者也可根据自己的家庭财力和能力要求连任,在“赤久日”来临时,“几都”成员以组织者为中心,由其安排和分配任务,如制作供品、食物,请喇嘛念经等等,大家一起活动。

这是西藏的才吉的一段描述。

阿吉兹在《藏边人家》中也描写了定日人的才吉活动:

每个月的第十天对整个定日来说都是最重要的日子,称为“则曲”日。为确保五谷丰登、人畜兴旺,这一天要举行供奉仪式。贡巴内的僧尼在每个月的这一天都要聚集在拉康内诵经。大多数赛吉也被世俗人家请到家里念则曲经,留下来的赛吉则聚在赛吉贡巴的经堂里念经。“则曲”仪式常常以为札绒喇嘛念“札丹”经开始,然后供奉帕当巴桑杰的经书。每年一月份的则曲活动最为丰富多彩,这时正值藏历新年,则曲活动要延续十天。这是定日地区常见的一种才吉活动。阿吉兹还讲到了定日地区比较独特的一种才吉活动形式。每个村子都定有一个“则曲”日作为本村的“萨江”(Sa-jang)来庆祝。各村的“萨江”节时间不一样,有些村子定在藏历五月,还有的村庄定于十月份过“萨江”节。“萨江”节那天,全“果康”的人都要到当地的“赛吉贡巴”中聚会,活动的高潮是分发由各家提供的供奉神灵的“措”。过“萨江”节时,每户人家都按惯例给自己的“札威喇嘛”送点礼物。通常是在果康聚会前给喇嘛送礼,因为仪式一结束就要开始宴饮歌舞,人人都尽情欢乐,直至迎来第二天。

通过比对青海和西藏的才吉民族志发现,青海地区的才吉以宗教仪式为主,宗教色彩较为浓厚,很少有其它娱乐活动。而西藏中部农区和定日地区的才吉既有宗教仪式,又有娱乐活动,且有一定的组织性。尤其是定日地区的才吉与藏历新年相关联,并衍生出一个以初十日为时间点的节日,其娱乐性大大增加,世俗性更加明显。

(二)寺院的才吉仪式

藏历每月初十,宁玛派寺院也非常重视这一特殊日子,举行才吉法会,活动包括念诵经文和会供仪式。

青海地区宁玛派寺院一般将七月初十作为特别的日子,并将其分为上旬初十日和下旬二十五日,除这一特殊的时间外,其它月份一般不举行才吉活动,活动如上文所言,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举行。而在西藏地区一般将猴月初十,即六月初十作为重要的日子,连续做7天或两周法事活动。两地在时间的选定方面有一些差异。

在青海热贡地区,才吉仪式一般为两天。第一天制作食子,进行准备工作。第二天正式诵经。初十日主要念诵《持明集要文》《古鲁仁波切会供文》《初十祈请文》和《桑垛华日祈愿文》等经文。二十五日念诵《空行母经》和《大勇士集经》,并且此月诵《空行母经》,下个月诵《大勇士集经》,依次按月循环。

会供仪式被称为“古鲁会供轮”,由两方面组成,即上供、下施。所谓“上供”,是供养佛菩萨本尊和上师;“下施”是布施给地方护法、土地神等。“下施”时把白色的食子,布施供养给地方护法和土地神。红色的食子布施给此地方的妖魔鬼怪,以博其喜好,而消除修法障碍。

由此看出,才吉虽是一种宗教仪式活动,但其在民间的影响更为深远,甚至超越了寺院,演变为一种富含宗教文化色彩的节日,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才吉羌姆仪式

