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天堂寺作为华锐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拥有1300多年的历史，从现存文献记载来看，唐宪宗（806年-----820年）时期该寺为苯教寺。经过宋元明以来随着卫藏等地的高僧大德来华锐地区传法，天堂寺在学经及研修方面不断成熟，到清代随着寺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学修体系日趋完善，并且培养了一大批高僧，同时这些高僧前往西藏、拉卜楞寺学法，不仅在佛学上取得了一定的造诣，寺院的声誉也不断提升，成为华锐地区远近闻名的格鲁派古刹。
本论文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绪论，第二部分介绍华锐地区及天堂寺历史脉络。第三部分介绍天堂寺的组织结构。第四部分介绍历史上天堂寺政教发展史。第五部分介绍天堂寺的现状。第六部分介绍天堂寺的社会功能。全文通过对天堂寺历史的疏理，寺院内部结构及日常修学的介绍，重点介绍五世东科活佛被迎请到寺并担任寺主以来寺院僧人在佛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寺院僧人在拉卜楞寺等的学习状况及归寺后在寺院的表现。
关键字：天堂寺 历史 现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选题缘由
藏传佛教自传到藏区已经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已成为藏族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今天一直影响藏民族的生活各方面，研究藏传佛教史及藏传佛教寺院对今天如何推动藏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均有借鉴作用。华锐天堂寺自吐蕃时期兴盛时建寺以来直到今天，虽然历经兴衰毁坏，但任然保存完整，并且对当地的社会稳定和文化和谐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本人对天堂寺历史研究的兴趣与关注所在，并想通过对天堂寺这样一个坐落在藏区边缘区域的佛教寺院的历史及寺院文化的研究来了解藏传佛教发展脉络及藏文化的文化精髓。
华锐天堂寺作为华锐地区历史最悠久、寺院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后期成为安多藏区五大名寺之一的寺院，在安多地区享有盛名。由于本人自幼生活在天堂寺附近，经常在寺院参加一些传统文化学习和各种当地民间宗教性节日活动，因而比较了解天堂寺历史及现状，再加上到目前为止全面介绍天堂寺历史宗教文化方面的学术性论著不多，故萌发出想通过收集各种材料及实地调查来疏理天堂寺历史，以介绍和分析研究相结合的论文选题，并通过尝试性的研究，一方面让更多的人了解华锐藏区，另一方面使更多的藏学爱好者通过此论文对藏传佛教的多元性及藏传佛教文化在当下对社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谐方面做出的重要作用得以认识，以便为今后进一步研究天堂寺为纽带的藏族文化打下基础。
二、 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华锐天堂寺历史方面的专著研究基本匮乏，有关天堂寺历史方面的资料记载也不多，大部分是些零散的记载。笔者只在国内个别藏族历史文献中如《安多政教史》等中找到关于天堂寺的简单介绍，但没有对天堂寺进行全面介绍。在华锐当地的《天祝县志》、《天祝史话》、《天祝县藏传佛教寺院概括》中能看到有关天堂寺的介绍，但都是些对天堂寺的浅显的介绍。近现代以来对天堂寺历史的研究的人也很少。有关天堂寺历史方面的文章重要的有西北民族大学多识教授用藏文写的《华锐天堂寺历史概况》，这是一篇用传统藏文写法写的比较全面介绍天堂寺的文章，其次还有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刚索南草在2012年的《中国佛学》总第三十二期上发表的《浅析天堂寺的历史及其对周边的影响》一文，除此之外只有些以游记等形式介绍天堂寺的概况的短文，所以还没有一篇以现代学术论文形式长篇全面介绍天堂寺历史方面的论文。
第二节 难点及创新点
1、难点：
由于天堂寺拥有1300多年的历史，除了像1865年著的《安多政教史》等历史文献中对天堂寺的简单介绍外，现存关于天堂寺的历史文献资料几乎没有，都是后来才写的，所以对关于天堂寺历史方面的文献记载只能依靠西北民族大学多识教授用藏文写的《华锐天堂寺历史概况》为代表性的现代文献为主要基础文献，综合藏族历史及藏传佛教史来大概推出唐、宋、元、明、清到现代的天堂寺历史。对于天堂寺在清以前的学经制度及寺院规模因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做参考，只能根据藏族历史及天堂寺附近的佛教发展情况大概加以推测。现存主要天堂寺文献大多数是汉文文献，没有藏汉对照文献，所以作者在写有关天堂寺活佛传承系统时以表格形式对照藏汉文来介绍，对天堂寺学经制度等方面的主要名词用藏文加以注明。
2、创新点：
本论文的创新点有两点：一、将天堂寺的最初创建时间通过最近在离天堂寺距离不远的石门寺出土的石钟上刻写的古藏文文献来分析天堂寺的创建时间可能比史书记载的唐宪宗（806年-----820年）时期建造还要早；二、根据天堂寺从建寺时间唐宪宗（806年-----820年）时期进过500年时间萨班到达华锐地区将天堂寺从苯教寺院改为萨迦派的口传记载，通过这500年时间里天堂寺周围相继先后建立青唐政权、凉州六谷部政权、西夏政权，这些政权均大力扶持佛教来推出，天堂寺的教派不应该是单一的苯教寺院，而应该是苯教和佛教结合的独具藏传佛教寺院特色的佛教占主要特色的寺院。
第三节 研究方法
1、 文献法
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分类是研究的起点和必要条件。通过学术资源检索、图书馆检索、上网查询等方式能收集到与论文相关的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整理，了解前人的研究状况、成果及不足，进而确定自己进行研究的线索和方法，用进行论述的角度，进一步确定自己的观点。
本论文在撰写过程中主要参考的文献有：1、西北民族大学多识教授用藏文写的《华锐天堂寺历史概况》，该篇论文简单地疏理了天堂寺所属华锐地区的地方史、天堂寺的初建时间及各个时代来天堂寺传法情况和天堂寺主要高僧。2、《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该书中对天堂寺历史及寺院建筑、活佛传承系统做了较详细的介绍。
2、访谈
访谈主要是与当事人进行对话，是了解当事人的真实情况和他们最直接真实感受的有效手段。对话中就设计良好的问题与当时人进行探讨，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有时还能发现新问题。本人在天堂寺对当地经济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对当地六个不同人的访谈了解天堂寺对当地人民的影响。
第四节 基本观点：
天堂寺坐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寺，在其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其时代政权更替步伐及时改换符合当时时代潮流志趋势的教派，从最初的苯教寺院一直发展到最后的格鲁派寺院，传承了各个教派的佛学研究方法，在第四世东科活佛多聚嘉措呼图克图被迎请到天堂寺成为寺主以来，寺院学经及规章制度日趋完善，寺院僧人数量达到了鼎盛，培养了一批批高僧，后来寺院僧人去拉卜楞寺和西藏各大寺院学习，通过严格学习最终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了拉卜楞寺僧人的好评，体现了寺院僧人善于与时俱进、追求知识的高尚品质.
从坐落在藏区边缘地带的天堂寺的历史发展演变中给当今藏传佛教发展道路给出的一条信息是无论是那种文化包括寺院宗教文化，只有高瞻远瞩、与时俱进，才能在时代发展潮流中立有一席之地，发挥传统文化在新时代当中的新活力。只有在当今世界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下，推行文化与文化间和谐相处、共同进步的多元文化发展模式才能实现维护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新型发展秩序。
第二章 华锐天堂寺历史
第一节 华锐历史简介
“华锐”（དཔའ་རིས）又称华锐博噶布（དཔའ་རིས་བོད་དཀར་པོ），是历史发展中遗流的一个地域概念，史称“英雄的部落”，位于西藏东北部，属于藏区三大区中的安多区。自汉至今，华锐地区历史上先后有过匈奴、鲜卑、突厥、吐谷浑、回鶴、蒙古族、满族等错杂居住的经历，所以华锐具有多样性的特征。自公元633年，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后，吐蕃王室一直派军队与华锐地区进行联系，西藏的本土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广泛传播，又该地地处河西走廊门户位置，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西域各国进行文化交流的交通要塞，各种文化不断交汇融合，所以华锐文化丰富多彩、包罗万象。[1]
广义的华锐地域泛指今天的青海省湟水以北的乐都、互助、大通、门源等四地藏区，甘肃省苏南裕固自治县黄域区、马蹄区和天祝藏族自治县，前面的甘青六县广大藏区统称为“华锐博噶布（དཔའ་རིས་བོད་དཀར་པོའི་ཡུལ）”。[2]关于华锐这个名称的渊源，据民间传说，远古时在阿尼玛卿雪山下曾有阿秀和华秀两个兄弟俩分属两个部落的首领，阿秀所属领地叫“阿热（现属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华秀所属之地叫“华锐”。另一种说法是该地区山势雄伟，挺拔耸立，像武士披钾戴盔奔赴敌阵一般，故称“华日（意为英雄的山峰）”，这两种说话常见于故事传说，是否准确有待于研究。[3]
广义的华锐分为两大区域及青海部分和甘肃部分，该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之地，许多古代少数民族曾在这里居住活动或繁衍生息，民族关系想来比较复杂。早在秦以前，此区域曾多是戎、羌部族的游牧之地，以后又成为小月氏和匈奴的游牧地。西晋时鲜卑族曾内迁到此。两晋时羌、匈奴、鲜卑等民族先后在境内建立了后秦、西秦、南凉、北凉等政权。隋唐时期，吐蕃、吐谷浑、突厥、回鶴、党项羌以及汉族等多种民族先后交错聚居，至宋明时期，这里又是吐蕃及西夏属地。元代时回族迁入。明清时期，蒙古族、满族、汉族迁入经过长期的民族变迁融合，至全国解放前夕，世居华锐境内的主要民族有藏族、汉族、土族、回族、蒙古族等民族，从而形成一个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民族大家庭。[4]
唐时，由于华锐藏区所处的河陇地区地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历史上藏汉民族杂居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又是古代丝绸之路咽喉要地，所以是兵家必争之地。随着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同时兴起，两方均为占领此地，以便获得经济和政治利益，相互争斗，相互有赢。后期，随着安史之乱和吐蕃王朝的瓦解，此地出现了分裂割据局面。
北宋初，今华锐地区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凉州六谷蕃部，至此今天意义上的华锐地区基本形成。关于华锐藏族的渊源比较明确的是吐蕃军旅之一部、东迁之部分部落，同本地羌、小月氏、吐谷浑及一部分汉族，在长期的交往及历史演变过程中融合而成，这个新兴的民族组合体即是华锐藏族的邹形。之后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建立了藏族的另一个地方势力政权------青唐总哥族斯罗政权，今青海华锐地区均属角斯罗政权管辖。1038年，党项羌李元昊自称皇帝，建立了雄踞一方的地方割据政权-----西夏，并在当时凉州（今甘肃武威）设置西凉府，天祝地区在其管辖地。1226年，蒙古汗国军攻克凉州，今华锐地区随之属蒙古汗国统治。明、清两代统治时期，华锐地区的社会文化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一大批在藏区历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如章嘉国师、土观曲吉尼玛等。1949年，甘青华锐地区人民获得解放。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锐人民幸福的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5]
第二节 华锐天堂寺历史
