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刚杰·索木东
藏传佛教出家女性是藏传佛教僧团四部众的重要组成部分，她们分别隶属于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息解派、觉域派、噶举派、觉囊派和格鲁派等宗派。目前，藏传佛教出家女性已遍布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整个藏族地区及内蒙等信仰藏传佛教的地区，甚至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不少藏传佛教出家女性。但是本文探讨的对象或研究的范围主要界定在藏族地区，拟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藏族地区的尼僧作客观探讨。
一、尼僧的产生与发展
首先有必要对藏族尼僧的诸多称谓作简要介绍，尼僧即出家女性，在藏语中有许多称谓，诸如“增玛”（btsun-ma），意即“尊者女”；“格玛”（dge-ma），意即“善女”；或又称作“觉姆”（jo-mo），原意为“佛母”、“后妃”、“贵妇”，后沿用为出家女性之称谓；或称作“玛觉”（ma-jo），此乃“阿妈觉姆”之简称，其中“阿玛”一词意为“母亲”；或称作“阿尼”或“阿尼觉姆”（A-ne-jo-mo）。“阿尼”，意即“姨母、姑母”等等，这些称谓是对出家女性的一种尊称，它体现了藏民族对出家女性的敬重。
藏传佛教出家女性产生于西元8世纪。虽然佛教早在西元7世纪就正式传入吐蕃藏地，但是一直没有产生藏族出家僧尼。松赞干布时期，佛教从印度、尼泊尔、汉地几路传入吐蕃，而且松赞干布对佛教采取积极扶持的态度并建立了大昭寺、小昭寺等不少佛殿。然而，当时的佛殿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寺庙，只不过是一些用来供奉佛像、佛经的佛堂庙殿而已，里面没有常住僧人。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因素，在于苯教在吐蕃社会中具有广泛的宗教势力，并在吐蕃王朝中充当国教，而佛教始终处于受压抑的地位，故在吐蕃一直没有具备产生出家僧尼的客观条件。
西元8世纪中期，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登基王位，他在吐蕃推行了一系列果断有效的兴佛措施，如亲率妃眷、子女、文武百官等上层贵族盟誓兴佛，先后两次颁布兴佛诏书，号召吐蕃上下，男女老少学习佛教经典，信奉佛教。又从尼泊尔、邬仗那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大师，创建了著名的桑耶寺，并初次试度吐蕃藏地第一批僧伽“七觉士”，而且还从印度、汉地等延请无垢友、噶玛拉希拉、阿难达、西拉姆扎、摩诃衍那等翻译了大量的佛教显密经典，在吐蕃广泛传播佛教。同时，鼓励吐蕃贵族妇女及大臣子孙等剃度出家，弘扬佛法。为此，赤松德赞的王妃卡钦萨措杰（比丘尼益西措杰）随莲花生大师剃度出家，之后，以王妃觉姆赞赤嘉姆尊（比丘尼卓萨绛曲杰）为首的30名贵族妇女在摩诃衍那禅师前削发为尼，从此吐蕃藏地开始有了出家尼僧，特别是以比丘尼卓萨绛曲杰为首，在桑耶寺建立了藏传佛教史上最早的比丘尼僧团。[1]
根据有关史料，最初步入佛门出家为尼的女性大多数是吐蕃王室的贵族妇女。比如，以赤松德赞的王妃益西措杰、卓萨绛曲杰等为中心的一批上层贵族女性出家者，便在吐蕃藏地构筑了吐蕃社会的一个特殊阶层。她们在社会上与出家男性享有同等的地位，并作为吐蕃佛教的传播载体，在吐蕃社会中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吐蕃时期僧尼在生活上享有优厚的待遇，赤松德赞将出家僧人置于很高的位置，僧尼的所有生活费用均由王库供给，还特别奖励修习佛法的女弟子。他对出家僧人所采取的“三户养僧制”等一系列优待措施，使吐蕃僧尼人数因此而与日俱增，出家僧尼在吐蕃藏地得到迅速发展。
当时在桑耶、青浦、曲卧日、叶巴、觉摩囊及卡热等修行地出现了女众道场，并产生了卓萨都森、玛尔贡萨、觉姆贡姆、勒萨西饶仲玛、史勒卓玛等著名尼僧或尼僧成就者。据考证，当时仅皈依女密宗大师益西措杰的僧众就达3000多人，其中尼僧有1000多人，成为吐蕃尼僧的主流。
由此可见，西元8世纪，作为吐蕃藏地产生剃度僧人、建立僧伽组织之初始，就出现了大批的吐蕃藏地女性出家者，特别是王室贵族妇女出家为尼，步入佛门，积极参与佛事活动，使当时受到吐蕃藏地土著宗教——苯教势力极力排斥的佛教，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从而推动了佛教在吐蕃藏地的传播和发展。
西元9世纪，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执政时期，吐蕃王朝对佛教的扶持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使吐蕃佛教进入鼎盛时期。藏文史料记载，赤祖德赞为了进一步弘扬佛法，派遣吐蕃青年前往印度学习翻译，扩大译经场所，敕令核定旧译佛经，统一佛经名词术语，编纂佛经目录，即《丹噶目录》、《钦浦目录》和《旁塘目录》[2]，为藏文大藏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还在吐蕃全境大兴佛寺，先后建立闻、思、修之修行院，讲、辩、着之讲经院，慧、净、贤之律仪院等30座寺院，千座佛殿，十万座佛塔[3]。特别是修建了吐蕃历史上有名的乌香多宫殿，至此号称在吐蕃藏地建造的佛教寺院多达1008座。同时，赞普对出家僧人的礼敬达到了极限，以表示对佛教的尊崇，“头顶二部僧”，并法定每7户人家供养一位僧人，令全社会必须礼敬僧人，授予僧人极高的政治权力，随着僧人地位的日益提高，僧尼人数急剧增加，而且所有出家僧人受到了社会的普遍敬重，并享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因此，赤祖德赞时期吐蕃佛教便出现空前盛况。