才吉仪式中除上文所讲的家庭和寺院的活动之外,羌姆仪式表演最具特色。羌姆不仅与莲花生大师有很深的历史渊源关系,而且也产生了以才吉命名的表演节目。

古鲁曲旺从山洞中掘出《上师密集坛城仪轨》(blamagsangbavduspa,喇嘛桑瓦堆巴)经书,在原来桑耶寺金刚舞的基础上,编创了新的假面神舞“莲花生八名号”(gurumtshanbgyad,古鲁衬结)。……古鲁衬结又以同一部经书《上师密集坛城仪轨》为依据,将上述表演的内容大加扩展,在莲花生八化身之前增加了诸本尊、护法神及其随从的舞蹈,规定了每段的经文和曲调,配备了鼓、号、钹、唢呐等伴奏乐器,由此形成了又一出规模盛大、内容连贯的羌姆仪典《次久》(tshesbcu)。由此看来,《次久》羌姆的历史悠久,与羌姆的起源时间大致相同。

《次久》羌姆原来是以桑耶寺的表演最为著名。到公元12世纪,桑耶寺逐渐受到萨迦派的控制,而引入了萨迦派的教法。对桑耶寺羌姆影响最大者,是16世纪的萨迦法王俄强阿旺贡噶仁青。他幼年时,因萨迦寺被宗巴抢占而逃亡到桑耶寺。贡噶仁青不但主持修复了已陷于破败的桑耶寺殿堂,并对该寺的羌姆加以改造,引入了萨迦派的法舞《金刚橛修供》(phur-pa,普尔巴);又将桑耶寺原来的“经藏供养”法会改编为具有萨迦派风格的“经藏会供”羌姆(mdosde,多德)。经过以上的变化,桑耶寺宁玛派的《次久》羌姆便同萨迦派色彩的《多德》羌姆结合,每年举办两次;一次在元月10日至11日,叫做《次久及相属的多德羌姆》;另一次在5月15日至18日,叫做《多德及相属的次久羌姆》。由此看出,宁玛派的《次久》和《多德》羌姆融合到一起,便形成了初十日羌姆仪式。桑耶寺的《次久》羌姆产生之后,逐渐被宁玛派寺院所接受,成为纪念初十日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因初十日这一时间的特殊性和神圣性,大部分宁玛派寺院都举行羌姆仪式表演。

除宁玛派之外,噶举派也定期举行纪念莲花生的羌姆仪式,如西藏噶举派的主寺楚布寺,至今仍于每年藏历4月10日举行名为“古鲁十日”(gu-ruvi-tshes-bcu)的跳神仪式,在夏季法会(雅羌dbyar-vcham)上演出。“古鲁”即对莲花生大上师的尊称,“十日”即纪念莲花生的日子。关于经“古鲁十日”法会的来源,据传尊师莲花生阳年火猴年在西南沃玛坚大海的莲花中,故名。一般此舞在阳年表演。阴年,表演金刚橛(即在普尔巴修供法会上跳神)。“雅羌”是为纪念莲花生大师于每年四月初十日举行,据说邬仗那国王火烧莲花生和夫人,他俩毫无畏惧,未能烧掉而空行。为了纪念他,每年四月初十日举行跳神法会。

位于印度拉达克的竹巴噶举派主寺赫米斯(hemis),亦每年举行纪念莲花生的羌姆仪式。其主要由黑帽咒师舞、铜面具舞、莲花生八化身入场、5名舞者上场、勇士舞、梗舞。

李安宅在介绍拉卜楞寺公众庆祝活动时也谈到了才吉。“六月或七月的初十有“十日礼”,用舞蹈表演表现班马撒姆巴瓦的八个化身。据说这位大师喜欢每月的初十到人间来,造福于人类,所以他在西藏的信徒便设立“十日礼”。从理论上讲,任一个初十都可以举行,但遇到年、月、日三者都同时由十二属相中的猴来代表的那年那月的初十,则其“十日礼”尤其重要。因而每月初十都是宗教纪念日,但遇到猴年、侯月、猴日的那个特殊的初十便举行跳神表演。”

从以上梳理才吉羌姆仪式的历史过程可知,此羌姆不仅仅是在宁玛派中表演,而且流传至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等各教派之中,成为藏传佛教共享的仪式活动。

