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在网络购物发达的当下，快递包裹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而“新石器时代包裹”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个陌生的词汇。什么是“新石器时代包裹”呢？磨制石器、陶器，以及与之相应的动植物驯养等，被考古学家们称作“新石器时代包裹”（Neolithic Package）。
笔者是在《西藏通史•早期卷》中第一次读到这个词。《西藏通史•早期卷》是以西藏地方远古时代为起点，以松赞干布正式建立吐蕃王朝为下限的史学著作。该书由霍巍、汤惠生、张云、石硕、谢继胜等国内知名的考古学者、历史学者执笔，以考古资料和文献史料为基础，探讨早期西藏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西藏早期文化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梳理西藏远古时代的农牧业、纺织、天文、医学、建筑等物质文化，以及早期的岩画石刻、音乐舞蹈、神话传说、诗歌谜语等精神文化。该书第十二章《经济与社会》由著名考古学者汤惠生教授执笔，以青藏高原发现的考古资料为基础，结合多种考古学理论，以旧石器时代、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4个阶段，探讨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发展阶段和经济社会状况。
“新石器时代包裹”
考古学者在研究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经济与社会时，引入了“新石器时代包裹”这个概念。美国考古学家瑞恩（G. Ren）认为：距今6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地区的一个“新石器包裹”沿河谷地区逆流传播至高原，这个“包裹”中包括被驯化的动植物黍粟、牛、羊、狗等，以及陶器、磨光石器、渔网等。另一位语言考古学家冯·德雷姆（G. van Driem）认为：青藏高原细石器被大地湾农耕文化突然代替，意味着“北部藏缅语”的使用者向青藏高原的移民；创造出藏缅语言分支的族群应该与公元前3700年甘青地区马家窑新石器文化的出现相关联，这些使用藏缅语的移民带着他们的“新石器包裹”就这样进入到青藏高原。
为什么“新石器包裹”会进入到青藏高原呢？因为旧石器时代末期发生的“广谱革命”（Broad Spectrum Revolution）。“广谱革命”是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针对气候环境变化的一种适应，不同地区因环境不同，适应的方式也不尽相同。为了应对环境的变化，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资源或强化利用资源。寻找新的资源就是搜寻新的食物或开拓新的资源区域以求得生存；而强化利用资源就是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驯养动植物，进而促进了农牧业的出现。而“广谱革命”引发的生产力大幅提升，又促使人类人口的激增，从而导致了新石器革命的发生。考古研究发现，“广谱革命”的主要表现就是人类的日常食谱突然呈现出极大的多样性，与此相适应的变化还包括动物狩猎工具、食物加工工具（如研磨器、陶容器等）和储藏手段（如腌制、晾晒防潮等）的增多。
考古学者明确指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青藏高原的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可以认为是东亚古人类“广谱革命”的成果，但是就青藏高原的具体情况而言，“广谱革命”的理论不能作为一种普世原理而一成不变地加以套用，因为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后来所谓“新石器包裹”的传播，在青藏高原还存在着一个高海拔地区的适应问题，即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
