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驼铃，叩开中西交流之大门；漫漫古道，丈量多元文化的厚度。古凉州，作为丝绸之路上佛教东进，中原文化西抵，中西文化碰撞、融会、流淌的重要节点，穿越数千年历史风雨，创造了绚烂异彩而又个性鲜明的文化。从地理学延展开去，她给我们呈现出大漠戈壁，沟壑峡峪，平川阔野，雪山草原的粗糙与细腻，酷暑与严寒，狂放与内敛。看一个地方的文化，就要看它位居的地理环境，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特质。处于青藏、内蒙古、黄土三大高原交汇脉点的天祝，藏语称华锐，意为英雄的部落，夏至汉初这里是戎羌、月氏、匈奴等民族驻牧之地，汉武帝时归入汉王朝版图。唐代后逐步形成以吐蕃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华锐是历史演进中遗留的一个地理概念，既是河西走廊上中原文化和西域各国文化交流融合的通道，又是吐蕃王朝以来西藏本土文化传播渗透的重点区域，在地理位置和地理环境的直接影响下，既保留传承和发展了藏族传统文化，又兼容了以汉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这一地理板块上生息繁衍的人们，顶着飞雪和牧歌，逐草而牧，辟土开疆，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像两条势不可挡的洪流在这片土地汇集，延伸和扩散，又在这块土壤里扎根、开花、结果，逐步形成了丰富多彩，包罗万象的华锐文化。可谓长在凉州文化这棵大树上一朵繁盛的奇葩。

一

        享有草原“白珍珠”、祁连“雪牡丹”之美誉的华锐白牦牛，是中国乃至世界稀有的地方牛种。早在商周时期华锐地区就有羌戎等民族驻牧之说，当时的白牦牛尽管在畜种中占据的数量不大，但已经存在并繁衍生息。迄明清，华锐人不植五谷，唯事畜牧。《五凉考治六德集》中有“祁连峣饶，畜牧蘖生”的记载，《凉州府志备考》中亦有“白牛食雪山肥草，饮雪山清水，其粪微细，可合旃檀”之表述。此类记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水草丰美，白牦牛空前发展的景象。华锐人在对白牦牛从驯化到与之和谐的漫长历史风云中，认知观念不断提升，开掘思维向立体式拓展，形成了附着于白牦牛之上的独到的宗教、民俗、歌舞和游牧文化。白不仅仅充当一种色彩，也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环境由最初的不适应到适应直到今天崇尚的外在表现，透出了一种白与别一种白的融合与渗透，一个地域与另一个地域民族间的个性特质。时光荏苒，白牦牛在除去概念意义上的简单诠释外，历史又赋予其全新的注解。由此，自然而然地构成了华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白牦牛文化。

