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乡叶贝，一个姑娘出嫁，婆家除了看她的贤良淑德和吃苦耐劳，还得看这个姑娘有没有好“眼色”和一双巧手。所谓眼色，是指织云绣花、搭配色彩、裁衣缝制的技艺，因为在上世纪在六七十年代以前，一家人的衣服都要女主人手工缝制，并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停地缝缝补补。
叶贝是村子的藏语名字，学名新坪，隶属宕昌县唯一的藏族乡新城子管辖。叶贝是宕昌县藏族村里人数最多、区域最大，发展速度最快的村子，坐落于青山掩映、绿水欢唱的的大河坝沟（如今的鹅嫚沟）。巍峨神奇的雷古山似一道屏风，将仙气与灵秀都聚集在叶贝，山顶有终年不化的白雪，幽深的峡谷里山溪婉转，瀑布飞奔。村子里榻板房错落有致，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有成山的柴堆。这里河水清澈透凉，顺着遍布石头的河床夜以继日不停流走。
生活在叶贝的藏族群众至今保留着自己独特的语言、服饰和宗教信仰，他们崇拜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凤凰山神，对宗教的信仰和图腾渗透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叶贝藏族姑娘个个有黝黑的长辫子，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和绣花鞋，不施脂粉，自带风姿。她们的服装款式及颜色既有藏族元素，又有羌族遗痕，这与宕昌的历史演变有不可脱离的渊源。许多学者认为生活在宕昌三条山沟里的藏族同胞，甚至所有宕昌子民都是古羌人后裔。当地藏族群众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对自己的藏族身份深信不疑，对自己的民族和先祖虔心不改。
宕昌在西晋时期由羌族首领梁勤建立地方政权，国取族名，国都宕昌。宕昌这一名称广为世人所知也是作为族名——宕昌羌。唐显庆四年，吐蕃占领宕昌国，宕昌羌人淡出历史舞台，有隐姓埋名留守当地的，也有远走他乡，流散融入到周边部落的。历史上所有族群都处在动态变化之中，没有任何一个族群可以完全保持纯正的血缘和文化，一直延续数百年，宕昌羌也不例外。而历史演变过程往往也是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互相渗透的过程，漫漫历史长河中，宕昌特有的羌族遗风和后来兴盛的藏族文化碰撞、融合，逐渐形成既有独特性又有多样性的宕昌藏族。他们从语言、服饰、信仰等方面虽然与许多藏区略显不同，但却不乏相同处和关联点。而语言、服装、建筑和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往往也是人们借以辨别族属的重要符号。
以叶贝为代表的宕昌藏族服装色彩鲜艳、装饰精美，款式独特、别具风格。没有长袍短褂、金银配饰，上衣的领子、袖子及大致款式与舟曲、迭部等地藏服极其相似，裤装相对简单，没有过多装饰。他们之所以选择裤装而非裙装，这跟当时居住的地域特征及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扎根于宕昌境内深山幽谷中的藏族同胞要不断上山打猎、开荒、农耕，也要抵御外来侵略，不论劳作还是战斗，裤装都会显得更为方便。直到近几年，人们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不再上山耕种，也不用伐木狩猎，渐渐，宕昌藏族妇女的服饰除了简洁方便的裤装，也出现了修长优雅的裙装。
因为生活中必须要穿自己的本民族服装，叶贝姑娘们从小就得学习和掌握做衣服的技艺，这也使民族服装制作得以传承，而我的阿娘、阿婆、外婆都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巧手。
从我记事来，我和弟弟妹妹的衣服大都是阿娘亲手做的，阿娘的好手艺跟外婆的遗传是分不开的。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阿娘有一个独特的名字：杨彩芝莲，家中排行老三，有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两个弟弟。阿娘聪慧伶俐、活泼好学，外公外婆看出了她的资质便供她上学。在那个贫瘠的年代，村学的学生队伍里极少有女生的身影。她异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平日里阿娘一边在学校读书一边回家力所能及干点家务。后来大姨二姨相继出嫁，又赶上村里分田分牛记工分，上小学四年级的阿娘眼看着所有的生活和担子落在外公外婆身上，痛心做出决定，不上学了，她要照顾弟弟妹妹，要放牛放羊，要分担家务。外公外婆再三相劝，老师也来家里家访做思想工作，阿娘心意已定，果断辍学，一头扎进苦乐各半的生活中。
