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的五月是安多藏区好季节的真正开始，人们脱去厚重的衣裳，笑颜轻快地开始有了休闲的心思，虽然比其他地方人的类似体验来得晚了一些，但正因为晚，所以才显得金贵，正因为金贵，人们对待五月的态度也更为郑重，这份郑重里有令人感动的泪意和笑涡。于是，许多节日在这个时候被感恩的人们精心设计着缤纷而至，人的春心在节气意义上的夏日姗姗袅袅地荡起来，整个安多藏区的文化姿容，便与“俏丽动人”这样多少有一点妖冶的词汇发生了一点点联系。如果把安多藏区想象成一个孔武有力的藏族男人，五月应该是他的青春期吧，此时的他肌肉发达、笑容俊朗、心思缤纷，一枚帅帅的红花儿郎是也。

        在这个风流又短暂的过程中，五月初五作为风光开始明媚的时间界点，具有了一种很有意趣的文化味道。汉族地区把五月初五称之为端午节，东西南北人都很重视，想来大抵是颜色明丽的美景与琳琅满目的美食还有屈原伍子胥等人的风骨让端午节真正的色香味俱全了，有面子有里子。在安多藏族地区，五月初五这一天也是颇受重视的，名称或许不同，起源也有待于探索，但是，相同的是暖天朗日、桃红柳绿中人们那份大好的心情与对健康的深深祈福。

        这一天对于安多藏人的文化意味，先是对各种花事的郑重相待，采花、赏花、献花、拜花等习俗在甘南、华锐、海东等地并不鲜见，习俗的本质是祈福，为自己、为家人、为乡亲、为所有能想得起来的生命。“花容”是五月初五时安多藏区真实的自然样貌，也是人们虔诚知足的内心写照。这一点其实也好理解，高原苦寒，色彩单一，良善的人心对于生活中任何一点艳艳的幸福都是喜悦的。农历五月的时候满山的各色花儿开放，常年不见花容的人的眼和心，肢体的各个部分都开始近乎贪婪地拥抱大自然的这份短暂而热烈的美。老实说，我基本是个花盲，但是，一年一年在五月初五去“浪山”（去山中踏青）时，我还是被漫山遍野的野杜娟一次一次征服，那种不太亮的颜色和非常强的生命感就像牧区的藏族女人，笑对劳累，麻利利地打好了酥油茶后也能很快换好鲜亮的衣服走向节日的会场又歌又舞。这份气质，既内敛又张扬，既踏实又浪漫，整个山坡美得像一帘幽梦，像正值最好年华的青春少女，你说不出来她好在哪里，但那种健康的身体和诗性的灵魂合成的双重之美就是让你一见之心再难忘记。

        这样的诗意暖情中，不由让人想起了一些来到安多藏区的远方的亲切客人，比如当代著名的藏学家李安宅夫妻俩，他俩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甘南藏区做了许多有意义的民族学调查和研究。作为女性，李夫人于式玉特别关注了藏族女性的社会化问题，她来自山东，1924年去日本时曾在早稻田东洋音乐学校学习音乐，1926年又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攻读文史。来到甘南后的央金拉毛（于式玉的藏族名字）却对身边那些服饰、肤色、语言等和自己截然不同的藏族女性描写得动容动情，我初见那些描写高原五月的文章时，便偏执地认为是多样的花容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找到了共同的话题：“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日日与大自然相接触，特别是夏天的时候，整个山河都被奇花异草点缀起来，一变而成为锦绣乾坤。”于式玉的兄长于道泉翻译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是开先河之作，这位具有超人语言天赋的藏学专家和他的妹妹一起，让安多五月多了些知性的明丽。

        安多藏人与五月花容的相见像久别重逢的情人一样，相思、激动、甜蜜、喜悦等等的情感穿越雪白的冬季、冷峭的春季执着走来。舟曲的姑娘们要过采花节、华锐的孩子们要摘马莲花，这样的激动场景也多少有一点像情人之间热烈的拥抱，但是，那份来自心底的为众生祈福之心又使得这份花容多了庄重感，有点像是朋友、邻居、同事、熟人之间的随处可见又倍感珍惜的感情。安多藏区五月花容的秘密莫不是就藏在如花容颜下的藏族人非常珍视的深深佛心里？