        华锐民族的生存发展史已逾四千多年，自古以来，这里的土著民族就以逐草而牧的方式，延续着生命，传承和发扬着雪山草原上形成的特有的民族文化。考究藏族史料，先民们对白牦牛驯化的记述依稀可鉴，然而，在民间口碑流传中却有许多关乎驯化白牦牛的故事，《格萨尔王》中也有众多人与白牦牛争斗的故事，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人与自然牲灵抗争的勇气和力量。令人费解的是在驯化白牦牛的漫长进程中，那些白牦牛所特有的强悍和凶猛，那些人力难以折服的内在的东西，也有意无意地介入游牧民族懵懂的美学范畴，似牛若神的白牦牛在神话传说中被认为是天上下凡的星座，华锐藏区的阿尼万智雪山、西藏的冈底斯山等一些著名的神山在传说中都是白牦牛的化身。《王统世系明鉴》记载，止贡赞普与罗旺达孜决斗，罗旺设圈套戕害赞普，并流放其妃到牧场以牧为主，王妃在牧场放牧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她在梦中梦到与一白人交合，怵醒后看见一头白牦牛从眼前一闪即失。后来，她生下一块血团，左思右想舍不得弃绝，故将血团置于白牦牛角中，几经风雨，几经日晒，血团终于变成一男孩，这个孩子就是西藏历史上著名的如列吉（从角中出生的人），乃传说中第九代藏王布代贡甲的大臣。关于白牦牛，天祝也有一个神奇的美丽的传说，说是古时候，华锐人的祖先华秀驻牧在阿尼玛的雪山下，他和弟弟阿秀和睦相处，勤俭持家，发展了许多牛羊，随着牛羊的日益增多草场过牧日益突出，于是兄弟俩就去祈求山神寻找新的草场，当他俩跪拜祈祷时，一个身着白战袍，骑着白色骏马的神灵出现在天空，不一会又驾着五彩云向东飘去。华秀仿佛意会了神灵的指点，告别弟弟，带着自己的部落出发了，当他们行至石峡时，黑牦牛群突然哞哞地叫了起来，那声音十分悲怆，大家纷纷都说那牛群分明是不愿离开故土，心情和我们是一样的，说着说着不由得放声大哭了起来。正当这时，从阿尼玛卿雪山深处跑出一头雪白的牦牛，吼叫着冲出峡谷，说来也怪，黑牦牛群见此情景，一个个尾随而去。当牧人们走出峡谷时，但见那白牦牛正和一条黑色巨怪角斗，斗得沙石飞扬，天昏地暗。突然，黑色巨怪一声惨叫，不知去向了。黑牦牛群也大都死了，只剩下一头小母牛犊在不停地哀叫，白牦牛就用舌头舔黑色的小母牛犊，舔着舔着，小母牛犊突然变得通身雪白，这时，天空中传来骏马的嘶鸣，尔后一座逶迤的雪峰横亘在华秀的眼前，雪山下是广袤无垠的大草原，华秀望着眼前的一切，高兴地对大家说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乡。从此，华秀和他的部落便定居了下来，那喝着雪山圣水的一群群白牦牛变得更白了,华锐也成了白牦牛的故乡。

        白牦牛神话传说在华锐乃至整个藏区的广泛流传一定程度上张扬了白牦牛图腾崇拜的地位，在白牦牛骷髅、白牦牛头骨上镌刻六字真言首字，摆在寺院墙头、人家院墙和嘛呢堆上用来降魔祛邪。寺院法会尤其是跳神活动中也可看到喇嘛们头戴白牦牛头造型面具，且舞且蹈的情景。华锐藏族对白牦牛图腾的崇拜与其它民族动物崇拜不尽相同，其它民族对动物的崇拜是以禁止捕杀为前提，而华锐藏族对白牦牛的崇拜除对群牛中的神牛不役用任其自生自灭外，对其它白牦牛可捕杀亦可役用。因为它是华锐藏区极其重要的食用畜和役用畜，在现实生活中它带给人们的经济效益相当可观，阉割后的白牦牛有很强的耐久力，是牧民们出圈驮运的重要工具，一头白牦牛驮负100公斤的重物也能趟过河流，穿越沟壑，攀援高山，是摩托车、汽车等现代交通工具所不可替代的。白牦牛之所以成为图腾，还应当归功于人们对白牦牛漫长的驯化过程，这一驯化进程始终以矛盾的形式存在着，一方面人们在食用、役用白牦牛，另一方面又对白牦牛内在的精神进行着阶梯式的提炼和升华，个中有一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先民们对白颜色的深切况味和情有独钟。他们时常生活在银白色的世界里，目睹了高昂的雪崩，奔涌的江河，扬扬洒洒洒的飞雪、悠闲飘逸的白云……久而远之，对白色有了一种特殊的体验和感悟，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惟有白色方能带来福祉，惟有白色方能净化心灵，所以就将神的灵气、雪山的精神融合在一起，附着于白牦牛、哈达和其他白色之上，由此产生了别树一帜的白牦牛图腾文化。

