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虫山
小溪横亘，将道路拦腰划断。车没办法再继续前行了。
二弟把车斜停在灌木环绕的草甸上。他那辆稍显破旧的银色小轿车，能在山谷里摇摆颠簸至此，已经省下很多路程了。接下来，我们将背起行囊，开始徒步。
清晨的空气带着凉意。一抹暖色的阳光镀在高远山巅。雪线纤细，沿着山脊起伏，犹如一条捻细的白羊毛随意搭在天际间。
小溪对岸，两个骑马的男子打着呼哨，吆喝着，把牦牛从栅栏里往外赶。牦牛黑压压一大片，如墨云流动，少说也有二百多头。二弟知道这户人家，说他们是从邻县过来的，租赁这边的草山放牧，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们踩着石头，蹦蹦跳跳过了小溪。路经牧人家的板棚小屋时，看见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牵着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一边朝我们频频张望，一边快步追赶前面赶牛的家人。人马之间的缰绳绷得老长。
我们顺着牧道，傍着溪流，朝河谷深处走去。这条山谷从小尕力台旁边的岔路拐进来，藏语叫“拉阿阔”，意为獐子岭，山里多黄鹿。河谷里长满了高山红柳，溪流时隐时现。
“你还记得吗？那年我的拖拉机陷在水中间走不动了，大家只好下车，脱了藏袍，趟进水里，把腰带接起来当绳子，有的拉有的推，费了好大的劲才开过去的。”三弟斜指着前面红柳稀疏的一段溪流说。柳林间，溪水泛着白花。
“当然记得，那天我的拖拉机就在你后面。我们车上的人都下来帮忙了。”
“幸好那天车多人多，大家相互帮忙。等把拖拉机全部开过去，一个个都快累瘫了。”
“你多聪明，走在最前面，后面的人要是不帮忙，那谁都走不了。”二弟开玩笑说。
“我也想到了这个，所以天不亮就出发了呀。”三弟笑着说。
他俩说说笑笑为我讲述当天的狼狈情景。两人虽然说的轻松，但我知道上虫山的季节是四月，山上还在下雪，大家在冰冷的河水里推车拉车，下半身都湿了，鞋子裤子冻得半硬，那滋味肯定不好受。
又走了一段路，来到一处矮柳环绕的草甸。三弟说：“你翻车的地方是这里吧？”
二弟难为情地嘿嘿一笑。
“好像是拖拉机陷在河里的第二年吧？”三弟对我说，“下山那天天气不好，走到半路忽然下起了雨，二哥不知怎么慌了，突然加快速度，拖拉机喷着黑烟，就像被牛虻叮咬的牦牛一样疯跑起了。果不其然，只听前面一阵响动，等我赶到，他的拖拉机侧身躺在这里，后面的轮子还在转。”
“没想到那天那么滑。”二弟辩解说。
“下雨天草滑，这谁都知道，你还敢开那么快，不知道你脑子里想什么。”
“下雨了嘛，想早点到家。”
“从这里到家有几十公里，你开得再快，能快过雨吗？你以为你开的是火箭呀！”三弟嬉笑着说。
从来都是这样，两个弟弟不管经历什么危险事情，只要过去了，他们就开着玩笑嘻嘻哈哈地讲出来。有的他们对我简单说过，有的我却从来不知道，就像在眼前这个草甸里翻车的事情他们就从来没提过。上虫山都是几家人搭一辆拖拉机，幸好那天人都没事，车也无大碍。
走了半个小时左右，二弟指着左边说，有一年这个坡上的虫草好，上去找找看。拐上山坡，我掏出手机查看，海拔3500多米。坡上的红柳长得稀疏矮小，高山小叶杜鹃连成了片，被大家称为“狼尾巴”的毛刺锦鸡儿满身灰白的利刺，成团成簇，高挑直立。
虽然已是五月初，但眼前的山野一片荒芜，见不到什么绿色，只有向河谷对面眺望，才见远山隐隐透着灰绿。两个弟弟背着干粮和水走得有些快。我背着相机镜头在后面气喘吁吁，感觉心脏在喉咙里跳动。
他们终于慢了下来，弯着腰，躬着背，把身子撑在锄把上，眼睛在灌木和草丛里睃巡。
“这里最近没有人来。”二弟像是在自言自语。
“你怎么知道？”我喘着大气问。
“只要有人来过，就会留下痕迹，像是抽过的烟蒂，吃过的糖纸，丢弃的饮料瓶，还有这些灌木会东倒西歪，枝条也有被折断的。要是人多，这些斯日（藏语，高山小叶杜鹃）还会被蹭得泛白。”
我心下恍然，感觉他像个追踪野兽的猎人，只差细说那些看不见的脚印了。
“你也找找看，万一比我们先找到呢？”二弟提议说，脑袋也不抬一下。
“我从来没见过长在土里的虫草，怎么找？”以前读书挣学费，我挖过贝母，砍过木头，甚至在餐厅里打过杂，单单没有找过虫草。因为，整个虫草季节正好是在上课期间。
“市场上的新鲜虫草你见过嘛，虫草苗的形状和颜色就跟那个一样。教你一个口诀：草长看远，草短看近。”
我在心里默了一下，低头弯腰认真寻找，可眼前的灌木细枝和横七竖八的草茎好像全都是灰褐色的，只一会儿眼睛就花了。
“算了，眼睛都快看瞎了，我还是拍点你俩找虫草的照片吧。”
一路朝上，他俩一左一右在灌木间迂回穿行，我在后面亦步亦趋。为了打发时光，我让他俩讲点跟虫草有关的趣事。他俩说虫草这东西很看缘分，经常能把人气得半死，有时候你踩着虫草走也发现不了，可是刚一抬脚，就被后面的人看见了。还有，虫草一般都有伴儿，有时候你挖走一根，可旁边的鬼遮眼怎么也找不到，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被别人挖走。
