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石头，被岁月洗成了纪念币
像一面镜子，一群牛过来
好奇地盯着自己前世的样子
它们产奶、打架、吃草
反刍着时光
一群羊，远远就绕开了
它们担心，靠近了会被吸进去
再也回不到人间吃草
羊咩声，像一年年如约而来的雨水
一遍遍刷洗着那些长满画的石头
让它们发出从山沟到博物馆之路的光
一头狼，被凿在石头上的画面困惑
试图闻出祖先留下的味道
它们围猎、生育，讨论天气
小心地保持着和人类的距
牧人看到一对男女拥抱在石头的深处
想起自己的新婚之夜
一顶帐篷，快速搭建在牧袍下
里面淌满男人的味道
这是我从昆仑山的野牛沟的岩画区出来后写的诗歌。
面对地图上的昆仑山盯得久了，越发觉得它就像一枚阔叶，叶柄插在帕米尔高原、叶身在青海和新疆两省扩散，叶尖斜斜地向东方大地伸去。在亿万年的时光走廊里，这枚阔叶仿佛一条不断拱起身子的巨蟒，背部在大地运动中不断隆起，不断承领白雪滋养而生成一线辽远的银色飘带，西王母和周天子邂逅的美丽传说，不仅成了一道有魅力的鳞片，也成了一条看不见的文化大河的源头；这道隆起的山脊两侧，尤其是昆仑山进入格尔木境内后分出巴颜喀拉山和布尔罕达山至青海南山两大山系后，那些人迹罕到的山谷里，一块块长满画的石头，就是那条文化大河的码头。
业内人士称那些长满画的石头为岩画。岩画，其实是岩石、河流和牧人的三重相遇中产生的。岩画上定居着的动物、创作岩画的牧人、岩画上空飞过的鹰，都是水和石的臣民。整个青海西部高地上的岩画，是跟着水走的花儿，在昆仑河、格尔木河、通天河、扎曲这几条河所傍依的山谷间，低声吟唱着自己的心曲。
一
岩石的走廊，犹如江河般随时会出现支流。就让我讲述我在这几条分岔的岩画小径的所遇。
青海所有县中，最熟悉的莫过于最南端的囊谦县了，那里的很多文化信息方面的风吹草动，我都能在第一时间里闻听到。近20年来，平均两三年就得去趟那里，或者是源于我关注的西夏王朝的帝师热巴的研究，或者是因为我所援建的孤儿院的孩子。2018年秋天的40多天里，我就像专属囊谦县的一股风，穿行在那里的山林间。去囊谦之前，我多年的好朋友、玉树地区文联主席、康巴地区著名的学者彭措达哇郑重地向我推荐了囊谦县新任的县文联主席江才桑宝。得知我喜欢岩画，记得从毛庄乡回来的那个下午，江才桑宝告诉我，在县城附近他们的一个家族的古房子里，墙壁上一些奇怪的画。
这些年因为常住在贺兰山下，对岩画产生了浓厚兴趣，曾自费远赴新疆和西藏考察过那里的岩画，也曾东行至大兴安岭深处的内蒙古鄂伦春自治区和那里的岩画民间保护着崔越岭一道骑着摩托车考察丛林中的岩画，最远的是落地昆明后找了辆汽车一路向南直奔沧源县的岩画点，然而，却遇上了连续几天的暴雨导致整个沧源县临时警戒不让外地车辆进入而留下我岩画之路上的遗憾。有一年，应约为《中国国家地理》写贺兰山的岩画时，仔细地梳理完中国境内的岩画分布，结合此前曾参加过几届国际岩画研讨会，一度异想天开地想写一本《岩画中国》的书，旨在介绍中国的这份不需要翻译的世界性题材。江才桑宝的话，像拂尘清扫落在柜子上的尘土，立即拂去了我的疲倦，夕阳下的路上，移动着我们奔往县城西边纳文达康村的车影。村子位于扎阿曲的南岸，一间间年代久远的老房子，像一个个年迈高僧跌坐在夕阳里，沉默在各自的位置上。推开那座古老庄园的大门，老屋子因为长时间没人居住，有一种宁静中的肃穆，这是典型的澜沧江边的古时富裕人家的房屋布局，整座庄园顺着扎阿曲的流向而建，大门朝东，刚进大门时宽敞的院落，北侧是马圈，既供自家那些马“居住”也为来访的客人的马提供休息场合。马圈修建得很隐蔽，并不影响庄园的洁净。走进碉楼式的建筑内，靠近江边的，是类似我们今天的客厅的主楼，早被前些年的新建的现代建筑取代；靠北边方向的厨房还存在，紧紧贴在墙壁上的烟油似乎像从烟囱中爬出来的黑漆，不愿离开这古老的房子，便一层又一层地涂抹在四面墙和石头屋顶上，让人感觉进到了一个大油瓮的里层，这让原来描绘在墙壁上的画面显得模糊。在厨房下面的一层类似地下室的储藏间墙面上，也有简单但让我的知识体系无法知道答案的图案。我可以对这些图案及其附着状态做出研判：它们不是岩画。
作为刚刚当选的囊谦县文联主席，江才桑宝当然希望我能指定这些古怪的图案也是岩画。看到我断定那不是岩画，江才桑宝有点着急，或许，他认为这个祖传的古旧庄园里装的一定是些能解读当地文化历史的文物，至少那些刻进石头墙面上的图案应该是岩画。像一个把祖辈老物件拿出去摆摊的人一样，看到拿出的物件引不起客人的注意，便急不可待地又拿出祖辈的一份文化遗产。江才桑宝告诉我，离村子不远，扎阿曲对面的多昌村邦达社的东仓日寺院遗址在施工时，曾经发现一处寺庙壁画遗迹，应该是岩画吧。所谓岩画，我们的理解是刻在石头上游牧部族的生活图景或动物、人物形象的简单描摹，而在藏地牧民的理解中，户外石头上的画一定不是人类创作的，那是神迹，而户内墙壁上的画，一定是人创作的，是敬献给神的，是出资者、创作者的美好愿望通达灵性境地的桥。问清路线后，后来，我一个人前往东仓日。历经不知多少年的时光冲刷，矗立在山体平面上的5道石砌墙体，像战死而不倒地的五位壮士的的骨架。据村民讲，3块较为完整的壁画是在最西端墙内壁上出土的。当地政府曾邀请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一行，对这些壁画进行了考察鉴定，初步鉴定系青海省截止目前发现的最早藏传佛教壁画。