        早在古代，先民们就已掌握了白牦牛绒毛易染各种色彩的特性，将白毛染色加工成古代兵器上的缨穗、旌旗上的缨穗和帽子上的红缨子，并视其为一种力量的象征，在硝烟弥漫的古代战场上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也为展示士兵们的飒爽英姿增添了几分亮色，谱写了抗御外侵、保护家园的壮丽凯歌。不仅如此，用白牦牛毛做成的长髯、胡须、假发、拂尘、头套也普遍运用在戏剧表演的装饰上，成为戏剧表演艺术中不可或缺的道具。随着华锐旅游产业的开发和白牦牛文化内涵的开掘，白牦牛拂尘、牛角梳、牛角藏刀等各种造型的精美工艺品以及用牛头骨制成的雪白似玉的图腾已悄然走进了旅游市场，它的观赏价值和使用价值深受各地游客的青睐。白牦牛的粗毛亦可制成花样繁多的地毯、帐篷、毡垫、壁毯，具有很强的柔韧性和弹性，用在壁毯上的花纹也不仅仅是一些简单的图案组合，而是由藏八宝图案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的主要情节组成的，修剪后的壁毯图案呈立体状，整个图案线条分明，配色均匀，栩栩如生，视觉冲击感强，往往给人一种典雅、华贵、大气的美感。

        能歌善舞的华锐民族自古以来就以自己独有的方式热恋着雪山、草原、森林、河流，他们出生在大草原，成长在牛背上，一路歌来一路舞，留下了许多古朴自然、脍炙人口的民族民间歌舞，这些歌舞是他们追求美、发现美、创造美、崇尚美的历史的见证，从不同角度折射出草原民族豁达、开朗、洒脱、豪放的禀性，无论从内容还是到形式都有其独到的一面，其中反映白牦牛、歌唱白牦牛的就有相当数量，有唱白牦牛帐篷的酒歌，也有唱白牦牛恩情的酒歌，有反映牧人驯服白牦牛的舞蹈，也有反映牧人与白牦牛嬉戏娱乐的舞蹈，那些或沉郁顿挫、或激情飞扬的旋律，无不留给我们一种跨越人生阈限、抵达生命境界的精神气度。

        史料记载，白牦牛舞有四人表演的，有六人表演的，最多有十人表演，有关白牦牛舞的起源说在学术界中争议较大，迄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定论。有持起源于吐蕃时期之说的，也有持起源公元17世纪之说的，但有一点则必信无疑，那就是应合了图腾崇拜，其目的旨在通过舞蹈这一特殊表演形式来展示藏民族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愉悦的精神风貌，反映白牦牛与藏民族水乳交融的密切联系，企盼六畜兴旺、百姓安康。

        在传统白牦牛舞中六人扮演的堪称一绝。六人分别蒙白牦牛皮扮演雌、雄牦牛，一人扮演吉祥人，头戴白色面具。出场时，先是一头白牦牛抖擞长毛，竖角悬蹄，此时白人出场，口念驯牛之词，接着其余五头白牦牛相继出场，白人将六头白牦牛用牧鞭逐个驯导，边唱边舞，白牦牛时而奔东，时而奔西，时而嘶鸣，时而用角抵人，表现出十足的野性冲动。在整个表演中不时有一些简单的打击乐器在烘托和渲染，随着剧情高涨，舞蹈动作由缓变急，令人目不暇接，剧情发展到结尾时白人终于将六头白牦牛驯服，此时，白人手捧六条洁白的哈达一一搭在被驯化的白牦牛角上，然后跨上领头的白牦牛翩翩退场。

