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语“甘珠尔（བཀའ་འགྱུར）”一词普遍音译为“kanjur”为“言语翻译”之意，即指权威性言语的翻译，特别是指佛陀即theBuddhavacan所说之言语的翻译，“甘珠尔”可能就是那些传统上归结于佛陀所说的所有经句和收集经句的统称。是故，甘珠尔包括佛说经和密教收集经等等。我们比如能说出早期由八思巴（1235一1280） 编写而成的甘珠尔，但现在在西方世界则难以有缘惠见它的誊抄本。“甘珠尔”一词正规地说多用于专门的内涵。十四世纪一、二十年代期间，在噶当派（བཀའ་གདམས་）纳塘寺（སྣར་ཐང་）寺中编纂了一些原稿经典，甘珠尔就是源于这些编纂原稿中收集到的神圣佛经经典的名称。众多藏文史籍认为纳塘本是后世甘珠尔各种木刻版和众多原稿版的渊源所在。这种观点在对甘珠尔进行校勘时得到了证明。根据现有信息只能对甘珠尔的历史作一概要性的描述，所以应该指出已知木刻版和原稿版之间的相互联系性和各自原文的优点。

清乾隆內府藏文泥金寫本《甘珠爾經》

       我们能看见的有关第一版甘珠尔和丹珠尔（含有根据甘珠尔而成的论著和其它经典）是如何编写而成的记载颇为翔实。在Buyan tu一qun （公元1311一一1320年）作了几年教士的琛氏·降伯央（མཆིམས་འཇམ་དཔལ་དབྱངས་） 为了集捐资金，旅行至蒙古与内地毗邻的一些地区。由于他们计划从各个不同的寺院收集所有的神圣经文，然后抄录，所以需要有一笔数量相当可观的资金。纳塘寺负责监督这项任务的人员姓氏如下：韦巴·罗色降曲益希（དབུས་པ་བློ་གསལ་བྱང་ཆུབ་ཡེ་ཤེས་）泽师索朗悦色（ལོ་ཙཱ་བ་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强若·降曲帮木（རྒྱང་རོ་བྱང་ཆུབ་འབུམ་） 和穷木丹·热白热智（བཅོམ་ལྡན་རིག་པའི་རལ་གྲི)。他们在此次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现在我们一般能见到的有关传略既没有给我们提供他们生活的确切年代，也没有说明他们在编纂甘珠尔和丹珠尔工作中所担任的特殊职责，甚至没有标明第一次全部原稿编写完成的时间。我们所采用的时间（十四世纪十年代）是根据那些参加经典编纂者的时间确定的。

       在有关第一次纳塘甘珠尔和丹珠尔编纂的记载中没有提到宗教教法会议，在许多宗教中，这种宗教教法会议通常是先于经典的形成或先于他自已作为圣书的承诺的。纳塘甘珠尔和丹珠尔是如何成为西藏佛经经典的呢？仿佛主要是通过经典的分散、传播，即纳塘寺的僧人把他们编写好的大量原稿誊抄本传送到当时最有影响的大寺院中。这种工作可能是在极其短促的时间内完成的。现在我们知道琛氏·降伯央为何如此迫切地集捐资金的原因所在了。一位有学问的僧人大约需要五个月的时间才能誊抄一卷甘珠尔经典，校阅原稿又须花费一个月的时间。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全套早期的甘珠尔译本有111卷，所以在纳塘寺聚集了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僧人。要为这些所有的抄经人员提供住宿，膳食条件和助手，更不用说提供纸张和笔墨。他们不仅承担抄写甘珠尔的任务，而且还忙于编写200多卷的丹珠尔样本。

