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日遗址是我省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分布最靠西的一处大型遗址；

       1995年7月，宗日遗址中出土的彩陶舞蹈盆距今5300年至4050年；

       14号灰坑出土的宗日类型骨器通长25.8厘米，远古餐具在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尚属首次发现；

       这一切是否证明曾经有一个强大的部落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生活，这些创造文明的人是否就是宗日人呢？

       沉睡于地下的宗日文明

       在对海南藏族自治州同德县宗日遗址的实地调查中，我发现宗日遗址所在的团结村、班多村和卡力岗村的村民都是两三百年前从化隆等地迁来的农民。考古学者为尊重这些村民的语言习惯，称为宗日遗址，也就是说宗日这个名称仅仅几百年的事，此前这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著居民。

       宗日遗址中出土的彩陶集制陶、雕塑、绘画于一体。绘画艺术是彩陶艺术的灵魂，其色彩搭配合理、图案组合相宜、线条粗细得体。彩陶纹样有鸟纹、竖线折尖纹、连续折线纹、三角纹等，部分器物颈部、肩部和腹部饰附加纹，有的像流动的水波，有的像撒落的种子，有的像张开的渔网，有的像游弋的鱼蛙，这些简单而原始的线条描绘着史前人类心目中自然而朴素的美。而“米”“北”“¤”“〕〔”等近百种彩陶符号可谓是中国古老的文字的起源。

       同时，宗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生产、生活用具。打制的石斧、盘状器、细石器及磨制石斧、石刀的发现表明狩猎经济在当时占有一定的比重。骨锥、骨针、骨铲及镶嵌细石器的骨梗刀、骨勺是其重要的生活用具，也表明手工业的发达程度。骨饰、装饰品石器的出土说明宗日先民不仅善于装饰器物，而且善于表现自身的爱美意识。陶埙等早期乐器的出现反映先民丰富的精神生活，至今仍能吹奏出悠扬婉转的乐曲。玉刀、玉璧等祭礼用品的发现反映了朴素的原始宗教心理。铜环和铜饰成为开始进入金石时代的重要标志。而骨叉的发现，至少说明几千年前的宗日人，已经掌握了制造使用骨叉一类餐具进食的本领。

       看着这些真真切切的实用器具，你会感触到史前先民手中的余温，你也许会想象到宗日人山下炊烟袅袅、山上篝火团团的史前生活场面。那么，这些宗日人最后到哪里去了呢？

       关于宗日人的理想生活

       对于高原最早的原始部落，任乃强先生在其著作《羌族源流探索》中认为：在几十万年前从印支半岛北上的若干群猿人，到达青藏高原的北部的羌塘地区，以羌塘的几百个盐湖为文化核心，开始了他们的文明。

       羌塘海拔四千多米，冬季苦寒，是不可能适应人类居住的，而最有可能居住的是宗日所在地的巴沟。巴沟海拔2680米，气候温暖，水利条件优越。村民们以种植农业为主，兼营少量畜牧业，是同德县仅有的小麦主产区。特别是沟上巴滩，地势平坦，面积辽阔，水草丰美，更是高原最佳牧场。

       在古人类没有实现谷物种植和驯养动物的时候，他们只能生活在有丛林的河谷。在宗日人定居采集和狩猎数千年后，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人口和牲畜的增加，分工加快，开始出现驯养动物的专业人群。随着高原气候开始变得越来越寒冷，更多的人不愿回到过去饱一顿饿一顿的生活中去，人们将食物放在牲畜上，牲畜给他们提供了可靠的食物热量，提供皮毛可以抵御高原的严寒。在放牧牲畜的过程中，由于人口和牲畜的增多，草场的需求战胜了一切，部落群体中分出小的部落，带着分给他们的驯养动物向四周迁徙，逐渐散布于高原各地。

       部落能够顺利迁徙，得易于宗日周围没有深山峡谷，冬季他们可以通过结冰的狭窄的黄河河床经兴海大米滩到达共和盆地，而共和盆地便是自古任何游牧民族迁徙的大通道，也就是后来的唐蕃古道。通过河南道，部落在河曲短暂休整后，就可源源不断地进入四川盆地西部和云贵高原，他们演化为今天四川、云南等地的一些语言属于藏缅语系的民族，同时也带去了宗日的石棺葬等风俗。宗日遗址的石棺葬有21座，作为古代游牧于草原地带的民族的重要遗存，通过与川西高原石棺葬的比较，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宗日人有简单的木构居室

