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  亲

 

    五十年前,一个姑娘在卓尼县城的人群里,显露出她的小鹿般的野性,以至于使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一个年青人,感受到了一阵幸福的疼痛。

    那是爱情的力量!

    那个姑娘,就是我的母亲。而那个年青人,后来就娶了我的母亲。那时候,母亲是多么美丽,她的腰带上的银盘叮当作响,硕大的耳环泛着金光。也许正是因为母亲所特有的藏族女孩的异样的美丽,才吸引了那个汉族知识分子——我的父亲。他们开始了甜蜜的爱情,随后就有了新的房子,和深冬热闹红火的婚事。像童话里写的那样,他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生养了大姐、二姐、我和小妹。

    我十二岁那年,父母第一次狠狠地吵了一架。后来,母亲低着头,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她的脚步是那么轻,轻得让我感觉不到生命的重量。而倔强的父亲,收拾好了他的行李,这个矮个子的读书人,一声不吭地离开家乡,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了。

    我十五岁那年,母亲带我到南山上的松树林里去。在那里,可以捡拾做饭的烧柴,也可以摘折孩子们爱吃的蕨菜和野果。林中雾气弥漫,鸟鸣之后,山野显得更静。母亲捡拾了一大捆烧柴,我摘折了一背篓蕨菜。一棵松树下面,我的四十多岁的母亲,坐在半截树桩上休息。北国的深秋,使白桦的叶子趋向金黄,使草籽饱满地垂向地面,使母亲的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灰黄。她看上去是那么陌生,困惑,仿佛坐在遥远的古代。我守在母亲的身旁,把采自森林里的蕨菜整齐地装进背篼里。我听见我们所处的这座高山,在余晖里渐渐热闹起来。

    后来的后来,母亲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把她的无奈,化成了苦水,深埋在儿女的记忆里。把她的痛苦,化成了父亲生命中余下的岁月,让这个像她一样倔强的老头,始终无法挥去心头永远的忧伤。好多年了,父亲在夜里翻身,伸腿,说梦话,然后又沉沉睡去,却始终无法摆脱母亲生前的那种哀怨。

    现在,当干完了一周的工作,在周末闲暇的时侯,我还是徒步上了山。在一个叫羚城的异地,也像母亲当年那样,静静地坐在某个树桩上,坐着自己的忧伤,坐成一截少言寡语的流泪的树桩。

 

 

父亲的时代

 

    如果说杨庄要出人物,那么我的父亲,算是个人物:他是庄村里的第一个干部。

    他是县教育局的小职员,常年住着公家破旧的房子。白天,他热情工作。夜里,烧暖了他的铁皮炉。炉子上的铜壶,在暗室里喷着百姓生活中的热气。他睡在单人床上,身边总是放着一本黄皮书。那书在他的呼吸声里,渐渐浸淫了人间的气息。那不是赵树理的乡村小说,也不是郭沫若的旧诗集。那书上,只讲与民族教育有关的国家大事。

    听说在他生活的县城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店里琳琅满目。高高的柜台后,一脸豪气的售货员噼噼啪啪打着算盘,她的身后,布料、盐巴、火柴等货物堆成了小山。医院里,大夫和护士穿着白大褂,像极了传说中的仙人。粮站里,储藏着一袋又一袋可以做出雪白的馒头的麦子。甚至那南山上的树木,也是高大浓密的,密林深处百鸟啾啾,公然繁殖。洮河里有白鱼出没,水面上时时腾起如云似雾的云翳。我们一直膜拜的东山上的那座寺院,听父亲说是庄严肃穆的,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夜幕降临后,会有佛灯突破黑暗,显出神界的祥和又神秘的瑞气。

    那时,父亲习惯了长途跋涉。他喜欢走四十里的山路,回到杨庄,这个人们说有神灵栖居的村子。途中,夜空里星辉高悬,晚风鼓荡着经幡。他的往事随风而来,缠绕不息。在北方深邃的天幕下,他想起自己的今世,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山下静静流淌的洮河水,波闪着他猜想的后世。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孝父敬母、生儿育女、爱乡亲邻,他没做出其他伟大的事。然而有人说,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

