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8世纪以来，法、英、德等国考古学家在两河流域多年的频繁挖掘，用大量发掘出的文化遗产，让世界重新发现了伟大的苏美尔文明。我们经过比较后发现，苏美尔文明与象雄文明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特别从语言文字、“黑头人”的自我认知、宇宙起源观、宗教神灵与祭祀、科学技术掌握水平、民风民俗等的比较中体现出来。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苏美尔”一词本身就是现代藏语“སྨར”（玛）的古藏语读音；苯教经典反映，远古青藏高原象雄国，有叫“玛”的部族。因此我们认为，古象雄“玛”部族中有一部分人迁徙到了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他们就是苏美尔人，苏美尔文明就是这些人将象雄文明带去后发扬光大的文明。西方学者经考查后认为，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世纪，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古代象雄文明最迟也形成于公元前40世纪，藏族文明距今至少也有约6000年的历史。
关键词：苏美尔；象雄；藏族历史
作者简介：泽旺，男，藏族，四川松潘县人，阿坝日报社高级编辑，藏族历史文化研究方向。
一、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一词，一为古地区名，主要指中东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南部；二为族群名，即早期居住在苏美尔地区的人。《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称，两河流域南部古称巴比伦尼亚，是苏美尔文明的起源地区，其南部古称苏美尔。一支非本地赛姆语的外来民族迁移到这里生息繁衍，开创了两河流域文明。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把这一文明遗忘。18世纪以来，一些为寻求冒险和渴望知道鲜为认知的历史真相的欧洲旅行者，开始在两河流域探索，发掘出不少轰动一时的地下文化遗址。1877年，两河流域南部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发掘出第一个叫吉尔苏的苏美尔人城市，并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用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这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20世纪初，两河流域考古进入鼎盛时期，英国人发掘出苏美尔王城乌尔，德国人发掘出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并在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档案－－用古朴图画文字书写的泥板和石板文献。法、英、德等国考古学家多年的频繁挖掘，用大量发掘出的文化遗产，让世界重新发现了伟大的苏美尔文明。[1]（P.3,P.7,P.10-11,P.19-21）
《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还说：“现在知道的最早的苏美尔图画文字泥板和石板，是在南方的乌鲁克城和中部基什城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等地发现的，属于公元前4000纪末的乌鲁克文化末期。它是由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创造者苏美尔人创造的。”[1]（P.24）《神秘的苏美尔人》中也说：“乌鲁克时期，传统上被认为大约始于公元前3500年。不过，随着新的经过校对的c14年代被应用，那种认为这一起始年代必须提前400年至500年的看法就得到强有力的理论支持。”[2]（P.24）如此说来，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可以追溯至公元前4000年。也就是说，早在距今6000年前，苏美尔人就居住生活在两河流域了。从考古发现来看，自从他们来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先后建立了十余个互不统属的城邦制国家。之后，他们进入“诸国争霸”的时代。到了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闪米特人建立起阿卡德王国，苏美尔人走向没落。后来，古提人摧毁了阿卡德王国。公元前2120年，苏美尔乌鲁克人乌图赫加尔起兵自立为乌鲁克王，苏美尔人又夺回了两河流域的霸主位置。之后不久，乌图赫加尔的女婿乌尔拉木杀死了岳父，又经南征北战，于公元前21世纪末统一了两河流域，建利了乌尔第三王朝，这段时期也叫“苏美尔人复兴”时期。埃兰人的入侵，给乌尔第三王朝以最致命的打击，公元前2006年，国王伊比辛兵败被俘，乌尔第三王朝灭亡[3]（P.5-6）。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历史上就再也没有出现苏美尔人建立的政权。虽然以后的巴比伦、亚述时期，苏美尔语、楔形文字仍然存在，苏美尔人开创的文明仍然继续着，但苏美尔民族却逐渐从历史上消失，苏美尔人逐渐被遗忘。古希腊以及犹太人的文献中从来没有提到过苏美尔，有关苏美尔人的文明及其历史完全是近代考古学的成果。
苏美尔文明是目前所知的全世界最早产生的文明，而且其文明在不少领域都取得很高成就。
这里发现了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该文字是到目前为止已知的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文字。在这里发现的记有楔形文字的最古老泥板(这是目前公认的最早的文字记录)，其年代可以被定期为约公元前4千纪末。他们将软泥做成泥板，然后进行书写，书写完毕烤干，以便文书的保管。该文字本来是一种象形文字，由于他们采用尖头的笔在泥板上刻写，因而写出来的字是楔形的，所以写出的这种文字就叫楔形文字。[1]（P.24）文字仍然从象形系统向抽象而复杂的楔形文字系统发展，并无明显的中断。[2]（P.168）
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人知道古苏美尔人的来历。他们称自己为“黑头人”，讲一种与该地区闪族部落语言毫不相干的语言，人们称之为奇怪语言，语言学家们始终没弄明白它，无奈之下说苏美尔语是一个孤立语言，不与任何其它已知语言相近。苏美尔语是一种黏着语，也就是说，它的词由粘在一起的词段组成。[1]（P.29）