华锐天堂寺（དཔའ་རིས་མཆོད་རྟེན་ཐང་དགོན་པ）全名华锐桥天堂扎西达吉琅寺（དཔའ་རིས་མཆོད་རྟེན་ཐང་བཀྲ་ཤིས་དར་རྒྱས་གླིང），现汉语习惯称呼“天堂寺”，是天祝县境内第一座大寺院。天堂寺前身是唐宪宗（806年-----820年）时期建立的藏族原始苯教寺，经500余年后被毁坏。元代初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等人到凉州地区以后，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萨迦派得到了当地群众的信仰，于是在藏族原始苯教寺即阳庆寺的基础上建起了萨迦派寺院、藏语称为“萨什迎贡”。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西藏噶举派噶玛噶举派第四代黑帽系活佛噶玛巴若贝多吉（ཀརྨ་པ་རོལ་པའི་རྡོ་རྗེ（1340----1383年）进京路过此地，接受当地群众的请求，降服大通河的毒龙，并在扎西滩（今称萨干当）建镇龙塔108座，遂得名桥典堂，意为宝塔滩。噶玛巴大师建塔后，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黑帽系便在此兴盛起来，此后，噶举派噶玛噶举红帽系在大通河南岸即现在天堂寺坐在地址对面建寺，称琼擦寺（ཁྱུང་ཚ་དགོན），与黑帽系竞相弘法。
明朝中期，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兴起，逐渐代替了噶举派。明崇祯十年（1639年），应德格囊索的邀请，青海互助甘禅寺（ཀན་ཆེན་དགོན）大师丹玛慈诚嘉措主持寺改并扩建寺院，变天堂寺为格鲁派寺院。
清顺治四年（1647年），经丹玛慈诚嘉措和当地莫科（སྔོ་ཁོ）、朵仓（སྟོབས་ཚང）、嘉豆（རྒྱ་ཏིག）等部落的请求，由青海湟源东科寺第四世活佛多聚嘉措呼图克图（མདོ་རྒྱུད་རྒྱ་མཚོ）在原来的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并成为寺主。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路过庄浪（今永登）、镇羌川（今金强川）时，赐名为扎西达吉琅（བཀྲ་ཤིས་དར་རྒྱས་གླིང）。天堂寺是康东科寺（ཁམས་སྟོང་འཁོར）、荒原县（ཟི་ལིང་སྟོང་འཁོར）东科寺的子寺，是大通河流域最大的寺院，寺以戒律严明、高僧辈出，规模宏大而出名于藏区，有“自古天堂八百僧”之称。明、清时期音译为“朝天堂”（为藏语མཆོད་རྟེན之转音）。民国时，人民牵强附会，去“朝”留“天堂”，便演变为天堂寺，沿用至今。
现将藏族历史与华锐天堂寺发展历程列一表格，借此分析各个时期天堂寺的历史情况。
由上述表可看出，从吐蕃前期天堂寺以苯教到吐蕃后期，随着藏区政权的更替，并紧随当时政权和某教派紧密联系，依次由苯教改为萨迦派、噶玛噶举派、格鲁派，并同当时教派领袖关系友好，这体现了天堂寺在各个历史朝代下能顺应历史潮流而积极发展寺院规模，弘扬佛法。
第三节 天堂寺的初建时间考证
著名藏学家丹珠昂奔在他的《藏族文化发展史》中将藏族文化分为四个时期：1、史前文化时期（约10万年前-----约公元前10世纪）。2、苯教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0世纪------公元8世纪）。3、藏传佛教文化时期（8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中叶）。4、社会主义藏族新文化（1949-------今天）。[6]
按照这一分法，天堂寺初建时间大概属于由苯教文化时期转向藏传佛教文化时期的过渡阶段初期，从现存天堂寺初建时期即前身是唐宪宗（806年-----820年）时期是一座藏族原始苯教寺的记载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历史推算应该是属于赤德颂赞执政时期（804-----815）和赤热巴坚执政时期（815-----836），这一时期正是吐蕃王朝同唐王朝在藏汉交接地区通过激烈战争而最后立碑议和时期，天堂寺所属的华锐地区是吐蕃王朝和唐王朝交战的主要战场。这一时期也是佛教在藏地兴盛时期，赤热巴坚的狂热信佛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既然佛教在藏地大力兴盛，而文献中的天堂寺说是一座苯教寺院，没有一点佛教的影子，这使得笔者产生疑惑。最近笔者在《西藏研究》2011年第一期季刊上看到作者为西北民族大学的兰却加老师发表的一篇提为《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时期者龙甘丹兴庆寺钟文研究》的论文，上面讲述2010年末在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石门沟附近出土了一个古代旧寺的一个钟铃，钟铃上刻的文字抄写，从此段古文字我们不难发现这里讲着藏王赤德祖赞时期一施主对寺院的供奉，文字风格很明显是佛教用语。
对钟文的研究作者兰却加认为石门寺（ཡར་ལུང་དགོན་པ）很有可能是吐蕃赤德祖赞（ཁྲི་ལྡེ་གཙིག་བརྩན）时 期在藏族历史上所出现的第一座寺院。[7]我们且不讨论石门寺是不是藏族历史第一座寺院，但石门寺所在地与天堂寺同属华锐地区，而且相隔不远，用现在的公共汽车从石门寺到天堂寺只需一个小时半的时间。钟文上提到赤德祖赞的名字，赤德祖赞执政时期为公元705年到公元755年，说明那时同属一个地区的石门寺附近已传播着佛教，而天堂寺初建时期为公元804年到公元815年之间，从两座寺院的创建时间可看出石门寺的建寺时间比天堂寺早大概70年，两座寺院间的距离那么近，应该对天堂寺产生影响，两者比较至少可以说明两点：1、那时佛教已经在华锐地区传播，寺院的形成说明那时华锐地区的佛教传播有了一定的规模。2、藏传佛教并不一定是从卫藏传到安多，桑耶寺的建立时间为763年到766年，而石门寺的修建时间大概在赤德祖赞执政时期（705年到755年）或更早。
再者根据《松巴政教史》记载：“华锐是吐蕃进入青海最早的地区”，根据天堂寺创建时间为公元804年到公元815年正好是赤德松赞时期，这一时期吐蕃军队正在大力向华锐地区发兵和唐朝进行战争，最后占据这一地区后处于政治目的在天堂寺所处地方修了一座苯教寺院或者改造了当时本来就存在的寺院。笔者认为华锐地区作为藏汉交接地方，地理上基本和敦煌相接，而敦煌地区又是当时的佛教圣地，佛教必定会影响这一地区，所以天堂寺的初建时应该不只是简单的苯教寺院，而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合苯教风格，而且佛教占主导地区的佛苯结合寺院，其建寺时间应该比唐宪宗时代更早。
第三章 天堂寺的组织结构
第一节 寺院扎仓及囊谦
寺院扎仓
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中记载，天堂寺系修学并举的格鲁派寺院，内分五部学院即参尼扎仓（མཚན་ཉིད་གྲྭ་ཚང）和时轮（དུས་འཁོར་གྲྭ་ཚང），学院，分别开设显宗五部（即般若（ཕར་ཕྱིན）、中观（དབུ་མ）、释量（ཚད་མ）、戒律（འདུལ་བ）、俱舍（མཛོད）和密宗（སྔགས）学科。[8]
寺院的囊谦
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中记载，寺院活佛有：东科佛（寺主）、玛斯尔佛、莫科佛、德格佛、赛义佛、阿万佛、嘉豆佛、朵仓佛、玛齐佛、嘉义佛（青海扎龙沟寺活佛）、巴哈佛（属西寺活佛），成为寺院最有势力之上层。[9]
第二节 寺院组织及管理制度
寺主为东科佛。寺院行政管理由寺主任命寺总一名，大小吉哇（管理财政、收纳地租、资金）二名，尼尔哇（保管）一名。寺总由丛德（大经堂最高会议）商议，选出三名候选人，报请寺主批准，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如不称职，随时可以撤换。寺总的主要职责是领导吉哇管理财政外，检查和保护寺院经堂法器、佛像、佛经等，是寺院行政工作的最高负责人。宗教事务的负责人为赤哇，即法台代理寺主管理宗教、僧规、善施、修学等。其选举方法是由八个措哇选出的八个老民和寺院的丛德共同商议，提出三名候选人提交寺主审批一人。任期三年，下设僧官二人，管理僧人，维持寺院的各种规则，执行僧规。每年在八个措哇内轮流改换，由法台任命札干一名（即老僧）。由法台驻寺各活佛、寺总、僧官、札干组成寺院的最高领导机构------丛德（会议），丛德召开会议时由法台或寺总主持，重大问题由寺主决定。有一位学识在六级以上，声音洪亮的人充任经头。
第三节 寺院活佛传承系统
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中记载， 东科佛在安多的寺院有：1646年清顺治三年在湟源城建成的东科寺。顺治四年，扩建并尊为寺主的华锐天堂寺，此后建成毛尔盖吉祥轮大寺。1766年，东科六世嘉样丹增嘉措修建的郭迈曲纳扎西曲林寺、湟源城里的金佛寺（1783年修建），甘州马蹄寺（1787年修建）。在蒙古察合尔地区有五个寺院即饿如典杰松帽（那里也有一所府）、瓦格西松帽。以上是五松帽（蒙语寺院之意）。在热河有一所府，北京雍和宫有一所府。[10]
天堂寺第五世莫科活佛（སྔོ་ཁོ་སྐུ་འཕྲེང་ལྔ་བ།）于1989年生于天祝县天堂乡那威村，1995年12月26日（农历十一月初五日）在天堂寺举行坐床仪式。第五世莫科活佛现在正在甘南拉卜楞寺经行学习。
四世嘉义罗藏贡却三（བློ་བཟང་དཀོན་མཆོག་བསམ་འཕེལ），1967年12月2日诞生在天祝藏族自治县天堂乡业土沟口的一个土族农民家庭里，俗名秦三排脑吾，父亲叫昂秀，母亲叫尕姐。1983年7月13日（农历六月初四）入天堂寺拜牛全拉为经师。1987年当选为天堂寺寺管会副主任；1995年至1998年当选为寺管会主任；1999年当选为寺管会名誉主任。四世嘉义佛事1993年由青海省互助县却藏活佛认定的，是年在扎隆寺坐床。在此之前他于1990年农历正月只身一人前赴西藏拉萨哲蚌寺学经，拜该寺罗藏丹增格西、钦排南嘉拉然巴大师为经师，学习了许多经卷和教法仪轨，1996年11月学成归来。四世嘉义佛自1993年担任天堂寺法台以来，已连续担任了三届该寺法台。他还担任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第四章 天堂寺政教发展史
为进一步较清晰了解天堂寺的政教发展史，笔者根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中所记载的有关华锐历史，摘抄部分华锐天堂寺附近历史，历史上天堂寺与其他寺之间的法源关系及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文字记载，将其汇表如下：
朝代及文献记载事件——
1、唐代
广德二年（764年），吐蕃占领凉州，藏地佛教（宁玛派）传入，在天梯山石窟石窟重新绘画，雕塑佛像。
2、五代、宋（西夏）
乾祐三年（950年）至景祐三年（1036）年，吐谷浑六谷部控制凉州80多年，佛教继续发展。
咸平四年（1001年），宋庭拔资金于凉州六谷部，重修洪元大云寺（今武威大云寺）
景祐二年（1035年），啦钦·贡巴饶萨（བླ་ཆེན་དགོངས་པ་རབ་གསལ）在玛尔藏扎寺（དམར་གཙང་དགོན་པ）即互助白马寺圆寂。
天盛十一年（1159年），西夏帝仁孝遣使者至西藏奉请噶玛噶举派师祖都松钦巴到西夏传教，都松派大弟子格西西藏锁布带佛教、佛像随使者先到凉州，后到西夏，仁孝奉为上师，大力弘扬佛法，翻译经典，修建寺院、宝塔。
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阔端王邀请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来凉州（今武威）会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问题，萨班遣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先期到凉州，他一路广泛征求西藏各派的意见，于淳祐六年（1246年）抵达凉州，第二年，代表西藏各地方势力与阔端举行了会谈，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条件，并发出了《致蕃人书》。萨迦在凉期间，广设道场，弘扬佛法，天祝、武威一带创建了一批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淳祐十一年（1251年）萨班在凉州圆寂，葬于白塔寺。此后，噶举派大师噶玛巴希、噶玛让旬多吉、噶玛若贝多吉、噶玛德银协巴等先后到天祝、武威一带传教。
3、元代
至正二十年（1360年），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世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1340-----1383）晋京途径今天祝天堂，应当地吐蕃头目及群众的邀请，除大通河毒龙，在扎西滩（今天堂）建镇龙塔108座，并弘扬佛法，原苯教寺院该宗，建成噶举派寺院，遂得名“乔典堂”（意为宝塔寺），清时译音为朝天堂，民国时演变为“天堂寺”。天堂寺一名始于此。
4、明代
永乐七年（1409年），宗喀巴在拉萨创立藏传佛教格鲁派，此后，逐步传入青海、甘肃（包括天祝）。
万历十五年（1587年），著名高僧、甘禅寺第一世丹玛佛·慈诚嘉措诞生（他于明末扩建天堂寺）。
万历三十二年（1604），华锐地区最大的寺院-----郭隆寺建成，寺主为嘉赛佛
崇祯七年（1634年），达纳·罗桑丹巴曲吉尼玛建雅隆图尔钦寺，俗称石门寺。
崇祯十二年（1639年），丹玛·慈诚嘉措因德古囊索的邀请扩建天堂寺。
5、清代
顺治四年（1647年），青海湟源东科寺第四世东科活佛，东科·多居嘉措因丹玛慈诚嘉措及当时部落的邀请，扩建天堂寺，建成大经堂。从此，东科佛成为天堂寺寺主。
顺治九年（1652年），藏传佛教领袖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晋京途径金强川，华锐各部和寺院集会，举行了隆重的迎佛仪式。达赖喇嘛改嘉格戎（今金强川，意为强盗沟）为抓西秀龙（意为吉祥富饶沟），赐天堂寺名为扎西达尔吉琅（意为吉祥振兴洲。）
顺治十年（1653年），阎家佛被清庭授“额尔德尼温布”名号。
康熙四年（1665年），第四世东科佛皇帝去北京，康熙皇帝赐“禅师曼殊室利”（即禅师妙吉祥）的封号。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正月初十，著名学者、大国师章嘉·若贝多吉在今天祝藏族自治县丹玛乡细水村朝阳上（藏语称珠格尔）下牧区诞生。于1786年农历四月初二在北京圆寂。