三弟渐行渐远，我跟在二弟后面。他说有一年去的地方虫草特别多，大家挖的时候锄把都在打架。一天中午休息吃干粮，同村的两个小伙子打闹玩耍，其中一个随手挖了块草皮砸过去，对方反手接住，却发现草皮里有三根虫草。那时候，随便挖一块土疙瘩，里面藏的都是“更尕顿智”（藏语，金钱的别称，意为众人皆喜，万事能成）。
“要是前后左右同时发现好几根怎么办？又不可能一起挖出来。”我想着虫山上人头攒动的场景。
“打记号呀。要是连续看到了，就在虫草苗上面放锄头、帽子、手套、烟盒、打火机、钥匙这些随身小东西，然后一个一个挖。”
“要是打记号的东西不够呢？”
“那就用手边的干牛粪或者小石头把虫草苗盖住，不让别人发现。你不知道，有的人特别厉害，他们趴在地上找，锄头随手放在肚子下面，一旦发现了虫草就悄悄挖走，不光动作上看不出来，连草皮上都不留一点痕迹，身边的人根本发觉不到。”
“厉害！想不到还有这么一手。那要是两三个人同时发现一根怎么办？它们不会因为抢虫草而闹矛盾吧？”
“这很简单呀，把那根虫草单独收起来，等下山后卖了分钱。大家不会为了一根虫草争吵，更不会为这个而打架的。”
我一下明白过来，原来跟很多事情一样，虫山上也有它自己的无形契约。
三弟斜着走了一圈迂回来，说起他们到别人的地盘上偷找虫草的事情。他说有几年县里虫草不好，他们就随包山的小老板出县甚至出省，到别人的地盘上去找。山价不便宜，去的时候就交了。有时候运气不好，包的山上虫草稀少，只好冒险去别人的地盘上偷找，短则七八天，长则十天半个月，背着茶壶和糌粑在荒野里走动。他们隐匿在山里，白天不敢生火，就用冷水捏着糌粑吃，只有天光暗淡的早晚时分，才敢在藏身之处摸着黑悄悄烧水吃上热的。晚上睡觉就更简单了，解开腰带，裹着藏袍，外面再用塑料油布一盖，天作屋顶地当床，早上起来不是一身霜就是一身露，偶尔老天还会赏赐一件“雪绒被”。尽管如此，他们还不敢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两三天就得换一个地方，像是在打游击战。
谈到食物，二弟说多亏后来有了方便面，帮他们解决了饮食上的大难题。方便面份量轻，便于携带，还能长时间保存，加上味道好，泡好后佐着糌粑吃，别提有多爽口了。他说着忍不住还咂了咂嘴。
三弟笑着说有一年他们去偷挖虫草，走得匆忙忘了带茶壶，只能用各自的瓷碗煮方便面，五天不到碗快烧坏了，不得不返回他们包山的宿营地。
偷找虫草最担心的是遇到巡山的人。巡山队由当地的牧民组成，他们骑着马，腰插长刀，怀揣打狗棒，一旦被他们发现，身上的虫草被抢光不说，还有遭受殴打的风险。三弟说，有一年他们骑摩托车到邻县的草山上偷找虫草，不小心遇到巡山队，虫草全部被抢走，同行的一个小伙子想反抗，结果不但挨打，他的摩托车还被那伙人砸坏，最后倒上汽油烧毁。那时，整个虫草季节这样的冲突时常发生，最倒霉的是另有两个人，因为偷挖虫草，身上的现金和虫草被抢了不说，还被逼着脱光衣服，赤裸裸地在齐腰深的河水里站了一下午，冻得不成人形。听到这些遭遇，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曾有过偷挖贝母和被巡山队抢的经历，所幸没有遭遇皮肉之苦。
像摩托车被烧毁和逼人站在河里这些事情，由于受害人报案，警察出动，该协调的协调，该责罚的责罚，事情得到了解决。但有些人尽管遭受暴力，一来胆小怕事，二来自己理亏，只得忍气吞声，怪自己运气不好，寄望来年不再有此遭遇。可是，来年？又有谁说得准呢？有时候，偷找虫草的人和巡山队之间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械斗，两地公安就一起出面协调。基于哪个乡镇的人报案，就由哪个乡镇出面解决，所以每到找虫草和挖贝母的季节，虽然乡里村里都事先开会，反复强调药山上的安全事宜，但大家的心里都紧绷着一根弦。
说话间，三弟突然说他找到了一根虫草，我和二弟跑过去看。
“这里的苗有点长啊。”二弟刚走近就看到了。
“在哪里？”我蹲下身子，睁大眼睛在三弟面前搜寻。
“你根本没朝虫草的方向看。”二弟笑着说。
“我的眼里全是灰色的草杆。”我无可奈何地说。
“在这个范围内找。”三弟用锄把在面前随意画了个圈。
我在圈内反复寻找，终于看见一根灰褐色的、圆润而又短促的苗子藏在细密的草茎间，但是不太确定，用手指着问是这个吗？他俩说是。我翻看手机，海拔显示3700多米。
三弟点上一根烟，惬意地吸了几口，准备开挖。这时，二弟在几步开外发现了一根，我们赶紧又围过去看。
“这两根虫草苗一长一短，有了参照，后面的就比较好找了。”二弟说。虫山上找到的最初几根虫草大家都会去围观，当知道那里的苗长什么样，寻找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见他俩都各自找到一根，我心里特别高兴。说实话，多年以来，我心里总觉得对两个弟弟有所亏欠。二弟是个勤快人，但是不识字，因为厌恶读书，他七岁那年领了课本，到学校去了两天，过后就再也没肯跨进校门一步。三弟是因为父亲病逝而辍学的。那时我读初中，他读小学。家里没法承担两个人的学费，因为我一年后毕业，要是考上师范就算有了出路，于是他选择回家放牛。
