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一、巴塘基督宗教的产生及衰落

       纵观历史，巴塘基督宗教的产生及衰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不同文化间相互冲突或接纳的过程和结局，其中既有客观机遇又有主观因素，而且主客观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矛盾状态。因此，巴塘基督宗教虽然经过艰难曲折而逐步立足于巴塘，但是最终又以历史性偶然或必然遭遇而彻底衰亡。而当下以个案的角度描述巴塘基督宗教的境遇，已经成为需要借助历史文献资料才能去追寻的往事。故在此主要借助文献资料对巴塘县历史上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作简要介绍。

       （一）天主教的产生及衰落

       根据《清实录》记载：“同治二年十月（1863年11月），东路法国罗勒拏、萧洁日等于今春派无赖刘姓由炉城运来茶包，在巴（塘）、里（塘）一带散给汉兵，要结人心。”[1]这是法国传教势力初次进入巴塘县境内的案例。当时清朝中央与地方政府，均对外国传教士的活动深感忧虑，但法国传教士力图打通康藏之路，遂派神父吴依容驻足康定（打箭炉），神父巴布埃进而到巴塘，置买土地，建造房屋及教堂3座。实际上，早在咸丰十年（1860）法国天主教士依据不平等条约，持中国官方护照已在康定传教，从而延伸到临近的巴塘地区。[2] 

       法国传教士在巴塘县城的传教活动，经10年惨淡经营之后，与当地藏族居民的宗教信仰及文化习俗不相融洽而发生冲突，最后遭受灭顶之灾。同治十二年八月（1873年10月）藏族民众不仅将巴塘县的传教士驱逐四散，而且将教堂及其他辅助房屋全部拆毁并夷为平地，甚至延伸到盐井和莽里二地，将这里的两座教堂也给焚毁，并乘机抢劫其财产物资。从而迫使巴塘、盐井和莽里三地的司铎、教士均逃避至打箭炉（康定）。[3]

       清朝光绪六年（1880），奥斯马加[4]的伯爵摄政义等人，欲由四川经巴塘进藏区，终被藏族民众持械阻拦而逼迫改道入滇（云南）；[5]光绪七年（1881），巴塘法国天主教堂司铎梅玉林，押运西方货物13驮前往盐井，在核桃园搭帐篷住宿时，被三岩藏民劫杀；[6]光绪三十一年（1905），巴塘藏族民众又焚烧法国天主教堂，并将牧守仁和苏烈二位神父枪杀于巴曲河畔。据史料档案记载，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32年中，巴塘地区共发生5次大教案。[7]

       以上频频发生的教案，是巴塘藏族民众以藏传佛教信仰者的立场或情绪坚决抵抗西方基督宗教并同传教士作坚决斗争的结果，从而有力地遏制了法国天主教在巴塘一带的传播和发展。因此，至民国末年，在巴塘的法籍司铎、神父纷纷取道云南回国，将天主教堂及其财产暂交当地教友看管。1949年12月，巴塘和平解放，天主教堂及其财产转由仰恩吉村管理。1957年民主改革，将天主教堂财产收归公有，其宗教活动也从此完全停止，在巴塘的法国天主教历史画上了句号。

      （二）基督教的产生及衰落

       当法国天主教在巴塘地区受挫趋于萎缩或衰退之时，美国基督教却试图并开始传入巴塘。根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四年（1908），美国医生史德文来巴塘以行医为入世之谋，渐得巴塘信仰。商得川边边务大臣之许可，在城内租佃贵族协傲家房屋，设立基督教堂，附设医药部、康化学校，深入民间通晓边情，业务日兴。”[8]这是描述美国基督教最初如何传入巴塘地区的历史文献依据。