康熙六十年（1721年），六世达赖由内蒙古阿拉善到青海赛库寺，应石门寺和所属寺大部落邀请主持石门寺政，六世慨然应称，39岁时坐了法台。
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青海蒙古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反清，年羹尧，岳钟琦奉命镇压，天祝藏区亦受牵连，为重点清剿地区，遭受了重大损失。
雍正五年（1727年），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主持重修石门寺，至雍正九年（1731年）建成，并命寺为雅尔隆贴散达吉琅（ཡར་ལུང་ཐོས་བསམ་དར་རྒྱས་གླིང་），朝廷注册为达报寺。
乾隆二年（1737年），著名学者土观罗桑曲吉尼玛在天祝县朵什乡直岔村（彭措隆哇）诞生，1802年圆寂。
乾隆八年（1743年），阎家佛赴京，乾隆皇帝赐“呼图克图”封号。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清廷授阎家佛“札萨克达喇嘛”名号。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六月十七日，六世班禅从札什伦布寺启程，十月十五日到达塔尔寺（过冬住五个月）。四十五年三月初十启程途径平安、乐都、冰沟、大通河到河桥驿入大沙沟至庄浪城（今永登），后经松山到景泰再到、宁夏，前往北京。天祝地区的寺院、部落在庄浪、松山两次迎佛、朝拜。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华锐著名学者、莫科阿旺勒夏尼玛诞生，约1894年圆寂。
同治六年（1867年），天祝大旱，农牧业无收，兵乱灾厄，使天祝藏族人口由10万余锐减至千人左右。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华锐格西罗桑饶布萨在拉卜楞寺院取得多然巴学位后，赴安多各名寺经行巡回辩经，学术交流。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初三日，十三世达赖喇嘛途径天祝藏族自治县松山，抵达平番县城，塔尔寺的丹玛呼 图克图，天祝达隆呼图克图登，赶到这里迎佛，陕甘总督升允奉清听之命，亦专程迎接达赖。
6、中华民国
民国3年（1913年），12月，天祝头目先后派代表赴省会兰州，表示反对帝制，拥护民国。
民国25年（1936年），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取天堂、祝贡二寺首字“天祝”为乡名，始设天祝乡，辖36族、14寺。
民国26年（1937年），《甘肃通志稿》记载：“庄浪厅番僧寺共十四处，皆系黄教，共喇嘛三百六十余人。领衣单领粮者惟报恩、祝贡、华藏、南冲、上大水、下大水、毛藏等七寺，余若天堂、石门、红沟、极乐、脑皮沟、朵什、白土颇七寺皆牲畜、地亩、布施为香火糊口之资。
从上述表中可以看出，华锐天堂寺从唐朝到宋朝、元朝、再到明朝，清朝，最后到中华民国时期都和历史潮流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寺院与寺院所属政权的政治联系方面，寺院与寺院间的佛学交流方面一直站在藏族历史的最前沿，现依据上述之表将寺院与寺院所属政权的联系和寺院与寺院间的佛学交流方面分别举例如下，以便更清晰地了解天堂寺的特色。
第一节 寺院与所属政权的联系
一、宋时期的联系
北宋初，今华锐地区建立了吐蕃地方政权-----凉州六谷蕃部，青海东部的湟水流域建立了藏族的另一个地方势力政权------青唐总哥族斯罗政权，今青海华锐地区均属角斯罗政权管辖。1038年，党项羌李元昊自称皇帝，建立了雄踞一方的地方割据政权-----西夏，并在当时凉州（今甘肃武威）设置西凉府，天祝地区在其管辖地。1226年，蒙古汗国军攻克凉州，今华锐地区随之属蒙古汗国统治。
这一时期天堂寺与周围寺院之间的联系，据天堂寺寺址文献记载天堂寺在建寺500年后被毁灭后在元代初年，藏传佛教萨迎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等人到凉州地区以后，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萨迦派得到了当地一些群众的信仰，于是在阳庆寺的基础上建起了萨迦派寺院、藏语称为“萨什迎贡”。从建寺到萨迎派高僧萨班·贡噶坚赞到华锐地区这500年的历史中，天堂寺所属地区先后由凉州六谷部落联合政权、青唐纵哥斯罗政权（ཙོང་ཁའི་རྒྱལ་རྒྱུད）和西夏统治，天堂寺作为当时六谷部落联合政权、青唐纵哥斯罗政权（ཙོང་ཁའི་རྒྱལ་རྒྱུད）和西夏王朝(མི་ཉག་རྒྱལ་རྒྱུད)统治的腹心地带，寺院应该有一定的规模。因为当时青唐纵哥斯罗政权和西夏王朝统治着在大力支持佛教事业。当权者的大力支持肯定会给天堂寺的修学体系及各方面带来兴盛。从上面表格中记载的景祐二年（1035年），啦钦·贡巴饶萨（བླ་ཆེན་དགོངས་པ་རབ་གསལ）在玛尔藏扎寺（དམར་གཙང་དགོན་པ）即互助白马寺圆寂中可以看出，藏传佛教后弘期藏传佛教著名高僧来玛尔藏扎寺（དམར་གཙང་དགོན་པ）即互助白马寺修行直到圆寂，而玛尔藏扎寺（དམར་གཙང་དགོན་པ）即互助白马寺与天堂寺所造地方又很近，说明当时华锐地区佛教发展已有了相当的规模，不然如果是一个佛教事业偏远的地区很难吸引一个藏传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高僧的到来。
二、 元时期天堂寺与萨班等人到凉州后的联系
淳祐四年（1244年），蒙古阔端王邀请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来凉州（今武威）会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问题，萨班遣侄八思巴和恰那多吉先期到凉州，他一路广泛征求西藏各派的意见，于淳祐六年（1246年）抵达凉州，第二年，代表西藏各地方势力与阔端举行了会谈，议妥了西藏归顺蒙古汗国的条件，并发出了《致蕃人书》。萨迦在凉期间，广设道场，弘扬佛法，天祝、武威一带创建了一批藏传佛教萨迦派寺院。关于萨班是否到天堂寺宏扬佛法无资料查证，但华锐地区的嘎达寺（བྲག་དགོན）（该寺据清代藏文版《嘎达寺寺志》记载，唐朝时有印度班智达500人赴五台山途中停留与此，并建议人们修建了一座小寺的寺志资料记载，宋淳祐六年（1246年），萨班贡噶坚赞赴凉州途中曾下榻此地，赞誉其可与文殊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媲美，遂亲手创建了萨迦派静修院，名为妙喜禅院（མཆོག་དགའ་གླིང），内塑贤巴佛和空行母神像。
从此记载可以看出，当时萨班到过嘎达寺，笔者出生在此地，去过噶达寺，估算天堂寺到嘎达寺的距离不是很远，天堂寺作为当时华锐地区最大的寺院，不可能不和萨班这位当时藏族著名学者产生交往，迎接萨班到寺。萨班到凉州后统治华锐地区各大寺院，天堂寺更应该和萨班这个当时藏区领袖建立政治上和佛学上的密切联系。萨班到达凉州地区后在凉州建寺弘法，直到圆寂，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萨班及八思巴执政期间，通过自身权利及蒙古王室家族的财政等各方面的大力支持，系统地建立了藏族历史上的十明学科，建立了藏族文化史的理论学科体系，将前宏期、后宏期从印度传播的佛教文献为主的印度文化系统地加以归类，完全加入到藏族自己的文化体系当中，这无疑是一件跨时代的历史创举，为后来藏文化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流的文献资源。关于萨班等当时一大批僧俗知识分子在建立十明学科过程中作为华锐地区最大的文化博物馆及研究所之称的天堂寺僧众为首的华锐僧俗知识分子做了何等贡献，笔者到目前为止还为发现任何相关资料，就萨班到达凉州即最接近藏族华锐地方的地理因素和华锐天堂寺当时将寺院教派改为萨迦派来看，萨班等卫藏知识分子有理由和华锐知识分子建立密切联系，萨班等人需要当地藏族僧俗知识分子及广大民众对他们的一切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作为华锐天堂寺僧人即当时该地区高级知识分子的为代表的华锐知识分子有理由为自己民族的文化体系的建立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帮助萨班等人收集及编辑大小五明方面的文献资料。笔者带着怀疑的态度看待这一历史现象，希望以后能找到相关资料进行研究。
三、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世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到达天堂寺
至正二十年（1360年），藏传佛教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世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1340-----1383）晋京途径今天祝天堂，应当地吐蕃头目及群众的邀请，除去大通河毒龙，在扎西滩（今天堂）建镇龙塔108座，并弘扬佛法，原苯教寺院该宗，建成噶举派寺院，遂得名“乔典堂”（意为宝塔寺）。
此时我们知道，当时嘎玛噶举派在藏族政教史上势力最强，天堂寺迎请噶举派噶玛噶举第四世黑帽系活佛噶玛若贝多吉到寺降服毒龙，建108塔，变改寺院教派为噶举派，一方面使寺院跟上了当时在藏区政治上和统治者关系密切的噶举派领袖，为寺院在修建和外交等方面提供了政治保证，体现了当时寺院僧人的政治远见，另一方面寺院教派的转变使代表当时藏区各教派顶峰的噶举派佛学学习体系能够应运到寺院，便于寺院培养更多更优秀的符合当时时代的佛学人才。
四、 丹玛慈诚嘉措主持寺改并扩建天堂寺
明朝中期，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兴起，逐渐代替了宁玛派、噶举派。明崇祯十年（1639年），应德格囊索的邀请，青海互助甘禅寺（ཀན་ཆེན་དགོན）大师丹玛慈诚嘉措主持寺改并扩建寺院，变天堂寺为格鲁派寺院。
宗喀巴大师创立格鲁派的直接原因是当时藏传佛教各教派重密宗轻显宗，僧人戒律松弛，严重影响了佛教的崇高形象，宗喀巴大师为改变这种局面，细心学习各教派的显密经典，将藏传佛教教义改编成具有系统体系的先学习显宗后学习密宗的两大课程，严格规定僧人的戒律，写出了以《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的经典，受到当时大多数僧俗知识人士的认可和推崇。又加上当时执政者帕竹政权的大力支持，使宗喀巴创立的格鲁派学习方法迅速在藏地传播。华锐天堂寺作为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刹没有因循守旧，而是在高僧丹玛慈诚嘉措德主持下将原属噶玛派寺院的寺该为格鲁派寺院，使天堂寺的规模越来越大，政治上又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得到了当时执政者的支持。
五、东科寺第四世活佛多聚嘉措呼图克图成为天堂寺寺主及历代伟业
清顺治四年（1647年），经丹玛慈诚嘉措和当地莫科（སྔོ་ཁོ）、朵仓（སྟོབས་ཚང）、嘉豆（རྒྱ་ཏིག）等部落的请求，由青海湟源东科寺第四世活佛多聚嘉措呼图克图（རྡོ་རྗེ་རྒྱ་མཚོ）在原来的基础上大规模扩建并成为寺主。
东科第四世活佛多聚嘉措呼图克图佛学知识渊博，在公元1638年在今张掖苏曲河边借尸换魂于一个汉族王姓青年。在康熙四年，木蛇年（公元1665年）康熙帝册封为“禅师妙吉祥”名号，赐玉印等，声誉大振。
五世东科活佛曾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中康区东科和西宁东科、华锐天堂寺寺院，以传修三事，继承弘扬佛法，著有《无比教派论》一书，有‘自在圣人’之称，其弟子有贡钦晋美旺布、叶尔雄更登达瓦智华等，有密法大成就师之称，生望很高。
六世东科活佛7岁时到拉卜楞寺加入闻思学院，拜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布为师，得到许多传承、灌顶及教诲。大师11岁时进京觐见乾隆皇帝。他曾到西藏拜班禅华尔丹益西、八世达赖喇嘛嘉华嘉措，担任过色拉寺色麦闻思院、药王山静修院、后藏夏鲁寺的堪布。此后拜见过乾隆、嘉庆二帝。奉命于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奉为“辅印喇嘛”，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封为“掌印喇嘛”。著有《善说藏复释》、《阿赖耶注释》、《狮面修部》、《马头明王修部》等四部。
九世东科活佛在色康多吉强钦波座前听经灌顶，此后根据色康大师的预言和皇上圣旨进京，被晋奉为天朝“辅印誉喇嘛”、总领西方佛子“掌印喇嘛”等显职。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之事在朝中周旋，在政治各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
十一世东科活佛曾在霍尔钦大师益西嘉措座前学习显密经典，在塔尔寺辩经学院攻读经学，以博学著称。曾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图丹嘉措，并培同达赖入朝觐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宣统皇帝等。
四世、六世、九世、十一世东科活佛收到当时清朝皇帝的册封，说明当时以东科活佛为首的天堂寺在清代政教方面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说明当时天堂寺僧众头人们不但修学水平颇高，而且善于政治，通过和最高统治者的联系发展寺院规模，提高寺院影响力，吸引更多的僧人到寺院学习。
六、五世达赖喇嘛赐名天堂寺及其关系
清顺治九年（1652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路过庄浪（今永登）、镇羌川（今金强川）时，赐名为扎西达吉琅（བཀྲ་ཤིས་དར་རྒྱས་གླིང）。
