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故乡的记忆还新鲜着的时候，可以具体到了一棵树，一块石头。过了若干年，记忆却开始重叠和幻化，就开始抽象成一片云，一绺雾、所以，我们在远游之时对家乡的想念往往是无边无涯无具像的。脑海中的库存，原来包含着许多酸辣苦甜，此时早已只是焦渴者盼望的清泉。许多不必要存在的杂质被时间过滤了，留下的是清醇和甘饴。

        记忆成熟到这种程度的时候，撒满生命历程中的每一片黄叶，都变成了金箔，闪耀着无法掩饰的光芒，自己出生的小山村就在那金色的光芒中像圣殿一般耸立，诱惑着你的灵魂像归巢的小鸟一样向着她飞翔。

        在理智和想象煽动着翅膀相互拍打的时候，最终还原出来的毕竟还是客观和真实。

        现在我的回忆和想象可以像箭鏃一般穿越时空，回到那七岁的童年、回到飘荡着炊烟香味的小山村，似乎早已沉淀成一首朦胧诗的故乡史册，此时又还原成娓娓的叙事、还原成五月玉米地里的烈日、还原成九月打谷场上的月光……

        那时候，因为我自己还太小，村庄就显得很大，如果我要从村尾爬到村头，乡村泥泞的道路就要给我赤裸的双脚裹满夹杂着牛粪马粪的黑泥，自小，这家乡的黑泥就给了我一种铠甲般的保护……

        其实，这是一个多么小的村庄啊，满打满算还不到二十户人家，人口也不到一百，村子坐落在永春河畔东岸的一面小山坡上，离县城只有三十来里。

        整个村庄的地形是好多地方凹了下去的，还有很多地方又是凸起来的，即使只是在村里走走，也要爬坡下坎，有时候从这一家到那一家还要翻过一坐小山包或者跨过一条小溪流。村中的这里那里都长满了核桃树、桃树、梨树、但不知是出于一种什么讲究，据说是有某种忌讳的，只有村子最顶头和最尾上的两家各种了一片竹林，便被村里人称为村头竹林家和村尾竹林家。

        我们自称为藏族，在有关部门的档案和登记表上也把这个村的居民认定为藏族，但我在若干年以后，经过对其他藏区的了解才知道，我们村里当时就没有一间那怕是稍稍有一点藏味的建筑，也没有一间真正意义上的楼房，全村人所有的住房显然都受了附近纳西族和傈僳族的影响，一概都是木刻楞房，矮趴趴地蹲伏于几乎遮盖着全村的绿树之间。

        我也还是又过了若干年以后才知道，一个自己和外界都认定为藏族村子的地方之所以是这个样子，原因之一是这里的气候不同于其他藏区，海拔只有一千多米，自古以来就出产稻谷小麦，以大米白面为主食。再后来我还知道，在本县境内的塔城、巴迪以及本州境内的德钦、中甸也还有这样的藏族居住地。

        但是，我家乡的民房之所以如此简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贫穷，直到解放初期搞土改划成分的时候，按国家有关的政策和条件，全村就没有划出一户地主富农，因而就被外界称之为“卫生村”。

        这样的村子当然也就有了有关村子来历的传说：我们的祖先据说在四川藏区兵败于氏族间的仇杀，最后只身逃亡到现在我们的村子所在的山上，被傈僳族的女神“阿果玛”救下，并与之媾和生下四个儿子，才得以延续了这支人的……这四个儿子后来就各占地盘发展成了现在属于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攀天阁乡所属的四个自然村，分别是我所出生的嘎嘎村、以及布鲁、勺洛、工农村。

        我们的藏话只有在这四个藏族村子中才可以畅通无阻地进行交流，到了同县的塔城乡，如果把口音憋一点，还可以勉强对话，再走远一点，那怕仅仅只是去到塔城乡所属的其宗或者中甸县所属的春独，我们见到自己的藏族弟兄姐妹，就像汉族中的北京人见到了广东人，语言障碍高耸得就像一坐山，只能比手划脚……

        出生在这样的一个藏族村子里，操着这样的一种藏语，又还长着一副毫无藏族特征的相貌，当我步入生活，开始接触中甸德钦的藏族朋友时，一旦他们有了欺负我的念头，最顺口就可以说出来的话就是：“你这个假藏族。”

        到了已经有很多机会与中甸德钦的藏族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的舌头也已经在生活的磨石上磨得很尖利，口才在小圈子里甚至已经小有名气，我就用这样一句话作为自己反欺负的武器：“我是吃大米的藏族，你们是吃糌粑的藏族。”

        在这样的时候，旁边就有认为我的自卫很成功的朋友大笑起来。

        暂时的挑战似乎已经被回击了，我的内心却依旧是悲哀着的：同样是藏族，为什么人家可以长得那样地高大英俊，我却只能长得这样地五短三粗呢？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怀疑自己到底是不是真正的藏族。

