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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山


        每次进入可可西里,普措才仁总有一种奇怪的感觉:翻过一座山,或者绕过一片湖泊,他的舅舅杰桑·索南达杰和他的阿爸奇卡·扎巴多杰就会出现在眼前。

        或许就是这样一种错觉,每次去可可西里巡山,普措才仁总会主动要求加入。他成了可可西里管理局巡山次数最多的人。

        2021年5月16日,可可西里组成一支7人巡山队,准备进入可可西里腹地巡山。临行前,他们邀请我和电影导演万玛才旦及他的助理才多加入。“可可西里的枪声已经消失十多年了,但我们依然在坚持巡山。可可西里有着丰富的动植物和矿产资源,一些贪婪的不法分子时刻窥视着这里的宝藏,只要我们稍有松懈,他们就可能乘虚而入。所以,我们依然要以巡山这种最为传统、也最为有效的方式,给他们以震慑,也让更多的人知道,可可西里依然需要得到人类的保护,需要更多的人加入这个行列中来。这也是邀请你们和我们一起完成一次巡山任务的原因。”临行前,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局长阿旺旦巴对我们说。

        我们和普措才仁,就是在这个巡山队里认识的。5月17日,为了适应气候、海拔等,我、万玛才旦和才多先期到达海拔4600多米的索南达杰保护站,在这里度过一夜,次日和巡山队在青藏公路通往可可西里腹地的路口会合,开始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巡山之旅。在此之前,担任巡山队队长的普措才仁一直做着准备工作:为车辆准备汽油、零配件、备胎,为人马准备食物、用水、药品等。出发时,普措才仁依照藏族习俗和我们互相行过贴面礼后,便开始交代进山后的注意事项。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一路上产生的垃圾,全部留在车上,等完成巡山任务,出山之后再处理!”

        或许就是因为这句话,普措才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在巡山的路上,我才知道他是“改革先锋”“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的外甥,也是被誉为“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神”的奇卡·扎巴多杰的儿子。索南达杰和扎巴多杰是玉树州治多县西部工委前后两任书记,也是我国第一个武装反盗猎组织“野牦牛队”的带头人。这样的特殊身份,使得我一路上都在关注着他,一有闲暇时刻,便找他闲聊。但他是巡山队里最忙的那个人,每天的行程住宿、吃喝用度、巡山任务,都是由他来安排调度,于是,我和他之间的聊天便时断时续。

        我最关心的一个话题是,“舅舅和阿爸先后为保护可可西里献出了生命,你为什么依然要做这份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

        “保护可可西里,我也是在寻找他们。”普措才仁思忖片刻后说。

        普措才仁至今清楚地记得最后一次见到舅舅的那个晚上。那一天,舅舅到他家里做客吃饭,阿爸和舅舅盘膝坐在地上,相谈甚欢,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听到舅舅对阿爸说:“如果我死了,不要天葬,也不要诵经念佛,我是共产党员,我要火化,再把我的骨灰撒到可可西里。那里才是我愿意留下的地方!”

        那时候,15岁的普措才仁还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可可西里也只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个懵懂少年只知道那里是一片荒野,海拔很高,舅舅为了保护那里的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成立了西部工委,可可西里是他们经常要去出差的地方。

        舅舅似乎是有预感的。就在他留下那句话不久,当他再一次进入可可西里巡山时,就永远地留在了那里,再也没有回来。

        普措才仁在治多县城长大,他小的时候,舅舅索南达杰在治多县索加乡工作,每年春节,阿爸阿妈会把他送到舅舅家里,在牧区过年,这成为他最快乐的童年时光。1988年,普措才仁9岁,春节前夕,治多县发生特大雪灾,牲畜伤亡严重,而在普措才仁的记忆里,却满是家人团聚的温馨。舅舅让他把冰凉的小脚紧紧贴在自己温热的胸口上,为他焐脚,一股暖意在他小小的心里升腾起来。但这样美好的情景总是短暂的。他的双脚暖和过来,还没来得及说一声谢谢,舅舅便披上军大衣,戴上厚重的雷锋帽,走进了屋外白茫茫的雪野之中。舅舅担任着抗击雪灾总指挥的工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直到春节来临,他也没见舅舅几面。