五世达赖喇嘛光临天堂寺，并给天堂寺赐名，这意义重大，当时五世达赖喇嘛已经在拉萨建立了噶丹政权，成为藏区政教的最高领袖，通过给寺院赐名，使天堂寺与最高宗教领袖建立密切关系，使寺院顺应历史的潮流，在政治上得到了当政者的保护，在佛学上进一步和大寺院进行交流。
五世东科活佛曾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其弟子中有贡钦晋美旺布、叶尔雄更登达瓦智华等。六世东科活佛到拉卜楞寺7岁时加入闻思学院，拜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布为师，曾到西藏拜班禅华尔丹益西、八世达赖喇嘛嘉华嘉措，担任过色拉寺色麦闻思院、药王山静修院、后藏夏鲁寺的堪布。九世东科活佛曾为十三世达赖喇嘛坐床之事在朝中周旋，在政治各方面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十一世东科活佛曾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图丹嘉措，并培同达赖入朝觐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宣统皇帝等中可以看出天堂寺僧人在佛学体系中积极同具备政教双权的佛教领袖加强联系，从中获得最丰富的佛学资源，提高寺院在藏地的影响力。盛世常住僧人800多名，号称“天堂八百僧”。在极盛时期，天堂寺有佛殿10座，经堂40座，活佛府邸17座、庄院600多处、僧舍4000余间，寺院面积1000余亩，僧众最多时有1000多人，一直是西北地区佛教活动的重要场所，也是修学并举的格鲁派寺院。
第二节 寺院与寺院间的佛学交流
天堂寺所属的华锐地区从华锐地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在唐、宋、元、明各代，是西藏地区的高僧大德来华锐弘法建寺阶段，这从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和后来的格鲁派都是这种情况。萨迦班智达、八思巴等在凉州弘法，便在武威、华锐等地出现了萨迦派一批寺院；接着，噶举派噶玛拔希、噶玛让雄多吉、噶玛若贝多吉等在华锐、武威等地弘法，又出现了噶举派许多寺院。明朝时，格鲁派大德到青海东部、华锐一带弘法，建了寺院，而且基本取代了其他寺院，发展很快。在清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华锐一批高僧赴藏深造，有的还在拉萨考取了全藏寺院最高的学位-----拉然巴，还有部分在拉卜楞寺进修，考取该寺最高的学位-----多然巴。这些学成之人，又返回故土传教佛法，成就颇大。
一、 东科活佛与拉萨三大寺及拉卜楞寺的关系
天堂寺自清初扩建以来，历代东科活佛根据西藏三大寺院和夏河拉卜楞寺的组织、设置等情况，严肃僧纲戒律，建立完善的显密双修制度。天堂寺作为华锐地区的名寺，同华锐地区其他寺院和拉卜楞寺间有许多佛学研习活动。
五世东科活佛曾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中康区东科和西宁东科、华锐天堂寺寺院，以传修三事，继承弘扬佛法，著有《无比教派论》一书，有‘自在圣人’之称，其弟子有贡钦晋美旺布、叶尔雄更登达瓦智华等，有密法大成就师之称，生望很高。从对五世东科活佛拜见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在中康区东科和西宁东科、华锐天堂寺寺院，以传修三事中看以推出五世东科活佛（1684-----1752）时期，天堂寺与当时卫藏寺院、康区寺院都有联系，其弟子有贡钦晋美旺布、叶尔雄更登达瓦智华等看出天堂寺与拉卜楞寺有密切的联系，而且贡钦晋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是拉卜楞寺院历史上最出名的高僧之一，公元1709年贡钦一世建立拉卜楞寺后，贡钦二世晋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到华锐天堂寺在五世东科活佛处学习，后来到卫藏学成归拉卜楞寺后建立了以显密二宗之讲授学习为主，以医药、历算、词章、音韵、书法、声明、雕版、印刷、绘坛、步法、歌舞等为辅的学习体系，建立了各个学院的考试制度。闻思学院建立了多然巴制度，每年规定考取两名，并设立了十三个学级，九个学期制度，同时照西藏各大寺院的规章制度，制定了本寺院各个扎仓的规章制度。可以说贡钦晋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把拉卜楞寺的学经制度推向了正规化，为后来成为藏区著名的寺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样一个大师曾拜在五世东科活佛足下，一方面说明当时以五世东科活佛为寺主的天堂寺僧人在佛学研究方面的高深功底，另一方面说明天堂寺在拉卜楞寺学经创建方面为拉卜楞寺给予了大力支持。
六世东科活佛到拉卜楞寺7岁时加入闻思学院，拜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昂布为师，得到许多传承、灌顶及教诲中更进一步说明天堂寺寺主与拉卜楞寺寺主的密切关系。
五世东科活佛曾到西藏拜班禅华尔丹益西、八世达赖喇嘛嘉华嘉措，担任过色拉寺色麦闻思院、药王山静修院、后藏夏鲁寺的堪布，说明五世东科活佛与西藏最高活佛体系之班禅、达赖也有一定的关系。担任过色拉寺色麦闻思院、药王山静修院、后藏夏鲁寺的堪布，说明五世东科活佛在佛学方面研究颇深，而且得到了当时前藏、后藏顶尖级寺院僧人们的认可。
十一世东科活佛曾在霍尔钦大师益西嘉措座前学习显密经典，在塔尔寺辩经学院攻读经学，以博学著称。曾拜见十三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图丹嘉措，并培同达赖入朝觐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宣统皇帝等中可以看出天堂寺僧人与塔尔寺僧人也有密切的佛学交流，十一世东科活佛与当时华锐石门寺（ཡར་ལུང་དགོན་པ）华锐热萨（དཔའ་རིས་རབ་གསལ）一同培同达赖入朝觐见光绪皇帝、慈禧太后和宣统皇帝可看出当时藏区最高领袖对天堂寺寺主及天堂寺僧人在佛学方面的赏识。还有被称为黄河北部藏区三大学者即三世章嘉若贝多吉（1717---1786）和三世土观曲吉尼玛（1737---1802） 及松巴益西焕觉（1704---1788）之中的三世章嘉若贝多吉和三世土观曲吉尼玛在天堂寺受过启蒙教育，华锐然萨来天堂寺讲学交流。
二、莫科活佛与拉卜楞寺的关系
一世莫科佛，法名丹曲（དམ་ཆོས），生于1735年，是天堂寺著名格西，能背诵律部经典，精通显密经教。依大轮金刚手菩萨为本尊，咒术超殊，据传其法衣、头发、剩余食物等均对因污秽衣食所致之症有特效。日常口诵《现观庄严论》，任寺院律经规范师九年。在任天堂寺法台期间，制度戒律严明，人们对他说三道四，他都能觉察到，并针对性地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对上下一视同仁，深受僧俗群众崇敬。曾拜见第五世东科佛索南嘉措，对天堂寺的发展作出过突出贡献，圆寂时现异兆，享年79余岁。此时未发现一世莫科佛到拉卜楞寺等其他寺院去学习的相关资料，从贡钦二世晋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到华锐天堂寺在五世东科活佛处学习和一世莫科佛拜见第五世东科佛索南嘉措，一世莫科佛精通显密经教，并且具有一定的法力可看出此时的天堂寺具有较完整的显密学经体系。
第二世莫科阿旺勒谢尼玛是华锐地区著名学者，他于1808年生于华锐扎隆沟白土下沟的一个藏族家庭，享年70余岁。幼年入天堂寺坐床后，拜本寺大学者阿万拉然巴和仓阿贡却嘉措为师，在嘉豆贡却延培处受了近圆戒。后入拉卜楞寺求学深造，拜热布干嘉木样佛为师。29岁时在拉卜楞寺新建热哲嘉木样金佛前首次参加辩经大会，著名学者阿芒多吉羌高兴地称赞道：你不仅是华锐的僧人，而且名称吉祥，故尔在文殊佛像前发开辩之声很吉祥！”他从嘉木样师徒和仓阿师徒等20多位贤哲上师处广听佛法，通晓为显密经教，精通小五明，学识出众，声誉极高。返回天堂寺后，他担任时轮学院第一任堪布，又担任天堂寺第九世东科呼图克图的经师，世人称他为莫科央增（央增为活佛之经师）。其著作主要有《地球原理》、《佛教大事记》、《丹斗寺志》、《箴言录》、《双身胜乐金刚颂词》、《白度母颂词》、《地址颂词》等。
莫科央增有许多神奇的传说，有一年遇到天气大旱，兰州总督邀请他到兰州作普照遍知宏光佛事、火供、为民求雨。在兰州莫科央增连续三天举行了盛大的佛教仪轨和令人神奇的火供，总督亲临现场。不久，清风细雨从天而降，旱情解除了，万民感谢他，纷纷前去拜叩。总督高兴地说：‘“大活佛请雨定能见效，对此我早有预测”。之后总督向皇上禀告了莫科佛求雨的详细情况，皇上十分高兴，真可谓“龙颜大悦”，于是赐给莫科佛崇高尊贵的“大喇嘛”的称号。
莫科佛学识渊博，弟子众多。据说当时有两位德国学者前来天堂寺和他辩论而失败，后皈依佛教，对他十分崇敬，听了许多佛法。后来这两位德国学者又一次来拜访他，当行到楞布岭上遥望寺院时，看到一派衰败景象，根据此情况，认为上师已不再寺院了，便中途返回。
从此段对莫科二世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得知天堂寺在佛教学习上积极主动与其他寺院联系，如到拉卜楞寺学习并得到拉卜楞寺院高僧的热情好评。求学归来后积极发扬佛学乐于助人的崇高精神，服务于当地人民，并得到政府领导的赞扬。两位德国学者的来临足以说明当时天堂寺在华锐地区和藏区、甚至整个中国的影响很大。
四世莫科佛认定坐床后，取法名为罗桑钦饶尼玛（བློ་བཟང་མཁྱེན་རབ་ཉི་མ），他从小在拉卜楞寺求学，拜华锐大格西罗桑曲佩仓和欧曲多姐羌等多位圣哲为师，聆听了诸多经教。归天堂寺后，以艰苦朴素的圣哲们为榜样，潜心修练。从二十岁起直至终生从未睡过好觉，精心修练。以“那塘百食子经”、“质布传规之上胜乐曼茶罗法”为主，进行了长期修持。因利众心切，又精通地理，为佛教为寺院及本地区广大群众做了许多善事。如建造了许多佛塔十万佛像塔、峨博等。从弥拉雪上到多麦地区的犹如噶丹佛教之源泉似的佑宁寺前后地下埋下了许多宝藏，民间留传着他的许多神奇的传说，在广大僧俗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声誉。从中可看出天堂寺僧人为求法赴拉卜楞寺拜高僧，学成归寺后，以"活到老，学到老"的寺院学风影响寺院学僧，一身作则，同时把寺院文化与当地民众生活结合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赢得了民众对寺院的尊重。
三、 赛义活佛等学者与拉萨三大寺及拉卜楞寺的关系
一世赛义佛，法名莫科赛义曲吉智华嘉措（སྔོ་ཁོ་ཟུར་ཞི་ཆོས་ཀྱི་གྲགས་པ་རྒྱ་མཚོ），天祝莫科部落人，他与天堂寺寺主东科多吉嘉措是同一时期的风云人物，系西藏哲蚌寺下密院的格西，通晓显密，知识渊博，声誉极高。返回华锐天堂寺之后，致力于密宗的修炼和传播，弟子破多。他圆寂后，被尊为第一世赛义佛。
二世赛义佛，法名阿旺旦增（ངག་དབང་བསྟན་འཛིན），是东科索南嘉措德亲炙弟子，对上师讲述的《大威德生起次第》等密宗经典做过大量笔记，整理了上师的很多著作，在天堂寺修建了许多佛像佛塔，迎请了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后进藏广求佛法，持戒修习甚佳，学成归来后担任了天堂寺堪布一职。他治寺有方，贡献很大，声誉远扬，圆寂时使用灵魂出舍法发出沉重的吼声，发体开床铺自然悬空，善逝西去，享年70余岁。
三世赛义佛，法名阿旺嘉措曲智（ངག་དབང་འཇམ་དབྱངས་ཆོས་གྲགས），他与东科嘉样旦增嘉措是同一时期的著名人物，进藏求法时曾觐见过热振活佛。在藏期间广求佛法，闻习新旧各派教法，尤其精通于宁玛派教戒仪轨，并亲自实践。东科嘉样旦增卸任天堂寺法台后，他接任了法台一职，享年30多岁。
四世赛义佛，法名阿旺诚列（ངག་དབང་འཕྲིན་ལས），他以精于政务，胆略过人，智慧超群而著称于世。清同治年间的战乱中，陕甘总督左宗堂为了达到“以夷制夷”，亲自给赛义佛和扎提佛授予团练军职，镇压了大通回民起义军，使大通河流域的天堂寺等许多藏传佛教寺院幸免遇难。
从一世赛义佛远赴西藏哲蚌寺下密院取得格西，通晓显密，返回天堂寺致力于密宗的修炼和传播，二世赛义佛整理上师授课笔记及著作，在天堂寺修建许多佛像佛塔，迎请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后进藏广求佛法，三世赛义佛进藏求法时曾觐见过热振活佛，闻习新旧各派教法，尤其精通于宁玛派教戒仪轨，并亲自实践。四世赛义佛参政保护天堂寺可看出那时天堂寺僧人们在佛学方面善于继承寺院原有传统文化，积极赴佛学兴盛寺院吸取先进学修方法，并带回先进学习方法到寺院改进，并大力改善寺院硬件设备，软件资源和硬件资源双向发展，并参与政治以得到政府的保护。
第一世仓阿贡却嘉措（ཚང་ང་དཀོན་མཆོག་རྒྱ་མཚོ），是拉卜楞寺的格西，经教和理路方面的造诣无人匹配。精通显密，昼夜修持善行，曾任天堂寺堪布职务。卸职后始终为寺院的事务提出各种规划并为之实现而努力。如时轮学院得以修建，乃是他的功绩之一，终年70多岁。
第三世仓阿洛桑雅尔培（བློ་བཟང་ཡར་འཕེལ）诞生在朱岔乡大科什旦台子村鲁氏家，曾任天堂寺堪布、赤哇。解放后，任科拉学校藏文教员。