苏美尔人几乎没有资源，不说森林、矿物质，甚至连别的地方遍地都是的石头，这里也缺得出奇。尽管如此，苏美尔人不仅了解地质学，知道如何获得矿石，如何获得多方面的工艺，而且还制造出完全不同的金属以及世界上第一种合金和青铜。[2]（P.12）出现了冶金、浇铸技术。在农业方面出现了广泛的灌溉系统。[2]（P.200）
苏美尔人对于数字的运用，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步。考古专家们在这一地区发现的最早计数系统是60进制，也就是说，可以通过6的组群和较有名的十进制计算东西。[4]（P.125）60进位制被希腊人和阿拉伯人接受后传播到欧洲，今天我们用于计算时间、圆周、弧形等采用的60进位制就是来源于此。[1]（P.44）
苏美尔人是古代最杰出的工艺美术师，他们留下了大量精美的工艺品，如黄金器皿、金头盔、匕首、矛头。[2]（P.126-127）苏美尔人的牛头竖琴是最古老的精美乐器。琴架顶部以牛头作为装饰，琴身由黄杨木制成。还制作骨管、哨子、鼓和铜钹。[2]（P.126,P.139）苏美尔人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吾珥古城遗址周围的平原上，建立起许许多多的阶梯形金字塔。根据泥板上的记载，这些金字塔全都是用于祭祀的。这种顶礼膜拜的祭祀方式，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迅速扩展开来，随处可见这样的阶梯形金字塔。[2]（P.84-85） 在其信仰体系中，神灵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即主要神灵和一般神祇。
主要神灵来自永恒的上天（宇宙）、天地之间的空气（人间）、水。[1]（P.47）他们当中主要的有天地冥界总神：安努那基；天界总神：伊吉吉；混沌女神兼水神：伊吉吉纳穆；天神：安；大地女神：祺；精神、风和大气之神：恩利尔；大气女神（大气之神恩利尔之妻）：宁利尔；月神（大气之神恩利尔之子）：南纳；太阳神（月神南纳和其妻宁加尔之子）：乌图；水、智慧和技艺之神：恩基；冥界女王：埃列什吉伽尔。一般神祇主要有战神：捏伽尔；鸟精和神殿侍卫：祖（又称安祖、帕祖祖）；拉格什主神和军神：尼努尔塔（又名宁吉尔苏）；农业、学术和书记女神：尼沙巴；冥府看门神：涅蒂；死亡之神：加拉；农业之神：恩奇木杜；温马主神之一：夏拉；家畜之神：拉哈尔；五谷之神：阿什南；平原之神：苏穆甘；渔业女神：南舍。①
二、苏美尔人就是古代象雄时期叫“玛”的族群
（一）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苏美尔”一词本身是现代藏语“སྨར”（玛）的古藏语读音
藏语为黏着语，就以“སྨར”（玛）字而言，它由基本字母（又叫词根） “མ”（玛）、添加的上缀“ས”（萨）、后缀“ར”（尔）构成，古代藏语会把在一个基本字母上面添加的上、下、前、后缀音都发出来，于是，这个字就会念成“斯玛尔”（添加的上缀“萨”在拼读时发“斯”音），发音较重，音节较多。随着时代的发展，藏语也在改进，其趋势是发音由重渐轻，由发出添加的上、下、前、后缀音到尽量只发基本字母音，于是，“སྨར”这个字由过去念“斯美尔”变成念“玛”了。非常有趣的是，就是在目前，我国藏区还同时存在大致三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藏语拼读法。嘉绒方言为最古老的拼读法，就像上面提到的那样，把在一个基本字母上面添加的前、后、上、下缀音都发出来，于是，“སྨར”就念成“斯玛尔”。安多方言比嘉绒方言发音较轻，基本上不把添加的上缀音带进来，但会把添加的后缀音发出来，于是，“སྨར”就念成“玛尔”。博巴方言和康巴方言又比安多方言发音轻，基本上只发基本字母音，于是，“སྨར”就念成“玛”。嘉绒方言为古代藏语拼读法，康巴方言尤其博巴方言为现代藏语拼读法，安多方言的藏语拼读法居于期间，但他们都在同一空间里存活着。毫无疑问，“苏美尔”就是古代藏语拼读法拼读出的“斯玛尔”，现代藏语读作“玛”。虽然“苏美尔”和“斯玛尔”在字面上两者略有差异，但这只是译音时出现的细微差别，其基本字母的发音两者完全一致。“斯玛尔”或“玛”其义，在《古象藏词典》中解释为“好”或“吉祥”。
（二）苯教经典反映，远古青藏高原象雄国，有叫“玛”的部族和叫“玛文”的文字
苯教古籍《琼部王室世系水晶镜》记载：“佛经中说：‘五行未形成之前，也就没有形成世间之因，世间未形成之前，也就没有形成劫数之因。’五行和世间形成后不久，上界的“拉”（ལྷ）、“噶尔”（གར）、“顶”（རྡེན），中界的“米”（མི）、“玛”（སྨྲ）、“辛”（གཤེན），地界的“折”（འདྲེ）、“绅”（སྲེན）、“许尔”（བྱུར）得到确定。”②文中还对各类众生作了解释，中界众生中的 “米”，指产生于有情的劫初之人（即原始人类），“玛”指人类，应该首先指的是苯教文化覆盖范围内的人。“辛”指由上天法界前来的引渡者。
西藏远古时期，确实出现过叫玛桑九族的部族。《藏族通史》转述《广史》的记载说：“西藏最初由鬼魅所统治，此地称为‘桑域坚美’（意为无饰佳地），当时出现了弓箭等武器。此后由牛头魔所统治，此地名叫魔域喀热九沟，这个时候出现了斧与钺。罗刹聂让查米统治时，西藏称为九黑罗刹地，此时有了矛、叉等武器。第四红柔天神统治时，在神域贡塘出现了匕首。第五穆嘉科杰统治时，在大昌姜昌出现了链子等武器。第六橐橐恶魔统治时，朗当灵当出现了蜂蝗石带。第七玛桑九族时，西藏称为博喀雅刍，出现了剑套、剑、铠甲和盾牌。第八由龙统治时，西藏名叫博康林古（博区九洲）。第九为王统治时，西藏遂名昂布且。第十厉鬼七兄弟统治时，西藏称为十八东岱（十八个千户部落）。”[5](P.10)这段文字简述了远古西藏社会的10个发展阶段状况，玛桑九族出现在第7个发展阶段。
可以看出，社会不停地在发展着。第1至第3阶段，为人从猿进化到类人猿的漫长时期，当时的人可谓人不像人猿不想猿，所以其统治者被说成“鬼魅”、“牛头魔”、“罗刹聂让查米”，生活的第一要务就是以狩猎求得生存，才发明那么多武器，当然都是石器。到第4阶段，进化程度有了显著提高，这时的统治者被喻为神，叫“红柔天神”。到第5阶段和第6阶段，人们不再将整个精力花在发明武器上，这时出现了链子、蜂蝗石带这样的饰品，人们的生活有了较大程度的保障，开始追求美的享受了。社会发展到第7阶段，当时的西藏高原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一是人口发展到九族（这里的“九族”不一定是实数，只是表达“多”，有很多分支的意思），而且有了统一的称呼，叫“玛桑”，简称“玛”即“苏美尔”。二是大部分人的主业由狩猎转变为农耕，当时“玛”人居住的地域为“蕃喀雅刍”，“蕃喀”为“农区”之意，“雅刍”为“六牦牛部”。将居住的地域称为“蕃喀”，突出“农区”的含义，是为了强调社会已经从狩猎跨入到了农耕。
其实，“玛”人居住的地域还有一个叫法：玛尔地区，该地区不止“蕃喀雅刍”，远比这个区域宽广得多，一般认为包括了印度河流域的上游、列城和噶托克之间，甚至包括整个西藏西部，毗连拉达克、藏斯噶尔、斯皮体和库奴、库玛昂、尼泊尔和后藏，此外还有外喜马拉雅山脉的湖区，直至黑河和工布以北地区。[6]“蕃喀雅刍”可能是“玛尔”地区的中心。