从来身边都是长子撑门户，养家糊口，把读书识字挣前程的机会让给弟弟妹妹。在父亲去世的境况下，我更成了异类。中师三年，尽管我极度省俭，但依然入不敷出。两个弟弟用稚嫩的手为我挣学费，我在假期也想尽办法挣钱，但依然年年举债，以致毕业后还还了好几年。
两个弟弟的人生就那样定型了，他们各自成家，跟千千万万的老实巴交的农民一样，靠气力在大地上艰难讨生活。我虽然离开了村寨，但也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公职人员，虽然尽心尽力，但能帮上他们的也是有限。所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他们和家人、当然还有母亲，能少经风雨，过上更好日子。
终于有了收获，我们的兴致都高了。找虫草是件“运气活儿”，它不关乎谁更勤劳，谁花的力气更大，如果运气不佳，虫草老手也有空手而回的时候。看着他俩把虫草从土里挖出来，比一比大小，然后用泥土裹起来，收进小铁盒里，我顺便从他们那里对虫草作了更深的了解。
从前，我一直以为虫草就是虫草，不管长在哪里都一样，今日听他们一说，却是眼界大开。
先说虫草的种类和名称。阳坡草，大多为小草，苗子中长。阴坡草，以中草为主，所以也被称为统草，苗子偏猪肝色。二阳草，长在半阴半阳的阴阳交界处，以大草为主，能卖上高价钱。黄纤草，也叫林草，长在森林里，以小草为主，有的还会长在覆满苔藓的树桩上。淖（此地方言中发音“辣”）坑草，长在沼泽地的草包上，大多为小草。壕壕草，也叫沟岭草，长在山上的沟壑里，大小中草都有，以统草为多。牙腔草，形态短而粗，是所有虫草中最好最贵、也是最难挖到的，因其长在悬崖峭壁间的浅土里，只有攀岩能手才能挖到，并且每年都会听到有人因为找牙腔草而掉落悬崖殒命。覃草，也叫尾草，属于下脚料，是虫草中最不值价或者卖不出去的，因为根扎得太深了，等苗子冒出地面时，下面的虫草基本已经变软或者化了。
然后是虫草苗。我们平常在市场所见，都是一根虫草长一根苗，也想当然地以为虫草就是那样，可他俩却说，一根虫草上长两根到六根苗的他们都挖到过。多苗的虫草一般稍大，苗大多长在虫的头上，但是有的头尾都有，有的苗还会从虫草的腰上长出来，看上去有些诡异。我刚表示诧异，二弟说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他还看到有人挖到长了十二根苗的虫草呢。十二根苗？那该是什么样子？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浑身利刺的狼牙棒。
说到精彩处，他俩还提到了一种最难遇到的虫草——活虫草，说这种虫草刚挖出来的时候虫还是活的，头上有苗，但是挖出来后，虫很快就会死去。
我猛然想起很早以前听到的一件事，说有个人某天挖了几百根虫草，回家后摊在屋子里晾晒，却看见一根虫草头上顶着寸许长的苗，在地板上蠕动爬行。平常大家都说，虫草也是六道轮回芸芸众生中的一个，只有杀孽越重的人才会找得越多。那人以为活虫草预示了什么不详的征兆，寻思自己是个杀孽很重的人，从此再也不挖虫草了。
我把这事儿跟他俩说了。二弟说，挖出来那么久还会动的虫草他没见过，但是土里爬的虫草，常年找草的人基本都见过。虫草苗没完全长出来的时候，虫子是乳白色的，一旦开始长苗，就逐渐变色变硬，慢慢死去。他又说起虫草的种子。当土里的虫草开始腐化，上面的苗渐渐变色，有的土黄，有的灰褐，整个苗也跟着鼓胀起来，最后形成个巢，里面全是密密麻麻的种子，看上去像细小的虱子蛋。我想是那些种子掉进土里变成了虫，然后头上开始长草，成了虫草。二弟最后说出自己猜想。
其实虫草的形成有些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蝙蝠蛾幼虫被虫草的孢子侵染寄生，然后虫草菌吸收虫体的营养进行生长，最终从动物变成植物。所以把新鲜虫草刷干净后，不只能清晰地看到虫的肢足和眼睛，还会看到虫身上的纤毫绒毛。我把虫草的形成跟两个弟弟解释了一遍，他俩都觉得不可思议，爱看电影的三弟若有所悟地说，虫草的生长活脱脱就是一部关于寄生吞噬宿主的惊悚片。
闲聊中不知不觉走到山头，可是除了刚才那两根，再没有找到。
“唉，虫草一年比一年难找了。”二弟感叹。
“是啊，今年更像是绝迹了一样，这几天跑了那么多地方，到处都差不多。”三弟说。
“是不是找的人多，都被挖过了。”我不知道以前虫草的长势如何，随口说道。
“也不全是。”二弟说，主要是这些年大家挖起来都没有节制。每年四月初，虫草从海拔低的地方开始冒出来，一直到八月底，高海拔阴坡上的才慢慢腐化，在这期间大家一直挖一直挖，像是要赶尽杀绝似的，根本不给虫草孕育种子的机会。要是大家稍微控制一下，形成统一的上山和下山的日期，让虫草能自然成熟，然后到处散种子就好了。
二弟的想法听上去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很多家庭全年的收入就靠挖点药材，一季虫草，一季贝母，如果不拼命挣钱，那就只能坐吃山空。说完后，他好像也感觉到自己的话太过于理想，嘿嘿一笑，不再谈这个话题。
