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早先是一片沼泽。
后来有了零星布开的平房。
平房坐北朝南，坐南朝北,坐西朝东和坐东朝西的都有，各据一方，圈出了小院。小院与小院之间，踩出了纵横便道。
小院里住进了各种身份的人。小镇以一条砂石路半道的十字为界，十字上片的座座小院里，居住的都是在机关工作的干部，十字下片的座座院子里，多是当地居民，他们在临街开有卖油盐酱醋，布匹棉花，肥皂毛巾的小商铺，还有小粮店和裁缝店。
风好大，四季都刮，在草芽生长和树叶枯黄的季节，尘土将每个行人严严实实裹挟，让他或她立马变成一座泥土雕塑。一些瓦片，油毡，掉落在地上。
瓦片，是正房屋顶上的，油毡，是正房对面或侧旁加盖的柴房上的。（那时，我们叫它柴房房，感觉亲切。即储物间，里面存放煤，柴，铁锨，扫帚，背斗等物件。）
这些情景十分清晰地呈现在脑子里，在夜晚反复梦到。
而眼下，距那时，时间有五十年之遥了。
眼下，我走在已发展成新型城镇的，自儿时至今从未离开过的这片草原，不，是早先的沼泽地，欣然四顾，却鲜见熟人，仿佛自己倒成了一个外乡人，到了一个并不熟悉的地方。
这样一个结果未曾料到，当跟兄弟姐妹谈到时，他们都笑了。笑得那样轻松，那样不关自己，完全合不上我有点悲凉的心情。
他们这些年陆续迁居内地，从服饰到一日三餐，逐步入内地潮流了。
我感到了被抛弃和被遗忘。
那么，就在城镇西边这条笔直洁净，两侧高楼矗立的柏油路上走走吧。
这条路，每日四趟，扎扎实实地走过九年。
我一年比一年长大些，父母的欣慰一年比一年多一些，另一种担心也一年比一年增添不少。
我，伙伴，从没有为明天担忧过什么。
这条路在我还上小学的时候，一段一段，被铺上了柏油，踩在上面，从未有过的平坦舒服由脚底传到心面，再由心面升腾到不明白太多世事的头脑，再从头顶迸发而出，整个天地间为自己开辟出一片只存有欢乐的空间。于是欢叫，高举双臂奔跑，俨然是长上了一对翅膀。
到了秋天，柏油路盖满落叶，那些落叶被一扫帚一扫帚扫进背斗，运送到各个小院，摊开，晾晒干，做烧炕的燃料。
路的旁边，是父母上班的机关，路上行走的人，几乎天天遇见。偶尔，走过一个缩颈左顾右盼的人，整条路上的人都知道他或她不是本镇人了。那条路上行走的人都相互告知来了一个外地人。
有一个外地人来转亲戚，（其实也算不着是完全的外地人，他来自本州下辖一个县，只不过相隔一百多公里。）晕车，下了车，瘫坐在这条马路的马路牙子上。他脸色蜡黄，斜倚在鼓鼓囊囊的旅行包上。
他鼓鼓囊囊的旅行包中装满了蚕豆，干麦索，青稞面饼子。这是他家最好的待人礼品。
见走过来一个行人，他抬起头无力地问行人知不知道他叫XX的亲戚住在哪里？他虚弱得很，用乞求的目光看着行人。
果然不多时，遇上了一个认识他亲戚的人。那个人刚好下班路过，顾不上回家，径直找到晕车人的亲戚，告诉给了他的亲戚。
晕车人的亲戚到单位总务科借了一辆拉煤用的木排车，把亲戚拉回家。
于是，沿路居住各家都知道了那个外来人是XX的亲戚。皆心中释然了。
二
小河边是常去的地方。小孩子爱去，成年人也频繁光顾。
小河在五十年前有四季不断的水流。水澈见底，其中有成群结队的鱼游过。河岸水滩就是小虾及蝌蚪的乐园了。
小河水深没过小腿肚，妇女们在河边洗衣刷鞋，讲十字路上片和十字路下片，贾家雷家王家李家的事，渐渐，关系近的几个人凑成一堆，坐在草地河柳荫影处，各自说悄悄话去了。一边等衣服鞋子晒干。
老师带着学生，课外活动间，也到小河边来。
小学三年级，班主任换了一位从北京来的女教师。
女教师留短发，穿着笔挺，肤色白皙，只要踏上讲台，爱在桌斗里折纸片，翻塑料绳的不折不翻了，支起耳朵听她那悦耳的讲普通话的声音。
阳光温暖的下午，女教师带学生去小河边，大家在小河边一片河柳林子里围坐下来，女教师准备讲故事。