何为“新石器包裹”的限制呢？美国著名的高原考古学家马克·奥登德菲尔（Mark S. Aldenderfer）提出，“新石器包裹”从周边低海拔地区向青藏高原腹地高海拔地区传播时，由于海拔问题会产生种种限制，即在文化从低海拔向高海拔地区（海拔2000米以上）传播过程中会出现像生物一样的“高原反应”，这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高原适应过程。如牦牛和青稞是高原驯养动植物的适应结果，而文化的传播也有一个适应过程。这就是所谓的“新石器包裹”的限制。
从目前所发现的考古学材料来看，结合气候和地理环境分析，青藏高原新石器时代的经济生活形态至少可以分成两种形式，即以拉乙亥遗址为代表的狩猎—植物强化利用经济类型和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农业—狩猎经济类型。这两种经济类型均与农业或初级农业相关，故其分布地区主要在海拔3600米以下的雅鲁藏布江和澜沧江流域。
以拉乙亥遗址为代表的狩猎—植物强化利用经济类型
拉乙亥是位于青藏高原东部、青海省贵南县黄河岸边的一个细石叶遗址群，遗址群包括6个地点，海拔高度为2580米。1980年，青海省文物考古队对其中的8021地点进行了发掘，揭露面积236平方米，出土各类文化遗物1489件。器物类型有石锤、石核、石叶、砍砸器、边刃刮削器、端刃刮削器、雕刻器、琢背石刀、磨石、研磨棒，骨器中有骨锥和骨针。此外还发现大量的石器加工废料。除大量遗物外，拉乙亥还发现了30个火塘（原报告称作炉灶坑）。火塘的大小一般为40—50厘米之间，火塘中央洼陷，呈锅底状，深约4—10厘米。火塘一般都有灰烬和木炭，个别底部有红烧土。有些火塘相互之间有叠压关系，上下间隔距离最小者仅3厘米。此外，还出土了带有火烧和砸击痕迹的环颈雉、喜马拉雅旱獭、羊等动物骨骼。
拉乙亥遗址是细石叶遗址群，什么是细石叶呢？石器作为人类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标志性的工具，一如人类自身的进化，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的技术积累与漫长的发展过程。考古学家研究发现，从类型学和制作技术的角度来看，青藏高原石器的发展经历了细小石器→细石叶→打制石片石器，这三个有着时间顺序的不同阶段，绝对年代上大约从距今2万年前一直延续到公元前后。不同的石器发展阶段是不同人类发展阶段和经济状况的反映。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形态仍然以狩猎—采集为主。青藏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细小石器“正是随机性食物搜寻者们遗留下来的器物，同时也是最早出现的文明形态”。而细石叶则指东亚、西伯利亚及阿拉斯加地区的、以长条韭叶形石叶为特征的石器。据统计，青藏高原发现的细石叶地点已有80余处。比之细小石器，青藏高原的“细石叶地点大量增多，分布范围也大为扩展”。
细石叶是季节性食物搜寻模式在考古遗存上的物质表现。拉乙亥遗址出土的被烧烤和敲击的动物骨骼说明，人们狩猎和食用肉食。除肉食外，植物（尤其是小型颗粒果实和种籽）也被纳入这一时期季节性食物搜寻者们的食谱之中，上面提到的拉乙亥遗址出土的磨石和研磨棒就是这样的考古学证据。考古学家一般认为，研磨器和研磨棒应该是作为粮食谷粒的加工器具。由拉乙亥出土的研磨器上遗留下来的打凿疤痕和同心圆磨痕，基本可以确认拉乙亥人所研磨的应该是黍粟之类的谷粒。
考古学者研究发现，在距今7000年左右，青藏高原上“作为猎人的食物搜寻者身份开始发生变化，至少已经出现了由猎人向农业或牧业方向转化的趋势”。拉乙亥研磨器与细石叶共存等考古现象，事实上反映的是农业（或牧业）与狩猎并行的经济模式，亦即所谓的“广谱革命”。这种农（牧）猎兼营的经济模式在后来的青藏高原，“影响了从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一直到吐蕃王朝的建立所有史前经济形态，其意义可谓极其深远”。
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农业—狩猎经济类型
植物强化利用型经济发展的结果就是农业的出现，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房屋遗迹和农作物标志着西藏高原农业的出现。这一时期大致为距今5000—4000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属于这个时期的遗存主要分布于藏东3000—3200米之间的澜沧江上游及其支流地区，包括昌都小恩达遗址及曾经试掘的烟多遗址等。此外，以林芝砖瓦厂遗址为代表的分布高度在3000米以下的藏东南新石器时代诸遗址亦属于这个时期。
