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现在，我还是会每每遭遇自小一路被质疑不绝的问题：你是藏族人，怎么会是一个这样的名字？你有藏名吗？甚而至于，由名疑人：你恐怕不是真的藏族人吧！

        通常情况下，面对这种真诚的质疑，我都会无奈作答：我确实是纯血统的藏族人，而且，我的家乡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也还是一个极端排斥与异族通婚的顽固部落。中国五大藏区的文化和它的地理一样，比一般人想象中的更广袤博大，更丰富多样——我恰好出生在一个气候宜人的被称为“藏乡江南”的地方，那里属低海拔的农耕区，那里的藏人恰好有“汉姓”，事实上，不仅有汉姓，而且有和汉人一样严格的姓氏观。“姓”关乎宗族声誉荣耀，马虎不得的。

        这真是一种创伤性体验：一个人不断向外界解释自己的姓名，辩白自己的身份。关键是，许多人听了，不失礼貌的微笑依然掩藏不住狐疑的目光。而与此同时，身边总能见到一些假的藏人凭持真的藏名畅行无阻，像鱼儿游在最适宜的水中。于是，心累，慢慢也就三缄其口，不到非说明不可的场合便不替自己做说明。2017年，有一个面向海外的出版机会，但出版社要我的署名“民族化”，说这样更有辨识力，市场销售会更好，最终因为我拒绝了“改名换姓”的建议，未能达成合作。沮丧时也想过，我这姓，据文献记载说是来自唐代皇帝御赐给吐蕃部族的，但在生活里它简直就像一件来历不明的衣服，这样牵牵绊绊穿它半生，哪比得上简简单单躲进“卓玛”“扎西”的庇护，不必再浪费自己和别人的心神？

        想必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不幸”的经历。从我们那个地方走出来的人，走得越远，为此受到的困扰会越多。我的二侄子，便是在读完大学读完硕士博士在北京参加工作后，给自己另起了一个很响亮的藏名。我的女友，一个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人到中年后也开始在公开场合使用藏名。一个藏人，有血脉传承有民族感情有文化认同，却还是不够的，这一切的外面，须得一个藏名的加持。

        我当然是有自己的藏名的。我出生于一个纯藏语的世界。母亲唤我的第一声是母语，我在那呢喃如歌的美妙之声中蹒跚学步，之后，一步步走向外面的世界。我走了这么久，我已经历了许多种语言，我已习惯了南腔北调充斥在我的日常中。甚至有时候，当我在都市的街头，在工作的环境中，猛地接听亲人的电话时，藏语的某些词汇和表达明明盘旋在脑海中，却莫名地卡在喉咙里，吐不出来。这样的时刻并不是太多，但它就像一种饶有意味的暗示，使我警醒。但我知道，余生无论还要经历什么，当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定然是母语。甚至，当我已经不能够再开口，停驻在弥留之际的散乱的思维，毋庸置疑也是用母语进行的。

        遗憾的是，在生活中我流利地交替使用藏汉双语，但提起笔来却不能。多么失败，我是一个藏族文盲。我在80年代初就读的小学，尚未来得及开展藏语教学。藏家小孩到了该上学的年龄，面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让家长和老师取一个“官名”，以示人生的起跑线由此开始。而我的“官名”，是更早时在给姐姐取名时就一并安顿下来了。

        那时候，不知道自己那个母语的乳名，是多么美好。后来，一天天懂得了，却再也回不去了。生性疏淡，却又犟直，不想通过户口本、身份证这些坚硬的物质和程序，去修正一个名字符码，向褊狭的外界“自证清白”。那个名字，就让它温柔地回响在我的私人领域，就让它是母语的后花园，我心灵的一片露草地。就让它，陪伴着母亲，永远地属于我那青葱如画的故乡吧。

        亚东的歌里唱“你有一个花的名字，美丽姑娘卓玛啦”，其实不光“卓玛”，我们藏族女孩多是听上去极好的名字。我留心过一些惯用的名字，在西藏，两字或四字的名里带“珍”字的似乎多一些：央珍，曲珍，玉珍，娜珍，边珍等等；在安多牧区，到处都是“三叶草”：拉毛草，德吉草，班玛草，钟格草，丹珍草；我们老家，似乎更喜欢“措”和“曼”：周措，雍措，兰措，金科措，珠姆措，而我和我的阿妈、姐姐、大嫂、众多的发小一样，都属于“曼”字辈。至于旺姆，卓嘎，梅朵，央金，这些吉祥美丽的名字，就像花一般星一般撒满了青藏高原的每一片草场农区，每一条河流山川。

        我上高中是在自治州的第一中学，在那里第一次结识到许多来自草原的藏族同学。他们一眼看上去就和我不一样，黝黑的肤色，两颊上的“高原红”，以及纯正的藏族化的名字。起初我在他们那里无可逃避地受到了身份质疑，但很快便得到了认可，接纳。我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分享从家里带来的美食，他们的是酥油，糌粑，牦牛肉干，我的是苹果，石榴，核桃，柿饼等鲜果。我至今记得他们是怎么轮番上阵鼓励我吃下那风干的生肉，而当他们掰开石榴时，惊喜连同那鲜美的汁液四下迸溅。那是我们彼此的第一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有了最浅显的认识。