阿娘的手艺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打下了基础，闲暇时跟着外婆学习刺绣、裁剪、缝制，十来岁时就能纳鞋底绣鞋垫，给家人缝缝补补。她的针脚平整干净，色彩搭配别出心裁，这让阿娘在同龄人中有了小小的成就感，也为她辍学后枯燥的日子带来了乐趣和希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叶贝，乡亲们过着靠山吃山的生活，要不停在山里开荒耕种、伐木取材。家里的孩子便承担起放牛放羊的任务，他们把牛赶到山上，牛会顺着山势和草量自由行走。有时候牛会自己顺着山路回家，在家里待一两天后继续被赶到山上放养，等来年春暖，人们上山找回自家的牛，开始一年的春耕。
叶贝儿女在地里播撒小麦、大豆、荞麦、燕麦等，祈求山神庇佑寨子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如果赶上旱灾、暴洪、冰雹等自然灾害，收成所剩无几，乡亲们便要在农闲时节干点别的贴补家用。大山里有采不完的野生猪苓、半夏、细辛，有割不完的竹子伐不尽的木头。阿娘辍学后要下地干活、上山放牛，也要进山劳作，用阿娘的话说，林子就是一幅大大的藏宝图，大家三五成群，今天去这里寻明天去那里挖。阿娘和同伴一起去割竹子，一捆竹子能卖到五元钱。她们将竹子捆成大捆，要从山的高处借助山势让竹子滑到山底，然后背着竹子步行十几里路回家。有一天阿娘和同伴走散了，整座山似乎只剩她一人，她嘹亮的呼唤声并没有引来同伴们的回应。她一个人边捆竹子边唱山歌给自己壮胆，不至于一人在偌大的林子里感到害怕。
也就是这一天，阿娘一生的轨迹开始定向。那天，年轻的少年突然出现在空寂的山林，帮阿娘捆好竹子，帮她将竹子拉到山口，竹子一边顺山势向下滑行，少年也在一旁风一般跑着、追着，竹子和少年都到山底，阿娘也到了山底，时常进山的她同样有着轻灵的身手，她也是这山里的一股风啊。
同年，阿娘嫁给了老实又能干的少年，寨子里没有举办婚礼的习俗，多半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少数青年两情相悦后婆家找媒人前去女方家提亲，拿两斤酒两斤茶，条件好的再给女孩扯点做衣服的花布，如女方家长中意，择良辰吉日，直接去女方家接亲。
叶贝与其他村寨及外界通婚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少之又少，基本都是同村通婚，没有车辆，也不骑马骑驴，两家人最远也不过十分钟的路程，阿娘也是这样出嫁的，没有什么仪式，到婆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房。他们住在阁楼下的一间土棚屋，土炕上的被褥都是旧的，但一对新人对未来日子的盘算和计划是新的。阿娘心里有自己的太阳，她识字，还有双巧手，相信结婚后可以让这个一无所有的家日渐丰盈，可以让清汤寡水的日子变得殷实富足。
嫁到婆家，阿娘比同村的其他女孩子更幸运一些，遇到的婆婆有着比别人更精湛的手艺，这似乎就是所谓的好上加好。阿婆对生活细节和缝制技艺极其讲究，有时她会手把手教我阿娘如何裁剪衣服，有时津津乐道讲解如何掌握滚边技巧，阿娘心神领会，一点即通，手艺日渐长进。
屋后护林里的青杠树叶绿了，又掉光了，日子不慌不忙向前移动。阿婆将自己的手艺和一把“张小泉”牌的剪刀一起传给阿娘。这把剪刀在阿婆手里裁剪过麻布、棉布、的确良、绸缎，裁剪过黑白的纯色布料，也裁剪过鲜艳的花布。阿娘接过剪刀时，村里群众的生活水平已比从前稍微好过了一些，姑娘们做衣服的布料不时更新，好些人也能选用价格相对较高的绸缎了。绸缎底色鲜亮，上面绣着各式各样的图纹，有高贵的牡丹、素洁的莲花、清雅的梅花；有百鸟朝凤的欢庆、花团锦簇的绚丽。比起从前色泽单一、花纹简单的布料显得更大气华丽，更能衬托出藏族姑娘豪放泼辣的性格，也彰显着热情直爽的藏族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阿娘的双手有时行云流水穿针引线，有时握锄拿锨耕种劳作，她坚信一个人内心的愿望是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变成现实的。