 

 

父亲回家

 

    记得那时,我的父亲虽在远离杨庄二十公里的新城工作,但每逢节假日,还是会回到他的村庄,和妻子儿女们待上一两天。

    在乡村的荤笑话里,男人刚回到家,会给孩子们撒一把糖果,说:玩去吧!只把他和他的女人留在屋里。

    和荤笑话里讲的不一样,一天下午,我们的父亲从新城回到了。母亲泡了杯浓茶,叫大姐端给父亲。我们姊妹们,围绕在父母身边,叽叽喳喳了好半天,终于安静下来。但仍不愿离开,歪着头听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聊天。他们闲扯的样子,不像是夫妻,倒像是兄妹。

    晚饭后,我们还会侧耳倾听父亲讲那神奇县城里的故事。直到村庄里的煤油灯逐一熄灭,直到月亮不再朗照我们的院子。甚至在睡梦中,也能听到父母在隔壁低声交谈,说起我们,说起和我们有关的荒唐的往事。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清扫着院落,父亲在隔壁房间大声咳嗽。我们明白父亲咳嗽的意思,就都起了床,挑水的去挑水,割草的去割草,上学的去上学,放牛的,看了看天,取出了雨衣。

    中午回来就会发现,家里多出几个客人。父亲陪着客人聊天,母亲在灶房里做饭,被烟火熏得流出了眼泪。

    晚上,我们给牛羊添了草,把猪轰进圈里,鸡也上了架,客人们这才准备回去。因为喝了酒,他们的话就格外的多,拉拉扯扯啰啰嗦嗦的。只到我们进入梦乡,山村的夜晚才渐渐安静下来。

    早上,等我们醒过来,父亲早就走了。母亲一个人清扫着院落,我们像往常一样,走出家门各干其事。

 

 

 

某个舅爷

 

    “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

    这样评价父亲的,是我的一个远方来的舅爷。

    对生活在乡村的我们来说,舅爷,就是一个温暖的字眼。但那个舅爷,却给我们兄妹们带来了恐惧和惊慌。

    那一次,他骑匹高大的枣红色的马来了。我爷爷和他盘腿坐在炕上,喝酒。他大声划拳,大口喝酒,大声地责骂我爷爷。

    我父亲从县城返回,刚一踏进房子,就被这个舅爷灌了三杯酒,弄得父亲面红耳赤的,像做了亏心事。

    这个舅爷长得比父亲还年轻,在我爷爷上厕所的间隙,他评价父亲说:“你能孝敬父母,是好事!能生下这么多娃娃,也是好事!能在村子里有身份有地位,更是好事!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但你见了我,一口一个舅舅,就不是好事!”

    他拉住父亲,要称兄道弟。父亲只好举杯道歉,一个劲地自饮,仿佛辈分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不能侵犯,也不能被侵犯。侵犯了,或者被侵犯了,就只能自己惩罚自己。

    我们兄妹们躲在窗户外,静听着房内的一举一动。我忍不住好奇心,往屋里偷看。这个举动,被这个舅爷发现了,像变戏法那样,他从腰里抽出一把刀子,有力地插到炕桌上。

    父亲吃了一惊,上完厕所回来的爷爷也吃了一惊。伏在窗外的我们一哄而散,在惊慌中躲进房后的山林。

    这个舅爷上到房顶,用目光搜索着我们,用语言搜索着我们。我们屏住呼吸,藏在树后。相隔了二三百米,我的四岁的妹妹还是由于惊慌而大哭起来。

    这哭声,击退了这个舅爷,他终于踩着梯子,一层一层下去了,再也没有出现。

    多年之后,爷爷早就离开了人世。我们只好问父亲:这个舅爷是谁?父亲想不起来,他说,在七十年代,你们的舅爷有好多个,我不知道你们问的是谁。

    我们只好把这个舅爷在记忆里封锁起来,以便我们当着孩子的面喝酒之时,不让他轻易地跑出来,把我们的孩子驱进山林,不让他给我们的孩子留下一段抹不去的阴影。

 

