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仁青是近年来活跃在青海省文坛的一位藏汉双语创作的作家，其作品贴近生活、叙事从容、行文流畅，真实地反映了草原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迄今，龙仁青已出版小说集《锅庄》、长篇纪实文学《藏域春秋》(合作)、《仓央嘉措秘史》等。其作品曾获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优秀作品奖等奖项。日前，青海省委宣传部、青海省文联、青海省广播电视局在西宁联合举办了龙仁青作品研讨会。为此，“江河源”副刊特辟专版，摘要刊载此次研讨会上的部分发言，以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和认识龙仁青与他笔下的小说世界。

　　刘醒龙(《芳草》文学杂志主编)：

　　龙仁青作品里蕴含着我们杂志所强调的经典文学意义。这种经典，也深深地包含在近几年活跃文坛的西部作家，如陕西的红柯、新疆的董立勃，青海本土的梅卓、风马等作家的作品中。

　　读西部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让人怦然心动。一些藏族的作家，如阿来和扎西达娃等，感觉他们对汉语的珍惜和继承，比汉族作家做得还好。甚至让人感到要理解汉语美在哪里，就要去读他们的作品。龙仁青的《奥运消息》等作品，用纯正的汉语写出纯正的中国小说，找不到任何外来的元素。我也非常欣赏《人贩子》，故事很简单，一个地方的小学搞到一笔捐款，送来了一批桌椅板凳，本来每人有一个小桌子，不知道为什么却缺了一张，最后村长就让自己的儿子的小桌子给了河对岸那个村民的儿子，村长的儿子只好每天去那张桌子上做作业，两个孩子都很快乐。突然一下，洪水来了，孩子回家时没回来，从桥上掉下去淹死了。要是叫内地的评判界写起来是很强烈的社会控诉，但他的作品没有，什么都读不出来，读不到这种味道。往大一点说，西部作家包括龙仁青，他们小说写作的意义，是我们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如何走的问题，我们如果这样去看，那对于它的影响，就不会只局限在西部、青海，它的影响应当更广一些，而是对中国文学的一种重新认识问题。

　　秦万里(《小说选刊》副主编)：

　　看完龙仁青的小说后有一种感觉，比如他写阳光，他用一个细节来表现阳光。他说一个人骑在马背上，他的后背很疼、很痒，是太阳在看他。这就是很有张力的文学语言。我觉得他的作品特点之一是“很有阳光”，每一篇作品都有一片亮色，让我们感动。

　　他的《小青驴驮金子》这篇作品获得了《芳草》的最佳叙事奖，我觉得它是当之无愧。他的语言除了流畅之外，他很从容。从容叙述，这是不容易做到的。任何艺术门类，比如绘画，随意的一笔其实是有功夫和匠心在里面的，语言的叙述就像画家的笔触一样。

　　龙仁青作品的另一个的特点就是看不到当下这种热热闹闹的浮躁气。他引导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一起去注视那一片苍凉而温情的故土，他淡化了矛盾，隐去了辛酸和苦难，所以无论人物还是背景，天空大地，都写得很干净。他是把激情隐藏在冷静的叙述当中，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出他的立场，和他对人物、对那一片土地的热爱。

　　虚化现实但是努力去接近本质，这也是他的写作特点之一。这种小说其实不好写，很多作家是写不出来的。写现实小说最怕的是就事论事，比如说一些反腐题材的小说，有很多就事论事的毛病。但龙仁青却不去刻意地去揭露人性的丑恶，他努力去接近他所希望的、他所渴望的人性本质，他更希望人性本质在这方面得到发挥和自己的表现。

　　事实上，在制作小说的手艺方面，恐怕龙仁青还不是特别熟练，我感觉他是用直觉和情感写作，但是我认为直觉和情感在制作艺术品方面是最重要的。如果从事其他门类的创作，也是离不开这种直觉和情感的。比如音乐、比如美术，作为一名艺术家或者作家，应该是直觉加情感再加技术。