西元9世纪中叶，由于赤祖德赞大肆兴佛的一系列措施，大大削弱了贵族大臣们的地位与权势，加重了国家和百姓的负担，尤其是吐蕃王朝规定的一系列保护僧人的严刑峻法，更助长了社会上反对佛教的情绪，从而引发了信奉苯教的上层贵族和广大苯教信众的联合反对，甚至贵族大臣们利用吐蕃王朝内部潜伏已久、业已激化的矛盾，发生政变，弑王害臣，拥立朗达玛为吐蕃新的赞普。
朗达玛（约842-846在位）即位以后，随即发动了吐蕃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禁佛运动，给佛教以致命的打击，致使佛教及僧尼失去了昔日的生存环境。
以朗达玛灭佛而告终的佛教，在吐蕃藏地与苯教经过长达几百年的冲突、融合的曲折历程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一历程，史称藏传佛教“前弘期”。与此同时，吐蕃尼僧也随着朗达玛的灭佛和吐蕃王朝的瓦解，在吐蕃藏地衰微。
正如文化是运动的，而且是息息不停的，西元9世纪末，藏传佛教开始在边远藏区复兴，分别从东部藏区和西部阿里地区向腹地卫藏迅速发展，即藏传佛教“后弘期”便开始肇端。西元894年，卫藏10人从喇钦贡巴饶赛授戒返回后，在前后藏地区分别建立道场，摄收徒弟，传授教法。其中，后藏5人中的黎·罗追勋努在后藏建立了觉姆寺，即女众道场。可以说，这是藏传佛教“后弘期”中最早产生的一座女众道场或尼僧宗教活动中心。另据有关藏文史籍，“后弘期”初期，卫藏地区僧尼已达数千人之多，虽然没有专门的尼僧统计数字，但其中肯定有一定数量的尼僧。
西元996年，阿里古格王拉喇嘛意西奥，在阿里地区重兴佛教，建立寺院时，也关心尼僧的建设，在托林寺内以白殿为尼众道场，建立了尼众僧团组织。这似乎延续和效仿了其祖辈吐蕃藏王赤松德赞于西元8世纪在桑耶寺建立尼众道场的遗风。但更重要的是表现了阿里古格王拉喇嘛意西奥对尼众的重视。由此可断言，白殿为藏传佛教“上路宏传”时期，西部阿里地区出家女性的第一个活动中心。随着上、下两路的宏传，藏传佛教已从朗达玛“灭佛”后的衰败状态中得以恢复，且呈现兴隆发展之势。与此同时，藏地的尼众或出家女性也开始复兴并得到发展。
特别是西元9世纪后期，从安多、康区、卫藏直至阿里等整个藏区，社会逐渐稳定，经济得到发展。同时，藏传佛教也依附各地方的政治势力，便迎来了它的全面发展。藏传佛教各宗派以“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态势，纷然兴起，相继产生了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息解派、觉域派、噶举派、觉囊派和格鲁派等各大宗派，而且还形成了诸如郭扎派、夏鲁派或布鲁派、博东派等小教派。藏传佛教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深入藏族社会的各个层面，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藏地尼僧亦随着各宗派的兴起，分别产生了隶属于各个派别的尼众与尼众僧团组织，并在广大藏区迅速发展。
二、各宗派尼僧分布状况及其特点
从历史的角度看，藏族尼僧或尼僧组织最早产生于藏传佛教宁玛派之中。其历史渊源可追溯到吐蕃时期，比如，从莲花生大师剃度出家的藏族第一位比丘尼益西措杰，以及桑耶寺内建立的吐蕃第一个女众道场，都应该归属于宁玛派。而具有统一教法仪轨和信仰体制的宁玛派尼僧或尼众僧团，则形成于藏传佛教“后弘期”内的宁玛派大师索波切·释迦琼乃（1002-1062年）时期。
就目前中国藏族地区宁玛派尼僧及尼僧组织而言，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藏族地区，在国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国。据笔者田野调查及有关部门的相关材料资料统计，在藏族地区现约有78座宁玛派尼寺和尼僧群落聚居地[4]；另外，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国的尼寺或有尼僧的寺院也约有12座。其中规模最大的宁玛派尼寺即尼众僧团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拉荣五明佛学院的俄洁扎勾尼寺，尼僧最多时曾达4000-6000余名。其中势力最强的是玉树州囊谦县改加格尼寺，它拥有许多属寺，比如，囊谦县境内的德庆登尼寺、玉树县境内的苏鲁尼寺、塔玛尼寺、曲吉尼寺、森钦尼寺、觉泽尼寺、许宝尼寺、邦吉尼寺、角克尼寺、琼阔林尼寺、阿麦尼寺、江亚尼寺、格拉尼寺、阔查尼寺、切亚尼寺、给改尼寺、色姆尼寺、法姆尼寺等，均为其属寺。
历史上比较著名的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境内的香色尼寺（截至笔者1997年8月考察时，有270多名尼僧），位于山南地区琼结县境内的次仁炯尼寺，约有150名尼僧，位于昌都地区的角克尼寺，约有尼僧300余人，以及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境内的阿琼南宗三丹群培林尼寺，现有尼僧180多人，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境内的改加格尼寺和玉树县境内的曲吉尼寺等，据传现有尼僧500多人。这些尼寺均为当前中国藏族地区比较有影响的宁玛派尼寺。从宁玛派尼僧人数来看，它在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总数中可排列第一。由此可见，宁玛派是藏传佛教各宗派中拥有尼众最多的一个宗派。