下面以青海省贵德县罗汉堂宁玛派俄康的羌姆为个案,结合相关研究成果,探讨羌姆的仪式过程和意义。

1.羌姆表演的空间和时间

羌姆表演的场所一般都在寺院内进行。观察藏传佛教的建筑结构,不难发现,大多数藏传佛教寺院在寺院的大殿前设计一个类似于广场的场所,用于羌姆表演、信徒聚会、讲经传法等集体性活动。宁玛派俄康的面积虽无一般寺院大,但一般的俄康都在大殿前建有比较小的广场,用于表演羌姆、信徒聚会等活动。广场两侧建有一些简易平房,一侧一般是厨房、库房等,另一侧为敞开的平房,一般为羌姆表演时乐队所用。也有一些俄康,只有广场,而无专门用于乐队的房屋,或选择屋顶,或选择地势较高的地方临时搭建。因此,羌姆表演无固定的场所,大殿作为表演者的后台,是更换面具、服装和道具的地方,而俄康大殿前的广场才是俄巴表演羌姆的舞台。

羌姆表演的时间是比较严格的,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举行。这一时间一般是与俄康的法会相一致。每个俄康在一年四季当中,举行不同的法会,其中有一至两次羌姆表演。如贵德县罗汉堂俄康,一年有若干次法会,其中要举行3次羌姆表演,分别是四月初十、十月初十和正月初十。大多数俄康在一年中,只进行一次羌姆表演,时间一般为正月初十日。正月正值春节,天气寒冷,不宜务农,农牧民比较清闲,外出的人也多数回到家中,这时是举行宗教活动的最佳时期,因此选定这一时间也格外有意义。对当地民众来讲,羌姆是春节期间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人们对此很是期待,为春节平添了几份节日的气息。

2.羌姆仪式的准备

羌姆仪式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准备面具及其道具、多玛供品、乐队。在羌姆表演中,表演者要头戴面具、身穿不同的服装、手持宗教法器,在乐队的伴奏下进行舞蹈。其中,面具是羌姆表演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也是羌姆表演最显著的外部特征。

法舞中的面具,就质地而言,主要有三类:布、铜和木质。其中布质面具本身分量较轻,制作便宜,在法舞面具中运用最广。面具制作的工序有四道:制作模型、粘贴布片、上色和加饰品。其实,宁玛派羌姆面具的制作方式也与上述方式基本相同。主要差异在于各个教派所供奉的本尊和神灵迥异,因此面具形象也有所不同而已。

羌姆表演中所用的服饰主要有:帽子-咒师黑帽、五佛冠、骷髅冠;服饰-长袍、披肩、围腰;靴子;骨饰-项链、钗环、耳环、冠冕、络腋带、涂身骨灰。另外,羌姆表演者手持铃、橛、矛、刀、旗、幡、鼓等道具,这些道具随表演角色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乐队主要用的是长柄鼓、铜鼓、长筒号、唢呐、胫骨号、双面鼓等乐器,并承担诵经的职责。

3.羌姆仪式的过程

羌姆仪式正式开始前,必须要做法事活动。罗汉堂俄康每年要举行三次羌姆表演,分别是正月初十、四月初十和十月初十。在此以正月初十的羌姆为例进行描述。羌姆正式表演之前的正月初六至初十早晨之间,大概五天时间里,俄巴们在大经堂要举行诵经活动,所念经文是《喇嘛桑堆》(bla-ma-gsang-vdus)(即《上师密集坛城简明庄严仪轨祈供法》)。还要准备坛城和大量“多玛”供品。初十日上午11点左右表演正式开始。其程序大致如下:

第一场,净坛(mtshams-gcod)。由8人演出,身着蓝色披风,右手持神橛,左手持头骨碗,头戴五骷髅冠,随着音乐环绕舞场。

第二场,加持舞(byin-vbebs),有8人表演。他们不戴面具,头戴五佛冠,挽以发髻,手持鼓、铃,环绕舞场起舞,呈寂静神态。

第三场,敬献神饮(gser-skyems),由8名黑帽咒师手持银骨碗,在吹奏与念诵的韵律中向上师、本尊、空行圣众等边舞蹈边奉献茶与酒。

第四场,刀舞(gri-chen),由6名忿怒明王手持刀诛戮一切鬼魔,处置灵嘎。

第五场,会供舞(tshogs-len),由忿怒明王带领十名忿怒佛母,向三尊和三位出城供奉饮食供品。

第六场,十六骷髅护法舞(keng-chen-bcudrug)。男骷髅8名,女骷髅8名,穿插混合表演。

第七场,会供和十六骷髅护法的混合舞。

第八场,仪仗舞(ser-phreng)。由僧人将古鲁海生金刚用轿抬至会场,仪仗队扬着幡、幢、旗,俄巴们击着鼓,吹着唢呐、海螺,捧着五妙欲供品,排队游行。

第九场,莲花生八名号舞(gu-ru-mtshanbrgyad)。此舞表演前,莲花生八种身相要依次出场,并分排坐在会场中央的两侧。首先,五部华武(即五部佛父)和五部华姆(即五部佛母)出场。之后,莲花生大师八相一一出场,轮流舞蹈。分别是:

①古鲁措解多杰(即上师海生金刚),面具为愤怒相,黄色,上饰骷髅冠,着红黄相间的长袍,手持金刚橛。

②古鲁释迦僧格(即上师释迦狮子),面具为文静佛相,金色,身披法衣,右手托钵,左手持金刚杵。

③古鲁班玛桑巴哇(即上师莲花生),面具为文静僧人相,白色,披法衣,右手持头盖骨碗。

④古鲁尼玛沃色(即上师日光),面具为上饰有五个骷髅,红色,身披红色披风,右手捧日,左手持天杖。

⑤古鲁班玛加布(即上师莲花王),面具为非静非怒相,肉色,身披金缎披风,右手持颅鼓,左手持宝镜。

⑥古鲁罗丹却斯(即上师具胜慧),面具为非静非怒相,深红色,有长须,右手持鼓,左手持颅碗。

⑦古鲁僧格扎卓(即上师狮子吼),面具为愤怒相,上饰骷髅冠,蓝色,上身披狮皮,下身穿虎皮之裙,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持头骨碗。

⑧古鲁多杰卓隆(即上师愤怒金刚),面具为愤怒相,褐色,上饰骷髅冠,左手持金刚杵,右手持神橛。

莲花生大师的八身相出场表演时,场面异常热烈,信徒的情绪特别高涨,人们纷纷前去膜拜,敬献哈达,羌姆表演达到了高潮。

第十场,玛、萨、丹三护法神舞(bstansrung)。

第十一场,护法神、山神、地方保护神舞(gzhi-bdag)。

罗汉堂俄康的羌姆以莲花生大师的八种身相表演为中心,供赞金刚坛城中的诸上师、本尊和护法神,处置灵嘎而形成了完整的羌姆表演体系。学者郭净通过比较研究藏传佛教各派的羌姆,认为其结构有三个基本的模式:即开坛迎神仪式;坛城主尊及护法神赞颂;超度灵魂仪式。其意义在于净化行者的心灵、驱邪保护佛教、超度灵魂。罗汉堂俄康的羌姆也不例外。

罗汉堂俄康的羌姆从早上十一点左右开始,持续到下午四五点结束,中间一段时间吃饭休息。本村和周边村落的老百姓们着盛装,携老人和孩子们前来观看,人头攒动,场面异常壮观。该俄康的羌姆表演中间,增加了一段活佛讲经的片断。吃完午饭后,俄康的活佛开始讲经,其主要内容是教育人们不赌博、不酗酒,村民之间要和睦团结等,通过佛法劝诫人们向善,创造和谐的生活环境。大约讲半小时后结束,羌姆表演继续进行。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基本上每年都来观看一次表演,大多数人也可能不懂其中的内涵,但觉得有意义、观赏价值高。