       宣统二年（1909），美国史德文医生、浩格登牧师与巴塘粮台王会同租得巴塘县南门外架炮顶野坝30亩地，修建一座教堂、一所半西式医院（后称华西医院）、一所学校（后叫华西学校）、一幢孤儿院和牧师住宅等，并大面积栽植从美国引进的苹果树。显而易见，美国基督教之所以传入巴塘，以医院、学校及孤儿院等开办社会公益福利作掩护或支撑点，才得以在巴塘顺利立足并有了短暂的发展。如1924-1925年仅一年时间，在巴塘基督教堂受洗礼的藏族教友达40余人，以及孤儿院内的60多男女也受洗礼入教；又如1928-1929年期间，在仅有300余户的巴塘城镇居民中竟有美籍男女34人之多。[9]这是美国基督教在巴塘得以暂时“兴隆”的实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当地政局动荡，洋人离开巴塘，基督教会由华人牧师李国光主持，其后派裴以德协助至巴塘和平解放。1950年，美国人出境，教会由李国光等人主持，教务开始衰萎，信徒趋于减退。1957年，民主改革，政府将基督教会全部土地征收。当时教会拥有土地达120多亩，基督教徒约49人，其中执事以上27人，牧师1人，长老2人，传教士2人，布道员1人。此外，民国十四年（1925），由美国基督教总会派来的牧师马德勒主持修建了巴安基督教礼拜堂，位于巴塘城内，建筑面积217平方米。1958年伊始巴塘基督教会停止了一切教务或宗教活动，其礼拜堂也无人管理，后因年久失修成为危房，于1985年拆除。至此美国在巴塘的基督教会历史宣告结束。

       （三）小结

       通过以上法国天主教与美国基督教会在巴塘地区的传播历史，我们可以从中得知，虽然两者在传教过程中表现了各自不同的传教风格，或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方法途径，但是最终两者谁也没有真正融入到藏族百姓的日常生活或文化习俗之中，更无法同藏族百姓的正统宗教信仰和谐相处。因此，西方基督宗教在巴塘历史上只留下了昙花一现式的短暂足迹，而没能奠基继往开来的历史或现实基础。

       二、盐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

       盐井天主教也经过大体上同巴塘基督宗教一样的历史，可其最终命运又与巴塘天主教或基督教截然相反的结果。因为盐井天主教在其历史上曾获得了一段较安定的生成发展的社会环境，并因地制宜、因人施教，成功地培育了信仰天主教的本土藏族群体，故有其今日的天主教传承或存在。下面对盐井天主教及其藏族信徒的产生过程和现实状况作简要介绍。

       （一）盐井天主教的风雨历史

       据有关专家学者的考证，[10]天主教是在1865年开始传入盐井地区的。最初是从察瓦博木噶（今西藏自治区察隅县境内）被逐传教士逃到盐井地区，借宿住户从事社会慈善事业，不仅为村民免费就医，而且救济家庭贫寒者，同时，向附近的藏传佛教刚达寺大量布施，赢得僧俗群众的赞许和认可，从而在上盐井村立足并开展传教活动。传教士首先从刚达寺手中购买土地，修建教堂，进而在村民中传教并吸纳当地教徒；紧接着建立卫生所和学校，继续向村民免费看病治疗；在学校设立几个不同班级，由传教士或信徒担任教师，讲授藏文、汉文、英语、算术和音乐等课程。[11]可以看出，由于传教士的聪明才智或不懈努力，尤其是采取因地制宜、因人施教的策略和方法，使天主教在盐井地区获得立足之空间并得以初步发展。　

       至于最初到盐井地区的传教士为何人，有学者考证并得出推断：“首次来盐井的传教士是Biet Felix，此人取汉族名字为毕天祥。自1865年天主教首次传入盐井至1950年盐井解放为止，先后有毕天祥、丁成莫、吕伯恩、彭茂美、蒲德元、穆宗文、叶葱郁、杜仲贤等17人任盐井天主教教堂的神父或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来自法国、德国、瑞士，也有来自四川康定、巴塘、云南维西、德钦等。”[12]然而，值得提出的是，盐井天主教自1865年至1950年80多年的传播与发展历程，并非一帆风顺，曾遇到过多次劫难或中断。如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康区的所有传教士均被从康定等地撤回东南沿海地区。1905年，巴塘、盐井、维西掀起了反洋教运动，驻上盐井的法国传教士蒲德元迫于当地群众的追杀，仓惶出逃至德钦县的茨中教堂，至1906年5月才得以彻底平息；1912年，盐井天主教堂再次遭到抢劫；尤其是天主教一再受到清廷及民国政府和当地驻军的保护，天主教的努力及影响越来越大，原先属于刚达寺的土地被教堂得寸进尺地侵占，更多的信佛群众皈依天主教，引起刚达寺及其信教群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导致20世纪40年代盐井天主教堂与刚达寺之间的最后一次冲突，当时刚达寺武装僧人强行驱逐盐井天主教神父杜仲贤，甚至最后置他于死地。佛教寺院重新占领土地，接管教堂，并勒令天主教信徒改教换名。至此外国传教士在盐井的传教历史宣告结束，但天主教信徒难以改变其内心的信仰；1951年，经由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邦达多吉等的调解，教堂再次成为了天主教教民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从此两者间的争执或冲突不复存在。[13]盐井天主教与藏传佛教开始走向和谐共处的新时代。