阿娘出嫁后三年时间里我和弟弟相继出生，九十年代初，我还是个黄毛丫头，那时我的家已是村里屈指可数的富家了，西山种植的药材要雇四五个工人来采挖好几天，我和弟弟妹妹的衣服总是崭新多变的。家里有座水磨和一架电动磨，能养活好几头肥头大耳的猪，除了留一头做年猪外，其余都卖掉变成了现钱。有时候家里会有前来借钱的人，阿婆总会小心翼翼打开泛着亮光的红油漆木板箱，拿出厚厚的一本书，再翻出夹在书里的钞票借给需要它的人。那时，我们的愿望是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可以看许多动画片，而阿娘的愿望是拥有一台缝纫机，来更加快速织就她预想的日子和内心的愿景。
阿娘的愿望比我们更早实现，家里的第一个新式家具，便是阿爸为她买来的“飞人牌”缝纫机。那是阿爸驾着马车从县城买来的，还专门请来了师傅组装、传授技艺。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天气晴朗，门前的苹果树正酝酿着果子，阿娘穿着玫红色大襟衣裳，青蓝色长裤，黑色的头巾下浓黑悠长的辫子直垂到衣边。她笑盈盈坐在缝纫机前的木凳上，小心翼翼踩着缝纫机的踏板，踩起她逐渐鲜亮起来的日子。
从缝制衣服及刺绣技艺来讲，阿娘既传承了外婆的心灵手巧，也得到了阿婆精巧细致的真传，集两位老人的精湛技艺于一身，又有了缝纫机的助力，阿娘自然而然成了村里手艺人里的佼佼者。阿娘做衣服大都是冬天或春夏季的阴雨天，因为不用上山下地，她便放下农活，一心回归到花花绿绿的针线里。
这样的日子，阿娘的伙伴们拿着新买的布料来家里让阿娘帮她们做新衣。布料颜色深浅不一。红青蓝黑，各不相同，叶贝藏族服装对布料颜色的选择是有讲究的，各个年龄段有不同的色彩搭配。未出嫁的姑娘主要以粉色、大红色为主，袖口接淡青色布料做袖边，马甲选天蓝色、绿色等；三十几岁的少妇多以玫红、枣红色为主，外面配黑色、宝蓝色或咖色马甲，鲜红的衣服配上深色马甲，俏丽中带着内敛，活泼中带着温婉，把整个人的气色衬托得更加美艳动人；四五十岁的中年妇女采用深绿色、宝蓝色，用黑底加暗色图案的布料做马甲，透露出更多褪去铅华的沉稳气息；六十岁以后，主要以藏蓝、深咖、黑色为主。
阿娘学着阿婆教她的方法，按照衣服主人的身段在布料上画样。画样就是确定衣服的长短宽窄以及具体的尺寸。在条件艰苦的五六十年代，尺子是稀有物，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藏家姑娘在画样时，一般用旧衣裳做样板，将样板衣平铺在布料之上，按照样板大小在布上描画出轮廓再裁剪。阿娘说，画样也就是先给衣服画个框框，这和你们上学、做人都是一样的，要为自己画个框框，才能更好走好人生路。
画样在我眼里是简单的，我经常趴在炕头看阿娘画衣裳，我也在本子上画。画好了衣裳就要裁剪，裁剪的工序异常重要，要有扎实的功底，稍有差池，整块布料有作废的可能，一般手艺尚未成熟的人是不敢轻易下刀。衣裳分前后两部分，后背和前胸又各分左右两部分，再单独裁剪出领子。裁剪的每个环节要一鼓作气、格外用心，阿娘拿剪刀顺布一寸一寸剪下去，熟练又顺畅。后来我也试着剪过一些布头，可剪出来的线条歪歪扭扭，手里的剪刀也不听使唤，才知道，看起来简单的裁剪，其实沉淀着日积月累的基本功。如果过不了这一关，很难做好一件衣服，也很难成为一个好手艺人。
裁剪好衣服就要缝制了，缝制是整个制作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关。缝制前要选好和衣服颜色接近一致的线，先将选好的袖边缝到袖子上，袖边近五寸，选用和衣服颜色反差较大的布料。年轻人喜欢选用天蓝色、藏蓝色、墨绿色，老年人的衣服颜色深，所以袖边会选择玫红、暗红的颜色来作陪衬，这样显得有层次感。缝好袖子紧接着将背部从中间缝到一起，再缝前胸的两片，然后对裁剪好的领子进行滚边，领口的滚边和袖边布料颜色相同或相近，相互辉映。整个缝制过程中对领子的工艺要求更高，要按照衣服主人的脖子长短胖瘦精细制作，看起来跟脖颈要吻合服帖。
衣服做好后，将选好的装饰花边缝到领口及袖口周围，使原本鲜艳的衣服显得更加华美，最后将盘好的纽扣缝上去，便大功告成。衣服是纯手工缝制，对针线的要求非常严格，针脚要平平整整，里外一致，不能粗枝大叶，这样缝制出来的衣服才显得整洁精致、合体美观。