从第一世仓阿贡却嘉措（ཚང་ང་དཀོན་མཆོག་རྒྱ་མཚོ）在拉卜楞寺取得格西，经教和理路方面的造诣无人匹配，精通显密，曾任天堂寺堪布职务，卸职后始终为寺院的事务提出各种规划并为之实现而努力，第三世仓阿洛桑雅尔培（བློ་བཟང་ཡར་འཕེལ）曾任天堂寺堪布、赤哇。解放后，任科拉学校藏文教员可看出天堂寺僧人在拉卜楞寺在佛学研究方面达到了顶尖级水平，新中国成立初期将藏族传统寺院教育过渡到现代学校教育方面积极参与，迎合了时代的步伐，为今天藏族正在成功地转入世界现代教育体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第一世朵仓阿旺尼玛（སྟོབས་ཚང་ངག་དབང་ཉི་མ），是卫地（西藏）的格西，罗卜藏反清事件时，任天堂寺扎仓的总管，清军进入寺院，他使用巧计使军队推出寺院，在河对面的加塘安营。这时刚满8岁的三世章嘉（ལྕང་སྐྱ་རོལ་བའི་རྡོ་རྗེ）为了躲避清军，隐藏在科拉沟脑恰子森林掩盖的石洞里（有史书说藏在杂隆沟）。清军知道后威胁说如不交出活佛就要毁掉寺院，第一世朵仓阿旺尼玛和上层僧俗商议后，向活佛称述情况，并按照活佛的决定，准备前去军营，但章嘉府的僧人若去，就有沙头的危险，谁也不敢去，这时，第一世朵仓阿旺尼玛依然背起三世章嘉和莫科桑嘉贤（གཟུངས་རྒྱལ་བྱམས）三人到清军兵营。最后三世章嘉被送往北京。第一世朵仓阿旺尼玛表现出无畏气魄收到人们的钦佩，终年80余岁。
第二世德格达吉嘉措（བདེ་རྒུ་དར་རྒྱས་རྒྱ་མཚོ），生于1776年，曾赴拉萨，在哲蚌寺郭芒扎仓求学，是强巴阿黎的入门弟子 ，解说、修持《菩提道次第论》破有感受。回天堂寺后，出任了堪布，修复了弥勒殿，建立了神变祈祷大法会。寺院在他的精心管理之下，修持者逐渐增加，戒律严谨。曾任佑宁寺第四十一任大法台，1781年圆寂。
罗桑琼佩（བློ་བཟང་ཆོས་འཕེལ），生卒年为1860---1930之间，俗称华锐刚坚（དཔའ་རིས་རྐང་རྗེན），意为华锐赤脚僧人，为天堂寺僧人，是清后期安多藏区著名学者，早年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攻读三十多年，精通五部大论，通晓大小五明，淹贯藏区，名扬藏区。回天堂寺为寺院僧院新修建了辩经使用的文殊殿（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ན་གཟིགས）。
华锐罗追嘉措（དཔའ་རིས་བློ་གྲོས་རྒྱ་མཚོ）（1888---1950），出生在大科什旦夏吾仓（鹿家），是天堂寺僧人，与喜饶嘉措大师、大格西拉毛次成是拉卜楞寺闻思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三人是这个时代藏区最优秀的学者。华锐罗追和华锐刚见并称“华锐两大格西”。由于华锐热布萨华锐两大格西、华锐丹曲等的出名，使华锐人的名声为之大振。华锐罗追嘉措曾做过却藏呼图克图、十三世东科呼图克图、嘉义班智达活佛以及下琼寺、却藏寺、天堂寺僧众的经师和灌顶师。[11]
华锐嘉豆关却嘉措（དཔའ་རིས་རྒྱ་ཏིག་དཀོན་མཆོག་རྒྱ་མཚོ）（1890---1958）也称文诗才华著称，嘉义班智达。出生在扎隆沟附近的江阿龙，是著名格西嘉豆关却彦培的第三世转世，是天堂寺的活佛。曾拜迪杂寺格西智华仓等10多名甘青著名学者，求密法于拉科仁波切。精通显密佛学和因明、声明（梵藏文法）、工巧明（工艺美术、音乐舞蹈等）、黑白数算（天文历算、性命数算、风水等），医方明（藏医学）、史学、历史等，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尤其是以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班智达学街。著述很多，但未能保存下来，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1958年曾担任天祝县政协常委。[12]
阿万拉然巴索南奥赛（ཨ་བན་ལྷ་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生卒年不详，系天堂寺活佛，约在四世东科和五世东科佛之间。幼时聪明好学，为能求得佛法真谛，到西藏哲蚌寺求学深造。在郭芒扎仓苦修多年，博览群书，通晓显宗，在拉萨大昭寺前祈愿大法会上以思维敏捷、学识出众而获得了拉然巴学位。回到华锐后积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担任过天堂寺法台，任过三世莫科佛阿旺勒谢尼玛的经师，享年七十余岁。大师一生讲经求法，弘法利生，蒙藏信教群众亲切地称他为阿万拉然巴。他因学识渊博，声誉极高，功勋卓著，圆寂后被尊为第一世阿万佛。
从第一世朵仓阿旺尼玛（སྟོབས་ཚང་ངག་དབང་ཉི་མ）使用巧计使清军队推出寺院，并以富有智慧和勇敢相结合使三世章嘉生命得以安全，并最后到北京觐见皇帝，后来在政治和方面取得地位，恢复佑宁寺，第二世德格达吉嘉措（བདེ་རྒུ་དར་རྒྱས་རྒྱ་མཚོ）赴拉萨学习，曾任佑宁寺第四十一任大法台，罗桑琼佩（བློ་བཟང་ཆོས་འཕེལ）为学佛法赤脚到拉卜楞寺求学，精通五部大论，通晓大小五明，阿万拉然巴索南奥赛（ཨ་བན་ལྷ་རམས་་པ་བསོད་ནམས་འོད་ཟེར）到西藏哲蚌寺求学深造，在拉萨大昭寺前祈愿大法会上以思维敏捷、学识出众而获得了拉然巴学位，回到华锐后积极弘扬佛法，担任过天堂寺法台，华锐罗追嘉措与喜饶嘉措大师、大格西拉毛次成是拉卜楞寺闻思学院的同班同学，他们三人是这个时代藏区最优秀的学者，华锐嘉豆关却嘉措被十三世达赖喇嘛授予班智达学街等可以看出天堂寺僧人在佛学方面取得了全藏区最高学历，在求学过程中刻苦耐劳，在寺院面临危机方面英勇果断。
华锐多然巴阿旺奥赛（དཔའ་རིས་རྡོ་རམས་པ་ངག་དབང་འོད་ཟེར），又叫华锐那热（དཔའ་རིས་ནག་རི）即华锐黑人之意，清光绪二十八年（1901年）生于今天县打柴沟村的一户藏族牧民家庭，父亲名多尔吉，是第四世章嘉国师益喜丹贝坚赞的胞地之重孙。母亲名南吉卓玛。阿旺奥赛七岁时被天堂寺赛义囊谦的管家阿旺年智看中，收为徒弟，带往天堂寺剃度为僧，取法名为阿旺奥赛，意在精心培养一名精明强干的小管家。但事与愿违，这位徒弟聪明好学有余，对理财挣钱之事却毫无兴趣，因此大失老管家之望，于是对他渐渐地冷落了很多。在这种情况下，阿旺奥赛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是很自然的事。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安于现状的情绪也相应地在增长，终于在1920年只身离开天堂寺，直奔甘肃夏河，考入拉卜楞寺闻思学院。先后依桑科塔凯嘉措、琅仓四世尕藏勒夏嘉措、拉考二世晋美称来嘉措等多名高僧大德为师，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学僧生活。在拉卜楞寺期间，他衣只求遮体，食智求裹腹，住只求成寐，除简单灶具、木碗、经桌、经卷、法器外，别无一件余物，除寺院布施所得外，无分文进项。他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研修，夜以继日，苦读数十年，终于系统地掌握了该寺扎仓法定的全部教程，精通了五部大论为主的一切显密知识。在1954年春节莫兰钦毛（སྨོན་ལམ་ཆེན་མོ）大法会辩论中，以渊博的学识、独到的见解、严密的逻辑思维，力搓群雄，独占鳌头摘取了藏传佛教安多地区最高学位多然巴的桂冠。
多然巴在取得学位和完成全部仪轨后，即按拉卜楞寺“凡在该寺取得多然巴学位的格西，一律从取得学位之日起，必须到拉卜楞寺所属的某一寺院任法台或堪布三年后，方可回寺或者云游传法”的规定，于1954年冬带着委任证件、背着背架子赴甘南玛曲欧拉达参寺就任法台。在短暂的任期内，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以身作则整顿教务、严格戒律，寺院一片兴旺的景象，正值其教法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由于终身苦行，积劳成疾，不幸于1956年在玛曲欧拉达参寺法台任期内，患脑溢血逝世，享年56岁。
据赛义活佛称，多然巴过世后，给他的根本母寺天堂寺留下的遗物是一副用他自己的鼻血绘制的“噶丹拉嘉玛”（དགའ་ལྡན་ལྷ་བརྒྱད་མ）的唐卡，时由任甘肃省民委政协常委的委员、省政协常委的张全才先生交给天堂寺，供奉在大经堂。并称由于多然巴毕生念诵《牟则玛》（དམིགས་བརྩེ་མ）完成十亿遍的功力，该唐卡上宗喀巴大师双眼有动感的奇观，故很有加持力等。
西北民族大学教授多识于1996年说，由于多然巴肤色较黑，拉卜楞寺那边的僧人管他叫华锐那热（དཔའ་རིས་ནག་རི）即华锐黑人之意，一提华锐那热，拉卜楞寺僧人没有不敬佩他的。他是天堂寺僧人中考取多然巴格西学位的最后一人，也是他的导师拉考仁波且最喜欢的弟子之一。多识教授又说他曾与贡唐大师谈起华锐那热时，贡唐大师甚为怀念地说，华锐那热格西是我所认识的僧人中标准的怀恰哇（读书人之意），他在拉卜楞寺的学风建设中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你们华锐是出人才的地方。
与多然巴在拉卜楞寺相处较久的已故天堂寺僧人唐更尕曾经说，多然巴不仅学习勤苦出了名，而且对人的品质方面严格要求也是出了名的。当年拉卜楞寺有个外号叫“果杂玛”（意即瓶子头）的僧人，对他特别崇敬，经常送来丰厚的礼品求救，通过多次接触，多然巴敏锐地感到其人贪懒而且心术不正，于是某次当着他的面说，我们出家人最基本的做人准则是利益众生，你“果杂玛”如果不马上忏悔的话，今生今世将会遭到报应的。当时大家还不以为然，果不所然，第二年“果杂玛”贩卖大烟事发，被公安局逮捕判刑十年之久，像这样的例子不甚枚举。天堂寺僧人更尕还说，多然巴博闻强记，终生钻研五部大论的同时，几十年来从未间断六十食子仪轨的修炼，对密宗经咒的研修同样达到了高深的层次，他运用咒经密诀治病、消炎、访雹的本领已达到了神奇的境界。1954年夏天，多然巴回华锐娘家化缘时，石灰沟富户韩延元的老伴耳聋多年，四处求医无果，听到多然巴回乡常作法师，怀着试一试的念头前来求治，多然巴二话没说，往患者的耳朵里灌了些清水，过了几天，老奶奶的耳朵完全恢复了。为此韩家酬谢了数目不小的现金。多然巴回娘家的那段时间，整天家里桑烟不断，铃鼓声不断，前来朝拜的信徒不断。正在这个时候，长的英俊爱打扮的隔壁马家的小伙子六六生了一脸的黄水疮因医治无效，急的直哭，多然巴知道后把六六叫到跟前，把喝剩的半碗清茶泼到脸上，又抓了一把糌粑打到脸上说，快回去睡觉，不要挖疮疤，马上会好的，六六半信半疑，当夜睡了一觉，第二天脓水已干，第三天开始脱皮，六六高兴地向他直磕头，连挡都挡不住。多然巴不仅是一位严谨、虔诚的高僧，而且又是一个富有人情味的勤快的长者，多然巴回家乡化缘期间，看到家人特别忙的时候，他不声不响地走进伙房，帮家人和面做饭，看他一边揉面，一边擦汗，嘴里还在不断地念经的样子，实在可笑等等。
从华锐多然巴阿旺奥赛（དཔའ་རིས་རྡོ་རམས་པ་ངག་དབང་འོད་ཟེར）又叫华锐那热（དཔའ་རིས་ནག་རི）是天堂寺僧人中考取多然巴格西学位的最后一人，一提华锐那热，拉卜楞寺僧人没有不敬佩他的说法和贡唐大师甚为怀念地说，：“华锐那热格西是我所认识的僧人中标准的怀恰哇（读书人之意），他在拉卜楞寺的学风建设中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你们华锐是出人才的地方。”从中可以反映出从藏区尤其是安多地区著名的拉卜楞寺在1709年由根钦一世的主持下建寺到二世晋美旺布（ཀུན་མཁྱེན་འཇིགས་མེད་དབང་བོ）到华锐天堂寺在五世东科活佛处学习和天堂寺建立友好联系，之后天堂色僧人到拉卜楞寺学习，在拉卜楞寺他们刻苦学习、品行端正、乐于助人，赢得了拉卜楞寺僧人对华锐僧人们的尊敬，称华锐僧人为“华锐人的武器在脑子里（དཔའ་རིས་མཚོན་ཆ་ཁོག་ན་ཡོད）”，意为华锐人学习态度端正、修学成果显著，现在有些人把一句名言误人物是华锐人心怀不测，实在是误解了当时那个时代拉卜楞寺佛学高僧们对来拉卜楞寺学习的华锐僧人的赞扬之意。说“华锐是出人才的地方”意思也是华锐僧人们学习态度端正、以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而取得高深成就的含义，而不是华锐人有什么特殊之处。从多然巴阿旺奥赛（དཔའ་རིས་རྡོ་རམས་པ་ངག་དབང་འོད་ཟེར）自幼不喜欢理财管理，后来到拉卜楞寺色求学，在拉卜楞寺期间，他衣只求遮体，食智求裹腹，住只求成寐，除简单灶具、木碗、经桌、经卷、法器外，别无一件余物，除寺院布施所得外，无分文进项。他抛弃一切私心杂念，专心研修，夜以继日，苦读数十年，终于系统地掌握了该寺扎仓法定的全部教程，精通了五部大论为主的一切显密知识反映了那个时代华锐地区人们重视文化事业，华锐知识分子在外地求学时艰苦朴素，不为家乡寺院丢脸，为家乡人立争荣誉的崇高品质，这与早些华锐石门寺格西华锐罗桑热萨（དཔའ་རིས་བློ་བཟང་རབ་གསལ）到拉卜楞寺求学期间为节省时间17年当中每天三餐用冷水和糌粑来充饥来完成学业一样体现了那个时代华锐僧人们刻苦求学的真实写照。笔者还听华锐当地老人们口中说那时凡是到拉卜楞寺求学的华锐僧人互相勉励取得多然巴学位，谁如果取不到就主动在自己脖子里挂一块木板，自辱自己，这是不是真的现在无法考证，但从另一面反映了他们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雄心壮志。从多然巴赴甘南玛曲欧拉达参寺就任法台。在短暂的任期内，他凭借渊博的学识、崇高的威望，以身作则整顿教务、严格戒律，寺院一片兴旺的景象，正值其教法事业蒸蒸日上之际，由于终身苦行，积劳成疾，不幸于1956年在玛曲欧拉达参寺法台任期内，患脑溢血逝世中反映出当时那个时代华锐僧人们在取得最高学位后遵守寺院规定到所派寺院培养学生，“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成为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标语，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赢得了当地民众的认可和尊重。对“果杂玛”（意即瓶子头）的僧人的批评和劝导反映了那个时代华锐僧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道德素养在学业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重要性的重视，符合华锐人崇尚做为一个人要首先心底善良，然后在此基础上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自称“华锐蕃噶布（དཔའ་རིས་བོད་དཀར་པོ）”的文化导向。回到华锐帮助家乡人民解除身体和心理疾病又反映了作为一个高僧在面对家人及家乡父老乡亲人时以一个普通当地人的身份主动帮助家乡人远离病苦的朴素品质。从像华锐那热（དཔའ་རིས་ནག་རི）一个僧人作为华锐僧人在拉卜楞寺寺及华锐最后一个取得多然巴学位的僧人的完整生活写照中可以不同程度地真实反映至少清朝初期到解放前华锐知识分子们在传统文化宝库中的历史痕迹。