       （二）天主教堂及其藏族信徒

       根据笔者2005年7月实地调研并采访鲁仁弟神父等第一手资料，盐井天主教堂创建于清同治四年（1865），是由法国巴黎外坊传教会所建；至1932年，其权利让给瑞士奥斯丁会，前后经过17位外国传教士或神父主持，至1949年中断。解放后，教堂改用小学、中学，1979年主建筑拆毁。1982年，一位叫史光辉的汉族老神父，从云南维西到盐井探望教友，老神父借此机会举行宗教活动，传授宗教仪轨，对没有经过洗礼仪式的教徒进行洗礼。故从1982年始盐井天主教重新恢复，当时主要由本地一位老修女带头并召集一些教友约2、30人，在教友家中聚会过宗教生活。后来向政府申请在村边修了一间平房作为宗教活动场所。随着人数的增加，小平房不能容纳，于1987年又搬到老教堂（原教堂生活区完好），当时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达3、400人。同时，西藏民宗委拨款2.5万元作为恢复教堂的资助，自1985年至1999年之间国家或各级政府共拨款15万左右。从2002年开始修建新教堂，其资金来源面向全国筹措，共投入450万元，于2004年12月25日举行了新教堂竣工落成典礼。同时，在教堂旁新建一座3层钟楼，每层吊挂一大钟共3口大钟。每天早晚做礼拜时先要敲钟报时。据说，过去不敲钟而击鼓，其鼓声很响亮。[14] 

       教堂和钟楼外观带有浓厚的藏式建筑风格，其内部则按天主教堂原貌，如教堂天花板和墙壁则是由河南天主教信徒绘制的《旧约》和《新约》中的人物。教堂有一辆日本三菱猎豹V6300小车，神父外出使用，自己会开车，平时在附近骑摩托车。据说，以前神父事务繁忙、外出较多，现在教堂竣工后事情相对少了。[15] 

       天主教堂位于芒康县盐井乡上盐井村（yar lho grongh），2002年9月26日由芒康县人民政府批准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在教堂旁立碑用汉藏两种文字分别写着“盐井天主教堂文物保护单位”和“tsha lhovi gnam bdag chos khang rig dngos srung skyob tshan pa”。目前，盐井天主教堂有5名神职人员，即神父、老修女、二名小修女和一位修士；另有一名献女辅助教堂事务。其宗教活动，平日每天早晚都有礼拜，如早上7:30时，晚上天黑时分开始做礼拜，每次大约不到一个小时，礼拜内容为祈祷、唱圣歌；而礼拜天（星期日）从上午9时至12时做礼拜和参与弥撒。

       天主教信徒以上盐井村为主，下盐井村只有7、8名信徒。上盐井村有120多户人家，800多村民，其中68%的村民信仰天主教，大约540多人，其中40岁以上大约150人，其余均为40岁以下的年轻人。现在信徒人数是历史上最多的时期。据1997年和2005年两次粗略统计，均为540多人，其中包括在外工作或打工的约180名信徒。在其8年期间信徒人数既没有增长，也尚未减少。此外，有关文章中称盐井天主教约有600或700多藏族信徒。[16]虽然盐井天主教的藏族信徒人数有待进一步核实，但是不同统计间的数字悬殊不大，在总体上不影响对盐井天主教信徒人数的估计，暂可取中间数约600人左右。

       盐井天主教信徒对教堂有义务，需要献仪（相当于布施），有条件多则几百元，没条件少则10元左右，这是为家人或别人祈祷保佑而奉献的礼物，由一位修女负责或管理此项工作，其收入每年大约1.6万多元。

      而盐井天主教堂的主要收入则依靠酿造葡萄酒，每年净收入达2万多元。每年八、九月份是酿酒的繁忙季节，主要雇佣当地百姓来做，采用法国酿造技术，每年能酿酒4000斤。加工后在教堂地下室存放5、6年之久。因为没有技术条件做包装瓶，只好用塑料桶买散装，每斤10元。主要由参观者、政府部门、接待办和宾馆等购买。