二

        藏传佛教传入华锐之前，这里一度盛行苯教，这一原始宗教曾经给华锐人产生过较为深刻的影响，黄教传入后，苯教势力日趋萎缩，而一些苯教仪式还是以它自身的优势融入到藏传佛教当中。藏传佛教传入之说各异。由宋初，六谷部首领潘罗支修建洪元大云寺，西夏占据凉州后，于天盛十一年（公元1159年），仁孝帝在凉州设道场，弘扬佛法之说；有萨班和阔端凉州会盟后，萨班在凉州主持扩建凉州四部寺后，又在天祝安远修建极乐寺，之后，有噶举派大师拔希、嘎玛让旬多吉等先后在天祝传播藏传佛教之说。天祝境内的藏传佛教，除个别建于唐宋元年间外，大都建于明清两代。华锐地区的佛教大致经历了从苯教到藏传佛教格鲁巴的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天祝十四座藏传佛教寺院中，规模最大的当属天堂寺，史料记载，天堂寺始建于唐宪宗(公元806—820年)年间，比拉卜楞寺还早建800年，是历史上“黄河北部地区五大古寺”之一，极盛时期有常住僧人800多名，号称“天堂八百僧”。到了唐代大通河东岸首建道观，藏语叫阳张恩贡。承载了五百年历史风雨之后不幸被毁。元初，藏传佛教萨迦派在凉州大地弘扬佛法站稳了脚跟，便乘势在道观的废墟上建起了萨迦派寺院，藏语称萨什迦贡。

        说到天堂寺的由来，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一直在这里流传着。元顺帝至正二十年，大通河一带有一条毒龙常常出没祸害百姓，元朝国师格玛若贝杂吉觐京路过这里作法降龙，并建起一百八座镇龙塔，建塔之地遂得名乔典堂，汉语的意思为塔儿滩。格玛通过建塔，扩大了藏传佛教噶举派在这一带的影响，萨迦派寺院便由噶举派取代，易名日代给贡巴，后毁于兵燹。

        明万历年间，青海甘禅寺喇嘛丹玛茨成加措东渡大通河，在原址上进行了重建，取名扎喜达吉，俗称朝天堂。而朝天堂系乔典堂在音译上的谐转，后来又在称谓过程中去“朝”补“寺”而为天堂寺。清代以来格鲁派盛行，青海东科寺格鲁派转世活佛东科三世应天堂寺僧众之邀而荣登天堂寺寺主宝座。格鲁派的发展和传播以及宗喀巴大师对藏传佛教的一系列改革，得到了信众的拥戴，格鲁派也因此香火旺盛，久经不衰。在一千多年的佛光普照中，天堂寺珍藏的大量文物可谓稀世之宝。至今还完好保存着装有舍利佛骨内脏的释迦牟尼报身大佛像和迦叶尊者手指的古塔，萨迦时期的弥勒、无量寿佛，唐宋元明清时期的塑像、雕刻、壁画、经典、法器和文史资料。亚洲最大的宗喀巴木雕坐像就供奉在新建的千佛殿里，坐像神态安详，光耀众生。

        谈及藏传佛教，不得不谈三世章嘉若贝多吉。章嘉活佛原为青海佑宁寺大活佛，后受康熙皇帝“黄教之事，由藏东向，均归尔一人掌管”旨意，系统掌管京城和内蒙古藏传佛教，同达赖、班禅、哲布尊丹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四大活佛系统。三世章嘉诞生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历史文献中称其诞生地在萨迦班智达创建的“凉州四寺”之一的西莲花寺附近，也说在安多地区宗喀的北方，这都是大致的范围。其实，他的确切的诞生地就是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旦马乡细水村上游一个叫朝阳山的地方。亲临其间，海拨4000多米的阿米万智雪峰直冲云霄，茂密的松柏环绕草原，滔滔大水河流淌着圣洁与古朴，仿佛置身梦幻般的童话世界。