我们寻寻觅觅，接连翻了两个山头，当走上一片开阔的山坡时，雪线近在咫尺。
“山上还有雪，再上去更找不到虫草了。你不是想拍找虫草人的营地吗？山顶上就能看到。你去拍照吧，我们在这里找一会儿”三弟说。
早晨我说想拍营地，他俩说獐子岭里的营地只有拖拉机或者摩托车才能进去，要是走路当天回不来，只得作罢。
“营地可能有点远，不知道你的相机能不能拉近。以前整条沟里到处是帐篷，就像下了雪一样，现在少多了。”二弟说。
为了节约时间，我直线而上，气喘如牛。山顶积雪一片。初春的雪历经风吹日晒，颗粒变得十分粗糙，看上去就像白色的砂纸，在阳光下闪耀灼眼。踩着积雪，越过弧形的山梁，每一个脚印都发出生硬的声响。环眼四顾，天宽地阔，远山的雪线从细线变成了布帛，并与周围的雪山紧紧相连。波涛壮阔的山峦间，巨大的云影悄然滑行，深蓝的山影高低起伏，明暗交错。
东南方的天际，三座巍峨的雪峰在蓝天下站成一排。中间是岷山之宗雪宝顶，藏语叫“夏旭东日”，意为东方海螺圣山，主峰常年积雪如银，像洁白的海螺耸立天际。雪宝顶的左边是红心岩，右边是扎嘎神山，传说红心岩山神和扎噶山神同时喜欢上玉翠峰女神，为了得到女神的青睐，两位山神比武较量，各自受伤。扎噶山神身上中刀，远远望去，雪峰上的刀痕清晰可见；红心岩山神的胸膛被剖开，心脏化成山峰，每当夕阳西下，岩石殷红一片，犹如巨大的心脏隐隐跳动。
獐子岭在正北面，山谷开阔深远。谷底紫色的红柳林像条蜿蜒的河流，从天边缓缓流淌而来。在遥远在山谷深处，葱茏的红柳林边，灰色的草甸之上，几十顶帐篷像一茬草菇冒出地面，洁白而鲜嫩。
换上长焦镜头拍了几张，但营地太远，帐篷还是像细小的草菇。我顺着山脊走了一阵，四处乱拍，却听两个弟弟在下面喊吃午饭了。
我们在雪线处的泉水边吃东西。两个不同口味的自热火锅、凉拌牦牛肉、凉拌三丝、饼子、面包、饼干和茶水，摆了个琳琅满目。烈日高悬，山风拂动，阳光也不显如何毒辣，穿一件背心感觉凉爽怡人。
“那些收草人也应该在吃午饭了。”二弟嚼着食物，含糊地说。收草人是山上找虫草的和街上卖虫草的中间小贩，自成群体。二弟以前也短暂做过几次收草人，了解他们是如何做生意的。
“他们一般什么时间去营地？”我对这个话题产生了兴趣。
“下午四点左右。这时候他们在茶楼里休息，喝茶的喝茶，打牌的打牌。”
我从二弟那里了解到，收草人都是三五成群，各自成队，休息到了下午才慢慢上山。如果宿营地在公路边或者有牧道就开车，如果到高山、森林或者沟谷就骑摩托车，要是最后摩托车也去不了，他们就把车寄放在牧民家或者道班里走一段路。有些地方虽然没有人家，但是摩托车停在路边也不会有人去偷。
“还是收草人好耍，毕竟是做生意的，不像找草人，风吹日晒，挨冻受饿，有时候还提心吊胆去做小偷，运气不好还挨打。他们一天在茶馆里喝闲茶，下午随便跑一趟就把钱挣了。”我开玩笑说。
“收草人也有收草人的艰辛。”二弟说开车的人是要轻松些，但骑摩托车的人就要苦一点了。找虫草的人犄角旮旯哪里都有，收草人不可能图方便都扎堆到公路边的宿营地去，那样买卖也没法做了。骑着摩托车往那些偏远的山里跑，最怕遇到下雪。有一年他跟几个同伴路上遇到下大雪，滑就不用说了，粘在轮胎上的雪一层层冻硬，车轮都转不开，他们不得不走一段，停一下，一路清理车胎上的冰雪。他说那天到家后，藏袍已经淋得半湿，把腰带解开后，抽出双手，袖管还是个圆筒，慢慢把袍子脱下来，衣服还像穿在身上似的不变形。
“挨风受雪确实不容易，但至少不会挨打呀。”我笑着说。
“收草人有时候也会挨打，而且是挨瞎打。”三弟夸张地说。
“是不是因为买卖闹矛盾？”
“不是买卖，而是被人误会，把他们当成偷虫草的人了。”他说去年有两个人骑摩托车到邻县收虫草，被巡山队撞见，以为他俩是偷虫草的，不问青红皂白一顿痛打，其中一个人的耳朵都被打豁了，身上的虫草和钱也被抢光。当然，这事最后由警察出面解决，钱和虫草如数退还，巡山队的还赔偿了医药费，并赔礼道歉。
“收虫草的人挨打，基本都是被人误会，解释也没用，他们根本不信。但是话又说回来，偷虫草的人就算被抓也不会承认。他不可能挺着胸膛说，我是来偷挖虫草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三弟说到这里笑了起来，他以前没少去别人的地头偷找虫草。
“看来收虫草也有风险呀。”
“是啊，所以收虫草一般去自己熟悉的地方，找熟悉的人。”
他俩还说到夫妻档收草人，男的每天到营地收草，然后住下，第二天凌晨下山赶往县城。女的一边在山上找虫草，一边把人际关系处理好，让大家心甘情愿把虫草卖给他们。不然，收虫草的老板那么多，一言不合，别人想卖给谁就卖给谁。熟人之间做生意最是微妙，有些事情稍微把握不好，不光落下口实，以后相处起来也有隔阂。
二弟说，每年虫草的市场价都有波动，但是相差不会太大，收草人一般会在路上商量好价格，免得卖虫草的人坐地起价。营地里的人大多都有自己固定的买主，关系特别好的，偶尔会在有些草上多给个一块两块，或者在总价上多给几十上百元。有时候草的质量稍差，也会少给一两块。总的来说，有时我亏，有时你亏，整个虫草季节下来，差不多还是扯平了。
