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8月上旬，接到广西恒轩地产董事长王晖先生的电话，说12号时要在丽江举办“摩梭人恒轩助学基金发放仪式”，希望我随同阿牛校长前往参与，跟受助的学子们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以期鼓励受助学子。
我年届而立却毫无建树，不过是一个舞文弄墨的凡俗人物，但在王晖先生看来，我从一名放牛娃，通过阿牛校长的挈携，成为一名小作者，颇具励志色彩。这已经令我深感荣幸了。 我虽然俗务缠身，但毫不犹豫地应允了王晖先生的要求，一来王晖先生对我有恩，在普利藏文学校时，他是最重要的资助人，并通过届时的媒体身份，让默默无闻的普利藏文学校进入大众视野，学校也自此摆脱了举步维艰的办学困境，条件逐年向好，很多像我一样命该放牛的穷困孩子，在那里找见了更多新的可能与希望；二来是因为我可以和阿牛校长相处几天，近年来，我虽与阿牛校长同在一地，但因为各种无以名状的缘由，令我越来越没机会可以随时拜访他，这也可能只是我自己的推辞。但无论如何，我确实有一年多没有见到阿牛校长，有时在香格里拉的普利校友，会商量着一同结伴看望校长，但个个身不由己，总没有凑到一块的时机，这次借王晖先生的活动，恰好可与校长相处数日，叙叙旧，或者给他说一些感恩的话，正好是我渴盼已久的愿望。许多年来，我不仅拙于言辞，且内心总被一股狂风般的激昂情感所支配，对太多恩情疏于表白，总认为自己内心的感恩之情，能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为人所知，过于露骨的谢言，在我看来都是暧昧或肉麻的。直到近来，始觉表白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即便过从甚密，很多时候除了表白，并没更多途径可以令我们彼此熟识。
这是我首次迫切地想要对阿牛校长当面言谢，过几天后，才发觉这个迫切之情，原来只是一种噩兆。
2
阿牛校长是云南省德钦县雾浓顶村的一个农民，自幼留守在家躬身从农，他勤劳善思、为人贤良，在村里极受敬服，二十出头时，像所有躁动不安的青年一样，弃置农务只身进藏，一路上受尽大字不识的苦楚，像个哑巴一样艰难地完成了漫长的朝圣之旅，他第一次见识到语言文字，或者说文化知识的重要性。
在微若沙砾的村庄里，他熟识各类说辞，他所掌握的足以应付一切，世界不过如此，没有任何境遇要求他懂得更多。
也正是在那次旅行中，他邂逅了自己的命运，找见了自己的使命。回乡后，不只当即决意办校，令更多像自己一样的贫苦少年有机会学习知识，而且立马付诸实践，先与家人表明想法，得到家人的支持后，变卖家中为数不多的牲口和家当，到原噶丹德钦林寺租借僧舍，改为学校并挂一牌，牌上用藏汉英三语赫然写着“德钦县普利藏文学校”，一个即将救助众多失学儿童的私立学校悄然诞生了。
办学并不是轻松可为的行当，历尽曲折雇来教师、招完失学儿童后，仍有更多难题接踵而来，迫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夜以继日地与更多领域、更多人群做交涉与学习，期间他一面说服家人，直到同样良善的家人完全支持他的想法，一面不断变卖家财以济校务。
其后，他的良明之举，得到扎西尼玛、木梭、李映怀、斯朗伦布、中华、肖玛、普永利等当地贤人雅士的鼎力支持，学校的办学境况渐入正轨，办学机制逐步成型，但只出不入的办学经费仍是一道死坎，着实让阿牛校长见识了何为“硬撑“。他确实硬撑了很久，弟弟和媳妇出外做工，站在雨里跟包工头讨要工钱，只为摆平学校里另一起燃眉之急；他回到家里想变卖家当，却发现家中四壁萧然，剩下的除了坚持和信念别无他物。
王晖先生当时在上海东方卫视担任纪录片导演，在香格里拉采风时，了解到阿牛校长的事迹，随即决定拍一部关于阿牛的纪录片，经过近一年的繁琐工作后，纪录片《康巴人家》在CCTV纪录片频道、云南卫视等陆续播出，引得社会各界热心人士的关注和接济，普利藏文学校被更多人熟知，先后得到众多爱心人士的资助，普利藏文学校和阿牛校长也名扬四海。