 

 

妹  妹

 

    说起妹妹,一些记忆总是无法抹去的。梳理与杨庄与妹妹有关的记忆,总觉得我和妹妹,是在相依相守的过程中长大的。

    比如说有一个阴天,母亲和姐姐们去乡上磨面,只留下我和妹妹两人守在家里。

    她们离开后,老天爷开始下起雨来。我们感觉那雨水和前年一样多,和去年一样多。从房檐上一点一滴地滴下来,滴下来,在我们的心里,慢慢地积蓄起来,形成了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湖泊。

    炉盘上,那盛满水的黄铜茶壶,把火的能量都吸收了。仿佛过了好多年,水突然开始沸腾,发出吱吱吱的声音,像一个贫穷人家的婴孩,被噩梦惊醒过来,尖声惊叫。

    我们都走到院子里,侧耳静听亲人有没有回来。

    后来,雨停了,偌大的院子里只我们两人,静静地,默默地,傻傻地等着。

    妹妹把发辫松开,又编上,编上,又松开。我看着妹妹,想起她已经快长成个少女了,呆痴了好一会。忽然又清醒过来,赶紧回到屋里,往炉子里又添了几根新柴。

    再比如说我和妹妹共同去泉里挑水的事吧。

    那时大姐和二姐都出嫁了。妹妹仍在新堡乡九年制学校上初一,而我,则跟着父亲在县城里上高二。暑假到了,我就回到家,陪着母亲和妹子,也休闲,也干活。

    在有关杨家庄的传说里,有这么一个说法,在那个人类的想象力无比发达的时代,杨家的某一个祖先曾经把山顶的月亮想象成猪尿泡,并且坚持认为,那是一个白胡子的老神仙把猪尿泡吹大后用一根细细的绳子给拴起来的。

    在双江河畔的一眼清泉里,我和妹子把水里的月亮捞起来,用水桶挑回去。

    我已经十七岁了,妹子十三岁了,但我们还像两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孩子,喜欢在月亮下挑水,喜欢把泉水一瓢一瓢舀进桶里的那种感觉,似乎只有这样,流逝的时光才会一点一点地回来。

    一路上,到处是野花淡淡的清香,万物骚动不安,我们身披薄薄的白光,像披着一件纱衣。

    我们把水倒进缸里,月亮就消失了,我们都怀疑它已经化成了水,在水里游弋。我们站在院子里,那遥远时代的月亮又出现了,真的像猪尿泡那样悬浮在山顶,我们只要骑上它就能够远离尘世。

    这时候,杜鹃会叫起来,高一声低一声,深一声浅一声,仿佛在召唤走失的魂魄,又仿佛在唤醒记忆的种子。

 

 

 

做裁缝的女孩

 

    妹妹心中的苦涩,使我想起一个做裁缝的女孩来。

    我上高三那年,因为学习成绩不太理想,母亲断定我不会考上大学,就做出了找寻儿媳的打算。

    母亲喜欢的那个女孩,住在洮河边那个名叫木耳的小镇上,开了个裁缝店。我放假回家的时候,有时会看到一两个男孩在她店里闲坐,聊天,嘻嘻哈哈的。有时只看到她一人,停了手中的活,朝着窗外发呆。

    母亲一直渴望她能做自己的儿媳,她叫妹妹给我写信。妹妹喜欢恶作剧,把母亲的意思表达清楚后,总是用竹笔蘸些墨水,画出蓝色的天空,碧色的河流,和青葱的森林。森林旁,孤然静卧着一座新兴的小镇。小镇里,一根木杆挑起一面绿色小旗,旗上写着三个黄色汉字:裁缝店。

    但我不喜欢那个女孩,她在店里嘻嘻哈哈或傻傻发呆的模样,都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所以当母亲托人带我到女孩家相亲的时候,我还是没有踏入她的家门,只让媒人一人去试探究竟。媒人后来对母亲说:“你那儿子,躲到小镇旁那条河边去了。我找到他时,他就像土司家的傻少爷,在数那些河底的游鱼呢!”

