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对于我家来说，曾有那么一个漫长的时期，所有的好事都发生在三月，所有的坏事，也都发生在三月。要讲述它们，还得从我母亲最初的人生选择开始。
我母亲最早的职业是个裁缝。那是她人生中最美好的一个时期。一九九零年，母亲十八岁，在快要高考的前夕，辍学去北藏镇一个姿色秀丽的中年女人的裁缝店里当了学徒。店里活很多，那时候人们时兴穿用各种布料缝制的衣服。裁缝们什么活都接，包括女人的内衣。一套衣服按照大小、材质的不同，手工费五六七八或十几块不等。比起庄稼人，裁缝们不用风吹日晒，汗流浃背，收入又那么可观，是乡里人艳羡的对象之一。
我母亲在八个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六。她说她小时候从来没穿过一件新衣服，都是五个姐姐一个一个传下来的破衣烂裳。那些衣服传到瘦骨伶仃的她身上，差不多条分缕析，除了地图一样的补丁和太过窄小或太过宽大的样式，最让她难以忍受的，是渗透到一丝一线中姐姐们的鼻涕、涎水、汗液、气味以及大大小小的虱子。等她长到虚荣心开始提醒她需要注意自己的外表，她就感受到了更深的痛苦。她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不幸的姑娘，就因为她没有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因此她在最美的年纪选择做一个裁缝是情有可原的。她曾给我说，她喜欢裁缝店里新鲜布匹的味道，喜欢手抚过新布的丝滑感觉，喜欢剪刀剪开一块完整的布匹时喀喀喀的声音，喜欢新衣服挂在横杆上静待主人上身的样子……在她坐在昏暗、逼仄、阴冷的小店一角，默默而欢喜地缝了半年纽扣和裤脚的某一天，她的师傅给她做了一套粉红色的西装，算是对她的认可和酬劳。为此母亲整整啜泣了一个晚上，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幸福和满足。她的青春美貌发出的光辉，使粉红色外衣更加艳丽。来店里做衣服的客人络绎不绝，大多数是正值求偶的年轻人。两年后，她学成出师，成了北藏镇最有名气的裁缝师。就在那年三月，大地回春，她嫁给了一个苦苦追求她的年轻漂亮但没有多少本事的庄稼汉，开始了婚姻生活。
这个庄稼汉——也就是我的父亲，当年的拿手好戏是噘着嘴巴吹响俏皮活泼的口哨。我的爷爷在他十六岁时过世，他在没有约束的状态下快活了两三年。凡是离他近的东西，他都懒得去想。他几乎过着悬空的生活，仰头看天，脚不沾地。他周围的一切：庄稼，牛羊，他们母子漏雨的房屋，逢年过节时各种繁缛的礼数……在他看来，都是世界上的异常现象，他很不幸，生在这样一个偏僻落后的村庄和贫穷的家庭。他游手好闲，好吃懒做，经常把家里的粮食，背一小兜到北藏镇市场粜了，进饭馆吃一顿好的。后来，他阿舅告诉他，是时候要担起这个家庭的重任了。他这才揉揉眼睛看了看现实世界，总算成熟了一些。他决心干一番事业。干什么好呢？他苦苦琢磨。他不懂得也不想种庄稼，因为从来没见过哪个庄稼汉靠种地成了富人，相反，很多农民种庄稼不但没有发财，开春的时候，连一袋尿素都买不起。养牛羊呢？当然比种庄稼收益好，但每天赶着牛群羊群去黄金草原放牧，那份孤单和寂寞，他怎么熬得住！不过他明白，他必须得把双手从裤兜里掏出来，用它们干点什么了。他想到了那时正流行的皮带。为了显示出它们，年轻人把花衬衣的下摆塞进喇叭裤裤腰，别提多神气了。他说干就干。他费了很大周折，从县城批发来一大捆各色各式皮带，挂在北藏镇最繁华街面的一棵柳树枝上。但那些所谓“皮带”，硬得割肉，不出三天，磨得人腰里一圈红痒的疙瘩，很快卖不下去，蚀了本。他又卖苹果。可是乡里人不愿把钱花在他们认为不值当的地方：在两袋盐巴和一颗苹果中，他们不假思索，选择前者。苹果很快被从雷帝雪山那边飘过来的带着雪气的清风吹得皱皱巴巴，丧失了水分。我奶奶把它们存储在地窖里，母子俩吃了整整一个冬天。他感受到挫折，事业到此为止，旺盛的青春荷尔蒙牵着他，去追求更加想要的东西。每天早晨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用洗衣粉洗头，保持头发丝丝分明，清爽活力。他用烤热淌油的猪皮，早晚各一遍，把一双皮革鞋擦得能照出人的影子。他在北藏镇和番镇上的漂亮姑娘堆里寻芳猎艳，也曾跟着几个二杆子，到处追骚逐臭。当他发现裁缝店里美丽纯洁、脸蛋红得象玫瑰的母亲时，惊为仙女，把所有心思用在了她的身上。最初很艰难，母亲怀疑他不是个勤劳踏实的农民；但他长得那么好看，而且恋爱的人眼里，别说沙子，大象也能跑进去，最终他成功了。
别的姑娘出嫁，要自行车，要手表，母亲抱着讨价还价的态度，一口气要了十八套新衣，一台缝纫机。所谓的十八套，衬衣和内裤也算在里面。令她没想到的是，未来的婆婆一口答应。燕牌缝纫机没办法造假，可是他们送来的所谓十八套彩礼布料，纯属凑数，粗劣俗气到令人发指。拿今天的眼光来看，做抹布都会讨嫌。开弓没有回头箭，母亲过门了。那些布料，伤了她的自尊心，但她还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样式裁剪、缝制了它们，按照季节，心情，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的需要，轮流穿着，象一只寒酸的花蝴蝶。
这桩婚姻并不幸福。母亲是个高中生。如果不是她头脑发昏学了裁缝，说不定能考上大学，当国家干部。骨子里她多愁善感，情感丰富，偶尔读到的几本文学名著，让她学会了为他人的故事泪流满面，学会了理想和追求。可是父亲呢？只上了小学一年级。谈恋爱的时候被爱情迷住了心智，婚后，母亲发现，他们在生活上离得越近，思想上就离得越远。假如父亲是个有心人，假如他的眼睛能够看到她心里所想，哪怕只有一次，母亲也会把千言万语向他吐露，好比田野里一株孤零零的果树，轻轻一摇，熟透的果实就会纷纷落地。可是父亲的眼睛苍白，贫乏，空洞，就象他的思想。他说起话来，象通往北藏镇唯一一段笔直的沙土路那样平淡无奇，还充满缺乏基本知识而导致的幼稚。他连农民最基础的生产常识都没有，甚至不会看云识天气。但是母亲若抱怨一下他，他马上滔滔不绝，回敬她数不清的乡里乡气的污言秽语。母亲曾以为他动听的口哨，是他多才多艺，多情多感的表现，谁知他的精神世界竟这么空乏，令她失望透顶。一个男人，难道不应该无所不知，无所不会，侃侃而谈，带领自己的女人去品尝热情的力量，生活的味道，人世的玄妙吗？可是父亲愚钝，毫无求知欲，得过且过。他把幸福定位在吃饱喝足，有新衣穿，有钱花这些人的基本需求上，但母亲想的要的，显然比这更高更多。
2
虽然母亲的火石，打不起父亲心里的一点火花，但由于女人渴求爱情的天性，母亲一遍遍回忆着那些他追求她时的美好时光。那时的他，多么善解人意！但是慢慢地，很多美好她都记不清了，甚至怀疑它们是否发生过。细枝末节消失后，留下的是一片惆怅。
再后来，母亲不得不一点点向他低头。据母亲讲，刚结婚的时候父亲对她简直着了魔，怀了哥哥后，就不把她放在眼里了。他对结婚前养成的浪荡习惯，比结婚后应尽的本分更感兴趣。他喝酒吃肉，东游西逛，懒惰成性。母亲呢？千手观音一样忙完裁缝活，还要回家干农活，家务。如果说婚前她象一朵芬芳的鲜花，那么婚后，就象跑了气的酒，带点酸味了。她越是深谙勤劳和幸福的关系，就越对父亲的懒散感到失望和愤怒。她渐渐开始嘟哝，后来发展成吵嚷，最后变成咆哮。最初父亲还能听进去一些，悻悻地去干那些不得不由男人亲自动手的活儿，干了几次后，他觉得听媳妇的指派有损男子汉的尊严，便毫不留情地拒斥了她。于是脏活重活全落到母亲身上。每当她口出怨言，他就装作悉心接受的样子洗耳恭听，可等她发完牢骚，他就象一根烟囱，把浓烟交给天空了事。母亲对他这种天塌地陷与我无关而又表现出来的一团“和气”，比遇到任何形式的对抗都更加感到无可奈何，怨气难消。她气极的时候摔过一次门，发现这一行为有传达愤怒、抵消痛苦的作用，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她又中断过几次午饭，跑过几次娘家，敏锐地感觉到其中的粗劣和最终可能导致的结果后，象初次吸烟的人意识到危害那样果断停止。但她总归是个女人，而且还是新婚的女人。婚姻生活把覆盖在她内心和身体上的纯洁泥土一层层扒开，露出先是懵懵懂懂，后来越来越清晰的感官快乐。如同一种流浪的情感，突然找到使它得以苏醒的土壤，便再也不肯沉睡。出嫁前，在她的闭塞狭小的圈子四周，以娘家、裁缝活、农牧活计、灶房等概念筑成了不留缝隙的边界，现在突然有了以男人和婆家为中心的另一种生活，令她新奇、沉迷和不知所措。她有一种懦弱女性普遍的占有欲：抓住什么便永远也舍不得放手。她因此而比婚前更爱父亲——当然，婚前没有的恨，现在也有了。有那么一个时期，她感觉到被轻视和冷落的痛苦，放下自尊，委婉地要他关心爱护。她抱怨做农活胳膊疼，腰疼，目的只是得到他一声关切的问候。他出门，她要问清去处，他若含混其词，或粗暴地不许她发问，她的思绪就跟着他出村穿庄，上坡下沟，在镇子上，在酒馆里晃荡。他回来晚她也会问清缘由，但得到的通常是一串响亮的鼾声。他的衣服都是她亲自选材缝制，爱情的气息浸透了一针一线，扎下的每一针都是他能变成自己心目中的样子的希望。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好恶扩大到他身上，纯粹是他，太需要改造。她把新衣给他穿上，但把他打扮好看了，又怕他招蜂引蝶。她怀疑他在外面拈花惹草，疑神疑鬼，以至于神经衰弱。她越是这样，他离她越远。最后，她感到伤心，责备自己婚前没有看清他的庸碌无能，而且，她本能地感觉到，指望他做出什么有价值的事来，就跟指望公鸡下蛋一样荒唐。于是她心灰意冷，对他不闻不问。这下可好，轮到父亲犯贱，偶尔向她献媚了。
父亲本来打着如意算盘，满以为一结婚，生活会变得更加美好，有人会给他做饭，洗衣，伺候庄稼牛羊；他可以随心所欲，或许还能干出一番“事业”；哪知媳妇处处管着他，妄想当家作主。连他在人前说什么话，她也要一字一句教他。他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夜不归宿……她越是这么要求，他越反着来。惯的毛病！他想。他发现，对付母亲的好办法，就是晾着她，于是屡试不爽。但是偶尔，他也会视情形的严重程度，“心软”或者“认错”，把事情掰向有利于己的方向。也许正是这么一点点聪明，才使这桩裂痕密布的婚姻没有破碎。
不久，母亲生下了哥哥。她用当时北藏镇上能买到的最细腻、最柔软的布料给他做新衣服。第二年我来了。她用同样的爱养育我。这时候，经济大潮的春风穿过祖国广袤的国土，吹进了我们这道荒僻的小山沟，几乎一夜之间，北藏镇上都是从内地大城市千里迢迢运来的成品服装。那些服装新潮美观，精致柔和，穿上后简直象个城里人。手工缝制的衣服，首先被年轻人抛弃，接着是中年人，最后，连老年人也改变了古老的审美。裁缝们纷纷失业。他们要么回家种地，要么出门打工，要么一蹶不振，成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生存哲学的典型例证。母亲的师傅，那个风姿绰约的女人，关了裁缝店，当起了成品服装店的老板。
服装店太小，母亲多余啦。她就离开师傅，对父亲说，她也想在北藏镇上租一个铺面，卖成品服装。父亲断然拒绝了她。他太清楚自己是如何在挤满年轻男人的裁缝店将她追到手的。他认为，一个女人开店，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隐秘的开放。他可忍受不了自己的女人被无数男人打量，甚至被个别男人调情。他骗母亲，等再过两年，家里攒了钱，就给她开服装店。母亲相信了，回家务农，放羊，“攒钱”。
亲爱的读者，关于上述内容和下面我要讲到的一些故事，以及父母在不同情境下各自隐秘的想法，请您不要发问，我是怎么知道的。由于一些神秘的原因，生活中总有很多事情无法解释。我之所以这样讲述，目的只有一个，让您听到一个更加真实、动人的故事。好，我接着讲下去吧。
3
两年很快就过去了。母亲攒了一些钱，但都攥在奶奶手里。奶奶是家里的掌柜的。奶奶一辈子黄土里刨食，牛羊身上变钱，把每一分钱的花销和存储变成了艺术。她对母亲想开服装店的想法嗤之以鼻：一个女人，还想戳破天哩！我的父亲虽然看起来花哨，骨子里却胆小守旧，对外面的世界怀着自我想象式夸张的偏见和恐惧。但是母亲敢说敢做，敢闯敢荡。父亲不肯出门挣钱，让她失望、鄙夷，但又无可奈何。她看出，想要开店，只能靠自己。
母亲有一个同行，北藏镇的裁缝生意破产后去了拉萨做藏袍，工资很可观，于是母亲对父亲说她也要去。父亲言行粗暴地拒绝了她。三月里有天清晨，母亲在散发着各种发芽植物清香的泥土中撒完最后一把青稞籽，赶着耕牛回家，穿上“十八套”里质地最好、款式最新的一件红色衣服，谎称去集上买化肥，走了。天知道从未出过北藏镇的她，怎么到的拉萨。她走了十几天后，来了电话。那时整个村子只有村长家一部电话，村长在门前电线杆上安了一个大喇叭，谁家出门人打来电话，就喊谁家掌柜的来接。那是父亲这辈子接的第一个电话。他惊奇而疑惑地把电话放到耳边。当他听出里面是母亲的声音时，身为丈夫的尊严、羞愧、愤怒、无助和担心失去她的恐惧使他青筋暴突，浑身发抖。他沉默了半天，吼道：“臭婆娘，赶紧滚回来！不然，老子打断你的腿！”放下电话，村长很不高兴，拿起电话检查半天，说父亲声音太大，把他的电话震坏了，因此在接一个电话一块钱的基础上，多要了两块。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半年……母亲并没有听他的话回来，甚至再没来过电话。人们都说，母亲跟人跑了。父亲瘦成了一根棍。他酗酒，赌博，撂下牛羊不管，甚至顶撞奶奶。他快要疯了。他到处打听，拉萨怎么走，几天才能到，拉萨城有多大，得多少盘缠……但未付诸行动。他也几次，带着我和哥哥去外婆家要人，一口咬定他们坏良心，把女儿藏起来，又要过一婚，骗些彩礼钱。他怒不可遏，不止一次说起自家送的“十八套”。外婆家是老实善良的人，他们也接过一次母亲的电话，但他们和父亲一样，不晓得别人打过来的电话，是可以打过去的。
