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的河西走廊是一个藏文化底蕴丰厚，文化遗迹很多的地区。然而，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我们没有见到有关建造藏传密宗特大坛城的记载，更没有发现相关的遗址。

2004年10月，甘肃日报发表一则《安西（今瓜州县）发现古代大型坛城遗址》的报道。消息称：“经过安西县博物馆、敦煌研究院、省考古所、西北师大敦煌所有关专家一年多的努力，去年在安西县发现的一处土遗址被确定为我国古代藏传密宗佛教的大型坛城遗址”。作为一名藏学爱好者，我一直在期待着下文。但，在此后的几年时间，没有搜集到更多考古进展情况和研究成果的信息。

带着许多疑问和好奇的心情，作者先后两次专程前往瓜州，对该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了解。期间，当地政府领导及文博部门的同志给予热情关照，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对周边其它遗址及榆林窟的考察也提供了方便。第一次去是在今年初，可惜偏偏遇到风沙天气，天地间一片灰蒙蒙，加之摄影器材的关系，拍摄的照片很不理想。第二次去瓜州是在最近（8月3日），此日天公作美，碧空丽日，能见度很好，拍摄的图片也不错。更为重要的是，对这个特大坛城遗址的了解也更多了一些。

瓜州县，位于甘肃省河西走廊的西段，是连接甘、青、新、藏四省区的交通枢纽。全县面积为2．41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0.6万。瓜州县历史悠久，文物众多。这里有古城堡、汉长城、石窟和古墓葬等文化遗存近300处。境内著名的榆林窟，是莫高窟的姊妹窟。瓜州县城距离敦煌莫高窟也只有百余公里。

坛城平面图

瓜州特大坛城遗址位于县城东北面，距县城约6公里。坛城坐北向南，外部形状为正方形。正方形坛城墙有两层，分为外墙圈和内墙圈。外墙圈四面边长各142米，占地面积为20.164平方米。墙体残高0.5米至0.8米。另外，在北墙内侧还发现有30个小土堆。虽然残损严重，但看起来轮廓依然很清晰，颇为壮观。迄今为止，瓜州特大坛城，是全藏区乃至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最早的坛城之一，也是藏传密宗乃至我国佛教最大的室外坛城。人们将瓜州坛城称之为“佛门第一坛”，当之无愧。这个特大坛城的显世，也是遗址考古上的一大突破。

外墙东侧

瓜州特大坛城遗址建在荒滩之上，地表面十分平坦。由于坛城周边较大范围也很平坦而开阔，所以人们一般难以发现这个遗址。这里的土质为河西走廊多见的沙土地，地表比较坚硬。从坛城的墙体残迹看，构筑所用的沙土为就地取材。现在看去，坛城的外墙依然高出地面，形状和走向很明显。处于中心位置的4.5米圆形坛基，也同样高出地面，富有立体感。根据分析，坛城的外墙原高度在1.5米以上。

坛城的正门为南门，东、西、北三面也分别开1门，共有4门。东、西和北面的三个门口，均有翁城状墙体。东、西两面的翁城门都向南开，似与正门的朝向有关，对正门有所照应；北翁城门则向东开启。

如果仔细观察，与坛城外墙和中央圆形坛基所不同的是，内墙和金刚圈都看不到墙体，几乎与地表面是平行的。但，只要你走近它们，仍然能够发现不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内墙和金刚圈线条所呈现的颜色要深一些。主要原因是，线条上的石子颜色多为黑色，而且密度也大。线条上的石子有大拇指大小，也有稍大点的，但与整个坛城地表分布的石子相比较，内墙和金刚圈上的黑色石子比较多，而且体积也显得稍大一些。显然，坛城的制作者对这些部位的构筑材料是有所选择的。可以肯定，以上这些外部特征，为航拍发现创造了条件。这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最初的坛城航拍图片，是由国家级极旱荒漠自然保护项目专家们所提供的。瓜州县文博部门的同志，根据航片提供的方位和图形等，终于找到了这个遗址。