“看来，只要讲诚信，这生意还是好做嘛。”我说。
“这你就想简单了。”三弟说。“你想想，挖虫草的人那么辛苦，谁不想多卖几个钱？蚊子的大腿也是肉，多卖一块是一块。所以有的人耍奸，在虫草上敷很厚的泥。买卖的时候，虫草上的泥是不能剥开看的，隔着泥巴看虫草，是大是小，或者是不是覃草，全靠个人经验。有的人在覃草里插一根粗草杆，有的把断草用细草杆接起来，收的人要是发现不了，买到了覃草断草，第二天找人理论肯定会闹矛盾。虎的花纹在皮上，人的花纹在心里，收虫草的人也有心肠不好的，他们在捏草的时候，暗下重手把虫草捏软，但是泥巴在指尖拿捏中不变形，然后说草有点化了，想着法子压价。”
想不到这里面的门道这么深，竟有防不胜防之感。但是二弟说，那些多年收虫草的人，只要草从他们手上一过，不管泥巴包的有多厚，马上就知道草大草小，是覃草还是断草，里面有没有草杆等等。他还说，其实偷奸耍滑的人也不多，有的收草人心软，看到那些卖虫草的老人或者小孩就多给几块钱，或者遇到一两根软草，也当成好的给足价。
“他们收了虫草都是卖给街上的老板吗？差价大概有多少？”
“他们也像找虫草的人，大多有自己固定的买主。有的外地有熟人，直接把虫草寄出去。虫草的差价没个准，少的一两块，如果遇到特别好的大草，一根赚几十块的也有。”
听他俩说了这么多关于虫草的事情，我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对于只在虫市见过虫草的我来说，关于虫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陌生而新奇。
吃过午饭，我们继续在雪线下的阳坡上来回寻找。阳光温暖，倦意阵阵袭来。他俩每次找到虫草我都跑去看。多看几次，对虫草苗的印象渐深，终于在一丛高山小叶杜鹃的下面发现了一根。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找到虫草，挖的时候自然免不了拍照作纪念。
翻山越岭走得太远了，太阳尽管离山头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是开始往回走。路上，三弟把一根覃草交给我，说这个反正卖不掉，你吃了吧，尝尝是什么滋味。
我在一处泉水里把虫草洗干净。虽说是覃草，可是虫体完整，身上的纹路和触手清晰可见，两个红色的眼睛更是瘆人，完全就是个剥了皮的黄色的毛毛虫。我不敢咀嚼，就把虫草连同苗子掐成米粒大一颗颗的，混着泉水像吃药一样吞下去。虫草的味道跟菌子差不多，带着一股腐败的清香。
他俩看到我吞食虫草的样子，笑着开我玩笑，我却觉得虫草在肚子里复活蠕动，赶紧岔开思绪，努力压制住胃子深处翻滚起来的干呕。
回到县城，已是黄昏，我们找了家火锅店饕餮一顿。可是，这一整天我们一共才找到十几根虫草（我的那根只是凑数），还不够为这顿火锅买单。
2．虫市
早上，当我赶到古城十字路口的时候，虫草市场上已经人头攒动了。
跟往年一样，从十字路口两边往北街的方向，满是买卖虫草的小摊，桌子板凳遮阳伞，一个挨着一个，中间还有打包虫草的真空机，街道顿显狭窄。高低长短的桌子上，刷好的虫草一层层垒起来，就像微缩版的柴垛。虫老板们坐在桌子后面，刷草的刷草，包装的包装，议价的议价，一派繁忙的景象。因为是周末，有的摊位上还有穿着校服的学生，也跟着父母在忙碌。
虫草的包装方式比以前花哨多了，有的用小塑料袋，五根或者十根一包，真空塑封；有的用塑料管，一管一根。袋管都是透明的，虫草的大小品质一目了然，而且上面还印着图案文字，看起来也美观。
市场上很少看到从虫山来的小贩，问了才知道，原来他们都是赶早市。早市从凌晨五六点开始，那时价格相对要好。现在看到的几个小贩，要么是有事耽搁来晚了，要么是对买主给的价格不满意，于是就在市场里晃荡，看能不能直接卖给游客。
虫老板间谈价，还是延续着古老的方式，即在袖筒里或者筛子底下捏手指。有的从头到尾一言不发，“捏”好价钱，微信转账立即交易，谈不拢就撤手。有的双方都在不停地摇头，一个说太高了，一个说太低了，一议再议，想必手指在袖筒里快挽成花了。
受疫情影响，街上游客少，生意显得比往年清谈。市场上好几个人在直播，他们隔着手机屏幕给远方的买主看虫草，议价格，问地址。这新兴的销售方式虽然不失为一个好方法，但是要懂得网络营销，还要有特殊的人脉，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直播售货。
转悠中遇到个熟人，闲聊几句，他说今年虫草生意很不好做，不光游客少，很多导游因为旅游业停顿，转而做虫草生意。饼子小了，分的人多了，利润都快被压没了。唉！为了挣几个钱，都不容易。他叹气说。
就在拍照中，我认识了雷永寿和益西智么夫妻俩，当知道我在拍关于虫草的图片资料后，说他们下午四点左右要到尕力台营地去收虫草，如果愿意，可以带我去那里拍东西——昨天从虫山回来后，我忽然萌生了再拍点虫市的想法——我自己不会开车，正是求之不得。
出发的时候飘着小雨。我刚上车，雷永寿简单寒暄两句，就说他太困了，先睡一会儿，然后用外套蒙着脑袋在副驾上呼呼大睡。