从考察岩画的角度而言，我只能对着这些有着重要文化价值的壁画遗憾的说：你们没错，但不是我要找的岩画。
江才桑宝还是有些不死心：扎曲和通天河就像一个母亲生出来的两个孩子，只是长大后各自分手，一个归属了长江，一个归属了澜沧江；囊谦和称多都是玉树管辖下的两个县，像一个班上的两个同学，怎么称多县境内的通天河有岩画，囊谦县境内的扎曲流域就没了岩画呢？
这真是一个替故乡和岩画发愁的人呀！
我突然想起在玉树州上时，和玉树州文联主席彭措达娃聊天时，他曾给我说过：囊谦县东北部的觉拉乡有个常年坚持研究、跟踪、拍摄雪豹的人，叫萨嘎玛。如果澜沧江边有的岩画的，一定会被萨嘎玛留心到的。
和萨嘎玛通过电话联系后，确定了在觉拉孤贫学校门前相遇的日子。
第二天，我开始往觉拉乡赶，电话联系萨嘎玛时，却一直显示对方不在服务区，这让我一直纳闷不已。
晚上，住在当初在我们援建的孤贫学校看门的久尕家里。窗外的秋雨让我不停心生懊恼：此前听了彭措达娃的大概介绍后，我以为萨嘎玛是乡政府或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一名位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应该是在乡上的，怎么到了这里会失去联系呢？这一带我比较熟悉，之前怎么就没听人说过有岩画呢？会不会也像江才桑宝那样将江边的一些宗教题材的摩崖石刻也当成岩画？
第三天一大早，手机铃声像不经意间闯进房子的鸟儿，惊慌失措地叫个不停，一接，是萨嘎玛打来的。他已经到孤贫学校门口等我了，匆匆起床后到学校门口和萨嘎玛会面。这位27岁的牧民，用自己挖虫草、卖牦牛的钱购置了一辆二手的北京现代汽车，一台佳能6D单反相机，整天热衷于拍雪豹等野生动物，也不图在哪发表，只是为了记录、保护。对相机的了解和认知，是藏族人认识现代科技的一面镜子，几十年前，带着相机走进藏地的外国人、内地游客给藏民拍照时，常常会遭到抵触，在后者看来，相机的闪光灯一闪，被拍照者的灵魂就会被摄进去，造成藏族人大多不配合拍照，甚至还会在一种敌意中产生摩擦；如今，随着相机、智能手机在藏地的普及，爱美的藏族人都喜欢被拍摄。在杂多县和囊谦县交界地带的牧民看来，萨嘎玛胸前挂着的那个相机才是真正能照出好图片的机器，他们看见萨嘎玛远远地来时，就冲他友好地笑着，希望哪天萨嘎玛能将胸前的那个相机取下来，给他们拍张照片，可惜，谁都没有等到这个机会。扎阿曲流过杂多县和囊谦县的那片流域就传着“萨嘎玛是个小气鬼，他的相机里装的尽是豹子和羚羊，也不装装我们的笑脸”的说法。
三天前，我们前天通话时，萨嘎玛恰好来乡上办点事，才有了信号。通完话后，离开乡政府，他的手机就成了聋子的耳朵。
进入扎阿曲河谷后，萨嘎玛像是喝下去了一副由兴奋、愤怒和无奈等合成的药剂，让他那常年在野外放牧、拍摄野生动物、调查并保护岩画的黑脸变得红了起来。走一会，他就停下来给我指着悬崖边的石头上的岩画，哪一处是他哪年发现的，哪一块被太阳晒得不像画（话）了，哪一处的保护绳是他从家里运来拉上去的。
“哦呀呀，那么高的地方，连鹰都飞不上去，站不住脚，你说，那些石头上长着的画，不是神留下的是谁留下的？”
“哦呀呀，如果说这是人刻上去的，那得多少人，多少时间才能干完？”
“哦呀呀，我不小心把2009年丢在拉萨了，那个损失可大了。”
他的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但还没等我询问，他就看出了我的好奇，给我讲了起来：那一年，他去拉萨，回来后，发现一些牧民在岩画的旁边刻上了藏文六字真言，这让他很生气但有无奈。
一路上，我在扎阿曲两岸看到几处岩画群，有的在半人高的石崖上，有的在半山腰，它们的出现，将青海的岩画区分布向南推移到了澜沧江流域了。
在第一个岩画点时，手机早就显示没有信号了，看着扎阿曲两岸巍峨的高山，看着涛涛江水隔住的对岸，谁知道这群山之中还有多少岩画呢？当初，那些叮叮当当的凿刻之声，是怎样唤醒沉睡的江河源地区？当这些岩画沉睡后，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种美也就沉寂了。
