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2021年10月20日下午两时，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叶拉太教授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二区负一楼学术报告厅以“跨喜马拉雅区域南北互动--基于吐蕃史的视角”为题，发表了一场非常精彩的学术演讲。讲座由玉珠措姆教授主持，李锦教授进行评议，吸引了来自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的众多师生到场。
一、研究问题和研究背景
叶拉太教授首先介绍了本次讲座所要分享的研究的背景情况。由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和丝绸之路理论的不断深入，“喜马拉雅”及其相关概念也逐渐被国内学者所熟知并围绕这些概念进行了热烈讨论，国内对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成果也不断问世。但既有研究几乎为人类学的考察和民族志书写及跨区研究，从文献与实地调查结合入手的则较为稀少。叶教授近年来的研究致力于将藏文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进行互补和比较，发表了系列论文（《变迁与承续:喜马拉雅中部洛沃的区域宗教史研究》，《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喜马拉雅南麓山区洛沃、多波之苯教文化--兼论洛沃、多波历史文化变迁》，《中国藏学》藏文版2020年第2期；《不丹的祖源及其宗教发展史》，《青海社会科学》藏文版2021年第1期；《尼泊尔西北部洛沃历史文化初探—兼论洛沃的藏传佛教兴衰史》，《西藏研究》藏文版2021年第2期等），并出版了专著（叶拉太：《高原丝路南段学术考察记》，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21年），此次讲座即是叶教授对近年来一系列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的分享。
在介绍了研究背景与问题后，叶教授引出了讲座分享的五个主要研究内容。第一、研究藏文文献中“喜马拉雅”的概念所指。第二、梳理吐蕃穿越喜马拉雅的史实及其对当时喜马拉雅区域格局的影响。第三、研究吐蕃强势进入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之后的南北文化互动情况。第四、探讨吐蕃时期南北互动的影响及意义，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多文明交流和喜马拉雅跨区域“藏系文明”的形成。
二、藏文文献中的“喜马拉雅”
叶教授指出，目前“喜马拉雅区域”概念的所指有多种解释和观点，但这些概念的界定本身都是自近代以来学术界内部对这一区域概念和想象中的“喜马拉雅”所进行之建构式研究，缺乏喜马拉雅区域本土人群在历史传统中所形成的本土话语体系，而藏文文献中的“喜马拉雅”及其他相关地域名称隐含着复杂的本土历史建构过程。
叶教授随后介绍了藏文文献中的“喜马拉雅”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喜马拉雅”是指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整个喜马拉雅南北两个区域，也可称作“泛喜马拉雅”，而狭义上的“喜马拉雅”仅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北两麓。如果从地方性知识的角度审视“喜马拉雅”，那么它是一种内涵本土化，外延多样化的复合型概念，其本身带有很强的跨区域性。“喜马拉雅区域”是一种多层次的动态观念，根据这一区域时空、人群和场合的差异，“喜马拉雅区域”一直发生着动态的变化。因此，探寻不同时期“喜马拉雅”的所指及其不同表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
叶教授进而提出，“喜马拉雅”可看做具有三个层次的概念意义。喜马拉雅区域不仅在自然上有跨区域特性，在文化上也具有跨区域性质，呈现出连贯性和整体性，内在关系尤为明显。叶教授强调“喜马拉雅区域”概念不是一个固化的区域，而是一直处于流动状态的区域概念，在多元人文生境及跨区域视野下，“喜马拉雅区域”这一概念的相对含义更是如此。
三、穿越喜马拉雅：吐蕃强势进入喜马拉雅南麓一带
叶教授详细搜集整理了吐蕃穿越喜马拉雅的历史记载。《白史》和《拔协》分别记载了松赞干布时期和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南下现在的印度的相关史实。《吐蕃编年史》等古藏文文献记录了吐蕃经营尼泊尔的历史，包括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赤尊公主 ，吐蕃与悉立国发生多边关系后又将其吞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驻于泥婆罗等。公元7世纪吐蕃统一青藏高原诸部后，将其势力开始渗透至喜马拉雅南麓东侧锡金、不丹一带，也即是藏文史料中所称为“洛门”的地方。据此，叶教授提出吐蕃王朝时期喜马拉雅南北之间的互动更为密切和频繁的观点。
叶教授据此认为吐蕃势力对喜马拉雅南麓的持续扩张使这一区域格局逐步发生变化，除了中天竺及南天竺外，喜马拉雅南麓北部地区被吐蕃强势所占。在政治上臣服于吐蕃外，喜马拉雅南麓山区各地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也越来越依赖吐蕃，成为吐蕃在西南地区的后花园。而吐蕃把喜马拉雅南麓山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俨然成为中亚地区一大霸主，对周边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
四、吐蕃时期跨喜马拉雅的南北文化互动