像张乔阳等内地优秀青年也慕名赶来，放弃自己的奢逸境遇，全力为普利学校搭桥牵线、打理校务；以祖绍男为首的志愿者自费来校，克服高原上的诸多困苦倾心从教。
爱心已被播撒出去，在德钦山城，人人知道有个“败家”办学的康巴汉子叫做阿牛，人人知道有个费用全免的私立学校叫做普利藏文学校。对众多穷苦子弟来说，那里意味着希望或出路。阿牛的名号，像曙光一般照进我们四面逼仄的现实里。
3
2019年8月8日，我正在景致旖旎的滇藏线上工作，我们在澜沧江畔的松赞如美山居，坐在亮堂堂的休息厅里，看着江畔的稻穗在微风中轻柔摇曳，客人们围桌而坐，聚精会神地在卵石上“描画”六字真言，我们的旅行管家，正和客人重复说着：“藏族人认为，人死后只有生前的功德和善业才可以被带走，我们念诵经文、刻写玛尼，实际上只是为了培养向善的力量。”
死亡。
我心头一震，并不是因为惧怕，只是在途中听到该词，感觉有些突兀。
但死亡确实像云群，只要你勇于抬头，它随时会出现在头顶。
我们可以回避它，甚至忘记它，当总得面对它，有时候，它比云群来得迅捷。
即便低头规避，却还有更多的镜子、湖面、江河，提醒我们满天乌云的存在。
它总有途径与我们正面相遇，用不着顾及你的脆弱。
打雷还得闪电，总有时间捂上耳朵。但有时候，死亡没有闪电，没有传播速度，这沉闷的声响，顷刻间直抵心根。
我喝了一杯姜茶，透过窗口看澜沧江水，从山居旁侧的峡谷中，平静地流淌着，江水颜色发红，那些漂浮的红色尘埃，似乎都被带往海洋，留下的，尽是明亮透彻的事物。
我突然想起离“摩梭人恒轩助学金发放活动”仅有三天了，我还没跟阿牛校长联系。
“我是现在打电话说呢，还是到了雾浓顶当面和阿牛校长商量怎么去丽江。”我暗自思忖着，继续抿着姜茶。芒康如美到德钦雾浓顶仅有一天车程，反正明晚就可以见到阿克阿牛了。
手机响了，是卡卡同学，他是我好兄弟，也是普利校友，经常会打来电话，经常隔着电话都能觉出他的精神样，声音清脆、吐字流畅、每次接听，都像是听了一场演说。
那天，他声音却有些低沉，并且有些吞吞吐吐，磨叽一会后，他直截了当地说：“阿克阿牛今晨在医院中去世了。”
这沉闷的声响，顷刻间直抵心根。
我年纪也不算太小了，听过的噩耗也越来越多，每次都会听不进去，总觉得是幻听，总得花上老长时间才能习惯一个人确已离开的事实，严重时得花上几年，不断在习以为常的细节中，提醒自己有些人，确实已经彻底走远了。
阿牛校长已经过世了。
阿牛校长已经过世了吗？
阿牛校长怎么可能过世，他才五十多岁。
他在开玩笑吧？
他怎么可能拿这个开玩笑，你个傻X。
好吧，就当是过世了吧。
没有过世。
我胡思乱想、自言自语，在山居前院来回踱步，不知情的同事们，肯定以为这个新同事，有病。
4
2002年，我小学毕业，但当时家庭条件极其恶劣，除了满仓杂粮和满屋畜牲（那时也没有人进村买牲口），没有钱能供我升入中学，不仅我家穷，那时除了少数几家殷实家庭，个个都穷得只剩叹息。我大闹一场后接受了辍学在家的现实（具体可以看鄙人的散文《对岸的师父》），在家里极不情愿地随从大人干了一年的农活，弄得满手长茧，在农技方面却毫无长进，推着胶轮车进山搬运木料时，把车子和木料一同载到深沟里；下田犁地时，怎么也控制不好耕牛，既没做好农活，又弄得自己满肚子气，可以说是一败涂地。
直到现在，我还认为干农活同样是一件需要天赋的事情，不是人人可为。我没有这个天赋。我愿意做一个农民，但真的没有这个天赋。没有这个天赋，在农村里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将成为一个废物，一个整天在田间村头来回晃荡的闲人，只会引来众人鄙夷的眼光，自己也不会舒服的。去当一个全职牧羊人吧，但这个职业从字面看来极具诗意，实际上，在农村的工种里，这是最不被看好的，“冉孜“是藏语里对牧羊人的称呼，看看这个词在藏语里的异名，便知道暗含贬义。村里的人都会说，只有少年和老年人才会去放羊，意思是无正常劳动能力的人干的事情，你接受得了这种贬损，就可以跟在羊群后面轻松过完此生。
