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的比较和估量
地处青藏、云贵、黄土高原的藏族已产生出自己的一批作家，他们与其他民族作家所创作的具有藏族特色的文学作品相交融，培植出了一大片当代藏族文学丛林。当代藏族短篇小说便是这丛林中的一片小树木。
衡量当代藏族短篇小说的发展水平，我以为从两个角度来衡量是合宜的：一是和全国短篇小说总的水平作横的参照比较；一是与藏族文学本身作纵的观照度量。
当代中国短篇小说正以蓬勃发展的势头，不断地提高创作质量，以体现强烈的民族意识为其主题的基本特征和表现手法的多样化而走向世界。藏族短篇小说是我国当代短篇小说的一部分，但它却与我国当代短篇小说总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虽然有个别作家（如扎西达娃）和一些篇什（如《系在牛皮绳上的魂》《依姆琼琼》等）兆示着好的势头。
从藏族文学自身的角度来衡量可以认为，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在今天所取得的成就，对于整个藏族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无疑，它与用其他文学体裁所创作的作品取得的成就一起，昭示着藏族新文学的崛起。所以，我们也不可低估藏族当代短篇小说以力图展示藏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以高原特殊地理环境为背景的人类生活为特征的新势头。这种新势头不同于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短篇小说的势头，更不同于欧洲人文主义时期短篇小说的势头。原因很简单，现在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尽管与其它民族相比，藏族短篇小说在数量上还不足很多，表现形式也显得较为幼稚粗糙，但它却是独特的，高原式的，有着自己的风格和特点。这是因为，这些短篇小说的作者几乎都是藏人。他们吮吸着藏族母亲的乳汁长大，血管里流着藏族的血液。他们了解藏族人，熟悉藏人的生活和习俗，对家乡、对母亲有着特殊的感情，他们有一种表现自己民族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这些藏族作家，又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新一代藏人，他们在吮吸藏族母亲奶汁的同时，也感受到了大地母亲的脉搏，他们接触到了藏族世界以外的现代文明，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藏族人的生活、习俗等等。他们感受到一种责任，一种用自己的笔去展现这个古老民族，去推动这个古老民族迈出的步伐，向着现代文明以加倍的速度迅驰的责任。
从上述意义上讲，藏族作家面临着更艰巨的任务，需要有更深刻的观察、挖掘和思考。只有这样，当代藏族短篇小说才能克服起步晚（近十年内才形成一支小说创作队伍）的先天不足，迅速赶上全国短篇小说的总水平。
二、关于表现宗教信仰及其它
既然是藏族小说，既然表现的是藏族人的生活，那么宗教信仰便是不可能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勿庸讳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试管婴儿”的出现，人工心脏置换手术的成功，以及各种功能的“机器人”的出现，一步步在改变着人们对于世界和自身力量的认识的今天。在藏区，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依然相信有“来世”、“六道轮回”、上天有神佛等，宗教神学仍然在制约着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许多农牧民群众捧着辛苦多年所得的血汗财物前往圣地拉萨朝拜佛灵，然后又带上一种在他们看来是一生最大的欣慰回到家乡。《漫漫转经路》中的那位虔诚信佛的老阿妈就是整个藏族老一辈的代表。不仅老一代如此，神学思想还在侵蚀着年轻一代藏人。《朝佛》中的珠玛也是藏区很有普遍性的一个典型。这与八十年代现代科学正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意识的今天，形成了何其显明的对比！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已经有许多篇什触及到这种极其落后愚昧的社会现象，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揭露批判了宗教的虚伪性和它对人的麻醉和毒害。比如，扎西达娃的《朝佛》、长青的《喃喃呢叭咪咯》、端智嘉的《假活佛的故事》、德吉措姆的《漫漫转经路》等等。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作为一个藏族作者，我为此感到由衷的高兴。
但是上述作品所反映的深度和广度还是很不够的，还是浅层次的。
从历史和哲学的高度看，藏区至今之所以还保留着对佛教这种古老宗教的全民族的普遍信仰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社会原因的。我们知道，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经历了“漫漫转经路”的历史过程。这是因为，人类最初的发展，是在与自然社会环境有着不平衡斗争的同时，也与自身有着不平衡斗争和整个世界进行着不停止的认识分不开的。在不停的斗争和不断的认识中，人类总是拿自身与自然界、与社会环境作比较。由于早期人类征服世界的能力极其有限，因此当时的命运是充满灾难的。这比较，这次难，使人类自觉不自觉地感到自己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无力，因而萌发了对自然界的敬畏心理，和对自身力量的怀疑和不信任。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使人们向自身以外的力量去寻求救助，把精神与希望寄托在外力之上。这也就是说，人们只有把自己建立在自己以外的“异物”中，才会有精神上的实在感。这种异物异化着人的精神，使人逐渐变成“异物”的异化物。