沿着扎阿曲走了40多公里的山路，才到萨嘎玛的家，那是囊谦县境内海拔最高的5790米的雪山脚下的一个牧点，山那边属于杂多县。我这才知道，和萨嘎玛失联期间是因为他在家里没信号。那天早上，萨嘎玛大清早就起来，从家里赶到孤贫学校去接我，我也是早饭也没吃就跟着他出门。来的路上，还想着到他家能吃到一顿好吃的呢。走进萨嘎玛家，只有糌粑来招呼我，他将家里的钱几乎全用于购买相机和跟踪拍摄雪豹和棕熊、寻找岩画等事情了。一条山沟里，分布着30多个人组成的村子。萨嘎玛有个年迈的妈妈，妻子才让曲仲在家料理家务和3个孩子，弟弟常年赶着家里的80多头牦牛来回在山上的夏牧场和家里附近的冬牧场之间，从四川省藏语学校毕业后妹妹，一边自学本科，一边在临近扎阿曲边的觉拉乡二小担任临时教师。这样的家庭状况，他却用挖虫草和放牧的收入，武装了自己的相机和破旧的二手小轿车，持续着好几年的本土文化研究、文物保护和野生动物的镜像记录。
告别萨嘎玛后，我翻越雪山进入杂多县境内，一路上大雪纷飞，我的眼前却一直浮现着他开着破旧的汽车、走到哪里都挂着相机但衣衫破旧的形象。
进入杂多县扎阿曲岸边的热情村，这里是距离昂赛乡政府不远，有一处岩画点，河谷两岸的丹霞地貌和山坡上的绿树青草形成了红绿间配的视觉，岩画内容是佛塔、莲花、海螺等，尤其那幅表现藏传佛教噶举派高僧米拉日巴像的岩刻内容更是明确了其创作年代：应该是噶举派传入昂欠王朝后创作的，从印证噶举派传入三江源地区及昂欠王朝统治区域的角度来看，这个岩画点的文化意义就很突出了。我后来曾专门前往杂多县的苏鲁乡，考察噶举派随着昂欠王朝传入那里的历史，明确了苏鲁乡的邦囊寺就是从囊谦县的根蚌寺分出来的一支，也证明了巴绒噶举派和昂欠王朝的势力一度抵达这里，这也是昂欠王朝的势力向北进入杂多县的唯一印证，没想到，距离苏鲁乡东北方向近百公里的昂赛乡竟然也有这种文物证据。
昂赛乡热情村，是扎阿曲上游目前发现的最后一个岩画点了。这条河没有了，那就将探寻的眼光投向另一条河吧。
二
去治多县之前，是没想到那里会有岩画的。
我是从囊谦县经过杂多县进入治多县的，顺着穿越县城的那条聂恰曲顺流而下，在青海西部高原上的“寻画之旅”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和阴山、祁连山、贺兰山及天山等地发现的一些岩画点多集中在山里不同，青海玉树地区的岩画则多分布在澜沧江、长江水系边的峡谷间，让江河与山谷在岩画凿刻者的手下巧妙地邂逅。同时，让那些表现原始游牧生活的内容和后来凿刻上去的宗教摩崖石刻呈现出交错和连接关系。在治多县立新乡的邓额村，有一处岩画点，它就像一道完美的答案，镶嵌在扎阿曲河通天河之间的没有岩画的空白处，让这两条大河之间的聂恰曲在岩画分布上挺起了头，我仿佛听见村子旁的聂恰曲水欢腾起来：“我也是有岩画的江河。”
离开立新乡，沿着S308县往东而行，终点是玉树州州府所在地、也是玉树市（原来的玉树县）市府所在地，在这里开始向北而行，直抵通天河流域的仲达乡的觉色岩画点、麦秀岩画点时，我的脚步已经彻底站在了另一条伟大的水系——长江水系，在青海西南部高原上寻找岩画的足迹已经从澜沧江流域跨到了长江流域上游的通天河边。站在通天河南岸的仲达乡岩画点，我朝对岸望去，同样的地貌，同样的游牧民，那里是否也有岩画点呢？
在地图上看，聂恰曲和通天河之间几乎没什么阻隔与距离，然而，两者之间是被一些不知名的高山断开的，这是典型的青海西南部地理特色，无论是知名的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源头，还是扎阿曲、当曲、聂洽曲这些不知名的河流源头，都没有便利的交通，源头地区因为没有坚硬的岩石提供岩画创作的载体也常常是岩画的空白区，这决定了我找寻岩画的路线只能是逆着江河而上，到目前能发现岩画的极点后原路返回，顺着江河而下，寻找通往往北的另一条河流的通道，抵达下一条河流后，找寻到岩画在这条河流分布的最末端（这也往往是岩画在这条河流上游流域中青海境内的最东端），然后再逆河而上，到这条河上游的岩画极点后，再继续前往下一条河流。一路走过，回头一看，这条寻画之迹在山河间划出了一条来来回回、时而“之”字型、时而“一”字型，多像一个喝多酒的人踉踉跄跄的醉步。这条足迹，也像一条漫游于上空的飞机，关于岩画的找寻想法就像装在机舱内的铁器，那些山崖上的岩画点就像一个个巨大的磁铁，将我的那艘飞机吸引得一次次地向那些磁铁降落，从玉树市仲达乡考察后，我只能再次返回玉树州上，逆着从西宁到玉树的路向，向东北方向再次跨过通天河大桥进入称多县境内，让我那满载着岩画信息的飞机被通天河流进青海最后的一段——称多县境内的岩画吸引着落地于此。
到过几次称多县，2018年秋天的称多之行主要目的还是昂欠王朝和巴绒噶举派传入这里的历史考察。和称多县文联主席仁青尼玛在县城相遇是我在北京时就认识的县作协主席嘎旦增不措牵线的，仁青尼玛是一位摄影家，在藏地，一个摄影师往往意味着常年在高山峻岭间穿行的人，他们往往对当地的文化资源非常了解。我来到这里3个月前，新闻媒体才报道称多县发现岩画的信息，是称文镇白龙村村民在该村的科哇、布日两地发现大批刻有古朴图画的石板，仁青尼玛带领称多县文联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初步断定这些石板为古岩画，共609幅，分属于143个岩画群，其中最早的岩画个体距今约有2000年历史。这是继上一年玉树州公布发现21处岩画群以来，在通天河流域的又一次重大古岩画发现。