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改变命运。在西藏，就有一位通过文学改变命运，且一生都心系西藏的“痴心不改”者，他是我的一位同事。
20世纪70年代，这位同事从江南某所大学毕业，他满怀青春热血，申请到西藏工作。那时，大学校园里到处张贴着醒目的标语：“到边疆去，为建设美丽富饶的祖国边疆献出青春！”那时，优秀的大学毕业生，首选的就业方向大都是西藏、新疆、青海等地。那个年代，这些地方交通极为不便，信息非常闭塞，地域最偏远、环境最恶劣，生活自然也最艰苦。争取到那些地方去经受锻炼、奉献青春、建设边疆，是那个时代赋予青年们的希望与担当。当年有一首歌曲《我们年轻人》，它创作于1963年，芦芒作词，孟波作曲：
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
革命时代当尖兵。
哪里有困难哪里有我们，
赤胆忠心为人民。
这首歌，旋律激昂奔放，节奏简洁明快，词句感人，在那时非常流行，唱得年轻人热血沸腾，豪情满怀。这首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青年们，不怕吃苦、甘洒热血，远离家乡、奔赴祖国边疆。
我认识一位朋友，山东菏泽人，在西藏阿里工作。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高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积极报名到西藏工作。获批之后，他们胸前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口号声声的环抱中，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夹道欢送下，前往西藏。到了西藏，他们坚决不留在自治区首府拉萨，而是一定要到最偏远、最艰苦的地方。最后，他选择了阿里。当时的他，对阿里的偏远与艰苦，也只停留于道听途说。但那时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有知识，有理想，有激情，有一颗火热的心，要当革命时代的尖兵，越是艰险越向前。
阿里是西藏西北偏远地区，平均海拔4500米，最高点与最低点相对高差4894米，有“千山之宗，万水之源”“世界屋脊的屋脊”等称号。阿里距离拉萨1600多公里，当时从拉萨去阿里根本没有公路，人能走的路也很少，翻山越岭过河全凭徒步、骑马或骑牦牛。阿里地区气压低，空气稀薄，含氧量仅是平原地区的40%，被称为“生命禁区”“身体的地狱”。他们一进入这里，就头晕头疼，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恶心呕吐，昏昏沉沉不知道饥渴，高原反应让他们饱受濒死般的痛苦。他说那里艰苦，我们也只是听听，没办法与他感同身受。但他说了一件事，却令所有在座的人沉默许久：
“在阿里工作几年后，我回山东老家探望父母，也在老家结了婚。婚后不久，我便返回阿里。等我回到阿里，看到父母发来的电报，电报上写着妻子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孩子出生时，我还没有返回到阿里，还在途中徒步、骑马、骑牦牛，艰难跋涉。”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是一段什么样的路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经历？当今时代，几个大学毕业生有过？
当然，今天的西藏已经远非昔日可比，时代已大不一样。拉萨到阿里不仅有了公路，开车只要20多个小时。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通信设施，往日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已变成了美不胜收的天下奇景：雅鲁藏布大峡谷、南迦巴瓦峰、珠穆朗玛峰大本营、羊卓雍错、古格王朝遗址、札达土林、冈仁波齐、巴松错、纳木错、圣象天门……成为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这些景点串成一条旅游热线，游客们欣赏美景、拍照打卡、发短视频，行程也只需要十几天。
再说我的这位同事。
当年他申请前往西藏工作，也没有留在拉萨，先是到了那曲的嘉黎县，在县委办公室工作。嘉黎县属藏北高原与藏东高山峡谷结合地带的高原山区，平均海拔4500米，县城所在地海拔4488.6米。后来，也像那位60年代初去阿里的大学生一样，离开县城，进一步深入基层，到麦地卡乡工作。麦地卡乡属高寒牧区，平均海拔4900米至5100米，含氧量为平原地区40%至50%，自然条件极端恶劣，每年有超过200天都在刮不弱于8级的大风，那里也被称为“生命禁区”。听他讲述去麦地卡乡报到的故事，犹如在听一段神话：没人接送，没人带路，孤单一人，骑着一匹老马，驮着全部家当，独自前往。两眼茫茫，唯一的依靠就是那匹老马——那是神奇的西藏识途老马。在很少见到人烟的高寒荒原，他信马由缰，去往麦地卡乡——一个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路上遇到了暴风雪，风吼雪飞，眼前迷迷茫茫，人和马跌跌撞撞，一直到天黑还没有到达。这听上去，会是什么感觉？然而，这的确是真的。别说第一次远出家门的年轻大学毕业生，就算是常年奔走于荒山野谷颇有经验的山友驴友，几个人敢以这样的形式前行？麦地卡乡的艰苦程度，同样令人难以想象。出门靠骑马，吃水要用镐头刨冰，再用牦牛粪点火融化，食物主要是罐头、脱水菜、鸡蛋粉等。发了工资，除了日常生活开支，根本没别的地方可花。不过，这个江南鱼米之乡长大的大学生，很快适应了麦地卡乡的生活，身穿牧民一样的老羊皮袍，吃着牦牛肉、糌粑，喝着酥油茶，除了不精通藏语，一切如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藏族兄弟一样。
我的这位同事会写诗，他写的诗刊登在《西藏日报》上。后来，因不断发表诗文、写歌词、收集整理西藏民歌等，他先是被调到县文教局文化科，后来当上了那曲文化局副局长。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古人的这句话，绝不是无缘无故随便讲的。宋人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也写道：“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意思说，不是因为写诗而让人困厄，是因为人处于困厄中才能把诗写好。这是很有道理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的这位同事离开西藏，调到北京工作。他任北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任时，我在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任职。也就是说，我俩同在研究室系统工作；后来，市委同一张任命书，任命我俩为同一级别职务；再后来，他到北京出版集团当老总，我到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版权局）任职，我俩又同在出版系统。因工作经历“三同”，我俩常见面，很熟悉。后来，他突然辞去出版集团领导职务，去了西藏。这个消息让我感到吃惊，实在是没有想到。不只是我，很多同事知道了，也都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 冯俊科，河南温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十月》等，出版有长篇小说《尘灰满街》《疑兵》、中短篇小说集《冯俊科中短篇小说集》《乌蒙响杜鹃》、散文集《江河日月》《千山碧透》等。作品被译成英、德、法、阿拉伯等文字在国外出版发行。曾获冰心散文奖、北京文学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