        普措才仁后来的记忆里,舅舅便和可可西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此后,舅舅任治多县委副书记,不久,治多县西部工委成立,舅舅担任工委书记。普措才仁慢慢知道,舅舅和他的西部工委多么了不起啊!西部工委组建了我国第一个武装反盗猎队伍,他们战斗的沙场,是平均海拔近5000米、面积达4.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


抉择


        5月18日,巡山队乘坐3辆皮卡车,正式向可可西里腹地挺进。越过一道河时,我和万玛才旦乘坐的皮卡车陷入沼泽。我和万玛才旦都有点紧张,巡山队员们却淡定从容。普措才仁卷起裤管和几个巡山队员蹚入泥泞中,给我们的车挂好牵引,用钢丝绳与另一辆皮卡车连接在一起,没用多大功夫,就把车拖了出来。后来我才明白,陷车是巡山途中的家常便饭,可以说,整个巡山之旅,就是在探路、陷车、拖车、修车、再出发的周而复始中完成的。

        当晚,我们到达库赛湖保护站。这是一个季节性保护站,在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迁徙、繁殖的季节,可可西里管理处会派人来值守,我们到达时,这里还没有人值守。普措才仁示意我们先不要下车,他带着几名巡山队员进入保护站搜寻检查后,才让我们进入。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保护站无人值守,里面的温度又相对高一些,棕熊、雪豹等野生动物往往会在这里栖息,有时,一些非法穿越者和盗猎分子也会在这里过夜休息。

        入驻保护站后,队员们在普措才仁的安排下各自分工,打扫房间、烧水做饭。晚上11点,大家准备休息,乘着些微的闲暇,我去找普措才仁聊天,问了一个或许对他来说有些残酷的问题:记不记得你的舅舅牺牲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

        “记得很清楚!”普措才仁沉吟半晌后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可可西里的藏羚羊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杀戮。疯狂杀戮的缘起,是因为藏羚羊的绒毛可以制成一种叫“沙什图”的奢侈品披肩。这样一条披肩,售价达4万美金,需要用三四只藏羚羊的绒毛方能织出,而猎杀藏羚羊的成本却很低廉——只需要偷偷潜入可可西里,带上几支杀戮的武器。因此,一些贪婪的犯罪分子便走上了这条血腥之路。仅仅几年,可可西里藏羚羊的数量,从20万只锐减至不到2万只!

        可可西里腹地上演的残酷杀戮,让杰桑·索南达杰心急如焚,寝食难安。

        如何遏制这样的罪恶?在杰桑·索南达杰的推动下,治多县西部工委于1992年7月正式成立,中国有了第一支针对野生动物保护的反盗猎武装队伍,杰桑·索南达杰就是这支队伍的领头羊,他们自称“野牦牛队”。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杰桑·索南达杰带着“野牦牛队”,先后12次深入可可西里腹地,驱赶和抓捕盗猎分子,正义的枪声震慑了犯罪分子的猖狂。

        而正义与邪恶的对峙,在可可西里才刚刚拉开帷幕。

        那是1994年深冬的一天,正在上高中的普措才仁放学回家,看到阿爸坐在沙发上沉默无语,卧室里传来阿妈嘤嘤哭泣的声音。

        “你的舅舅出事儿了……”

        那是舅舅最后一次巡山。他带领着4名巡山队员,抓获20名盗猎分子,缴获7辆汽车、1800多张藏羚羊皮,在押解盗猎分子走出可可西里时,遭到反抗,舅舅带着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展开殊死搏斗,壮烈牺牲……舅舅去世后,普措才仁的阿爸要求辞去当时州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调回治多县,负责西部工委的工作,“继承索南达杰的遗志,完成他未完成的事业”。

        舅舅壮烈牺牲的事迹和阿爸毅然决然做出的决定,给这位懵懂少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决定,等高中毕业,一定要报考警察学校,将来做一个像舅舅、像阿爸那样的人,最好去可可西里工作,哪里有困难艰险,就去哪里奋斗贡献!