所以，宗教神学观念是人在自然界面前感觉到软弱无力孤立无援的产物。它反映了人们意识中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因而，宗教对人的影响程度也间接地反映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一般说来，人们对宗教的依赖程度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成反比。藏族生产的落后就是造成藏族全民族普遍信仰佛教的经济原因之一。
藏族之所以直到现在还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虔诚地全民族地信仰佛教，还由于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发展到今天，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了。它已发展成为一种载体——一种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民族心理、审美意识乃至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土木建筑等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复合体。藏传佛教这架极其复杂的机器一千多年来的运转，其动力无疑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它的不断充实与发展，也来自特殊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对它的“强化”。
藏民族当初引进佛教，并将其作为全民族的信仰，是与当时藏族社会的客观需要分不开的。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是佛教有力地统一了藏民族的意识，促使各个大大小小的部落走向联合，促进了藏民族的历史进步，它在全藏区极其复杂、恶劣的地理环境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可以可以说，藏族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的经济与文化的繁荣，都是与佛教分不开的。藏传佛教自身的发展同藏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水乳交融，成了藏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希腊神话是希腊文化的组成部分一样。因此对待藏传佛教既要看到它的虚伪有害，又要考虑到它的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任何武断生硬的做法，不仅不能起到教育人民摆脱束缚的作用，而且还会伤害藏族人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禁止藏人对佛教的信仰，那么这种做法实质上是割断历史，要比宗教禁锢人的思想的危害性更严重。这是因为，藏区虽然从野蛮的农奴制下解放出来，但是在经济上它尚未经历一次类似西方工业革命那样的社会变革，藏区许多地方还停滞在较落后的生产阶段，许多人新的意识还未形成，思想上还没有破除宗教信仰的需要。武断地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禁止他们信仰佛教，只会使人们在心理上对"异物"产生加倍的崇敬。而且也会进一步加深人们对人自身的不信任。
今天，我们提倡宗教信仰自由的合理性与现实性就在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文明的渗透，人们在信仰宗教的同时，逐渐地加深对自身的认识，逐渐地加深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从而有可能使人们最终从宗教枷锁中解脱出来。宗教，只有在人充分认识其本质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彻底被摧毁。
当然，宗教对于今天的藏民族的发展又是一种相当大的阻力。从社会发展的总进程来思考，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对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能动作用。这种作用使得传统宗教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扭曲人的灵魂，磨灭人的意志，使人麻木愚昧，在藏族的现实生活中制造了与现代文明之间巨大的隔阂。而这个隔阂正是妨碍整个藏区经济、文化向前迅猛发展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巨大阻力。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作家，他的著作，理所当然地要指出宗教在今天的不合理性。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已反映出宗教在今天的不合理性。但是，在表现人物被扭曲了的、与现代文明相矛盾的心理，特别是在肯定宗教的对立面——人的精神的奋进，自我认识方面还不够。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在反映宗教信仰问题上，似乎偏重于宗教对人的精神的危害。通过反映人的精神的麻木来揭示宗教在当代生活中的不合理性。我们知道，小说属于艺术范畴，它有着反映现实的功能。所以，当代藏族短篇小说要辩证地反映宗教在今天藏族生活中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就不得不考虑到宗教这个历史产物的文化背景和思想渊源。因为它不是完全孤立的社会现象。它的发展是受到种种社会现实矛盾制约的，以及别种思想的影响，绝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更何况藏传佛教已经渗透到藏族的民族意识中去了。如果我们作家只注意到它的某一个方面，而从根本上忽略了其它各方面的内在联系，那势必是片面的。