腊月里，越临近年关，父亲越沮丧，大白天也赖在炕上睡懒觉。有一天上午，他听见村长家的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他跳下炕，胳膊底下一左一右夹了我和哥哥，飞奔到村长家。他满头大汗，恶狠狠地吩咐我和哥哥对着电话哭，谁不哭就打死谁。电话响了。父亲拿起电话，声音还算平静。说了几句后，他对着话筒，不顾村长夫妇在一旁，毫不害臊地哭了。他哭得眼泪、鼻涕、涎水一起往下流，求母亲回来，一家人团团圆圆过年。我和哥哥，也感同身受，撕心裂肺地陪着他哭。村长懂得电话的奥秘，从父亲手中要过电话，把我们父子三人的头扒拉到一起，示意一起对着话筒哭。我们照办了。我们哭的一个比一个响。等哭得差不多了，村长扣了电话： “行了行了，又要把我的电话震坏了。”但是这次，他没有额外要两块钱。腊月二十七，母亲回来了。
母亲穿着一件美丽无比的土黄色藏装。她更美了，也更丰腴。她的眼睛欢快生动，熠熠生辉。将近一年的分离，她和父亲看起来，象两个世界活下的人。父亲没有打她，也没有骂她，相反，不受自己控制地流露出无限的甜蜜温柔。两个月后，他失掉的那些肉，又长回到了他身上。
母亲把做藏袍挣到的钱，一共一万五千元，交给了当家人奶奶。奶奶从未见过那么多钱，虽然气哼哼的，但也原谅了她。在我们这道沟川，天经地义，都是老人做掌柜。
母亲把见识到的新世界，用绘声绘色的语言，让父亲也见识到了。父亲很快起了变化。他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也想出去闯荡一番，甚至满脑子，都是发财致富的远大理想。父亲身高体长，健壮如牛，一双眼睛常常因为沉溺想象和无所事事而显得迷茫、惴惴不安。母亲恰好相反，她身材娇小，五官秀气，少语寡言，黑得发绿的眼珠坚定，温柔，蕴含着无限的力量。从小到大，我和哥哥从她身上获得的智慧和勇气，远甚于父亲。
父亲下定决心，跟着村里几个年轻人，去了西宁打工。他离家的一幕让人永生难忘：他神色凝重，疑虑重重，好象是去奔赴战场。但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他就满脸懊丧地独自回来了，理由是工地上苦太重，伙食象喂猪的一样。
他又像母鸡做窝似的，趴在家里不动弹了。失望之余，母亲决定陪父亲一起出门。过完年，往地里拉完粪，施好肥，买来种子，规划好哪块地种什么作物，三月就到了。殊胜的三月，仿佛一条分割线，把失望和失败留在昨天，把希望和成功放在今天。对于庄稼人来说，尤其如此。在奶奶讲给我和哥哥的故事里，三月永远是最殊胜、最吉祥的月份。她们小时候，踮着脚尖把三月盼来，等于从死神手中夺回了一条性命。漫山遍野的荠菜、蕨麻、马齿苋、擀面杖……还未钻出地面，她们就拿着小铲，循着芽根顶起的小土包挖下去，捋捋潮湿的泥土，把又白又嫩的春芽塞进嘴里，哄骗空瘪的胃肠，汲取那可怜的养分。对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来说，三月除了要给每一寸土地埋下希望，还意味着背井离乡，去某一个地方打工挣钱。他们多是熟练的建筑工人，或是其他什么行业，身上最显著的器官，是一双劳动者特有的灵巧粗大的双手。临行前几天，他们都会登上房顶，抱着双臂，长久而沉默地眺望远方，直到三月清亮的光芒，把他们的眼睛灼痛。父亲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但也常常等他们走后，学他们的样子，爬上我家房顶东张西望。我也喜欢三月。三月一打头，我和哥哥就要上学了。我喜欢读书写字，哥哥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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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落地发芽长成茵茵青苗后，青藏高原特有的雪域宝贝冬虫夏草就可以采挖了。父亲架不住母亲的撺掇和现实的逼迫，决定拼上一回，和母亲一起去青海挖虫草。母亲跟奶奶要盘缠，奶奶一分不给。奶奶的思想，还停留在多少年前的小农经济上，只要一家人吃饱穿暖，平安健康，她就心满意足了。母亲多次碰壁，嘴里一口一个阿妈，心里却气得连声音都发抖了。奶奶当然听得出来。于是，她剪刀一样的嘴巴，把母亲剪得遍体鳞伤。奶奶本来，就对母亲抱着先入为主的成见：彩礼衣服要了十八套！这道沟川，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例子。此外，她觉得母亲曾经天天在裁缝铺里和各种各样的男人打交道，谁知道清白不清白。母亲要钱不得，还被骂个没完，忍不住回嘴。于是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唇枪舌剑，最终都刺到父亲身上。奶奶骂他连媳妇都制不住，母亲抱怨他无能，一分钱都挣不来。尽管大吵一架，奶奶还是不松手。母亲就对父亲说，你不是有那么多朋友吗？去跟他们借一点吧。父亲担心以后会给她落下他交了一群“狐朋狗友”的话柄，硬着头皮去借。他从友情名单中挑选了一个人品最好，最有钱的。为了好开口，他把那人邀请到北藏镇酒馆里去喝酒。一瓶青稞散酒十几块钱，下肚了，一盘熟牛肉二十块，也吃光了。那人红光满面，此起彼伏，打着响亮的酒嗝。父亲看时机已到，决心开口，可是话到嘴边，蹦出来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于是他想，路上再说吧。他们走的是一条长满冰草和蕨麻的小路，马上就要分手；父亲心里打算，等到了小河边再说吧，小河也走过了。最后，他索性，给自己的嘴巴贴上了封条。母亲失望，只好撺掇父亲，瞒着奶奶，卖了一头牛，几只羊，凑了一万几千块盘缠和草山费。为此奶奶捶胸顿足，骂他们败家，整整骂了三天。父亲保证，一定给她翻倍挣回来。
出发的日子到了。那天下着春天细润清凉的小雨。父母带了几麻袋吃喝，逃难一样和一群联手坐着班车，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去往青海玉树高山草原，寻找虫草了。他们给当地藏民交了两人份的草山费，在飞雪奇寒中扎下帐篷，垒三块石头支起炉灶，胡乱吃下用从家里带去的粮油做的第一顿因为高海拔缺氧而半生不熟的面片，就雄心勃勃，把发家致富的梦想付诸实践。他俩攥着小镢头，整个儿趴在湿润冰冷的草地上，一寸一寸，肉虫一样匍匐前进，寻找那有钱人用来滋补身体的宝物。这种艰苦卓绝、孤注一掷的冒险，最终的结果，要么获得丰厚的回报，要么赔个精光，要么搭上身家性命。父母的收获，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
他俩回来的情景，我记忆犹新。已经是酷暑六月，麦子泛出麻黄色，青稞紫色的穗头像一个个甜蜜的梦幻。那天头顶是一望无际的青天，挂着一轮炙热的红太阳。他俩一前一后，低头弯腰，犯错的娃娃一样钻进家门。他俩还穿着进山时的棉衣，浑身脏污，嘴唇结满了厚厚的血痂，手脸黑皱，瘦得脱了相。父亲肩上搭着小半褡裢还未吃完的青稞炒面，母亲手里拎一个装着两只木碗的红布袋子。帐篷，铺盖，小锅，还有其他一些用具，都不见了。母亲从裤兜里掏出一把包裹着五颜六色彩纸的水果糖，先孝敬奶奶，奶奶眼白朝天，别过脸没接。她又掏出一把糖，把我和哥哥拉进怀抱，塞进我俩手心。在我们那道沟川，不管挣没挣到钱，出门人回家带一兜糖，给老人孩子和周围邻居甜甜嘴，是一个时兴的规矩。哥哥剥开一颗放进嘴里，不知为什么抽抽噎噎，哭了。我从来没得到过那么多糖，一下塞了两颗，一边腮帮子一颗，过一会儿再用舌头，把它们调个位置，乐此不疲。
悻悻讪讪几天后，父母终于对这次惨烈的失败有所描述。父亲说了什么，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母亲说：“……在山里，我和你爸爸差点冻死。我裁缝活做的太多，坏了眼睛，挖的很少。你爸爸整天骂我是瞎母熊。我俩早出晚归，趴在草地上，一棵草一棵草地翻，运气好了能挖上几根，运气不好，一根也挖不到。这次出门，你爸爸也算攒劲哩。两个月期限飞一样过去了。我和你爸爸合起来才挖了三百多根。最后一个月，要不是我俩都病倒了，也许能挖到更多……嗯，我俩差点死在那里。先是感冒，后是痢疾。一颗药都没有。离山的时候，除了褡裢里剩下的半袋炒面和一双碗筷，什么帐篷，铺盖，小锅……我俩啥也拿不动啦。在山下的路口，你爸爸要卖掉那些虫草，凑盘缠。我说，等等，到州上再卖。可是他说，州上虫草贩子比虫草多，能卖几个钱哩！他总共卖了四千五百块。来到玉树州上，我俩才知道上当了，如果在州上卖，能卖一万多。你爸爸气坏了，吐了几口血。我们不得不找个旅社住下，给他看病。啧啧，六天时间，四千块水一样淌走了。为了省钱，我顿顿开水拌炒面……能活着回来，阿弥陀佛，真是佛祖保佑呀！”
可是奶奶不信她说的这一套。她认为，自己的儿子太老实，挖虫草挣的钱，全让儿媳妇藏起来了。也或者，儿子耳朵软，听了媳妇的话，两口子把钱昧下了。她把这两个意思反复，用不同的语言组织和方式，或隐或显地表达给邻里和四个嫁出去的女儿，以至于大家都以为，父母这次挖虫草发了大财，只是母亲想要夺权当家，把奶奶骗了。奶奶还感到委屈的一件事是，她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父亲结婚前，虽然不怎么听话，但对她非常关心；可是自从娶了媳妇，尤其是媳妇跑了一趟拉萨后，就不大认他这个娘了。她倒不是想看自己儿子不幸福，但一想到自己不能再掌管家里大事，就象一个被赶下宝座的大王，隔着窗户，看昔日小卒在自己王位上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一样痛苦。母亲听到这些流言，感受到奶奶的心思，觉得委屈，后来，不管挣到多少钱，只是象征性地给奶奶几百块零花钱，不肯多给一分。对于奶奶来说，打击已击中要害，反击也非常直接有力：她吝啬起自己的微笑和语言，直到去世，也没给过母亲几个好脸。
那次挖虫草的经历成了父亲的噩梦，他再也不愿踏出家门一步。因为担心母亲“变坏”，“跟着别的男人跑了”，他也不许母亲单独出去打工。母亲偷偷跑出去过一次，还没跑出河州城，就被他抓回来，用竹子扫帚一顿好打。母亲不跑了。她变得忧郁，但不论现实多么残酷，她对自己想在北藏镇开一间服装店的梦想从未动摇。在她灵魂深处，一直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就象困在沙漠中的旅人，遥望无尽的瀚海尽头蔚蓝的天空，幻想看到一支驼队，她睁大了绝望的眼睛，在生活的荆棘中搜寻希望之光。她不知道这样等下去会是什么结果，但她每天早晨一醒来，就希望今天能有一个机会，挣到一笔钱，给她那个想象中的服装店增砖添瓦。她努力种庄稼，养牛羊，但所得除了一家人吃饱喝足，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这样过了两年，她离梦想越来越远了。不得已之下，母亲搬出搁置已久的缝纫机，“嗒嗒嗒”，给人做起了窗帘。那时候，在党和国家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致富政策的带领下，我们沟川的经济发展很快，先富起来的人们在大家羡慕的眼光中盖起了新房，窗帘，当然是新家的必需品啦。母亲做的窗帘手艺精湛，收费又合理，在乡亲们中间竖起了良好的口碑。可是话又说回来，一年到头，方圆村庄，能盖的新房数量有限，因此，我家的经济依旧如同绷紧的皮筋，稍不留神，就会绷断。
母亲的五个姐姐，生活条件都不错，见母亲过得如此艰难，就来帮她。母亲又穿起了她们给的衣服，新的，也有旧的。新的她穿上赶集，旧的给我们做鞋子。她的十八套，仍旧一套一套，换着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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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夏天，我家一只母羊得了恶性痢疾，一天到晚喷稀粪。母亲让父亲牵到兽医站去看看，父亲打牌耽搁了。很快，几乎全圈的羊都被传染死了。剩下的几只，父亲偷偷牵出去，贱卖了。奶奶早上醒来，看见羊圈空空，马上明白她儿子干了什么好事。她呜呜咽咽，扶着圈门哭了起来。她嫁进这个大门，已经五十多年了，一窝窝，一圈圈，家里从来没断过羊——这道沟川，谁家里又断过羊！黄金草原上的草吃也吃不完，山坡草甸，田野垄沟……处处都是羊群的乐园。她觉得对不起这个家，对不起我爷爷。可是，唉，有什么办法呢？自己生的败家子啊！
父亲把那笔卖羊的钱，设想了很多种轻松且能长久来钱的营生。联想到成堆的麦麸、甜菜、苜蓿、胡萝卜和漫山遍野的野菜，他决定发展养猪业。于是，他不顾奶奶和母亲的劝阻，把羊圈粗粗改造成猪圈，迫不及待，怀揣一夜暴富的美梦，开着三轮车，从北藏镇买来八头大母猪，一头公猪，养在了里面。
这是一次惨烈的投资。我在猪们整天吃不够、喝不饱的哼叫声中，收获了“人生苦难”的第一印象。最初的回忆充满了整桶整桶由泔水、洗脸水、洗衣水搅拌的散发着馊臭味的猪食，猪们贪婪吞食的哼哼声以及肮脏不堪的猪圈，后来加入了粉嘟嘟、胖乎乎的猪娃和粉红色、绿色的钞票，再后来，是接二连三的猪瘟、贱卖、屠宰和死亡。母亲要忙活庄稼，还要伺候猪们，一日日憔悴，见老。她的“十八套”，没有哪一件，不渗透着猪屎味。她的勤劳也获得过些许回报；但美好的景象就象一颗带着焦味的甜菜糖，给她舔了几口就消失了。一次严重的猪瘟过后，父亲靠养猪过上好日子的梦想，破灭了。