        但是，我也无法、或者说不愿意自己不是藏族。我们所操的语言不管与其他地方的藏语有多少差别，藏语方面的一些权威人士还是认为这种语言也是藏族方言的一种。还有自小耳熟能详，早已被火塘煨得焦黄的格萨尔王的传说、阿克登巴的故事、以及可以烧热一个又一个寒夜的锅庄，毫无疑问地都包含着藏文化的元素。

        于是我又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藏族了，不管我们的藏话与其他藏话是否相通，也不管我们是不是有酥油茶喝或者有没有糌粑吃，我都认为我就是藏族。

        到了后来，知道了中甸德钦的藏话到了拉萨西宁照样是与人家讲不通的，我当藏族就不但当得心安理得简直就是理直气壮了。

        成年以后深究潜意识中的原因才发觉，其实自小听来的那些藏族民间故事、跟着父母在锅庄场上迷迷糊糊的转悠，武装了我作为藏民族之一员的自豪感，也已经在我的灵魂深处浇铸了磐石般的藏民族意识。

        其实现在细想起来，前面所说的一切都是孩童式的臆想，我就出生在父母都是纯藏族的家庭之中，身上流淌着纯藏族的血液，是不是藏族并非我自己的臆想可以决定。

        环境、时代都决定着我们的人生走向，在当时的情况下，学藏文的机会是首先没有了，因为羡慕读过私塾的阿爸，一有机会就在拈着山羊胡子说今道古的威风，我读书的欲望却是十分强烈的。

        终于到六岁的时候就进了嘎嘎塘的小学校，这时候我就知道我真正的是藏族了，在学校里，汉族的孩子已经开始认字的时候，我们却还在学汉语。

        阿爸在我还小的时候就看出了我对读书学习的喜爱和对农事的恐惧，于是就对我的一生先下了结论：“这个娃娃只能读书，如果不读书他只能饿死！”

        其实，在以后经过的动荡岁月里，事实证明了读书人不见得就可以完全地避开农事。在我不连贯地读书和工作的间隙，也还是不得不去从事田间劳动，我对所有劳动技术的生疏，并没有让我尴尬，在一些热心乡党的支持下，我感到自己正在渐渐适应农民的生活。

        在前途无望的时候，我也无可奈何地做好了一辈子当农民的准备。

        其实，我的读书之心未死！

        父母供我读书之心也未死！

        于是，在那样的一个小山村里，就出现了我们家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几经周折，仍在反复读书的现象。在那样的时代，为了供孩子们读书，我们的父母岂止是节衣缩食，简直就是忍着饥，挨着饿的……

        我的乡亲们未必会承认读书也会吃很多苦，其实，任何人都未必能理解别人所吃的苦，这是人性的一种顽劣。

        实际的情况是：当我们把书读出来的时候，当我有了一份既可以为国家服务，又能够让自己的肚子有一个着落的工作之时，村里我的同龄人们都早早地结婚早早地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了。他们的这个优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当我的子女都还没有谈婚论嫁的时候，人家已经做了爷爷奶奶了。

        当父母的总是喜欢夸自己的儿女，我的父母也总是在人前夸我读书读得怎么怎么好，因为在农村环境，除了夸我读书好，他们的儿子身上实在也没有其他值得一夸的东西了，论背论抗，论耕地、论挖田，我都不能望村里同龄人的项背。

        这时候，人家就拿手指在下巴上比划着说：“你儿子胡子这么长了，连个媳妇都找不着的”。

        其实我知道，大部分的乡亲都是愿意让子女去读书的，更是希望自己的子女读好了书之后外出去挣工资的，也许是子女自己读不进书去，或者因为父母克服不了眼前的一时困难，一念之差就放弃了让子女读书的机会。当他们还在后悔和自责着的时候，我的父母不无得意地夸奖我，就会伤了人家的自尊心，难免就会条件反射、反唇相讥。

        人们其实都很乐意在背后夸奖别人，当着人面却更愿意夸自己或者被人夸，如果有一个人当着众人的面拼命夸人，肯定有着明确的目的性，绝然不是本性的自然流露……

        譬如我的这些乡亲们，我知道他们曾经是很在背后夸过我；也夸过我的父母的，特别是在我们家已经渡过子女读书和父母供子女读书的艰难之后，更是把我的父母当成了有着金子一般品质的人。

        其实，过分地夸自己和夸自己的子女原本不是一种好品质，特别是对子女，适度的夸奖或许还可以称之为表扬，一旦过度，人家就会认为你在憨狂了。

        细算起来，父母在几乎不顾犯忌地夸我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年龄也只不过四十几岁，加上他们只不过在讲一个事实，大约就没有那么多的前思后想了。

        对于读书的目的，自古至今说法很多；从“从学而优则仕”“到知识改变命运”。虽然从古文到白话，从历史到现实；骨子里强调的都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于来自农村的孩子而言，更直接的说法是：“跳出农门”。