仁青尼玛告诉我：白龙村发现的岩画有609幅，分属于143个岩画群，其中布尼垌岩画83处，共360幅个体；查荣岩画60处，共249幅个体。画面内容涵盖动物、人物、自然、星空等。其中一幅奇特的古岩画引起仁青尼玛的注意，那幅岩画上绘有一个站立的人物，左手举着一面类似旗帜的物体，右手作挥手或敬礼状，从口型来看似在呐喊，画面生动，所绘图案在同时期的古岩画中较为罕见。称多县邀请中国岩画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魏坚对这些岩画进行了初步鉴定，认为这批岩画制成于不同时期，时间跨度较大，其中部分岩画图案可能是当地先民的信仰图腾或宗教符号，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称多县有7个岩画点，白龙村仅仅是其中一处。我前往拉布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考察当年的昂欠王朝势力是如何跨过通天河，从南岸的今治多县、玉树市境内抵达北岸的称多县和曲麻莱县境内的，这就让我和嘎旦增不措的脚步出现在通天河北岸的土登寺，站在古老的嘎白塔渡口，土登寺知识渊博的喇嘛智美热情地给我做起了文化向导，从河边的渡口历史到土登寺悠久的人文历史，再到岩画等人文资源，他就是个当地的文化活地图。因为从没有内地作家、文学学者前到这么偏远的地方来，他时而带着我到渡口半山坡上的那处圣泉给我装了一大瓶泉水，时而带我到附近的村子里采访，也带我到土登寺他的住所。对这座寺的历史有个大概的了解：这本是一处苯教寺院，昂欠王朝兴盛时，王朝的“国教”巴绒噶举像一股从雪山冲来的风，越山跨河地扩散着脚步，从王朝的“国都”今囊谦县出发的传教僧人们，有的选择从江北源楚玛尔河和通天河交汇处的七渡口渡河，多数则选择从这里进入通天河北岸至巴颜喀拉山南麓的地域，甚至我一度坚持认为文成公主进藏时的路线也是从这里进入囊谦境内然后进入今西藏地区。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位影响了元代宗教信仰走向的萨迦派高僧八思巴，从西藏前往内地时，从这里经过，1278年，八思巴从大都（北京）返回藏区途中，在嘎哇隆巴（今称多县称文乡）讲经灌顶，聚众一万多人，称多，在藏语中就意为“万人聚会”。
站在嘎白塔渡口，我的眼光越过通天河水面朝对岸西南方向望去，那里有我在玉树市境内找寻的觉色和麦秀两处岩画点，回过头来，我看着从渡口到土登寺乃至更远处的拉布寺的山路，那是一条细蛇般蜿蜒向山里的小路，我在想此岸的山里是否有岩画点。博学的智美喇嘛笑着给我指出了答案：拉布乡境内的东科、伊哇就有，看着暮色渐浓，想起来时沿着通天河那艰难的路段，我没有时间去看这里的岩画了。 但也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据来过这里的县文联主席仁青尼玛介绍，那里两个人面像凿刻于离地220厘米左右的石头上。通过照片可以看到，那上面的两个人面像都基本为正圆，浓眉大眼，三角鼻，一字嘴，嘴角两侧有两条下划线，秃头，面目稍显狰狞。和之前在玉树地区看到的原始狩猎、牛羊图案不同的是，这里有了清晰的但透露出一种神秘莫测的人面像。
找寻通天河北岸的岩画足迹继续逆河而上，抵达称多县的尕朵乡赛航岩画点、木秀岩画点，这里也是称多县岩画点在通天河流域分布的上限了。继续逆河而行，就进入曲麻莱县境内了，偏离通天河向北的巴干乡有一个叫“谐青”的山谷内，有一处岩画与崖壁岩画。逆着通天河越往上走，岩画点多接近难度越大，现在的交通工具受道路和车辆状况及加油等限制，不像赶着牛羊放牧的古人那样，足下有云，眼里有没，手中有梦，便能在石头上凿出花与美来。曲麻莱县约改镇境内的塔琼岩画点，秋智乡的格玛岩画点，曲麻河乡的昂拉岩画点、章囊岩画点、智龙岩画点等等，越往后走觉得那些岩画点随着海拔的提升而越接近天空，越发觉得凿刻这些岩画的人的身份之悬疑，难怪藏族人总认为岩画是非人类创作的。
后来回到玉树，走进大地震后重建的玉树州博物馆参观，才知道这个馆的专业人员从2013年12月至2014年8月间，就对通天河沿岸部分支沟进行初期调查。2014年年底至2016年4月，玉树州博物馆组织专家学者，沿通天河流域进行了先后13次的岩画调查工作，摸清了这条大河两岸的岩画点，站在曲麻河乡的岩画点，我仿佛看见顺着通天河而下，勒池、昂拉、章玛、章囊、智隆、年扎巴玛、塔琼、扎囊依、格麻、邓额隆巴、谐青、宗青、曲孜隆巴、尼希查加、团结、赛康、木秀、云塔、布朗、麦松、觉色等一个个岩画点，就像这条大河两岸散布的一颗颗珍珠，将它们串联起来，就是一串岩画的项链，挂在群山的脖颈上。那些岩画点，其实更像一封封时光的档案，收藏它们的群山就是档案袋，从山沟的张口处流过的江河，就是这些档案袋的封条，每一个怀有敬畏之心认真考察岩画的人，不就是小心揭去封条进入档案袋的人吗？