猪圈空空地放着，叫人心里发慌。庄稼人的家里没有牛羊猪鸡，不展现出六畜兴旺的景象，在人们看来，是家道败落的象征。年后三月，有一天，父亲去一个亲戚家吃宴席，看见那个庄子里有人家在大规模养鸡。那些母鸡多争气呀，把下蛋的使命演绎的淋漓尽致。粉白的鸡蛋满地乱滚，被人捡起来装进专门用来装鸡蛋的纸壳里，整车整车拉出去卖。据鸡场主人说，好几个乡镇都供不应求。老的下不动蛋的母鸡，营养更丰富，宰了卖鸡肉，比普通鸡肉还要贵。父亲眼红羡慕，那颗简单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他开始筹谋办鸡场的事。他缺乏远见但又独断专行，这一次，为了免去因为养猪失败而在奶奶和母亲心中对他产生的不信任必定会导致的阻挠，他偷偷行动，在铁匠铺焊了几十个层层叠叠、前面有喂食装置的铁鸡架和八只大兔笼，才在饭桌上宣布，他准备向养鸡业和养兔业进军。他说光养鸡难免寂寞，说不定兔子也能让家里发大财呢。母亲因为预见到即将重演的悲剧，和他大吵了几架，每次都难以抑制地低声啜泣，但仍没能阻挡满满一卡车毛茸茸的电孵鸡娃和一三轮车长耳红眼的兔子浩浩荡荡，进驻以前的羊圈、后来的猪圈、现今的鸡圈、兔窝的事实。她不得不立即擦去眼泪，手忙脚乱，再度投入到父亲伟大的养殖事业中。
村子里，每家每户都养鸡。兔子，只是个别爱好者饲养。那些三瓣嘴娇里娇气，浑身毛病。它们夜里不睡，大吃大喝，快活得活蹦乱跳。母亲一夜起来三次，给它们喂食饮水。白天，它们缩作一团，迷迷瞪瞪，一点噪音就吓得东跑西撞，兔毛倒竖。可惜兔笼就在鸡架旁边，鸡群的呱噪使它们异常烦躁。它们喜欢清洁，身体脆弱，大大小小的病症此起彼伏。母亲买了养兔宝典，细细研究，对症下药。也是在宝典上，她了解到，兔子不喜群居，于是八只兔笼里的兔子为何不分昼夜地互相打斗和残杀的疑问，得到了解答。她敞开兔笼，让它们自由行动。可谁能想到狡兔三窟呢？它们曲曲折折，把洞打出土墙，逃进田野，不知所踪。仅剩的五六只，被气急败坏的父亲宰杀，成为全家人难得的补品。
鸡虽然没有兔子那么矫情和狡猾，但毛病也不少。一窝电孵鸡的成长，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照顾一个人类婴儿。它们很容易感染细菌、寄生虫和鸡瘟，又那么爱吃爱喝爱叫，小嘴几乎一刻也不闲。每天进出鸡圈无数次，母亲十八套上的猪屎味渐渐被鸡屎味代替。心里的忧伤反映在脸上，是额头三道深深的皱纹，头顶几丝白发，和眼睛里幽深的痛苦。她更憔悴，更见老了，体重跟着鸡儿健康的好坏和鸡蛋销量的高低时胖时瘦。我和哥哥帮不上一点忙，我们都在乡中学住校。奶奶心里对母亲有气，虽然也会帮忙，但小心拿捏着不让自己的老骨头受累，更不允许自己婆婆的身份有所下降。父亲被那些鸟嘴的东西吵得心烦，为了逃避，他从北藏镇酒厂批发来整整一三轮车青稞散酒，每天拉到集上去卖：三轮停在一群游手好闲的打牌男人跟前，父亲混在里面，牛九，骰子，酒被人偷了都不知道。乡里人爱喝酒，父亲也是，一三轮青稞酒还没卖完呢，他就变成了酒鬼。每次喝醉酒，他化身为一个情感丰富的演员，又哭又笑，诉说自己没钱的烦恼，和在阳世上活人的艰难，闹的家里鸡飞狗跳。对于母亲，这时候，他才流露出一丝关切和疼爱。每次他都发誓，下一次北藏镇逢集，他要给母亲买一身新衣服，但酒醒之后连块布片也没给她买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奶奶对母亲的怨气，却因此加深了一分。
一批攒劲的母鸡，比赛似的下蛋，养鸡业展现出一派光辉的前景。母亲踩了风火轮一样嘟噜噜转着，仍顾此失彼。为了让母亲有个帮手，父亲请来了他的大姐，也就是我姑姑的儿子帮忙。这个表哥十七八岁，正害着父亲当年做小青年时那种好吃懒做、异想天开的毛病。母亲并不知道这件事；突然多了个帮手，她反倒有点不适应；她也不知道父亲怎么给人家许诺的，是按月给工钱呢，还是纯粹亲戚间帮忙。她问父亲，父亲含含糊糊搪塞过去。表哥长得不赖，高个头，白脸庞；他要单另住一间房，母亲把最好的那间偏房给他腾了出来；他饭量大得惊人，干活却腰来腿不来……母亲对父亲抱怨：这哪里是请了一个帮忙的，倒象请了一个老爷！父亲也有些后悔，但请神容易送神难，他暂时没有打发人家回去的借口。表哥来“帮忙”的一个多月里，母亲学会了给鸡科学喂食，学会了打预防针，学会了剪喙，学会了通过观察它们的机体表现，判断是否健康，并迅速做出相应的救治措施……而表哥，唯一的工作，是一日三次，给鸡槽前的水罐倒满水，不让它们口渴。还不到半个月，他就长吁短叹，心情已不如来时那么愉快。
有一天，他给鸡槽里倒水，不知怎么，溅了自己一身。母亲赶紧给他揩干净，并且说等吃完晚饭，给他洗洗。
“我身上都是鸡屎味，”表哥抱怨道，“每天晚上都得洗！要是方便的话，好不好请舅母给我些钱，我去买些肥皂？我多买一些，就不用多麻烦你了。”
“好的！”母亲说，心里隐隐不快；家里并不缺肥皂。
她走出来，在早上洗了衣服的舍不得倒掉的肥皂水里洗了手。表哥跟在她身后，一面对她诉苦，说自己每夜都得起来两次，给鸡喂水。
母亲知道他在撒谎。因为每夜起来两次给鸡喂水的，是她，这个苦命的主人。
“所以，舅母，你起码也该给我买一套新衣，我赶集的时候穿。”
母亲默默地听他说完，又说了声：“好的。”她背起背篓，走出家门，去给鸡们割苜蓿。走了一小段，忽然听见皮革鞋的哐哐声，回头一看，是表哥。
他象个姑娘一样，把母亲堵在一个干草垛跟前，说他阿妈肚子里有一个疙瘩，象个石头一样滚来滚去，而家里实在没有……
“快点说吧。”母亲说道，“你要多少？”
“那么，”表哥红了脸，“按照行情……我要一千五。”他到底说出了口。
母亲惊得涨红了脸，这些鸡娃，统共才盈利了四五千呢。她满脸愠怒地摆脱了表哥的纠缠，往村外苜蓿地走去。她先走得很快，后来放慢了脚步。她的眼睛盯着地面，脑子里用一颗颗鸡蛋换算着那一千五百块钱。一斤鸡蛋四块钱，普通大小的六个；四百斤、两千八百只鸡蛋，才能换来那些钱。“天哪，不要脸的东西！人没长大，倒学会杀人了！”她愤怒地骂道，气得泪眼花花。
这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从雷帝雪山冲下来的山溪欢快地流着，沁人心脾。水深岸宽，溪里成片的水草随水浮动，象女人长而柔顺的绿头发，尽情地摊开在一片清澈之中。夏日阳光穿过粼粼荡漾、随生随灭的波纹，好象穿过一个个淡蓝色的梦幻；四周都是五颜六色的田野；再往前看，雷帝雪山露出圣洁伟岸的身影，它面前的黄金草原，仿佛新娘一样打扮得花枝招展。母亲满心仍是那一千五百块钱，以至于不小心，踏进了一坑泥水。意外的惊惧让她笑了起来，觉得很开心。她索性踩着泥水，象小姑娘一样玩起来。突然，她的左腿踩空，深陷了下去，接着是右腿。她艰难地拔出左腿，右腿陷得更深了。泥水里面仿佛有一只力大无穷的巨手在拉扯着她，下面是无底深渊。她越陷越深，越陷越深。她恐惧，大声呼救，但晌午的田野，农民都歇息了，一个人影也没有。她喊呀，喊呀，每喊一声，就陷进去一点。她浑身哆嗦，以为自己要被这妖洞吞没，连个痕迹也不会留下。有一瞬间她觉得，人生太苦，这样也没什么不好；只是……只是两个儿女，还未拉扯成人。一想到我和哥哥，她浑身有了力气。她艰难地扯住一把冰草，没想到把它连根拔了出来；她又够到一根垂到地面的花椒树枝，不顾硬刺扎得双手流血，一点一点，一寸一寸，依靠那深深扎根于土地深处的树枝的力量，挣脱了魔沼，艰难地爬了上来。那坑泥水，在她惊魂未定的注视下，渐渐平静，复原，显出软弱、无辜，甚至清澈的样子。母亲想，天哪，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可怕的生活呀！
6
表哥的一千五百块“工钱”还没给呢，鸡群就出现了第一次大危机。不论母亲多么卖力，多么小心，也不能阻挡鸡们前仆后继，奔赴黄泉的命运。最初是一只小母鸡，敛着翅膀，可怜巴巴地趴在地上发蔫，苍蝇嚣张地俯冲，飞起，欺负着它。没出一个早晨，周围的一群都学起它的样子，奄奄一息。母亲嘴里喊着“阿弥陀佛”，手忙脚乱地抢救：喂药，打针，消毒，杀菌……等到晚上，它们却回报她一具具僵硬的尸体。表哥不愿清理死鸡，去北藏镇饭馆吃炒面片了。我们全家，一篓篓，一筐筐，把死鸡背出鸡圈，难过得一口水都喝不下。这次倒不是全军覆没，但鸡的数目至少减少了一半。挣扎着活下来的母鸡，是鸡中的精英，但它们下蛋的秘诀，却是整天不住嘴地吃食。根据母亲的计算，两大盆上好的饲料，才能换来一颗中不溜的鸡蛋。她满脸忧愁地感叹：靠这些东西发家致富，好比登天。热爱读书的哥哥马上告诉她，书上说，几乎全世界的穷人，都做过、正做着同一个美梦：靠一颗捡来的鸡蛋，蛋生鸡，鸡生蛋，以至于鸡变羊，羊变牛，繁衍无穷，成为富翁。母亲用异常严厉的口吻，教训我们：这是全世界最大的谎言，你俩坚决不能相信，那只是懒汉们的白日梦而已！
好象在证明这个结论的正确性，我家这个由父亲的白日梦衍生出来的养鸡业，在母亲的辛苦努力下，刚刚进入轨道，就宣告失败。三月里，一场来自非洲的禽流感，飘洋过海，来到我们村庄，带走了前几天还蓬勃向上的鸡群的生命。灾难来得那么突然，想“哇！”地哭一声都来不及。我们不得不把它们装进三轮车厢，拉到离村庄很远的雷帝雪山脚下，挖坑深埋。那项工作进行了一整天，连奶奶也参与其中。她老人家的悲叹，不亚于死鸡的数目。
表哥走了，带着母亲含着眼泪，用沾湿的手指，一张一张，数给他的三千块钱；之所以三千，是因为他在我家，“帮”了五十多天，算两个月。
后来母亲得知，改造鸡舍、买鸡娃、买兔子的钱，都是父亲瞒着她，从银行贷的。她也早料到是那么一回事，但听父亲说出那个巨大的数字，她差点昏厥过去。每天每夜，她为那笔贷款唉声叹气，寝食难安。“我恨死你的爸爸。”好几次，她边清理空空鸡圈里厚厚的鸡粪和鸡毛，边恶狠狠地对我说。
她不知道，我也恨爸爸。他买来猪，买来鸡，买来兔子，就把一切苦活累活、责任成败都撂给她，自己当起监工，或者说好听点，甩手掌柜。他是个自私又没担当的人。但我也爱他。他是我的父亲。
家里没有了鸡，安静得出奇。母亲把劳动战场转移到了田地。她每天早出晚归，不是锄草，就是浇水，翻地。父亲气急败坏，喝酒更凶了。奶奶和母亲若劝阻，他就大发议论，说男人要不喝酒，就是最令人讨厌的装模作样；在他看来，就连寺庙里的喇嘛，也会在没有人看见的时候大吃大喝，总想着恢复出家以前的生活。他每天早晨都要空腹喝几杯酒，靠酒精的麻醉赶跑现实的种种危机。他老是抱怨头痛，乏力，没完没了地要陀螺一样奔忙的母亲关心。大白天他也要睡觉。母亲的脚步声吵了他，大发雷霆；她走开去，又骂她不管他的死活；回到他身边呢，不出一分钟又嫌烦，粗声粗气打发出去。他变得令人害怕而又生厌。
一次，父亲喝得醉醺醺的，执意要开三轮车去卖酒，结果刚出村口，就把车开进一条水渠，要不是水浅，谁知道会是什么后果。他害怕了，中断了这项营生。他把剩下的酒，放进地窖，每天都拿着酒壶，爬进爬出，醉得没有人样。更可怕的是，怨恨和忿怒钻进了他的脑袋。他指责母亲晦气，养死了猪也罢了，还养丢了兔，养死了鸡，让他欠了一屁股的帐，一辈子都难翻起身。指责多了，仇恨愈深，于是皮鞭落到了母亲身上。奶奶对此置若罔闻。说不清父亲对母亲的偏见和毒打，是来自奶奶微妙的暗示和怂恿，还是父亲自己那么认知和作为。对此，我和哥哥并不知情，因为我们住校，一个月才回家一次（哥哥曾对我说，住校使他快乐，因为可以摆脱呛鼻的鸡屎味和母亲辛劳的身影。我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暗自庆幸。在学校里，哥哥的拿手好戏是学猪哼哼，我的最大本领是金鸡独立）。当我和哥哥发现母亲身上累累伤痕时，我抱着她失声痛哭，哥哥则抄起一块砖头，去找父亲拼命（我们早就发现，他的性格非常极端，有时安静得象个小姑娘，有时暴烈得象一匹还未驯服的小马驹）。幸好父亲和一帮酒友喝酒去了，否则，还不知会发生什么事呢。
日子长悠悠的，叫人心慌。村子里的男人们都出门挣钱去了，只剩下父亲一个壮年劳力，还赖在家里。这里的人们对板着门框、撅起屁股不肯出门打工的男人，抱着很深的蔑视，所以父亲走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嘲笑。终于，他赖不下去了。他鼓起勇气，扛起被褥，跟随村里的一个包工头，去了西藏。他在那里，给瓦工、泥水匠、木匠等技术民工当小工，在他们此起彼伏的命令声中忙得滴溜转，修起一座座民宅，还有寺院。有时候他们在山南，有时候在日喀则，有时候在昌都，有时候又到了墨脱，甚至藏印边境。临近年关，他又背着被褥回来，给母亲，奶奶，哥哥和我一个短暂温暖的家，一些关于西藏的风景轶事（关于他如何下苦，只字不提），三月份，这世界被温暖春风吹得活转过来的时候，又背着他的被褥，走了。
7
我对三月的印象是多么深刻呀！在那荡漾着料峭微风的清晨，雷帝雪山山顶首先披上了一层金红的霞光。天空渐渐由金红变为浅蓝，再由浅蓝变成鸽子蛋般淡淡的青绿，田野河流中那超尘绝俗的宁静也渐渐被俗世生活的喧嚣打破。清丽春光把村庄笼罩起来了。大片大片的庄稼地和梯田，以及开满黄色蒲公英的山间小路，一派生气，叫人看了好生欢喜。黄金草原上鹅黄初露，牛羊马骡，静静地挪步吃草，或者到雪山小河边，把飘着闪亮浮冰的雪水咕咕痛饮。到了傍晚，不用牧人召唤，它们各自归到自己那一类中去，排队悠悠闲闲，回到主人家享受热水拌麦麸，或者去年干草的甜馨。
三月的白天，没有哪个农人，没有哪头耕牛，是闲的，就连天上的游风，也在匆匆赶路，好翻过三月这座大山，追赶四月的踪迹。河岸边那些在阳光下偷偷舒展叶子的身姿挺拔的杨柳，在奇异的午后光色中，给脚下缓缓流过的雪山河增添了无限诗意。河对面的零星村庄，到傍晚时分，各家各户红砖垒砌、仿佛一个帽子的烟囱里，就会冒出一股股浓白的炊烟，袅娜上升，逐渐变淡，分散，和天空融为一体。柔润细腻的春天气息，带着新耕地的芬芳，笼罩着每一个人。