从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来看它今天面对着当代生活而显现出的特有本质——在人的自主权，人的精神日趋自由的背景下所显现的异化作用，精神上的奴役作用和它对整个藏族文化、经济所起的凝滞作用——这是需要我们正视的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对"异物"宗教，社会的外力（如现行民族政策、宗教信仰政策的实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世界以及国内发展着的经济、科学、文化的强大影响等等）促使人们从"异物"的束缚中重新回归，人的内力也在使人从束缚中一步步走出来——这又是需要我们藏族作家正视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事实上，我们可以从藏民族的发展史中看到，与宗教相对的藏民族的内在力量（这里主要指人文力量）一直与宗教一起发展着（当然不是平行发展）。从许多藏族格言、谚语，以及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尤其是《格萨尔王传》中可以看出，藏民族以自己的眼光、经验、非常理智的态度对待着大自然和社会生活。而人的理智与宗教的神学观念是相对的。从这里，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藏民族过去的历史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被宗教所统治，但这个民族仍以其独特的普遍的人文主义精神曲曲折折地向前发展着。同时，又由于这种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孕育，藏民族又有着极其丰富的自由精神，和对人的美好生活的渴望。
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尽管藏族还没有普遍自觉地认识到人优于佛的力量，但已经有了这种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发达，人们已经开始自觉不自觉地从旧有的宗教理念中走出来——人们信仰宗教，但不依赖宗教，而只是把宗教当作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一种精神寄托，一种求得人与人之间的一致和自我心理平衡的天平。尤其青年一代更是如此。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在表现宗教信仰问题上，应当反映出藏民族力图挣脱宗教的羁绊，提高对宗教对立面——人的价值的认识这样一个必然的潜在的现实。当然，这绝不是要将小说拉扯到对人的讲授教科书式的教育上去。我们知道，小说的主要功能重在揭示现实，表现现实——客观的、主观的、存在的、潜在的现实。
只要我们在把握现实生活，尤其是在把握尚未完全清晰的现实生活时，能够尊重生活所固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和曲折性，对生活采取一种更符合生活本身的艺术态度，那么，当代藏族短篇小说，以至整个藏族文学的繁荣将是肯定无疑的。
三、关于表现藏民族特有的气质与情感
藏族的当代物质生活较之于内地其他民族还很贫困，这是勿庸讳言的事实。生活的贫困艰难造成了很大的人与人之间的类型差别。相当多的短篇小说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人物形象。如《破戒》（作者土登吉美）中的降失次朗；《没有星光的夜》（扎西达娃著）中的流浪人；《哦，我的阿爸》（承藏才旦著）中的"阿爸"；《走向新的草场》（多杰才旦著）中的才朗；《美与丑》（益希卓玛著）中的松特尔；《并非阿口登巴的故事》（意西泽仁著）中的"阿口登巴"等等。
当代藏民族生活的问题，是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思考的问题，但为了探讨藏族当代文学与当代生活的反映与被反映问题，这里有必要将它提出来，作简要的论述。
从大的方面看，藏族物质生活的贫困、落后一是其沉重的历史负担所造成；二是由于十年动乱给藏民族带来从某种角度上说比内地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更为严重的祸患；三是由于藏族所处自然环境的险恶与交通的闭塞，使藏人处在一个相对闭锁的自然境地。
藏族所生存的许多地区在三十多年前，还受着以政教合一为特征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它比俄国一八六一年前的农奴制有着更大的落后性。这种制度的落后性与生产力所带来的原始性呈现为恶性循环状态；同时，历代的中共统治者对藏族的民族压迫与藏族政教合一的统治结合起来，又从根本上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造成了经济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
农奴制在解放后的被废除和实行民主改革，使藏区的经济在一个时期内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的“事件”和后来的十年动乱又拖住了藏族社会前进的步伐。
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是藏族历史上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飞跃。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不意味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就此结束。值得我们永远汲取的教训之一就是，不是如何使业已摆脱农奴制的藏民族更为因地制宜地更为迅速地发展生产力，而是强行使她接受人民公社制度。实践证明，带有原始性的生产力，在公社制下，不能也不可能发挥出自身的活力，它还不能完全适应公社制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生产组织。
十年动乱时期，在藏区还出现了一种生产盲目性。这就是将许多的草场改造成农田，结果使生态平衡严重失调，加之民族问题上的左倾错误，造成了藏区经济的混乱和生活的更贫困。