        在书斋里写了几篇关于藏族五月初五的文章后，我倍感寂寥，因为我突然发现，在安多藏族民间的日常生活中，五月初五花容下的深深佛心是最不容易去做理性分析的。

        有一次，我和入寺为僧的表哥聊天，他像个欢脱的俗人一样殷切期待着这一天表叔会给他送来各种好吃的，我惊讶地看着他放着光亮的眼睛，内心的感动如潮水一样地慢慢涌上，我突然发现这只是个亲人相见的幸福日子，所以也就应该是一个佛光普照的好日子。随着岁月的的渐行渐远，这一天本来的意义已经在改变，汉地或藏地都没有太强调它的信仰意义，也就是说，它常常被转译、重构着，以保健、娱乐、休闲的名义带给了凡夫俗子幸福的感觉，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是不是一种光芒万丈的佛心？藏族有一则关于药神的传说与这种文化意味在某种关节点上是心怀相通的。     远古时代，人间无医，所有的医生都是天神旺波杰青“天神之王”派下来的。这些医生都佛心慈悲又飘逸洒脱，他们依靠一条彩虹来往于人间天上，遍洒仁心。最终有一位脱颖而出的神医，被藏族百姓亲切地称为“曼拉”。有一年，他返回天界时，一场惨绝人寰的瘟疫席卷雅鲁藏布江流域广大地区，面对百姓的痛苦，“曼拉”临危请命，但天规所限，他必须在七日内赶回，为了这不可能的七日之约，“曼拉”把自已化作一颗星辰，把自己的医术、药物以及最宝贵的一颗爱心，融化成闪射的光芒，照耀雪域人间。就在这个夜晚，有位病得快要死去的姑娘做了一个梦，梦见药王站在城东南的山上向人间撒下药物，撒在山上山就长出药草，撒在水里水就变成药水。姑娘拖着病体爬向河里浸泡，病果然好了。姑娘醒来后将这个梦告诉人们，所有的病人都奔向了河渠湖泊，浸泡身体，药到病除。从此，药神化作“葛玛堆巴星”，在每年初秋出现七天，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去。传说悲情而浪漫，那个“曼拉”与星宿之间的联系肯定有着天文学的知识背景，我们不易考证，但是，闪闪的佛心仍在五月初五的许多习俗中以生活的平凡样态传承着，波澜不惊、水深无声。

        在安多藏区的另外一些甜蜜又苦涩的传说中，五月初五这一天还像一盏温暖的酥油灯一样被一些和屈原一样留在百姓心田的藏族人物所点亮。比如生活在青海湟水流域的藏族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要用美食和鲜花“梅朵色钦”纪念一位叫欣木措吉的老阿妈。传说这个慈爱胜海的老阿妈因为自己的善行而挽救了整个村庄：“他（魔王）见迎面走来一个十分苍老的老妪，面容憔悴，动作迟缓。背上背着个早已会跑的大孩子，手里倒领了一个摇摇晃晃则学会走路的小孩子，感到很奇怪。面对恶魔，老人平静地回答：‘这大、小两个孩子哟，不是我生的也不是我养的，更不是从路上捡来的。这是两个应该怜惜的孩子。他们的阿爸和阿妈，都被凶狠的刀枪杀死了。刚学走路的小孩子是我的孙子，会跑路的大孩子，是别人家留下的唯一一条命根子啊。是别人的孩子就更要疼爱好，吃饭要给他挑好的，走路时要背上他才行。这本是黑头凡人的八种德行之一，是件平常又平常的事呀！’”被感动了的魔王叮嘱老阿妈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在门口插柳，以此为标志来躲避灾祸，并要她严守秘密。但是，华发佛心的阿妈却通知了所有乡亲，大家得救之时也是老阿妈被恼羞成怒的魔王杀害之日。于是，就有了前述的纪念行为。善良老阿妈口中“平常又平常”的利他之肉心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呢？我时常感动钦佩又酸楚地想。

        我的家乡华锐把五月初五这天称之为“桑吉曼拉”节，既是与药神相关的节日，便自然地具有了悬壶济世的佛心。老人们的行为也让我意识到那佛心被化在了山野的水中，因为这一天，人们要去山里的药水神泉拜一拜，洗一洗，哪里不舒服就用手掬清水洗哪里，那面对清水时的容颜竟如儿童一般红润。居住在青海东部宗喀地区的卓仓藏族，也把五月初五称之为桑杰曼拉节，这一天，他们要吃美食插鲜花，还要举行弓马骑射的活动，最吸引人的还是进山饮水的传统习惯。

        水的柔水的清，水是医生水是亲人，水如佛一样真切关怀又平等浸润着每一个平凡的生命。这水的衣裳一层又一层，有多少经验和情感是属于哲学和科学层面的，又有多少信念和行为是属于地理的规约呢？关于生态的认知是离不开大地上的山川河流草木虫鱼的，纯情的诗人徐志摩说他喜欢的至境是草青人远、一流冷涧，从西方游学归来的他对于水的想象是清寂的，没有烟火气息的，生命的暖热在此其实是寥寥无几的。而安多藏人却喜欢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享受夏日的美好时光，甘南的藏族过“朝水节”时，水是自然的恩赐，但它连接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暖关系，五月初五因此而成为人性的节日，高原因此而不冷，边地因此而成为人性的中心。

        行笔至此，天色已晚，淡淡的月照着高高的高原，远远地，窗外的小吃街上小阿哥烤羊肉串时溅起的火星在隐隐绰绰地闪着，映着喝啤酒的汉子方挺的脸膛。今夏的兰州一直没有太热起来，却也让人心里颇起宁静致远之意。这样的闲心中，几句画蛇添足的闲话也就自然地涌了上来，权当自勉吧。风景美，人心却是懒的，纸上谈兵终归是隔靴搔痒，我想，这可能归根结底是人畏惧远途的一种懦弱表现。徐霞客同时代的人就曾称赞他“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此境界对于写作者来讲，当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遥想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创办了史地学系，开拓有功，而系主任张其昀则具体阐释了一种治学的理念：“历史需以地理为背景，地理需以历史为印证”。大抵，这也应该是产生真正美文的必要前提，尤其是我们这些忍不住要书写自己亲爱的藏族文化的人应该经常想一想具体的空间背景对文化带来的不同影响，毕竟，藏区那么大，那么宽，那么美，有许多人、事、情、景、话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绵密味道，需要我们一块地方一块地方仔细地去体察、表达、分享、传播。

原刊于《青海湖》2017年5期

        白晓霞，女，藏族，笔名白姆措，1974年生于甘肃天祝，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民俗文化。主持或参与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项目多项。发表相关论文60余篇。获得过甘肃省高校社科成果奖等奖励。出版有散文集《白姆措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