　　朱小如(《文学报》副刊部主任)：

　　第一次看龙仁青的三篇小说，确实感觉它和一般的西部文学不太一样，我认为它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五十年代以来的红色经典的叙事、改革开放后的反思叙事，我们积累的审美经验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就是我们在追求小说的意义是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偏向于社会性的问题。那么在龙仁青的小说里，可能这个意义就有所不同。它描写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社会性物化的那样一个尔虞我诈的紧张的关系。它永远不处在那个关系中。这使我想到了我们文学这么多年的审美是不是走错了方向？龙仁青可能更还原于古远的草原的、原生态的和自然的那样一种亲情关系上，他带给我思考的是，中国的小说更多注意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恰恰忽视了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今天我们看来可能只是一个环保的、和谐的问题，但我恰恰觉得龙仁青的作品里，其实他更接近的是人的自然性。

　　我们追求意义的时候，过多的强调要有厚重的历史、社会变异更替的问题，恰恰我们没有还原到人本身、人的自然性。在龙仁青的小说中我是充分地体会到了这样一种人的自然性和神的靠近。比如他发表在《上海文学》杂志上的《猎枪》，有这样一个细节：母亲因为披了一张羚羊皮，遭到父亲的误杀。我以为龙仁青会繁衍出更复杂的主题意义，但他小说的结尾却不是那样。儿子正在玩枪，父亲问为什么？儿子说要去打狼。父亲对于儿子耍枪肯定是很抵触的，如果说按照我们惯常的写法，可能父亲就会给儿子一个耳光，好让儿子永远记住。但他小说中落脚点很“简单”，只是让内心充满复杂矛盾心情的父亲最后带儿子去打狼了。他从来没有激化过我们习见的社会矛盾，他在消解矛盾，他消解矛盾的方式和我们完全不同。这促使我对龙仁青的小说意义有一种新的想法，我把这样的审美和我们已经建立了几十年的审美传统对照起来，看看两者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哪一个更能够回到人的内心？

　　杨斌华（《上海文学》副主编）：

　　我想从龙仁青小说中的“孩童视角”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我发觉他的小说关联到三重世界：自然世界、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我认为通过“孩童视角”来展现的世界是比较单纯的，也是缺少矛盾的对立和社会性的激烈冲撞，某些宏大的主题就消隐在这个“孩童视角”背后了。

　　先说自然世界。通过“孩童视角”表现出来的自然世界是充满生机的、情趣盎然的，因为人与自然体现出一种平等关系，比如在龙仁青的《猎枪》这篇作品中，自然和生物是主人公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他把小动物也看成是自己有趣的童年伙伴，反映了龙仁青的一种对自然的观念。另外一个是历史世界。龙仁青的作品不像一般的小说来处理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命题，他的小说很多都有一个不经意的细节。比如《奥运消息》。他是在“孩童视角”后面把奥运会这样一个历史事件很隐蔽地隐藏在了背后，使其更有深意更有韵味。再就是现实世界。他通过“孩童视角”对成人世界的一种闯入，使得成人世界中有些很复杂的东西就被自动化解了，同时又体现出孩子的一种纯真质朴的东西。

　　至于说他的作品中为什么会出现“孩童视角”，这倒是需要进一步去探讨的。我觉得“孩童视角”跟“故乡情结”特别互为依托，因为他创作中体现了大量的对故乡的一种眷恋和感恩的情结。

　　王贵如(青海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觉得，能不能用这样几个关键词来概括龙仁青的小说。

　　第一个关键词是“底层人生”。龙仁青的小说比较多地着眼于社会底层的一些普通民众，聚焦他们平凡的、庸常的人生，描写和表现他们奔忙于衣食住行、婚姻爱情、生老病死这样一些很世俗的人生。对社会重大的、非常激烈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对非日常性的生活，却很少涉笔。他的小说里没有多少重大的事件，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东西，而这大概是龙仁青小说比较有味的一个原因。在我看来，好的小说都离不开平凡人生和日常生活的支撑，都离不开世俗的“人间烟火气”的表现。读龙仁青的作品，我们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种“人间烟火气”，感受到作者对底层的人文关怀。

　　第二个关键词是“草根情怀”。读龙仁青的小说，我们常常能够感觉到作者隐匿在小说背后的形象，感受到作者对家乡、对草原、对生息劳作在草原上的乡亲父老，也就是对时下被称作“草根阶层”的芸芸众生的满腔挚爱，感受到他与当下草原和藏民的生存现实之间所存在着的那样一种精神上和情感上的紧密联系。这种感情在小说字里行间弥散开来，形成了一种具有鲜明地域和民族特色的文化，形成了一种明显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独特的芬芳、独特的魅力。