藏民族有着对山的神奇崇拜传统，他们对山里的岩石有着自己的爱与敬的表达方式。他们知道云和水能带走很多东西，包括人的记忆，那些朝着太阳露出笑脸的大石头是不走也不动的，在山和水相遇的地方，他们将自己的生活图景、美好愿望甚至奇怪的想法，刻印在这些石头上，这些石头上盛开的花，古朴、简约但真实的表达了创作者的生活理念，甚至有一处“密芒”（藏棋棋盘）的岩画，记录了那时放牧的人，有着怎样的生活情趣与品味。
S308线是从称多县清水河镇往南文措村和中卡村间的一个不知名地方起步的，我逆着通天河而上追寻岩画的路线基本是沿着这条省道从低处往高处走的，行至曲麻河乡时，在整个玉树地区、通天河流域的岩画似乎划上了句号。这也是一条纵贯三江源腹地的公路，离开曲麻河乡后，往西而行的大片地区基本上无人区，目前也没有发现岩画区。曲麻莱县的地图呈现出一只单脚直立的狗熊状，其东北部的尾椎部位就是S308线的西尽头，那里也是青藏公路（G109线）上著名的可可西里雪山观景台。从可可西里雪山观景台前往可可西里国家级保护区办公室的路上，在路南侧的曲麻莱县境内有几个地名：一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和四道沟。仿佛一种神奇的对称，以青藏公路为中轴，在路的北端，也有一道沟、二道沟、三道沟和四道沟。
这种貌似简单的对称后面，究竟埋藏着多少秘密呢？曲麻莱县境内的这四道沟，究竟有没有岩画，目前仍是个谜，但公路对面的四道沟却有岩画。一条公路之隔，几十公里的距离，却已是大不同：曲麻莱境内的这四道沟所在山系属于巴颜喀拉山，从山里流出的水系属于长江流域的通天河，公路对面的四道沟属于格尔木市管辖，所在的山系属于昆仑山，从那里流出是水系有的属于黄河水系，有的属于内流性质的、诸如柴达木盆地的格尔木河、昆仑河。江河源头的水系，常常像紧挨着居住的邻居，听得见对方在雪融化时的歌唱声和冰雪覆盖后的入眠般的呼噜声，不像入海口各自已是相隔万里，竖起耳朵在再宁静的夜空下也听不见对方的涛声。我穿越过昆仑山和巴颜喀拉山紧紧挨着的这高处的凹地间，在另一处四道沟里，继续寻找石头上的诗与歌。
三
在海拔4000多米的野牛沟口，看到汤惠生和另外两个同事时，那个哈萨克族牧民非常惊奇：在这进入昆仑山的门槛处，蒙古族和藏族牧民都因为对这里的高海拔和群狼的恐惧而很少来这里游牧，只有他们这些游牧在昆仑山北麓的哈萨克牧民，才将这里作为夏牧场。他们相遇的地方叫野牛沟，是那些体型庞大、性情古怪而暴烈的野牦牛的地盘，天上的鹰和地上的狼都拿这些高原之王无可奈何。
哈萨克牧民对野牛沟里的那些刻在石头上的画并不陌生，这是他们的祖辈在高原游牧时的一种生活方式。或许，某一时刻，想念一头跟随自己多年但前不久去世的牛了，就开始选择一块石面，在上面一笔一划地凿刻出一头牛，他们的日子充足得像从天空泻下来的阳光，刻了一头牛后，那就刻第二头牛，这也是野牛沟里那些石头上的画中超过60%的内容是牛的原因之一吧。或许，看到牦牛和羊在草地上做爱的场景了，想起了和心爱的女人一起你死我活的欢爱情景，就拿起刀子在石头上刻画那种私密的场景，凿刻过程中，男性的性器、女性的乳房与阴部被夸张地放大，在那一刻，他们恨不得刻画出一柄柄世界上最坚硬、硕大且挺拔的男人性器，赋予它们能穿过山间的石头和岁月的墙的力量，在他们的刀下，女性的胸部是世界上最大的部位，盛得下群山也能放得下他们那幻象着吮吸出黄金蜜汁的嘴唇。当然，也有衔着一朵白云巡查天空的鹰和跟在兔子后面奔窜于青草间的狼，都缓缓走进了他们的刀下，和男人冲天的性器与被极度夸张的女性阴部，成了一块块石头上的纹身与记忆。
对岩画的创作者来说，有些东西不是眼见或身边的，它们就像从云层里掉下来后被牧民刻在了石头上，比如车。对那位哈萨克牧民来说，那些刻画在石头上的画，就像天上的云和鹰、地上的草和水、远处的兔子和狼一样熟悉。在他的意识里，这些画的出现就如地长草、公牛长角一样，直到他遇见了汤惠生后，才知道它们有个名字：岩画。
在S308线和青藏公路交叉处，我没有像众多的前往西藏旅游者那样往南而行，而是往属于格尔木市管辖的四道沟而去。我是有“向导”指引的，这个“向导”就是曾在2004年夏天无意中读到曾经任青海考古所副所长汤惠生先生著的《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物调查随笔》，里面有他在青海南部、西部调查岩画的文章，看完那本书后， “什么时候能够去看看那些岩画”的愿望，像一场藏地隆重法事前升起的煨桑，在我的内心里袅袅生成。
和汤惠生相遇是在银川举办的一场国际岩画研讨会上，和他谈起《经历原始：青海游牧地区文物调查随笔》书中记述的情景，他记得清晰如昨天才经历的。
一部中国学者研究岩画的历史，也是中国岩画依附 生存环境及接近它的交通条件变化的历史。1987年初秋，汤惠生和张文华、孙宝旗组成的岩画考察队前往格尔木市的郭勒木得乡搞岩画调查的。那时，他们从格尔木出发前往四道沟来回骑马就得8天时间。如今，郭勒木得乡已经改为镇了，汽车油门一踩，柏油马路会让你大半天时间就能抵达头道沟到四道沟。曾经，四道梁属于哈萨克人的放牧地区，至今，在四道沟附近还有哈萨坟、哈萨沟等地名，汤惠生他们去时，哈萨克族的牧民早就撤离了，那里成了蒙古族牧民的牧场。