        但终究，我的内心是有着隐隐的自卑的，因为姓名。

        1995年，在我最后的大学时代，我认识了学藏文的女孩桑吉草。她有乌黑的鬈发，清澈的眸子，她的藏服绚丽又雍容。她正在热恋中，她的男友是叫万德才让吧，高高瘦瘦的，穿着靴子，每个周末骑着摩托车从几百公里之外来见她。桑吉草满足了我对藏族女孩的全部想象。但她不太会唱歌，她跟我说，人家都说藏族人会说话就会唱歌，藏族人正是你这样的，我好羡慕你！那大概是第一次，我作为一个“藏族人”被人羡慕。于是，为了回报，我常常在她耳边高歌“我最亲爱的桑吉卓玛，你是远方飞来的小鸟……”她听烦了，便会笑骂：“情歌不要你唱给我嘛，我要听万德才让唱。”

        就是和桑吉草相处的那一段日子里，我萌生了强烈的冲动，想要写一点藏地题材的文字。我还根本没想好写什么，一个标题却横空跃入脑海：“格桑拉姆是一支情歌”。格桑拉姆是什么，是谁？情歌，什么样的情歌？时隔25年，我已记不起那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又是怎样草草地湮灭于凌乱的习作堆里，或者，它尚未成形就宣告夭折？它对于我，只意味着一个灵光乍现的题目。一个题目，一个女孩的名字。看，我对藏族女孩富有标志性的美丽名字，简直有着迷之爱好。

        那时候，我不会想到，格桑拉姆真的是一支情歌。一支让我醒里梦里心心念念的情歌，在余生的岁月再也唱不尽的情歌——那一年，我做了妈妈。我的女儿，没有经过那些取名的规习程式，我自己给她赐名：格桑拉姆。我相信没有什么比一个母亲的心愿更隆重，神圣。格桑拉姆，格桑拉姆，我的口庄严地呼唤着这个美好的名字，我的心终于在这温柔的呼唤中抚平了那久已成殇的褶皱。

        白驹过隙，如今，我的格桑拉姆也到了唱情歌的年龄。一个生在城市，跳着现代舞唱着英文歌长大的女孩，却仿若天经地义就是“格桑拉姆”，在她的成长过程中，从未曾经历过像我一样被人质疑、向人辩白的尴尬。我的女儿喜欢穿各种式样的裙子，而我给她的名字，就是最合身最贴心的那一件，予她温暖，给她庇护。我终于在她的身上，完成了自己平生一大缺憾。值得庆幸的是，她拥有的不只是这外在的身份标签，她在全然的汉语环境里努力地学会来自我遥远家乡的母语，她承继着外婆珍视的一切素朴的美德和信念，她越来越更加地热爱民族文化。当她穿着曳地藏袍走在南方美丽的大学校园里，身后是一串串赞叹的目光。

        女儿随我走过许多地方，北国风光，诗意江南，她沉醉于祖国大地的博大和美丽，常常情难自禁。从北京到上海到绍兴，她虔诚地参观了鲁迅故居，感受了从教科书到现场的心灵激荡。她痴迷唐风汉韵，苏州雨夜听评弹，西湖的苏子长堤上，流连至“半江瑟瑟半江红”。2018年的暑假，我们先是回了甘南草原，然后是川西藏地，亚丁，理塘，康定。八月的藏地高原，山河磅礴，花开如海，一切都是最好的模样，一切都吻合一个生长在城市的藏族孩子对母族文化的瑰丽期望。一路朝着高处，阳光越来越炽烈，天空越来越湛蓝，我是那么欣慰地聆听着她越来越飞扬的心绪，我是那么感动于她越来越沉静的笑容。弥足珍贵的见闻，丰富了她，成长了她，她在一点点地认识着世界，也试图发现更内里的自己。回到兰州后，她为这一次的游历写了散文《没有阴影的家园》。看着她那么确定地写下“家园”这个词，我有一种泪湿的感觉。女儿这一代藏人的成长，到底是和当年局促的我们不一样了。他们起点高，眼界宽，有比较，有容纳，他们正在培植足够的自信审视自己民族的历史，他们更有执着的热爱传承民族文化的真善美。他们必将走向更广远的世界，而无论行至何处，他们都是有根的人。广袤壮丽的青藏高原，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伟大祖国，是他们眼里心里永远的家园。

        我想我已经是老了吧，不然我怎么会已经开始憧憬又一只粉嫩的小胖手的抚弄呢？是的，哪一天，我的女儿也许也会有一个小小的女儿，那么，她会有一个怎样的名字呢？到那时候，中华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都富强而自信，我们灿若星辰却又相互包容，彼此增辉。到那时候，一个名字，或许不再需要承载重重的心愿了。一个名字，古老又新鲜，简单又美丽，只是天地轮回中一支生生不已的情歌。

原刊于《延河》2021年第1期

        严英秀，女，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现居兰州。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有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中，英）《严英秀的小说》《芳菲歇》《一直很安静》等，散文集《就连河流都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和文学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