藏族自称为“蕃”，关于这一称呼的来历，不少史籍通常这样讲道，鹘提悉补野赞普世系兴起于雅隆河谷，当时那里为农业发达地区，称之为“蕃域”，而鹘提悉补野赞普由地名转变为王名，叫“吐蕃赞普”。随后过了1千余年，到吐蕃赞普松赞干布时代，青藏高原得到统一，这时王名又变为地区名，赞普管辖的地区都叫“吐蕃”，那里的人们叫“蕃”。其实，早在玛桑时期，就有“蕃”这个词了。《藏族通史》中说：“玛桑九族统治时期已经有了‘蕃’的地方名称，那时至今有多少年难以说清。”[5](P.2)虽然具体的时间难以说清，但在古象雄时期，在叫“蕃喀雅刍”（简称‘蕃’）的地方，居住生活着叫“玛尔”即“苏美尔”的大部族。后来的藏族文献中，对“玛尔”的记载逐渐减少，对“蕃”的记载逐渐增多。出现这种现象，很有可能地区名逐渐取代了部族名，这种列子很多。
但凡古老的苯教经典，文首都有“象雄玛（སྨར）之语言”这句话，接着就是“玛”文经书翻译成藏文的译文。这种文本直接提示古代象雄时期有叫“玛文”的文字，间接提示当时有叫“玛”的民族。因为“文”前面加的字“玛”，不是国名就是族名，比如“德文”的“德”、“日文”的“日”“法文”的“法”，是国名；“汉文”的“汉”、“藏文”的“藏”、“蒙文”的“蒙”，是族名。“玛文”出现在象雄国，此“玛”不应该是国名，而应该是族名。
据苯教文献记载，古象雄时代出现的玛文有两种，即大玛文和小玛文，这两种文字都没有流传下来。虽然目前偶尔有发现象雄玛文的传闻，但仍然不见真实可靠的实物。玛文之所以分大小，或许就像两个兄弟因出生时间有先后而分大兄弟小兄弟一样，一个创制得早，叫大玛文，另一个创制得晚，叫小玛文。现在一般都认为，藏文楷书体参照印度梵文创制，藏文行书体参照象雄小玛文创制。如果这一观点确立，说明参照象雄玛文创制藏文时，象雄大玛文在本地已经不存在了，要不然，不可能只参照小玛文，彻底不见大玛文的影子。
（三）远古在象雄国出现的“玛”部族，至今还在一些地方留下痕迹
西藏自治区的芒康县，其地名藏文写作“སྨར་ཁམས”，其义为“玛人地区”。今拉达克接近列城一带，叫“玛域”，其义与“芒康”相似。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理县、汶川等县和绵阳市北川县的羌族，自称“玛”人，他们的先人们大约在先秦时期从我国西北部迁徙而来。那时，由于青藏高原海拔的升高，我国西北地区包括今阿里以北的羌塘草原和甘肃、青海一带，肥沃的良田变为一望无垠的草原，人们的主业也由农业变为畜养牛羊为主的牧业，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个部族，其称呼也由“玛”变为“羌”。汉文为了翻译这个字，专门造了一个会意字，字的上面部分为“羊”，下面部分为“人”，即“羌”。“羌”的本来读音为“jiang”,即“姜”， 是对藏语“སྤྱང”的音译，汉文史书中有时确实也写成“姜”，后来普遍写成“羌”，读成“qiang”，这种读法是不对的，《羌族史》也说“‘羌’和‘姜’本是一字”，但已约定俗成，没有办法。[7](P.1)由于羌部族地处西部，又被称为“西羌”。对这里被称作“西羌”的部族，汉文史籍中还出现“马羌”的称呼，有人认为“马羌”指以马为图腾的羌部族，这是典型的望文生义。这里的“马羌”为译音，应该译成“玛羌”，指“西羌”中自称为“玛”的“羌”部族。“羌”为藏族较早出现的四大氏族（耶桑、耶扪、羌、门）之一，又与藏族较早出现四大氏族的另一种划分法中的“冬”氏族基本一致，大致分布在多堆（今康区一带）和多麦（今安多一带）广大地区。[8](P.1，P.732)居住生活在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理县、汶川等县和绵阳市北川县的羌族，他们的祖先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由于他们栖息在相当封闭的山谷里，直到上世纪初叶的民国之前，这里基本没有受到外界大的影响，本土文化保留得比较完整，部族历史记忆没有完全丧失，这才坚定地自称为“玛”人，有的高半山居民还说古老的“玛语”。“玛语”为古老的藏语或叫象雄语，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黑水县的藏民也说这种话，他们也自称为“玛”。
三、苏美尔文明与象雄文明的一致性
（一）语言文字比较
从语言上来讲，苏美尔语很可能就是古藏语即象雄语。苏美尔语既不是闪族语言，也不是印欧语言，它属于一种黏合语的类型，就像土耳其语、匈牙利语和芬兰语。可是，这些语言同苏美尔语没有任何密切的联系，因此，苏美尔语在两河流域完全是独立的，被认为是一种奇怪的语言。[4](P.23) 其实，该语言并不奇怪，苏美尔语的语法特征被称为黏着语，它的词根不变化，依靠在词根上添加前中后缀来表示语法作用，往往一个词需要两个以上的声符。[1](P.29)这种组词形式与语法结构，恰好就是藏语的特点。藏语的每一个字都有一个基本字母即词根，然后根据需要在基本字母的上下前后加上相关的字母，将他们黏着起来。在古代，念字时须把那些黏着的字母都读出音来，随着时间的流逝，黏着的那些字音逐渐脱落。比如古代所发字音的“苏美尔”，如今只发基本字母音“玛”了。但是也有列外的情况，嘉绒地区依旧按照古代读音法读音，形成独特的地方方言。苏美尔文字翻译专家们在翻译泥板上的苏美尔文字时发现，该文字中极少使用量词，比如“个”、“头”、“ 只”、“ 匹”等，藏文也是这样，使用量词的情况极少，因为语言中几乎没有量词。[1](P.26)
目前所知道的苏美尔语词汇虽然数量不多，但仅从这些有限的词汇中，都能感觉到两者的同一性。苏美尔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吉尔伽美什，其名就是藏语，“吉尔”是大王的意思，“伽美”，其义为“不变 ”，现在写成“晋美”的居多。[4](P.37)苏美尔人建立了多个城市国家，其中有一个叫温马的城市国家，其国王叫卢加尔扎克西，这个名字也是藏语，“卢加尔”为“百岁”之义，“扎克西”是“吉祥”的意思，符合藏族取名习惯。[3](P.4) 这种现象还体现在对神的称呼中。苏美尔语中，混沌女神叫伊吉吉纳穆，“纳穆”在藏语里就是女神，“纳”为“神”，“穆”为女。这种现象比比皆是，苏美尔语里对各种神的称呼，如加拉（死亡之神）、夏拉（温马主神之一）、拉哈尔（家畜之神）、阿什南（五谷之神）、南舍（渔业女神）等，其中的“拉”、“南”与藏语对神的称呼“拉”一致。还有另外一种现象，苏美尔语对水神叫恩基， “基”，在古藏语里也是“水”的意思；天神叫安，藏语叫“囊”，发音很近；冥界女王叫埃列什吉伽尔，“伽尔”也是藏语“王”的意思。又比如“辛”这个词，具有“通天达地、为神在人间的代理人”的意思。在古象雄，“辛”是对达到国师级别的苯教大师的称呼，属于宗教职衔。在苏美尔人那里，有的国王也被称为“辛”。这并非两码子事，因为被称为“辛”的国王，比如巩固和重新组织乌尔第三王朝的舒尔吉，他声称自己就是神，因此，他之后继位的国王们，干脆在自己的名字里直接加进“辛”这个字，表示自己是神的代理人，如舒尔吉的后继者叫舒辛，末代国王叫伊比辛。[2](P.35)世俗国王再拥有“辛” 这一神职后，就可以集政教二权于一身，因此苏美尔人不仅对“辛”一词的理解与象雄完全一致，而且还创造性地发挥到极致。