        章嘉国师诞生的朝阳山山根，长有一棵高大粗壮的柏树，即闻名遐迩的“章嘉柏”。据说“章嘉柏”是三世章嘉诞生后胞衣藏埋之处所生，同塔尔寺的宗喀巴圣树、意大利的维吉尔树等等众多世界各地的圣神之树一样成为一代伟人留给自然、留给世间的一种超凡奇异的精神象征。章嘉是清朝皇帝敕封的唯一“大国师”，主要负责内蒙古、北京、五台山承德等地区的佛教事务。而三世章嘉.若必多吉更是以其政教学诸领域的杰出贡献和业绩，在历辈章嘉中最为著名。他8岁入京，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依照前世之例被封 “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乾隆帝即位后又封他为掌印喇嘛，令其掌管京城喇嘛事务，又赐“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之印”。他一生作为乾隆皇帝信仰上的上师，经略蒙藏事务的高参和特使，曾多次担任钦差，代表朝廷处理重要的蒙藏事务。从京城到蒙古、西藏、甘肃、青海、河北承德、山西五台山等广大地区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辅佐乾隆皇帝，在当时民族边疆问题纷纭变幻的复杂情势下，在清朝“兴黄教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实施方面，在解决一个个藏、蒙地区出现的民族矛盾和边疆稳定的政治危机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全力维护了清王朝国家利益。三世章嘉是藏族史上最为著名的高僧学者之一，尤其在藏传佛教文化传播发展方面贡献卓著。他弟子众多，最为著名的如：佛学大师土观•罗桑却吉尼玛、嘉木样•晋美旺波、敏珠尔•阿旺赤列嘉措等等。他博览群书，精通大小五明，通晓梵、藏、汉、满、蒙古等民族语言文字，熟读藏传佛教显密经典，堪称佛学、语言文字学大师。他从9岁起就开始著书立说，一生共撰写佛学著作217部，其中《七世达赖传》《宗派建立论》《喇嘛神像记》《造像度量经》《藏文正字学》《北京白塔寺志》《五台山胜地志》《佛历表》《五体清文鉴》等，都是影响深远的名著。为实现藏传佛教为纽带，更紧密的联系蒙藏地区，乾隆皇帝在北京等地兴建了许多藏传佛教寺庙。对此，三世章嘉或是亲自主持，或是担任顾问，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隆九年(1744年)，乾隆帝在与章嘉商议之后，决定由三世章嘉主持，改建雍正帝即位前居住过的雍亲王府（雍和宫）为藏传佛教寺院。此后，三世章嘉还参与了乾隆皇帝在北京、热河等地的许多建寺工程。在华锐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还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仓央嘉措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十五岁坐床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他聪慧睿智，博学多才，不仅地位高超，而且佛学造诣博大精深，又具备贤正善良的功德，是僧俗民众真正敬仰的精神领袖。同时，他又        以其极高的艺术天赋和丰富的情感体验，创作了大量的抒情诗歌，在全世界广为流传。仓央嘉措在天祝石门寺修行做法长达6年之久，在这里他创建寺院，修建府邸和大经堂，给甘青僧俗群众讲经说法，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仓央嘉措和章嘉大师卓尔不群的佛学思想，爱国情怀和睿智光芒是华锐历史上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他们广远而深刻的影响，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对我们当下文化旅游业的深度开掘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

