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由于工作的原因，在美术馆见到了几幅油画中的高原的孩子，总觉得他们的自信没有被很好地表达出来，多数表情都停留在略带迷惘的淳朴层面。尽管我也知道这种状态是文化沟通过程中准确理解对方的必经阶段，但多少还是让我有一点心情忧伤。

        藏族的很多歌手在天簌一般的音色中把那种自信比较好地表达出来了。我尤其喜欢风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一些歌手，比如山歌王子扎西尼玛的歌声，《次真拉姆》《回归巴拉格宗》《欢乐的海洋》都反复地听过，也看过如雪的哈达搭满他肩脖的现场表演。歌者常常把那些普通的听者带到了草原和高山，这就是审美上的一种成功，多数人都在歌声中听出了古希腊美学家朗吉努斯所说的“崇高”之美，朗吉努斯说崇高要达到的美学目的不仅仅是要说服观众，还要让受众随着艺术心动神驰，闪电划过，照彻长空。喜欢的人会简单地评价说，你们藏族歌声的那种高亢最好听，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说太野。高亢或野，其实都是善良鲜活的人心对生活心满意足之后表露出来的一种文化自信。在纳姆措湖边，我见过一个肤色黝黑的藏族男人，在呼呼作响的大风中卖哈达，在我们停留的那半个小时里，他一直在唱，边唱边把手里的货物洒脱随意地拿给游客选择，身形舒展，神态自若，声音充满磁性，没有一点小生意人的谨慎、自作聪明或自卑，那种壮阔的气质或许有点像行吟诗人荷马。那首歌我其实是熟悉的，藏语的《阿古顿巴》，但这个行吟歌手在西藏最美的湖边演唱这首歌时，那份意境完全被拓开了，在他自信辽阔的声音里，你会想起许多人，创制藏文又精通翻译的语言学家吞弥﹒桑布扎、既能修桥又创立藏戏的实干家和艺术家唐东杰布，美貌善良笃信佛法的朗萨姑娘，也会想到路上偶遇的鹤发童颜的放羊老人，健壮俊朗的打“乌朵”的少年，想到所有那些为生活拼尽了全力而且从不抱怨的男人和女人。

        高原孩子的自信是大自然赋予的，一直相信天地之间的“我”虽然很小但真的可以自食其力地活得很好，那些风雪，是可以笑着征服的。这归根结底可能是因为不同的生产方式。农区和牧区，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财富观。在靠天吃饭的农区，多数人有囤积财富求取安全感的文化天性，且会因为对下一年天时收成的担心而节约、隐忍、焦虑。生活在草原的牧人可能并没有这种明显的危机感，因为可以举家搬迁流动，“逐水草而居”，因此觉得这一年的吃穿够了就行，下一年的到时候再说，确实没有太多的物质追求。这也让人们时常看起来自足自信。

        天祝是我的家乡，建国后的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的一个美丽小县城。海拔高，人的笑脸纯净，奔跑在高原的风中，读小学时我的脸蛋就一直是红红的，每天穿过火车铁道，让老式火车喷吐的水汽把我淋湿，白色的细雾如珍珠帘一样从天而降，我就是珍珠帘下奔跑的小公主，这个场景一直是后来我梦里反复出现的意境，带给我持久的骄傲。童年的我深爱着那些春天长满芳草夏天开满野花冬天落满白雪的大山，在秋天有月亮的晚上偶尔也会在哥哥的率领下和小伙伴们一起去山上探险，在大自然的襟怀里捉迷藏，猜测一墩一墩的秋草背后是否有鬼怪出没。母亲工作很忙，在粮站。毫不夸张地说，我童年的家庭生活史鲜活地证明了八十年代的干部具备的为公吃苦的素质。母亲常常在风雪之夜戴着一顶男式的冬帽去火车站“接粮”，能干漂亮的她穿越黑色的夜晚和黑色的货车车厢，把洁白如雪的大米和面粉一粒不洒一斤不少地迎回公家的粮库。母亲还常给那些非亲非故的来卖粮买面的农村人烧茶，一壶又一壶，微笑着像度母。我总是又心疼又好奇地看着这些事，有时也边玩边听着母亲对我的教育。后来我把它们都写进了作文，获得了一等奖，拿回了一个粉色封面的笔记本，放学路上的夕阳映照得本子封面泛出极其柔和的光晕，也映照着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女人应该独立顽强，而且必须对社会有贡献。当然，女人去为社会做贡献，男人就得在家里看孩子，这个道理在高原人看来其实很简单。每天早晨都为我和哥哥熬制酥油奶茶的事是父亲做的，一周一定要给我们吃一次天祝人特别喜欢的“挠饭”，其实就是汉族的烩菜，但用的是煮羊肉的高浓度羊汤，还要在里面放大块的羊骨头，那些形状漂亮大小均匀的骨头都是父亲亲手剁的，那时他孔武有力，在三间平房的小院里潇洒而勤劳，香气四溢的“挠饭”做好后，父亲一定要看着我们一块一块地吃下去，有时还会讲一些节约粮食、好心有好报的民间故事。军人出身的父亲一直非常重视身体的健康，喜欢我和哥哥长得壮壮的，像朝气蓬勃的牛犊。

