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期间，天天跟姐妹们在家谈天说地。有一天，我突然问：“格桑央金在哪里啊？”大姐说：“在阿佳嘎多家。怎么了？”我突然觉得好奇怪，就接着问：“她不是被说给了一个牧人大叔吗？怎么不跟自己的老公过？”她们都有些无奈，说是早就离了，估计他们也没领结婚证，只是同居了而已，两个不太正常的人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格桑央金只能由她的大姐收养着。
我心中猛地对格桑央金泛起了同情和想念的涟漪。她现在肯定老了吧？可是我却想象不到她老了的模样。在记忆里她是个中等个子微胖的女孩，那又大又圆的白皙的脸把五官都缩小了一半：细小的翻白的眼睛，被打扁鼻梁只剩鼻孔的朝天鼻，随意出来的不成规矩的嘴巴。光从这几个不团结的五官就已经足以能看出格桑央金是个丑陋的女孩。而更无奈的是那走路时仿佛在踩空般的沉重的脚步、说话时从鼻孔发声一般的口齿不清使她被公认为傻瓜：都说格桑央金是个十足的脑子不好使的傻妞。
其实，她是我的亲人，是我母亲表哥的女儿。他们家和我们又是邻居，所以，格桑央金常常来我们家帮忙干家务。她干家务时远远地就能听到“嘀恰……嘀恰”的走路声，这种独特的厚重的脚步声最能说明格桑央金的傻气。可是，她干活很卖力也很认真，我母亲请她喂牲口也好，赶牛羊入圈也好，甚至去河边打水也好都干的踏踏实实、利利索索，仿佛这些都是她今生的使命一般。为此她总是获得我母亲的夸赞。
我最喜欢跟格桑央金玩。说玩，她也只会踢毽子，而且踢的时候会有一种震撼天地的动静。所以，踢到一半，我总是说：“哎呀，格桑央金，咱不踢了……”她就用那翻白的眼睛尴尬地看看我，然后用手收收耳边飞起的头发，张大着鼻孔，和蔼地问我：“你累了吗？要不咱吃炒青稞？”
炒青稞是格桑央金最爱吃的，每每给我们家去打水的时候，我母亲都会给格桑央金塞一大袋子的炒青稞。格桑央金会羞涩地接过袋子，会心一笑，就赶紧把袋子装到氆氇藏袍的破旧怀兜里。
当时我们家坐落在一个坡上，坡度不高，但是，每年寒冬门口的小溪就结冰了，那点带灰尘的一条细水根本就没有办法用来做饮用水。于是，母亲请格桑央金来帮忙去坡下的河边打水。格桑央金背着那歪斜着脖子的水桶，翻白的眼睛里带着微笑，“嘀恰，嘀恰”地跨过我们家的门槛。这个时候我经常说：“格桑央金，我跟一起去。”她显得格外高兴，从鼻孔问我：“你妈妈不说你吗？”当我摇头的时候，她那白皙的又圆又大的脸上飘过一丝欢乐。经过细长的羊肠小道下坡的时候，她经常指着下面的农田，一一告诉我这是谁家的农田、土质怎么样、今年春天估计会种什么谷物等。我故意指着我们家的农田问：“这是谁家的？去年的收成怎么样？”她就从翻白的双眼里折射出被玩弄的欣喜，然后，唧唧哼哼地说：“明知道是你们家的！”格桑央吉对坡下面的田地了如指掌，似乎也很关注每家每户每年的收成。而且她还跟我说春季播种后，种子会开始发芽，但是万一某天早上天空碧空如洗了，就必须要去在田地边点起烟雾，不然刚发芽的芽苗被杀死，这叫“塞”。这让我感到十分惊奇，至今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有一天，忍不住问母亲：“格桑央吉很熟悉坡下面的田地，她连每家的大概收成都知道，还知道‘塞’。阿妈，‘塞’是什么东西？她不是傻瓜嘛，怎么这些都知道啊？”母亲只是微笑着摇摇头。
和格桑央金在这样的谈话中我们很快到了平地上的河边。河流上结着白花花的闪亮的冰，但是打水的那块地方却是不堪的泥泞，感觉稍不留神就会滑倒河水里。格桑央金把水桶从背上拿下来，放到泥泞边，小心把双脚靠到河边，慢慢蹲下来，舀起水瓢往水桶里一瓢一瓢罐。等罐好了，一手拿着水瓢，一手勒着水桶的背带，弯着腰，把水桶背带往脖子上一套，直起身，用腰力和脖子的力气把水桶抬到抬子上，迅速转身，把背带绕到肩膀上，把水桶的底部顶到腰间，一起步就把水桶背到背上了。
我们一路走，一路说话。格桑央金还从破旧的藏袍怀兜里掏起炒青稞吃，她吃的非常小心，总是掏来那么一点，不会有一颗掉下来。在上坡的时候，她总跟我讲一些故事，比如《阿酷顿巴的故事》，还有《尸体欧珠多吉的故事》，她还会讲八大藏戏。我听得非常入神，经常跟着格桑央金口齿模糊的声音做出很多想象和联想，以至于后来上学后读到的很多故事都能跟格桑央金讲的联系起来，并且做出对比。这多多少少激发了我对阅读的兴趣，并且启迪我去动笔写写身边的那些小小的事情。