        对于普措才仁的决定,阿爸并没有表示什么,阿妈却极力反对:“你的舅舅走了,你的阿爸也不顾这个家,要求去那里工作,这还不够吗?”

        阿妈的态度是决绝的,她觉得普措才仁性格急躁,遇事容易冲动,“要磨磨你的性子!”阿妈执意让他报考财务会计等需要耐心的专业。那时,阿爸已调回治多县,继任了舅舅西部工委书记的工作,少年普措才仁深知失去哥哥、又要为丈夫担惊受怕的阿妈的悲伤与失落,最终遂了阿妈的心愿,考入财经学校。


传承


        5月19日,我们在库赛湖保护站度过一夜,天光刚刚放亮,巡山队员们便先后起来,经过简单的洗漱,开始准备早餐。普措才仁指挥大家各行其是,并特别交代把喝完水的矿泉水瓶全部收拾起来,“等到了有淡水的地方,再把它们灌满!”为了优先满足饮用水需求,巡山队员们每天只是漱漱口、刷刷牙,洗脸洗澡全免了。

        那一天,我们沿着狭长的库赛湖,向豹子峡的方向行进。库赛湖虽然被冰雪覆盖,但风已经吹开了冰面,巨大的冰块堆积在岸畔,冰雪消融处露出了湛蓝的湖水。

        没走多远,我们就发现了一头野牦牛的尸体。

        近年来,盗猎藏羚羊的事件虽然销声匿迹了,但偶尔也会有人猎杀野牦牛,用野牦牛肉冒充牦牛肉倒卖。市场上一头牦牛的售价大概在1万元,而猎杀野牦牛几乎没有成本,所以一些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因此巡山队员下车查看,看它是不是被不法分子猎杀的。

        经过仔细查看,巡山队员确认这是一头自然死亡的野牦牛。行将死亡的野牦牛会独自离开牛群向上攀爬,在寂静险峻的高处等待死亡的来临。这头野牦牛,显然是死在山上后,被狼群从山上拖拽到这里,草地上留下了被拖拽的印痕。

        就在巡山队员们放下警惕,准备再次出发时,我们的眼前出现了一只狼!

        这只狼近在咫尺,就在几步远的地方围着我们跑动着。原来,这只狼看到我们走近野牦牛,以为我们会把它的食物带走,便冒险靠近我们,试图让我们离开。巡山队员们明白狼的心思,大家心照不宣地上了车。“遇见狼,依照我们藏族的说法是祥瑞之兆啊,说明咱们这一趟巡山之旅会非常顺利!”普措才仁说笑着,引得大家也笑了起来。

        那一天,我们看到了野牦牛、藏野驴、棕熊、斑头雁、赤麻鸭……当遇到一大群野牦牛时,普措才仁沉静地看着野牦牛群,对我说:“每次进入可可西里,看到野牦牛,我就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有时觉得,舅舅和父亲,也许化成了可可西里的一头野牦牛。”

        他的这句话打动了我,我把这句话记在了手机的备忘录里。

        依照计划,那天我们应该到达卓乃湖。由于一路风雪,加上路况与我们的预判大相径庭——与全球气候变暖有关,可可西里腹地沼泽地解冻的时间提前,使得我们在去往卓乃湖的路上多次发生陷车。行程才走了一半,天色暗淡下来,我们在豹子峡找了一处向阳背风的山谷,扎下帐篷,露营下来。那里海拔5000米以上。夜晚来临,四周一片漆黑,我们用汽车的前灯照明,平时刺眼的灯光,在这个荒野的黑夜,显得那么微弱。

        那天,乘着睡觉前的闲暇,我问了普措才仁一个在我心中盘桓已久的疑惑:他上了财经学校,怎么还是成了一名警察?