一套纯手工服饰，一般需要两三天时间，没有缝纫机以前，阿娘经常挑灯夜战。那时候电压不稳时常停电，阿娘点上煤油灯盏，一边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衣服，一边给我和弟弟讲故事。有时她的故事还没讲完，我和弟弟就睡着了；有时我和弟弟一觉醒来，阿娘还在赶做衣裳。山里的夜风拂过木窗棂，从窗户缝隙吹进来，轻轻吹拂着灯芯上的光圈。阿娘把针拿到发间拨两下，针似乎就走得更利索了，她为我们盖好被子，继续缝衣服。
自从有了缝纫机，带来了许多方便也节省了不少时间。阿娘时常坐在缝纫机前，一边踩脚踏板，一边哼小曲。缝纫机的脚踏声、针路过每一寸布时的欢呼声、阿娘轻轻的哼唱声，让一件衣服的缝制过程变得轻而易举又趣味十足。有时候布头滑到地上，阿娘停下双脚，弯腰去拾捡地上的布头，黝黑的辫子顺势从她侧身滑过来，她起身放好布头，再把辫子甩到身后，继续穿针引线，继续脚踩踏板。
我十岁时，阿娘才二十九岁，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几岁，但她已跟着阿爸在好几个山头开辟了数十亩的荒地，每年都从不同的地里背回小麦、燕麦、大豆和蔓菁，装满堂屋光亮的八角柜。她已从货郎那里买过数百根大小不一的针和数不尽的花线团，她为村里许多亲戚朋友缝制过衣服。有姑娘成婚的嫁衣，有婴儿满月的新衣，有孩童过节的花衣裳，也有老人临终的寿衣，阿娘对大家的要求从来都是有求必应，不图回报，她总是默默地做着针线。线穿过针，针穿过布，一片云、一朵花、一片叶子、一只蝴蝶在阿娘手里活过来。
尽管阿娘做了那么多衣服，尽管她的手艺那么好，但她从来不让我动针动线，也不许我碰缝纫机。有一次，为了学习我眼里神秘又厉害的技艺，放学回来后趁阿娘下地还未回家，让妹妹在门口放哨，想用阿娘不用的布头给布娃娃做件衣裳。由于操作不当，一个下午打碎了三根缝纫机针，终究也没有将这些零碎的布头拼凑成一件完整的衣服。妹妹在门外咳嗽，我赶紧将缝纫机叠进机身的小槽中，盖好面板，放上手边准备好的课本，一分钟后阿娘进屋看到我趴在缝纫机上写作业，她那被太阳晒红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也是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明白，阿娘不让我碰缝纫机动针线，是给我预留了更大的成长空间。她在心里为我的人生画着一个更好的框框，她用自己的双手为我们创造衣食无忧的生活，让我们在她心心念念的校园里心无旁骛地上课学习。她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更有出息，能走出叶贝，建设叶贝。
在叶贝，一个女人的主要任务似乎是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上山下厨操持家事，农忙季节全村人一起上山耕作，劳动一天后女人们回到家开始喂猪做饭，男人们在路上乘凉闲谝，晚饭以后的时间才是她们一天中最悠闲惬意的时候。那时的村庄没有几家有电视的，也没有手机，女人们拿上针线包到亲戚或邻居家串门，一起拉家常做针线，互相切磋、彼此指点。这个时候，我们一群孩子在打麦场“打仗”或在马路上手拉手唱着歌从村头唱到村尾，从村尾唱到村头，等夜色完全吞没了整个村子，等每家每户的灯光依次亮起来，我们才回家。阿娘如果不是在缝衣服，肯定在看书，那个年代的农村妇女，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一页页的书里能有无穷的精神慰藉，它能擦亮你的眼睛，能充盈你的大脑，也能丰盈你的人格，只有阿娘，总是乐此不疲，多年如一日，不愿丢弃手中的针线和书本。我和弟弟那么幸福，入睡前，阿娘总会有那么多书中新奇的故事讲给我们，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些故事日复一日都沉淀在了我的生命中，并幻化成一种无形的力量，不断影响着我。
后来，家乡暮色中的马路上，已经没有和我年龄相仿的伙伴来回歌唱了，换成了那群曾经跟在我们屁股后面，羡慕地看我们唱来唱去的小屁孩们。时间的大手轻轻一挥，挥来又一个世纪的开头。跨入二十一世纪，除了日历的开头从19变成了20外，似乎没有感受到其他太多新的变化，但我们的民族服装却在这一年拥有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展示机会。县委宣传部帮扶我们村子，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孙书诚先生带着副部长刘辉及相关人员来到我家，给我阿娘赠送了些从青海带来的“花边”。这种花边我们在电视里见过，藏袍的袖边、领口、衣边都装饰着这种花边。那时候，家乡的藏服还没有添加这些流行元素，一来宕昌不属于纯藏区，藏族群众人数不多，县城没有经营民族服装及饰品的店铺；二来家乡的群众与外界联系不多，很少能将外界的流行元素带回家乡。