    我才不愿意娶一个傻傻发呆的女孩做老婆呢!

    女裁缝最终还是嫁给了别人。新婚那天,她提着裙子从楼梯上一步一步小心地走下来,恰好遇到因刚刚考上大学而意气奋发的我,就抱着伴娘的胳膊狠狠地哭了一场。

    几年后见到了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原以为又丰满又滋润,却是黄皮寡瘦的。她看了我一眼,没认出我,挑着两桶水忽闪忽闪地走远了。那瘦瘦的背影,让人心酸。

    巧合的是,那个瘦高的皮肤黝黑的小眼睛的伴娘,最终却做了我堂弟的媳妇。

    母亲生前说,这件事,像一条蛇,一直躲在黑暗潮湿的往事里,动不动就会跑出来,让她伤心:“念书的人,大多都是陈世美!”

    我争辩说:“那时我还没考上大学,不算陈世美!”

    母亲死后,我很是内疚当时的决定。我总是记起那个女裁缝,记得她朝着窗户发呆的模样。那一年她十五岁,下午的阳光黄黄地照着木耳小镇的土街,照着屋顶上翻飞的经幡,照着女孩青春却木然的脸庞。

 

 

 

猎人张三套

 

    而杨庄的男人,经历不同,命运也各不相同。

    杨庄虽然村落不大,人口不多,但却有一些所谓的厉害角色,比如神算子阿克杨,堪舆的李阴阳,写诗的观音代,制作唐卡的画家杨,教书的侯先生,打猎的张三套,还有脏腑客喇嘛代,盗木的排子客……正是这些厉害角色,成为杨庄人最头疼却又最离不开的人。

    先说说猎人张三套吧。

    张三套就是阿珍的父亲,听说曾有过一个女人,病死了。阿珍远嫁后,他从此不再娶,喜欢一个人过。

    张三套这名字的由来,听说是那些野猪啦野鸡啦野兔子啦总是逃不过这男人设置的三个圈套。三处圈套过后,总有一处成为它们的丧命之所。

    经过春天、夏天、秋天之后,杨庄附近的土地就变得迟钝了,毫无生机地横陈在铅灰色的天幕下,显得笨拙,沉重,死气沉沉的。这时候,张三套喜欢带着他制作的油丝绳出去。在丛林,在高山,在雪野,在河洲,仿佛就是土地的守护神。他最后总会带些野兔和野鸡回到家里,剥了皮,掏了五脏,煮着吃。

    煮肉的时候,他不喜欢别人来分食,总是把门顶得紧紧的。总有听门的人回来说,这张三套喜欢自言自语,他时常对墙壁、门窗和身下的狗皮褥子说话,感觉很孤单的样子。

    但我们小孩子们总觉得他不是那么孤单的,想想吧,在雪天,他是个正儿八经的猎人,巡视在杨庄附近的山梁上。积雪像刚剪下来的羊毛,松松地堆在西山。山顶的箭杆上缠着经幡,在风中呼啦啦地劲吹。灌木丛低伏着身躯,北风掠过灌木,能听到永久的嘘嘘声。这时候,巡视着杨庄的疆域的张三套,会停下来舔食一捧积雪,然后安静地伫立着,就像一个山野的帝王。

 

 

侯先生

 

    教书的侯先生,祖上是昝土司的百姓。但他不那么喜欢藏文化,对汉文化倒情有独钟。他读的是有汉字的那种书,有叫《三字经》的,有叫《三国演义》的,也有叫《老残游记》的。尤其有几本厚厚的《史记》,平时藏在箱子里,闲暇时就取出一本,把手仔细地洗净,慢慢地擦干,慢慢地翻看。

    他把那《史记》看得多了,竟入了魔,认为杨庄肯定存在着可以载入史志的人。

    他准备写一本《杨庄村志》,想给那些村长、喇嘛、阴阳、樵夫、船夫、画家、诗人、木匠、猎户们弄个本纪、世家、列传什么的,还说群体事件可以写成表,故事的边角废料能整成书。