藏民族所生息的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恶劣，与内地交通不便，这就造成了地理环境上的严重闭塞。一个民族要发展，除了其他重要因素外，还要有两种力量的促进：一是外力的推动，一是内力的喷发。由于地理环境的闭塞，使藏族相对其他民族来说还较少一种外力的推动，这就使内力在很大程度上缺乏刺激，呈现出一种相对凝动状态，或者说内力处于一种“缓动”状态。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藏民族的“孤独”——历史的“孤独”与现实的“孤独”。
由于以上诸多原因，藏民族生活就具有极其奇特的复杂性。尽管有个别篇什（如《拴在牛皮绳上的魂》）对于这复杂性有了一定的揭示，但大多数作品却把着眼点放在十年动乱时期人物的命运上，而对于今天复杂的生活，以及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却表现得不多。这是值得藏族每个从事小说创作的人必须重视的问题。
当然，作家不是传经布道者，作品不是教科书。作者的主要职责是从生活出发，创造出富有美学意义与审美价值的艺术典型来，而不是用自己的笔去训导人们怎样做。小说的艺术效果在于“潜移默化”，虽然小说的创作与它的客观效果属于相对独立的各自范畴。而对于以研究这两个相对独立范畴的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规律为己任的“接受美学”，我们的作家也很有必要去“接受”，去探讨。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还必须揭示、显现藏民族特有的气质和情感。这种特有的气质与情感本身包涵着我们这个民族与大自然作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在不同交往时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内在的精神素质，它同时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潜在的精神力量。这种情感和气质是我们这个民族崛起的精神基础。事实上有些作品已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这种情感与气质。如扎西达娃的《没有星光的夜》中的珠玛与拉吉俩人的性格的塑造，就透出愚昧但又令人钦佩、赞叹的情感与气质。
我们处在一个需要伟大藏族作家而还没有出现伟大作家，应该产生史诗而还没有出现史诗的时代，这就需要我们的藏族作家比内地其他民族作家更快地缩短自己的创作周期。老是滞留在已取得的创作水平上，就意味着落后。韧性固然重要，但不能满足60分，也不能满足七八十分，我们极需一种冲击力。战略上不能轻率，也不能自卑自贱。只要我们藏族作家严肃地正视现实，和全国文学发展水平的差距就一定能够缩短。
四、关于表现手法的多样化及其客观背景
我们知道，从短篇小说结构的角度看，可分为三个要素，即人物、情节、环境；从小说的发展历史看，呈现为三个阶段，即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以人物内心世界审美化为主要特征的多元化的展正阶段。有人认为，我国目前小说的发展展示处于第三个阶段，即环境心理性阶段。但客观现实表明，现在的小说创作并不完全是环境心理性小说，它在我国的今天并没有占主流。
作为心态小说，在本世纪的欧美曾风行一时，并产生了许多以创作心态性小说见长的杰出作家和不朽作品。但从四十年代以后，它的势头已渐衰弱。现在以揭示环境心理为主的创作方法（如“意识流”等）只是作为一种艺术手法被当代作家所借鉴。
无疑，在小说创作方法的各个发展阶段，中外作家对小说的其中的某一个要素进行了大量的集中的探索。探索到现在，对于小说多样化的表现手段，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的积累，为小说每一要素更高更深入的探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今后的探索将是全面的探索，而绝不会是孤立的“单打一”。事实上，前人对小说创作的功绩，不会也不能让我们今天只侧重于小说的某一侧面。
当然，由于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以及中国民众的审美观的影响，近代以至当代，中国对环境心理性小说还没有进行过丰富的较为广泛的探索（——当然不是绝对没有。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曾有人探索过，如刘呐鸥、施蛰存、穆时英等形成所谓“新感觉派”。近年来的王蒙等人的探索），所以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环境心理性小说特别走运，好象大有成为小说创作主流的趋势。
但是，按照客观发展规律来看，这是不可能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尽管在经济上与世界总的水平不平衡，但当代中国正以自己坚实的步伐趋向于世界总的水平。在意识上，当代中国也正在将自己融汇于世界潮流之中。那么，小说的发展，它不会脱离当代中国发展的总趋势，而回到过去欧美曾风行过的环境心理性小说中去。正如中国不会因为没有经历“正尔八经”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而再回过头去正正经经地补上这一阶段一样；正如以电子计算机控制为标志的现代化工业不会回到蒸汽机时代一样。如果那样，它就违背了历史前进的规律。
以中国当代小说总水平作参照，我们看到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偏重于情节性小说。而人物性格化小说、环境心理性小说尽管也有，但数量不多。
当代藏族短篇小说之所以以故事性小说（尤其是用藏语文创作的小说）占多数，这是因为当代藏族短篇小说起步较晚（是近几年才兴起），因此在结构手法上表现得比较陈旧；另一方面，是与藏族的民间文学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丰富的藏族民间故事无论是以唱为主、以叙述为辅的，还是纯叙述性的，都有很强的故事性。这些民间故事在今天的民间文学中仍然占有相当的地位。我们的小说作者们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民间文学的孕育和影响。