如今，那些经过时间洗礼的地名依然透露着些杀气，让人看着地名就会在心里响起退堂鼓般的怯意：野牛沟、没草沟、哈萨坟、黑剌沟、黑山、深沟，等等，像一排排冷漠中带着“严禁进入”口令般的哨兵，千百年来，守卫在可可西里无人区东部边缘地带，也保护了那里的岩画和生态。
野牛沟是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一个入口处，1980年代掀起的经济热潮，像一把毫无节制的火，在中国大地上燃烧起来，连可可西里无人区这样的地方也没能阻挡这把火的漫延，野牛沟成了一处非常喧闹的淘金地点，后来，从野牛沟到我逆着通天河而来的这条路上，淘金热的火苗燃烧在楚玛尔河与通天河流域的格尔木、曲麻莱、治多和杂多县境内。淘金者为了解决生存问题，让可可西里响起了枪声，很多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的血，染红那片世界上最洁净的地方。如果那些刻在石头上野生动物有灵，看到人间的同伴在枪声中左奔右突地逃命，会作何想？冲考察岩画的外部环境而言，汤惠生是幸运的，他在1987年遇见了那位不愿放弃游牧生活而没迁徙新疆的哈萨克族牧民，那位喝着野牛沟的河水长大的牧民，成了引他们进入野牛沟四道梁岩画点的向导。
从格尔木出发4天后，汤惠生和同事、向导进入野牛沟，那是昆仑山中的河水最饱满的季节，冰雪融化让河源地像一个个近乎被挤爆的刚生完孩子的少妇的乳房，往外喷射着乳汁般的河水，这让任何一位在这个季节来到这里的人增添了难度。野牛沟也是一条岩画之沟，约有200个个体形象。涉水过河之后,马背上的食品袋与睡袋被水打湿，食品袋里装的方便面与饼干全部掺在一起成了面团，他们只好吃哈萨克族牧民用猎枪打的兔子肉。抵达四道梁的傍晚，他们就像远路去提亲的新郎，见到了岩画，但这些新娘却害羞不已，让一夜降临的大雪戴上了白色的盖头，第二天早晨，刻凿在四道梁南坡上的30余幅动物岩画亮出面容：野牛、骆驼、马、鹰、狗熊等动物,也有放牧、出行、狩猎、舞蹈等场景。汤惠生和同事根据微腐蚀方法测定,这些岩画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作品，也就说，它们在这里已经沉默了3000年左右的时光。在汤惠生的眼里，这些岩画中最弥足珍贵的一幅岩画是上面有众人手拉手舞蹈的场面,这与青海省东部的大通和宗日发现的著名的马家窑彩陶盆上的舞蹈场面非常相似。这让他通过岩画将新石器时代农业文化和青铜时代游牧文化之间继承或渊源关系联想在了在我看来，这里发现的车辆图案，才是令人震惊的。其实，在通天河流域的岩画群里，我就已经发现了车辆的岩画内容，内心里已经涌起一层层惊奇的浪花：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从车辆的拉载形式上看，基本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牛驾车辆，第二种是马驾车辆，第三种是无挽畜车辆。其中，牛驾车辆的挽畜为役力较强的犏牛。马驾车辆一般为单辕双轮车，有位于车辕左右的服马，也有位于服马两侧的骖马。这类岩画主要分布在曲麻莱、称多两县。
野牛沟岩画中的车的图形出现，不仅说明这些岩画的创作主体是中国境内青铜时代的族群，而且还为这些古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者埋下了谜面。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华裔历史学家许倬云在他的《万古江河》一书中曾提出：“公元前2000年，西亚、南亚、东欧、北非的族群移动十分频繁，这些族群的移动都伴随着战车的传播，而战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入中国的。”没有文献资料为他的这种提法作为例证，但岩画或许能提供一些线索：沿着一条自欧洲到亚洲的岩画之路，我们会发现这也是一条车的蔓延之路，而车辆的形状进入北中国后就出现在了昆仑山——天山——祁连山——贺兰山——阴山这条线上，如果深居昆仑山中的岩画创作主体是沿着欧洲到亚洲的岩画之路而来的，那么青海大地上的古人类中就有了一只神秘的“外宾”。