开始讲故事之前，已经坐了好长时间。学生们叽叽喳喳，静不下来。女教师与另一个班的班主任闲聊，聊了很长时间。
另一班的班主任也是女性，她俩年龄差不多，似乎话题很多。另一班的班主任是当地人，她俩一个普通话，一个当地土语，聊得挺热乎。
其间，不忘回头用目光扫视自己班的学生一圈。严厉训斥不许大喊大叫，不许乱跑。
等了不知多久，我蜷曲的双腿终于支持不住，悄悄地，稍稍地作了伸展。我距老师太近，不过半尺，紧挨在她身旁。
我谨慎又谨慎，小心又小心，刚刚一伸腿，鞋蹭到了班主任的呢子大衣，一小块黑泥巴粘到她呢子大衣下摆上了。
我不敢抬头，慌忙看看四周，同学们并没有发现，他们课外活动的热情正高涨，忙着争吵，相互拍打推搡。女同学有的让别人看自己的红指甲和花手帕，有的相互梳小辫。
没有人注意。我折了一节草杆企图把老师衣摆上的那块泥巴扒拉掉，不想草杆折了，草杆沾有露水，虽然扒拉下了泥巴，又添了几道新泥迹，我更慌张了，不知如何是好。
还好太阳透过树枝，照射到了老师身上。她整个人被太阳照得金黄，热气四散，不一会，那团泥渍便干了。印迹不那么明显，我紧张的精神终于放松了。
一个下午的课间活动，老师讲的故事全没记忆，“泥巴事件”却刻在脑海，影响到之后几十年间我处事放不开手脚。有个同事直接讲我优柔寡断。
班主任自始至终没有察觉，同学们也无一人知晓。班主任带着泥渍带我们去河里洗手，告诉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一天要多遍洗手。我在清清的河水中搓洗刚才拔了草的手，怎么搓洗，绿绿的草汁还是洗不掉。
在不算大的年纪，我还知道了一些印记是清洗抹擦不掉的。
小河还在，只是空留河道，水不知何时起断流了。小河两岸修造了供人休闲游玩的滨河小道，走在高筑的堤坝上，一入夜，亮化工程之后悬挂的彩灯璀璨夺目，无论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游客，都有点不适应。
好比我，愈来愈对身外感到陌生，道不出那些事是精彩还是不精彩，好，或是不好，愈来愈感觉到在哪里都不能够随意了，人也木讷了，甚至不存在有当年小小地冒犯了老师的那种心惊胆颤了。
那是一种真切的感觉，真切，越来越少有。
外来游客不适应，是一路走来，又遇上了一场眼花缭乱。
三
给老师大衣上蹭了泥巴之后，自觉不自觉我注意上了洗衣用品。我问母亲：衣服上有泥了，怎样洗掉？母亲说：不用洗，待衣服干了揉揉就掉了。我尝试着把泥巴弄到裤子上，在灶前烤干，再用劲儿揉，土是掉了，仔细看，布上还留有不明显的灰白印记，跟前几天留在老师呢子大衣上的一样。
我走过十字，走到十字下片的商业区，也即我们平时称的“街上”，一家一家走过小商店。我兜里没钱，自然不敢进去，不敢迎接售货员直棱棱的眼光。
商店有布店，日用品店，菜铺，肉铺，粮油铺，裁缝铺，药铺。为给班主任抓一副中药，我在药店里呆过整整一天。
班里劳动，积肥。就是把各家积攒的肥料（土堆上倒上尿，再经过发酵而成）背到学校，再由学校背到不知以什么名堂划归给学校的农田里。班主任允许我不参加劳动，去中药铺帮她抓药。
到了药铺，人超级多，队伍排到了门口。抓药的都是老年人。我被他们挤过来推过去，始终到不了柜台跟前，还受到了几个人的呵斥，他们称：小娃娃一边玩去，不要挡道。其中，还有一个抓药的营业员。
终于，收药方的营业员注意到了我，弯下腰问我是不是要抓药？我赶紧点头，连连说：是，是。她收了我手里的药方，开了票，让我下午来取药。下午我又去了一趟，同样是排队，受人推搡，看那些老大爷老太太一个个提药包走了，至药店快关门时才轮到我取上药。
拿钱去商店办事尚且如此，闲逛，我更是不敢进去。我在外边溜达。