        “这事儿还是和我的舅舅、阿爸有关。”

        普措才仁考入省财经学校的第一学期,就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年,他被批准为预备党员。那是1998年。也是在那一年,他的阿爸奇卡·扎巴多杰为了实现杰桑·索南达杰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遗愿,继续坚持杰桑·索南达杰开创的巡山之路的同时,也为保护可可西里四处奔走、呼吁。他的决心和真诚的态度打动了许多人。在梁启超之孙梁从诫等环保人士的帮助下,扎巴多杰专程奔赴北京,在各大高等院校和大型企业演讲,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捐助。

        从北京回来路过西宁,他把儿子从学校叫出来一起吃了顿饭,说起了成立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事儿。普措才仁记得,那天阿爸很高兴,还喝了几杯酒。

        “可是,他回去后不久,就出了意外,去世了……”

        少年普措才仁再一次下了决心,要做一个像舅舅、阿爸那样意志坚强、心怀信念的人。他决定,财校毕业之后,再去报考警察学校。后来,他考入森林公安专科学校,毕业后,来到了当时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工作。

        普措才仁不记得他已经是第几次巡山了。有一次,巡山途中与盗猎分子遭遇,他们机智周旋,最后成功把盗猎分子全部抓获,搜查车辆发现,他们不但有充足的柴油,光子弹就装满了一只50斤容量的塑料桶,还有几支半自动步枪和小口径步枪。审问时,一个盗猎分子说出实话:“我们的小口径是留给藏羚羊的,半自动是留给你们的。你们人少枪少,我们用子弹耗也能把你们耗死!”

        这样与盗猎分子狭路相逢的惊心动魄的故事,有很多。“2010年,我们在雁石坪抓获了一个七八个人的盗猎组织,没收了七八十张藏羚羊皮,这也是可可西里最后一次响起枪声。”普措才仁有些自豪地对我们说。我们也从其他巡山队员那里得知,他还曾经是著名的“帐篷队长”,每每进入采挖黄金的季节,他便带一名巡山队员守候在青海新疆交界处进入可可西里的一个沟口上,搭起帐篷,阻止非法采金团伙进入可可西里。他严厉认真,检查登记绝不马虎,“帐篷队长”的名号便先从那些非法采金者的口里传开了。在他的腰部,有一道很深的伤痕。那是一次巡山途中,车辆陷入泥泞,当他准备拖出陷车时,牵引用的钢丝绳突然绷断,像一条钢鞭一样狠狠抽打在他的腰上,他当时就昏厥过去。等队员们把他送到格尔木的医院才发现,肠子从伤口中露了出来。由于错过最佳手术时间,术后留下后遗症,每每犯病,疼痛难忍。

        5月20日,我们到达卓乃湖保护站。这里有带暖气的房间,有比较齐备的厨房设施,被巡山队员称作可可西里的“五星级宾馆”。

        我们到达时已凌晨3点,强烈的高原反应,让我一夜未眠。第二天一早,我起床走出保护站,打算去看看卓乃湖,看到普措才仁也起床了。互相问过早安,看到他的脸色很难看,才知道他的后遗症犯了,肠胃不舒服,拉肚子,不想吃饭。我让他赶紧回去休息,他指着远处的一个小山包说:“舅舅去世后,依照他的意愿,他的骨灰撒在了可可西里,那个小山包,还有索南达杰保护站、他牺牲的太阳湖畔都是撒了他骨灰的地方。”他深情地望着小山包的方向,沉默下来。我看着他的目光,似乎感觉到他在寻找着什么,看见了什么。

        后来的几天,由于大雪封路,我们滞留在卓乃湖保护站。5月24日,大雪终于停下,天空放晴,但我们的物资已经不够继续前行:汽油所剩无几,3辆汽车的备胎也已全部用完。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向索南达杰保护站后撤,遗憾地提前结束了巡山之旅。

        普措才仁的病情好转起来。当我们后撤到索南达杰保护站时,他告诉我,这一趟,他瘦了15斤。

        整个巡山途中,他一直佩戴着党徽。后来我才知道,自从成为一名公安干警,他已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一次,受到国家林业局森林公安局和青海省森林公安局的表彰嘉奖。


原刊于《光明日报》2022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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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仁青,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先后在《芳草》《人民文学》《中国作家》《十月》《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作品,并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散文选刊》及各种年度选本选载。出版有原创、翻译作品20余部。原创作品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奖提名。翻译作品曾获全国第十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青海省《格萨尔》史诗研究成果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