　　第三个关键词是“孤独意识”。他的作品始终笼罩着一种孤独的氛围。作品主人公因为空间的寂寥和人烟的荒芜而陷入的那样一种无边的孤独。这些人物会通过将自己融入自然，或者是用真实的情感来填充自己的内心，来使自己获得新的升华。如说在《情歌手》中的歌手，自从父亲去世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从此就迷上了纯真质朴的情歌，从而缓解了他失去亲人的心灵疼痛，也慰藉了他心中的孤独。如此等等。可以说，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飘浮着一种令人心颤、令人难忘的孤独氛围，以及人物内心世界所表现出来的“孤独意识”。

　　第四个关键词是“人性温暖”。龙仁青不着意展示生命的辛酸、苦难、人性的丑恶等，读他的小说，我们不时能够发现，在草原那样一种广袤、寂寥的环境之下，在作品主人公弥散不去的孤独之中所生发出来的一种心灵与心灵彼此碰撞产生温暖的渴望，发现人性的美好、人性的闪光。这使他的作品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也是他和很多小说相区别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主流意识形态过去提倡的一些东西，未必包含着这样一个因素在里面。

　　王文泸(青海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我觉得龙仁青小说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比较真实地表现了草原民族普遍的生存状态、生命价值和人性特点。在他小说里很少看到显赫的人物，多数都是些小人物，庸常的小人物，表现的生活也都是很平常、琐碎的、零散的生活。龙仁青力图从零散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个艺术上的独立和完整，特别是在表现草原民族的人性特点方面，我看到龙仁青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很多外民族的作家，或者外地来的作家，对草原也非常痴迷，在人性方面他往往从概念出发，他觉得像藏族牧民首先是应该非常豪迈的、强悍的、粗犷的，其实不然。龙仁青的优势就在于他对于草原文化、人性特点是有一个宏观上的把握，把握也比较准。他看到更多的是善良、柔弱、懒散。龙仁青是要力图从平常里面发现自己要发现的东西，所以他不去依赖那些离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路、这个方向他还是走对了。像《放生》当中的次洛父子，《光荣的草原》中情场上失意的歌手，《人贩子》当中的尼玛，都是非常渺小的人物，他们的生存状态最能反映出一般大众的生存状态，所以龙仁青的小说虽然人物的真实感上还有些不足，但在生活的真实感上应该说是胜人一筹。

　　第二个特点就是他表现了草原人传统的人性特点在时代大背景下的悲剧色彩。如果把他表现的这些人性特点放在田园牧歌的那个时代，它是一种诗意的存在，而在今天的时代，应该说就是一种悲剧的存在。今天的牧民实际上已经离不开网围栏、“四配套”，也离不开摩托车了，田园牧歌的情调逐渐被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所代替，在这种形势下，所有的善良的、柔弱的、散漫的这种人性都是悲剧性的存在，所有与草原相依为命的个体存在也都是空前的弱小，都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化位置，它们的存在是被动的、被制约的，他们缺少改变自己命运的一切必要的条件，比如技能、技术、信息以及现代观念等。诚然，今天的草原生活中也有骑马游荡的浪漫，也有酒，也有歌，也有对纯情少女的期盼，也有英雄崇拜情结和英雄梦想，但是这种存在更多的是属于昨天而不是今天。所以，我看龙仁青的一部分小说，感觉到这是对昔日草原生活的一曲挽歌。写好挽歌也是有价值的。

　　第三个特点是他的小说的风格和手法比较多样。能看得出来，龙仁青正在探索、正在尝试，许多小说有比较完整的故事框架和脉络非常清晰的人物关系，比如像《放生》、《鸟瞰孤独》、《人贩子》等，在这些小说里面，龙仁青用的是传统的小说叙事手法，非常成熟、流畅，有些非常老练，像《鸟瞰孤独》中有这么一段描写：班长说叫小林子在黑板上写上“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遭到小林子的嘲笑：这片草原上就我们三个人，哪来的民？然后他转了一下，他说：不过要说完全没有民也不对，这里是朗曲草原的冬季牧场，每到冬季，阿古才吉一家就赶着羊群到这里来，非常自然，看起来在这些叙事手法上掌握得已经是非常老练了。