有一家杂货铺，全城人称“四人帮”铺。铺子里有四个售货员，三男一女。“四人帮”铺是1976年后叫红小城的。1976年之前人们叫它公私合营铺，之后，觉得称“四人帮”铺是最合适不过，几乎是一夜之间，人人这样叫了。
这个铺子货种齐全，店面大，还有威严的六级水泥高台阶，全城的人在这里打醋打酱油。
母亲递给我一大一小两个玻璃瓶，交代：打一斤酱油两斤醋。母亲指给我看的瓶子，大的是酱油瓶，小的是醋瓶。站在酱油醋缸前，“四人帮”之一盯着我问：一斤酱油两斤醋？酱油能装得下，醋装不下！我重复道：对，这是醋瓶，这是酱油瓶。我完全按母亲的交代办事。“四人帮”之一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那就一斤酱油一斤醋吧。他三两下灌好，收了钱，走了人，去招呼另外一位顾客。我提着酱油醋瓶走回家，一路上心情怪怪的，有些难堪，有些倔强，有些理直气壮。
我对母亲说：醋买了一斤，装不下。母亲笑着说：成，成，一斤就一斤，完了再去买。我知道醋用得快，不过三四天，又得上一趟街，我只需将两只瓶子调换一下，多跑一趟的事就解决了。可我的秉性中一种叫做“固执”的因子让我认为自己不是不聪明，愚钝。酱油是酱油，醋是醋，装错瓶子，串了味道，便酱油不是酱油，醋不是醋了。我被姊妹们嬉笑的时候，母亲坚持对我说：你是对的。
所有的铺子现在都被收进了一个叫做“超市”的庞大建筑物中。这样体面的建筑物还有许多，它们抹平了原先一座座大小不一的院落，把人们分隔在不同楼层的单元房里。
我住进高层电梯房时，秉性中那个叫“固执”的因子昼夜作祟，让我住其中时时产生做客的感觉，至到我将住平房时使用多年的，自己打制的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柜搬回，才有了一点点“家”的感觉，才能踏实安稳地睡个觉。
四
越来越多的车停在了楼下，高中低档都有。
楼下包括楼前和楼后。楼后在院子里面，楼前在大马路上。大马路靠楼一边，画上白线，做了车位。尽管有十二三个单元之长，仍然是谁早谁能停上车。
过马路，即使走斑马线，也要警惕左右行驶过来的车辆。
这个城市的出租车无异于无头苍蝇，横冲直撞，要特别提防。
驾驶员多是周边和所辖县农村牧村来的中青年人，行人走在斑马线上，他们驶过来，不减速，还不停地鸣喇叭，让行人给他（她）让道。
我慢慢习惯了这种交通状况，这总比以前便捷热闹了许多。
单位院子里也是停满了车，除了公车，私车不少。容忍这样，是我们的旧书报，废纸箱都给了门房。门房有了工资以外的收入，不再严格履职。重要机关，私车是免进的。
有如此多的小车之前，有如此多的自行车。一家两辆或是三辆四辆。居住的院子，工作的单位，都有车棚。
有趣的爱好就是擦车。我擦车的时候，单位守门人便会从大门口走过来，说：完玛,你不能擦车，你一擦车，天就下雨。果然，我刚擦了车，不是雷阵雨就是一连几天的阴雨。
高原原本阴湿，天没常性，喜欢变脸，所以一放晴，人人端一盆水，出来擦车。勤快的人，车子总是锃锃亮，懒散的人，泥点子溅满车身不说，就差溅到车主人脸上了。
上下班路过顺便买了菜，放在车头筐里，接了孩子，捎在后座架上，倒也悠闲自在。
我学骑自行车只用了一个傍晚。
邻家小妹扶住车子，让我骑上去，她跟着车子跑了好几圈。后来几圈，邻家小妹悄悄撒开了手，远远站着看我骑。我知道了自己是在独立骑行后信心大增，第二天早上便骑车去上班。
进了单位大门，领导和我的科长在办公室门口谈事，见我骑车进来，领导说：不错，能骑车上班了。话音未落，我栽倒在一堆建筑用细沙上。要显得无所谓，有底气，我继续骑车上班。
自壮自胆，果真无所畏惧了，一次竟跟在一辆大卡车后面，眼睁睁撞上车厢，倒在距卡车后轱辘一尺的地方。