       最初，甘珠尔和丹珠尔仿佛是一部首尾连贯、衔接一体的经典的两个部分，然而此后这两部经集的名声则有所殊异。在这个问题上，只有甘珠尔的历史是不可忽视的。可能是甘珠尔和丹珠尔部头多少的因素而导致他们分化为不同的传统。但是，这里可能还有一些其它另外的因素，因为我们所能见到的所有甘珠尔的版本都可以朔本追源，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布顿仁钦珠（བུ་སྟོན་རིན་ཆེན་གྲུབ་公元1290一1364年）所编写的译本。在甘珠尔编纂完成后的三十和四十年间，对其进行了通遍的校勘。这项工作始于公元1350年前，当时布顿仁钦珠正在访问蔡贡塘（ཚལ་གུང་ཐང་），并馈送其一套甘珠尔誊抄本。在蔡巴·贡噶多吉（ཚལ་པ་ཀུན་དགའ་རྡོ་རྗེ་）；别名司徒格微罗追（སི་ཏུ་དགེ་བའི་བློ་གྲོས་公元1309一1364年）的监督下，对这套校订好的西藏佛语译本进行了编纂。一些人把蔡巴版甘珠尔看成是一套全新编纂的版本，其实不然。校勘表明贡噶多吉曾用纳塘原稿甘珠尔作为校勘样本。格微罗追校订甘珠尔的具体原则在历史上没有记载，这就是说，现在对它的有关内容还不甚知晓。但引人注目的是里面的经文，特别是毗奈耶和佛说经部都是按照新的秩序编排的。迄今所知，蔡巴对个别经文，并非经部的编排已经成为甘珠尔木刻印刷版编纂者采用的样本。后来主要是对密教部的一些经文的编排秩序作了调整。我们可以以公元1730一1732年编写完毕的经文按照蔡巴模式编排的纳塘木刻印刷版作为一个范例，但是它的措辞主要是模仿庋藏于谢噶尔宗（ཤེལ་དཀར་རྫོང་）的甘珠尔版本，这个版本相继又可以追溯到早期纳塘甘珠尔原稿。

       蔡巴版甘珠尔的影响范闱是极其广阔而又深远的，尽管如此，一些地方仍然誊抄第一次编纂的纳塘原稿。江孜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誊抄了大量的原稿抄本。这儿有一种名为“塘旁玛（ཐམ་སྤངས་མ་）”，即“可信的编排之一”的原稿，以它作为样本。它的名字告诉我们它保存了某些古老的传统。最近对毗奈耶部中的八卷经文的编排作了一次详细地校订，结果表明塘旁玛版同印度说一切有部的传统接近。迄今这两种源于江孜的甘珠尔原稿已经馆藏于图书馆中了。在东京“东洋文库图书馆”中能见到一套它最近的复印本。在乌兰巴托庋藏了一套只因其目录便蜚声于学术界的较早的版本。伦敦英国图书馆馆藏了一套同谢噶尔宗编纂本非常类似的原稿，这可能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版本。最近重新开印并庋藏于“多宫（STog palance） ”的甘珠尔原稿同时也间接地证明了塘旁玛的传说。它是来源于不丹至拉达克的一种原稿-据目前所知，不丹甘珠尔不源于江孜。

       藏族第一版甘珠尔木刻印刷版是在内地编写而成的。它是永乐皇帝于公元1410年下诏刊行而成。并把北京看成是它的发祥地。公元1421年前，明朝的都城是南京，由于既没有最早印刷的甘珠尔，也没有南京版，更不用说其它的有关资料，所以我们不能说历史上记载的南京版甘珠尔只同北京版才有联系。第一版北京版甘珠尔是用朱砂墨汁印刷的，藏语称这种颜料为“蔡（མཚལ）”一发音几乎与蔡巴 （ཚལ་པ་）姓氏中的第一个音节相同。公元1410年北京版甘珠尔刊行时即以蔡巴甘珠尔作为样本。另外一版是用黑色墨汁于公元1606年刊行的。由于十五世纪初雕刻的木板经过250多年使用的风霜后，木质逐渐腐坏，于是在公元1684 / 92年又雕刻了一套新的本刻版。为此，旧木刻版只单印一面，印本必须重新上墨并作为母本使用，这些母本版面须面部朝下同刊刻的木板粘合在一起，同时须用水浸润一段时间，如是墨汁，上的颜料就浸透于木板的细孔中。所以除了由于重新上墨引起的另外一些错误和尚存的误译外，新套木刻版中的某些经文里刊有最早木刻版所不具备的图像。我们可以谈到这两套木刻版即样版和誊版的“技术同一性”。后来于公元1700年，1717 / 20年和1737年，以及公元1765年刊行的甘珠尔都以第二套木刻版作为样本，在时间流逝的过程中对不同之处作了些校正。总之，北京刊行的甘珠尔经文是直接依据蔡巴·贡噶多吉编定的译本颁行的。为了改良经文，特别是对公元1717/ 20年刊行的版本的经文进行了大规模的校勘活动。在公元1717/20年左右， 第一版蒙文甘珠尔刊印问世。理塘甘珠尔很有可能被用于作为这些校勘的样本。