从文字上来讲，苏美尔文字为楔形文字。早期的楔形文字还只是一种象形符号，只限于具体的名词和数词，还没有成为可以准确表述语言的工具。一直到公元前3000年初期，少数象形符号才开始表达音节，并可以借助拼音表达人名、抽象名词和语法修辞等，渐渐演变成一种完整的文字形式。[9](P.6)象雄有大玛文和小玛文，虽然象雄玛文已经失传，难见其真容，但小玛文一定是拼音字母，因为藏族学术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藏文行书体来源于象雄小玛文，而藏文行书体就是拼音字母。那么，象雄大玛文是个怎样的文字呢？笔者认为苏美尔楔形文的初期文字可能就是象雄大玛文，象雄大玛文可能就是“只限于具体的名词和数词，还没有成为可以准确表述语言的工具”的象形符号。我们已经知道，藏族最古老的记数法是靠一些物的特征来完成的，故被称为象形记数法，独蒜代表“1”(有的地方以犀牛角为代表)；羊角代表“2”；三脚灶代表“3”；白奶牛乳头代表“4”（奶牛有4个乳头)；五智天神代表“5”；六星代表“6”；七仙女代表“7”；八瓣莲花代表“8”；九头妖魔代表“9”；黑母猪乳头代表“10”，这些形象记下来，就是象形文字，苏美尔的初期文字也就是这样的象形文字。[10]该文字之所以叫楔形文字，是因为他们用削尖的芦苇秆在软泥板上记事，每个字刻出的笔画一头粗一头细，形状像楔子一样。[9](P.5)藏文书写也和这种方式相似，只不过使用的笔不是芦苇秆而是细竹秆。在平面的纸上书写不会出现楔形效果，练习书法时，为了美化字体，往往调整笔锋有意带出三角笔画，出现楔形意境。从书写方式的一致性，我们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两者的渊源关系。苏美尔文明距今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可以这么说，公元前40世纪前，象雄大玛文当时还存在，是西迁的象雄玛人（苏美尔人）将象雄大玛文带到了两河流域。而在本地，该文字反而渐渐失传了。
云南纳西族与藏族具有很亲的血缘关系，纳西族民间传说《创世纪》中说，“纳西族、白族、藏族是同一个母亲所生的儿子。”他们自称其祖先来自西部的大雪山。他们信仰“东巴”教，“东巴”教其实就是藏族古老的宗教苯波教，“东巴”就是苯波教创始人敦巴西绕弥沃且名字的简称。纳西族的东巴文也是象形文字，应该与象雄大玛文有“血缘”关系。阿坝州马尔康市叫莫斯都的河谷，两块大石包上刻有类似东巴文那样的象形文字，这些文字与象雄大玛文有无关系，很值得研究。
（二）“黑头人”的自我认知比较
“苏美尔”为部族名，但当讲到自己是什么人时，苏美尔人往往自称为“黑头人”。比如苏美尔人在泥板上记载的神话故事《镐头的创造》中，有这样的诗行：“在他（指镐头的主人大气之神）的黑头人（苏美尔人）之上，他坚定地审视。”“他们把镐头赠与黑头人（苏美尔人）所有。”[4](P.65)在一块书写有医药方面文字的泥板上，把水神恩基和其子阿萨勒鲁希等驱除病魔的神和医疗女神被描述为“黔首（苏美尔人）的伟大医生。”[1](P.211)苏美尔人把自己称为“黑头人”自我认知，与藏人这方面的自我认知完全一致。藏人从古至今都说自己是黑头人，并以黑头人而自豪。
古代藏人或许不知道世上还有其他种类的人，认为只要是人，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而且认为人在所有众生中是最高级的，因此有“珍贵人类”之说，与“万物之灵长”的观念相似。人的四肢五体中，头又尤为重要，它高高在上，其他肢体都为它而存在。头发又是头的饰品，有这样的谚语：“太阳、月亮、星星是天空的饰品，森林、草原、江河是大地的饰品，头发、辫子、耳环是黑头的饰品”。头为什么被说成黑头？因为上面长出的“饰品”头发是黑的，因此，黑头代表人类，既然人类是宝很珍贵，那么，当然会以黑头人而自豪。
（三）宇宙起源观比较
苏美尔人的神话传说中，有“大陆从海水里冒出来”的世界起源观。以神话语言来讲，首先，女神纳穆（影射原初瀛海）生出男性的天空之神安和大地之神基。接着，安与基结合生出大气之神恩利尔。恩利尔把天父与地母分开，天父为天花板，地母为宫殿地板，他自己在之间的黑暗空间生活。他叫月神南纳照亮黑暗的宫殿，月神南纳生出太阳神乌图，乌图比他父亲月神南纳更加明亮。大气之神恩利尔在水神恩基的帮助下，与大地之神基结合，从此，动植物的生命才在地球上产生。[4](P.95)若对以上神话语言加以理性的表达，苏美尔人的宇宙演化观念可以这样概括：整个宇宙首先是原初瀛海，接着，原初瀛海形成了一个天空与大地的合体。天空与大地之间有一种气态元素，该气态元素（大气）经膨胀将天空与大地分开后，植物、动物和人类出现在大地上，所有的生命看起来都是空气、土地和水联合的结果，可能还包括太阳。[4](P.94)苏美尔人的这一世界起源观，与古代藏人的完全一致。苯教《十万龙经》说，宇宙本初是“虚空”，虚空中生出光明与黑暗，继而生冷、霜、露，又由冷、霜、露生出如意之湖，如意湖旋转而形成一卵，从卵中孵化出二鸟，二鸟相交产生出三卵，三卵分别生出神、鬼、灵。[11](P.52)《贤者喜宴》载，上部阿里三围状如池沼，中部卫藏四茹形如沟渠，下部朵康六冈宛似田畴，这些均被淹没于大海中。[112(P.149-150)沸腾之海冷却，平静下来，贡布曲拉③地方裂开，充满四茹之水全部流走，它处之水也滲出去，西藏的面貌才全显露。据《西藏通史》，科学研究人员对青藏高原古代地貌变化的研究成果表明，旧世纪初、中期，青藏高原是一片大海，新世纪开始后，逐渐出现了陆地，青藏高原的海拔达到两千公尺时，地势东南低西北高。西北部是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和阔叶林的地区，东南部不仅被芦苇和绿草覆盖，而且点缀着众多湖泊、池沼。[5](P.5)
《西藏通史》还说：“水是从高处向底处流的，今天自然界海拔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高的青藏高原，早期一定是比沿海平原更早凸起的陆地。[5](P.6)根据现代化石研究成果，陆地动物种类来自海洋动物，陆地动物经过发展变化，出现了多种哺乳动物，他们长期栖息森林，在漫长的生存活动中，逐渐进化成为与原来绝然不同的各种动物。随着大自然的运动变化，喜马拉雅山脉不断升高，导致这一地区的气候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动物的自然生存条件也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从陆地动物演变而来的原始猿类的生活方式受到难以忍受的损害。随着天气和自然条件的全面变化，生活在高原地区的早期猿类自然具备了进化成为人类的条件。藏文史书的零星记载和对出土化石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此，青藏高原是人类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早期生活在这里以“玛”部族为主的象雄人，对“大陆从海水里冒出来”的认识最为深刻。