我还未起身，四周围上来晚饭后遛马路的人，他们多是老年人，很可能有几个是父母亲的同事。顾不得查看伤情，我把自行车从车轱辘底下拉出来，推上逃开。第二天，第三天，我再不敢碰自行车。
左边一位邻居是机械厂厂长，四五十岁。他见我又开始走路上班，问：怎么不骑车了？是不是挨摔了？他讲他刚会骑车时，直接骑到路边卖梨子的妇女的水果背斗上了，让她的梨子滚了一地。听到这里我笑了，我想象得出一个大男人跌倒在一位妇女眼前有多么的不堪。他却不笑，停了停，严肃起来，对我说：当时我尴尬极了，我再也不去碰车，到现在，不会骑了。你摔了，不要怕，还得骑，一撂下，就再也不敢骑了。我收敛了笑容，点头。
我又骑上车了。手刚握到车把，心里一阵慌张，腿发软。我咬牙骑上去，左晃右晃一阵，我憋足气，一下一下蹬下去，终于稳稳行驶了。
熟练驾驶自行车多年，那只大卡车的后轱辘不时在眼前出现，只不过，它变成我以前小故事里的一个点睛之笔了。
自行车直接代替了再往前的步行。
我的鞋脚尖最易破，走路踢石子踢的。
走路无趣，自找乐子，便是踢石子。
没有铺柏油的路上，到处是石子，我踢，同学也踢，他们的鞋跟我一样，脚尖打了补丁。
打了补丁，照样踢。
五
在穿补丁鞋的年代，采蘑菇很容易。没有楼，汽车也不多见，空气没有污染，小院外的草滩里，下几天雨，便长出白嫩嫩的蘑菇。
副食少，蘑菇显得珍贵而奢侈。
采蘑菇是家中重要之事。想多采一点的，背起背斗到南端的大林廓里。
小林廓近一点，大林廓远，采蘑菇不仅收获蘑菇，还收获羊奶头，酸啾啾，草莓等野果。为家里砍上金露梅，晒干引火或是扎成小刷子用来刷锅，细杆用来剔牙齿。
传说采蘑菇是需要缘法的。有缘法的，看得见蘑菇，找的见蘑菇圈，没缘法的，一颗蘑菇也看不见。
他在牧村做民办教师那阵，经常头疼，去看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一位妇女，她说：不要怕，这个药好得很，哪里疼都止得住。肚子疼，腿疼，腰疼，贴上马上就不疼了。她说着，从药箱里拿出一贴伤湿止疼膏剪成两半，贴在他的太阳穴上，还出力拍了两下，看服贴不服帖。
牧村远离公社和县上，他不能及时买到其他药品，只好将就。
贴了几贴，头竟然不疼了，后来他得了肝病，这回是一个乡卫生院的大夫对他说：蘑菇对肝脏大有好处，有辅助治疗作用。
这是个方便又少花钱的路子，牧村周边草场上大量的蘑菇自生自灭，他采了好多蘑菇，鲜的夏天吃，晒干的冬天吃，一年以后去检查，原来不正常的指标好转不少。他打理自己，有一套了，不轻易相信别人嘴里的大道理。
在河水干涸，高楼覆盖了以前的平房，小汽车代替了自行车和双脚之后，人们与从前一样，怜惜起也离不开草，花，树，云，太阳和风了。久旱不落雨，人们陶醉于黏人的细雨，久雨不晴，人们见到霞光，欣喜不能自禁。节假日，人们开着私家车，节省步行的辛苦，来到郊外，坐在草地上，看野花前呼后拥，聆听每一只飞过头顶的鸟的叫声，感受带着泥土和树木清香的风吹拂脸庞。这些是冥冥中大自然的一种召唤，不至于使人类太做作，太任性，距它太远。我同样不能拒绝这种召唤，顺应着它，轻松许多。
原刊于《福建文学》2019年3期
完玛央金，女，藏族，甘肃卓尼人。1962年9月2日出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甘肃作协会员。现供职于甘南州文联。 1982年起发表诗歌、散文作品，在《诗刊》《民族文学》《星星诗刊》《飞天》《朔方》等刊物上发表多首（篇）诗歌、散文作品，撰写电视专题片《写意洮河》解说词，先后入选《她们的抒情诗》《中国当代女诗人诗选》《西部的抒情》《藏族当代诗人诗选》等专集，著有诗集《日影•星星》《完玛央金诗选》，散文集《触摸紫色的草穗》，曾获多种省级以上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