我们就这样，在夕阳的余晖中一遍又一遍地在坡地的小道上来回。当储存水的大水罐满的时候，格桑央金有些气喘吁吁，她的朝天的鼻翼在那里像只奄奄一息的虫子般一闭一合地扇动着，鼻孔好像被扯大了一倍，占据了整个面孔。我母亲心疼地给她喝茶又吃晚饭。她总是挥动着她那弯曲的似乎羞于从腋下伸长的手说：“不要了，不要了，姑姑，我吃饱了。”
格桑央金一整年在自家干各种杂活：夏天清晨去放牛，等太阳下山了就赶回家，开始挤奶；白天跟着大人们去田地里除草松土；晚上背着喂猪草回家，开始喂猪、挤奶、做饭……从我们家经常能看到格桑央金忙碌的影子，却不见她丝毫的哀叹声和抱怨声。那破旧的藏袍在一年四季的轮回里从黑色劳累成了不均匀的棕色。
每逢过年时格桑央金会穿上崭新的藏袍，只是能看见线条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呈黑色有些地方呈棕色。她也会把那戴了一年的黄色中山帽换成崭新的蓝色的帽子，把厚厚的发辫盘起来收在帽子里，让帽子在头上变得饱满又精神。我们几个孩子调侃问：“格桑央金，你要结婚了？”她就立马扭捏着身体，装着生气，脸上忍不住泛起红晕说：“说什么呢？你们真坏！”然后迈着那地震般的步伐，匆匆赶回家去了。
我第一次离开家去上内地西藏班的时候，格桑央金就在她们家门口站着，她没有了往日的似笑非笑的表情，背着水桶，远远地望着，半晌，唧唧哼哼地喊着；“好好学习啊……”我突然有些难过，不断地点点头。
后来，我们家也搬到别处，就没有见过格桑央金。
再后来有一次听说她被家人说给了一个老牧人，去牧区（我们老家是半农半牧）生活去了。她嫁的那个牧人是个有点傻气、大年纪、好吃懒做的人。他的好吃懒做让自己过上了舒适的日子——天天在村子里闲逛，把牧区的家全权推给了格桑央金一个人。致使常常从山上（牧区）的帐篷里丢失东西，一个人照顾牲口不周而无辜死去很多，而且每年春天再次回山上的时候发现丢失了好几只牦牛，格桑央金吃力拔开着刺痛的树枝去寻觅，脚下的鞋子都破烂了，但是，最终换来的结果要么是牦牛掉悬崖死了，远远只能望见腐朽的尸体，要么根本就找不见任何踪迹，仿佛从山上蒸发了一般。格桑央吉悲愤的哭嚎声震颤着浓密的树林，也敲打着亲人的良心。我能想象格桑央金一个人在原始森林里迷失的无助，也能感觉到她因为突然撞见棕熊而心惊胆颤的胆怯，更能体会到她寻找一天的牦牛后回到帐篷时袭来的寒冷和孤苦。丈夫长期喜欢待在农区，不是打牌就是喝酒瞎混。村民劝他赶紧回牧区山上去帮自己老婆的忙，他却总是自得地回答：“担心什么，山上有格桑央金就够了。”格桑央金孤身一人像其他牧人一样在寒冷的冬季里冒着片片雪花去检查自家的牦牛，大雪一次次熄灭了她的未来，也一遍遍数落着她的悲哀。丈夫根本就不理会冬季的牦牛也需要主人来照看和料理，生活的担子沉重地落在一个脑袋不好的傻里傻气的妻子的柔弱肩上。长此以往，日子越过越穷，最后被迫把剩下的牦牛交给了公家，下山当农民去了。
当时听到这消息，我莫名有一些难过——原来格桑央金终究会嫁人，而且过的不尽人意。小时候一起去打水的那些有趣又无聊的日子，突然变得美丽起来。因为，只有跟她在一起，才觉得安心和快乐。她从不取笑任何人，也从不说邻里之间的坏话，以她自己的方式简单、认真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她带点傻气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是善良的，每件事都值得认真去做的。
现在离那时候隔了好多年了，我都成了快四十的人了，何况格桑央金——也许满头白发了吧。
但愿余生，命运能眷顾那个善良的傻妞。
其米卓嘎，女，藏族，200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任拉萨阿里河北中学教师。作品散见《西藏文学》《西藏日报》《湖南文学》《大风》《古魏文学》《花城》《中国铁路文学》《格桑花开》等刊物和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