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卜楞”“拉章”“扎西奇”，对于一个普通的藏族佛教信徒来说，她是心中的圣地、梦里的天堂，是朝圣者的向往，是草原深处、大山峡谷里凡夫藏人心中的极乐世界“香巴拉”。尽管祖籍青海热贡地区，但更多的乡思来自拉卜楞。拉卜楞记录了我幼年时光的点滴，于我，拉卜楞是童年的乐园，是幸福的摇篮，是塔哇路边小水渠里的嬉戏，是曼巴扎仓对面林卡里的小憩，是桑曲河浪花翻滚的一路欢唱，是轻柔、绵软、拉卜楞方言的高雅韵味，我出生在拉卜楞。

        金顶棕墙的建筑群，宏伟壮观。开阔的大经堂广场，是举行“毛兰木”法会、“羌姆”表演、“酥油灯”观赏的重要舞台;建筑群里四通八达的小巷，是抵达活佛“囊钦”，僧侣僧舍的主要通道；中央大道是万人攒动、气势壮大、法号鸣响，上百僧人浩浩荡荡将神圣的唐卡送往瞻佛台的浩荡长队，是红与黄明亮色彩的碰撞；周边经轮长廊是“娘乃节”娘乃咏唱长调“六字真经”歌余音萦绕的转经路线，是远行的拉卜楞人对故乡深深的思念。拉卜楞寺的存在使周边人群因此自带光环，“我来自拉卜楞、扎西奇、拉章”，成为当地人与其它藏区民众交流的第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或许马上会和对方一拍即合，或会立即令人刮目相看，或顿生羡慕之情。总之，这张承载拉卜楞寺太多荣誉的标识，能使拉卜楞人收获更多的认可与尊重。整齐、干净的藏装，无论华丽与否，单凭身后藏装褶子上红艳艳腰带的系法，便可判断出其来自安多的拉卜楞。无论老幼、男女，只看其利落的穿着，尤其是老妇人们身上外加的一层天蓝色传统布围裙，一口温婉悦耳、抑扬顿挫的拉卜楞口音，立马让人耳目清爽，此地非彼地，她是拉卜楞。

        记忆中的拉卜楞可扩大至金碧辉煌的拉卜楞寺,亦可浓缩于我出生的大杂院。记得我们家住在上塔哇深深的巷道边上的大杂院里，院内住着藏、汉、回五家人，其中有子女众多的穆斯林马家，深居简出的张家，剩下的便是卡毛姑妈，拉姆奶奶和我家，近二十几口人分别居于南、北、东、西房内。每个窗口都有属于自家的故事，每家厨房都有自己的味道。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经常吃着院里各家的饭，每到饭点，总有亲切的声音在呼唤我“措洛（我的爱称）来吃饭——”，而我也会摇摇晃晃拿着自己的小碗出现在那家的门口。在物资匮乏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普遍清贫，更何况是大杂院中的我们，属于今天的租房客，下层百姓家，本无任何资产可言。拉卜楞地区的原住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宅子，但由于拉卜楞寺的影响力，来自各地向往“香巴拉”的民众迅即膨胀，凭借其手艺、劳力汇聚而来，他们主要集中在离寺院较近的塔哇及王府周边。拉卜楞寺是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拉卜楞地区的僧俗消费需求形成了拉卜楞“丛拉”，以上群体和来自拉卜楞其他地区的人员成为在拉卜楞“丛拉”内从业的主要人员，进行一些小商小贩的商务活动，各类工匠、艺人加工拉卜楞僧俗所需用品，人们靠自己的耕耘养家糊口，在此安居乐业。所以我们大杂院里的群体，除当时我的父母亲是干部外，全都属于以上类型，而我们之所以能生活在大杂院中，是我阿爸唯一的亲人，我的姑姑和姑父在此安家，而父母亲也刚成家不久，一个在夏河县委，一个在十五公里以外的桑科草原上班。

        大杂院里的生活在记忆中模糊而清晰。每天的饭后时光是孩子们在院里玩耍打闹的高潮，此起彼伏的笑闹声，东躲西藏、又几个脑袋凑在一起的小谋划，现在想来也不知道在干什么，但感觉很开心。而大人们在忙完自己屋里的活后也出来唠家常，老人们念玛尼。尽管是在特殊的年代，但心中的信仰并未受动荡形势的影响，可怜的拉姆奶奶每天依然进行着自己的功课，手上的佛珠伴着口中无声的默颂静坐于大人当中。马家、张家的阿姨们也各自聊着她们的话题，卡毛姑妈是革命委员会的，记忆中只有她有时戴个帽子进出的印象。