第六世多识活佛（དོར་ཞི་སྐུ་ཕྲེང་དྲུག་པ་བློ་བཟང་ཐུབ་བསྟན་ཆོས་འཕེལ）
第六世多识活佛笔名多识东舟宁洛（དོར་ཞི་གདོང་དྲུག་སྙེམས་བློ），于1936年生于今天祝藏族自治县朵什乡黑沟村。他是长子，起名叫赛奥捷布，多识长至六岁，被班禅经师欧奇活佛认定为朵什寺五世转世灵童，迎进南冲寺开始了小“活佛”的生活。每天学经习文，管束非常严格，不准嬉笑，不准背靠墙坐，不准张大嘴吃饭，如有违犯，轻则斥责，重则杖戒。三年后，多识转入天堂寺学习，多识进入这个高层次的五部经典学院，先后拜曲藏经师、东科活佛、嘉义活佛等著名学者为师，学习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佛教律学及语言文学、天文历算、藏医学等，这对一个不到十岁的孩童来说无疑是艰难的，而博闻强记善于钻研又具有过目不忘天资的小多识，却学得出类拔萃，让教他的学者们惊叹不已。1948年，12岁的赛奥捷布被迎回朵什寺坐床，正式成为多什寺活佛。半个月后，他又回到天堂寺诵读经文，研习经典。他与几位活佛办起了喇嘛业余学校，并担任藏文文法教师。1952年在安远小学，设置藏文课，却没有师资，于是天堂寺推举多识到安远小学任教。16岁的多识毅然走出寺院跨入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行列，他用藏汉双语教学，受到师生的一致好评与欢迎。1953年，天祝师范学校成立，调他去任教。当时草原上的农牧民还认识不到受教育的意义，不愿送子女入学。对一些生活困难的学生，他慷慨解囊，资助生活费和书本费，在教学上他边实践边摸索着编写师范藏文教材，赢得了师生们的信任和尊敬。1956年，他被光荣地选为甘肃省优秀教师，出席了全国优秀教师代表大会，并担任了甘肃省青联副主席。当时的《教师报》曾以《年轻的藏族活佛》为题，专门介绍了他的先进事迹。在为人师表的同时，多识并未忘记他在寺院里苦读过的那些经典。他利用寒暑假，去拉卜楞寺学习。1957年他离开学校前往拉卜楞寺拜班禅的经师桑科久美大师以及有名的格西根登嘉措、拉毛次成、阿勒松巴活佛，在显密佛学理论方面经行深造。1958年8月由于国内形势严峻他被打入监狱，在监狱他用棉衣向一个和他一个监狱的兰州大学学生换去大学语文、史地、数理化、几何、三角等方面的书，他先后阅读了《诗经》、《庄子》、《古文观止》等名著，自学了英语、俄语，直到1962年才出狱。1966年10月到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被唤去“文革小组”批斗会，遣送到天祝县松山公社石沟大队管理改造，在劳动之余，他学习中医理论、针灸、藏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佛学等方面的书籍，而且详细做笔记，并根据当时藏文专业毕业生藏文语法掌握不完整的弊端该写《藏语语法动词论》，初稿已经写完，这为他以后的教学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7年他恢复了公职，担任天祝县文教局副局长兼县编译室主任。1982年，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藏语语法格的应用规律》在《青海教育》上发表，此后他又连续发表了《藏文文字改革的问题》、《藏语虚词用法》、《藏语时态规律总结》、《藏语动词应用规律总结》等论文，受到藏语言学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和赞扬。与此同时，他的抒情长诗《春姑娘下凡》在1983年荣获中国作协青海分会、《章恰尔》编辑部举办的1981---1983年《章恰尔》文学作品一等奖，而后又获得1976---1983年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一等奖。同年多识被调入西北民族学院任教，妻子也被调入西北民族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在民院工作期间，他先后担任了《历代藏文文选》、《因明学》、《藏语语法修辞》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82年以来他先后在《青海教育》、《章恰尔》、《西藏研究》、《西北民族学院学报》、《中国藏学》等十余家藏、汉学术、文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和文学作品，已发表语法、修辞、文学理论、藏族史、因明、藏传佛学等方面的论文40余篇，共约50余万字，诗歌30余篇，其中《仓央嘉措后半生若干问题明辩》一文，已被译为蒙文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藏学家萨仁森先生在他的专著《仓央嘉措生平概述》中的论点，还多次引用多识教授的专著，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87年6月，多识教授在二十年前编写的《藏语语法论集》一书由甘肃民族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1988年，他利用课余时间撰写的解释印度最著名的史诗性世界名著的专著《‘云使’浅解》一书出版，在文学界、学术界颇受欢迎。1990年他著的论文《诗歌邹论》又有青海民族出版社与其他人的论文一起结集列入系列丛书出版。其后《藏密气功典籍选编》在1991年由中央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年至今，利用寒暑假在天祝、青海西宁、甘南玛曲、夏河、卓尼等地办藏文进修班，参加进修班的有干部、教师、翻译人员、寺院僧人等。1993年4月，应蒙古国民族大学的邀请，多识教授飞抵蒙古国进行了学术访问，并为蒙古国民族大学的研究生授课。1993年5月，他又应邀访问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藏学家中根千枝、石滨由美子等藏学界知名人士及日本藏学会、东洋文库等部门有关专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同年10月23日，他又赴北京参加了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举办的全国第一次“中国藏语系佛学研讨会”，他向大会提交并宣读了题为《驳所谓‘“六字真言”考释’的荒唐言论》的论文，在大会引起很大反响。多识教授常说：“先学做人，后学做文。人光有知识不够，还需要人格。人格道德最高体现是对社会和人类的无私奉献。”八十年代末，国际上有人提出了“21世纪是藏学的世纪”，而藏学尤以佛学为主干，针对商品经济带来的部分人们精神、道德堕落的现象，多识教授因许多佛教团体和信徒之邀，举办了多次藏传佛教哲学、世界观以及道德观的讲座，劝人们助人行善，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利国利民。这些佛学演讲已被录成《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一书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他的另一本专著《多识论文集》汇集了他多年来用藏文新写的论文几十篇，也又民族出版社出版。近几年多识又出版了《藏传佛教疑问解答300题》、《佛教理论框架》、《密海灯塔》、《藏传佛教认识论》、《甘露宝瓶》等一系列将藏学传统文化以现代化形式介绍的高水平丛书，赢得了广大藏学研究者的认可和赞誉。[13]
多识教授从小时候每天学经习文，管束非常严格，不准嬉笑，不准背靠墙坐，不准张大嘴吃饭，如有违犯，轻则斥责，重则杖戒的幼年教育到多识转入天堂寺学习，进入高层次的五部经典学院，先后拜曲藏经师、东科活佛、嘉义活佛等著名学者为师，学习因明学、般若学、中观学、俱舍论、佛教律学及语言文学、天文历算、藏医学等的初等教育，再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参加家乡现代学校小学及中专学校的教学工作，在课余寒暑假远赴当时藏学综合性学府拉卜楞寺求学拜名师取得可喜成绩。在国家动乱之际通过各种手段求知若渴，在原有藏学知识的基础上学习中医理论、针灸、藏汉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美学、心理学、佛学等方面的书籍，阅读《诗经》、《庄子》、《古文观止》等名著，自学了英语、俄语，通过不同学科不同语种的自助学习使他保持原有传统学科知识不动摇的基础上学习汉文化和西方文化等现代化学科，成功地跳出了传统文化狭小的圈子，勇敢走向世界文化体系中，使他在以后国家新政策开放的时候，因自身知识体系的深广化超出同时代其他藏学家们，发表一篇篇代表新时代所需的富有新思想的专著和论文，利用娴熟的藏汉文功底及语种，积极参加国内和国外藏汉学术交流会，更进一步开阔了他的知识视野，成为今天藏学界跨时代的人才。从他的成长历程中我们可以说明一点：今天的藏学学科的发展必须是传统文化体系和现代文化体系的双重结合才能使藏学学科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立一足之地，要完成这一项历史给予我们的使命，必须要在熟练掌握传统学科全面学习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学科体系，探索出一条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新型藏文化学科。
第五章 天堂寺的现状
第一节 天堂寺的佛事活动
正月：
大年初一日修供僧众作吉祥天母供，大经堂僧众奉送十六罗汉应供经。
正月初二修供僧众作螺吉梵天王供。
正月初六日祈愿法会预备法会。
正月初七至正月十六日举行祈愿大法会（也称佛塔神变纪念法会），在此法会期间按惯例举行的群众性节日活动有：
正月十四日举行护法天神舞表演会。
正月十五日白天举行晒佛活动，傍晚举行酥油花展灯会。
正月十六日举行贤巴佛游行赐福会。
二月：
初八、初九两日举行寺主东科多居嘉措纪念法会，奉送大日坛自入法仪轨。
二十八日举行东科江白嘉措纪念法会，奉诵大日坛自入法仪轨。
三月：
初六日举行赛康仁布且纪念法会，供净水一日。
四月：
十五日大众举行观音闭斋法会。
五月：
初一至初十举行恭净法事活动。
六月：
初十在胜乐湖举行长净法事活动。不定期地在叶土、科拉、让石达、朱岔等处举行财宝天王摄持财运法会。
七月：
从六月月尽日起至七月初六建造大日积沙坛城。
初六至十二日举行大日坛供修超度大法会。
十三日举行大日息灾火供。
十四日放龙王供。
十五日晒佛活动，奉诵十六罗汉长供。
八月：
十五日举行东科十三世纪念法会。
九月：
从初一至十五，举行半月的天降节祈愿大法会。
在此期间举行的群众性法事活动有：
九月十三日举行晒佛活动。
十四日举行护法天神舞表演会。
十五日贤巴佛游行赐福会。
十月：
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举行宗喀巴大师纪念大法会。
大众每日念诵大日坛自入仪轨，密宗典举行大威德全坛自入法及众护法全供。
二十五日傍晚举行露天供灯胜会。
十一月：
从初七下午开始，通晓达旦，至初八日下午举行叶衣母神丹加持法会。
十二月：
从二十四日到二十九日进行护法近事供年终法会，除夕至大年初一举行吉祥天母供。
全年:
每月初二举行螺吉梵天王供。
每月初八举行十三山神及地方神祭祀活动。
每月二十九日举行阎罗六十四分供食消灾法。
时轮院农历全年法事活动——
全年：
每日早课念诵时轮五佛修规。
每月初一日念诵密集金刚修规。
每月初八念诵时轮全坛修规。
每月初十念诵胜乐金刚修规
三月：
初六日举行赛康仁波且纪念法会，念诵时轮坛自入法会。
从十四开始至二十日举行一年一度的时轮修供法会
二十三日作众四护法供（包括春季法会）
六月：
初三至初五三天举行密集金刚修供法会
初六日念诵时轮全坛修仪（属于夏季法会）
八月：
从初七日开始至十四日举行胜乐金刚修供法会
九月：
九月二十二日天降节念诵时轮全坛修仪（属于秋季法会）
十二月：
十二月十五日时轮全坛修仪（属于冬季法会）
二、寺院承办信众祈福、消灾、超度等供茶诵经活动类
度母祈祷供， 各种护法供养忏罪法和吉祥天母奉食供，阎罗王六十四分供食消灾法，螺髻天梵天王供，大威德加持灌顶，药师佛加持灌顶，供养药师八佛经，大日如来加持灌顶，佛增寿灌顶，白度母长寿经，度母千灯供，观音千灯供，药师佛千灯供，长寿佛千灯供，宗喀巴千灯供，尊胜佛母千灯供，白伞盖经，度母经，心经，狮面空行咒，长寿三佛咒，光明佛母咒，摧破金刚诵咒及洗面消灾法，普贤行愿赌命经，息灭纠纷经，马头金刚咒，皈依经，六字大明咒，无缘大悲咒，文殊心咒，文殊智慧赞，手金刚心咒，龙尊佛咒，大轮金刚咒，叶衣佛母咒，药师佛咒，无量寿咒，消怨业法，三分供食祛邪法，消障供食法，诵佛母般若经等。超度亡灵法事类诵大日如来度亡经，诵普贤愿等五类祈愿经，作上师供，点千灯，奉诵六字真言等。
从上述表格中天堂寺全面佛事活动可以看出天堂寺一年每个月都有佛事活动，而且活动日期严格按照佛教历算安排，个别佛事活动深入民间，其中每年一月十四的跳神节和一月十五的弥勒佛展及当晚酥油花展灯节最为隆重，笔者多次前往寺院参加跳神节和弥勒佛展及酥油花展灯节，那天华锐天堂寺附近的各族群众穿着民族服装来寺院观看宗教节目，朝佛礼拜。寺院僧人积极服务于当地信教群众。
第二节 天堂寺的建筑设施
寺院建筑