（四）宗教神灵和祭祀方式比较
苏美尔宗教神灵分为主要神灵和一般神祇两大部分，主要神灵居住活动的区域，有的在天上，有的在地上，有的在地下（主要指地下水中）。[1](P.47-48)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天神安、太阳神乌图、水神恩基、大气之神恩利尔和火神吉比尔。一般神祇就比较多，各类动植物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神祇。前者属于高级神祇，后者属于低级神祇。苏美尔宗教神灵分布现象，与象雄原始苯教的三界观得到高度契合。象雄原始苯教也将世界分为天、地、水三界，《十万龙经》中说，三界分别各有神主，年神居天界、地神居地界、鲁神居水中及地下。三界的神灵之间，地位上没有等级之分，他们分工明确，地神主管人间花朵、果树、雪山、土地等；年神主管雨水、冰雹、雪灾、干旱等与天有关的自然灾害；鲁神主管人间的各种疾病。苏美尔宗教中的多神现象，又与象雄苯教 “万物有灵观”一脉相承。象雄苯教以万物有灵和名目繁多的神祇而著称于世，也把各种神祇归为两类，而且有好几种分类法，即静神和猛神之分，世间神和出世天神之分，护法神和本尊神之分。[13](P.108)实际上也是高级神祇与低级神祇之分。不管属于哪类神祇，神的力量都超过人类，因此提倡人与自然（自然界诸神）和谐统一。
苏美尔人建一种带有阶梯的金字形神塔，用以祭神。[2](P.85)这种金子形神塔规模远没有后来埃及出现的那么大，可能是埃及金字塔之类建筑物的雏形。学者们对这种建筑物的缘由争论多年，因为在苏美尔语言中，金子形神塔的名字中确实包含了“山”这个词，于是有人提出这一现象反映了民间有关苏美尔人起源于山区的看法；而另一些人认为，这个词或许指其形状。[2](P.84)青藏高原上的藏人，从古象雄时代直至今天，都建带阶梯的金字形石堆以祭神。这种金字形石堆通常垒在山顶，叫“拉则”。“拉”是“山”的意思，像苏美尔语一样，金子形石堆的名字中也包含了“山”这个词。村前寨后也有类似的金字形石堆，叫“朵邦”，下大上小圆锥状，也有多个阶梯，但规模通常比垒在山顶的“拉则”大许多。叫“朵邦”的石堆其作用与专门用于祭祀山神的“拉则”有别，主要是为了禳灾祛祸，防御包括自然灾害特别是水灾以及战争、疾病等的发生。苏美尔人堆的一种石堆，其目的也与之非常一致，苏美尔人在泥板上记载的另一篇神话故事《库尔的毁灭：屠龙记》中，就叙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库尔（孽龙）被屠杀毁灭后，为阻止底地的水不再上升到大地表面，大气之神恩利尔之子宁努尔塔，在死去的库尔身上堆起了一堆石头，从此阻止了“威力之水”。[4](P.102)
苏美尔人祭祀神灵的场所，祭台和专用炉是露天的，后者显然是焚香用的。[2](P.142)这里所说的专用炉，藏区每家每户都有，叫煨桑炉，为祭祀神灵焚烧柏枝、糌粑等供品的火炉，用石和泥做的。
考古专家们在古代苏美尔人的活动地区发现了鼓和铜钹，鼓和铜钹是古象雄苯教的宗教法器，特别是鼓，更是苯教的标志性法器。[2](P.139)
苏美尔人的祭司们用占卜的方式预测未来，好像擅长鸟卜和梦卜。他们好像同上帝有“热线”，这种热线使他们能够解释征兆。他们虽然在许多自然现象如鸟的飞翔之中可能都会看到征兆，但最流行的方法是研究祭献动物的内脏结构及随之而来的事件进行比照，然后，用来预测未来。在事件预测中，梦也至关重要。而且当时有专门的祭司阶层，其擅长于所有不同类型的占卜。[2](P.31)系统化后的藏族苯教教法，因由“四因乘”和“五果乘”构成，所以被称为“九乘法”，而原始苯教（又称释巴苯教）基本处于“四因乘”阶段。“四因乘”主要解决人们的现实需求，特别是心理和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除了主持婚丧嫁娶仪式、採药诊病、过问天文历算、创作各种祈祷或赞美神灵的诗文等外，还要花很大精力禳灾祛祸、招福纳祥、安神驱鬼、占卜打卦。仅占卜打卦就有很多种，如签卜、骰子卜、念珠卜、石子卜、鼓卜、线卜、铜镜卜、羊肩胛骨卜、铜钱卜、鸟卜、梦卜、箭卜等。[11](P.113-148)其中的鸟卜法和梦卜法，就与苏美尔人祭司们所用的占卜方法完全一致。《旧唐书》卷十九女国条中，就生动地记载了吐蕃女国部落的鸟卜情景：“其俗每至十月，令巫者赍楮诣山中，散糟麦于空，大咒呼鸟，俄而有鸟如鸡，飞入巫者之怀，因剖腹而视之，每有一谷，来岁必登，若有霜雪，必多灾异，其俗信之，名为鸟卜。”苏美尔人当时有专门的祭司阶层，擅长多种不同类型的占卜，说不定苯教师们运用的其他类型占卜方法也在他们的掌握范围之内。
（五）科技知识水平比较
苏美尔人掌握了金属冶炼技术，制造出世界上最早的合金和青铜；掌握了高超的工艺品制作技术，比如黄金器物等；熟练掌握了对数字的运用。在掌握类似的科学技术与知识方面，古象雄人也有突出表现，并且发现苏美尔文明与古象雄文明在这方面一脉相承，具有内在的联系。
主要产于藏区的天珠，不仅制作工艺特殊，而且材料也非常独特。人们普遍认为天珠是古象雄时代的产品，非常稀罕又及其昂贵，如今作为最奢侈的饰品，似项链般佩于颈上，并不清楚它本来的意义。不过，被认为主要产于藏区的天珠，在苏美尔人那里也有发现。属于乌鲁克（苏美尔人最早建的一座重要城市，有时又作为时代名称，若乌鲁克时期）的一位女祭司，她的一件由精美珠宝串成的项链中，就有镶嵌在金子中的华丽的斑纹玛瑙。[2](P.160)这里所说的斑纹玛瑙，就是天珠。
藏区有被称为“天铜天铁”或叫“雷器”的收蔵品，被认为是古象雄时代的产物。[14](P.88-97)这种物件体量不大，巴掌大小，大多为反映宗教题材的器物，如各式各样的琼鸟像、神像和法器等，也有八卦十二生肖图、各种明镜等民用品。[15](P.1-33)这种物件虽然属于金属类，但非铜非铁，也不同于青铜，民间有“打雷时从天上落下”的传说，所以叫天铜天铁，雷器也因之得名，十分稀罕，只能偶尔在野地里巧遇。
藏族最初的记数法是靠一些物的特征来完成的，将这些物的特征记下来，就是记数的象形文字。后来有了改进，创制了表示“1”至“9”和“0”的字，这种字，与古老的阿拉伯数字很相似，藏区至今都在使用这种数字。据《藏族象形记数法》，阿拉伯数字并非阿拉伯人发明，而是他们从中东、北非传到欧洲后，才被叫成阿拉伯数字的。现在使用的阿拉伯数字有所改写，与古老的阿拉伯数字不完全一样。[10]既然这一记数的文字从中东传到其他地方去的，苏美尔文明又是中东最早形成的文明，他们能够熟练掌握对数字的运用，那么无疑古老的阿拉伯数字就是苏美尔人使用的数字，而苏美尔人是从象雄迁徙过去的，他们使用的数字，无疑就是藏区至今还在使用的古象雄数字。
藏人的数学，主要用于天文历算上。藏族有自己的藏历，最早使用的是苯教历法，又叫纺线老人月算法，史书中不曾见到这种历算法起源于何时，只是在藏族古代史书《叶桑的故事》中记载，吐蕃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时，西藏山南雅隆地区就有一位名叫琪姆的人，用“纺线老妇月算法”推算历法。[16](P.25)琪姆只是在运用而已，苯教历法（纺线老人月算）的起源远远早于这个时候，也应该在古象雄时代。