在天山和祁连山这样一个连接西域、中亚的大通道上，出现岩画中的车的形象不难理解，即便是在贺兰山岩画中出现车的形象，也有史料提供一些佐证：殷商时期，北方的战车在数量和性能上就卓越于中原地区，姜子牙帮助周文王伐纣时，派遣大将南宫适“求车八百乘于戎”，这些来自北方戎人的战车在摧毁殷商政权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从昆仑山的野牛沟到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带上出现的车的形象，确实令人不可思议，它和昆仑山的神话一样更能激起人的想象。无论是昆仑山里的野牛沟，还是通天河流经的曲麻莱县和称多县的滨河岩画点，当地至今也没有提供车辆可行的道路，这些石头上“车辆”就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些躺在石头上的车，是躺在云彩之上的高车。一个消失在历史深处的古老族群——“高车”，很快从我的脑海里蹦了出来。随之是已故的青海著名诗人昌耀的那首《高车》：“从地平线渐次隆起者/是青海的高车。//从北斗行宫之侧悄然轧过者/ 是青海的高车。 //而从岁月间摇撼着远去者 /仍还是青海的高车呀。// 高车的青海于我是威武的巨人。/青海的高车于我是巨人之轶诗。”
在20世纪50年代的青藏公路修通之前，人类抵达野牛沟或穿越通天河流域基本依靠步行或依赖牦牛驮载物品，没有可供车辆行走的道路。那么，这些车辆形象的出现，该做何解释呢？昆仑山和通天河流域的车辆岩画形象，说明生活在这里的民众在几千年前已经拥有了成熟的造车技能呢？还是从外地传来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物件”？昆仑山的这些岩画车辆图，足以让学者们费解不已，可惜，所有的岩画学者并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
岩画学界有一句著名的话：“岩画研究，唯一能确定的是它的不确定性。”那个带领汤惠生前往野牛沟的哈萨克族牧民的身份和他后来撤回到新疆老家的事提醒了我，让我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解释通天河与野牛沟的岩画车辆：3000多年前，青藏高原在地壳运动中仍处于抬升阶段，但海拔没有今天这样高，在我的理解中，也有可能是游牧于新疆的哈萨克族牧民，“引进”了新疆岩画中的车辆。然而，从野牛沟往通天河而下的大河之路，也变成了一条“岩画之车”隐约传播之路。
那些出现在昆仑山和通天河的车的岩画，是碾过云彩没能挽留住的时间肌肤，将车辙却刻印在了石头上，是俯视地平线的记忆容器，是时间托付牧人和石头锻造的记忆巨人。
岩画学者们认为，野牛沟岩画系用铁制工具打凿而成，这些4000多年前的古老艺术品的完成，需要多少铁制工具？在一个连人迹都很难抵达的地方，凿刻石头的铁器是从哪里传来的？周围几百公里都是无人区，甭说炼铁遗址，连铁矿也没有，何来铁器？创造这些神奇的人是神秘的高车族呢？还是另一个游牧部族？
野牛沟里的岩画约略有200个个体形象。从内容上可分为牛、鹿、骆驼、狼、豹、鹰、狩猎、出行等。牛的形象在岩画中占很大的比例。除了少数处于被狩猎状态外，大多为单独的、静态的牛。不难推测出，这里的动物中数量最大的应该是牛。
野牛沟和通天河流域的岩画发现，无疑宣告了这里是人类生存的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岩画区，也成了解读青海大地上史前人类在这里生活并创造出的艺术的一个重要渠道，是昆仑山的另一种神话书写方式。
走出野牛沟，山沟和青藏公路交界处是三岔河口的“昆仑无极龙凤宫”的道观，后者从侧面对昆仑神话有着隐隐约约的印证关系，神话的特色在于其虚无缥缈，而岩画却是将昆仑山的另一种神话以图像方式展现，这都是古代的。道观如果是个人，稍一抬头，就能看到不远处正对着的青藏铁路第一高桥：三岔河桥，这才是我们看得到的、能实用的中国人在21世纪创造的真正的神话。古老的车轮以岩画的形式定居在石头上，现代的车轮或急或徐地行进在和青藏铁路基本并行的青藏公路上。
我没有汤惠生先生那样幸运地和野牛沟的岩画有那么早的邂逅，我第一次抵达那里时，是20世纪最后的一年秋天了，淘金大军撤离后留给生态本就脆弱的高原上一个个伤疤，从一道梁到七道梁间的原始草场上压出的车路,像一把推子在一头丛密的黑发间乱剪出一条不规则的白线，醒目而丑陋，那上面曾驮载过多少高原生态的杀手，路边的野牛沟河水也早已经失去了清澈容颜,因为淘金洗砂而变得终年混浊；原来刚到一道梁便可见到的羚羊、黄羊、狼、野牛等动物,现在到了七道梁都不见踪影。高原的生态就像婴儿身体一样脆弱，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恢复，最近一次去时，看到了另一种对高原草场的伤害正在像场场积雪一样累计着：从野牛沟到瑶池公路三期工程已全线通车，这条观光旅游公路全长110公里，就像一把尖刀穿过野牛沟谷地和昆仑河谷地，其实没有多少游客，对当地所谓的经济发展也像大海里小船一样，但就像当年这里的淘金者撤离后让江河水变清却显得艰难；像当年的偷猎者的枪声虽然消失了，但藏羚羊等野生动物的体内却埋下了恐惧的种子，它们撤离向生存条件更艰苦的高原更深处，汽车的轰鸣和游客控制不住兴奋的尖叫声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声调；像在这里淘金、偷猎者砍伐黑刺丛林后，留给这里的是一个黑剌沟的地名和裸露在面积越来越大的沙化土地里。