但我虽然一无所长，却有着任何人践踏不得的尊严和骄傲。铁定干不好农事，也绝不屈尊甘为牧人，这两种现实弄得娇小的我烦乱不堪，小学毕业一年过后，我开始对自己失望了，也开始对眼前的现实失望了，没勇气去死，却也看不到任何一条可能的道路，幼小的我，开始深刻地意识到：这世界，原来这么逼仄。我甚至咒骂过神山，说我白瞎对你虔心祈祷，小弟有难时，你却搞得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天上乌云翻滚，大片晴天被遮盖了，山神羞愧地躲进乌云中去了。
那就睡觉吧。
这是最中和的选择，闭上眼，什么事都不用想了，弄不好还能经历一场美梦。
我天天睡觉，似乎睡了两个多月。
小学毕业一年多后，木梭等县上的文化人来我们村子里录制民间弦子乐曲《萨荣弦子》，打听村里有无藏文功底的留守儿童时，格荣此里、巴桑等村里的大哥们推荐了我，他们找上我后，问我愿不愿意去普利藏文学校读书，我激动得一时语塞，又开始恬不知耻地感谢山神了。
寒假开学时，我随从我大叔，翻山越岭来到德钦县城，第一次来到普利藏文学校。阿牛校长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藏装，精神十足地站在院子里，微笑着一一对前来入校的孩子们打招呼。
“不能偷盗、不能说谎、不能犯法，要好好学习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如果做到这些，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是我们入学开会时，阿牛校长逐字逐句对我们说的话，我在普利藏文学校呆了一年半，每次集合开会时，阿牛校长都会重复说这几句话；我从普利学校毕业出去，在四川省藏文学校呆了三年，张乔阳、普永利等老师陪同阿牛校长送我们去学校时，临走前，阿牛校长给我们丢下的也是这几句话；2012年我参加工作，但经常会见到阿牛校长，我还和阿牛校长一起，负责编辑过学校的内刊《珍珠手串》、《基础藏文扫盲课本》等，阿牛校长也会继续教导我们，说的还是这几句话，连句式和语气都没有多大改动。
除了没犯法没偷盗，我并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做到这些，只是随着年龄增长，越发觉得这几句话才是真正对我有帮助的。我听过太多道理了，但真正须要铭记在心的，除了这几句，似乎并没多少。
5
到雾浓顶时，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在路边下了车，心情沉重地去往阿牛校长的家。我在想校长家人应该是做好心理准备了，因为阿牛校长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近年来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最后几年几乎是靠药物硬撑的，并且在一次严重的发病过后，他自己似乎也觉察到了自己的期限，普利学校因为一些政策被并入公立学校后，他比先前更加卖力，倾尽全力搜集民间弦子锅庄词、《格萨尔王传》散本整理等费神费力的工作，身体发出极端警告时，又吸着氧气到大理等低海拔地区呆上几日，随后又不顾任何劝阻，回到家乡继续工作。他真的几乎没有荒废过生命的每一个时刻。蜡烛，我想到蜡烛，他真的把自己的生命力，一滴一滴淌进了民间文化传承和公益办学事业上。
到校长家里时，周边村子的人都已经聚集过来了，个个都忙着招呼前来吊唁的人群。我从人群中，一下看到了正在招呼来人的师母，她走过来握住我的手，不断对我说：“阿吾（哥哥）阿牛前两天都在说你呢，说你们两个要去丽江，还说你干嘛要辞职。” 我绷着全身，用力微笑着面对师母，她眼神还是像以前那样善柔，只是脸上有种掩饰不住的疲态，多年来，校长家里的人，其实和校长一样，承受着太多压力。我很难过，但已经失去了哭泣的能力，即便有家人过世，也绝不会流出一滴泪，我把这种状态称为“干难过”，比难过更不好受，就像干咳。我希望师母也不会过于伤心，那天她慢慢地跟我讲着话，始终没有哭出声响，只是眼睛里，渐渐有了泪光。