        现在，我和已经快八十岁的父亲还常常谈起我小时候吃过的那些美食，他总是回忆做饭的细节，夸耀我的好身体就是他喂养出来的，而我作文获奖的事，他已经有点忘记了，看着他的白发和略带混浊却充满欢喜的孩童一般的眼神，我经常泪眼朦胧。

        高原孩子的自信是父母培养的，因为父母觉得只要自己创造的生命在健康茁壮又心底善良地成长着，他活在人世上就是成功的。父母可能是因为没有读过多少书，师法自然后反而能够直通天性地趣，所以产生了散淡财富重视生命的人生观。

        记得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仕宦情结做过很深刻的分析，说知识分子愿为“帝师”的情结很重，如伊尹、周公、诸葛亮，主要是因为没有成熟的职业分化后带来的独立经济生活，所以人格无法完全独立，尽管“学得百般艺”，还得“货于帝王家”，才能够刷出自己的存在感。我一直很佩服他的这个观点，自己也时常忍不住会对知识分子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系做一些浅薄的分析，想想二者间虚假的互嘲和真实的互利之间是如何架设起心理平衡的桥梁。到底，对物质想的太多，终究是无法超脱的，无论如何自我修炼，内心的算计、狂妄、隐忍和委屈还是会流露于面相之上，没有美玉一般的自信，也是正常的。但是，人在学习知识之后，又无法超越这种“人往高处走”的心念，另一方面，这可能也是文化的不同传承方式带来的一种影响。高原上的人多数时候要众人聚在一起热热闹闹过节，在婚嫁中互相快乐地祝福，在葬礼中互相真诚地安慰。口述文化是他们主要的精神传统，在口头上像风一样的念诵或歌唱让人们感受到的是群体的归属感，还有一种看不见的艺术美感，这些体验在活动结束后像一阵风一样随时散了，等待下一个众人相聚的场合时再随时聚拢。而知识分子却是以书面文化的方式认识社会塑造自我的，他们通过个体苦苦研读的方式去面对浩瀚的文字典籍，独自琢磨，缺乏交流，有时就会自大，因此中国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有的人在研读中便难免以为自己开了天眼，会对书中那些享尽荣华富贵的人产生羡慕和模仿。

        生活在高原，人们必须以不同的形式与佛法相遇，因为必须要在四季寒冷的艰苦环境里对生活做出认真的哲学思考，然后让它来指导茫茫的前行路。这种哲学，多数时候好像并不是极其严肃的面孔，反而具有一种亲和力和温润性。在琐碎的生活中，老人们就常常以通俗易懂的方式讲着道理，比如告诫孩子们不要欺负弱者：“不用的人要用三回（你以为根本不可能用到的人却偏偏把他用了三次），你也许会借要讨吃（乞丐）的打狗棍”。在宏大的仪式中，人们更是要讲很多道理，婚丧嫁娶的歌谣中，并不只有单纯的欢乐或哀伤，从内容上看，那些歌词讲述着四季轮回的美景、牛羊满圈的幸福、辛勤劳动的高尚、与人为善的重要、为人父母的不易、平安健康的珍贵……呈现出百科全书式的叠加效应，以多种方式认真提醒人们要用辛苦的劳动和知足的心态去珍惜眼前的生活，防备因为懒惰和恶念而产生祸患。

        高原孩子的自信是宗教哲学指导下的文化养就的，一种知足向善的伦理让人心有了坚强的完整，其实也是一种温润平和的道德自律带来的文化效应。

        不得不说，与温润平和相关的事我个人是没有做好的，因为少年时看过的电影《少林寺》彻底颠覆了我小小的心，“我佛慈悲亦惩恶，蛇蝎缠身应还招”被儿时不知天高地厚的我长久地奉为行事的座右铭，念过，写过，刻过印章，也手舞足蹈过，一直忘不了当时爷爷叹息着看我的那份眼神。当然，今天慢慢地有一点明白了，很多时候，文化的多元发展问题，将是我们一生都必须面对的课题。今天的高原已在发生巨变，个人的文化之树在不停地成长，群体的文化之林在不停地变迁，要吸取时代的阳光雨露，要播撒共进的绿色氧气，要有勇气和灵气去面对苍茫茫的前路和亮堂堂的未来。也许，要成就文化的功业，确实不能用蛮力强取苦撑硬干死钻，而要用智慧寻找规律，顺应天时，修建地利，营造人和。

        白晓霞，女，藏族，笔名白姆措，甘肃天祝人，文学博士，兰州城市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出版有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发表散文诗歌多篇（首）。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民俗学，发表相关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