才吉羌姆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舞蹈,它是在特定时空的表演中,不断演绎莲花生大师的历史功绩,不断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强化对其的信仰和崇敬。由此,也成为一种民间的宗教节日,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三、讨论

基于上文对才吉历史文献的梳理和仪式过程的描述,在此尝试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社会记忆等相关理论进行分析。王明珂在《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中对社会记忆的讨论,对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对社会记忆理论进行了全面梳理,并结合羌族的个案进行深入分析。他认为:“社会记忆由人群当代的经验与过去的历史、神话、传说等构成,藉由文献、口述、行为仪式(各种庆典、纪念仪式与讨论会)与形象化物体(如名人画像、塑像,以及与某些记忆相关联的地形、地貌等)为媒介,这些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保存、流传。社会中的许多次群体,如职业群体、政治群体、地域群体、血缘与假血缘等,都创造、保存与强化各群体的集体记忆。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筑与遗忘。因此,凝聚一个社会(及各次级社会群体)的‘记忆’是一种相当多元的、易变的综合体。”“从历史学观点,与社会记忆关系密切的是史料,无论是历史文献、古今文物、民间传说、神话、历史古迹、古地名、图像、个人口述历史记忆等,它们都承载着一些社会记忆。可以说,历史学者原来便擅长利用社会记忆,来重建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或弥补人们对‘过去’的遗忘。历史学者根据史料建构、书写及出版的历史著作,经常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历史记忆,可视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王明珂将社会如何记忆的途径归纳为语文表述、物与身体表述。语文表述容易理解,后者则分为以物像传递的社会记忆、以群体仪式活动传递的社会记忆、日常生活行为传递的社会记忆。下面借用此理论对次久进行理论诠释和分析。

“在保持思维神话形成过程中,时间和空间被赋予一种特殊的色彩,而且被以往富有传奇色彩的某些事件加以诠释,莲花生就像一位文化英雄,他赋予某些时间和空间以它们自己的特质与起源,并给予它们一种神圣的特点,从而使得它们不同于世俗之时间与空间。这些时间和空间被视为一场戏剧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模式脱胎于《莲花生传》。”正如德国学者彼德·史卫国的总结,次久缘起于《莲花生大师传》,即王明珂所谓的语文表述。各种莲花生大师传记载有莲花生大师的誓言,他发誓永不离开西藏,并随时准备帮助那些向他祈祷的人,凡虔诚真挚者甚至能够亲眼看到他,许诺每月初十日亲临藏地完成事业。这一承诺不断扩散和传播,出现在历代宁玛派大师的作品中,成为才吉的历史源头。“我认为历史文献并不是一些真伪史事集结而成的‘史实库’,而是一种‘社会记忆’。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代,许多不同的人群都在组织、记录当代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以符号或诠释一个时代或一个人群的本质。这便是一个时代的社会记忆。在一个社会中,有些人所记录的过去,被认为更权威或更真实;这种社会记忆,被社会制度化的推广所保存,如此形成我们今日所见的‘历史文献’。”

据学者粗略统计,《莲花生大师传》共有450多种版本,这些版本有的留存在藏区各教派寺庙的印经院里,也有的存放在各地的图书馆和资料室里,相当一部分流散在民间。这也可能是藏传佛教领域版本最多的传记。这些文本以莲花生大师的生平事迹为主线,全面描述了其跌宕起伏、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轨迹,其中不乏大量神话和传说,有些内容情节让人匪夷所思。虽然版本数量巨多,但情节基本相同,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化的历史叙事风格,具有特定书写体例和结构的文类。以此为基础,产生了类型多样、长短不一的莲花生大师祈愿文和初十日祈愿文或仪轨文本,其叙事风格也有模式化的特点。这些文本在日常生活和仪式活动中,作为经典或口头咒语,不断念诵,不断强化人们的历史记忆。