噶当派是继宁玛派之后产生的藏传佛教宗派之一，源于印度颇著名声的高僧阿底峡（982-1054年）尊者，由其弟子仲敦巴（1005-1064年）正式创立为藏传佛教的一大宗派。西元15世纪，建立在噶当派教义基础上的格鲁派兴起后，噶当派尼僧逐渐并入格鲁派尼僧之中，于是作为一个独立宗派的噶当派在藏区渐渐消失，其尼众也就不复存在了。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曾在藏族历史社会中产生过深远影响。从西元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萨迦派治理西藏地方，期间不仅掌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而且在西藏地方占据统治地位。萨迦派的尼僧及尼众僧团，大约产生于西元13世纪前半期。比如，萨迦派女大师多德，是萨迦世系中记载的最早的一位女大师，她是萨迦派第四祖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弟弟喇嘛桑察索南坚赞之女。另据《萨迦世系史》记载：“喇嘛桑察索南坚赞（1184-1239年）的第三位妻子家住阿里贡塘，父亲是贡塘之赞普，她名叫拉久泽玛，生有二女，长女为有名的女大师索南本，她修建了觉摩林，建立尼僧团组织，讲听佛法。”[5]
这是笔者目前查阅到的有关萨迦派尼僧和尼寺最早的文字记载。女大师多德和索南本，以及女大师仁钦迥乃，均为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的侄女，是萨迦派第五祖元朝帝师八思巴同父异母的妹妹。由此可知，从西元13世纪开始，萨迦派尼僧不仅建有自己的僧团组织和专门从事宗教活动的道场，而且在萨迦昆氏家族中女大师层出不穷，诸如后来产生的贡噶本、索南贝宗、卡卓宗等许多有成就的女大师或优秀尼僧。
目前，萨迦派尼僧及尼僧组织，在中国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在国外主要分布在东南亚的印度、尼泊尔等国。西藏自治区境内现有3座萨迦派尼寺及4个尼僧群落。这里指出的3座尼寺分别是位于日喀则地区萨迦县仁钦岗的仁钦岗尼寺，以及拉萨市林周县斜玛乡的达域贡宝拉康和林周县改布乡的盘德则尼寺。其中仁钦岗尼寺，截止笔者1998年8月考察时，有26名尼僧，达域贡宝拉康（佛殿）有30名尼僧，盘德则尼寺有45名尼僧。从总体上看，萨迦派尼众在藏传佛教尼僧组织中没有很强的宗派势力，而且尼僧人数的所占比率也较小。但就本宗派而言，仁钦岗尼寺是萨迦派中最有影响、最为著名的一座尼寺，它自古以来一直是萨迦派尼僧最权威的重要道场。
息解派是11世纪由南印度著名瑜伽大师帕丹巴桑杰在西藏创立的一个藏传佛教宗派。该宗派的第一座女众道场——嘎日三丹林尼寺，大约建立于西元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之间。相传，当时在嘎日三丹林尼寺修习息解派法门的尼僧达355名，而且许多尼僧获得成就。西元16世纪之后，随着息解派的逐渐衰微，息解派的尼僧组织也开始衰落。目前，该寺已演变成为格鲁派尼寺，也是拉萨地区著名的尼寺之一。
觉域派是西元11世纪由藏族著名的女密宗大师玛久拉仲所创立，是藏传佛教史上唯一由女性创立的一个宗派。觉域派是藏传佛教中一个不注重建寺造庙的宗派，主要专注于修持密法。因而，觉域派尼僧的组织形式也别具一格，其女尼群体以上师为中心而组建起来，上师成为尼僧组织的核心。从历史上看，觉域派的尼僧组织，最早是在该派祖师玛久拉仲创建的根本道场桑日卡尔以她为中心而逐步形成。目前，觉域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已不复存在，但其教法仪轨，依旧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共同修持的唯一法门。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修持觉域派教法的尼僧涵盖各个宗派。另外，在格鲁派中还形成了以修持觉域派教法为主的贡日卡卓玛（gung ri mkha''gro ma）女活佛传承体系，迄今相沿不断。
西元11世纪，随着噶举派各支派的形成及势力的不断扩张、噶举派的尼僧和尼僧团组织或尼寺也依附着噶举派的日益强盛的势力在全藏区相继产生。在此值得强调的是，14世纪，噶举派高僧噶玉瓦柔贝森格（智狮子）在康区雅砻江中下游的木雅热冈（mi-nyag-rab-sgang）的布波（spu-vbor）地方建立了以噶举派尼僧中产生的比丘尼扎西贝（妙吉祥）为中心的受持具足戒的比丘尼僧团组织[6]。由此可断言，藏传佛教噶举派尼众史上曾有过比丘尼传承。
目前，噶举派尼僧与尼寺，在国内主要分布在除甘肃省以外的西藏、青海、四川、云南藏区，主要集中在西藏、青海两地；在国外主要分布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其中西藏自治区境内约有37座噶举派尼寺和住有尼僧的寺院，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有20座噶举派尼寺，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内和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各有一座噶举派尼寺或尼僧群落，共计59座寺院；国外有14座噶举派尼寺和住有尼僧的寺院。