       截至目前，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新石器遗址并不多。卡若遗址、曲贡遗址被认为高原最重要的遗址。卡若遗址位于昌都以南，距今为4000年以上。其中，共发现房屋遗址、打制石器、磨制石器、骨器，以及大量的陶片。曲贡遗址位于拉萨市北郊，距今4000年左右。出土的彩陶有单耳罐、双耳罐、圆底钵、高柄豆、高领鼓腹部罐等。这两个遗址的发掘，使专家学者肯定了新石器晚期先民创造了较为先进的农耕文化。

       但从对宗日遗址的发掘进行对比时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已不只是某一个单一的原始部落在活动。相反，说明在当时青藏高原的腹地至少已存在着三大支系各不相同，文化面貌各异的原始居民群体。在宗日遗址中，发掘出了不少柱洞，部分柱洞的底部还保留着柱基石，个别柱洞内有朽木痕迹，这说明当时生活在宗日遗址的先民们已有了简单的木构居室。宗日遗址中大量的灰坑和窖穴，造型规整，平面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几种，结构上有直壁和袋状两种，底面平整，这显然是当时人们为了储存食物需要而特意挖成的，有的则利用自然凹坑来倾倒生活垃圾。宗日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二重台木椁室，有些木椁内还有做工精巧、构制合理的榫卯结构的木棺，反映了当时人们高超的技艺。

       这些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四千年前青藏高原其他地区人们为衣食忙碌的时候，宗日人就建设起最为富饶的家园，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生活，他们用自己勤劳智慧的双手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那么，是什么原因致使他们创造的文明突然消失，他们真的消失了吗？

       宗日人消失了

       事实证明，游牧部落的出现，标志着高原从蒙昧时代进入野蛮时代。为了掠夺财富，不同部落有必要通过血缘连在一起，建立起了强大的氏族部落组织。宗日人形成了叱咤风云的苏毗、多弥、党项、白兰等西羌部落集团。可以肯定是氏族部落制度在牧区甚至比农区保留的时间更长久，保留的内容更多。

       恩格斯曾说：“我们从北美印第安人可以看出，一个原本统一的部落怎样渐渐地散落于广漠的大陆，各部落怎样分裂而转化为民族，转化为完整的部落集团，语言怎样改变，以到不仅成了互相不懂的东西，而且差不多消失了原来统一性的任何痕迹。”

       这些从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开始分离出来的游牧部落，带有很多母体的印记，以至可以寻踪辨认他们之间的关系。

       《隋书·西域传》中言：“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未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惟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国，共知国政。”

       这说明苏毗曾是一个较大的部落联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由于我们还不知道的原因，后来分裂为东西女国。女国以女为王，与西王母国吻合。可以想见，在两千年的时间里，苏毗活跃在高原历史的舞台，它陈兵青海湖到河曲的广大地区。与中原交往，不仅参与周文王伐商战争，表示臣服，多次向中央王朝敬献玉璧。

       而穆天子即周穆王西巡，更是到青海湖畔与西女王结盟，巩固四荒。青海湖因此也就有了“赤雪甲姆”，即古藏语“万帐王母”的意喻。过去史学界对吐蕃的勃兴不解，对吐蕃这一与西羌诸部在语言风俗、生产等许多方面相类似，提出，“吐蕃，在长安之西八千里，本汉西羌之地也，其种落莫知所出也，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以及“吐蕃本西羌属，盖百有五十种，散处河湟、江岷间，有发羌、唐旄等，然未始与中国通”。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这些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一夜之间就统一了青藏高原，并与唐朝争夺河西之地，借助的就是古老苏毗的铁器、黄金和铁骑（著名的河曲马）。依靠苏毗、多弥、白兰等部落的先进技术，使吐蕃最终得以崛起。也就是说，宗日人在与吐蕃结合中，渐渐地消失后最终形成了现代的藏族。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宗日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但不能因此顾此失彼，排除宗日文化不同于其他文化类型的特性。宗日遗址的发现，成为与卡若遗址、曲贡遗址并存的藏族最早的三大文明源之一。他所创造的游牧文明至今影响着藏族勇猛、耐严寒的民族个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宗日人与其他高原部族一起相互影响、相互同化，共同发展，创造了辉煌的游牧文明，成为藏族的先民。正是通过研究宗日文化，不断揭开藏族起源的悬疑，将帮助我们重新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