对于我来说，三月的朝阳、草木和落日，都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处。我还不能那么深刻地领悟它们的美，我在意、喜欢的是三月的光芒。三月的清晨，被农民照料得很好的田野上空那希望的五彩晨光总是给我过早目睹生活艰辛的心灵带来安宁和恬静。我多么热爱这种光芒，以致好象并没有发觉自己在爱它，就象爱母亲在晨光中忙碌的身影一般。多少次，我苦苦琢磨，如何在作文中描述它，赢得语文老师和母亲的夸赞和喜爱。母亲热爱读书，在难得赋闲的时刻：老天下雨或带我和哥哥去寺庙祈祷的路上，总让我俩念书或背诗给她听，每次听完，都温柔而严厉地叮嘱我俩要好好学习，将来考大学，做一个对国家有用、有目标有秩序，而不是象她和父亲一样，在生活的泥沼里东奔西突，不得要领的人。
在这种感受和教诲下，我对三月之光，早早就有了形而上深刻的认识：它是希望，它是梦想，它更是不屈不挠，坚定的执着和不懈的努力。
母亲春耕秋收，到了秋天，把玉米、洋芋、青稞、麦子，还有大豆，豌豆等吃不完的粮食，全拉到北藏镇粮食市场粜了，换成钱，锁进柜子里。奶奶是挨饿长大的人，不同意她这种做法，她说：万一闹饥荒……但是母亲急于存钱，好有朝一日，把她的服装店，从梦想变成现实。这样过了三年，父亲也挣了一笔钱，不想再千里迢迢，做出门人了。他想做生意，挣大钱。他把当小工挣下的七万块钱，想象成了金山银山。他的心，虽然没进过富贵的染缸，但至少也被那七万块熏了一下，再也不肯褪色。他多么珍视那笔钱，每次谈起，连出气都分外小心。他那么马虎的人，却把这笔钱藏在连老鼠和蚂蚁都找不到的地方。他不知从哪儿听说，如今这社会，只有钱生钱，才能挣大钱。六万可是个大数目，如果用它来生钱，少说也能生出一大半。为此，他不惜冒大风险。至于失败了会如何，他从来不想。他对母亲说，男子汉大丈夫，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他指的是当年在玉树州，挖的虫草被骗的那件事，多年来他对此耿耿于怀。他还对她说，贩一回虫草，一辈子吃喝都有了。等他挣了大钱，就给她在县城开个服装店。母亲声俱泪下，犹如万蚁啮心，劝他先把银行贷款还了，还引证无数虫草贩子失败后倾家荡产的实例，他都耳朵被焊住了一样无动于衷。最后，他把它们用麻绳，捆绑在腰腹，在阳春三月，腆着肚子上了玉树，用这些年的全部人生经验和社会经验，去搏取一个想象中的伟大胜利。一个月后，彻底失败的讯息先他一周，被其他赚得盆满钵满的虫草贩子带回家，并且迅速，传遍了整道沟川。
母亲并没指望他那些钱，但听到那不幸的消息，还是躺在炕上，无声地痛哭了一场。她心疼那些钱，更心疼他。那是他背井离乡，抱砖背泥，被人呼来唤去，当小工挣的，一天最多一百块。他虽然浑，但毕竟是她的男人。她也恨他。他身上的一切都惹她生气，他的没有思想的眼睛，年龄越大越显示出愚蠢、自负、无知的脸庞，他说出来与没说出来的话，他的衣服，他的那些气死人的行为，总而言之，他整个的人。这次他又失败了，连带她也失败了。卖粮食根本攒不下几个钱，沉重的农牧活逼出来的各种疾病，却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十个指头也数不清。一个家庭，男人不攒劲，女人再卖命也无济于事；同样，男人再攒劲，女人不顶事，也一塌糊涂。这个家里，事无巨细，样样重担，都落在她一个人肩上，父亲只是老天给她派来，捣乱，捅窟窿的。为什么我这么命苦，摊上这么一个男人？她问自己。
她抹干眼泪，觉得把他放在心里思来想去，是浪费时间，于是把思绪从父亲身上拽开，眼睛朝屋内扫去。天哪，这哪还象个家的样子：土墙倾斜，木门嘎吱作响；碰到雨雪天气，墙壁渗水，地面和泥；墙上挂的还是当年他俩结婚时买的早已褪色的年画，地上铺的，是一层薄薄的水泥；人生的辛酸仿佛都盛在一日三餐的粗茶淡饭里，老是那些缺肉少油的花样；时兴的衣服，女人们赶集、转娘家时撑面子的金银首饰，她一样也没有；就连那十八套，直到今天，她还会找出来替换着穿一穿……这还不算，她嫁给父亲，十几年来苦死苦活，几次努力拼搏都以失败告终。她觉得父亲在糟蹋自己的人生，使她象受伤的鸟雀陷入泥坑一样无力摆脱悲剧的命运。为什么，我会得到这样一个婚姻？为什么，我的努力得不到回报？她左思右想，七上八下，就象一串风铃，在大风的扫荡中，晃来荡去。她找不出原因，最终把这一切，归结为自己悲苦的命运。
村子里其他人家，都欣欣向荣，在国家和党的富民政策下一天比一天富裕，兴旺，发达。放眼望去，所有村民的生活，尽管也平淡无奇，但至少拔地而起的二层小洋楼是个不容忽视的变化。有的人家，甚至千变万化，举家搬到县城里住有暖气的洋楼去了。可是我家呢？什么好事也没发生。我走在巷道里，本来兴致勃勃在唱歌，但一看到掩映在二层小洋楼群中我家那寒酸低矮的土房，马上就垂头丧气，失去了一切乐趣。是的，对比是那么明显，人们的眼神是那么闪烁，轻蔑，让人伤心，自卑，不已。对我们家来说，未来就象通向未知的路，漆黑曲折，而路的尽头，是一扇吊着铁锁、漆漆沉沉的大门。
8
我家成了低保户。是村长给我们报上去的。他说，全村人都在走上坡路，唯独我家，在走下坡路。他抱怨，我家那五间临大路的破旧土房，严重影响了村容村貌。他还说，低保户的名额是香饽饽，不管真穷还是假穷，全村人明争暗斗，都想得到，但是对于我家，大家除了鄙夷父亲无能，没什么大的争议。
确定这个名额时，一群来我家调查的年轻干部，在认认真真检查过堂屋厨房、厕所牲圈、犄角旮旯后，凑在角落，悄悄起了争论。有人说，啊，这是真正的困难户。有人说，这么年轻的两口子，全胳膊全腿，肯定是好吃懒做，才这么贫穷。有人说，“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你看这不伦不类的牲畜圈，就知道他们狠狠折腾过。有人说，要是低保给了他家，那些没有劳力的家庭，会不会有意见？有人说，国家拉一把，他们就起来了，我看这两口子，攒劲着呢。父母低头站在一旁，脸都羞得黑红黑红，不发一言；我和哥哥那天，因为放假回家取干粮，也在场。我的心，钻了一只讨厌的兔子一样咚咚跳着。哥哥咬紧了嘴唇，满脸淌着羞汗蒸发出来的热气。我深深记得，他那时的脸庞，象初春含苞的桃树枝一样布满了小疙瘩，身上男子汉气概和残留的孩子气之间的斗争，马上就要见胜负，当然胜利属于前者。年近八旬的奶奶，代表我们全家，发表了长篇大论。她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诉说着贫困造成的种种艰难和不幸。她的白发，只剩几颗牙齿的嘴巴和老年乡村女性用最朴素最真实的语言所做的生动讲述，是那么凄凉，让人心如刀扎。年轻干部们都是农民家庭出身，感同身受，有的甚至红了眼眶。不久，父亲去乡政府领了低保户的折子。奶奶亲自保管起来，她可不相信自己的儿子。
在最初的一年里，国家给了我们危房补助，鼓励我们修建新房。父母非常高兴，深知要不是国家帮助，他俩这辈子，不知何时才能盖上新房。他俩借了各自兄弟姐妹的一些钱，拆了我家旧房，欢天喜地，盖起五间漂亮的新砖房。从住进新房的那一天起，我们再也没羡慕过别人家的小洋楼。我们全家，多么感谢国家呀！
这还不算，国家想方设法，带领我们和全村全县人发家致富。秋天，县政府组织全县富余劳力去新疆摘棉花，把父亲也组织去了。父亲挣回来八千块钱。他为此得意洋洋，但母亲打听得，同去的队伍里，就连身体最孱弱的妇女，也挣了一万好几千。也许他藏了一部分买烟吃，母亲懒得计较。八千就八千呗，胜过一分没有。
翌年三月，乡政府召开扶贫大会，要给全乡500余户贫困户发放“扶贫羊”。在扶贫办、乡干部的精心组织和监督下，3000余只“扶贫羊”采用公羊搭配母羊的方式，统一发放。父亲和其他贫困户挨个登记、签字后，免费领到了属于我家的四只俊俏的高腿小尾寒羊母羊、两只强壮的小公羊。被咩咩羊叫声包围的乡政府大院一片喜气洋洋，左瞧右瞧、把羊身抚摸个不停的庄稼汉们流露出孩子般的纯真和喜悦，议论纷纷：“这些羊这么精神，漂亮，回家后我一定好好养！”“我要给它们吃黄金草原上最好的草，明后年争取办一个养殖场！”“我要加倍努力，争取早日脱贫致富，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是啊，有了这些羊，摘掉贫困的帽子不是奢望。乡政府规定，这些羊不得宰杀，不得倒卖，还说一年后要来检查，羊只数目要翻一倍以上（高腿小尾寒羊是生产能手，一胎最多能下八只羊羔）。正是万物萌动的三月，那些小母羊刚发育成熟，春心荡漾，随时准备和最强健的公羊结合，做幸福的妈妈……
父亲赶着一群羊回到家里，我们全家人多么高兴啊！尤其是奶奶。她老人家热泪盈眶，把那些羊摸了又摸，亲了又亲，双手合十，一会儿感谢国家，一会儿感谢政府，一边又亲自动手，收拾起空空的牲圈。母亲呢，不用奶奶吩咐，就抱来干草、拌好麦麸，眼睛里的喜悦像水一样流淌。我和哥哥，争着给羊起名字。只有父亲，站在一旁诡谲地笑着，一言不发，好像在打什么鬼主意。
果然，我们全家还没从火热的喜悦中缓过神来，一天早上，父亲就趁母亲下地，奶奶给羊找草的缝隙，把它们抱上三轮车，偷偷上了北藏镇。他觉得这是一笔白得之财，草草卖了些钱，还了当年养殖造成的部分银行贷款。奶奶笑眯眯，背着几捆干草来到羊圈时，只看见几堆冒着热气的羊粪蛋蛋。没费一点心思，她就知道了其中的奥秘；她气得拍着大腿痛哭一场，一路自言自语，上坡下沟，去乡政府告自己儿子的状。她老泪婆娑，央求干部们把父亲卖掉的“六个好宝贝”追回来。几个干部闻言，马上骑着摩托，来到我家。那时父亲刚还完贷款回家，因为“头上的石头搬去了一块”，正轻松地就着馍馍自斟自饮。干部们气得满脸通红。他们用恨铁不成钢的语调，命令父亲立即，把羊赎回来。父亲知道那已不可能，但不敢违抗命令。他说他一个人去能力不够，于是干部们全都陪他去了。他们翻山越岭，来到山后羊们的新主人家，但那个老汉，已经从这些羊身上预见到一个蓬勃、壮大的养殖事业（就连小孩也相信那指日可待），哪里肯退回，他说，要命一条，要羊，一根毛也没有。乡干部们苦口婆心，劝告，用法律吓唬，都无济于事。父亲越看那些羊，就越清楚自己干了件多么愚蠢的傻事，恨不得拔出刀子抢过来。纠缠了一天半夜，毫无结果，他们只好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过了几天，乡政府按照市场最低价，罚了我家那六只羊羊的钱款。
一个美好的事业就这样打了水漂。父亲不仅辜负了国家和政府的一片好心，也辜负了奶奶对这个家的殷殷期望。不久之后的一天早晨，奶奶起来去厕所解手，晕倒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父亲哭叫着在地上打滚。母亲呢？喷涌而出的眼泪并不比父亲少。婆媳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就这样以一方的突然消逝告终，留给母亲的，是难以形容的懊悔和措手不及。她和父亲面对面跪着，脸皮浮肿，眉头紧锁，喉咙里时常冲出一声憋不住的哭泣。他俩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整整三天三夜直到奶奶安葬，好象这样，才能弥补一些奶奶在世时他们所犯的错误。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死亡，除了恐惧和悲伤，还有满腔好奇。奶奶躺在一块木板上，瘦小，干瘪，仿佛一个未成年的小孩。清油灯和酥油灯被三月夜风吹得摇曳不定，老是在灭与不灭之间徘徊；淡蓝色的烟雾飘到窗口，又被清冷的夜气吹进屋里。灯芯已经结了灯花，烛焰发出的红黄光芒，把我紧盯着它们的眼睛照得困疼困疼。窗外，天光暗淡，只有寥寥几颗星点缀夜幕，夜显得非常寂静。我想，奶奶肯定乘着朦胧的月光，到天上去了。但愿天堂没有操不完的心，没有担不完的惊，也没有人令她失望，伤心，到处都是温暖，鲜花和牛羊。这么想着，我才猛然醒悟，我再也见不到亲爱的奶奶了。
9
第二年十月发生的一件事，值得交代一下，因为它改变了我们全家的命运。
乡政府为了拓宽农民的就业面，请来城里的专业厨师，办了一个农村厨师培训班。乡干部把父母和全乡其他一些低保户家的年轻劳力，召唤到乡政府大院，免费培训了三个月。父亲学的是面匠，母亲学的是炒菜。为了让大家安心学习，国家还给每人每天补助30元钱，作为耽误生产生活的补偿。母亲感激不尽，学得非常起劲；父亲呢？觉得做饭是婆娘们的事，他又不开饭馆，让他一个大男人，学习面匠，实在有失体统。他经常溜出去赶集，母亲总能在一些最偏僻、最让人生气的角落找到他，折一根树枝当鞭条，赶他回来，接着学习。三个月后，他俩都获得了一门新手艺。
直到此时，母亲的“十八套”仍然陪伴着她。有一天晚上，我依偎在母亲怀里，看着窗外皎洁的月光，告诉她我的梦想：等我长大挣了钱，要给她买一辈子也穿不完的漂亮衣裳。我记得她听到“梦想”一词时，浑身象火烫了一下那样剧烈地一震。
母亲再也不愿意等“有钱”的那一天了，她聪明地意识到，那一天，就象哄骗赶路的毛驴面前那根晃来荡去的胡萝卜，永远也吃不到嘴里。她决定马上将自己的梦想付诸行动，在日新月异、千姿百态、自己钟情多年但早已陌生的服装行业，寻求人生的意义和解决家庭经济危机的途径。这些年来，国家物质扶持和精神扶贫双管齐下，父亲的思想也慢慢起了变化。面对贫穷，作为一家之主，也许他心底里，比我们更感觉羞耻。尽管他的眼神，经常在空荡荡、因为荒废而快要坍塌的牲圈上溜来溜去，天知道打着什么样的主意，但还是同意了母亲的决定。他的同意，仅限口头，因为在金钱上，他爱莫能助。母亲大张旗鼓，展开自救。她向娘家兄妹借了五万块钱，又在乡政府的帮助下，申请了一笔五万元的农村妇女创业贷款，然后，开始选择店铺。她在北藏镇和番镇中选择了离我们村较远的后者。相比前者，番镇更加开放，繁华，最重要的是，番镇中学教学水平高，她想让我和哥哥转学到那里念书，以后考大学，当干部，报答国家对我们的恩情，同时也过上美好的生活。哦，这就是我们的母亲，她自己的日子过得苦涩，就把支离破碎的梦想全寄托在我和哥哥身上。她想的那么远，替我们兄妹的未来暗暗使劲，摩拳擦掌。