其中在国内比较有名的噶举派尼寺主要有：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墨竹贡卡县境内的德仲尼寺（gter sgrom jo mo dgon pa），约有200人；智龙尼寺、约有55人；墨竹贡卡县的亚日岗尼寺，约有79人，格罗尼寺，约有60人，以及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囊谦县的觉拉乡麦土格尼寺（rrnad mthil dge jo mo dgon）约有113人、白玛琼宗尼寺（panma khyung rdzong jo mo dgon），有300余人、玉树县上拉秀乡的则空改尼寺（mdzes khang dge dgon pa）等。在此值得说明的是，德仲尼寺和白玛琼宗尼寺是同时修持噶举派和宁玛派两个宗派教法的尼寺。总之，噶举派尼寺与尼僧总数在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中位居第三，可谓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觉囊派是藏传佛教中具有独特风格的一个宗派，该宗派形成于西元13世纪，由大成就者贡邦·特杰尊珠（1243-1313年）在今西藏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平措林乡的觉摩囊地方建立觉囊寺而形成并得其名。觉囊派以“他空见”为主要学说，因而在佛学阐释方面独辟蹊径，在藏传佛教界引起颇多争议。当前，觉囊派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两地。
因此，觉囊派的尼僧组织，在整个藏区分布面不广，目前只有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的隆居（lung-lcog-dgon）尼寺与壤塘曲嘎尔寺（vdzam-thang-chos-sgar）居住的尼僧群落，而且两处的尼僧组织规模不大，截止1999年笔者考察时，尼僧总数约60余人。
格鲁派的尼僧与尼僧组织产生于西元14世纪。据《宗喀巴大师传》记载，1385年，宗喀巴大师在热振寺后山的则岗修行时，受多杰帕姆佛母的授记建立了“三丹林”，意即“静虑洲”女众道场。这座尼寺则是格鲁派建立的早期女众道场。1409年，宗喀巴大师以甘丹寺为根本道场，创立格鲁派后，作为一个独立宗派的格鲁派尼僧亦随之诞生，且遍及整个藏区。格鲁派的尼僧与尼僧组织，是目前藏传佛教尼僧组织中最具势力的一支。现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藏族地区，以及内蒙古地区与周边的印度、尼泊尔等国。据统计，格鲁派尼寺，在国内约有98座，在国外约有15座。其中位于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区的仓宫尼寺，远郊娘热乡的曲桑尼寺，嘎日三丹林尼寺，夺底乡的敏琼尼寺，林周县的热振三丹林尼寺，以及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镇的皇仓哦格丹旦林尼寺和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四哇乡的四哇尼寺等，均为格鲁派的著名尼寺和尼僧修行地。根据笔者于1997、1998年的实地考察，当时仓宫尼寺有127名尼僧，敏琼尼寺有111名尼僧，热振三丹林尼寺有205名尼僧，皇仓哦格丹旦林尼寺有100余名尼僧，阿坝四哇尼寺有188名尼僧。[7]
藏传佛教除上述宗派外，历史上还产生过其他小宗派，诸如郭扎派、夏鲁派、博东派等，在这些小宗派中也产生过属于各自派系的尼僧。比如，在郭扎派僧人中“有许多住持寺院的格西玛（即女善知识）、女成就者”。
在博东派创始人博东·乔列南杰大师的弟子中有被称为“持修持幢幡四弟子”之一的著名尼僧嘉姆索南宗，她当时不仅住持洋卓嘉措林（yar-vbrog-rgya-mtsho-gling）尼寺，而且建立了班木曲顶寺等其他尼寺；博东·乔列南杰大师的另一位著名女弟子至尊曲吉仲玛，后来成为第一世桑顶多杰帕姆女活佛。
此外，藏传佛教“后弘期”初期，还出现了一批无宗派之别，专门修持一种法门的尼僧。例如专门修持《大悲观音》、《金刚鬘》、《空行五部法》的尼僧，特别是著名尼僧玛久桑杰日玛的再传弟子女密宗大师沃底泽玛，经过长期修炼《空行五部法》获得成就，并著述了许多密法修持方面的论著。还有大成就者宁促布哇的著名女弟子沃尊嘎姆，不仅担任顿姆隆尼寺的住持，而且修持《大悲观音》获得成就，成为一名女密宗大师和女喇嘛即女上师或女活佛。
从目前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分布的情况来看，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点，分布最为广泛的是格鲁派和宁玛派尼僧，遍布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整个藏族地区；其次为噶举派，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四川藏区；而萨迦派尼僧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的日喀则地区和拉萨市林周县，以及阿里地区；觉囊派尼僧主要分布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和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可以说，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的分布，与该地方的教法信仰传统有一定的关系，它反映了某个宗派在该地方具有的势力和影响。