    我们听得稀里糊涂,不知道是该表示赞同还是该表示反对。因为他的《杨庄村志》,有缘的人见过几沓,却一直没成书。听说他还在写,断断续续的,似乎永远也写不完。

    除了写《杨庄村志》,年关之际,他还喜欢给村里人家写对联,编些与村庄命运有关的句子:

 

    上联:种麦种豆种洋芋山里人家家有余粮

    下联:养牛养羊养孩子尕杨庄户户奔小康

    横批:小康之路

 

    乡亲们欢喜地来了,捧着笔墨纸砚,展开大红的纸张,看他龙飞凤舞地挥毫泼墨,都傻着一张脸,露出对汉文化格外敬畏的表情。待纸上的墨干了,才小心地叠起来,揣在怀里,欢喜地去了。

    在侯先生的身上,我看到了文字的力量,也深信这力量甚至会影响村庄的命运。于是,在暗夜里,我也偷偷记下许多人的名字,也记下了与这些名字有关的故事。

 

 

 

喇嘛代

 

    杨庄人把有魄力有能耐的狠角色,叫脏腑客。

    脏腑客喇嘛代,也是杨庄的一个人物。

    喇嘛代的祖父,曾是杨土司的百姓。到喇嘛代父亲那一辈,土司制度被取缔了。但喇嘛代还是喜欢自豪地宣布:“我可是杨土司的百姓!”

    喇嘛代的房前,住着汉人李阴阳。李阴阳迷信,担心财富流失,竟将房顶的水道通向了喇嘛代的院子。某年秋天,暴雨如注,李阴阳家的天水流到喇嘛代家院里,地上溅出了一口深坑。喇嘛代一气之下,把那通水的水槽给捅了下来。

    李阴阳家的天水从房屋后墙上漫下来,渗透了墙身。李阴阳的儿子发现了问题,跑到喇嘛代家来看究竟。不看不知道,一看气不打一处来,当即骂喇嘛代是半番子。

    半番子是杨庄一带对不会说藏话只会说汉话的藏族男人的叫法。这叫法,其实也没有什么歧视的意思。但正在气头上的喇嘛代觉得这称呼里有着鄙视的意味,恼怒之下抽出腰刀威胁对方:

    “你再敢乱骂,我一刀砍了你!”

    李阴阳的儿子却不害怕,冷笑一声:“你能把我的球给割了?!”

    喇嘛代:“日你妈,我就要把你这尕崽娃给骟了!”

    谁知李阴阳的儿子竟把脖颈伸过来说:“你敢!”

    喇嘛代愣住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李阴阳的儿子说:“知道你就不是咬狼的狗,还冒充儿子娃呢!”

    喇嘛代生了气,拔出半截刀,用刀背撞李阴阳儿子的脖子。谁知对方伸手一抓,抓住了刀鞘。这不抓还好,一抓,喇嘛代赶紧把刀子往怀里拉。双方用力夺刀,刀子就翻了个身。李阴阳儿子的力气大,抢得猛了,刀子就过去了,割到了自己的脖子。谁知脖子不经割,一下子就冒出血来,人就倒下了。

    喇嘛代惊慌之下,逃往四川。过了六七年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后,还是没摆脱公安家的追逃,只好自首了,如今仍在服刑。

    他和李阴阳的儿子,或许也会成为侯先生《杨庄村志》里的人物吧!

 

 

 

观音代

 

    观音代与众不同。

    观音代这名字有点来历。观音代的爷爷是贫下中农,解放后在庄里很有威信。有威信的人,老天爷总是喜欢把他们的生活重新安排安排。给观音代家的安排,就是三代单传。这不,他的爷爷只生了他爸爸,他爸爸只生了他。只生下他也好,却从小体弱多病,总在夜里大声啼哭,丢了魂似的。他爷爷只好领他去见卓尼某寺的高僧,高僧抬起眼皮只瞥了一眼躲在大人身后瑟瑟发抖的小孩,就说:“去代给观世音菩萨吧!”