在外墙之内又有一方形内墙，也呈正方形，边长各109米。

内墙西侧

在坛城内墙圈正方形的中央，设有一个大的金刚圈，为正圆形，其直径为49.4米。

金刚圈局部

在金刚圈中央，有一方形台基。台基东西长9米、南北宽7.2米、残高0.18 米。在方形台基北侧3米处，建一圆形坛基、直径4.5米、残高0.22米。从圆形坛基的特殊位置，以及高于方形台基的情况看，这里可能是安放主尊的位置。

圆形坛基

方形台基与圆形坛基之间有一通道相连，通道长3米、宽0.7米、残高0.05 米。总的看，整个坛城除了西北角、北门西侧、东墙外侧有不同程度的损坏外，基本上保持了原生状态。

该遗址发现后，有关专家先后6次进行了实地调查勘测，在遗址内还发现了青花瓷片、黑釉瓷片和人工砍削过的柏木橛等。从该遗址的形制、规模、建造材料和工艺推断，是藏传佛教密宗的高僧大德们举行大规模佛事活动所留下来的。按藏传佛教仪规，此类立体坛城用于自受灌顶、予他灌顶、修行供养、接受悉地和成办事业等方面。这种立体坛城，完全是无量宫殿的模型，表现对所依本尊无量宫殿中心的围绕，或对于能依主尊，众多圣尊的围绕。这种将佛教思想和原始的宇宙观结合在一起，进而被精心图示出来的特大坛城，无疑是佛教界的一大奇观。
按照藏传佛教仪轨，密宗坛城的制作有很多讲究，也很复杂，地面一定有不少设施。但做完佛事活动后，室外坛城一般不会保留，因此实物遗址很难找到。瓜洲坛城遗址规模如此巨大、形制独特、结构严谨，尤其中央的核心部分保存状况较好，这是很难得的。因此，瓜州特大藏传密宗坛城遗址不仅有着考古研究价值，也具有重要的佛学研究价值。

当初，对坛城的建造年代推断为：“西夏、元、明、清时期”。很显然，这一推断的时间拉得太长，在时空概念上有点过于宽泛。就此问题，作者走访了瓜州县文管所李宏伟所长。他在查阅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该遗址的形制，与榆林窟、东千佛洞和旱峡石窟的西夏、元代壁画中的坛城进行对比分析认为：该遗址为西夏时期所建。

通过实地考察和翻阅相关历史资料，作者赞同李宏伟的观点，瓜州特大坛城的建造年代应在西夏时期。主要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 、西夏在河西走廊的统治时间长达近200年。西夏的统治者视藏传佛教为国教，从王室到臣民都笃信藏传佛教。如，西夏仁宗皇帝曾派遣使臣到吐蕃，邀请著名高僧都松钦巴（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创始人）来西夏传法。当时，都松钦巴因故未能前来，特派其大弟子藏琐布格西带领一批僧人，携带大量的佛经、佛像等来到西夏。他们在西夏境内四处收徒传法，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并与西夏民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来，藏索布格西被西夏王尊为上师，很受西夏王室的宠信。“蕃僧”在西夏受到很高礼遇，西夏的国师、帝师和最高僧官一般都由“蕃僧”担任。西夏时期，河西走廊境内建起不少藏传佛教寺院、佛窟和佛塔。如著名的张掖大佛寺、凉州金刚亥母洞石窟寺，护国寺、圣容寺和崇圣寺等。在整个河西走廊，藏传佛教的氛围是很浓的。

第二、建造规模如此浩大的坛城，一定与皇室的重大宗教活动有关。而河西走廊的凉州是西夏国的辅郡，他们对这一带的经营十分重视，皇室成员在河西走廊的活动也很频繁。因此，皇室在这里举行大型佛事活动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在瓜州境内的榆林窟3窟、4窟，东千佛洞2窟、4窟、5窟、6窟、7窟和旱峡石窟2窟，都有藏传佛教密宗的壁画内容。更值得注意的是，壁画中的曼陀罗坛城图样较多。榆林窟有14幅，东千佛洞有6幅，旱峡石窟有1幅，共计21幅。尤其，榆林窟3窟（西夏）南壁西侧壁画中的坛城，与该遗址的形制基本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