番镇属于古丝绸之路和唐蕃古道要地，曾是古代政府为传递文书的信使和过往行人在途中更换马匹或休息、住宿而修建的地方，也就是驿站。在奶奶讲给我和哥哥的童年故事里，这里充满了历史的烽火，多情的男女，被逼得走投无路的难民，只要一到此地就会遇到毒害的有钱人，拼命跑向官府报告军情的士兵和他疲累不堪的马匹，还有黑漆漆的树林，影影绰绰的鬼魂，望不断的黄河……总之，是一个经济繁荣、令人流连忘返的茶马互市。
母亲租的店，门面四间，位于一个三岔路口：一条通向省城兰州，一条通向广袤青海，一条通向十万大佛柄灵寺。人流的大量集散给这个小镇的全部生活带来了一种不拘礼俗的风习，而这，正是生意人梦寐以求的。
除了绝好的地理位置，母亲看中这个店，还有一个因素：店后面有一块两个卡车车厢大的闲置土地，勤劳的母亲想开辟一个小菜园，作为对农耕的念想和一家人生活的补给。父亲绝没有想到这一点，他压根就没看见那块地。
父亲陪伴母亲去兰州挑选衣服的过程，令人啼笑皆非。说是陪伴，其实父亲更多是担心母亲被偷，被骗。一对土里土气的中年庄稼夫妇，坐岔了几次公交车，艰难地用蹩脚的普通话一路打听，来到服装批发商场。他俩怀揣几万元巨款，在迷宫一样的商场迷了路，差点尿在裤子里。才刚二月，各种促狭清凉的女性服装却琳琅满目，看得父亲目瞪口呆，母亲也不停地发出表示震惊和不可思议的弹舌声。以她“专业”的眼光看来，她想不通为什么一件好好的衣服，前襟要那么短，刚能遮住胸部；后背为什么要掏几个窟窿，或者绑几根绳子；裤衩子光明正大，穿在外头；有些衣服，薄得好象阳光下苍蝇的翅膀，连身上的汗毛都能看见……转了半天，她总算看中一款还算庄重、适合镇子上那些“时髦”女人穿的衣服，一问价格，惊得半天合不上嘴巴。她发现，时代发展如此之快，她想在服装业成就一番事业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她的审美脱离“十八套”才不过几年，可是世界，你瞅瞅，已经高级、花哨到了什么地步！
她果断放弃了开服装店的梦想，就象麻药状态下，从身上割去了几公斤重的毒瘤，轻松而且畅快，又象做了一场漫长而虚幻的大梦，醒后一身淋漓。她觉得自己愚蠢透顶，滑稽可笑。一个乡里女人，一辈子没穿过几件新衣服，竟然想做服装店老板娘，引领小镇的时尚潮流！啊呀呀，简直笑掉大牙！父亲也嘲笑她，以此来证明自己当年不给她开服装店是多么明智。但是如果当初，他允许她开服装店呢？情形会不会相反？他不说，母亲也懒得追究。她只是笑，直到麻药的作用过去，阵痛袭来，在商场外面的牛肉面馆里流下了一行行，滚烫的泪水。
回来颠簸的班车上，父亲对那碗牛肉面回味不绝，为北藏镇和番镇没有这样的美味深感不满和遗憾。母亲听着听着，哭红的眼睛突然一亮，说，既然我们都学了厨师，为何不在番镇开个饭馆？这个天外飞来般的建议，对父亲，这个大半生浑浑噩噩、无所作为的男人产生的影响，不啻死寂的湖面投下一块石头：先是徐舒地形成一个晃动的、轻盈的小水圈，逐渐一波一波，稳定而厚重地扩展开来，慢慢荡漾到意识的边缘。父亲不敢喘气，不敢眨眼，生怕把这个美丽的梦幻惊跑。他只是幽幽地“哦”了一声，便被这梦幻衍生出来的繁荣景象压得几乎要发疯。人生中唯一一次，他没在欣喜若狂的当口，把刺激他心智的事情张扬出来，而是叮嘱母亲住口，免得满车乘客偷听去他们即将发财的秘密。
10
傍晚回家后，来不及喝一口热茶解乏，父母就继续那一碗牛肉面的话题，直谈到本地和“全国各地的餐饮业”，以及这一行业隐藏的巨大利润和财富，兴奋得难以成眠。他俩的饭馆，就在这彻夜长谈中孕育出了胚胎。那些天可能是父母多年以来过的最愉快最融洽的日子，虽然有可能失败的恐惧仍旧笼罩着他俩的一部分思想，但光明已经穿云破雾，照射到我们全家身上。梦想的一致使他俩的交谈罕见地投机，一副你唱我答，夫妻同心的景象。以前，父亲会说：“臭婆娘，你养死了我的猪，我的鸡，养丢了我的兔，你就是个扫把星！我没把你的腿打瘸，算你福气！……”母亲会说：“啊！你既然不满意，为什么不去自己养呢？赔了这么多钱，都怪你自己。你本来应该这么的，不应该那么的。”现在，他俩谈到即将要共同经营的饭馆，谈到未来要赚的钱，需要购买的设备：锅碗瓢盆啦，桌椅板凳啦，酱油味精啦……那么恩爱，和谐，好象从未有过吵架拌嘴的事儿。父亲很快预见到自己发了大财，成了声震一方的名厨，人们吃了他的面，口齿留香，永生难忘；他还看到我们全家生活富裕幸福，鲜衣怒马，招摇过市；他在村里盖起了二层小洋楼，还要在县城买一套暖气房……这样想来想去，他后悔没有早几年进军餐饮业，白白错失了那么多发财的机会。同时，他到底也对母亲，这个默默支撑家业、也许还爱着自己的可怜女人，生出几分脉脉情意和久远的愧疚。他发现她尽管憔悴显老，但容貌依旧是他见过最美丽、最动人的。母亲也觉得，有父亲的支持（而且还是狂热的支持），真是难能可贵，她对开饭馆充满了期待和信心。是的，她对它的兴趣，超过养殖业起码一千倍。
说干就干。父母请来匠人，在原本打算卖服装的店里垒了炉灶，安装了抽油烟机，造了蔬菜架子和洗菜池，买了桌子桌椅，米面粮油，墙上贴满了各种色香味俱全、叫人一见就流口水的美食照片。本着发大财的愿景，锅碗瓢盆，还有烤箱火钳吹风，都是最大号的。最后，父亲花一笔不小的钱，做了一个超级豪华的店牌，上面用烫金大字写道：岔路饭馆。这是一个引人联想的名称，颇具侠义和江湖气概。窗户玻璃上，父亲让哥哥写满了菜名，门口还立了一个弯腰鞠躬、笑脸迎客的门童。一切准备停当，只等起锅烧油，顾客盈门了。
开业的日子由母亲去寺庙阿克跟前算定，那是三月初的某一天。那天凌晨三点钟光景，父亲就开着三轮车，拉着母亲，哥哥和我，怀揣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沿着北藏河河谷岸边的沙土路朝番镇进发。从我们这儿到番镇，拐弯抹角有十几公里路。
被窝里的热气很快散去，我们都裹紧了衣裳。夜漆黑一片，三轮车的车头灯发出昏暗的光芒，勉强为我们扫开几尺光明。这辆破车，十几年来，将父亲每一个随性而至的发财大梦付诸实践，已经残破不堪，嘭噔噔上坡的时候，老让人担忧它会控制不住地飞速倒退。哥哥打破沉默，说，他的旧同桌，昨天因为同学嘲笑他父亲的瘸腿，动了刀子。他说刀子的时候眼睛在黑夜中一闪。母亲掐了他一把，示意他住嘴。我不发一言，彼时彼刻，无法言说的快乐包围着我。我大声唱着歌，为母亲终于得偿所愿、不用再为被生活的重压冲昏了头脑的父亲随时有可能会冒出来的养殖业——天知道下次他会养什么——操心受累而高兴。她曾经是北藏镇最出色的裁缝，也将会是番镇最出色的饭馆老板娘。她任劳任怨，这次必能取得胜利。父亲卷曲的黑发迎风飘扬，他的背影显示出他的豪情壮志。他总是这样！分不清事实和狂想。也许在他眼里，番镇象夏天傍晚的北藏河一样闪闪发光，上面镀了一层厚厚的黄金。而此时的北藏河呜呜咽咽，象个走投无路的人。车厢里放着几大袋子养殖业失败后剩下的双胞胎牌猪饲料和新希望牌产蛋王——尽管它们早已失效，父亲还是想把它们放在岔路饭馆，低价出售。
沙土路上的车辙越来越深。有些路段坡陡路滑，车轱辘象生病的母鸡一样在原地打摆。突然，三轮掉进一个一米多深的土坑，停住了。父亲使劲踩油门，我们母子三人跳进土坑，使出全身力量推搡它，无济于事。没办法，我们挤在车厢，等待天亮。月亮又大又红，温柔地照在我们身上。父亲那种盲目、浅薄的踌躇满志，让人担心，忧虑；母亲呢？常年与父亲相伴和多次失败的打击，使她变得满面愁容，即便在如此巨大的快乐下，也有几丝悲苦残留在眉梢嘴角。他俩一言不发，不讨论即将开业的岔路饭馆。他们的和谐犹如昙花一现，惯常的冷漠又竖立起各自的旗帜，迎风飘向相反的方向。这真是难以理解！也许他俩，昨晚刚刚吵了一架。我和哥哥受了影响，也不说话。其实我不说话是因为贪恋母亲温暖的怀抱。她多少年没这样抱过我了？我记不清了。从她怀里闻到那熟悉的久违的芳馨，我便被母性那永不失效的魅力感动得震颤起来。
天渐渐亮了，包围番镇的群山呈现出朦胧的轮廓。一些小鸟开始唱歌，此起彼伏，清脆悦耳。在一阵安静的空隙里，突然响起一只乌鸦的叫声，“啊-啊-啊”，沙哑，低沉，有力，让人不寒而栗。风越过山顶吹过来，喀啦作响，把一大片朝霞吹在我们身上。北藏河边的田野铺展在眼前，不远处一丛丛树木，掩盖了一个个相距很近的村庄。等天完全大亮时，才有三个中年农民路过这里。父亲请他们帮忙，他们说大清早就碰到这等事，不是个好兆头，但还是出手推起了车厢。三轮车很快就被推出土坑，重振雄风上路了。
我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使我感到兴奋，同时又神秘得让我忐忑不安。有那么一瞬间，我宁愿我们没开这个岔路饭馆才好。
11
我们来到了岔路饭馆。母亲命令我们把脚上的泥擦干净再进去。父亲放了几挂鞭炮，接着是亲朋好友，陆续前来贺喜。父亲穿上白大褂，戴上高高的厨师帽，变得庄重，神气，令我暗暗欢喜，亲友们也发出类似浪子回头的赞叹。他嘿嘿笑着，手忙脚乱地生火，煮肉，和面，切菜。母亲忙着招呼客人。肉煮好了。面也醒好了。父亲把一根面团往两边使劲一抻，把人们都唬住了。就这样，父亲下面，母亲炒菜，火跳舞，锅碗瓢盆唱歌，共同奏响了一曲喷香美妙的交响乐。亲朋吃饱喝足散去后，顾客登门。美好的新生活，开始了。
开业第一天，我们的饭馆，就收获了无数的肯定和赞美。那是怎样的一天哟！三月的光芒给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穿了一件清新的衣裳。顾客坐满了饭厅，我和哥哥，端着父母从取饭窗口递出来的饭菜，蜜蜂一样穿梭于一个个饭桌。送走最后一个顾客，父母把当天丰厚的营业额，食指沾着唾沫，一张一张，按照票额归类，抹展，叠放在一起。花花绿绿的钞票，那么厚几沓子，简直叫人心花怒放，狂喜不已。父亲一沓一沓，给它们绑上橡皮筋，亲手锁进一个带锁的铁皮小柜。他激动得脸脖一片通红。母亲提议我们到番镇走走。父亲说，大半夜的，走什么走？于是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出了门。
番镇还未眠。几个店铺里面射出来的灯光加上满月，使番镇看起来就像童话书上的那么美。北藏河在一溜山谷间悄悄地流着，像一条无限长的手臂那样伸向黄河的方向。母亲带我们上了河边一个小山坡，她站在那里，眺望番镇。对她来说，这个小镇既是她人生一个可喜的开始，也是我和哥哥未来发展的一个新台阶。她快活地咯咯笑着，因为这种喜悦之情那么深厚，已经无法用感谢佛祖的祈祷来表达了。那些匆匆过客和本地顾客的胃口是她的，他们手里的一部分钞票，也是她的，而且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是她的。这不仅是因为她有一个执着的梦想，还有一个不算聪明但绝不糊涂的头脑、将全部家当押在一副牌上的胆量，以及准备好用一双勤劳的手创造幸福的决心和行动。
三月夜晚的微风，把她心里所想，传达给了我和哥哥。我们母子三人，在这片寂静的荒地上坐下来，紧紧拥抱在一起。母亲叮嘱我俩，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报答国家，过更好的日子。我俩都郑重点头应诺。我看见，北藏河上，像白色的羽毛一样，浮荡着一层闪耀的银光——啊！我想，我们家从此，要走上康庄大道了！
我家饭馆的生意非常火爆。营业通常到凌晨两三点。番镇人和北藏镇人大不相同。他们的传统和观点，更趋向于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北藏镇的人呢，把每一分钱都攥得紧紧的，到头来又抱怨自己白活一场。所以，番镇人从不在吃喝上亏待自己。每天晚上，当最后一个客人离开，父母清洗完毕，拖着僵直的双腿，扒着小梯子上楼休息时，都头晕眼花，大脑已经进入了深眠状态。
每逢周末，我和哥哥就尽力帮父母打理饭馆：我摘菜，洗菜，打扫卫生，端盘子；哥哥劈柴，装水，卸面……做这一切的时候我俩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俩已经转到番镇中学上学。学校离我家饭馆十几分钟路程。我俩仍旧住校，因为饭馆二楼卧室太小。每天中午、下午饭点放学，我俩就以最快的速度飞奔到饭馆，帮助父母干活，招呼客人。同学们都很羡慕我俩，每天都能吃到饭馆里的饭，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意那么兴隆，已经表现出浓郁的飞黄腾达的意思。
父母开始一笔一笔，还这些年欠下的糊涂账。整整还了两年，总算还完了。无债一身轻。我们每天笑盈盈的，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坚定美妙了。父母下一个目标是在县城里买楼房。这是很快就能实现的。每天早上一开门，顾客就已经等在门口。熟识的人们边吃，边翻箱倒柜，聊着家常，萍水相逢的旅客单调地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父母配合得那么默契。成功给他们带来了满腔热情和早已消退的爱情。他俩经常抢着说话，开着玩笑，然后大笑不已，象一对热恋的情侣。父亲身上的浪荡劲儿早已消失不见，换上一副沉稳、踏实的老板气息。他胖了。他的本来就偏小的眼睛，给浮肿的脸蛋往上一挤，似乎离发际线更近了。母亲也比以前丰满了，年轻了起码十岁。她凭自己的努力，总算彻底告别了“十八套”。每个季节，她都会买小镇上最漂亮最新颖的衣服穿，而且一买就是好几件，象挨过饿的人容易暴饮暴食那样。她看起来那么漂亮。我走在上学的路上，总是轻声哼唱，心里充满了对美好未来的幻想。
但是好景……好景并不久长。随着全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番镇上犹如雨后春笋，开了七八家新饭馆。他们卖的是外地菜品，又好看又好吃。我家的食客们，纷纷吸引过去了。