三、尼僧的修行方式与日常生活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程中，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宗教生活方式和表现形式。佛教传入吐蕃以后，在其藏土化的过程中，选择了它的存在方式，作为其传播媒体或实践载体的僧众或信徒之一的藏传佛教尼僧，在选择佛教这一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也树立起她们生活的最高价值取向和宗教行为模式，并具有十分鲜明的个性和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探讨。
由于各宗派尼僧所修持的教义内容的差异，以及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或生活环境的差别，又产生并形成了各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修行方式或生活模式。笔者根据近几年来对藏区尼寺及尼僧的实地考察，将其修行方式，从总体上划分、归类如下：
（一）尼僧群体共同的修行方式
尼僧群体共同的修行方式，即尼僧群体共同的宗教生活模式，它主要表现在各宗派尼寺即住寺尼僧团体每日举行的“日常会供”即“日常课诵”、每月“上弦月”、“下弦月”的“会供法会”、每年从藏历正月初一至十二月三十日的各种法事仪轨等内容的修持，以及不时穿插的一些祈福禳灾的佛事活动。这些宗教活动是按照年、月、日为界，分期依次举行，非常规范，有一定的程式性。由尼僧团体以尼寺的大经堂为宗教活动场所，集体共同修持而完成。这是藏传佛教尼寺尼僧团体定型化的基本修行内容，在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日常课诵
日常课诵，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每日定时集中于尼寺大经堂，集体共同诵读佛经，念持经咒、礼佛供养和梵呗歌赞的一种行仪和修行方式。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寺均有日常课诵这一行仪。它不仅是藏传佛教住寺尼僧日常宗教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而且也是藏传佛教尼僧团体定型化的宗教活动和每日必须修持的定课。在古印度，讽诵佛经，奉行三品仪制，首先颂扬马鸣所集的赞佛诗文，其次正诵佛经，然后陈述回向发愿。这种念诵法也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课诵活动的基本仪制或修持方式，都被普遍遵行。但是各教派课诵的内容并非完全一样，即便是同一个教派，同处一地，日常课诵的内容也有所不同。譬如，属于宁玛派的阿琼南宗尼寺日常课诵的内容主要有：《初供》、《药师供赞》、《三聚经》、《圣普贤行》、《入菩萨行愿》、《圣弥勒愿品》、《圣救度母》、《莲花生愿品》、《金刚空心结》、《八大吉祥》、《回向与发愿》等。当然，日常课诵的这些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自己所会供的内容的变化而变化。
日常课诵一般在清晨进行，可谓“早殿”或“早课”。每日清晨尼僧们定时集中在大经堂，共同诵经供赞，礼佛祈祷，与安置于大经堂中那些可见或可亲证的神佛、菩萨实体（塑像）面对面的交流，由此不仅可产生一种亲切感，而且日常课诵作为尼群体每日对共同信奉的超自然体加以尊崇和敬拜的一种行仪，它确立或保持了尼僧们与超自然体的一种特定的联系，并通过这种宗教体验，加深了尼僧的宗教信仰与感情，对她们的群体意识和教团组织的巩固和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2.法事仪轨
法事仪轨，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寺尼僧集体宗教生活中最重要的修持内容，是住寺尼僧群体共同以独特的形式向神、佛、菩萨、本尊等表示敬畏、感恩和祈求的一种宗教礼仪和修行方式，也是各宗派尼僧集体共同对本宗派教义教法的一种内心体验与实践。因此，法事仪轨已成为各宗派尼寺尼僧群体宗教生活中固定的一种修行形式。
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寺尼僧群体每年举行的各种法事仪轨，纷繁多彩，五花八门，因法事仪轨内容之不同，大致可分为求福、感恩、祭祀和崇拜等。仪轨之目的，以祭祀供养护法、本尊等神灵为祈福、禳灾、保众生平安和佛法宏扬；以祭祀供养上师等为报谢、感恩、护佑和赐教；以祭祀供养至贤人物为崇拜、恩赐智慧。在这些不同的法事仪式中尼僧们一般往往以供奉净水、鲜花、神灯、香火和神馐等吉祥物品，或上千种物品的“千供”来沟通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联系。梵呗歌赞、歌唱优美的赞颂词，吹奏各种悦耳的法器，“迎请”着其教派的本尊和护法等神佛，结手印、口念经咒，手按法器与这些非人格的超自然力进行交流，使其法事仪轨形式达到完美。同时她们将自己融入一种永恒的力量之中。正如“当一个教徒以仪式的方式来咏唱赞歌、祈福、咒语或神话时，其产生的效力（在其倡导者与拥护者看来）根本不是来自个人的欲望与祈求，而是来自其自身的神圣性。”[8]