        我的父亲只不过在解放前读过一两年的私塾，母亲直接就是一个文盲，所以，他们让子女读书的目的似乎就没有那么功利，父亲说过的:“读书的目的是让人懂道理”。作为一个女人，母亲则是更加强调自己的胸怀和肚量：“你们别看我是个女人，拳头上站得人，脊背上跑得马，虽然叫你们去读书，就是你们读完书又回来做活路，我也是喜欢的”。

        其实我看得出来，父母的内心总希望我们通过读书挣得一份前程，起码也不要像他们一样终身受苦于田野之中……

        他们得心理阴影来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形势，父亲原本是在村政府里当文书的，五八开始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在原先的两个行政村被合并为一个大队的时候被精简回家了，那件表面看起来很正常的事情后面，其实也有着极微妙的背景。

        回到村里以后，他先还当着生产队长，却为了供我读书，不顾政策的限制，去卖柴卖草，后来又在全中国搞起“一平二调”的时候在队委会上出点子，在猪圈里藏了一些粮食，准备在出现饥荒的时候为群众解困。

        父亲还有一个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很经不住推敲的经历―——他是入赘到母亲家里的，而母亲家的阶级成分是中农。这就等于他自动放弃了他自己的雇农身份。

        这样的事情倘若发生在其他的地方也许算不了一回什么事，在我们这个没有地主富农的“卫生村”里，父亲的历史（到中农家入赘）加现行（为供子女读书而去买柴卖草）。就使他一夜之间成为了村里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后来还升级到了全公社全大队的“分子”一级。

        有此种种原因，父母亲当然不相信他们的子女有参加工作的机会，他们提前说下的话，其实是在为一旦面临打击时的心理承受能力做下一点准备，尤其是父亲，在我后来遭遇曲折的时候，总认为是被他所连累。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父母所料：虽然我在1968年乘农村的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就从学校直接参了军，最终还是被人告了黑状，失去了在部队追求进步的可能。

        退伍以后，因为同样的原因，好几次参加工作的机会都被阻碍，最后还是在母校老师的帮助下，转了一道弯，到文革后重新招生的母校去读高中，又从学校走向工作单位。让我至今感到奇怪的是：在此之前，每当我有一次参加工作的机会，那些总是盯住父亲的；或掌权或不掌权的农村阶级斗争的基本力量总是会想尽千方百计加以阻止，而且都会成功，有一次是在县人民武装部的介绍下，有一个单位要招我去学习驾驶，接待招工人员的大队领导只是简单地说：“开车的事就不用找他家了，人家把自己的儿子心疼得像金宝卵，不会让他去开车的。”

        这位大队领导当然也没有忘记补充：“我们也不会准他去，他家有政治问题”。

        那时候的人害怕政治问题就像现在的人害怕爱滋病，我后来听到知道内情的人告诉我，招工人员听了这些话，二话不说就走了。

        当我要去读高中的时候，那些历来嗅觉灵敏的政治猎狗似乎全部都睡着了，大概他们完全也没有把读书当成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让我和我的父母在一生中得以成功地实施了一次阴谋----让我以读书的名义转弯参加了工作。

        从退伍到参加工作我整整当了两年的农民。

        我感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牵挂有很多是在学校和社会上都无法得到的，参加工作以后，他们最担心的是我有什么分外的贪欲，一再告诫我：“不该拿的不要拿，不该吃的不要吃”。

        应该说当时的社会要比现在贫穷得多，社会风气也比现在好得多，当然就很少听到出现如今那种动辄吃下几百万、几千万的贪官。因为贪污而被开除工职乃至判刑劳改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的，不论在什么年代、也不论在什么年代，一个人种下的苦果总是要自己品尝的。

        父亲有一句名言：“无论吃了什么山珍海味，下喉咙三寸都是大粪”。

        母亲也有一句名言：“老天爷给人长了一个肚子，又给人长了一个脊背，就是要后边那家去养活前边那家的”。

        父母的两句话使我受益终生，学会了简朴、学会了自立、学会了满足、学会了节制。

        如果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他们在极度困难的时候咬着牙供我读书，我的命运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

        父母在吃够了苦头，又没有享过什么福就先后去世，如今，自己也已经是年近花甲，童年和少年时的记忆却是越来越清晰。我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我怎样才能做到，用一句简单朴实的语言就让自己的子女明白生命的本质？

        我还想到的一点是，即使有这样的父母，如果不是我们的社会在经过了许多动荡后最终还是走向了昌明和繁荣，我和与我一样的许多人都不会是如此幸福的。

        又是一年的鬼节降临，以我父母在世时那样的为人，我相信他们不会成为孤魂野鬼四处游荡，因此，我也就不想像别人那样接祖送祖，烧纸拈香。

        我只能用这样的一篇文章祭奠父母的在天之灵，这种方式肯定是一直要我读书的父母最乐于接收的。我只想告诉父母，您们放心吧，我在好好做人，一直在好好做人！

        此时，我父母的魂灵大概正飞翔在万里长空，慈祥地注视着他们幸福的孩子吧。但愿他们的魂灵因为看到了我的幸福而得以更大更长久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