       天主教堂从事慈善工作，自1997年以来教堂相继为：一家贫困户买了一匹骡子（2000元）；一家贫困户家长死后留下3个孩子，出钱承办丧事，并送了4000斤粮食、300元钱；一家贫困户送了一头奶牛（700元）；一家贫困户治病送了800元；以及向上盐井村小学捐资1万元；另外，为了活跃群众文化生活，2004年组织村民表演节目，分4组每组资助400元，共1600元；还为改善或绿化周边环境方面也投入了不少资金。

       在信仰方面，盐井天主教信徒在家中供奉圣父、圣母和十字像以及圣水、圣香等。而且这里的天主教信徒对教堂里的圣水称呼“额曲”或“曲丹巴”（sngags chu, chu dam pa），这一称呼完全同藏传佛教的宗教术语相一致；此外，村民在家中设立的天主教“圣龛”也叫“曲康”（mchod khang），又与藏传佛教的“佛龛”称谓毫无差异，借用了相同的名词。另外，天主教信徒无论唱圣歌还是做弥撒都用藏文或藏语，因为信徒大多不懂汉文，且识字者亦甚少。据说过去教堂办夜校教藏文，70岁以上老人都会藏文，而现在年轻人不重视学习。特别是老教徒在背圣经或做礼拜等方面都比年轻人更能严肃认真对待。　

       在丧葬方面，天主教信徒按照天主教的仪式举行，上盐井村有一处天主教公墓，信徒去世后都实行土葬，立碑刻写亡灵姓名。然而，仅以土葬来标榜天主教信仰者的丧葬文化特征，也不十分准确，因为盐井地区信仰藏传佛教的信众也采用土葬。据说，两者间不同之处，除了藏传佛教信众在坟墓前不立碑刻写亡灵名字外，还在于天主教徒办丧事比较严格，以上下盐井村比较，下盐井村村民在丧事聚会上可公开喝酒和玩耍，而上盐井村村民在丧事上，虽允许年轻人喝酒，但必须适量规矩。此外，在婚姻方面，如按天主教的规矩，其信徒结婚必须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实际上，现在大多村民孩子是在父母的包办下结婚。婚礼不在教堂举行，而在各自的家中操办，其仪式也很简单，如请老教友在家中念圣经就算完事。据鲁仁弟神父讲，教堂开放9年来，他在教堂内只主持过一次婚礼，那也是为自己的侄女主持。说明这里的天主教信徒除了信仰对象不同外，其余社会习俗同信仰藏传佛教的百姓基本一致。[17]

       （三）天主教教民与藏传佛教信徒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盐井村一家人中有不同的宗教信仰者，如父亲信仰天主教、母亲信仰格鲁派，孩子们或跟父亲到教堂礼拜、或跟母亲去寺院朝佛。然而，一家人虽信仰不同宗教，但家庭成员之间和睦相处。这便是上盐井村各不同宗教和谐相处的一大宗教亮点或社区特色。为此，下面以几个实地采访个案作具体介绍：　　

       A、采访天主教信徒荣生

       荣生，男，藏族，60岁，上盐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全家7口人。妻子，叫措姆，58岁，女儿叫旺姆，37岁，女婿叫扎西次仁，31岁，三个孙子，老大14岁，上初一，老二12岁，上五年级，老三10岁，上二年级，都在盐井乡里（下盐井村镇）上学。1949年前，荣生在教堂夜校里学习过4个月，懂点藏文。现在每周去一次教堂，平常无事可做时也去教堂。每次去教堂做礼拜时，有钱捐献1-2元，没钱或没带钱也就算了。　

       而荣生的妻子措姆是曲孜卡乡拉久西村人，1963年与荣生结婚，便嫁到上盐井村。所以，她信仰藏传佛教，2003年第一次去拉萨朝佛，往返路费等共花了4000元；2004年去附近的藏传佛教寺院岗达寺朝拜，向寺院布施了10元钱。这两次去寺院朝佛的经历，基本上表达了措姆对藏传佛教虔诚信仰的心情。至今措姆依然不去天主教堂做礼拜。　