而这种神圣的法事仪式则成了尼僧们把神秘的神圣力量引入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手段。可以说，法事仪轨事实上是宗教信仰观念的行为表现和具体化。它们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的关系。
3.俗家经忏
群体为俗家诵经拜忏的一种修行方式，为尼僧宗教生活的一个方面，它往往由施主奉献财物，指定尼僧修忏法诵佛经，也是藏传佛教尼僧的一种“谋利”的佛事活动或经济来源的途径。诵经拜忏可在寺院集体共同进行，亦可去俗家进行。进行经忏的内容纷繁多种，十分繁杂。有追荐亡灵、祈冥福、报亲恩、消灾延寿、驱邪禳灾等等，其形式也是多样的。在此不再赘述。但这些诵经拜忏的尼僧在仪式中都扮演着一种神圣的角色，是神的代表和仆人，皆成为神圣力量和世俗人间的联结点，把神圣力量传给世俗人间，或救度亡灵，引入极乐世界，或超脱苦难，构造着一个完整的经验世界，但它却隐藏着一种救治世俗的方法，或具有一种拯救的力量。它通过礼敬、赞叹、拜忏以安定心思，能够净化或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在藏传佛教中各种忏法便纷呈于世，成为藏传佛教僧尼主要的佛事活动之一。
（二）尼僧个人的修行方式
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除了以上集体共同的修行内容和方式以外，还有属于尼僧个人独立的修行内容和方式，它主要表现在磕头礼佛、煨桑烧香、诵经持咒、守持斋戒、闭关苦行、修炼密宗、云游朝圣等方面。这是藏传佛教尼僧个人修行即宗教生活的重要内容，一个尼僧的一生基本上是在这些宗教行仪中渡过的。其活动范围主要是以个人的僧舍、修行洞、圣地和深山荒野等为中心和场所。
1.磕头礼佛、煨桑烧香
磕头礼佛、煨桑烧香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每天早晨起床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先是叩头礼佛四皈依，后煨桑烧香、供施净水，赞呗祈请和供养本宗派的神、佛、菩萨、本尊和地方神祗等，以此来表现个人对神、佛、菩萨、本尊、地方神祗和上师等的一种依赖感或敬畏感。这是尼僧个人同诸神灵交往的基本形式，有的尼僧每日三千、五千不等地磕上五体投地的等身长头，并默念一定数量的经咒。
2.诵经祈祷
诵经持咒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个人修行的基本内容和方式，每个尼僧每天都要念诵一定数量的经文和颂偈，诸如念诵《圣文殊菩萨名称清净说》、《普贤行》、《白伞盖佛母》、《薄伽梵佛母般若波罗蜜多》、《圣救度母》等经文颂偈。当然，每个尼僧所诵持的经文颂偈的内容并非相同，是以尼僧个人的需求而定的。但她们的目的却是一样的，都希望借助神力来实现自己或他众的目的和心愿，这是她们共同的心理基础。对她们而言，每日诵经赞呗祈祷不仅打开了神圣天国的大门，从而让生活充满憧憬、欢乐和智慧，而且经文颂词中描述的神圣无比的世界模式，便构成了她们生活的灯塔。尤其是她们祈祷或崇拜的那些佛母等女性物件，被她们视为自己前进的指南或希望，认为女神佛母对女性本身更加灵验，充满慈悲，利益无边。故此，对女神佛母表现出特别的尊崇、爱慕、谦卑和虔诚。这些通过语言形式来体现的宗教意识行为表现，不仅满足了尼僧自己的宗教生活目的或需要，同时又培养和净化了她们的慈悲、善良之心与伦理道德行为。
3.转经持咒
转经持咒是藏传佛教独具特色的一种行仪和修行方式，而且也是藏族僧俗最基本的宗教生活形式。转经，即转经轮（筒），每个经筒内装有一定数量的经咒，一般往往以六字真言或咒语为其主要内容，每转动一次就等同于念诵数百倍的经咒。认为循环往复不断念诵六字真言，即能消灾积德，功德圆满而成佛。藏传佛教对真言咒语功能尤为重视，将六字真言视为一切佛教经典的根源，是诸佛思想之聚焦，八万四千经论的精英，五部佛主与秘密主之心要。这六个字中的每个字都是陀罗尼咒之聚会，善业与功德之本源，利乐成就的根本，善趣与解脱的大道，对它赋予了一种摆脱轮回转生或六道的职能，从而使六字真言更加威严神圣。因此，手转经轮，口念经咒真言，转经诵持经咒是藏传佛教尼僧日常个人的主要修行方式，她们的闲暇时间几乎都在转动着的经轮和经咒中渡过。
4.守持斋戒
守持斋戒是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个人修持的一种苦行，即禁食、禁语、禁卧的一种苦行，由尼僧个人发愿守持。一个斋戒历时3天，即第一日吃早茶，过午不食，第二日一天禁食、第三日清晨开斋。此为一个斋戒。守斋时，限制饮食、禁语、禁卧，默念一定数量的经咒或真言。在藏传佛教尼僧中有许多发愿守持过“千斋戒”的尼僧。一个尼依次守持一千个斋戒，最快的也需要数年，所以守持“千斋戒”需要一定的毅力。守持斋戒的目的，在于超度亡灵及禳灾驱祸。为此，有的尼僧终生守持斋戒，修持苦行，以积累功德。
5.闭关苦行
闭关苦行即在特定的时间里与世隔绝独自隐居修行，藏传佛教尼僧在寺院里修行修到一定程度，要闭关修行，闭关修行期间一般不与他人会面。闭关的时间可自行选择，如闭关3个月，或1年，或3年3月零3天，或更长。有的尼僧甚至终身闭关修行，直至离开人世。这样的尼僧在藏族地区也不乏其数。
6.修炼密法