拇指测影法是古代藏人流传下来的时间测定方法，藏语叫“特孜”。一根草或一节麦秆插在大姆指背面的关节皱纹处，让其直立，对准南方，观察投下的影子长短和移动 方位的变化状况，测定白天的时间。影子指东方，约上午11点；影子朝西南，约中午3点过；日影最短，刚好是正午。把繁复的时间测定方法，简化为如此简单的个体经验，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是不可想象的。
天文历算方面，藏族在很久远的时代就已经成就斐然。苯教古籍《琼部王室世系水晶镜》记载，五行和世间形成后不久，就掌握了以下天文历算知识：日月绕须弥山一周为一天，三十天为一月，十二个月为一年，又在十二年的流转和干支周中产生一个劫，然后按每六十年的推算变化而有时代劫、时劫和小劫。八十个小劫为一中劫，八十个中劫为一大劫。每一个大劫又分为四个阶段，即生、住、灭、空，三大千世界都要经历一个共生、共住、共灭、共空的过程。④
（六）民风民俗比较
虽然能够见到苏美尔民风民俗的资料极少，但我们还是在相关的资料中了解到一些情况。在饮食方面，苏美尔人也吃类似酥油的食物。大气之神恩利尔创造的神恩腾，“他让母牛生出了牛犊，他也促使产生更多的油脂与牛奶。”[4](P.60)水神恩基接待天空女神印安娜时，让使者“给她食用涂奶油的大麦饼。”[4](P.85)这里所谓的“油脂”和“奶油”，很可能就是藏族人民至今仍在食用的从牛奶里提炼出来的酥油。苏美尔人可能就像今天那样是坐在地上吃饭和饮酒，从一个公用盘子进食，并使用佩在腰间的刀子。[2](P.138)这就与藏区吃手抓肉没有任何区别，发掘时不可能见到数千年前放在盘子里的食物，但既然使用佩在腰间的刀子，可以肯定当初放在盘子里的食物就是肉。
苏美尔人也喝咂酒。根据文献记载，啤酒是苏美尔人最常见的饮品，在宴饮题材的印章上，表现的几乎无疑是正在用一根长长的吸管从公共罐子饮酒的场景。《神秘的苏美尔人》中刊载了印章上刻画的饮酒场景图：两人对坐，中间置一酒罐，里面插了5根管子。这一画面，完全是今四川岷江上游和大渡河上游古象雄遗民吸饮咂酒场景的真实写照。[2](P.138)咂酒度数低，色如啤酒，因此也有藏啤酒之称谓。
在服饰方面，根据雕像描绘，苏美尔人穿外有羊毛的山羊皮褂，女人穿折褶非常漂亮的衣服。[2](P.147-148)岷江上游的古象雄遗民，至今都在穿山羊皮褂；大渡河上游的嘉绒地区，女人们至今还在穿百褶彩裙。
国王的王冠方面也具有惊人的一致性。古象雄王们的王冠上，有一个叫“夏茹”的标志。“夏”即鸟，这里特指被称为百鸟之王的琼鸟；“茹”即角，合起来就是“琼鸟角”（也不一定是角，很可能就是羽毛－－笔者注），这是古象雄国王们帽子上表示他们权威的一种装饰。[17](P.13)《神秘的苏美尔人》中有这么一段话：“在苏美尔语中，可以看到一些用于称呼统治者的不同用语，每个词语似乎都具有我们通常难以确定的特殊的含义。基什王这一名称可能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并且被其他城市的统治者像其冠冕上精美的羽毛一样欣然接受了。”[2](P.30-31)这句话本来说的是“基什王”这一名称因具有特殊意义而被其他城市的统治者们欣然接受的事，结果用“接受冠冕上精美的羽毛”这样的列子比喻欣然接受的程度后，就透露了一个信息，苏美尔统治者们的王冠上也有象征权威的精美羽毛（夏茹）。《苯教史纲要》中也说，在中亚美索不达米亚，不少地方出土的王冠上，就有藏史中描述的“夏茹”。[17](P.13-14)
在民居方面，苏美尔人的房屋也像我国藏区各地的房屋一样，屋顶是平的，椽子上面覆盖席子和若干层泥，每层泥都经过细致的滚压以确保表面能够防水。[17](P.65)砌墙时，砖与砖之间的黏合剂，常用的是泥。[2](P.65)这里所说的砖，其实就是泥砖，其制作方式也与岷江上游古象雄遗民的做法一模一样。即在河岸近旁挖土，然后加水进行搅拌。泥中通常要掺进剁碎的草，以便提高黏性，然后通常是用一个长方形木框将草泥混合物塑造成形，之后在阳光下晒干。[2](P.64)苏美尔人用十字镐、铲、抹刀等这样少量的设备，准确地布置了大规模的建筑，使交角垂直。[2](P.66)门窗小，窗子是用格栅或横木封闭的。[2](P.109)在名叫格勒·莱什的的遗址中，发掘出一座完整的房屋，这座房子的平面基本上也和发掘出的其他房屋一样，属于三分式的。它有一间大的中央房间，房间的每条短墙上有龛。[2](P.112)苏美尔民居的这些特征，特别与保留古象雄特征较多的嘉绒地区民居十分相似。这里砌墙也只需锄头、铲子、抹刀等少量的设备，不用吊线或水平仪，仅凭经验，砌出的墙就能棱角锐利，交角垂直，似刀切豆腐般整齐。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缺少石头，用泥砖砌墙，嘉绒地区遍地都是石头，用石头砌墙，石头与石头之间的黏合剂也用的是泥。古老的房屋门窗也是不大的，门通常低矮，据说为了防止不会弯腰的僵尸进入。窗子带木格，通常都比较小，据说从防御方面考虑的。房屋也有一间大的中央房间，该房间既是厨房，又是餐厅，还是全家人休闲或全村人聚会娱乐的场所。墙上也有龛，可以摆放碗碟或艺术摆件。考古专家们注意到，苏美尔人居住的房屋里，甚至在最宏大的房屋里，也很少有家具的迹象。因此他们怀疑苏美尔人即使是一些重要人物，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蹲坐的。或许家具只是为礼仪场合准备的，日常生活中更常使用的是地毯和坐垫。[2](P.138)这种现象完全符合藏区家庭起居情况，不过，考古专家们对蹲坐的推测只能算是一种可能性，笔者更愿意倾向于席地而坐，因为地毯和坐垫上面更适合盘腿而坐，不太适合蹲坐，地毯或坐垫上面席地盘腿而坐的这种习俗，藏区自古沿袭至今。在寺庙建筑的习俗方面，藏族自古至今恪守一个原则，用在寺庙关键部位的木材必须是香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不仅奇缺石头，木材也十分稀罕，但是苏美尔人仍然坚持寺庙建筑材料还是用香柏，他们所用的香柏可能来自黎巴嫩。[2](P.12)
在娱乐习俗方面，苏美尔人制造了精美的牛头竖琴。藏区也流行牛头竖琴，藏语称其为“扎年”。该琴发明的时代目前尚不清楚，但在今天的藏区到处都可见到，爱唱歌的男女青年，大多都有一把。唱歌跳舞可能是苏美尔人生活中的常态，苏美尔稍晚的文书暗示了唱歌和宴饮乃是所有公共或私人庆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藏族被称为快乐的民族，被形容成“只要是会说话的人就会唱歌，只要是会走路的人就会跳舞”。苏美尔人可能也通过角力比赛（相当于摔跤比赛）取乐。[2](P.140)角力比赛也是藏族最喜欢的娱乐项目之一，每一个村寨都有自己的摔跤能手，每次娱乐活动，都少不了摔跤这一项目。
在写作习惯方面，苏美尔的知识分子们习惯于在正文的前面加一大段格式化的宇宙演化过程的文字。比如有一篇以诗歌形式叙述英雄吉尔伽美什与库尔（孽龙）之间战争的神话故事，诗歌的开头是一大段与故事基本内容无关的宇宙演化或创造的导引，之所以要这样，只是因为苏美尔书匠习惯于使用这样的关于创世的导引作为他们故事的开始。《镐头的创造》也是这样，整个诗篇108行，作品以一个长的导引段为开始，与故事内容毫不相干，讲述的也是格式化的宇宙创造观。[4](P.45，P.64)藏族传统的写作方式与此一模一样，无论什么类型的史籍，家谱、新年颂词、婚礼颂词、守护神赞歌，敬酒歌词、甚至杰布发布的文令，大多都以长篇的世界起源叙述为导引，并不顾忌与本文内容无关。在这方面，时间越久远的作品，其特色越突出。⑤