接下来，叶教授介绍了吐蕃时期跨喜马拉雅的南北文化互动。自赤松德赞赞普起，尤其是桑耶寺建成后，天竺与吐蕃的关系完全以一种亲密的宗教文化关系所取代，佛教在吐蕃的信仰体系由此形成。与吐蕃较为频繁者，为中天竺。吐蕃时期通往天竺的路线主要在西边，一般从西藏西部经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再往南到达天竺。羊同作为前吐蕃时期十二小邦之一，很早以前就通过泥婆罗、迦湿弥罗与天竺有了接触。羊同人和天竺人共同把羊同境内冈底斯山看做圣山，经常有天竺香客前往冈底斯山进香朝圣。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文臣吞弥·桑布扎采用古印度的字母系统，仿古印度笈多文创制了藏文，这是印度文化对吐蕃强有力的影响和吐蕃吸收印度文化的典型事件。《翻译名义大集》和《语合二卷》也是印藏文明交流、互动的结晶。
叶教授认为吐蕃强势进入南亚不仅拓宽了与喜马拉雅南麓的交通路线，而且推动了青藏高原与南亚之间交流的畅通与繁荣。在整个吐蕃王朝时期，吐蕃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进入喜马拉雅南麓的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从喜马拉雅南麓引进先进文化，从而丰富自身文化，提高其文明发展程度。
五、吐蕃时期跨喜马拉雅南北互动的影响及意义
叶教授将史料分析和田野调查相结合，总结出吐蕃时期跨喜马拉雅南北互动是西藏文明形成发展的最大外在因素之一，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开通喜马拉雅文明通道；改变喜马拉雅区域格局；整合喜马拉雅一带区域文化；形成喜马拉雅南麓藏裔族群。具体而言，持续几百年的吐蕃时期喜马拉雅南北间的交往互动，开启了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印藏文明关系史新的篇章。吐蕃的政治遗产直接促成了跨喜马拉雅的割据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不仅改变了西藏本土的政治格局，而且也改变了喜马拉雅南麓山区的整个区域格局和政治生态。吐蕃王朝时期，喜马拉雅南麓一带亦成为西藏文明的辐射区，跨喜马拉雅区域的藏系文明由此形成。而这一文明的互动和交流，推动了喜马拉雅文明圈的进一步整合与交融，以佛教文化为母体，喜马拉雅神山信仰为习俗的“喜马拉雅文明圈”渐次形成。而虽然经过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复杂过程及所处区域的特殊内外环境因素，目前喜马拉雅南麓一带藏裔族群对他们自己的身份看法不一，表述不同，但这些喜马拉雅南麓山区的大小族群基本上均与西藏有族源关系，可被统称为“藏裔族群”。
叶教授还指出吐蕃时期出现的跨喜马拉雅区域互动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为共建“一带一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打下了合作的基础，对当前所进行的合作交流具有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而中国与南亚诸国进行跨区域合作交流时，青藏高原与喜马拉雅南麓山区之间的特殊关系正好是巨大历史遗产和智慧财富。
六、结论
结论部分，叶教授提出吐蕃在公元7-9世纪喜马拉雅南麓一带的活动，对当时及之后的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改变了整个喜马拉雅区域的政治文化生态，而且也促进了喜马拉雅南北间的文化互动和经贸往来。吐蕃一方面通过其军事手段把边界不断移到喜马拉雅南麓，另一方面又通过引进文化融通了喜马拉雅南北的文化单元，从而整体推进喜马拉雅区域的发展和交流。吐蕃的南进并没有更多的破坏古代南亚政治格局，反而在文化领域开通了喜马拉雅文明通道，南亚与青藏高原甚至南亚与中原之间的交往也在此框架下进行。这种持续至今的互动和交流给我们留下巨大的历史遗产，也激励着人们奋发向前，给我们今天的互作交流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最后，叶教授还特别强调要关注喜马拉雅区域多元文明的连续性和交互性，从整个喜马拉雅大区域的历时性来理解这一地带复杂的共时性特征。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思考喜马拉雅区域，找出喜马拉雅区域在历史上的自然统一性及人文整体性。叶教授认为喜马拉雅区域不是一个隔绝地带，是以多文明交流与汇融的复合型“藏系文明”地带。统一性、区域性和多样性是喜马拉雅区域的基本特征，而“藏系文明”文明具有多元性、区域性和藏传性，同时也兼具跨区域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叶教授认为对于喜马拉雅区域这样具有跨区域特性的文明地带进行研究，不能简单套用“政治-民族结构”的理论方法，而需要以世界史的眼光和跨文化的视角，进行文明史的系统梳理和区域研究。叶教授同时也提到喜马拉雅区域是由经济、文化、政治诸方面并不均衡的一系列复杂的较小区域单元之间互动和整合而形成的一个跨区域系统，其整体性更多是文明形成史上的历史性意义而言的。而对于把喜马拉雅区域作为对象的学科进行与传统认知相符的概念界定，叶教授认为称作“喜马拉雅区域研究”最为妥当。
讲座最后，李锦教授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对叶拉太教授分享的内容做出评议，她提出叶教授综合运用汉藏文献和实地考察来进行喜马拉雅区域的研究对我们具有相当的借鉴性，在吐蕃时期这样一个严格的历史时段来研究喜马拉雅区域概念的形成与流变则十分科学，而把喜马拉雅区域的认知投放到历史的语境更有助于深化我们对当今世界文明系统的认知。其他听众也同叶教授关于喜马拉雅区域的概念、亚孜王朝等问题进行了交流。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