车前的挡风玻璃下放着个小筛子，里面铺着数十根没刷的“泥巴草”，雨刮器的影子在筛子里左右晃动。我想起那些收虫草的人被误会而挨打的事——虽然被误会的基本都是骑摩托车的人——知道这筛子就像店铺的招牌，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和来意。
淅淅沥沥的雨声中，益西智么解释刚才迟到的原因，说给山上的几个哥哥买烟买酒耽误了。
“你哥哥他们在那里找虫草吗？”
“不是我哥，是那些挖虫草的，我也不认识，年龄比我大就叫哥哥了。”益西智么稳稳地开着车，笑着说。
“哦。”我恍然，“你们经常帮着带东西吗？”
“是呀。他们上山时间长了，有些东西用完了，到县城购买又不方便。我们反正每天都要去那里收虫草，只要他们说一声就帮着带了。”
“今天都买了些什么？”
“今天东西不多，就一条烟，三瓶酒，一双鞋子。”
“你们带过的东西多吧？”
“多哦，什么都有，除了烟和酒最多外，还有米、面、粉条、蔬菜、水果、馍馍、洗发水、针线、感冒药、拉肚子的药，反正杂七杂八什么都带过。”
“你们心肠真好。”
“哈哈，心肠好是一回事儿，我们也需要跟他们搞好关系，何况有的还是认识多年的熟人。”益西智么笑着，也不避讳心里所想。
走到川主寺，雨突然变大，粗大的雨点打在车窗上“噼里啪啦”乱响，完全淹没了我们的说话声。雨声没有影响雷永寿，他依然蒙头酣睡。转眼间，急雨凝成冰雹，霎时银弹飞泻，满地跳跃。车犹如在枪林弹雨中穿行，铿锵轰鸣着，终于将雷永寿惊醒。他伸了个懒腰，盯着车窗上跳动的冰雹，一言不发。
世界被粗粝的白色所包裹。走了一段，冰雹逐渐消失，跟着雨也慢慢变小，然后就看到了一片晴朗的天地。路面干燥，毫无落雨的痕迹。我想起老人们说的，冰雹并不都是平铺直走，有时蛙跳，有时蛇行，有它自己的意志。我想这场冰雹不是蛙跳就是蛇行了。
我问雷永寿这几年生意如何？他说受疫情影响，生意确实不好做，一是没有游客，二是很多导游也来抢占市场，三是物流受到限制，很多地方的货发不过去。生意人各不相同，有的财力有限，囤积的货多了转不开，压力大又没辙，希望疫情赶紧好转，大家就可以缓口气了。
因为最近几天游客好像多了起来，我问他在摊点卖的多，还是在网上卖的多。他说街上看着好像有几个游客，但他们很少买，主要还是靠网上的老朋友。他有自己固定的客源，只要物流畅通，就不担心积压。但是，那些才入行，没有多少客源的就不敢随便冒险了。
雷永寿网上的顾客分布很广，北京、上海、浙江、广州、海南、东北等全国各地都有。他们认识的途径也不一样，有的来旅游，在他那里买虫草、买贝母，相互留下电话，后来加微信，然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有的是这些朋友介绍的，算是朋友的朋友。还有的是看到他们发抖音、发快手，主动联系过来的。他说很多人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但他们常在网络上聊，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那些买虫草，有的是自己吃，有的拿来做生意。自己吃的要的少，做生意的老板们要的多。
“现在生意这么难做，虫草的利润怎么样？”我刚问完，心里马上后悔，想自己一个搭顺风车的，竟犯忌讳打听别人的商业机密。
但是，雷永寿根本没有多心。他说虽然现在生意不太好做，但他平均每天还是能流转六七千根虫草。昨天有人在网上一次性买了2700根，明天的订单也有几千根预定了。然而，表面上看一天有七、八万或者十来万的资金流动，可利润跟纸一样薄，平均下来一根虫草才赚几毛钱。他们寄虫草的时候，有的要刷干净，有的寄“泥巴草”。一般老顾客只要说一声他们就知道发什么样的货，但有的人才开始接触，双方还不了解，如果对方要求刷，他们就开着视频让他们看着，要多少刷多少，要多大的就刷多大的。
“你每天邮寄那么多虫草，都是这样到营地收来的吗？”
“没有没有，只靠自己上山去收，还不得饿死呀。”他打了个长长的哈欠说，“主要还是靠送草人。昨晚有个人半夜三点打电话送草，逼着早起，晚上又刷草刷到十二点过才睡，今天困得不行了。”
“你经常这样熬夜吗？”我心想，他们原来把上山收虫草的小贩叫做“送草人”。
“差不多吧，就是多睡一两个小时和少睡一两个小时的差别。”雷永寿说他夫妻俩有两个儿子，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上面还有老人要赡养，养家糊口的担子不轻松。
“送草人都是哪里的？”我也用上了刚刚学到的新名词。
“到处都有，县城周围村寨里的、毛儿盖来的、黄龙那边的、若尔盖县的、红原县的，甚至还有从青海来的。”
正聊着，他的手机忽然响了，听对话是个送草人打来的。他问了虫草的大小和数量，最后再三叮嘱对方明早四点过后才打电话。“是毛儿盖的。今晚要早点休息才行，快熬不起了。”他挂上电话说。
毛儿盖镇距县城160多公里，路况也不好，不知道送草人是今晚赶到县城住下，还是明早掐着时间凌晨从家里出发，但不管如何，都是长路漫漫，劳碌奔波。
车顺着山谷一路拐弯，上坡，最后钻过几个昏暗的隧道上了尕力台，就正式进入草原地带了。天阴沉沉的，路湿漉漉的，前方雾隐蒙蒙，舒缓起伏的小丘在如丝的细雨中显得阴冷而潮湿。