在丧葬习俗方面，苏美尔人让尸体曲肢，手放置在面部前面。[2](P.142)这与藏族处理尸体时，让其曲肢，形成胎中婴儿的状态完全吻合。
四、对历史的再认识
（一）藏族文明史的起始时间至迟也在公元前4世纪
由于认识上出现的差异，藏族文明史的上限有过多种提法。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建立吐蕃拉萨王朝时算起，现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多。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第一位藏王聂尺赞普建立吐蕃雅隆王朝时算起。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又对聂尺赞普建立吐蕃雅隆王朝时的具体时代产生分歧，有的认为应该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有的认为应该在公元前9世纪左右。[19](P.63)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从象雄文明形成时算起。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又对象雄文明形成时的具体时代产生分歧，有的模糊地认为应该在吐蕃雅隆王朝建立之前，有的给出了具体时间，即距今3800年之前。[20]
通过本文的试探后得知，苏美尔人就是迁徙到两河流域的古象雄时代叫“玛”部族中的一部分人，苏美尔文明就是这些人将象雄文明带到两河流域后发扬光大的文明。西方学者经考查后认为，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40世纪，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那么，古代象雄文明最迟也形成于公元前40世纪之前，藏族文明距今至少也有约6000年的历史。
（二）象雄文明突然衰退原因新推测
藏族文明之源象雄文明，虽然不像古巴比伦文明那样几乎失传，但确实因为没有留下多少物质文化遗产，使之好像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今西藏的阿里地区，曾经是古象雄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被称为象雄本部，如今气候恶劣，人烟稀少，当年灿烂的象雄文明无影无踪。面对这样的现实，有人甚至怀疑曾经有无象雄文明的存在。
毋庸置疑，历史上不仅存在象雄文明，而且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仅举创立了至今还在传承的雍仲苯教这一列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不过，象雄文明没有任何交代就突然衰退，甚至无疾而终，就像一条大河正在奔腾之际突然好似断流，如今追寻象雄历史源头都须用苏美尔文明史予以佐证。人们为此惊讶之余，对象雄文明之河濒临断流的原因也有过不少猜测，但都令人难以信服。为了抛砖引玉，笔者对象雄文明突然衰退的原因做出一个最新推测：一是严峻的气候变化，二是特大的飓风灾害，三是吐蕃统治阶级的人为压制。
《西藏通史》说，青藏高原冒出海面后，不断地往上生长，长到2千公尺时，西北部生长着茂密的针叶林和阔叶林。青藏高原的西北部就是阿里和拉曲地区，如今的不毛之地，昔日可是拥有郁郁葱葱的热带风光。[5](P.5)
气候的变化状况，不用放在数千年的时段去考察，就以几十年的时段来看，也能够发现相当明显的变化。就以笔者工作过的地方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市来说，上世纪70年代，到了冬天，河面比较平缓的流段，大多被冰封严了的；由于气温低，人们盛夏也穿长衣长裤。可是才过几十年，现在的河面冬天不见了冰；到了夏秋，男人穿短袖女人穿裙子早已习以为常。又比如我国西北部分地区，几十年前还是“风吹草底见牛羊”的自然风光，如今已经成为不宜牧畜的沙漠地带。
随着青藏高原海拔的逐步攀升，自然气候的逐步恶化，居住条件的逐步丧失，人们开始逐步陆续迁徙。自然气候恶化和居住条件丧失的重灾区在被称为“青藏高原的青藏高原”的阿里地区，因此，象雄人的迁徙主要指的是古代阿里人的迁徙，也就是古象雄本部居民的迁徙。居住在暂且宜农的河谷或宜牧的草原的人们毅然选择坚守外，其余的人们被迫从象雄高海拔的西北部，逐步向海拔相对较低的东部、东北部和西部迁徙。向东北部迁徙的部族，最远的翻过唐古拉山，抵达黄河上游的今甘青一带；向东部迁徙的部族，最远的抵达岷江上游、涪江上游的今松潘、九寨沟一带和大渡河上游的今嘉绒地区。据这些地方的藏族民间传说，古代迁徙而来的象雄人（有的说成阿里人），大多为民兵，一路作战而来，哪里能占领，哪里有人接纳，就在那里安住。向西迁徙的部族，最远的抵达西亚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他们就是所谓的苏美尔人。在他们到达之前，这里无人居住，因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部大部分为沼泽。[1](P.2)更没有可以利用的金属和木材资源，连天然的石头都很奇缺。[2](P.12)向西迁徙的象雄人将此地与老家比较之后，还是终于在这里驻足定居。这样以来，象雄本部自然环境越来越荒凉，人烟越来越稀少，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也就逐渐丧失了。
海拔攀升气候恶化的势头并没有就此停止，古象雄本部居民的一些部族迁徙到黄河上游的今甘青一带时，那里的气候还很温暖，在以炎帝为代表的领袖们的带领下，他们用象雄本部先进的农业技术开发这片热土，使之变为富庶的“绒”（藏语称“农”为“绒”，《藏族史略》说：“甘肃古时称‘雍’，后称为‘陇’，以陇山得名，可能是‘绒’字的译转”）地。[21](P.4)后来，这一带的海拔也逐渐升高，气候寒冷甚至恶劣起来，除了低洼地带外，其余地方不适宜稼穑，于是逐渐成为“卓”（ 藏语称“牧”为“卓”） 区。对甘肃青海湟水流域发掘的文化遗址分析，新石器时期的马家窑、半山、马厂文化遗址反映的是定居生活，从事农业，骨器极少；青铜时期的卡约、上孙家寨、辛店文化遗址反映的是游牧生活，一般墓葬都随殉狗、马、牛、羊等家畜，骨器特多，动物纹饰也十分显著。[7](P.9)