孙部长是有备而来，他希望我阿娘组织发动一支三十人的“少数民族服装展示方队”，参加一年一度的七月文化物资交流会。让大家穿上家里最好看的服装，训练大家的表情、仪态、步伐，要在众多方队里让全县人民眼前一亮。起初阿娘担心这么多人不好组织，而且大都是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从来没有在人前抛头露面过，更别说七月会时在全城人眼皮底下，随着那么多游行展示的方队从县城西头走到东头，这简直是难以想象不可完成的事情。孙部长苦口婆心，为阿娘和前来参加座谈会的几位阿姨做工作：“你们是宕昌几个藏族村里条件最好、村民整体素质最高的村子，是几个藏族村子里上班和公职人员最多的一个，也是发展步伐最快的村。你们的语言没有文字，靠一辈辈人口口相传，但你们有着独特的服饰。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年轻人已经不穿民族服装了，这次服装展示不仅要展示出新世纪藏族妇女的精神风貌，也要展示出你们民族服装的文化底蕴。同时，这次展示还要起到一个传承的作用，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来穿、来做你们的民族服饰。你们这个游行是前无古人的游行，一定要组织好。”
那时阿娘在村里任三社社长兼妇女主任，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自然落在了她身上，阿娘无条件接受了任务。将本民族的服饰及文化发扬光大和传承发展，也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和机会。
阿娘在村里筛选了三十名队员，有四十岁左右仪态姣好的中年妇女，有二三十岁长相标致的年轻女子，也有我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十来岁少女。大家都拿出各自压箱底最好看的衣服，阿娘看后却并不满意，这些衣服平时穿出来已够体面，可是这次是代表我们整个村子，代表我们的民族去参加展示，这些衣服难免显得单调了一些。在没有公款补助的前提下，让参加活动的妇女们自费做一身相对华丽的衣服，显然是行不通的。阿娘从结婚时定制的那对木板箱翻出了她这几年来做的近二十套绸缎面料的新衣服，在保留传统款式与色彩搭配的同时，将孙部长带来的花边缝在了衣服的领口、袖口和衣边处。黑色的马甲周围有了这些绣着精美花型、色彩艳丽的花边，果然增色不少，也显得更有特色和民族风情。
叶贝姑娘的民族服饰里，除了一套精美别致的衣服外，还需配上头饰、腰带和绣花鞋。头饰是一块长方形黑布，秋冬季，里面再衬一块白色羊肚巾，起到保暖的作用。在后脑勺处绾成结，露出两个小角，藏族姑娘个个都有长长的黑发，梳成一条黝黑的麻花辫。年轻姑娘用红头绳，中年妇女用绿色或蓝色头绳，老年人用黑色头绳。也有些时候美丽的藏族姑娘会把长辫子从耳后盘起来，绕过头顶，这样便于干活，也显得干练麻利，别有风韵。腰带多数为白色，白色是吉利和祥瑞的象征，是善的化身，代表纯洁温和、善良慈悲。整个腰带宽一尺左右，长约一丈，两头有无数细细的流苏。姑娘们将腰带在腰部缠三四圈，如此更突出了腰身的线条，整个人看上去修长又苗条。
绣花鞋也是整套服饰的一大亮点，用麻绳纳成的纯手工千层鞋底，鞋面两边有着对称的绣花图案，大都为牡丹，绣工精巧颜色鲜艳，用大红色棉布从脚踝处接一尺左右的靴筒，配黑色裙子或裤子相得益彰。七月会的展示是全方位的，自然要将行头从头到脚配齐配好。
阿娘白天赶着缝制衣服，晚上召集大家来家里训练队形。因为没有多余的配饰，阿娘突发奇想，用硬纸板剪出许多弯弯的月亮和星星的模板，然后用烟盒里的金箔纸将模板包起来，三十个项圈在阿娘的奇思妙想和灵巧十指下诞生。每个项圈中间是一个弯弯的金色月亮，两边各挂两颗银色小星星，这比起金银首饰和珊瑚玛瑙，显得便宜好看，又宁静质朴。后来我才得知，叶贝苯教传承人在很早年前就流传着类似的兽牙项圈，月牙形黄铜饰片，上面镶嵌西藏艺术中十分流行的八宝吉祥图案，意在驱邪避污。