上尕力台后，左边的岔路通往红原县，右边的国道直达若尔盖县。我们朝右边直行，来到一个叫七道班的地方。七道班再往前两公里左右，就属若尔盖县的管辖了。
潮湿的213国道闪着亮光，弯出一个巨大的弧形，将临时组建的营地分成两爿，一半挨着山脚，一半连着草原。每当车辆疾驰而过，路面总是刮起一阵雨雾。草原上，一弯小溪缓缓流淌。溪水对岸就是红原县的地界了。
营地里的帐篷五花八门，有人字形的小帐篷、四方形的大帐篷、蓝色的救灾帐篷，还有遮阳棚充当的“简易帐篷”。每顶帐篷旁都堆着杂柴。有的帐篷和帐篷间的空隙处还停着面包车、三轮车、小轿车或摩托车，乍一看，营地就像个临时搭建的小镇。
找虫草的人还没有下山。我打着伞，怀揣相机四处转悠，看见路边的一顶帐篷上冒着青烟。这是整个营地唯一冒烟的帐篷。走过去后，见帐篷上写着硕大的“救灾”二字，字虽然用白色的油漆涂抹过，可还是隐隐显现。帐篷的门半掩着，看不清里面的光景。
我正在寻思谁这么早就下山，并开始做饭了，只见旁边的帐篷里钻出个中年妇女，身材微胖，胸前白色围腰上的鸡精广告染着灰褐色的油渍。她瞟了我一眼，站在“救灾”帐篷前，跟从另一边走过来的两个女人打招呼。
“下雨了，天冷飕飕的，快进来坐。”
“有什么吃的？”
“抄手、饺子、面条、粉汤，都有。”原来“救灾帐篷”是一家“小吃店”，怪不得一直冒着烟。它旁边的帐篷自然是老板家的“起居室”了。
“你吃什么？”其中一个女的问她同伴。
“吃什么呢？进去再说吧。”同伴犹豫着。
两人跟着老板娘，弯腰钻进“救灾”帐篷。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无比宽大的深红色皮衣，跟在那两个女人后面，想必他是拿父亲的衣服御寒。他好奇地站在帐篷前看看我的脸，又看看我手里的相机，听到里面在问他吃什么，才很快活地蹦跳着走进帐篷。
在营地里，我还发现了一辆非常奇特的“房车”。那是辆红色的大货车，车厢上严严实实绷着两层篷布，一截烟筒从车尾的篷布里伸出来，里面自然是卧具和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具了。因为没人，车厢门锁着。车尾搭着个木板钉成的简易木梯，上车就像上阁楼似的。
毋庸置疑，这辆“房车”肯定比帐篷保暖，也不怕狂风暴雨的肆虐，如果虫草季结束，拔营时它也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但是，一辆看上去还是崭新的货车，怎么会杵在帐篷间成“房车”了呢？它不是应该在公路上驰骋吗？
回去的路上我询问雷永寿。他说那人为了买车欠了债，疫情期间又没什么生意，前段时间跑了四五天才勉强挣了三四百，连自己的生活费都跑不出来，更不要说养家糊口了。所以，他把车开到虫山，每天起早贪黑找虫草，挣得一点算一点。
想不到这辆奇特的“房车”背后，竟有这样令人唏嘘的故事。人世沧桑，生活总是千转百回，诸多坎坷，但是除了微笑面对，振奋前行，也实无他法。
天色阴暗，斜雨中寒气愈胜，好像重新进入了冬季。找虫草的人陆续返回，有走路的，有骑摩托车的，还有人开着小车。营地两边的公路上不知什么时候停满了车辆，大多数的车窗前摆着个小筛子，筛子里铺着“泥草”。
我找到雷永寿的车想避一会儿雨，却见驾驶室的车窗前围着几个人，说话声音很大，像是在吵架。我满心疑惑地钻进车里，见他们夫妻俩都在，说话的语气也很冲，听了一会儿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车窗前最激动的那个人说，他昨天给雷永寿卖虫草，账算错了，回去后发现少给了190元，今天无论如何也要讨回来。那人看上去五十多岁，身材有些矮小，斜趴在车窗上，因为藏袍宽大显得很瘦削。那人汉语说不好，旁边一个穿着橘红色羽绒服的大汉帮着两边翻译。
他们最初说得很僵，一边说昨天根本没收过他的虫草，一边咬定就是卖给他了。益西智么说，他们算账从来都是用计算器，计算器有语音，而且算好的数字要给卖草的人看，等确认无误后才付钱，从来没有人说过算错了的。
这听上去就是一笔“糊涂账”。说到激烈处，双方互放狠话，甚至还扯到打110报警。掰扯了好一阵，最后在大汉的劝说下，那人口气开始变软，说他找几根虫草不容易，190元钱对他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希望雷永寿能补给他。最终雷永寿无奈妥协，说就算昨天买了他的虫草，这事大家都有错，就一人担一半，给了那人100元。
等那人走后，雷永寿叹了口气，说他昨天确实没有买过那人的虫草，只是见他年纪大了，找虫草又辛苦，这会儿还下着雨，觉得他可怜，只好这样把事情了了。
这时，刚才充当翻译的大汉占据了车窗。他看上去四十岁左右，身体壮硕，黑脸膛，左耳上戴着银耳环，一头卷发。他从衣兜里掏出个玻璃罐头瓶，拧开盖子，把十多根大草倒进雷永寿膝盖上的筛子里。筛子上铺着一层塑料布，专用来看虫草。