以物像传递的社会记忆,在我们的生活中司空见惯。作为纪念莲花生大师为主题的次久,不仅产生了各种本文,也创造了各种物像。“人为造成的物像,广泛地说,是人们赋予“物”某种社会意义而生。因而“物”不一定是人造之物,也包括被社会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物。”以莲花生大师为主题的唐卡、壁画、塑像、寺院、圣地、圣物等众多物像遍布西藏的乡村和牧区。在西藏,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莲花生大师不同类型的物像,作为一种宗教膜拜的对象,时时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自觉不直觉中构建其神圣性。

才吉仪式就是一种以群体仪式活动传递的社会记忆。如前文所言,以家庭和寺院的诵经、寺院羌姆表演为主的才吉仪式,反复念诵赞颂和祈祷莲花生大师的经文,表演以莲花生大师为主题的宗教舞蹈,这样的社会记忆强化人们对莲花生大师的信仰和崇敬。通过这些仪式活动,不断演绎宁玛派的宗教理念,唤起人们的宗教情感和共同的历史记忆。这也是各种宗教仪式活动的目的和功能。

关于日常生活行为传递的社会记忆,虽然本文主要探讨才吉仪式,未涉及到日常生活行为,但是围绕莲花生大师的日常生活行为在西藏俯拾即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反复念诵莲花生大师咒语。以莲花生大师命名,或盟誓。几乎每家每户悬挂莲花生大师的唐卡或画像。参与修建以莲花生大师为主的寺庙,参加各类相关法事活动等等。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一些社会记忆,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神圣性是宗教的一大特征,对此爱弥儿·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米尔恰·伊利亚德、彼得·贝格尔等等多有研究。其中,涂尔干直接运用“神圣”一词定义宗教。他认为,“宗教是一种与既与众不同,又不可冒犯的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仪轨所组成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与仪轨将所有信奉它们的人结合在一个被称为‘教会’的道德共同体之内。”才吉作为藏传佛教领域最具影响的宗教节日之一,其各种文本和仪式活动都是历史记忆的产物,也是不断建构神圣性的过程。以莲花生大师传和莲花生大师祈愿文两种文本为基础,构建了初十日这一并不“神圣”的神圣日,并由此衍生出才吉的各种文本和活动内容,从而以初十日这一神圣的时间为基点,逐渐建构起才吉仪式,不断在民间传播和延续。“众所周知,藏人非常偏爱数字和举数。……根据佛教徒的观念,莲花生赋予某些时间以特殊的意义,正是这些特殊的意义使得这些时间有别于其他平常的日子。”因此,在宁玛派,甚至包括藏传佛教其他教派都认为初十日是神圣的时间,与莲花生大师相关,赋予其神圣性和特殊的象征意义。

传统意义上,人们一般将才吉作为宁玛派的主要宗教仪式活动来看待。宁玛派以莲花生大师离开西藏时,曾承诺每月初十莅临西藏扶助众生的传说文本,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定期举行仪式活动,不断“加工创造”,建构了这一宗教仪式活动,从而强化信徒的宗教认同,强调宁玛派共同的社会记忆。其实,在藏传佛教领域,除了宁玛派之外,格鲁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等也举行才吉法会,包括诵经或羌姆仪式。在苯教中也有此法会。笔者还发现,在四川省阿坝州壤塘县有一座名为泽布基寺的觉囊派寺院,始建于1456年,该寺以每年四月初十举行跳神活动而得名泽布基(意为初十),该寺活佛也称为泽布基,由此看来这座寺院也是以才吉仪式为基础而形成的。因此,以宁玛派为主导的才吉,逐渐成为藏传佛教各派共享的宗教仪式活动,由此看出莲花生大师在藏传佛教领域的权威和影响力。这也是藏传佛教界实践“宗派无偏向”的典型个案,对当下的宗教和谐与宗教中国化颇具现实意义。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专项“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藏文南亚文献整理与研究”(20VJXG037)、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资助项目“丝绸之路与路书研究”(31920220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看本加,西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喜马拉雅区域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于《宗教学研究》2023年第6期  注释及引用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