七月会那天，热闹的人群填充着整个县城，锣鼓齐鸣、人声鼎沸。清晨的凉意渐散，游行展示终于开始。舞狮队、健身队、秧歌队一一经过。我们穿着阿娘精心缝制和装扮过的衣服，穿着精美的绣花鞋，梳着黝黑长辫子，腰缠雪白腰带，胸前佩戴月亮项圈。我们的方队经过人群，躁动和喝彩叠加着，把整个游行一次次推向高潮。他们赠我们以掌声喝彩声，我们神情自若，把藏族女儿最质朴最自然的笑回赠给他们。夏天的风似乎是热的，也是热闹的，它从我们耳旁拂过，带来一次又一次此起彼伏的掌声和赞叹声。我从心底骄傲着，骄傲自己是一名藏族姑娘，骄傲自己是杨彩芝莲的女儿。
直到现在，想起这次史无前例的七月会，我仍然心潮澎湃、眼角泛泪。我一直认为这次展示，让更多的宕昌父老乡亲见识到了新世纪藏族服饰的魅力和藏族群众的精神风貌。
热闹过后，阿娘回归到她的生活中，继续埋头干活，继续专心缝制，当别人提起那次活动，夸她手艺好，夸她有才干，她总淡淡地说，都是大家的功劳。她似乎忘了曾在好几个不眠的夜里，在40瓦的灯泡下，不停裁剪、不停缝制、不停思索；她似乎把山村静谧的夜色、幽静的月光、光亮的星辰都缝进了衣服里，才使得这些衣服比从前更有魅力、更具灵性。
阿娘的好手艺和乐善好施的品行，使她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和口碑。2002年，阿娘当选为甘肃省第九届省党代表，也是宕昌县三位省党代表里唯一一名女代表，唯一一名少数民族代表。她代表的可不仅仅是自己，也代表着宕昌藏族同胞的整体精神面貌。去省城兰州开会之前，阿娘花了三天时间给自己缝制了一套华美精致的衣裳，会议期间《甘肃日报》刊发的代表风采里，阿娘身穿民族服装的一张彩色照片非常显眼，这是叶贝第一位登上省报的藏族农村妇女。玫红的衣裳，黑色的马甲，阿娘精神抖擞神态自若。后来，阿爸一直保存着好几份这一期的《甘肃日报》，并将这张照片剪下来，装裱在相框里，相框里还有好些阿娘开会期间的合影留念照。她穿着大红色花团锦簇的绸缎大襟衣，黑低暗色花纹绸缎马甲，黑色头巾和阔腿裤，这身漂亮显眼的衣服使平日里朴素的阿娘变得华贵秀美。一眼望去，于西装革履中显得那么靓丽又那么别致，似乎这身惹眼的衣服不仅突出了年轻的阿娘，还突出了我们古老的民族。
阿娘把能给我的统统给了我，除了她刺绣缝制的技艺，在她潜意识里一直用自己的言传身教影响和培育一个传统又乖巧的小公主。两三岁开始教我唐诗宋词，五六岁教我礼仪规矩，十岁起让我一个人在离家十几里的学校住宿就读，自己洗衣做饭照顾自己。她按照自己理想的模子培养着我，给我教养寄我希望。可我骨子里叛逆的小魔爪还是一天一天的长大，初中毕业后辜负了阿娘及家人想让我上高中考大学的夙愿，倔强地选择了一所中专，理由是中专比起高中相对自由，不用过于认真埋头苦读。阿娘尽管不太情愿，但临行时她说尊重我的选择，希望将来我能做一个对家乡有用的人。背过泪眼，告别家乡，自此，我和阿娘在一起的日子也一天天减少。
我不在家乡的日子，河边的杨柳依旧按时发芽，屋后的梨花依旧准时开放，满坡的牛羊总记得回家的路，从不迷失方向。而我，只能在短暂的假期和阿娘团聚。往复四年，我中专毕业，步入社会，阿娘也从社长变成了村支书，成为叶贝建村以来唯一一名女支书。
叶贝也在新世纪初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退耕还林政策的逐步延伸，2003年，家乡所有山地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宕昌藏族群众的生活方式逐渐离开农耕生产，另辟新径。劳务输出便成了当下比较流行和迫不得已的出路，几乎每家每户都有青壮年劳动力远赴新疆、内蒙、银川等地，工种大致分为拾花工、建筑工、餐馆服务员等。随着村里的同胞不断走向外省、不断受外面世界文化、理念、生活习惯的影响，藏汉通婚比例逐渐上升，村子里的藏族妇女和姑娘们也渐渐为了图方便省事，脱下她们的藏服，换上普通的汉族服装。特别是许多八零后藏族姑娘，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会缝制藏服的更不多见了。在我印象中，阿娘、小姑手艺最好，大姨小姨及几位表姨手艺也不错。在我的同龄人中，杨田艺莲、杨科红手艺比较好，会刺绣会缝制，她们也是小小年纪就辍学，一边打工一边做点手工。像我一样上学的女孩子，都不会针线活，更别提刺绣和缝衣服了。
虽然没有一双织云绣鸟的巧手，但我始终记得阿娘曾经的叮嘱：要做一个对家乡有用的人。2004年，中专毕业的我参加宕昌县妇联主办的“三八妇女节朗诵比赛”，阿娘说：“你朗诵的文章是关于官鹅沟的，这是一篇宣传家乡美景的文章，我看你还是穿民族服装吧，这样看起来更加配套”。为此阿娘为我精心缝制了一套大红色衣服，这么漂亮的衣服，如果配一个款式简单色彩单一的黑头巾，显然不能完美呈现我们民族服饰的惊艳之处；如果在黑色头巾上做一些装饰，让它既保留传统元素，又有新的亮点，会不会更出彩呢？