    观音代是杨庄唯一一个诗人,但庄里人不知道诗人究竟是拿来干啥用的。

    听说在历史上,杨庄出过教书先生、泥水匠、木匠、画匠,都是些靠得住的匠人。也出过阴阳家、神汉、媒婆、工头,都是些靠蒙人过日子的神人。    但杨庄从来就没出过诗人。所以当从师范学校毕业的观音代给庄里人说他是诗人的时候,人人都被弄糊涂了。

    “死人?你明明活着嘛!”庄里人很吃惊,他们认为观音代的脑子出了问题。

    观音代只好解释:“不是死人,是诗人!”

    然而,他的发音出了问题。他把诗人(shiren)念成了丝人(siren)。

    庄里人明白了:“哦,原来是像蜘蛛一样吐丝的人,对吧?”

    观音代摇摇头,无奈地笑了。他在人伙子里看见了矮矮的我,仿佛见了救星。

    “你知道诗人吧?”他问我。

    我点点头:“知道,李白、杜甫、白居易,都是诗人。仓央嘉措,也是诗人。”

    他高兴得叫起来:“看看,看看,还是念书的人聪明。”他又对别人感慨道:“你们这些乡棒,啥都不知道!”

    啥都知道的观音代喜欢上了邻村村长的丫头。

    村长姓李,和杨庄的李家是同宗同族,娶了洮河那边的藏族女人做老婆,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丫头。这丫头叫李菊花,比我大三岁,腰细腿长,皮肤黑黑的,眼睛亮亮的,喜欢穿白底蓝花的衬衣,常摆着两根长辫子到东山底下去挑水。我喜欢走三里的路程,守候在邻村的那个清泉边,等待挑水的她突然出现。我也喜欢看她把水一瓢一瓢舀进沉重的木桶里,随后闪着细细的腰肢挑回去的那种情景。

    观音代在离杨庄30里的新城工作,但只要回到村里,他就给李菊花写诗,写在随身带的巴掌大的红皮本上。

    李菊花不识字,看不懂他写的是什么,他只好用那土里土气的方言,念给她听。

    他总是约李菊花出来,在小河边、杨树下,或者刚刚升起月亮的小山顶上,摇头晃脑地念:

 

    山上的月亮圆了,

    地上的草莓熟了,

    村里的姑娘她走来了。

 

    河里的太阳落了,

    泉里的星星亮了,

    村里的姑娘她来陪我了。

 

    李菊花边听边笑,咯咯,咯咯,咯咯咯咯,活像个叫春的杜鹃,笑着笑着,就把头靠在观音代的肩膀上了。

    我听说了,也见到了,感觉整个身体都是酸酸的。就找了个机会劝观音代:“你再不要给李菊花念诗了。听说好几次你们半晚上才回家,她的父亲都给她发火了。”

    他说:“给她写诗,给她念诗,是多么有趣的事。你不懂的!”

    他还是照样给给李菊花写诗念诗,就是不提要娶她的事。

    但村长却托人给观音代的父亲说了:“赶紧叫你家儿子娶了村长的丫头吧!”

    “为啥呢?”观音代的父亲纳闷。

    “为啥?就因为你家儿子把人家的肚子给搞大了!”媒人交了底。

    “我的儿子是干部,不能娶在地里刨食的人当媳妇。”

    媒人威胁道:“不娶的话,人家就准备告状呢,到时你儿子也当不成干部了。”

    这威胁果然有力量,干部观音代,只好娶了邻村的李菊花。

    娶了李菊花的观音代,就不再把我当连手了,也不给我念他写给她的诗了。

    我感觉到心里最美好的东西,在观音代娶李菊花的那天,永远地丢了。

    然而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情,总在记忆里多次出现。正如尊者仓央嘉措所歌:

 

    在那东山顶上,

    升起白白月亮,

    未嫁女孩脸庞,

    浮现在我心上。

 

 

 

红鼻子三郎

 