竞争是如此激烈。每天到了午饭和晚饭时间，穿着南方特色民族服装的过桥米线店那个矮小秀气的的女服务员，就会出来站在店门前，没完没了地尖声喊叫：“正宗云南米线，价格实惠，味道鲜美，欢迎品尝！”这时，蜀味川菜馆的小伙子，也出来站在她对面，用四川人特有的绵软腔调，和她比一比高低。有一家鱼庄，请了唱歌的小姐，穿着暴露，在人们吃饭的时候登台献唱，最让人目瞪口呆的，是一家拉面馆，把锅灶砌到外面，一个身穿短裙的女孩，把一对乌黑浓密的假睫毛，蝴蝶翅膀一样频频闪动，迷得小镇男人们神魂颠倒。她跳着夸张性感、没有半点矜持和美感的舞蹈，把长长的面条，羊毛线一样一根根甩进锅里。她边跳边唱：美食、美色和艺术，带给您超值的享受！人们里三层，外三层，看她表演，当然，最后免不了尝一碗这三合一面条。在那样的饭馆，人们既能满足食欲，又能满足感官，一举两得。而我家的面馆又沉闷又传统，顾客来了只能闷声吃面，很快门庭冷落，陷入困境。
这一切，简直比父母搞养殖时那场不声不响，从遥远的非洲飘过来的鸡瘟，更加可恨。
12
压力一大，父亲不负责任、敷衍了事的毛病又犯了。人只要一松懈，就会自然而然地忘记曾经的决心和豪情，就像拉紧缰绳的马，主人一松手，马嚼子就从嘴里滑出来。他不好好做面，也不好好煮肉，整天伸长脖子，张望那些时髦的饭馆。越是比较，他的心情就越是糟糕，整天唉声叹气，就连腰板，也忽然塌下去了一截。老顾客登门，刚吃几口，就开始抱怨面片不像以前那么筋道，手抓羊肉也不似以前那么美味——他们皱眉噘嘴，怨声载道。
是的，父亲还是当年那个父亲。他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虽然有了很大改变，但骨子里那个随性马虎的根还是没变。他羡慕那些靠勤劳致富的人，羡慕他们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过上梦想中的好日子，但他永远也学不会他们吃苦耐劳的品德。他们那种遇到大风大浪时不慌不忙，沉着应对的姿态，他十分欣赏和喜爱，但自己怎么也学不来。他只会用慌乱，酒精，扑克，以及无休止的想象对付困难，实在撑不住时，甩手了事。但母亲着急。这样下去如何得了！她开始指责父亲。
有一天晚上，一位老顾客不满父亲做的面条软塌塌像一团棉花，拒不付账和他大吵了一架。怀着对父亲的一腔怒气，母亲出了饭馆，沿着沙土路，朝北藏河走去。番镇灯火通明。无形的压力使母亲越走越快，直到精疲力竭，突然在北藏河大桥上站住。她的双腿索索发抖，两鬓突突跳动，非得使劲才能控制住心神。三月的夜晚寒气袭人，她把双臂抱在胸前，好暖和一些。透过番镇的灯红酒绿，北藏河泛出一片七彩而朦胧的光芒。群山或已沉睡，显出虚渺的轮廓。在她和她周围的世界之间，横亘着一片凄风鞭赶着走向深渊的黑暗。
母亲觉得寒气袭人，双手更紧地抱着肩膀。繁星点点，陪衬一幅黑色的天幕。水声潺湲，在这黑夜的大桥上，只有她一个人。多少次，在忙乱后难得的空闲，她走到窗前，从平缓清澈的河水及沿岸的景色中寻找慰藉；番镇的商店药铺饭馆，亲切友好，好像从无罅隙似的一家紧挨着一家。最吸引她的仍是河水，它们目标明确，从不出差错，最终流向几十公里外的黄河。几年前，她为了自己的梦想，也为了发展贫困的家庭，来到番镇，开起这家岔路饭馆，逐渐感到她那伤痕累累，被贫穷和父亲折磨得烦乱不堪的心灵，在劳动的付出和收获中渐渐平复，伤口渐渐愈合。债务的清偿和收入的稳定，使她觉得一股希望的朝气，每天都在推她向前。但是如今呢？和曾经折腾过的所有花样一样，岔路饭馆出现了危机。她尝够了失败的滋味，对此不知所措。当她看到父亲在突如其来的压力下原形毕露，除了对他的恨，更多的还是惶恐。每天，当各类饭馆以各自花哨的伎俩招徕顾客时，她就烦得要命。她是老老实实的人，只想做好每一碗面，让顾客吃了觉得值他花出去的那几块钱。可是如今，这样行不通，行不通！
镇中心的大钟响了十下，钟声响彻三月的夜晚。母亲觉得自己仿佛置身于河流的中心，没有方向，不能着地，说不出的孤独与恐惧。站在桥上，不论从那哪个方向走去，都是广袤的世界，可是她再一次被困在了这里。她内心萌生出强烈的欲望，想撕破夜雾这道柔韧的墙壁，随便到什么地方，去感受无忧无虑的生活……但实际是她挪动僵硬的双腿，回到饭馆。
在那漫漫长夜，父亲也夜不成眠，在做人生第一次深刻而诚实的检讨。他向母亲总结，自己早年之所以接二连三地失败，关键在于他自己“人不成”；如今呢？他诚实了，却老了，赶不上那些新花样了。但是时代逼迫，他非得做出创新和变革不可了。他实在害怕了贫穷，不能眼看自己堕落下去。这番罕见的忏悔和剖白，感动了母亲。
他俩弯着身子，默默无语地坐着。母亲把手，轻轻放到父亲手上。“咱们该怎么办？”他没有回答，使劲咽了口唾沫。“也学学他们，咱门口……放两个小孩坐的投币摇摇车吧？”他还是不回答。但“学学他们”的思想一下子挺立在灯光明亮的房屋中，粗大而又沉重，把其他一切物什全挤到了一边。它好像一只蜗牛，慢慢吞吞，黏黏糊糊地爬到他们的手上，使他们的双手彼此分离。他们不愿对望，一声不响。这个具有无比挑战性的思想所形成的难以承受的压力，分摊在他们身上。
还是母亲打破了沉默。她问道——她的嗓音里有什么东西破碎了——“总得想个法子。”——“是的。”——“什么法子好？”父亲哆嗦了一下。“我不知道。不过总得——”“你是男人。”“我是男人怎么了？难道所有的责任，要我一个人承担？”——“我早就知道你会这样！”
父亲把脸埋在一双布满了刀伤、烫伤的大手里。时钟在床头走来走去，活像一个侧耳偷听的长舌妇。
“要尽可能，满足顾客的一切要求。”父亲开始絮叨。他说，一个家庭，无论在兴旺或是不走好运的时候，夫妻俩都要团结一心。听听，我的父亲，他被生活逼出了思想。他还说，这样做不是为了表现夫妻之情，而是严峻的生活告诉他，一个家庭想要生存下去，必须结成一条一致对外的统一战线。要是在平日，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母亲准会感动得涕泪交零，可是此刻，她却听出了另一番意味。果然，他说，他想给顾客卖酒卖烟，酒要选择当地的青稞散酒，那酒香醇，度数高，后劲大，番镇男人一定喜欢，掺多少假也没关系。他要先用假酒把顾客掀翻，再引导醉眼昏花、大脑混沌的他们买烟点菜，什么贵就让他们点什么。母亲立即骂他，坏良心的，你怎么能想出这样的点子来！同时她提出，万一假酒喝死人，怎么担得起？父亲告诉她，他知道掺假的比例，放心吧，绝对喝不死人。母亲问，当年你三轮车里卖的是否就是假酒？父亲笑而不语。母亲瞪大了眼睛，震惊和愤怒使她半天回不过神来。父亲还告诉母亲，据他观察，番镇是一个茶马互市，交通要道，但就缺一个供男人们恣情豪饮的地方，彻夜麻将的地方。哦，听听，我聪明的父亲，他灵机一动，又加上了麻将。母亲竭力反对：这些都是歪门邪道！麻将，那不是聚众赌博吗？公安局的眼睛，难道瞎了？！但父亲拍着胸脯叫她放心：窗帘和黑夜能遮挡一切，而且，他有能力和把握，不让事情朝有害的方向走。母亲无奈，使出最后的招数：两个孩子正在上高中，这样做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父亲说，影响个屁，他们不是在住校吗？喝酒和麻将都在夜晚，他们什么都不会知道，而且，不赶紧挣钱，他俩考上大学，拿什么交学费？他这么说着，把自从饭馆危机以来那种惶惑和灾祸般的感情推到心灵的后壁，代之以创业以来始终支配他的那股盲目的狂热激情。他说服了自己，他的提议已经在他心里生根发芽。他很快放松下来，四肢展展，倒在床上。母亲只好用哭声来阻止他。她那黑而无神的眼眶里，先流出一颗泪珠，很快三四颗泪珠在追逐流淌，但父亲回答她的，是一串串起伏有致的鼾声。
13
对于那些异想天开的想法，父亲向来雷厉风行。他走兰州，买来一台全自动麻将机，摆在饭馆最靠里的那间包厢，上面盖上深咖色桌布，掩蔽得好象一张桌子，然后，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他请人造了一个小小的酒吧台，里面放上掺了假的青稞散酒，还有其他几十块钱的瓶装白酒，黄河啤酒……旁边一块大纸板上，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道：通宵营业；消费满200，酒品香烟一律8折。如他所料，男人们苍蝇闻到腥臭一样蜂拥而至。店里的生意，又红火了起来。
对于那些生活在乡下的男人来说，平时下了那么多的苦，我们的岔路饭馆，就象父亲说的，是一个难得放纵的地方。它不象个饭馆了。音乐在响，喝酒猜拳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人在彻底放纵和酒精麻醉下的丑态，简直不忍直视。麻将包厢里塞满了人，几乎每个人的嘴上都叼着香烟，满屋臭气能把人打昏。父亲别出心裁，给房间安装的茄紫色小圆灯，缩在四角，散发出隐蔽的微光，象一个个堕落的邀请。在微微张开透气的门缝之间，因为贪婪而显出千姿百态的神情：有人搔耳抓腮；有人唉声叹气；有人庄敬自强；有人举棋不定……门外，醉汉们丑态百出：有的喋喋不休；有的痛哭流涕；有的满地打滚；有的不省人事……醉汉舌头好象打了蝴蝶结似的含混不清的说话声和赌徒们的口角声，把每一个难得的、偶然的寂静缝隙竞相填满。与大脑麻痹的醉汉截然相反，赌徒们都狡猾地笑着，头脑时刻保持冷静，互相提防，为了几块钱翻脸……这一切，都谨慎地、然而又最大限度泄露真情地掩映在虚伪垂下来的厚厚遮光窗帘里面，这种绞尽脑汁的隔绝正由于其遮遮掩掩和欲盖弥彰而加倍地具有诱惑力和刺激性。沉睡的小镇上，这个世界堕落的一部分，在三岔路口我家饭馆里悄悄演绎着。我多么讨厌这一切，感觉番镇整个天空都沉默地压到我身上，我承受不了它那铅一样沉重的压力。我经常毫无食欲，对父母佐以歪门邪道的手艺无法下咽。每当这时，母亲会关切地询问我哪里不舒服，最后在匆匆跑开去招待客人之前命令我把碗中所有咽进肚里，为了我的健康和学业。可是我心里太多的郁闷，孤独，愤怒，痛苦，她无法感知，更从未做过细致的探询——我可怜的母亲，脚底下抹了油一样奔跑在这充斥着酒精、香烟、灼热蒸汽的空间里——她太忙了。
每次学校放晚餐时间，我走进饭馆，看见一些喝酒汉已经坐在桌边，满溢的酒瓶和灵魂暂时出走的肉体陪伴着他们。他们高声喧哗，如在无人之境。我避免注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但总会不经意间看见他们醉态毕露，把对生活的欢喜、不满和无奈，融化在一杯杯刺鼻的酒精里。他们中的大多数已发家致富，放纵一下情有可原；但也有人是真正的痛苦，对生活之神的日夜追赶已经麻木。我同情他们，想到他们大口大口，吞下父亲掺了假的毒酒，我的心就一阵阵痉挛，觉得自己也是个天大的罪人。
每当这时，我多么痛恨父亲，为了赚钱，他竟然把良心都卖了！
父亲把香港片里豪华的酒馆和赌场，以低配版的形式，呈现给了番镇男人和过往旅客，尤其是四里八乡游手好闲之人，自己躲在吧台后面，偷偷往青稞散酒里掺假，或者在厨房里，兴致勃勃，熟练地翻炒着人们在麻醉神经的同时，对于食欲的要求。他知道，生活的上层和下层，追求的其实是相同的内容。他自己，也醉意微醺，拿菜刀的手总是不由自主地微微颤抖。母亲呢？带着严重缺觉的犹如重度肝炎患者那种黑黄的脸色，呵欠连天，从这一桌晃到那一桌，斟酒，端饭，清理呕吐。我家的岔路饭馆，成了那些被世俗压抑的各个年龄阶段的男人们减压的场所，是一片充满了自我放纵的阴暗森林，它所表露的使人上瘾，它所隐藏的将人引诱。
母亲所担心的男人们喝醉酒会打架滋事的事情一件也没发生，公安局也没来找过茬儿，但一件令她暗暗担心又万分恼火的事情，出现了。那就是，男人们喝了酒，目赤耳红，蠢蠢欲动，脸上流露出难以自制的情欲之光。这时候，他们就发现我家饭馆还有些美中不足，一个很大的漏洞，无法忍受的缺憾：竟然没有年轻漂亮的姑娘陪酒助兴。他们纷纷建议父亲将这项致命缺陷加以弥补，否则不再光顾。父亲想想就是那么回事儿，就张贴了一张招聘十八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模样漂亮、性格开朗的女服务员的广告。广告贴出去第三天，就来了一个乡里姑娘，五官秀气，身材高挑。父亲并没有在广告里说明要陪酒，所以当姑娘被一群酒鬼拽住，满眼放光满嘴秽语想要让她陪酒而她求助父亲却被告知这就是她的工作时，愤怒地摔下酒壶夺门而去。于是，被金钱熏晕了头的父亲就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母亲，恐怕得她这个老板娘，亲自上场了。
14
自从饭馆改革后，我和哥哥，尽量不在学校放晚餐时间段，在饭馆里做过多的逗留，以避免看到那些丑态，听到那些秽语。我俩心照不宣，仍旧对每个顾客笑脸相迎，但实际上满心都是厌烦。一俟喝酒汉和赌徒进门，我俩就扔下正在吃的饭菜或手里的活计，逃往学校。我不知道，我俩正处在嫉恶如仇、见不善如探汤的年龄。哥哥已经高三，我高一，因为饭馆的变化，我俩不管在饭馆还是在学校，都羞于见到彼此。后来我俩之间有了默契：午饭一起回饭馆吃，晚饭哥哥先回去吃，等他吃完回校，我再跑去吃。
时间已经三月中旬，马上就要高考，哥哥把一分一秒都抓得很紧。每次模拟他都考得很好，他的班主任说，如果高考发挥正常，省外的一本没有问题。我们全家都为他高兴，同时也都捏着一把汗。
在此，我想讲述一下每天傍晚，估摸着哥哥已经吃完晚饭回校学习而我应该出发回饭馆吃饭时的心情。当我走在夕阳西下的番镇街道上时，我觉得自己被某种无形的东西牢牢捕捉了。我刻意跟在一些陌生人身后走，他们的脚步被凹凸不平的沙土路弄得很不协调。街上车水马龙，商场人满为患，笑声和说话声真让人厌烦。我想不通，我家饭馆已经危机如斯，为什么番镇还是和昨天，前天，大前天乃至一个月前一个样子，人们为什么还是那么快乐，干活吃喝一样都不耽搁。在三岔路口，离我家饭馆五十多米的地方，噪音不那么强烈。我往往要在那里站几分钟，贪恋那一刻难得的宁静。我只是站着，向空旷处倾听，向最远处张望。我再也感觉不到这个小镇，甚至忘记了自己身处何地，姓甚名谁，但我却能感觉到我周围的一切都在暗中活动，正如我能感觉到我的血液，在皮肤下，北藏河一样舒缓而富有韵律地流动。我不想踏进我家饭馆，不想感知和介入那些诡秘，深奥，痛苦，危险……那些在我身边蠢蠢欲动的东西。我害怕它们，厌恶它们，抗拒它们，逃避它们，力量却那么微弱。这是多么痛苦！更糟糕的是，我在哥哥紧咬的牙关和他无论和我们哪个家庭成员无意中相碰就一闪而过的眼神里，体会到了和我相似、甚至比我更深的痛苦。