可能还遭遇到了特大飓风的袭击。青藏高原逐步攀升，自然气候逐步恶化，居住条件逐步丧失，人们开始陆续迁徙，这一现象固然是导致象雄文明之河几乎断流的原因，但是它的作用毕竟像慢性病一样，须得慢慢积累才体现其危害，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摧毁象雄文明予以重拳一击的原因。有人推测为罕见传染病，也有人推测为特大地震，但都不能令人信服。如果是传染病，它有一个流传过程，不可能连一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如果是特大地震，它一定会留下痕迹，不可能无影无踪。在这种情况下，笔者也作一个大胆推测：遭遇到了特大飓风的袭击。
笔者的这种推测，理由有三点。一是破坏性大，在海面上，它能够引成海啸；在陆地上，它能够把地面上的东西甚至地穴中的坟墓都卷起来抛向空中。在古象雄的中心今阿里地区，之所以几乎见不到象雄的物质遗产，其奥秘就在这里。在藏区各地，为什么偶然拾得被认为象雄特产的“天珠”和“天铜天铁”？为什么“天铜天铁”这种物件又叫“雷器”？也是因为特大飓风将地面上的许多物体卷入空中，飓风停息后，有重量未能卷走的物体又落回大地，落回大地的物体大多早已腐朽无影，只有“天珠”和“天铜天铁”这样的物件，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才不会腐烂，有幸遗存至今。被称为“雷器”的物件正因为从天上掉落下来的，所以才叫“天铜天铁”；“天铜天铁”往往是在下雨打雷闪电时掉落下来的，所以又叫“雷器”。二是时效快，风的特点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具有这种特点的飓风，就能将惊人的破坏程度在数天或数小时之内完成；三是不可捉摸，它的特点是来无影去无踪，飓风发作前无人知晓，不作防备，飓风发作后，不留任何痕迹，叫人找不到“冤家”。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为象雄文明的似乎不见踪影而困惑，甚至因此而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有没有象雄之文明？”
吐蕃统治阶级的人为压制，也是象雄文明衰退的重要原因。新生的吐蕃王朝选择的发展路径不会和旧的象雄王朝一致，不一致就会产生矛盾，产生矛盾必然会去压制。吐蕃创制藏文并大力推广，冷落象雄文；从印度引进佛教，压制象雄苯教，仅采取的这两项措施，就已经大伤象雄元气了。在这方面，不少有关书籍或文章都有相同的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言。
象雄文明之河虽然濒临断流，但所幸的是并没有断流，自然灾害的肆虐，只能摧毁物质层面的东西，对精神层面的东西却无可奈何；统治阶级的人为压制，最终阻挡不住藏族文明承前启后浩荡向前的步伐。紧接其后的吐蕃文明，继承了象雄雍仲苯教文化，之后，佛教与苯教相互融合，形成藏传佛教文化。象雄文化中的其他方面，如语言、文字、医学、星相学、民风民俗等等，都自然而然地渗透和融合到藏文化中，并且时代传承，发扬光大，绵延不绝。
注释：
①散见于萨繆尔·诺亚·克拉莫尔著，叶舒宪、金立江译《苏美尔神话》相关章节，2013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②根据《琼部王室世系水晶镜》，藏文古籍长条书手抄本，成书于11世纪左右，载嘉绒藏族历史文化丛书第10册《嘉如地区杰布和文书档案》第44页，2017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
③今西藏林芝地区一地名。
④琼部王室世系水晶镜》，藏文古籍长条书手抄本，成书于11世纪左右，载嘉绒藏族历史文化丛书第10册,《嘉绒地区杰布和文书档案》第44页，2017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
⑤阿坝州藏族历史文化古籍研究协会编的《嘉绒地区杰布和文书档案》，第41、86、95、135、162、173、185、229页，2017年1月，四川民族出版社。
参考文献：
[1]吴宇虹等.泥板上不朽的苏美尔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英]哈里特·克劳福德.神秘的苏美尔人[M].张文立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3]杨益.不可不知的亚洲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4][美]萨繆尔·诺亚·克拉莫尔.苏美尔神话[M].叶舒宪，金立江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3.
[5]恰白·次旦平措，诺章·吴坚.藏族通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1996.
[6][丹麦]艾立克·哈尔.象雄语－一个未知的西藏苯教语言的语法和字典[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6（1）.
[7]冉光荣，李绍明.羌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8]毛尔盖·桑木旦.毛尔盖·桑木旦全集[M.]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1997.
[9]刘永生.神秘·失落的文明[M].沈阳：辽海出版社，2010.
[10]方俊玉.藏族象形记数法[N].青年参考，1991-03-08（02）.
[11]察仓·尕藏才旦.西藏苯教[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
[12]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0.
[13]顿珠拉杰.西藏苯教简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7.
[14]杨海青.四川阿坝藏区民间文物奇石精品[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3.
[15][意]杜齐.西藏考古[M].向红笳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
[16]赵永红.神奇的藏族文化[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7]才让太，顿珠拉杰.苯教史纲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5.
[18]阿坝州藏族历史文化古籍研究协会.嘉绒地区杰布和文书档案[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17.
[19]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南喀诺布.论藏族古代史的几个问题[J].中国藏学:1988(02).
[21]黄奋生.藏族史略[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