阿娘将我的头巾叠成正方形，在四周缝上了和衣服同款的花边，并在头巾下方缝上金黄的流苏。我的头发梳成两个辫子，将右边的辫子盘过来，绕过头顶，发梢和左边的发根扎在一起，左边的辫子自然地放在胸前。阿娘精心设计的扮相，为我的朗诵增分不少。如果说从普通话发音到朗诵技巧、气息掌控，我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但是，当一位身穿独特精美民族服装的藏族姑娘款款走来，声情并茂朗诵着她家乡的四季美景和风土人情，使全场观众和评委顿觉眼前一亮。评委们综合考虑，评我为一等奖。我知道这一等奖里除了我朗诵本身的分值，更有我们民族文化和服饰的分值。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一等奖，不久后宕昌县广电局局长仇成生先生和宕昌电视台主播马玉霞女士，找到在电信局做临时业务员的我，让我去试镜，并招聘我为宕昌电视台新闻主播。这真是梦寐以求喜从天降，从此，我的生活又走上了另一个轨道。
此时家乡发展旅游的势头日渐强盛，2005年在大力发展旅游产业、全力打造官鹅藏羌文化的强劲东风下，宕昌县官鹅沟藏羌文化艺术团成立。为了培育推广本土优秀人才，张雁林老师在诸多本土青年中挑选了我和杜鹃、杨琼，为我们量身打造了“宕昌嘻嗦咪哆”女子组合，而我们在重要节庆和演出时的服装都是阿娘亲手为我们设计和定制的，这将我们的民族服饰从日常生活推向了舞台，也推向了全县乃至全市人民的视野。后来，“第一届宕昌县旅游文化艺术节”上好几个节目的舞台服装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和定制，阿娘也承接了不少民族服装的制作任务。自此，随着民族服装在舞台上的流行，又有许多家乡的姐妹开始重新为自己定做新的民族服饰，也开始在逢年过节时穿上漂亮的民族服装。
随着年轻的藏族姑娘重新穿上精美的民族服装，我们也闯入了许多前来官鹅沟采风的摄影家、画家们的视野，这样一套颜色艳丽款式独特的衣服，总给人提神增色不少，让相貌平平的人多了几分秀丽，让颇有姿色的姑娘宛若仙子。在一次摄影采风活动中，有一姐妹穿着民族服装，使原本漂亮的她显得格外美丽动人，各位摄影家的闪光灯集体追逐着她，拍出了好多明信片一样的照片，而当她换下这套行头，穿上了便装，摄影家们甚至没有认出她来。后来提起这事，她总说“人靠衣装马靠鞍”，穿上民族服装，我们各个都是最漂亮最艳丽的藏地格桑花。
阿娘的衣服越做越好，住的房子越来越宽敞，2008年5·12地震后，阿娘在离家一公里的柳林整体搬迁点旁的自留地里重建了一院砖混房，没想到几年后这里修建了鹅嫚沟游客接待中心，而我家门前的自留地变成了“柳林鱼庄”，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了碧波荡漾、鸟鸣花香的“鹅嫚湖”，每天游人络绎不绝、热闹非凡。
阿娘曾是宕昌第一个开办农家乐的人，而今，我们坐落在鹅嫚湖畔的农家乐既是风水宝地，也是热闹便利之地。阿娘越来越忙，她不仅仅是我和弟弟的阿娘，她也变成了阿婆和外婆。有一段时间，缝纫机落上了灰尘，孙子们的衣服都是县城专卖店买的，我们也只是在逢年过节时穿穿民族服装。阿娘一忙，她的好手艺便搁浅下来，曾经穿针引线的双手开始做各种好吃的饭菜，招呼前来农家乐吃饭的四方宾客。
岁月不仅仅在阿娘脸上留下印记，也在她的一双巧手上刻满纹路。各自忙碌的日子使我渐渐忽略了阿娘的精湛技艺，当我以为阿娘再也不用做衣服时，突如其来的一场梦，又把阿娘拉回到针线堆里，也让我逐渐意识到，针线可能是阿娘一生的牵绊。
阿娘大半生，一双手从未停歇过，她缝补、裁剪、刺绣，那些沾着灵动气息的针线，一针针穿过代表着时代的布匹，做成俊俏秀气的小衣服，迎接这方山水不断到来的新生命，做成精美鲜艳的花衣裳，装扮着神采各异的藏家女儿，做成神秘肃穆的寿衣，送走了辛劳一生的老人。阿娘从不计较那些穿着她做的衣服、帽子、鞋子的人们回馈她什么，只要他们说：你手艺可真好啊，阿娘就露出会心满意的笑。
叶贝的河床越来越浅了，河流越来越小，只有山一如既往地绿着，山坡上已没有牛羊，而是安睡着许多曾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包括同样有着一双巧手的太婆婆。她们都曾用自己手里的针线缝补过漏风的衣衫，缝补过漫长又匮乏的生活；她们都曾用手里的针线刺绣过盛放的花朵，刺绣过模糊又清亮的梦想。她们都是名副其实的“巧娘”。