有时候，当我在这寂寞的三岔路口停留时，突然间，我又满心期待能发生点什么事情，把我从这种迷惘中解脱出来，推向一片澄明之境。有时候，我真希望自己是一片云，或者一只鸟，不从大地出发，而是从天空，飞向另一个纯洁的世界……
命运居心叵测，诡计多端，善于以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乘隙而入，就象夏天明媚的阳光突然被阴云赶走，飘来一阵雷雨一样。我所期待发生的，并没有发生，我无法想象的，却突然发生了。
就在那个三月中旬的一个傍晚，我按照和哥哥默契的时间段，去饭馆吃晚饭。我走得很慢，欣赏满目春光。一场春雨后，漫山遍野的杏花和梨花纷纷开放，将番镇和北藏河两岸用粉红和洁白装点起来。农民们把苏醒湿润的大地犁开深耕，黝黑的泥土如饥似渴地把小麦、青稞、油菜等种子吞进肚里，准备用一整个冬天积攒的能量，让它们尽快发芽。经过一天春阳的照耀，犁沟顶上的黑土泛出一层灰褐色，犁沟两旁却呈现出栗色和淡淡的红色。北藏河此岸和彼岸，依依夕照和山阴深浓形成了鲜明对比。一片整齐的处女林，穿着绿裙，亭亭玉立。我不知不觉到了三岔路口。在那里，我照例停住脚步。夕阳已经沉没，树林在暮色中渐渐模糊。啊，这三月夕光，突然变得如此暗淡，令我心生无限忧伤。我侧耳倾听，静得连耳朵里都在嗡嗡响，静得能听见遍身绒刺的小蓟在泥土里默默地吮吸着水分。我听见可能是因为离得比较远，又可能是因为还不到夜幕降临而早早拉上的遮光窗帘所传导出来的隐约而低沉、似唱非唱、似笑似哭的声音，有人在唱一首花儿：鼓打二更刚熄灯，听见有人来敲门，黑哒麻糊往外跑，我当邻居来借绳，一开双扇门，原来是我的老情人……是一个女人在唱这首歌，唱的很糟糕，但那的确是令人脸红耳赤的花儿。歌声确定无疑，是从我家饭馆飘出来的。是谁？我问自己，是谁在里面，用我熟悉的声音，唱这样一首歌，让我羞惭莫名、心如刀扎？夜幕渐渐垂下。我等那首花儿完全落下尾音，做梦一样走过几间铺面，来到我家饭馆门前。稍作迟疑后，我进门，首先看见挡在麻将包厢门外厚厚的湖蓝色帘子，然后是一桌一桌，正由酒精带往快乐世界的人们。正当我准备走进厨房去吃饭时，麻将包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厚帘揭开一角，一个女人侧身钻了出来。是母亲。她惊慌地转过身来，整张脸被包厢内淡紫色灯光映红了，显得暧昧，又因为羞愧而显得异常苍白。走廊里有一个男人，瞪大了眼睛，牢牢地盯着我，嘴里还嘟哝着什么下流话。我急忙钻进厨房，在父母惯常为我和哥哥放置食物的饭盆里找到我那一碗饭菜，背过身，不理会掌勺的父亲在火与食物的呐喊中抽空递过来的问话。我的眼泪，山溪一样喷涌，源源不断地淌进碗里。
饭厅里突然吵嚷起来。有个醉醺醺的男人，舌头仿佛只剩下舌根，嘟囔着在吵什么。我放下碗，想出去看看，被父亲叫住了。我看见他脸上的表情饱含屈辱，愤怒，妥协和软弱，那种表情陌生而可怕，我不由自主坐下来，继续吃饭。那个男人还在嚷。我听清楚了，他的意思是要母亲过去给他陪酒。我臊红了脸，恨不得出去给他一顿拳打脚踢，然后扔死羊皮一样扔出饭馆。父亲当然也知道他嚷的是什么，但他只管炒菜。他把火调到最大限度，抽油烟机象一个大马达，嗡嗡直响。他的脊背，好像被那声音震颤了似的在微微抖动。
我冲出厨房，来到饭厅。那个男人衣冠不整，手舞足蹈，气势汹汹地对着母亲指指点点，大意是她怠慢，来得太迟。母亲双手托着瓷质的白色酒盘，满脸陪笑，低声下气地请求他息怒。她穿着一条深红色的连衣裙，花两百块钱烫的卷发披散下来，遮住了半边脸庞，那仿佛在石灰里浸泡过的白得过分的皮肤，腥红的嘴唇和两条黑虫似的眉毛，说明她精心打扮过。她看不见我，因为我站在她身后。好不容易，那个人气消了一点，接过母亲手中的酒盅，喝了一杯，在放酒盅回去的时候，他顺势把母亲搂在了怀里，狠狠地在她脸颊上亲了一口。
我大叫一声冲过去，准备和他拼命。看到我愤怒的样子，满桌子醉汉大笑起来。母亲一见是我，好象魂飞魄散，酒盘差点落地。我夺下那个令她蒙受耻辱的东西，重重摔在桌子上。那些醉汉好象一起睁大了眼睛。紧靠我坐着的一个，伸出右手，拍了拍我的屁股，令人羞耻地笑着，说：“这个丫头已经长大了！来，陪我喝一杯！你比你阿妈，可漂亮多了！”
正在这时，哥哥突然出现在桌边。他一定是从窗外的玻璃上，目睹了这一切。他满面通红，咬牙切齿，象一只发怒的藏獒，怒吼一声，冲进厨房。出来的时候他拿着那把专门用来剁骨的斧子。手起刀落，一串血珠子溅在了我和母亲身上。
15
一个周日傍晚，父亲在岔路饭馆门前停了三轮车。三轮不听话地倒退了几步。父亲赶紧跳下车，推住车头。他脸色青灰，左腮青肿，嘴角凝着一层血痂。车停住了。它因为破旧和灰尘，显得灰蒙蒙的，象一堆废铁。母亲踩着轮胎，从车厢爬下。她之所以坐在车厢是因为受不了和父亲并排坐在一起。她解下围巾，拍打着身上厚厚的尘土。父亲拍拍车头，说：“可怜的老伙计，我只好把你卖了，给人家凑钱。”说完，他找来两块石头，垫在车轮底下，免得它自己溜走。
母亲进了菜园。正是播种季节，园子里星星点点，布满了刚顶破泥土探出头来的荠荠菜、驴耳朵和蒲公英。土壤黝黑湿润，肥的流油。如今她的眼睛老流泪，围巾两角总是湿漉漉的。她双手颤抖地捏碎一个个土坷垃，擤掉两包眼泪带出来的鼻涕，在篱笆上擦擦手。打从哥哥惹祸那天起，她的手就控制不住地颤抖。她自言自语道：“他们怎么就不明白，我儿子不是故意的呢？”
她在篱笆边坐了很久，盘算着什么时候抽个时间，撒点菜籽。日子还是要过下去，买菜花的钱可多呢。她规划着，这儿种什么，那儿种什么，入了神。不久她醒过来，发出一声悲叹。她沿着墙根慢慢地走回去。为了减少和父亲待在一起的时间，她在门口又徘徊了一会儿。如今的生活是那么折磨人，唯一可做的一件事，就是咬着牙，好歹忍受下去——可是怎么忍受呢？那顾客家人提出的天价赔偿，让人不寒而栗：十五万，一分不少，否则报案处理。她偷偷打电话，咨询一个上过大学、懂法律的亲戚，亲戚说，这件事，虽然那顾客有错在先，但持刀伤人的是你儿子，而且伤的还不轻：左脸缝了二十几针，左肩伤及骨头，如果走法律程序，你儿子十七周岁，根据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经到了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国家会依据案情事实和受害人的伤情程度判处有期徒刑。而且，他马上就要高考，一旦坐牢，他的前程就毁了。再者，案件若追查起来，你家卖假酒、聚众赌博的事也会曝光，你们两口子也逃不脱法律的制裁。那顾客提出私了，无非出于两点：第一，他有错在先；第二，想多要点钱。依我看，还是让钱吃亏，私了吧！母亲把这些话讲给父亲听，父亲当时就呆了。
从自身方面来说，母亲也非常痛苦。自从出事以来，关于她的流言蜚语满天飞，说什么岔路饭馆老板娘以前在北藏镇风流，现在挂羊头卖狗肉，白天炒菜，晚上接客，卖X！她不得不老是拿围巾捂着脸。但这道沟川那么狭窄，走到哪里都是熟人。她多希望当初没开这个岔路饭馆呀！
母亲进到饭馆，看见哥哥正坐在餐桌边看书。说是看书，其实他一整天都在那里发愣。他心事重重，悒悒不欢，看起来把那件事想的很严重。母亲解下围巾，搭在椅背上，坐下来。哥哥轻声问：“阿妈，怎么样？”
母亲有气无力地回答：“还是那样，一分不少。”
哥哥听了，合上书本，给母亲倒了一杯水，扒着梯子上楼去了。
母亲喝了一口水，感觉脑袋晕乎乎的。她听见哥哥在楼上发出沉重的叹息声，又听见他倒在床上时床板的嘎吱声。母亲想到那十五万块钱，感觉胸臆间越来越发胀，快要晕过去了。她在餐桌上趴下，把头靠在胳膊上。她一想起哥哥就难过得难以自持，再过两个月，他就要高考了，却因为他们做父母的不争气，发生了这样的事。他那么乖，那么聪明，从小为这个家操碎了心。那天他砍伤那个醉汉后，被他的联手们团团围住，一阵暴打。哥哥那时已经恢复了理智，面对踩着血迹殴打他的人们，呆呆地，象一只受惊的小公鸡一样不做任何反抗。他还是个孩子呀！母亲想到这里，又是一阵心酸。
母亲的思想，一度停留在那晚可怕的场景上不肯前进，过了很久才迈过那个坎，思路再度变得清晰，重新开始。自从岔路饭馆开张，她以为开始了新的生活，全家人可以昂首挺胸，堂堂正正地做人，可是现在呢？还不是前功尽弃，一塌糊涂。十五万，就是把岔路饭馆卖了也没那么多钱呀！她不明白为什么那家人的心会那么坏，一心把人往绝路上逼。为了不让他们报案，破坏哥哥的前程，并少要点赔偿，她和父亲再三再四地登门求情，只差一点点，他俩就要跪在地上，人家磕头了。等那家人拒绝再见他们，甚至扬言也要“砍断”父亲一只手臂时，他俩还异想天开，挨家挨户去向那家人村里的村民求情，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帮他们说说话。但是一来人们对父母无底线地卖假酒挣钱、聚众赌博的行为深恶痛绝，一来一个外镇人，在他们番镇，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心里妒恨，非但不同情，不支持，反而认为一切错都在父母身上，有人甚至起哄，十五万太少，二十万还差不多哩！母亲觉得她和父亲，象被蜘蛛网缠住的苍蝇，越挣扎，网就勒得越紧，无从逃脱。
让父母彻底失去这种幻想的，是第七趟求情之旅。一大早，他俩默默地驱车在狭窄崎岖的山路上颠簸，用耗尽整夜睡眠、殚精竭虑换来的满腹哀告赶走扑面而来的三月春光。天气真好。农庄里的人们全家出动，在平坦的川地或层级而上的梯田里耕种。阳光温柔地照着这些劳动者，除了健壮者，最老的已过耄耋，最小的不过五六岁，还不太拿得稳小锄头。对农民来说，这是个希望的季节，但对于他们呢？犹如刺骨的寒冬。泥土里各种植物的根茎，受了春光和春风的催发，向外努芽，发酵的气息惹人心醉，也使人鼻尖发酸。母亲觉得气闷，有点儿茫然，只好盯着飞驰的车头，往那顾客的村子前进。但她那么怕见那个坐落在山顶的村子，怕见村子里的人，简直怕得要命。那些房屋都是这道沟川再普通不过的样式，里面住的那些人，也都一模一样——每当父亲张口说明来意，他们的表情就变得一模一样。他们的眼睛会突然亮起来，神采奕奕，抑制不住的好奇、喜悦和幸灾乐祸，象小火文煮的茶水那样缓慢而隐秘地沸腾起来。是的，农村生活过于朴实宁静，这样的事情，尤其带点桃色的，无异于寡淡的晚饭后，一个甜美的点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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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事很严重，谁摊上算谁倒霉。初生牛犊不怕虎，不过确实，你家小子生气是有道理的，换了谁，眼看自己的阿妈……”说到这里，他们都会停顿一下，遮遮掩掩地斜眼瞧一瞧母亲；母亲总是羞愧难当，无地自容。“可是，你们干嘛非要给人卖那么多假酒，把人灌得神志不清呢？他做出那样的举动，还不是你们家那马尿闹的。现在，可好，我们的人躺在医院，医生说，胳膊虽然能恢复，但以后耕地呀，打场呀，搬砖呀……这样的重活都做不成了。你想想，一个农民，家里的主劳力……可是你们两口呢？开饭馆，供学生，什么都不耽误。当然啦，十五万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但比起你家小子的前程……”他们的话大同小异，差不多都是这个调子。他们的表情呢，轻松而愉悦，仿佛在说：“活该！”
母亲嘴唇哆嗦，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父亲，没完没了地替哥哥辩护，同时哀求人家劝劝受害者家属，看在他们贫穷的份上……但是人家一听贫穷二字，都做出不信任的表情，鼻子里不易察觉地哼哼着，意思是说，你们还穷？穷能开得起饭馆？父母只好告辞，继续赶往下一家。
后晌时分，他俩可算受到了侮辱。父亲刚把三轮开进一条巷道，就被一个扛着犁铧的年轻人粗鲁地拦下。他朝身边的大门喊：“阿哥，快出来，砍伤咱好兄弟的那两口子在这儿！”
一个牦牛一样健壮的男人跑了出来，身上一股农药味，一只裤腿高高地挽起。他愤怒地喷着鼻子，问：“就是你砍坏了我堂哥？”父亲又开始解释，不过这次更加小心翼翼：“唔……你不了解情况，是这样的……”他乱七八糟说了一大堆，但每一句都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最后他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和我儿子无关……”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挨了那人和他身体一样强壮的一巴掌。母亲惊声尖叫，扑过去挡在父亲前面。父亲嘴角流着血，抵着车厢板。那两个年轻人脸上浮现出一种鄙夷、快活的表情。父亲也替自己害臊起来，突然之间，他怒火冲天，扑过去顶那人的肚子，结果又挨了几拳。母亲死活拦住他，厉声命令他开车回家。这是最令父亲羞耻难堪的一幕，但他还是乖乖地听话，钻进车头，拐过两个年轻人威胁的目光，迎着那清冷暗淡的三月夕光，回家来了。
如今，父母心里明白，那家人所谓的报案，不过吓吓我们而已，目的是把那十五万赔偿拿到手。他俩也想通了：赔就赔吧，哪怕砸锅卖铁，哪怕辛苦一辈子，只要哥哥有个好前程。
但是他们想错了。