        清楚记着的是，有时从桑科下来的阿妈，也会在下午或饭后加入大人们的聊天队伍当中，有一次她上身穿着一件翠绿色的毛衣，下着一件草绿色的毛呢裤子，在那帮年长于她的大妈、奶奶当中显得特别的娴静、文雅，她手里拿着一个捻线锤，左右手灵活的转动着，洁白的羊毛线逐渐在线锤上变大变圆，成为一个球体，那时的母亲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是最美的。

        大杂院里的生活清贫而真实。每年春节后的农历三月，各家的年货都吃的所剩无几了，但年上的羊肉骨头还被保存下来，这些骨头又经大人们的手清洗、下锅、再煮、再熬，将骨头上的最后一点筋煮烂、骨髓熬出，打最后的牙祭，而骨髓可用来拌糌粑，是青黄不接之时，人们犒劳干瘪肚子的又一美妙创意。可能外面风雨飘零，但院内的我们似乎一切平静，后来大人们告诉过我们粮票的作用，以及物资的紧张。尽管如此，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紧张局势下，我那敬爱的姑父总能用一毛钱给我换来五十个大豆，用两毛钱经常给我带来一个长条泡泡糖，还有不知几毛钱买来的漂亮小钱包，尽情的宠爱着小小的我。

        有时，我们也会走出大杂院从门口的小巷再往里走，朝右下去便可到下塔哇，朝左向上即达寺院背后。我们上塔哇里的每一条巷道是互通的，难怪阿爸不止一次自豪的说，那是“小北京”。当然，阿爸所指的“小北京”是指其之前较之其他藏区的繁华，是他童年时代冬天热腾腾的牛杂泡麻花，是巷内货担上白布下冒着热气的河州包子，是“毛兰木”法会上安多政治、文化中心——拉卜楞的喧闹，是各方香客的络绎不绝，是拉卜楞寺黄岑岑的酥油汁、牛肉、大米、葡萄干僧粥的香糯可口。现在想来拉卜楞的巷道和老北京的胡同的确十分相似。胡同内家家大门基本在一条直线上，藏式或中式两扇门板。家境较好的人家门庭开阔、门面宽大，记忆中在那个年代门楣边框上还有如祥云类的藏式图案；而家境一般的小户人家，则门面简陋、院内狭小，但这一切并不妨碍邻里之间的那份和睦、友爱和关怀，见面问好、尊老爱幼，祥和、团结，那种文明有序的习惯，延续至今，如您需寻路问事，无论老幼都会详细告知，不厌其烦，也不在乎你是否说声“谢谢”。

        每逢春节，巷内的邻家之间会互相拜年、轮流请客。各家准备的油炸果子、水果糖、水煮牛羊肉、蕨麻米饭、灌汤藏包、烩菜大致会相似，但略有不同的就是藏包的馅料和烩菜的内容稍有差异。那时，作为藏餐最后一道的酸奶基本在春节时分是无缘相见的，能在夏天喝上一碗牦牛乳酸奶都已经是很奢侈的了，但大家都会把最好的食材奉献给尊敬的客人，食物虽然简单，但是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真诚、快乐的笑容，主妇们更是热情的招呼老小、添茶送餐，无微不至的照顾每一位客人，正是应验了“最好的食物献给客人享用，最美的衣服留于自己享受”那句谚语。席间大人们谈笑风生，少不了善歌者的民歌献唱，当然还会有“则柔”和“噶尔”的即兴表演，当“阿谐——”的旋律从舞者的口中传出时，或轻柔或阳刚的舞姿，或屈或直配以手势、充满节奏感的舞步响起，舞者身后鲜红的系腰随之摇曳起来时，那场聚会便达到了高潮，最后，在“扎西霄”的群舞中完成了对主人家的祝福。相似的场景又会在另一家继续。我们则在主人家的院里忙里忙外，放着为数不多的几个鞭炮，或玩着其他的游戏，吃着廉价的水果糖和其他食物，忙得不亦乐乎。拉卜楞地区人家的好多重大喜事一般会选择在春节进行，如通常在正月初三为姑娘举行成人礼仪式，从初二的下午开始就有专人为将要“上头”的姑娘梳细碎的发辫，整个梳头过程少则两三个小时，如果发量较多，则会持续五六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最终梳成少则几十根、多则上百根的小碎辫。第二天（即初三）清早，在姑娘的发辫上戴上传统的头饰，穿上漂亮的新藏装，配以首饰，经过一定的仪式之后，姑娘的成人礼正式开始了。在与姑娘年龄相当同伴的陪伴下，姑娘家的亲戚朋友们会邀请姑娘去做客，并赠送准备好的礼物，祝贺姑娘成人。同样，正月初三也是为家中老人隆重举办八十寿宴的吉日，亲朋好友会准备哈达、布料、茶叶等礼物相送，祝福老人“才让洛嘉”。在正月初三娶媳妇、嫁闺女也是拉卜楞地区的习俗之一。