       理塘甘珠尔的样本是源蔡巴版传统而来的原稿，但是一些学者，特别是一些噶玛教派的高僧大德和著名学者，如译师桂·熏奴贝（འགོས་ལོ་ཙཱ་བ་གཞོན་ནུ་དཔལ་公元1392一 1481年）：对它进行了一些校订。所以于公元1608至1623年在降萨塘(འཇང་ས་ཐམ་）刊刻了理塘木刻印刷版，后来并将其庋藏于理塘寺，它是蔡巴版甘珠尔的修定版本。最近在奥日萨（oai-sa）发现了一套降萨塘甘珠尔的誊抄本，在对其中一些经文进行校订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评论。公元1721一一 1731年于可恩（cone）刊印的版本是真正的理塘版甘珠尔，尽管在经部的编排秩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公元1733年在德格（སྡེ་དགེ་）刊刻的甘珠尔木刻印刷版也使用了降萨塘作为样本，但它也吸收了一些其它版本的传统，特别是吸收了源于塘旁玛原稿的传统。这样，德格刊印版接合了一些迄今所知的藏族甘珠尔传统的两个主要传统。公元1934年拉萨甘珠尔木刻印刷版刊行问世，在编写经文过程中使用了德格和纳塘印刷版。最近刊行的三种木刻印刷版也都是以德格版甘珠尔作为样本的，他们是热甲版（ར་རྒྱ་十九世纪），乌吉版（urga，公元61908/10年）和瓦拉（Wara，二十世纪）。

       甘珠尔不同版本经文卷数之差大约是760至1110卷，但后者这一数目，特别是北京版和德格版包括大量的重复经文。这些后来收集到甘珠尔中的大量从梵文和其它语言翻译而来的经文并非在极为短暂的时间内就能付诸于现实，其中第一部分经文大约是在公元七世纪中叶当藏文推广之时翻译的。九世纪初，对以前所译的所有经文从头至尾进行了全面校订，并且在当时从其它语言中翻译了相当数量的经文。然而，在甘珠尔中发现的一些经文的译成年代却比较晚。他们都是在后来的五个世纪中翻译或校订的。显然，这些后来翻译或校订的经文经过短时间的流传后才被纳入了甘珠尔中，以致于当他们被誊抄纳入第一版纳塘寺原稿中时，他们的措辞几乎没有改变。但在公元九世纪后甘珠尔中的大量经文还没有校订。

       九世纪至十四世纪这五百年期间是甘珠尔形成时期，出现了一些错误、正字拼写不规则和遗漏等现象，特别是在公元842年朗达玛赞普（གླང་དར་མ་）遇弑后，内战使所有的宗教和学术活动几乎根本不能在卫藏中心地区进行。

       在迄今所知最古老的甘珠尔誊抄本中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伦敦英国图书馆馆藏的原稿。它是在公元九世纪翻译过来的，它提供了数量相当惊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读物，也特别遗漏了大量的经文。所以我们不难想象相继作为自己经文样本的最早的纳塘原稿至少也包括一些这样的错误。根据校勘学的观点来看，第一部手写纳塘甘珠尔不能看作是甘珠尔的原始模型。严格地说来，在忠实于译文的第一次清晰的抄本中才能看出这种原始模型，而这种抄本随着时间的流逝必须再三地誊抄，直到其中的经文收入到甘珠尔中为止。在这种流传过程中，措辞会发生一些变化，主要包括正字法选择、重叠和简单的省略。后世原稿本和木刻印刷的编纂者们修正了他们认为是错误的地方。所以在两种意义上对经文进行了修正：在传抄过程中引起的错误和业已陈旧过时的措辞都很容易被修正过来。这样，几乎所有的古老词汇和以前的拼写法都被较为新近的、较为现代的词汇和拼写法取而代之。但对许多地方的修正仍采用了原始译文之意。修正结果最佳的典型是德格版甘珠尔，它没有留下任何古语，但却几乎全部保留了译者和早期校订者所赋予经文的涵义。随着岁月的流逝，博学的藏族僧人把这神圣的经文改编成较为现代的语言，但是他们却忠实地保存了经文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