告别野牛沟，贴着昆仑山脚而行，继续自己的岩画之旅。
昆仑山像一个孕育了岩画的母亲，它的岩画儿女长大后要出门远行，一路沿着通天河向东，在两岸的山石上暗暗留下足迹；另一路则顺着昆仑山的北支布尔汗布达山的走向，奔向青海南山、祁连山方向，末梢处和那条自中亚境内的天山进入中国新疆后，延伸向祁连山的岩画之路融合，构成了中国北方一片辽阔的岩画王国。位于天峻县江河乡江河右岸的卢山东坡上的卢山岩画，是这个岩画王国里的一个小部落，虽然仅仅有20多组岩画，却像祁连山和昆仑山的两条岩画大道间的一处驿站。
神话时代和人类信史时期的空白，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定义的史前人类时期，现代人的直接祖先智人是填补这个历史空白期的主角，他们留在大地上的古人类生活痕迹成了今天我们解读彼时人类生活的重要渠道，在考古界甚至有这样的说法，正因为智人创造的岩画文化，才被认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类，在我书写的这本书里，如果说美丽的昆仑山神话是我解读青海这部伟大史诗的首页，我愿意将解读青海大地上散布的岩画，来当作阅读一部大美青海历史的扉页。
古人的生存智慧有很多表现形式，岩画就是其中一个：游牧者在山与水之间寻找一个巧妙的距离或平衡，像通天河边的岩画反映着游牧者处理山水关系的高超技巧，卢山岩画同样如此，它既在高山草场上，又保持和青海湖80公里左右的距离。岩画区周围水源充足，牧草肥美。在江河乡，我向当地牧民打听卢山岩画时，几个牧民哈哈笑起来：“那有什么好看，是男人和女人乱搞的。”这不由让我想起1986年6月初，汤惠生来到这里打听岩画时，当地牧民向他描述一幅鹿的岩画时的话：“两支鹿角连在一起，加上角上的枝叉，跟女人×一样!”朴实而精准的描述，和那些岩画真实反映当时游牧生活一样，这片土地保持着一种从祖先那里一直传承下来的真。
牧民们说的流氓画出现在了我的眼前：一幅男女交配图。是这幅岩画的凿刻者在无聊而漫长的放牧生活中，想起自己欢快做爱时的场景了，还是寄予了自己对生育的某种理想？高原上，有什么比生命的延续更重要，他们就将这种有关生殖和交配的愿望刻印在石头上，这样的图案，在祁连山、贺兰山和阴山已经很常见了。在卢山，我同样看到了车轮的岩画图案，是昆仑山岩画延续的一份证词。
青海草原地区既无车，亦没有可供车行驶的路，更没有锻造或驾驭车的技术和市场，岩画中的车究竟是干什么用的？
汤惠生从卢山岩画中的一幅“蹲踞式人形”和虎的形象，推测到卢山岩画、乃至青海地区岩画是由匈奴人从北方草原地区带到这里的。但我却纳闷：昆仑山和通天河流域可从没出现过匈奴人呀。何况，据后来的岩画学者们研究，野牛沟岩画距今已经3200多年，天峻县江河乡的卢山和天棚乡发现的两处岩画，距今约2000多年。到目前为止，青海境内共发现岩画地点15处，主要分布于海北、海南、海西和玉树地区，昆仑山岩画无疑是青海岩画境的一个源头，如江河之流沿源头向外流去一样，卢山和天棚的岩画点，就是青海岩画的中下游了。卢山岩画中的那幅骑马人形象，让我无法不猜想，2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已经骑马出猎，这说明卢山岩画要比野牛沟岩画晚。
沿着一条岩画之河，继续顺流而下。刚察是青海湖边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县，1970年代末，位于该县哈龙沟里的一组岩画被发现的消息刊登在《青海社会科学》上，这是岩画在青海被正式发现并向外推介的标志被刊登。1980年代初的一天，长期寂然的哈龙沟里出现了原青海考古队的苏生秀、许新国和刘小何等3人的身影，他们对哈龙沟岩画从考古学角度重新加以考察，并与青海省都兰县巴哈默力沟发现的一处新的岩画地点一起加以报道，发表在《文物》杂志上，这是青海岩画走上国家级学术刊物的开端。1985年，青海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学校美术系联合成立青海岩画考察队，对青海地区的岩画进行全面的考察，野牛沟岩画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走进青海大历史的注目中。
原刊于《青海湖》2021年2月
唐荣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影视家协会会员。宁夏作协理事、银川市作协主席、银川文学院院长。青海省玉树州文联荣誉主席。出版诗集、散文集多部，目前在贺兰山下专系写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