到我们这一代，为了学业和工作，中断了技艺传承，每每想起，遗憾之情油然而生，但在另一种层面，我和衣服的传承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我时常思索，如今时代迅速发展，我们的语言、服饰都在不同程度被现代文化和外界的新鲜潮流所冲击所替代，在这种市场经济繁荣的当下，民族服饰能不能在做好技艺传承的基础上，更好地与市场接轨，与兴盛的旅游和文化产业融合，让它既能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瑰宝，又成为群众致富的门路。
事实证明，这是可以实现的。2015年在新城子藏族乡政府的鼓励下，阿娘和几个亲戚一起成立了刺绣农民专业合作社。她常说：“我们的衣服这么漂亮，这手艺一代代传到今天不容易，如果一个民族，没有本民族独特的服饰，那怎么可以？”
这些年，阿娘虽然一直在忙碌着，忙着带孙子、忙着经营农家乐，但她的手艺丝毫没耽搁。今年年初受新冠疫情影响，家里的农家乐暂时不能运营，阿娘腾出两间屋子，置办了专业的电动缝纫机和锁边机，并注册了营业执照，办起了藏羌民族服饰加工制作室。不久，阿娘接到了为官鹅沟大景区导游设计制作民族服装的订单。
那天夜里我陪阿娘睡，她跟我聊起年轻时学做衣服的点点滴滴，聊她多么渴望将我们的民族服装宣传推广，聊她多么有信心能做好这批订单。阿娘不停跟我说着，夜深了，她还不想睡去。她说一定要费心费力把这些衣服做好，等导游们穿着她做的民族服给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介绍家乡的美景。这不仅仅是对她的宣传，更是对家乡旅游的宣传，也是对当地民族文化的宣传。凌晨两点多，屋后散养的土鸡开始打鸣了，我们才调整兴致勃勃的情绪，意犹未尽，渐渐入睡。
自此，每个周末阿娘总会打电话叫我回家，让我穿上她做的新衣服给她看看，并提些意见建议。在我看来那么繁琐的做工，阿娘总得心应手、轻而易举，不一会裁剪好一件衣服，不一会又缝制好一件衣服。阿娘干活儿时一如既往地认真仔细，她总是和年轻时那样，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哼着曲子，举手投足间总让我回想起从前的难忘岁月。那时阿娘用一块块布，为我们姐弟缝出好看又别致的衣服，一晃二十几年过去，阿娘的手艺却越发精进了。
经过三个多月的埋头苦干，订单终于完成了，验收那天，导游们都穿上合身又精美的衣服，和官鹅山水融为一体，山水衬托着她们的美，她们的美点缀着山水，互添神彩、相得益彰。前来验收服装的陇南市文广旅局局长毛树林先生在宕昌县文广旅局局长王胜利和副局长胡卫东的陪同下，对服装进行了验收和拍摄。毛局长惊叹于服装的色彩搭配和细节设计，他高兴地说，这些衣服的设计和制作都很到位，导游们很喜欢，他也很满意。衣服色彩和款单中有复杂，复杂中有简单，做工精良、材质考究，既有传承又有创新，民族风情浓郁。还再三叮嘱我阿娘一定要把这个技艺传承好推广好，把它做成一项文创产品，做成一个品牌一个产业。
阿娘看着花一样的衣服穿在花一样的姑娘们身上，她也露出了花一样的笑容，她说以后还要做更好的衣服，让更多的人来穿我们的民族服装，让更多的人来做我们的民族服装，如果有感兴趣的人想学习，她会不遗余力传授技艺。
那天，阿娘唱起了久违的祝酒歌。她忘了这些日子来不分昼夜缝制衣服的辛苦和劳累，她忘了大半生的隐忍和辛酸，她只看得见美好，她只记得住美好，她一直在朝着自己内心美好的愿景，一步步、一天天、一年年行走着。她一直用自己手中的针线，用心织就着自己理想的生活。
验收完后，阿娘在初夏的夜风中又将衣服一件件仔细打量并叠放整齐，她用长着老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像是抚摸着她的孩子们。夜慢慢静下来，浮云从阁楼轻轻飘过，鹅嫚湖碧波微漾，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槐花香，衣服里的每一针每一线似乎都醒来了，它们从衣服里走出来，搬运月光，搬运花香，搬运初夏清凉的微风，搬运着泛黄的旧时光。忙绿一天的阿娘，枕着她精心缝制的衣服，枕着尚未老去的梦想，在一片悠长的回忆中，笑眯眯地看着山边的月亮缓缓升起。
原刊于《飞天》2022年第4期（责任编辑：阎强国）
嘉阳拉姆，女，藏族，甘肃宕昌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诗刊》《青年作家》《飞天》《诗潮》《鹿鸣》《草堂》等刊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