    杨庄有着不太广袤的山地牧场,但牧业,从先人来到这地方,一直就在经营着。

    红鼻子三郎是杨庄上汉族王家的老三,也是杨庄唯一的最有资历的牧羊人。他会赶着羊群找到最好的牧场,会指挥羊群穿越狭窄而陡峭的山路,会坐在山顶只吆喝几声就能把四散的羊聚拢在一起。他知道所有羊的名字,知道那只母羊快发情了,那只怀了小羊羔了,那只快生了。他甚至知道那种羊的父亲是谁,母亲又在哪里。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能听懂羊的话,虽然都是咩咩叫,他却能说出它们不同的需求。

    他能知道这一切,只有一个原因:他这半辈子,都在放羊。

    因为放羊,冬天,他的鼻子被冻成了紫茄子;夏天,又被晒成红辣椒。春秋两季,紫里透红,红里透紫,人们就叫他红鼻子。红鼻子三郎爱放羊,也爱睡觉。爱睡觉,羊就会偶尔少几只,据说被狼叼走了。大人们都不信,但羊消失了,却是事实。叫红鼻子赔,红鼻子就眼泪一把鼻涕一把,闹得大人们只好把说出的话重新吃回去。

    因为常在山里被风吹雨淋,红鼻子三郎就显得老相,三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五十岁。

    三郎爱喝酒,爱吃肉,就是不爱女人。“女人有什么让人爱的呢?”他说,“女人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

    为了能证明他的说法,他给庄里人讲了个他的故事。

    “有一次,我的女儿带来一只狗,背着我把它悄悄地放进盒子里。她不让我知道有条狗在我的屋子里是对的。为啥呢?那只狗太小了,它只有一只小母鸡那么大。你们知道,小动物总是讨人喜欢。我太喜欢它了,连睡觉都和它在一起呢!

    “可是它还是死了,是被我醉酒后压死的。无论我怎么辩解,女儿还是无法原谅我。这让我非常难受,我恳求妻子:你再找一只吧!要不你也生出这样一只小狗来吧。妻子骂我是神经病!她掀开门帘,走了,再也没回来。

    “我没有出去找她们。我知道,只要我找到一只母鸡大的狗,她们最终会回来。

    “于是我在放羊的过程中到处寻觅。佛祖是多么照顾我啊,有一天,我在草地上拾到了一只动物,它只有头颅那么大,眯着小小的眼睛,呜呜地哭闹。我把它捧进帐篷里,给它喂了羊奶。她不哭了,胃口出奇的好,一边吃,一边露出笑的样子。我确定它是个人类,是个女婴。

    “有了那个小人儿,我的日子开始过得快了!

    “这时候,我的妻子回来了,身后跟着我的女儿。她们一进门,我就激动地告诉她们,我没找到新的狗娃儿,但我找到了一个头颅大的娃娃。妻子一看,就昏了过去。女儿一看,又大哭着离开了。我赶忙弄醒妻子,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妻子说:几个月前,你女儿的肚子里有了孩子。这几天,她生下了它,因为长得太小,又不像个人类,就把它给扔了……谁知道你又把她给拾回来了!

    “你看,女人只能给我们带来烦恼,带来哭泣,带来抱怨。除了这些,她们还能给我们带来啥呢!”

 

 

 

父亲的时代

 

    如果说杨庄要出人物,那么我的父亲,算是个人物:他是庄村里的第一个干部。

    他是县教育局的小职员,常年住着公家破旧的房子。白天,他热情工作。夜里,烧暖了他的铁皮炉。炉子上的铜壶,在暗室里喷着百姓生活中的热气。他睡在单人床上,身边总是放着一本黄皮书。那书在他的呼吸声里,渐渐浸淫了人间的气息。那不是赵树理的乡村小说,也不是郭沫若的旧诗集。那书上,只讲与民族教育有关的国家大事。