卡若遗址位于今西藏自治区昌都市卡若区，约东经97.2度、北纬31.1度，海拔高度3100米。澜沧江在此地区内自北向南流，另有一条名叫卡若水的小河自西向东注入澜沧江，在两河交界处形成一发育良好的台地，卡若遗址即位于第二级台地上。卡若遗址分别于1978和1979年进行发掘，其遗址面积约有1万平方米，两次发掘的总面积共1800平方米。从遗址范围看，除已被破坏的部分外，其主要部分均已揭露。其中发现房基、道路、烧灶、灰坑、石墙、石围圈、石台、圆形台面等各类遗迹，并发掘出打制石器6000多件、细石器629件、磨制石器511件、骨角器366件、陶片2万多件、装饰品50件，以及动物骨骼、粟粒和谷灰等。
考古学家将卡若遗址分为早、晚两期，早期又分作前、后两段。卡若出土的石器主要有石矛、镞、尖状器、钻类器、刻刮器、切割器、刮削器、斧、镞、凿、铲状器、锄形器、砍斫器、犁状器、敲砸器、磨盘、磨石、研杵等23类石质工具。石器数量从早至晚逐渐增多，反映出社会生产不断地发展。尽管卡若出土的“磨制石器数量不大，但它们却是农业文化标志性的器物，被学者们认为是来自西藏高原东部‘新石器包裹’中的典型因素”。
卡若遗址出土的房屋基址是西藏高原最早出现的人类定居遗迹，为了解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集团的生活方式与社会结构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
卡若遗址内共发掘出土房屋基址28座。根据房基剖面形状的不同，可分为圜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3种类型；每一种若按其平面，又有圆形和方形之别。从墙壁的结构看，属于早期的圜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及地面房屋均为草拌泥墙，而晚期的半地穴式房屋的墙壁则用卵石砌筑。屋顶均用草拌泥涂抹而成，有的并经烧烤。卡若遗址早期房屋面积小者10余平方米，大者20余平方米，适合四五个人居住。研究者推论，卡若早期是氏族公社的集居地，可称为“分枝社会”（segmentary society）。
卡若遗址晚期的房屋布局、结构和形制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建筑中大量采用石块作为基础的木石结构房屋，“已经与至今流行于昌都地区的民居房屋建筑没有太大的差别了”。卡若遗址晚期地层中与这种木石结构房屋组合一起出土的还有石砌道路、圆石台、石围圈等遗迹，表明这是一个功能齐全的聚落遗址。石围圈和石围墙等遗迹无论作为畜圈还是祭祀来解释，均表明此时的社会不仅有了分工，而且可能也出现了等级，进入到所谓的“酋邦社会”（chiefdom）。
综合来看，昌都卡若遗址早、中期的经济形态是“以锄耕农业为主并辅之以狩猎活动和家畜饲养，中期达到繁盛”。“从早期至晚期，与畜牧活动有关的因素始终持续增长并在晚期占据了主要地位，但仍经营着部分农业生产，这似乎意味着其经济形态正在发生转变。”考古学资料显示，从定居的农业经济转向游牧经济是整个中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普遍现象，“这涉及到世界范围气候、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包括人类的迁徙和文化的传播等”。考古学者还指出，“卡若文化与今甘肃、青海境内马家窑、半山、马厂等文化在时代上基本是平行的，它们在文化内涵上的相似性，可能是因其有着共同的渊源，或者是互相影响的结果”。
总的说来，青藏高原地域广袤、地形复杂、气候多变，不可能只存在单一的经济形式。从目前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看，以拉乙亥遗址为代表的狩猎—植物强化利用经济类型和以昌都卡若遗址为代表的农业—狩猎经济类型是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两种典型的经济生活形态。由此，我们得以初步认识磨制石器、陶器及被驯养的动植物等“新石器包裹”的典型代表，以及青藏高原早期人类发展阶段及经济社会状况。
【原文标题为《〈西藏通史 早期卷〉读史札记（一）》；整理人：邱熠华，女，纳西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