　　第四个特点就是作家对生活有比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对一些自然景物的敏锐观察和精确描述，让一些人们司空见惯的景象焕发出很夺目的艺术光彩。就像他在《鸟瞰孤独》中写道，有天傍晚，班长和大个子刘走在草原上的蜃气当中，他们的影子不断地扭曲变形。这种描述是生活在西部的人经常会见到一个景象。因为空间太大，经常看见远处的汽车在离开地面飘浮着，傍晚的时候更加明显。还有在《情歌手》中有段描写：落日的余晖从逆光的角度照过来，情歌手尼玛和他的马就像一个镀金的雕像。这个感觉捕捉得非常好，我一闭上眼睛就能还原出这样的场景。艺术家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人们司空见惯的东西一经点破之后叫人怦然心动。像“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景象实在也看不出它有很高的技巧，作为诗歌，觉得它很平实，但是一经诗人写出来又马上引起读者审美上的共鸣。

　　陈士濂(青海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

　　读了几篇龙仁青的小说，都是以其家乡、藏族牧区为题材的，让我看到了传统上的牧区，又感受到它正在向现代化转型；我窥视到了古老牧羊人的心灵，又发现他们正处于剧烈的蜕变中；我闻到了藏族文化的芳香，又嗅到了现代创作手法的韵味。

　　龙仁青的小说不去刻意强调意义。比如《人贩子》这篇小说，就文本本身去看，几乎可以采用几种不同的写法，比如可以站在歌颂的角度上，歌颂那些给牧区乡村小学送去了桌椅的人们，歌颂村长的大公无私，当课桌不够分的时候，他把自己孩子的桌子主动让出去给了其他孩子。同时也可以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去写，揭露那些为了政绩才去做一些好事，做事又不认真，导致送去的桌椅数目不对，当村里发现少一张桌子的时候，对此事又不理不睬，最终造成了悲剧。但是龙仁青既没有歌颂，也没有揭露表面繁荣背后的悲剧，他只是很客观地去写。这体现出一种文化，我认为龙仁青选择了一种藏族宗教的角度，宽厚，容忍，不以悲的事情为悲，不以喜的事情为喜。这种写作态度是独到的。

　　另外，在龙仁青的小说当中，蕴含着很丰富的藏族传统文化，他对藏族传统文化的那种熟知，使得他的小说有点像藏族故事《说不完的故事》的味道，娓娓道来，看似波澜不惊，却又意味深长。大量的人物对待事物的看法，都受到藏族宗教文化的影响。文本中还引用和创作了大量的民歌，包括仓央嘉措情歌和民间故事，这些素材的采用，使得龙仁青的小说有种浓郁的藏族文化色彩。但他的小说同时又是非常前卫的、先锋的，现代小说的特点很强烈，他对景物的描写不是静止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人物的心境相结合，用拟人化的手法去写，读起来特别生动。比如在《小青驴驮金子》中对太阳的描写、对云彩的描写，就比静止的描写读起来有趣、生动。

　　察森敖拉(青海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龙仁青的作品从地区、民族、民俗等方方面面都涉及得很宽，而且其中有一些一般的人很难驾驭的东西，这是我作为一个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作家个人的感觉。他作品中有关宗教信仰的描写，我个人认为他运用得比较到位和巧妙。宗教都是扬善的，他就抓住"善"的这一点，运用到他的作品里面去。比如说《放生》，这个作品实质上就很明显地反映了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对藏羚羊濒临灭绝的担忧和关怀，他就写出了藏传佛教中的因果报应理论，小说就是从朴素的藏传佛教理论角度出发，很自然地表现出了这一点。

　　马钧(《青海日报》社会文化专刊部主任)：

　　我看完龙仁青的小说以后，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龙仁青的小说究竟为当下的中国小说输入了怎样的小说经验？我觉得得到了一个答案，那就是龙仁青小说中的“神话思维”，“神话思维”是汉文化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断了根的一种思维。