修炼密宗是藏传佛教尼僧较高层次的个人宗教生活，也是藏传佛教尼僧佛学功底达到一定程度后，进行的一种修行方式。修炼密法有一定的条件，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佛学基础知识，其次要圆满各自宗派“五十万个加行”，最后要经过上师教诫和灌顶，方可修炼密法。初次修炼密法，要在女密宗师的指导下修炼。由于所修持的密法内容不尽相同，故在修炼密法场所、修炼时间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要求，比如阿琼南宗尼寺的尼僧，每年秋冬季要在寒冷的修行地修炼108天的“脐轮火”密法，夏季从藏历5月19日至6月21日，在深山里修持“大圆满智慧上师”密法。
7.云游朝圣
云游朝圣是藏传佛教尼僧以朝圣拜佛为主而云游四方的一种修行方式。云游朝圣的尼僧没有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和赖以生存的生活环境，以朝拜名刹古寺、佛教圣地为自己的宗教生活内容和修行方式。故而，藏传佛教尼僧为了朝圣修行，将不惜一切艰难困苦，千里迢迢地去朝拜藏传佛教著名圣地，如拉萨、前后藏、康区、安多等藏族地区的名刹古寺、修行圣地、神山神湖，以及汉地的五台山和峨眉山等佛教名胜。甚至有的尼僧历时几年磕等身长头[9]，用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地丈量高天厚土抵达拉萨朝圣，以了却一生的心愿。
从以上我们可以了解到藏传佛教尼僧基本的修行方式或宗教生活模式，可以说，藏传佛教每个尼僧的修行方式不尽相同，它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宗教追求，主要取决于各自的选择，但她们有自己皈依的上师，必须得到受持上师的教诫，并依此修行。当然，藏传佛教尼僧与众不同的修行方式，也受到藏传佛教本身、藏族社会、地理环境、经济条件、生活条件及各种因素的一定影响，但它根源于个人和群体的需要。
（三）尼僧的日常生活
在藏族地区，尼僧的日常生活也有自己的特点。譬如，改革开放以后，藏地的尼寺正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开始走“以寺养寺，农禅并重”的道路，尼僧在从事宗教活动的同时，参加生产劳动或缝纫、手工编织工艺品等，以此来增加寺院的经济收入，但是由于经济基础的薄弱，大多尼寺尚无具备自养能力，加之尼寺大多地处原离城镇、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偏僻山区或草原，没有更多的信徒专门前往朝拜，也很少有人做施主供养。因此，藏族地区的尼寺因经济来源不足或局限，一般都比较贫穷，不能保障尼僧的日常经济生活，而每个尼僧的一日三餐、打柴打水，以及衣、食、住等方面的日常生活消费全部由个人自理。然而，尼僧们不畏日常生活的清苦和艰辛，她们各个显得心情愉快、精神饱满。
总之，布施、化缘依旧是藏地尼僧日常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或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同时，家人或亲属也是藏地尼僧日常生活的主要依靠物件，这在某种意义上又对尼僧的亲属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可以说，藏传佛教尼僧的日常生活，必然会受到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从而呈现不同的生活模式。
四、尼僧的未来走势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和改革开放的春风，藏传佛教重新得以全面发展。与此同时，一些曾回乡务农或从牧的尼僧重披袈裟从幕后走上台前，纷纷重返昔日的寺庙故地点燃了第一把香火，许多尼寺由此得以恢复。随之剃度出家，削发为尼的女性，在广大藏区与日俱增，并在各地不断营造修行地或尼众道场，为她们创造赖以生存的环境，且遍布于各个藏区，从而构筑了当今藏传佛教一个庞大的社会实体或主要载体之一，在藏族社会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就当前藏族地区出家女性及其僧团组织的状况来看，21世纪藏传佛教尼僧的发展趋势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尼僧方面来看：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的总数将会增长。据笔者实地考察获取的资料，目前不少尼寺的尼僧数量较之过去增长一倍以上，如阿琼南宗尼寺1958年以前有70余人，现上升到180多人，这种增长势头将会延续，而且广大藏族农牧民女性依然是尼僧的主要来源，其整体素质将会有很大的提高，预计80%的尼僧入寺前将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还会有一部分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加入尼僧的行列。尼僧的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住寺尼僧仍将是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的主流，群落、云游和苦行尼僧，以及不脱离生产劳动，称之为“赛钦”的在家尼僧依然将长期存在，则构成藏传佛教出家女性的另一不同类型。