        我们大杂院里马家的“开斋节”也总会让孩子们格外的牵挂。穆斯林的节日一般与我们的传统春节错峰，所以平常的日子，他们开始“封斋”，就意味着一个月后将要“开斋”，我们又可以吃上又大又圆的油香，面上泛着小泡的金黄馓子，还有其他好看的“倒柳树”、“龙”、“姜片”等可口的油炸果子，不知吃了多少，只记得和马家的孩子们一同期盼开斋。

        我们这些小不点在一些年龄稍长哥哥、姐姐的带领下，总在胡同里串来串去，玩着单调的“抓石子”和染了色的“丢羊骨”游戏。有时我们也会一路直下出胡同到县城马路旁边的一条小水渠边玩。关于那条小溪，我的记忆较多。平常只有阿爸在县上，他下班回来后等姑姑做晚饭的时间，坐在家里唯一像样的一把躺椅上休息时，我会像个猴子一样吊在他翘起的二郎腿上，荡秋千似的要求他用脚尖晃我。天晴的傍晚，我每天饭后都会要求他带我去小水渠边扔石子，如果那天不遂心，幼小的我会闹着大人们领我去，有一次，拉姆奶奶可能看我实在闹得厉害，用她那含混的语调给我家大人说：“我领她出去吧，要不闹得你们吃不了饭”。五岁后，我在水渠边上的玩耍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有一次我的游戏居然震惊到了阿妈，由于她在桑科上班，平时不怎么在县上，所以她对我的娱乐活动不甚了解。那天她刚好在家，应该是个春末夏初的上午，我郑重的告诉她“我要去挑水”，据母亲后来的描述，她当时非常好奇，不知道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是在怎么“挑水”的？带着深深的疑惑，她观察着我，而我则从某个属于自己的角落里，拿出了“挑水”工具：一根从扫帚上抽出的竹条，两边各用绳子绑着一个绿色酒瓶，有板有眼的把竹条搁在肩膀上，出了院门……

        从我们的大杂院里出来往马路边上走的最后一条胡同里，住着几位孤寡奶奶。她们居住的房屋低矮，开门便是胡同，一人一间，屋里有个小炕和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这些老人大多是从其他藏区来的，没有家人、无依无靠、大多也没谋生能力，便在这些小房子里靠别人的布施生活。幼时经常听到那些奶奶中的某一个“又辞世”了，而我们那一片的上塔哇人家，总会自动上门去帮忙处理老人的后事，为老人点上酥油灯，祈祷她来世转运。

        小胡同里的生活平淡有序。每个家庭的家境虽然有差异，但家家谋着各自的营生，除我们这些学龄前的儿童以外，上学的上学，学手艺的学手艺。现在从那条小胡同出来的邻家大哥已是誉满全球的男高音歌唱家，邻居大姐亦是国内有名的学者，还有成绩斐然、作品丰厚的我家老爸。都是从这条上塔哇的胡同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的，是上塔哇“阿咪华拉哈”“拉茹尕保”神山的佑护，更是拉卜楞山水哺育的成果，受拉卜楞文化的浸染，使每个个体与生俱来的备有某些特质。

        1976年因为父母亲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迁往合作，我在拉卜楞的生活就此画上了句号。从此，拉卜楞只在梦中。那一年我们国家接连失去了两位改变中国命运的领袖人物和一位中国革命的功勋；那一年我们的国家也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迎来了“第二次解放”，开始了新的征程。