两人一番讨价还价，最终没有说成。那大汉把虫草装进玻璃瓶，另找买主去了。他刚走，车窗前马上有人顶上。车旁围观的人继续等候。时间流逝，车窗前不断换人，但不管来自哪个县，或者属于哪个民族，生意的流程都一样，无非就是看草、报价、砍价、议价，说成了算账给钱，说不成收草走人。
整个营地都飘起了炊烟。我见雨小了，又出去晃荡。
走到公路对面，看见有个身材高瘦的大叔抡着一把小斧头在帐篷前劈柴，征得同意，拍了几张他劈柴的照片。这时，有个戴粉色棒球帽的中年妇女出来拿柴禾，很热情地招呼我进帐篷烤火。
钻进帐篷，眼前的一切让人顿感亲切，以前暑期上山挖贝母时，帐篷里的摆设跟这差不多。中间一个火炉，两边打着地铺。垫子下铺一层厚厚的红柳或者小叶杜鹃的枝条，防湿又柔软。帐篷的尽头处堆放着米面油盐菜蔬和洗换衣物等等杂物，进门两边是柴禾和鞋子、锄头等东西。
帐篷里还有两个人。炉子左边坐着个小伙子，头戴黑色的New Era棒球帽，一条印满英国国旗的花黑色围脖遮住口鼻，只给眼睛留了一条缝，好像怕谁看见他的脸似的。一个绾着发髻、穿着红绿色无袖袄子的中年妇女蹲在炉子后面，在一个小菜板上切土豆。炉子里烧着火。锃亮的铝锅雾气蒸腾，暖烘烘的帐篷里充满了煮米的香味。
在聊天中，我知道了他们是两家人，从镇坪乡来，都是羌族。他们来这里已经快一个月了，估计还要待二十多天或者一个月。他们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下午天快黑的时候才返回。因为今天下雨，所以回来得早。
这里地处三县交界，他们说刚来的时候在松潘县境内找，后来随着这边的虫草越来越少，只好去邻县的地界碰运气。红原那边需要过河翻山，只能走路。如果到若尔盖的地界，就骑摩托车或者开车顺公路走一截，然后把车放在路边上山。
“到他们那里要不要给山价？”我问小伙子。
“当然要给了。”他眯缝着眼睛说。 “每人每天20元。现在草山都分到了各家各户，到谁的草山上找就把钱给谁。我们早上出门，第一件事情就是交钱。”
“要是找不到虫草，不就亏了吗？”
“没有办法嘛。我今天才找到两根小草，连山价都挣不回来。”小伙子叹了口气。聊了一阵，他像是放下戒备似的把围脖拉了下来，看上去二十出头，模样挺俊朗。
“他以前一直在外面，今年才回来找虫草。”那个招呼我进帐篷的女人插话说。她在缝补一件花色的围腰，估计是忘了带剪刀，该铰线的时候就拿菜刀割，那大材小用的一幕看起来有些搞笑。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好奇地问。
小伙子像是害羞了，低下脑袋，闭口不言。
“他……”缝围腰的女人穿针走线，刚要回答，小伙子飞快地用羌语说了句什么，那女的就笑着没说了。
我见小伙子有所顾忌，也不好再问，心里却在想：他以前是跑导游的？或者在某个工厂打工？要么在酒店或者酒吧一类的服务行业上班？他也许是因为疫情没了工作，只能回来找虫草，就觉得这是一件羞于启齿的事情。本来凭自己的力气挣钱，堂堂正正，但大家萍水相逢，我也不好多言。
那个穿花袄子的女人时不时揭开锅盖，拿勺子搅一下锅里的米，防止粘锅。她除了偶尔跟缝围腰的女人用羌语简短说点什么，自始至终都没有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
“有没有偷偷跑到别人的山上不交钱的？”
“也许有吧？但是没有必要嘛，如果被抓住了不光罚款，虫草也会被他们抢走。自己做错了，也没有地方去说理。”没有谈及他的“隐私”，小伙子放轻松了。
这时，大叔劈完了柴，几趟抱进来堆在帐篷门口。米饭好像也煮得差不多了，两个女的忙着滤水。我见帐篷外有些昏暗，便起身告辞。他们热情地挽留我一起吃晚饭，我婉言谢绝。
停在公路两边的车已所剩无几。我走到雷永寿的车旁，见益西智么和几个牧民蹲在帐篷之间的空地上看虫草，一番讨价还价后成交了。
我们即刻启程。我问他俩今天收获如何，益西智么说今天最多只能保个油钱。雷永寿说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估计那些草被人中途“截胡”了。我暗自猜想，“截胡”的人是否就是那些骑摩托车收虫草的人呢？
走到半路，有人给益西智么打电话，说明天来的时候帮着带一双胶鞋，要40码的。益西智么耐心地询问要什么颜色？大概多少价格的？有没有牌子要求等等。等她挂了电话，雷永寿有些疲倦地说，吃过晚饭，还要赶紧把明天要寄的虫草给刷出来。
几千根虫草，也够他们忙活的了。当然，忙活的还有快递公司的小哥们，他们从早到晚寄寄寄，寄的最多的就是虫草。
就这样，一根虫草，从被人挖出来的那刻起，在短短的三五日间，历经形形色色人之手，自风雨萧瑟的荒野流向车水马龙的都市，最后在某栋高楼里被人闲适地泡成一杯茶，或者煮成一碗粥，在咀嚼吞咽中终此一生。而跟虫草相关的这些人的生活呢？好像经历着某种变化，但好像又什么都没有改变。
原刊于《民族文学》（汉文版）2023年第9期
泽让闼，藏族，四川省阿坝州松潘县人。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会员。出版有中短篇小说集《冰冷的月》、散文集《人焉廋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