我说了几句安慰话之后，第二天就赶往丽江了，到活动现场时，已经放映完了阿牛校长的纪录片，很多人还在唏嘘不已。
得知我是阿牛校长的学生时，竖起拇指对我说道：“阿牛校长真棒。”香格里拉到丽江的路程中，我一直在想怎么发言，但当我上台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我重述了阿牛校长的几句话，然后就没说太多。我突然发现，在那几天里，没有任何语言，比默哀来得更恰当。
几天后，我和王晖先生一行又回到雾浓顶，到校长家里时，喊了好几声都没人应，几番搜寻后，发现校长的女儿在客堂的座椅上呼呼大睡，再喊时，校长的儿子眯着眼睛下楼接应，随后师母等人也下楼招呼了。在当地农村里，丧事比较繁琐，还得主人家亲自招呼来人，他们已经非常疲倦了。
我们聊了很多，重温了很多与校长有关的记忆，王总和校长的儿子丹真次里聊着他的遗愿，最后决定由王总出资，组稿出版一本关于阿牛校长的回忆录、编辑出版阿牛校长搜集的第二本《锅庄词集》。最后我们和校长家人一一道别，师母和校长的弟弟阿荣叔叔、两子女跟着我们一直送到门外，临别时，听见师母回到院子里放声大哭了，哭声里，我听出阿牛校长慈祥的面容。
我们面面相觑，不忍回头安慰师母。她很累了，应该让她自自在在地大哭一场了。
回到车里时，我鼻子一酸，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已经没有更多想法。
我又找回哭泣的能力了。
能哭泣，这感觉真好。
6
在阿牛校长的一生中，说得最多的可能是“谢谢”，所有受助学子的谢谢，都被他一个人说完了。见到上级领导他要说谢谢，见到资助人他要说谢谢，见到新来的老师他要说谢谢、送别要走的老师他要说谢谢，甚至，在高速公路上逆行被交警逮住时，他也相信一句真诚的“谢谢”，能换来一份宽恕。他说谢谢时小心翼翼、认真重复，他信仰人性，信仰爱。
纵使一段时间资助人越来越多，但阿牛校长的一生中，只开废过两部车，第一部是个二手JEEP，开到最后驾驶舱里的所有座椅都分离了，坐在里面时，叮叮当当像是装着一车废铁，最后实在无力上路时，换了另一张二手面包车，开了好几年后，同样开得支离破碎。
阿牛校长的一生中，顶多穿过四套藏装，每套藏装都被洗得发白了，但他穿上后，并不觉得寒碜，他本身的威武气质，令他更有勇者风采。
有时候，他会叮叮当当地开着自己的破车到香格里拉等地办事，就算要我们做点小事，他都要不可阻挡地塞给我们几百块钱，比如编辑《基础藏文扫盲课本》时，他给我600块钱，我说我好不容易能做点小事，怎么可能拿您钱，他就把钱丢到桌上跑开了，说只要做个好人，就是对他最好的回报，付出劳动了还是要有报酬。然后他自己又开着破车，从香格里拉武警路到红旗路，把所有酒店的价格咨询个遍，最后会挑一个最便宜的入住，如果我们劝他下榻一家更好的酒店时，又得被说教一通。有一次我随同他进入酒店时，了解到这家酒店一晚40块钱，地板洗得发白，水龙头里冒出的水，让人感觉是在非洲。
后来病重时，很多好心人特意强调要资助他个人，或者要治好他的病时（虽然不大可能），阿牛校长都会尽量拒绝，说大家有能力的话，帮忙捐助到学校的账户里。
一个好人，为什么会过得如此拮据；一个好人，为什么总要低头哈气，并且总是四面受阻，有时候，这种问题会困扰我，但转念一想，传统概念里的“勇士”，不都是这样的么？“向秋森巴”，心灵的勇士，这个伟大的称谓，并不是献给那些武功高强、飞檐走壁、呼风唤雨的人，而恰好是献给那些勇敢坚毅、利益自他、有始有终的人。
多数人对人性抱有幻想，其实，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中，在这个凡俗的现实中，除了那些我们正在相处的、能够忆及的好人，不会出现任何一种金光闪闪、通体无暇的“向秋森巴”。
我向来慎用“伟大”一词，但我想阿牛校长是配得上“伟大”一词的。
他的善良与坚韧、无私与信念、单纯与执着，甚至于他的整个人生，都是留给我们最好的遗产。
2019年10月9日凌晨于拉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