        拉卜楞的街道狭窄，从进入夏河县城地盘便直直通向拉卜楞寺。这条街道从无到有，从崎岖至平坦，一直到今日的模样，不知从这条路上走过多少喇嘛活佛、名门望族、高官贤达、普通民众、军阀匪徒；承载过多少的和风日丽、风雨血腥。这条街道见证了拉卜楞的成长，陪伴了拉卜楞的发展，直到今天的康庄大道，白海螺广场上的五彩霓虹，民族用品街上的幽静繁荣，玛尼转经筒边的川流不息，一切都在桑曲河的吟唱中越来越好。

        拉卜楞地区的民族构成中，除藏族外还有蒙、汉、回、撒拉、保安、土、东乡等18个民族。今天我们讲的“和谐社会”，在拉卜愣地区很早就已存在。来自不同地区的不同民族在这里相互依存，互相包容，甚而通婚、生子。这个地区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中，藏族家庭有汉族、回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成员是普遍现象，可能这家的奶奶是藏族、那家的爷爷是汉族，她家的姑爷又是回族等等，不胜枚举。在共同的生活中，各民族在拉卜楞地区形成血水相溶、手足情深的民族关系。夏河县被命为“第八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有深刻的历史渊源。拉卜楞地区的民族关系在学术领域较早被相关的学者所关注，从李安宅前辈的研究开始至今，对拉卜楞地区的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的研究，以及由此衍生的子学科、课题研究，引起各类学者的广泛兴趣和深度开发，拉卜楞地区作为研究传统藏族聚居区各类问题的窗口之一，为拉卜楞地区的社会关系、经济关系、婚姻关系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养分。

        拉卜楞是多元的，拉卜楞是民族的，是拉卜楞寺庄严肃穆的威严，是清真寺安然的异域风韵，是塔哇街头琳琅满目商铺游人潮涌的热闹景象，是各胡同内的宁静安详，是拉卜楞地区各民族生生不息的家园。

        拉卜楞是充满活力的。自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沐浴着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步发展，紧跟时代步伐，拉卜楞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县城街道两旁是统一风格的藏式建筑；以前“上坡、下坡”的街道变成了平坦大道；寺院周围更是日新月异，我们小时候住过的上塔哇除内部留有较少的传统民居，外围部分都被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所包围，巷子里那些曾经不平、肮脏的小道，被平整、洁净、宽敞的硬化路面所替代。较之于内陆藏区，拉卜楞地区的人们见多识广，生活的节奏和观念也和以前大不相同。“世界藏学府.中国拉卜楞”，以其文化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夏河县现有旅游标杆村3个、全域旅游专业村13个、旅游生态文明村28个，精品民宿或星级农家乐500家，安果村被评为“甘肃省度假休闲旅游发展示范案例”、“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拉卜楞寺、桑科草原、白石崖溶洞、雍仲（八角）古城、作海苯教寺、安果民俗村、诺尔丹营地已成为游客打卡之地，2020年接待游客113万人（次），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独领风骚。旅游业的联动效应，带动了一大批人口的就业，为地区GDP的增长做出了突出贡献，实现旅游业综合收入5.31亿元。拉卜楞人也更加勤勉，各类宾馆、藏家乐、民宿，在旅游旺季一床难求；各种藏餐馆、饭馆济济一堂，人满为患；拉卜楞寺院周围的店铺更是游人如织。拉卜楞旅游业的载体是拉卜楞文化，是拉卜楞地区的风光、民俗、美食、服饰、歌舞，这些都是拉卜楞旅游浓墨重彩的点睛之笔。感受藏传佛教文化的温情沐浴，欣赏一碧千里的旖旎风光，领略安多拉卜楞的民俗风情，聆听拉卜楞的天籁之音，享受拉卜楞民间舞蹈的视觉盛宴；体验驰骋草原花海的策马扬鞭；静观夜空银河星辰的灿烂；慢待牛羊转场的可爱步景。无处不在的美，润物无声的爱，给心灵一次致远的旅行，这是懂得拉卜楞旅客的一次心灵相约。

        拉卜愣是辉煌的，拉卜楞是静默的，拉卜楞更是多姿的！拉卜楞的厚重和悠久，拉卜楞的多彩和绚丽，都是我苍白的笔尖无力触及的内心深处。神圣的拉卜楞，我出生的吉祥家园，说不完道不尽对您的深深祝福。

        清风，女，藏族，原名卓玛措，甘肃民族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