2.从修行场所方面来看，尼寺、修行地等尼众道场的数量将有所增长。由于藏传佛教的大多尼寺还处于缓慢的修复和重建当中，目前除了国家批准开放的一些尼寺得以恢复以外，另有一部分修行地或尼寺将由尼僧自行相继修复。随着尼僧人数的增加，还将开辟新的道场。修行场所从规模上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随着藏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广大农牧民群众生活的提高，尼寺的条件将会逐步得到改善，一些历史上有名的修行地和比较大的尼寺的规模将继续扩大，同时那些有一定名望的活佛辖属的尼寺和修行地的规模也将继续扩大。有条件的尼寺还将办学行医为当地的农牧民子弟传授文化知识，施诊施药，服务于藏族社会，从而体现藏传佛教尼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在宗派归属上，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觉囊派和格鲁派的尼众道场依旧将并存而分布于广大藏区。
3.从修学内容方面来看，各尼寺在继续保持各自宗派传统的修学内容及其他固定的法事仪轨的同时，尼僧各自依自己的具体情况自由选择修持仪礼及其他宗教和文化知识的学习，也将成为其宗教活动和修学的重要内容。随着一些著名的比较大型的尼寺规模的继续扩大，尼僧的修学内容将会继续扩充，有条件的尼寺将设立僧学院，以提高藏传佛教尼僧的整体修养，尼僧将在这里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按照藏传佛教完整的寺院教育体系，系统、规范的修学佛教法相义理与藏族传统文化知识即“五明学”[10]，最后获取佛学学位，从而实现那些有着强烈求知欲望的广大尼僧的愿望。
综上所述，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僧及其僧团组织作为一个宗教载体或实体，有自己的特点和基本的生活模式，尤其是她们的修行方式独具特色，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尼僧的组织形式或寺院规模有大有小，却分布在整个藏区，为广大藏族百姓的宗教需求服务，在藏族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21世纪，藏传佛教尼僧将会呈现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尼寺的条件将日臻完善，尼僧的生活将不断改善，尼僧的整体素养也将逐渐提高，其中还会产生不少藏传佛教尼僧大德。
注释：
[1]这里所说的比丘尼与比丘尼僧团，泛指吐蕃藏地所有的女性出家修行者和由女性出家修行者构成的佛教组织或教团。
[2]《丹噶目录》和《旁塘目录》现收藏在西藏博物馆内。
[3]藏文古籍《弟吴宗教源流》，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6-358页。
[4]即有尼僧的寺院。
[5]昂旺·贡噶索南著《萨迦世袭谱》（藏文）民族出版社，1986年，第235页。
[6]《木雅五学者传》（藏文），四川民族出版社，1987年，第71-72页。
[7]以上藏传佛教各宗派尼寺的统计资料，除了笔者近年来实地考察获取的资料以外，大多来自各地方志及有关部门的统计资料，国外的资料引自《西藏杂志》（The Tibet Journal），印度，1986年，第2期。实际上，目前现有的藏传佛教尼寺要超过以上统计资料，尤其是西藏自治区境内的尼寺，如昌都、淋芝等专区的尼寺，及有一些尼自行修复的尼寺尚未收录在其中。由于藏传佛教尼寺分布区域广，加之各地区跨度大，详细调查和统计有人力、物力多方面的困难，所以，以上统计数据只能作为分布在藏传地区的尼寺的概数，确切的资料有待今后做进一步深入细致地考证。在此需要交代的是，资料中除了各宗派尼寺外，均包括“一寺两院”的僧、尼混合寺或尼僧群落，即在一个寺院下，设比丘和尼僧两个僧团组织，尤其是分布在国外的尼寺，比如噶举派尼寺，除了1座尼寺外，均为僧、尼混合寺。这是藏传佛教寺院或僧团组织的另一种存在形式。
[8]《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美）斯特伦，金泽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4页。
[9]即站立合掌，举过头顶，降至鼻尖、胸前身体前扑，双臂前伸着地，划一记号，起身，跨两步到记号处，再重复以上动作。
[10]五明学，又分大、小五明学，大五明学为：工艺学、医学、声律学、正理学（因明等）和佛学；小五明学为：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和星象学。
作者简介：德吉卓玛（Deji droma），女。藏族，藏语言文学硕士，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人，精通藏、汉两种语言文字，兼懂英、日语。2005年1月起，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工作，从事藏传佛教研究工作，专长藏传佛教女性、宗派与历史研究等研究，主要包括出家女性、女性神灵、觉域派、息解派、藏族民间宗教和吐蕃佛教史等研究。现任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市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西藏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等。至今共用藏文发表7篇论文，用汉文发表66篇论文，发表13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