据《天祝藏传佛教寺院概况》记载，历史上的天堂寺占地1000亩，建筑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有经堂佛殿13座，即大经堂（ཚོགས་ཆེན་འདུ་ཁང）、千佛殿（སྟོང་སྐུའི་ལྷ་ཁང）、龙王殿（ཀླུ་མ་དྲོས་པའི་ལྷ་ཁང）、时轮学院（དུས་འཁོར་ལྷ་ཁང）、密宗殿（སྔགས་ཁང）、怙主殿（མགོན་ཁང）、弥勒殿（བྱམས་ཁང）、释迦牟尼殿（ཇོ་ཁང）、地衹殿（གནས་བདག་ཁང）、文殊殿（འཇམ་དབྱངས་ལྷ་ཁང）、护法殿（བཙན་ཁང）、狮面佛母殿（སེང་གེ་མའི་ལྷ་ཁང）、吉祥天母贡（ལྷ་མོ་ཕོ་བྲང）。其中，建于清初的大经堂最为壮观，共二层102间。1949年以前活佛囊谦有19座；即东科囊（སྟོང་འཁོར་ནང་ཆེན）、玛齐囊（མ་ཁྱེ་ནང་ཆེན）、莫科囊（སྔོ་ཁོ་ནང་ཆེན）、赛义囊（ཟུར་ཞི་ནང་ཆེན）、玛斯尔囊（མ་ཟུར་ནང་ཆེན）、阿万囊（ཨ་བན་ནང་ཆེན）、嘉义囊（རྒྱ་ཡེ་ནང་ཆེན）、朵仓囊（སྟོབས་ཚང་ནང་ཆེན）、高察（巴哈）囊、仓阿囊（ཚང་འ་ནང་ཆེན）、德格囊（བདེ་རྒུ་ནང་ཆེན）、嘉吴囊（སྐྱ་བོ་ནང་ཆེན）、达隆囊（སྟག་ལུང་ནང་ཆེན）、朵什囊（དོར་ཞི་ནང་ཆེན）、夏玛尔囊（ཞྭ་དམར་ནང་ཆེན）、堪布囊（མཁན་པོ་ནང་ཆེན）、华藏囊（རབ་རྒྱས་ནང་ཆེན）、阎家囊（）、桑强囊（）。僧人庄园300多廊，计4000多间。[14]
从清初扩建寺院至清末的二百多年历史中，共建造了十三座金碧辉煌的佛殿，尤其是建于清初的大经堂，其建筑风格为汉藏合成式风格，格外雄伟庄严，能容1000僧人诵经，每座佛殿内有宗教故事、宗教人物、山水建筑、花草树木组成的大量彩色或黑白壁画、唐卡、堆綉、刺绣艺术品，殿内有泥塑，铜像佛像，其中有佛家视如圣宝的舍利佛骨为内藏的释迦牟尼报身大佛像，装有迦叶尊者手指的菩提古塔，珍藏银汁书写的四部大藏经及各种木板印刷、手抄经卷数十万部和大量的各种金、银、铜、木制的法器。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落实。天堂寺作为天祝县第一批开放的寺院，于1980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十五日）正式批准开放。
1983年重建释迦牟尼大殿（ཇོ་ཁང），总耗资6万余元，县上拨款2500元，其他由信教群众捐资，建筑面积102．6平方米。
时轮学院于1987年筹建，1990年动土，1992年基本竣工，1993年11月5日（农历九月二十二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光典礼。其建筑为五转七三层的藏式佛殿，总耗资近30万元（国家拨款8万元，寺院自筹4万元，信教群众捐资、投工头料17万元）。该殿占地面积1382．25平方米，能容百名僧人同时诵经说法。佛殿内塑有大型佛像十余尊，藏有多部经卷。
龙王殿（ཀླུ་མ་དྲོས་བའི་ལྷ་ཁང）于1991年修建，耗资1万余元，建筑面积50平方米，内有大型唐卡及塑像。
宗喀巴大殿（千佛殿）于1997年筹备，在多识活佛的积极引建下，由甘肃省远东集团公司总经理窦俊金和甘肃省工商联副会长丁学诚捐资300余万元，于1998年4月6日（农历三月十一日）正式动工修建，2002年正式竣工，这座雕像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木制宗喀巴大师像。
后期寺院又通过多方努力新建了空行宫（密宗院མཁའ་སྤྱོད་མའི་ལྷ་ཁང）、 文殊殿（འཇམ་དབྱངས་ཀུན་གཟིགས་ཀྱི་ལྷ་ཁང）、大经堂（ཚོགས་ཆེན་འདུ་ཁང）、小布达拉宫（ པོ་ཏ་ལ）、།尊胜佛母塔（རྣམ་རྒྱལ་མཆོད་རྟེན）。
第三节 天堂寺的学经制度
1、宗喀巴大师创立的格鲁派显密双修体系之前天堂寺的学经制度如何笔者暂无发现相关文献，大致和各个时代各教派学经制度应该大同小异。到宗喀巴创立的显密系统修学并举的格鲁派寺院，内分五部学院（即参尼扎仓）和时轮学院，分别开设显宗五部（即般若、中观、释量、戒律、俱舍）和密宗学科。清朝时，天堂寺已具备显宗以学习五部大论为主的显宗学院和密宗学院，学经制度已达到了完整体系。明国时期由于僧人数量减少，只粗略学习显宗五部大论。
参尼扎仓：第四世东科仓扩建了寺院后请丹玛慈诚嘉措建立了参尼扎仓（མཚན་ཉིད་གྲྭ་ཚང），即显宗学院或法相院，根据西藏扎西郭芒的寺规制度，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了本寺规章制度，因此，寺院重视戒律。
参尼扎仓有九个等级次第，每级三年，共需27年，第一季法行（ཆོས་སྤྱོད）、第二季摄类学（ཁ་དོག་དཀར་དམར）、第三季因类学（རྟགས་རིགས）、第四级法相学（དོན་བདུན་ཅུ）、第五季二十种僧伽（དགེ་འདུན་ཉི་ཤུ）、第六级法轮（ཆོས་འཁོར）、第七级第八时（སྐབས་བརྒྱད་པ）、第八级度无极（ཕར་ཕྱིན）、第九级律级（འདུལ་བ）、第十级俱舍论（མཛོད）。实际上第一级是学习文化知识，不算级，按修习共分9级。一年共九个学期：
第一学期：正月初六至正月十七日；第二学期：三月十五日至四月十五日；第三学期：五月初一至五月十三日；第四学期：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初一日；第五学期：八月初一至八月十五日；第六学期：九月初一至九月十三日；第七学期：十月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九日；第八学期：十一月十五日至腊月十五日；第九学期：腊月二十四日至腊月三十日。
每天学习三次,第六级集体毕业一次，考试合格后，取得噶举巴（དཀའ་བཅུ་བ）或然坚巴（རབ་འབྱམས་པ）学位，相当于学士学位；第九级毕业后，取得多然巴（རྡོ་རམས་པ）学位，相当于硕士学位。此后赴拉卜楞寺学习密宗课程，需三至十年时间，经考试合格后，取得饿然巴（སྔགས་རམས་པ）学位，相当于博士学位，清时期，天堂寺有自己的密宗学院。后在民国时，僧人减少，故赴拉卜楞寺学习。
民国时参尼扎仓只考取噶举巴（དཀའ་བཅུ་བ）学位（对格鲁派必修的五论本法已经粗略的格西），由法台批准冠冕、认可，而且要辩论过关。主要依智力和家庭等为之，天堂寺每年只能批准二名。其他高一级的学位需到拉卜楞等外地寺院考取。
时轮学院：设法台一人，由聪德会议委任，任期三年。僧官一人，任期三年。法台和僧官管理学院宗教、行政事务。学院分杰仁巴和宗仁巴两种，即分第一学级和第二学级。第一学级要学完达刻杰、敦杰、文乔、乔昌、达刻九、毛兰木、西教。第一级毕业时与参尼扎仓的第六级同时毕业。第二学级学习天文历算，如推算日蚀、月蚀、气候季节等。
学期每年四期，春季学期为三月初六，夏季学期六月初六，秋季学期九月二十二日，冬季学期腊月十五。三月十四日至二十二日为定科尔(དུས་འཁོར)节，八月初八至十五为代乔(བདེ་འཁོར)节，还有一次桑堆(གསང་བདག)节。
2、改革开放后天堂寺在恢复重建后积极恢复发展寺院，寺院主要以诵经、祈祷为主，少量的教授佛学思想。挑选一批中青年僧人到拉卜楞寺佛学院和北京佛学院学习三年，毕业后回到寺院教授其他僧人。寺院寺管会僧人又根据寺院因人员和老师缺乏而不能形成正规修学体系而开设寺院佛学院，根据年龄和佛学基础来分班，教授佛学及历史方面的课程，规定严格的课程时间及作息时间，以五年为期，每学年年末进行背诵和笔试考试，对成绩优秀的僧人寺管会进行奖励，在五年毕业的最后一年末寺管会组织毕业僧人到北京、杭州等地旅游，以激发下级学僧的求学兴趣。
第六章 天堂寺的社会功能
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古至今，在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地各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交流平台日益增多，不同地区间由于地理、文化、历史演变等因素而逐渐形成的宗教与宗教或宗教与文化间的相互融合、相互碰撞也必将成为可能，至此，研究不同地区间宗教与宗教间的异同，尤其是分析宗教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次文化，使世界各地区不同文化间相互尊重、相互包容、共同进步将对维护世界和平起重大作用。
天堂寺作为天祝县境内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党和国家实施的宗教政策自由的号召，积极发挥自身优势，目前已成为天祝县境内著名的旅游胜地和文化传播驿站。下面将运用实地调查来分析天堂寺的发展对当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促进作用。
1、时间：2013年10月3日，地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制县天堂镇麻科村，人物：已退休瓦玛才让老师：
我是一名在天堂镇朱岔学校当了三十多年老师，去年刚退休，我认为天堂寺在维护社会和谐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寺院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影响了外地游客，带动了当地旅游业，推动了本地经济的发展。寺院通过开度假村换取经济效益。寺院附近百姓通过开农家乐园发家致富，据我跟一家农家乐人家了解，他们说他们那些开农家乐园的住户每年的收入大概最少在8万到10万之间，我们当地人得病时一方面去医院治疗，一方面请天堂寺僧人到家颂经祈祷，起到心理治疗作用。天堂寺的存在也对藏文化传播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为本地区各民族团结方面也至关重要。本地老师人们腰腿疼痛时通过转寺院周围的山来解除疼痛。寺院活佛或高僧通过佛教教义来教育本地年轻人文明礼貌，从而预防了许多安全隐患，社会秩序得以安定，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得以提高，丰富了人民的精神文明。改变了人与大自然的观念，从而保护了当地很多森林资源，提高了人们的生态文明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幸福需要大自然的支持。
2、时间：2013年10月3日，地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制县天堂镇麻科村，人物：仁青宽召：
我是一名农民，对我来说，去天堂寺可以转山，可以保佑人民平安，拜完寺院还可以在天堂镇上转转。
3、时间：2013年10月5日，地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制县天堂镇叶土村，人物：秦谢江加：
我是一名牧区年轻人，从小生活在佛教氛围很浓的家庭，对我来说天堂寺的存在对我太重要了，我从小就去寺院，认识很多寺院僧人，从小僧人们给我讲佛教故事及做人方面的事，现在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年轻人，每年寺院有大型佛事活动，我都去参加，顺便带家里的酸奶、酥油、奶子去寺院所属镇销售，也能挣到不错的收入。同时去寺院朝拜也能认识很多青年朋友，每年家里有不顺利的事还可以方便的请寺院僧人来家里诵经。我还准备这几年去外地打工，等挣到钱准备在天堂镇开一家商店，再买个车，那样很舒服，到时每天早上还可以到寺院转经，一天做生意，两者互不影响，太好了，哈哈。
4、时间：2014年1月20日，地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制县天堂镇叶土村，人物：秦万代加：
我是一名大学生，先就读于青海省西宁市青海师范大学，对我来说天堂寺作为我们华锐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对传承我们华锐传统佛教为主的当地文化起着支柱作用，可以说天堂寺是我们华锐大文化的缩影，这里面不仅讲授佛教知识，还保存着我们家乡很多礼节、敬语等不少我们这一带年轻人不懂的民俗文化。我们当地藏族农牧民一般不穿藏装，但到寺院参加隆重的佛事活动，一般都穿当地藏装，我很高兴，因为在这里我看到了我们华锐人的传统文化，在大学我也经常给其他同学介绍我们天堂寺文化，天堂寺的存在使我感到骄傲，我也一定会好好学习传统文化，毕业后回到家乡，为家乡人民造福。
5、时间：2013年10月8日，地点：甘肃省天祝藏族自制县天堂镇麻科村，人物：仓瓦玛措：
我是一名农区老人，我和我老伴都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我们在寺院借了个房子已经住了快三年了，我们在三年时间里基本上完成了我们计划的磕头、转经等数量，作为一个老人，我们有幸做到这些已经很满足了，今年过年就准备回家，好好过个年，顺便给家人也做点事，寺院的存在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作为一个人除了吃饱、家庭和睦，就应该到寺院转经，为来生做准备，对于寺院对当地经济的发展方面我是个不识字的人，我也不懂，哈哈，就这些了。
6、时间：2013年10月8日，地点：青海省互助土族自制县巴扎乡甘冲四队，人物：秦才让措：
我是一名农区中年妇女，我从小就去天堂寺磕头，我的一个孩子也在天堂寺当僧人，对于我来说天堂寺的存在使我有个信仰归宿，我识一些藏文，到寺院找僧人请教一些佛教基础知识，对我帮助很大，我在家里也把寺院僧人教我的知识教给我另一个孩子，规范他的行为。天堂寺的发展也给当地群众带来了经济效益，带动了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
第一节 天堂寺的经济价值
天堂寺所处之地海拔大概在2000米左右，气候冬暖夏凉，寺院四周环山，堪称“天祝小江南”。天堂寺又处在甘青交接地方，距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和甘肃省省会兰州又较近，加上天堂寺独特的“天堂寺”这一绝妙的名字，一方面寺院所属天祝县县政府为推动本县经济积极拨款支持寺院大力发展，另一方面寺院主要的负责人积极利用藏汉双语的优势向广大群众宣讲佛法，寻找施主修建寺院。今天的天堂寺已经奔着形成一个传统与现代化相结合为动力，积极修复了新建筑如大经堂、文殊殿、空行宫、小不达拉宫等主要建筑，寺院大多数僧人已住上了两层小楼房。寺院还推出部分地盘在大通河边修建寺院宾馆、度假村，依次来增加经济收入。政府看到寺院的大力发展将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前景积极规划寺院附近所属天堂乡，通过各种渠道将天堂乡扩编为天堂镇，政府又同寺院合作在天堂镇修建一条商业镇，镇两旁各修两排二层藏式楼房，楼房房产权归寺院，寺院将楼房雇佣于当地及外地做生意人，承包期为10年，租费为12万，10年后房子由寺院收回，从新出租。政府又积极规划商业镇公共设施，并在寺院对面大通河上修建大桥，更便捷了青海省和甘肃省的交流。