当然，故事性小说有它众多的读者，尤其是文化层次较低的读者群。我们既然提倡文艺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顾及到群众的这种需求。近几年来通俗文学的盛行，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环境心理性小说的欣赏对象主要是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群。我们能不能创造出一种情节性强，人物性格很显明，而环境心理又挖掘得很深的小说呢？我以为是可以的。汉族作家张宇的“活鬼”在这方面的探索就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要提高当代藏族短篇小说的艺术质量，就得对短篇小说的三个要素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综合探索。小说，首先应该是艺术品，而思想性、社会性、时代性都是从艺术性中渗透出来的。比如好酒，它首先必须是酒，其次才能品赏它的色、香、味。
那么，当代藏族短篇小说有可能进行多种艺术手法探索的客观背景及其前景如何呢？
当代民族针对宗教而产生的一种对于自身认识的总趋势，正在改变着整个民族的精神结构，它也必然影响着整个民族的生活。更何况当代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建设正在强有力地直接影响着这个总趋势。宗教与人发生的显明的和隐蔽的矛盾冲突，一方面表现在人的行动上，另一方面表现在人的心理上。而且后者的表现比前者更为复杂。这种表现在人的心理上的“隐蔽”的矛盾冲突正是来自社会压抑（当然是广义的压抑）的“转移”。无论这“转移”的“运动”是“逆向”的，还是“顺向”的，我们都会看到这一时期社会性心理潮流的。
藏传佛教是千百年流传下来的，它在整个藏民族的心理上占有强大的地位。在神学思想的束缚下，人们总是把自己置于神佛的脚下，与神佛相比，自己连一粒砂子都不如。可是现在，人们的这种观念已开始动摇，开始怀疑宗教——它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它是否有着不可怀疑的威力？人真的会有“来世”吗？于是，人与宗教在心理上开始了一场复杂的曲折的斗争。人的心理活动轨迹无疑是与人类文明史的演变线索成正比例的。这就为心理现实主义表现方法提供了客观基础。通过对人物心理的展示，岂不是可以透视出社会的某些本质性的东西吗？
在人与宗教的斗争中，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也在进一步加深。在神学观念的天平上，人算不了什么。可是在人的天平上，人有价值。人的思想、语言、行动都应当由人自身来支配。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整个客观世界的尺度。当今八十年代的一切都在影响着人对人的认识的过程。同时，人们不是盲目地无端乐观地认识人自身的价值，而且自觉地细腻地认识自己。当代藏人也不例外。更何况当代藏族生活有着极为奇特的复杂性。众所周知，生活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人的复杂上。基于人的复杂，当代藏族短篇小说在探索人物的写法上，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
我们知道，五十年代以后，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兴盛于拉丁美洲，是与拉丁美洲的特殊历史和特殊现实分不开的。哥伦比亚当代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充满了荒诞、魔幻和不可思议的奇迹，表面上看来不真实，但实际上却是很真实的。它描绘了拉丁美洲活生生的现实和真实的历史。那么，我们的藏族作家为什么不可以与拉丁美洲相似的历史和充满“魔幻”色彩的地理环境为背景，以独特的融汇多种表现手法写出自己的“百年孤独”、“千年孤独”呢？
我们不需要也不必要生搬硬套别人的艺术表现手法，藏民族有着怎样的生活现实，有着怎样的特殊历史和特殊的地理环境，藏族作家就应当相应地采取怎样的艺术手法来表现。
总之，藏族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今天全面地高层次地探索小说的艺术表现手段提供了广泛的基础。我们应当从短篇小说的三要素入手，全面地深入地探讨下去。藏民族所处地理环境的特殊，再加藏族充满“神怪”色彩的历史和外界对藏族世界的神秘感、奇异感，当代藏族小说无疑有着时间和空间背景的“优势”，是能够采取多种艺术表现手段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开阔的。
新的生活，快节奏的生活，全速发展的世界文学，正促使我们藏族作家借鉴古今中外多种多样的创作方法，产生出以藏族文化传统、藏民族意识为母体的“犏牛文学”。
我相信，总有一天，经过藏族作家们不懈的努力，当代藏族短篇小说会以更成熟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中。
扎西东珠（1950～2011），又名贾东锋，藏族，甘肃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原《格桑花》杂志主编。1982年开始文学创作，涉及小说、散文、评论、翻译等文体。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山梁上的白马或爱的折磨》。作品获甘肃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铜奔马”奖、甘肃省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二等奖、五省区藏族文学创作评奖二等奖、甘肃省第三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评奖优秀作品奖，入选《当代藏族短篇小说选》。与人合译藏族古典文学名著《诺尔桑与莹婵玛》。1998年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诗歌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