    听说在他生活的县城里,街道上车水马龙,商店里琳琅满目。高高的柜台后,一脸豪气的售货员噼噼啪啪打着算盘,她的身后,布料、盐巴、火柴等货物堆成了小山。医院里,大夫和护士穿着白大褂,像极了传说中的仙人。粮站里,储藏着一袋又一袋可以做出雪白的馒头的麦子。甚至那南山上的树木,也是高大浓密的,密林深处百鸟啾啾,公然繁殖。洮河里有白鱼出没,水面上时时腾起如云似雾的云翳。我们一直膜拜的东山上的那座寺院,听父亲说是庄严肃穆的,在阳光下闪耀着金光。夜幕降临后,会有佛灯突破黑暗,显出神界的祥和又神秘的瑞气。

    那时,父亲习惯了长途跋涉。他喜欢走四十里的山路,回到杨庄,这个人们说有神灵栖居的村子。途中,夜空里星辉高悬,晚风鼓荡着经幡。他的往事随风而来,缠绕不息。在北方深邃的天幕下,他想起自己的今世,禁不住流下两行热泪。山下静静流淌的洮河水,波闪着他猜想的后世。

    在他的一生中,除了孝父敬母、生儿育女、爱乡亲邻,他没做出其他伟大的事。然而有人说,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吃上公家饭,这就够了!

 

我和她

 

    和杨庄的这些男人相比,我似乎算是比较幸运的人了。

    这村庄了,吃公家饭的,除了诗人观音代外,就是我了。因此,在杨庄人的眼里,我的头顶或许还罩着那么一轮光环。这轮光环可能是读书人所特有的,是种身份,也是种优越感。当年,也就是我工作后不久,在这轮光环的笼罩下,我有点犯糊涂了:我想在杨庄找一个女人,做我的老婆,我要把我的杨庄情结,通过她,留在我的生命里。

    读书的时候,我看中的是邻村的李菊花,但这朵花让观音代给折走了。工作后,我瞄准了画家杨的女儿。不为别的,只为她长得像李菊花。利用假期回到杨庄的时候,我总是去找她的阿哥,实际上就想去看她一眼。

    有一次,我终于逮到一个和她单独相处的机会,我壮着胆低声告诉她:“给我……当……当婆娘吧!”

    她吓坏了,脸也红了,好半天不说话。

    我急了:“你考虑考虑啊!”

    她看着我,脸更红了,点点头。我又溜到她阿哥跟前,心跳得厉害。

    过了几天,我又去他家。他父亲在,见我来了,下炕穿鞋,走了。

    她的阿哥接待我。胡侃一会,她阿哥突然严肃起来,告诉我:“你给我妹子说的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家里人商量了一下,觉得不行!”

    我的脑子里轰的一声,涨红了脸:“为啥?”

    “为啥?”她阿哥说:“你念书念糊涂了吗?你俩是堂兄妹,是有血缘关系的!”

    天哪,为了得到女人的爱情,我竟然忘记了辈分这个东西!

    她阿哥说:“这事就到此为止,别往外说了,说出去别人笑话呢!”

    然而过了半年,我偶遇画家杨的女儿时,她却瞅机会告诉我:“别说我俩是堂兄妹,就是亲兄妹,我也愿意给你当婆娘!”

    她说这话时,语气里有种许诺,有着决然的勇气。

    我突然觉得村庄、树木以及比树冠更高的云朵,都沐浴着一种奇异的光芒。风在倾听,流水带走讯息,草叶上的甲虫在叶面上记下此情此景。我知道自己是幸福的,同时也觉得身边的她,家里的老人,路上的过客,田地里觅食的家禽,都是那么令人爱恋的。

    我长久地在门楣下,看着她,不知说什么才好。

    几年后,她又找到我说:“不能跟你在一起,我就会痛苦。”

    说这话的时候,她早就嫁给了另一个村庄的另一个男人。我默不作声,像个猫头鹰蹲在村口。那个女人在我身旁凝视着我,阳光下,她显得那么美丽,那么柔弱,那么叫人怜悯。正是黄昏时分,西天的云霞红红的一片,像一块巨大的遮羞布,在山顶漂浮着。

    其实我和她都知道,即使豁出下半辈子来折腾,我们之间的姻缘,也是不可能的。

    我和她的故事,就像双江河的流水,在当年,这水或安静或凶猛地流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属于我们的那些记忆之水,走远之后,就再也回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