第二节 天堂寺对当地社区的心理辅导价值
据四川大学陈兵老师的《佛教心理学》所说，当代心理学认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还应该是一个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现代人”，被公认的现代人标准主要有：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具有适应性、外向性、独立性、变化性、对他人的容忍性，乐于改变惯例，以开放的心胸迎接新事物，用变化的观点看待生活和事业上的机会，在不断总结经验中、社会变化中为自己找到奋斗的方向；心胸开阔、视野宽广，思想开放，思维方式趋向多元化的选择，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个性化和理性化高度结合，不过度地、轻易地认同别人，敢于挑战教育内容和传统观念；成就动机强，有热切期望改进社会和自己经济状况、自我实现的雄心，依赖自己而不依赖亲朋；注重现在与未来，守时惜时；强烈的个人效应感，讲求效率，力求做事内行、漂亮，以提高自己和单位的信誉；重视教育，尊重知识，看重专门技术，愿意根据技术水平领取报酬；重视信息，尽可能地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具有可依赖性和信任感；有公民责任心，积极参加社会服务等[15]。天堂寺作为一个正如《阿含经》中所说“自知其心，自治其心，自净其心”的心理研究中心，对当地社区民众的心理健康方面取得了良好辅导作用。笔者多次前往寺院同寺院僧院僧人实地访谈，分别和不同年龄阶段的僧人交流发现，寺院僧人心胸开阔、视野宽广，思想开放，思维方式趋向多元化，寺院多数年轻僧人购置电脑，每天抽时间上网查询网上资源，了解社会信息，熟练掌握网上网络资源，利用年轻僧人熟练藏汉文字及藏汉文的优势，上网及收集藏汉文佛学典籍来经行阅读，通过两种文字的统一佛学思想的学习，加深对佛教教义的深层次理解。寺院僧人还积极利用手机微信等媒介通汉传佛教僧人进行佛学交流，对前来寺院了解佛法的学子根据自身情况进行将佛学内容进行现代语言来介绍，使现代人们能够容易接受,对促进当地藏汉、土等民族间互相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这体现了天堂寺历来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新的生活和行为方式，具有适应性的寺院传统。
第三节 天堂寺的文化价值
在当今经济文化全球化趋势下，藏文化作为一个年轻学科如何在世界文化体系中发挥自身的优势，这是作为藏学研究者应该考虑的头等大事，如何客观评价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这一点至关重要，正如藏学家丹珠昂奔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中提到民族文化赖以生存的四大支柱：第一，如何振兴藏区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使藏民族有足够的财富维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第二，如何进行文化更行，解决文化选择、文化观念更新问题。第三，如何保留民族文化的根本即语言、风俗、典籍。第四、如何抢救、搜集、整理藏民族的传播文化。在藏族文化史研究的对象和方面，丹珠昂奔说：“假如我用简略的语言概括，藏族文化史研究的对象，主要应该是藏民族历史上发生的藏族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等）及其演变、发展、变异的历史，从而从整体上探索其运用的轨迹，把握其内在规律，准确地认识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内涵、文化精神，为现实服务。”[16]藏族文化史研究的主要任务：1、从藏族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其内部结构。2、考察各个历史阶段藏族文化的时代风貌———文化精神、文化思想、价值观念、情感形式、思维模式和这一阶段特有的文化成果。3、各类文化形成的系统特点及内涵。藏族文化的分类及其基本特征：以社会发展阶段可分为史前时期的藏族文化、象雄时期的藏族文化、吐蕃王朝时期的藏族文化、分裂时期的藏族文化等。以地域划分可分为卫藏地区的藏族文化、安多地区的藏族文化、康巴地区的藏族文化。还可以细分为阿里地区的文化、后藏地区的文化、灵芝地区的文化、果洛地区的文化、康巴地区的文化、华锐地区的文化、巴燕觉仓地区的文化、昌都迪庆地区的文化、擦瓦绒地区的文化、白马藏人的文化、拉卜楞寺地区的文化等等。以生产形式分藏族牧业文化、农业文化、城镇文化。[17]总括起来看，象雄文化和雅砻河谷文明，两个发源地，完成了两个伟大任务，跨越了两个非凡的阶段：象雄文明用苯教思想统一了青藏高原，使藏民族较早地成为一个具有哲学和理论思想的民族；雅砻河谷文明推出了鶴提悉勃野王朝，以政治和军事统一了青藏高原，一跃而成为当时时代称雄亚洲的巨人。假如不完成这两大任务，跨越这两个阶段，打下如此坚实的基础，以后的佛教就很难在藏土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藏民族也可能作为古代民族而消失在雪山草原之中。从发展序列看，史前信仰、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是藏文化形成发展的三个明显阶段；从文化内涵看，史前信仰、苯教文化和藏传佛教文化又是构成藏族文化的三大主要成分，是藏文化精神形成的主要来源；从发展的规律看，以史前文化为藏族文化的文化之根和基础，藏族文化的两次飞跃都是受惠于外来文化的撞击（或称切割、侵入）。史前文化由于受二元论思想的撞击，从而整合为苯教文化；苯教文化又由于佛教文化的撞击，而整合为藏传佛教文化。两次碰撞，两次发展，两个高峰，两次文化的空前丰富、飞跃和辉煌。因此必须看到吸收外来文化营养，是藏族文化产生活力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藏文化精神多元共存的一个重要原因。[18]正如上面所说的明确藏文化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了解藏文化研究的对象和任务，制定藏文化的研究方法、划定藏文化的多元区域、认识藏族文化的两次飞跃，对今天这样一个世界文化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藏文化的第三次飞跃，实现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应有的地位，这是作为一个藏学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天堂寺坐为一个拥有1300多年的寺院，后来又成湟中北部五大寺至一的寺院，在传播藏传佛教教义方面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文化价值有多重含义。
第四节 天堂寺的历史价值
从上述几章介绍中，我们知道天堂寺从吐蕃王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之后每一个朝代都紧随着朝代的变更寺院的教派也随着变化。从藏传佛教传入藏区以来，我们知道寺院已经成为藏族文化继承和发扬的中心，通过研究天堂寺这个坐落在藏区文化边缘的文化载体，使我们对整个藏族文化史、藏传佛教史甚至藏族历史的有些模糊地方可以加以补充，使我们对天堂寺所属的华锐地区的文化史及历史有个初步了解。
一、 文化传承价值
天堂寺自唐朝时期创建，后来萨迦派到华锐地区传法，将寺院改为萨迦派，再到噶举派到华锐地区传法，天堂寺随即改为噶举派寺院。寺院随即依次传承了萨迦派和噶举派的佛学传承。后来格鲁派势力占据藏族社会，天堂寺随即改为格鲁派寺院，接受格鲁派传承。随着各教派先后在天堂寺的改换，天堂寺的历史传承了藏族各个时代的文化脉络，为我们研究藏传佛教史甚至藏族文化文脉提供了活生生的载体。
二、文化创新价值
天堂寺从创建以来到新中国成立前的每一个时代虽然在有些阶段遭到破坏，但它总的发展趋势是紧随时代，永往直前，当一个教派从最初的发展高潮降到衰败时天堂寺果断改换新的符合当时潮流的教派，积极在传承原本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又得到新的成果。改革开放后，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家实施重点发展经济的趋势下，天堂寺随着从前寺院拥有土地、牛羊等的固定资产的瓦解，积极发展寺院旅游业，吸引外地人士到天堂寺旅游并主动投资，积极做好和当地政府的关系，政府帮寺院修建寺院建筑和商业镇，使寺院的经济得到了有力的保证，从而推动寺院文化的发展，同时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财政收入，使天堂寺走上一条符合历史潮流的传统寺院佛学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完美结合的新型现代化寺院，这为藏传佛教在21世纪继续发展起到了引领的的作用。
三、文化多元价值
华锐地处藏、汉、土、回、蒙等多民族杂居地区，历史上一直是亚欧大陆间经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古丝绸之路咽喉要地，敦煌莫高窟中大量藏汉文等多种古代语种文献的发现足以证明华锐这一与敦煌相接的地区在历史上是东西方文化经行交流的最繁荣和密切的文化前沿阵地之一，从“华锐（དཔའ་རིས）”汉意“英雄部落或精英部落”的名号中可以知道当时吐蕃王朝时藏族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重视程度，从吐蕃王朝和唐王朝的多次在华锐地区的交战中可知道该地的特殊地理位置。经过长年累月的藏、汉、土、回、蒙等多民族在此地区通过各种渠道的文化交流，使华锐地区各民族文化呈现一种在保持本民族原有文化的基础上包容并吸收其他民族优秀文化的文化传统，华锐天堂寺的与时俱进、思想开放的历史发展轨迹无疑证明了华锐地区多元文化相互尊重、共同进步的文化多元性。笔者作为土生土长在华锐地区的一员，对华锐地区多元文化发展方面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华锐地区各民族间在保持自己民族风俗习惯的前提下，各民族人们相互学习，包括华锐出生的知识分子们无论处在何地均以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真正达到了文化与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融合，这种文化间的尊重和融合使笔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多民族杂居地区、学习在多元民族大学的迈向时代青年学者道路的一员而感到自豪的一件乐事，这种文化现象对于团结藏汉民族、维护社会和谐、促进全球多元文化发展模式下维护世界文化和谐相处具有文化人类学意义的新型文化导向意义，对建立多元文化体系提供了天然的模板。
综合华锐这一特殊地区下特殊文化体系中形成的天堂寺这样一个拥有1300多年历史的寺院，从上述其具有的历史价值、文化传承价值、文化创新价值、文化多元价值四方面的历史轨迹的简单梳理，从天堂寺这样一个在藏族文化史上也许不算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载体的悠久历史发展历程中，我们不妨把这座寺院作为藏族文化发展史中的一点一线来总结藏文化的特色，我们可以说藏文化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善于与时代共进，具有文化创新价值、乐于接受多元文明的新型学科。藏文化的核心精髓应该是就像天堂寺的现状发展导向一样走上一条符合历史潮流的传统寺院佛学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完美结合的新型现代化寺院，走上一条继承十大文明为核心的藏文化传统体系的基础上勇敢地走向世界文化大舞台，大胆接受全世界一切先进新型文化理论知识，实现传统文化学科和当今世界先进新型文化体系的完美组合，实现藏文化的第三次文化飞跃。
结语
天堂寺作为华锐地区最大的寺院，从建寺1300多年以来，经唐初的修建，寺院形成具有一定小规模的佛苯结合的寺院，到宋初由于寺院周围几个政权的大力扶持佛教缘故应该有一定的发展规模，后期又衰败，到元初萨班等人来凉州时天堂寺寺又重新修复为萨迦派寺院并发展，之后噶玛巴来寺修建108座佛塔，使寺院改为噶玛派寺院并有了一定规模，明末丹玛·慈诚嘉措扩建天堂寺，将寺院改为格鲁派寺院，使寺院学修方面有了系统，清初四世东科佛来天堂寺成为天堂寺寺主，再次管理天堂寺，使天堂寺发展到了顶峰。随着东科历代活佛和中央清王朝政府的密切交往，使寺院在政教方面达到了一定的高峰，从寺院成长起来的一批批僧人到拉卜楞寺、拉萨寺等处去学习，得到了良好的评价，寺院也随之名声远扬，改革开放后寺院通与当地政府共同规划寺院发展道路，积极发展符合寺院和政府双赢的现代化商业道路，使天堂寺走上一条符合历史潮流的传统寺院佛学文化与现代商业社会完美结合的新型现代化寺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