       然而，荣生家里没有任何藏传佛教供品，宗教圣龛里供奉的都是玛丽亚、耶稣像等天主教供品。而且荣生还讲到他的一个想法：即他的爱人措姆如果死在他前面就要按天主教的仪式进行土葬。

       B、采访天主教信徒洋培

       洋培，男，藏族，60岁，上盐井村村民，信仰天主教。他成为天主教徒是父母信仰天主教，由父母将自己很小就成为天主教信徒，而从自身的角度没有得到任何选择或自由。据洋培说，当他孩童时岗达寺向每位僧人下达改信三名天主教徒的任务，因而他的名字是当时由岗达寺僧人起的藏族名字，而不是天主教的教名。　　

       C、采访藏传佛教信徒贡却次仁　

       贡却次仁，男，藏族，56岁，上盐井村村长，已任职村长达12年之久，信仰藏传佛教，可他的妻子信仰天主教。家中设有佛龛和圣龛，主要是藏传佛教佛龛，供奉释迦牟尼、弥勒佛、班禅像等，其次是天主教圣龛，供奉玛丽亚、耶稣等像，前几年妻子去世后，天主教供品都被妻子妹妹拿走了。现在家里只剩下藏传佛教佛龛，此外，还在家中供奉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像。

       目前，贡却次仁一家有7口人，大儿子、儿媳妇，4个孙子。女儿23岁，在盐井乡里开饭馆。贡却次仁谈到孩子们的宗教信仰时说，家长一般不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到18岁以后自己决定个人的信仰对象。　

       至于丧葬方式的选择，贡却次仁讲，按藏传佛教习俗有土葬、天葬、水藏和火葬4种葬仪。至于采取那种形式，主要根据死者生前的意见，或临终前自己决定。村民大多采取土葬或天葬方式。如果选择天葬，需要租车将尸体送往芒康县城的维色寺附近的天葬场，其开支或费用较高，所以，村民选择土葬的较多。如按天主教的葬仪，实行土葬，墓前立碑，刻写姓名、出生年月和去世年月；每当新年墓前送食品。村民去世后，都要请僧人念经。[18]

       （四）小结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知晓在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族乡上盐井村，奇迹般地生存下来一座天主教堂。它不仅是西方传教士近两个世纪在藏族地区不懈努力所取得的成果，而且已成为今日西藏自治区境内唯独一座天主教堂。也就是说，经过几代西方传教士的辛勤耕耘，最后在藏区一个边远僻壤，培育出一棵天主教小树。今天，这棵小树不但没有枯萎，而且枝叶茂盛。这是对过去传教士付出辛勤劳作和奉献聪明才智的一点慰藉或回报。同时，值得肯定的是，今日的盐井天主教具有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典型意义，犹如教堂外建筑为藏式文化风格，而其内部结构又为西方艺术风格；其教法仪轨虽遵循天主教《圣经》、圣歌及洗礼等原则，但其藏族信徒采取以藏语读圣经、唱圣歌等灵活形式。故盐井天主教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处处体现着多元文化融合之典范。　

注释：

[1]《清实录藏族史料》（九）4321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

[2][3]主要依据《巴塘县宗教志》（尚未公开出版文献资料）。

[4]“奥斯马加”是指奥斯马加帝国，或简称奥匈帝国。马加即匈牙利，其北是奥地利，亦称奥斯，向与匈牙利或分或合，与匈牙利合时，则称奥斯马加。奥斯马加帝国立于1867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匈牙利（奥斯马加帝国）首次遣使大清帝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大清帝国与奥斯马加帝国等签以《辛丑条约》停战。

[5]参见《清实录藏族史料》（九）4434-4435页。

[6]参见《清实录藏族史料》（九）4448页。

[7][8][9]主要依据《巴塘县宗教志》。

[10] [11][12][13]参见《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一文。　　

[14]主要依据笔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访盐井天主教堂神父鲁仁弟记录。　　

[15]主要依据笔者于2005年7月7日对盐井天主教堂实地考察记录。　　

[16]如在保罗、泽勇“盐井天主教史略”一文（载《西藏研究》2000年第3期）中记载“当地信徒有70余户，600余人，外地有100余人，合计有740多教民。”　　

[17]笔者于2005年7月7日采访天主教堂神父鲁仁弟等笔记整理。　　

[18]笔者2005年7月7日下午采访上盐井村村民笔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