第二天中午，哥哥没来吃午饭。我隐约感到事情不妙，跑去他们班找他，却被他的同桌告知他早上没来上学。我赶紧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我们都慌了神，找遍了番镇，也没找到他。第二天中午，我们接到他从兰州打来的公用电话，他说他不考大学了，自己惹的祸，自己打工挣钱给人家还，让我们不要找他。母亲一下晕过去了。第二天，父亲走兰州，去找哥哥。可是兰州那么大，哪里找得见？找了整整一周，他回来了，脸色黑黄，胡子拉碴，脚上的血泡和鞋袜粘在一起，在热水里泡了好一会才撕扯下来。
那顾客家人一日日来店里催逼，要那十五万块钱。父母搭凑了六万给他们，才算消停了几天。后来父亲又开着破三轮，去那家求情，这次他有了一个可堪同情的理由：他那即将参加高考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的儿子跑了，无影无踪，希望他们能惜孽障，少要一点。那顾客躺在炕上，无精打采，一蹶不振。他的左脸因为缝针，好象有一根无形的线，用力把左嘴角扯起来，致使脸部歪斜，看起来挺吓人。本来他长得挺周正，甚至可以说得上漂亮。他的左臂还缠着厚厚的绷带，胳膊微微向里弯曲。他听说哥哥辍学打工的事，陷入了长久的沉思。最后他说，那件事我自己也有错，如今你们儿子又搭上了前程，这是我不愿看到的。这样吧，你们再给六万，我们之间的事，就算结了。
这也是一个善良的人哩！父亲感激涕零，东拼西凑，还了那六万。顾客的惨状和哥哥的出走，让他更加意识到自己那可耻的罪恶，痛悔不已。很快他又去兰州找哥哥了。母亲则一个一个，把方圆百里的寺庙求遍。她去了夏河拉卜楞寺，从活佛那里求得一个吉祥的卦签。四月就这样过去了。到了五月初，父亲独自回来了。母亲也折腾不动了。她搬个小凳坐在三岔路口，望向兰州的方向，希望哥哥能突然出现在视线最远的那一束光里，和同学们一起迎接高考。但是一直坐到高考结束，她也没等到哥哥回来。
饭馆暂时关闭了。菜园也荒芜了。母亲到底没有抽出时间，去给园地撒上菜籽。父母之间没有指责，也没有交流。他俩好象两个陌生人，住在一个屋檐下。父亲的眼神总是躲躲闪闪，大白天他也关起门来喝闷酒，他的头发和胡子，在那几个月里，斑白了。母亲呢？她泪沟深陷，一站起来就摇摇晃晃，啥活也干不了。她的梦破了。她的心碎了。她怕自己的宝贝儿子被人打，被人骗……她整天胡思乱想，失魂丧魄，简直疯了。
有一天，母亲过了三岔路，去找她要好的一个女伴，想和她谈谈自己的儿子，倾诉痛苦。两个女人问过好，坐在沙发上，交谈起来。母亲气息微弱，脸色青紫，好象一只被霜打过的茄子；女伴满脸樱桃色的红晕，丰腴健壮。她爱激动，每说一句话，弹簧就随着她的话音弹跳起来。她说起险恶的人心，丧尽天良的人贩子，被诱拐到黑砖窑的孩子，三言两语，就把母亲扔进了地狱。母亲哆哆嗦嗦回家来，无缘无故在门前跌了一跤。她摔得不轻，整整躺了半个月，才能下地干活。
生意还得做，不然连房租都交不起。父亲倒掉了所有假酒，扔掉了那张写着“通宵营业；消费满200，酒品香烟一律8折”的大纸板，扔掉了麻将桌，扯下了麻将包厢里那块厚厚的遮光窗帘。在这种时候，国家又拉了我们一把。我们村的包村干部了解到我家的情况后，反映给乡政府，乡政府为了鼓励父亲，选拔他去州府参加拉面大赛，并聘请他做番镇农村厨师培训班培训厨师，给了他精神和经济双支持。父亲深受感动，他和母亲使出十二分力气做面炒菜，但熟悉的顾客都能吃出来，那面和汤里明显少了希冀和活力，多了深沉的悔恨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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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家来说，曾有那么一个漫长的时期，所有的好事都发生在三月，所有的坏事，也都发生在三月。要结束它们，还得从我哥哥最初的选择开始。
哥哥失踪两年之后的那个三月，不知何时，被一阵春天鲜活的清风刮来了。有一天清早，母亲去菜园种菜，听见喜鹊在青白色的杨树枝上欢快地啼叫。谁能想到呢？就在那天傍晚，哥哥回来了。
两年未见，他的变化可真大：他体格彪悍，脸色黝黑，眼神沉着坚毅，双手粗大、灵巧而有力——他长成了一个男子汉。
原来，哥哥离家出走后，在省城一个建筑工地上找到工作，搬砖，筛沙，当小工。他本想用这种方式挣钱，偿还自己惹祸后那家人提出的经济赔偿，但建筑工的苦累、前途的渺茫和对知识的热爱，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和慎重的选择。最终，他勇敢地坐上了回家的汽车，走进了复读的课堂。
黯淡的世界突然恢复了色彩。一切重新开始。父母焕发出了惊人的活力。每天凌晨四点，他俩就起床，开始一天的工作。和面，醒面，剁肉，煮肉，烩汤……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步骤都做的那么认真，无可挑剔。他俩如沐春风，走起路来轻巧如燕。哦，成长的道路是如此漫长，有可能会耗费一个人大半生的光阴。直到此时，昏沉了大半辈子的父亲才真正醒悟，真正成熟。经过这场悲剧，他发现，为了牟利和在激烈的竞争中站住脚跟而不择手段，出卖自己的良心和灵魂，放弃自己的尊严和道德，是何等的愚蠢和虚伪，简直害人害己！痛定思痛，他决定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做天底下最美味、最真实的那一碗面，成为一个凭良心做饭而非花招取胜的真正的厨师，为有情众生，也为我们全家。母亲呢？她本来就是个老实本分、又敢于创新进取的人。
家里又有了温馨的味道，这多么美好，多么殊胜圆满，令人满意。由于饭菜可口，价格实惠，老顾客们纷纷回头，我家饭馆的生意呈现出一片复兴之势。七月中旬，哥哥接到了外省一本录取通知书，我则被省内一所师范学校录取。哥哥两年打工挣的钱，刚够我俩的学费。激动、幸福之余，父亲决定扩建岔路饭馆。他算过，只是单纯的扩建，花不了多少钱。走在番镇街道的时候，父亲四处留意着，遇到店铺修建和装修就停下来看别人干活。他觉得凭自己那几年做建筑小工的经验，能胜任这项工作。他有这个实力。为什么不呢？虽然岔路饭馆的墙壁和地砖还算过得去，但是日子还长着呢，以后的顾客会越来越多，那些越来越多的顾客会相互拥挤，会不小心把汤洒在对方身上，甚至因此闹口角，甚至动手……他可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场景！所以，必须提前解决那些注定要面临的困境。还有重要的也是他羞于承认的一点：他急于得到我们母子的爱戴和肯定。是的，他半辈子偷奸耍滑，窝窝囊囊，现在可算诚实了。
他去找东家，商量好要把岔路饭馆往后面的菜园扩建三分之二。然后，他搓着双手，装备大干一场。有过建筑经验的哥哥也来帮助他。他俩买来砖头，木料，水泥，砂石，堆放在菜园。他俩亲自挖地基，为的是省去请工人的工钱；他俩砌起砖墙，还拿着铁尺丈量木料，煞有介事地锯成长短不一的形状，然后把它们一根根靠墙立起来，做成房间的框架。这件工作消耗了他俩大量的体力和精力，甚至忘记了时间。每天都是母亲出来喊，他俩才记起该吃晚饭了。
啊，看看父亲那神气的样子，俨然一个大工程师；他是哥哥的领导，施工的一切由他说了算。他尽量使自己显得神秘，连一颗钉子的秘密都不肯透露。这让我们既感动，又好奇，总忍不住想追问。就连母亲，看他的眼神里，也渐渐带上了从未有过的崇敬，或许还有一丝爱的气息。
凭借自己的本事和力量建造房子，父亲显得多么骄傲。番镇人首先发现了这一点。他们围拢来，抽着烟，一只手背在身后，沉默地打量已然显出房形的框架和愉快地劳动的父子俩。“你们在干什么？”他们明知故问。
每当这时，哥哥总是知趣地走开，好让父亲放心地吹牛。
父亲看他走远，就尽量用低调、甚至此事不值一提的口气对围观的人们说：“就是造饭馆……你们看得出来我造的是什么吧。”
“嗯，当然，看得出来。”
“我必须扩建。我儿子回来了。”他还想说，“我儿子考上一本大学了！”但想了想又咽了下去。番镇这巴掌大的地方，人们对知识怀着宗教般的崇敬与虔诚——谁又不知道他儿子考上了一本大学呢？
但是父亲不说，人们又觉得有点不了解他。他们不太理解饭馆扩建和他儿子回来了有什么联系。
“可是，原来那四间也足够了呀！”
“不。”父亲说，把一根椽子用电刨推平，“我儿子回来了，以后会有很多人来吃饭的，很多！”
“哦。”人们说。他们也有点振奋和激动，暗暗地为自己的理想和家庭摩拳擦掌。
“说真的，”父亲从椽子上站起身，“你们觉得我盖的这个房子怎么样？”
“还好，就是窗框太大了点，那根柱子，好像也有点歪。”
父亲谨慎地东瞅西瞅。果然是那么回事儿，但他嘴里却说：“我自己盖的，看起来还行。”
他那样说的时候，全身似乎笼罩着一层智慧的光芒。就这样，他初步改变了番镇人对他的印象。
事实证明，他做到了。他扩建成功，岔路饭馆以全新的面貌庞大地矗立在番镇岔路口。所有的人路过饭馆门口，都会停下来张望一番，这时候，有人就会告诉他：“这是那个卖假酒的老板和他儿子一起盖的。现在，他是一个好人啦！”
某天早晨，父亲和哥哥去县城买装修材料，在县城里过了一夜，第二天满载而归。父亲背着从雇来的车上卸下来的水泥砂料往新房走时，就像一只笨拙的蜗牛。母亲跑过去，从一旁搭上手，说：“你不要命了吗？你会把自己累坏的。”
“是吗？”父亲问。他的身体一向都很健康。他放下水泥袋，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绿色的大药瓶，里面装的是鱼肝油，他特意给母亲买的，叮嘱她按时吃，为哥哥淌眼泪遭下的眼病迟早会好的。母亲接过来，当着他的面喝了一大口。所有的不幸和委屈好像都随着那口药水咽下去了，她抹着嘴巴对父亲宛然一笑。
两把从旧货市场买的八成新的木椅让父亲得意了好一会儿。哦，真好，虽然是旧椅子，但还能用——还能用十几二十年呢，而且样子也很漂亮，像人家楼房里摆的木椅一样。
母亲找来两个装修师傅。父亲一见他们，就威风凛凛，摆出行家里手的姿态：“不麻烦你们啦，我一个人就能弄好。”
但是当两个师傅悻悻离去时，他又改变了主意：“好吧，媳妇的话还是要听哩。”
很快，墙壁和地面新贴了略带黄色花纹的白瓷砖，天花板也换成了亮丽的粉白色。部分厨具换了新的，洗菜池干净得几乎可以直接舀起来喝水。扩建后的岔路饭馆又大又新，朴素又华丽，可以和番镇最大的饭馆媲美。什么东西都没缺少，什么东西都那么多，我们诚惶诚恐，为这迟到的幸福心满意足，暗地里庆幸，感谢佛祖。
然后，我和哥哥去上大学，父母也开始研究人生的老问题、新课题：面食最好吃的做法。没错，研究，而不是像以前那样，把一碗面按传统做法做好完事。他们没完没了地尝试，并在其中找到了大大小小的乐趣。于是，番镇人见证了一碗面，是如何在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中取胜，实现它最初最本真的价值：我家饭馆美名远扬，十里八乡的群众来番镇赶集，都要特意来我家吃一碗面，门前顾客每天都排着长队，有的人甚至为了吃一碗我父亲做的加工面，不惜撂下农牧活计，等一半个小时。这种繁荣的景象，越过一个又一个光辉三月，一直持续到现在。
这些年，父母也曾跟随社会发展和潮流，做出过一些积极应对和提升，但始终把做一碗好面放在第一位，从未搞过任何歪门邪道，干过任何为了金钱坏良心的事。终于，如此美好的事业，在如此美好的国家和时代，开出了芬芳的花朵，结出了丰硕的果实：父母靠卖面，发家致富，供我和哥哥读书：哥哥博士研究生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这看起来有点像不够高明的小说那庸俗的结尾，但事实的确如此——文学让他变得睿智、温柔、谦逊，甚至还保有一丝童真和可爱。我大学毕业，本着建设家乡，照顾父母的心愿，在番镇小学当了一名教师。父母在县城买了楼房，每年拿出一定的积蓄，资助县养老院和孤儿院，为此还上过县电视台和州上的《民族报》哩。他俩总说的一句话是：“报答国家、回报社会。”每次听见这句话，我都会红了眼眶。是啊！这幸福的生活，哪样不是国家和神圣劳动的赐予！
每逢周末，我都会去给父母帮忙，我也成了半个厨师。父母鬓角已经花白，气力已大不如前，但他们做面，仍旧无比认真，用心：顾客总是把最后一口汤都喝光。我教育我的学生：老老实实做人做事，就是最大的成功。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从父亲身上，得出的教训和真理哩！
又是一个春天的清晨。当父母合力，把一碗做好的面，香喷喷地端给顾客时，门外，三月那充满希望的光芒荡漾开来，整个番镇，整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便也一片秀色可餐了。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1年11期（责任编辑：安殿荣 张金秋）
何延华，女，藏族，生于1980年。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评论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兰州理工大学文学院。有中短篇小说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多种国家级年度选本。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嘉禾的夏天》。获甘肃省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一等奖，甘肃省第七届黄河文学奖，第二十六届全国梁斌小说中篇小说三等奖，第二届《飞天》文学十年奖，首届青稞文学奖，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