　　从小说历史上来说，小说最初的源头就是神话。那么再把我们的时间倒回到上个世纪，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里头就是用神话去写小说，《补天》、《铸剑》这样的作品，在我们今天来看都是典范之作。这种神话思维操控下的书写对当下的小说创作有着怎样的启示呢？为什么龙仁青凭借这种思维上的“返祖现象”获得了成功呢？因为在青藏高原上，尤其是在他所书写的藏区牧人那里，就一直鲜活地存在着这种把万事万物拟人化的思维方式。了解了这一点，就不会像有些人粗率地把原生性的精神现象说成是受了拉丁美洲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藏族人把这种思维上的神性力量一直保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山是神山、湖是圣湖。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往往被我们的艺术家们所忽略。作为小说家，我觉得龙仁青已经捕捉到了这个“神性”。神话思维的主要原则就是拟人化，就是让万物有灵，这是藏族人、藏传佛教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我比较看好他的《奥运消息》。《奥运消息》非常有意思。望文生义，它好象是在写一个体育运动的题材，实际上它在思考一种“文化时差”所带给一个地方的冲突、矛盾。在这篇小说里所制造的一种悲剧的张力就在于，发表奥运消息的那张报纸，对于次洛来说他一无所知，因为他不懂汉语；而能够解读这个

消息的，是那个在县城工作的万玛，万玛看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地拿着哈达在草原上狂奔而去，实质上这样一桩现代事件，还没有抵达次洛的世界，次洛实际上被搁浅在一个望远镜所开启的现代世界里，这个世界与一张报纸所代表的现代信息时代还隔着好长一段路程，这就是文化时差。在龙仁青的小说里还不断出现这种具有文化时差的场景和事物，比如马和摩托车，歌手与录音机。这些文化时差导致了生活上的、观念上的、文化上的各个方面的冲撞。我感觉这个主题值得龙仁青在未来的创作中不断强化。

　　马海轶(青海省电力局新闻中心主编)：

　　龙仁青的许多小说就是写一个人的世界和整个世界相遇的焦虑和困惑的。《光荣的草原》中的骑手扎括有自己的白蹄马，有自己心仪的姑娘，有自己的太阳和草原；但当摩托车和青海湖边的旅游经济兴起时，他一个人世界的空间越来越小，他的白蹄马跑不过摩托车，他的姑娘也嫁给了别人。最后小说在扎括发泄式的喊叫中结束。《情歌手》是龙仁青的写作技巧表现得最为充分的作品。这篇小说同样写了尼玛的世界在与另一个世界相逢时渐渐失落的事实。尼玛是草原上一个普通的孩子，妈妈早死，与阿爸相依为命。一切被改变不是因为阿妈阿爸的早死，而是因为他死心塌地迷上了录音机里情歌所代表着的另一个世界，他现实的草场逐渐荒芜，他的心灵总在逃避和躲闪。正如在《奥运消息》中，次洛得到的望远镜似乎是一个代表着外部世界的符号，我宁愿把《光荣的草原》《情歌手》中的摩托车、录音机也看做是象征，象征着外面那个强大无比的机械世界。

　　在小说中表达主人公困惑、焦虑和伤感的龙仁青接近了真正的艺术家。我在龙仁青的诸多小说里读到了这种珍贵的检视和反省。而他的细腻、敏感和耐心是许多动辄展开宏大叙事的西部作家所不及的。当平原上已经进入现代、后现代的狂欢时，高原民族，特别是龙仁青的铁卜加草原，他那些善良的左邻右舍处在什么位置？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心态和姿态？像《情歌手》中的尼玛那样自暴自弃？还是像《牧人次洋的夏天》中的次洋，在恼人的犹疑不决中度过整个夏天，甚至一生？或者像《光荣的草原》中的扎括，“下一次我要让白蹄马放开了跑”，跑进愈来愈炽烈的现代生活？

