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变迁，童年的事物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只留下对那段时光、对那些事物的记忆在脑海深处，时不时引起淡淡的忧思。

        说实话，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电视机承载了很大的分量。我四五岁时，我们村里才出现了第一台电视机，那是邻村的卷发叔从外地买来带到我们村用于赚钱的神奇物件。小小的长方体的电视机牵引着全村人的心灵，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村里所有人的思绪都被它牵动着。这台电视机也让卷发叔赚了一大笔，卷发叔的装束从胶底鞋换成了运动鞋，破旧布衣换成了潮流西装，脸上始终洋溢着富裕的神情。他的发迹之路让村里的年轻人心里痒痒的，各个蠢蠢欲动，可囊中的羞涩最终限制了他们的冲动，发家致富的谋略只得仅限于想象。当时，卷发叔的“放映厅”设在公路旁阿叔丁真家。院子里的蜘蛛网和地上密密麻麻的电线相得益彰，蜘蛛网网住了虫蝇，电线网住了村民的心。“放映厅”成为当时村里最时尚的社交场所，也是每个人融入集体的最有效途径，每到傍晚“放映厅”就像一块具有超能力的磁石，吸引着劳累一天的村民和嬉戏至酣的孩童的心。特别是那些“时髦”的年轻人，看见日落西山，心思早就不在手中的活路上，匆匆扒拉几口饭就急着换上自己最时尚最干净的衣服，梳上各具特色的潮流发型快步赶向“放映厅”。

        小孩是爱热闹的，对一切事物充满好奇，有大人的地方必有他们的身影。我也不例外，母亲每次去看电视时我都屁颠屁颠地跟在身后。夕阳下，在弯曲的乡村小路上我尾随着母亲，淡黄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时光留下我俩一大一小的脚印。

        看电视是要付费的，大人1元，小孩5毛，为了挣够票费，所有小孩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让我们这帮小孩小小年纪就懂得生活的不易，深深地知道了满足欲望要付出代价的道理。白天我们毫无条件地服从家人的命令，喂牛、喂猪、捡猪草等力所能及的事情一概来者不拒，全为了夜晚可以趾高气扬地走进“放映厅”。我亦如此，辛勤地劳动换来一到傍晚就换上爷爷亲手缝制的氆氇“疯装”，绑个大红花在辫子上，兴高采烈地走进“放映厅”，神气地坐在用木料垒起的“座位”上地殊荣。对我而言，影响最深也是最尴尬的事儿随之而来，每次大伙儿看得津津有味时，那厮杀血腥场面惹得我嚎啕大哭，打扰大家的兴致，为此母亲每每招惹不少人的白眼。母亲每次都会严厉地告诫我不准哭，我却大声反驳道：“他们打架了！有人都流血了……”母亲蛮有耐心地告诉我那些都是骗人的，可我一根筋地只知道有人流血了、有人倒下了。无奈母亲一次次把我带出或者抱出“放映厅”，试图给我灌输她自己也仅仅略知一二的电影、电视常识，无奈我心底的那点儿怜悯却听不下所有解释，幼年的我完全接受不了这么多的人流血倒地，依旧嚎啕大哭。或许是妈妈接受不了别人的白眼和少数人的滥骂，或许是妈妈被我的固执逗急了，或许妈妈被我隔三差五耽搁她观看精彩剧目的恶作剧惹怒了，妈妈对我采用最奏效最直接的方式，拉下裤子打几下屁股，于是我捂着火辣辣的屁股止住了哭声，用双手揩去泪水随着母亲再次走进“放映厅”，有趣的是经过屁股的磨练我再不敢哭闹，看到厮杀的场面直接用“疯装”或手指蒙住双眼，偶尔从指缝间偷窥几眼，有时靠着妈妈直接睡着。

        其实，同年时候比起电视更吸引我的是夏季看完电视回家时的萤火虫。路边的萤火虫躲在石缝里发出闪闪的光，有绿的、蓝的、黄的，偶尔有光飞到我们身旁诱惑我们的情愫。我和母亲试图捉上几只想把它们装进透明的塑料瓶，慢慢欣赏它们神奇的光彩，虽然从未捉到过这些带着五彩光芒的飞虫，但我和母亲却在返家的途中常常乐此不疲。静寂的星空下，通路的邻居都急着回了家，我和母亲却在星月下忘情地捕捉萤火虫。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但能看到母亲脸上久违的童趣与少女的浪漫情愫。寂静的夜空下，整个世界都属于我们两个女孩，萤火虫和星星慷慨地为我们点燃心灯。

        后来，我六岁时，开货车的舅舅给家买了一台彩电，我家成了村里拥有第一台私人电视机的人家，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总喜欢在小伙伴前嘚瑟，小孩那难以言状地虚荣心与欲望得到了满足。记得那时，每到傍晚村里人便相拥来到我家看电视，大家都拿着草垫并排坐在客厅的地板上，母亲偶尔为看客们打上酥油茶，我们也能收到他们带来的礼物。看客们散场离去后，村里的狗吠声犹如投下一块石子的湖泊泛起地一圈圈波纹样一阵一阵地此伏彼起，归家的看客划破乡村夜的寂静。

        没多久，村里家家户户陆续购买了彩电，各家各户都围坐在家中各自观看电视。有趣的是，当时除了用VCD播放碟片外，每晚全村观看的节目都是统一的，那就是村支书通过县上安置在各村的卫星接收器统一接收播放，一台接收器只能同时接收一套电视信号，再由这台机子统一播放至连接有闭路线的每一台电视机。同一村的不同电视机播放同一套节目，大家都在观看同样的节目、关心同样的内容，第二天遇到一起谈论同样的剧情。那时，村支书家成了全村最羡慕的对象，因为他们掌握了电视节目的调放权和全村的话题，在“特权”的背后他们家也相应接受着村民的的责备与抱怨。

        再后来，虽然电视节目愈加丰富多彩但电视机却慢慢淡出了我的世界，生活里只剩下读不完的课本和写不完的作业，只是周末偶尔看看球赛和综艺节目，我和同学之间的话题也千奇百怪，远远超出电视里获取的范畴。

        现在，电视机成为家里的一个摆设，几乎每家的电视机机身都蒙着厚厚的灰尘，孤寂地端立在电视柜上无人问津。我们在手机上接受着各种信息，各种价值观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大家不再像过去一样谈论同一话题，甚至不愿与人交流，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活成一座座孤岛，更多时候我们热衷于在网络上发表自己的想法，人与人之间的温情被网络的冰冷替代。娱乐至死的时代，人人都成了低头族，一部手机代替了电视机及所有，带走了表达的欲望，一群人相聚一起，却各自低头玩手机，忘记抬头看看身边的人，看看璀璨的星辰和宽广的大海，更别说倾听远古的呼唤，人人都好像得了失语症，宁愿在网络世界里抒发情怀，也不愿同亲朋好友间拉拉家常、交流畅聊，手机在人与人之间筑起无形的隔离墙，手机一方面拉近了空间的距离却再更多时候拉长了心理的距离。

        藏格，女，藏族，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现就职于得荣县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