        天堂寺对面奔流不息的那条河名曰大通河，属湟水的支流，位于青海省东北部。大通河流经青海的祁连、刚察一带称默勒河，门源一带称浩门河。因宋代在大通河河畔修建大通城而得此名。河流上游海拔高，草原广袤，居住在这一带的民族主要以游牧为主，到了下游门源地带就成了农耕区。随着时代的发展，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在大通河流域相撞相融，像月洗日照奔腾不息的大通河，在岁月光华的磨砺中日渐丰富厚重、日渐绚烂多彩。大通河是湟水正源。发源于海西州木里祁连山脉东段托来南山和大通山之间的沙杲林那穆吉木岭。向东流经祁连、门源盆地及甘肃的连城窑街，到民和县的享堂入湟水，长达554公里，是黄河的二级支流，也是我省黄河之外水电资源最丰富的河流。沿大通河水域滋长的藏土民俗在长期传播过程中，一直在向周边扩大，并在华锐三河（湟水、大通河、金强河）逐步稳定下来，个中的服饰文化、饮食文化和生态文化尤为突出。华锐藏族服饰有男女之分、老少之分、冬夏之分、平时和节日之分、已婚和未婚之分。主要有帽子、长袍、腰带、配饰和鞋靴几大类。华锐哇女性的配饰在胸前，霍尔纳央（毛藏、祁连、旦马）藏族女性的配饰有别于天祝其它藏区，其配饰一般背在身背。华锐藏族饮食不同于甘南、青海牧区， 既有当地传统的牧区饮食，也有接受农耕文明之后的饮食。主要有肉食类、面食类、饮料类、蔬菜类等。白牦牛肉、奶是华锐藏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食饮的主食。究其吃法、做法也十分别样。诸如：人们把白牦牛肉切成尺把长的肉条，或风干或烟熏，一段时间后肉条水分自然消失，华锐人将这样的肉条称为牛肉干，和刚宰杀的肉味迥然两样。牛肉干面片的做法亦非常讲究，先将牛肉干置于木墩，用斧背将其砸碎连同野葱花一起过油，放入作料、干萝卜、再添水，最后下面片。其味道用牧民们的话说是香到脑子里了。“辛太艾”（藏语）也是牧人最喜欢吃的一类。其主要原料：白牦牛酥油、白糖、面、曲拉。做法是将面撒入沸水，待成糊状后把酥油、白糖、曲拉一同放入和匀。吃“辛太艾”一般要将其放凉，削成块，尔后放在酽茶中吃。此外，还有灌血肠、熬酥茶……不再一一列举。这里要说明的是藏民族无论吃什么，首先要给佛献一点，剩余部分才留给家人吃，一家人坐在一起吃喝也很讲究，一般按辈份大小顺序，辈份大的先吃，辈份小的后吃，从中反映出华锐藏民族崇拜佛教，尊老爱幼的美好心境。华锐藏族是衍生在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古老的游牧民族，在漫长的游牧生产生活中，形成了独具体系的生态文化。华锐藏族的生态文化源于“万物有灵”的原始观念。在早期的原始社会，先民们面对诸如山崩地裂、洪涝无常、星转斗移、电闪雷鸣等自然现象无力认知，经历了对自然现象的恐惧到崇拜的认知过程。他们朴素的认为，万物皆有灵，有地下之灵，地上之灵，天界之灵，人体自身之灵。这些“灵”都会直接影响部族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便有了原始的崇拜、敬畏生灵的生态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林有树神，自然界的一根草、一朵花、一滴水……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神在护佑，人类是不可触犯的。从而表现出山不能乱挖、林不能滥伐、草原不能毁坏、水泽不能污浊的行为意识，保护了青山绿水，平衡了自然生态。

        华锐文化是一个庞杂的体系，涉猎佛教文化、山水文化、歌舞文化、图腾文化、游牧文化、农耕文化、服饰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的方方面面，是留给后者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敬畏它、研究它、开掘它，方能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放绚烂的光芒。

        仁谦才华，藏族，又名车才华，生1969年于甘肃天祝。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十四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学员。作品散见于《诗刊》《星星》《民族文学》《散文诗》《飞天》等刊物，入选《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藏族卷》《中国诗歌•二十一世纪十年精品选编》《中国实力诗人作品选读》《中国当代诗歌赏析》《飞天60年典藏•诗歌卷》《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等20多个选本。出版诗集《阳光部落》《藏地谣》《大野奔跑》。获第十九届“文化杯”全国鲁藜诗歌奖、第四届甘肃黄河文学奖、首届玉龙艺术奖、第五届乡土诗歌奖、第二届《飞天》十年文学奖等多个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