　　有一个关于龙仁青小说的评论，认为“在龙仁青的小说里，时间是无效的”。这或许是一种误读。换一个角度，小说实际上就是时间的诗话历史。任何一个小说家必然会有自己时间行进的方式。虽然龙仁青的小说描述往往给人从容不迫的印象，但毫不例外，龙仁青许多小说的故事都有一个时间背景：或者是悉尼举办奥运会，或者是包产到户，或者是市场经济繁荣等等，远处发生的历史事件直接催生了个体世界里的心灵故事。在龙仁青小说中，时间如期降临，时间正在改变着传统的一切。在龙仁青小说主人公好奇、困惑、忧郁和焦灼的特征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正站在选择当口的民族，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的感情、责任和赤子之心。这些品质，是那些热衷于描写喜气洋洋民族风情的诗人小说家所望尘莫及的。

　　葛建中(青海电视台编导)：

　　龙仁青是一个跟草原有着密不可分联系的作家，宗教和草原文化带给他小说的那种滋养是非常多的。他是一个双语作家，熟悉草原生活，从小接触过藏汉两种文化的熏陶，青藏高原上草原牧人生活的节奏便自然而然在他的小说里得到了反映，《牧人次洋的夏天》、《雪青色的洋卓花》、《光荣的草原》、《情歌手》、《遥远的大红枣》……看到这些小说的时候，就好像感觉到是在草原上独自行走，两耳灌满了草原上的风声，自然而然地就感觉到了那种草原的气息。

　　在龙仁青的小说里，有一种淡淡的孤独和忧伤，是草原生活的变迁、作家对少年艰辛而又有趣的生活回忆、对当今草原与城市生活间矛盾反差的迷惘，这些因素使龙仁青的小说烙上了孤独、忧伤的印记。作为草原游牧民的后裔，龙仁青的小说还有着浓浓的宗教虔诚般的真诚感和善良心，在他的小说里，无论男女老幼，人物的性格、行为大都是正面的、善良的，所描绘的草原图景也大都是美好的，犹如一幅幅优美诗意的草原风情画。

　　马有福(青海电视台编导)：

　　龙仁青的作品看似绕开了“大主题”，而着眼于“小叙事”，其实他从来也没有放过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上悄悄发生着的一切。如在作品《光荣的草原》中他写到了摩托车。摩托车使“马匹一匹匹减少”，而作为曾经的骑手，“阿爸身上的光环也慢慢暗淡下去”。当草原上出现第一辆摩托车，人们再也看不到阿爸身上的光环了，他“就像是一支燃烧殆尽的蜡烛无可奈何地挣扎了几下，永远地熄灭了”。比这更可怕的情况是，在商品经济的席卷下，人们坚守了几千年的价值在市场经济面前悄然垮塌了。在这篇作品中，龙仁青这样还写道：“牧民们忽然发现，在他们心里一向列在所有牲畜首位的马，其实百无一用。皮毛没什么价值，肉也不能吃，它的食量却很大，头一伸舌头一卷，一大片草就没了，看着让人心疼。”随着马的价值的消失和远去，草原也失去了它昔日的阳刚和光荣，草原再也不是昔日的草原了。随着定居，自来水进家了；随着交易，商人来到了门口；随着旅游，形形色色的人来到了草原；随着媒体，奥运消息占据了头脑。草原的旋律不再是锅庄的旋律。一切来势迅猛的让人来不及躲避与思考。在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面前，草原文明还有多少从容和余裕？龙仁青所思考的正是这些东西。

　　龙仁青，男，1967年3月生于青海湖畔铁卜加草原。1986年7月毕业于青海海南民族师范学校藏语言文学专业。先后从事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体的新闻翻译(汉藏文)、记者、编辑、导演、制片等职，现供职于青海电视台网站。1992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小说集《锅庄》、长篇纪实文学《藏域春秋》(合作)、《仓央嘉措秘史》等。作品曾获青海省文学艺术创作优秀作品奖、青海省首届、第三届青年文学奖、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最佳叙事奖等奖项。作品入选《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年选》、《2006年中国短篇小说经典》、《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6年短篇小说》、《新世纪优秀短篇小说选》、《青海省建国50年优秀作品选o小说卷》、《章恰尔20年精品选》(藏文)等；小说《锅庄》、《情歌》、《鸟瞰孤独》等被《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等选载；小说《奥运消息》、《光荣的草原》、《人贩子》等入选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推荐榜，其中《光荣的草原》荣登2006年名家推荐中国原创小说年度排行榜；系青海省作家协会委员、省诗歌学会常务理事、省影视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