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垃圾”
那时还在宣传部工作。一日，三个文化活动同时开展，来了二十多个中省州媒体记者，全部上下忙得不可开交，夜幕降临了还在加班。酣忙之际，待机在办公桌上的手机不断地闪，一看就是微信，我没搭理。过了一会，电话响起来了，是父亲：
“我给你发了那么多微信，你咋不回？”
我说：“我正在加班，没有时间看。”
“又加班啊，那你不回来吃饭了？”
“我们今天吃工作餐。”
“又吃公家啊？真是‘刮’不知耻！”
“哈哈，爸爸，那个字不读‘刮’，读‘恬’。”我大笑。
“切！我当然知道那个字读‘恬’，就像我知道刚‘复’自用其实应该念‘愎’一样。成语嘛，就要念成错别字才好听。”
“呵呵，我现在正忙呢，全单位都在加班。”
“加班好，说明你们不是废物。”
“………”
“嘿嘿，这句话让你和你的小伙伴们惊呆没有？”
“呵呵呵！”
打开微信，是父亲玩单机版“欢乐麻将”“欢乐象棋”“欢乐糖果”有幸赢了以后分享给我的，顺便还发了个“得意”的表情。毋庸置疑是群发，弟弟、丈夫、弟媳一定也同时收到了他的这些傲人“成果”。一般情况下，早上父亲是消停的，吃饭，在中山广场晒太阳，与老朋友们闲聊。午后，我们去上班，他睡一觉起来，先上台式电脑，在凤凰、腾讯、网易、新浪等各大网站浏览新闻，再打开iphone6plus，看看微信里关注的公众号推送了些什么新内容，进入大学同学群聊聊天，然后开启平板电脑玩单机游戏，在Kindle上阅读一两篇文章，出门遛弯儿，回家后用蓝牙连接音响，听“酷我”或“红枣FM”里的轻音乐，做点家务活儿。一面打心眼里嘲讽这些东西都是“电子垃圾”，一面发信息“骚扰”我们。这是惯常的状态，76岁的他活成了一枚追求智能科技的时尚“老顽童”，这么说真的不夸张。
父亲是内科医生，七十多年丰富的人生经历，他的“三观”时时影响着我们。“上不违反党纪国法，下不沾黄赌毒，在上下这个区间里，凡事朝最好的方向努力，做最坏的打算。”这是父亲直到现在都经常提醒我们的警言诚语。因为主张无为而治，我家的气氛一直民主自由。也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教育方式，我和弟弟走了两个极端，弟弟是学霸，成绩特别好，考上医学院接了他的班。我则由于“政策”宽松，玩得太嗨，以至于混成了学渣，高中毕业勉强考了一所中专，学了一门最无趣的专业：粮食会计。还好，那时包分配，好歹有了个工作。
在理塘的岁月
我始终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缘份是上天注定的。我和父亲的缘份，始于1973年，那一年的秋天，我成了父亲的女儿，他给我取小名叫邱秋（母亲姓邱）。回望这半生，在理塘度过的那段童年时光是最难忘的。
在缺医少药的理塘，父亲是个好医生。因为是该县唯一一个北医大毕业的，大家都喜欢找他看病，又因经常下乡，城里和区乡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不认识他的。前些日子，有位退休后定居巴塘的老人，曾是父亲的病人，在步行街一眼就认出了父亲，亲切地喊：“格桑医生！”只要看过病，不管年代再久远，父亲都会记住这个人。他俩高兴地聊起理塘的过去，老人现在身体健康，对父亲依然十分感激。
在理塘，父亲带领巡回医疗队，走遍了所有区乡。那些年下乡不像现在，驱车来回，大不了住两晚，条件好的区乡还有旅馆，吃住方便。父亲在理塘巡回医疗，则是自带被褥骑马进乡入村，每次时间长达半年或一年。母亲是财政总预算会计，还要兼搞单位的其他工作，很忙，家里没有余钱请保姆，理塘也没有幼儿园，父亲便带着我巡回医疗，五、六岁的我也跟着看尽了理塘的山山水水。
牧场上，他们出诊看病，把我留在牧民的黑帐篷里。老百姓尊重、欢迎医生，亲切地说：“‘曼巴’（藏语：医生的意思）给我们看病，相当于念了一万次‘嗡嘛呢叭咪哄’！”对我也特别好，怕我冷，让我在“三石灶”上烧牛粪玩，一饼一饼的，这是牧民的燃料，纯绿色无污染，味道清香。有时教我挤奶，自己挤出的新鲜牛奶自己煮了喝，很有意思。看到牧民煮牛奶的方法不对，父亲就耐心地教他们“巴氏消毒法”，让牧民了解如果牛患有结核，会传染给人；科普包虫病、绦虫病的防治方法，告诫他们不能吃生肉。理塘海拔高，那时没有大棚和温室，种不出绿蔬。有一年巡回医疗，没有别的蔬菜，吃了半个月土豆，煮土豆、烧土豆、土豆包子……导致我现在看到土豆就伤。广阔的毛垭草原，一到夏天就是美丽的花海，跟随医疗队开展中草药大普查，我认识了几十种中草药，了解了紫宛草可以止咳，接骨草能接骨，蒲公英消痈散结，等等。
父亲的十三年理塘岁月有艰辛，有快乐，发生过很多趣事。
初到理塘时，父亲身上尚未脱书生气，闹了不少笑话。防疫站有两口子打架，打得你死我活，男的拿了把菜刀假意要杀女的，女的便给男的扔一个鸡蛋过来。父亲当时没有结婚，以为真的要出人命，赶紧去劝架，往前一挡，鸡蛋打在他的眼镜上，蛋清蛋黄从脸颊流到脖子里。第二天，两口子和好了，没事人一样。旁边的人笑道：“哈哈哈，格桑医生，以后人家两口子打架，不要去劝架了！”
巡回医疗不仅在理塘境内，有时还要去理塘与新龙交界处的下占区。他们坐皮船过雅垄江，骑马走路攀援上山，路途的艰辛相当于巴塘的甲英乡（未搬迁点）。那里严重缺水，老百姓每家挖个窖，年复一年蓄雨水解决吃水问题，水质混浊不堪，伴有各种寄生虫，这个地方招待贵客最珍贵的食物是一把大蒜和一把盐，可以杀毒杀菌。医疗队在这里呆了一周，给所有老百姓看完病下山后，同行中有位刚从川医大毕业的医生伍大忠，父亲对他说：“你信不信我们高原上的草可以咬人？”伍大忠说：“草咬人？不可能！”于是，他们跳进雅垄江洗澡，上岸后，抄长着一片火麻草的近路前行，故意把伍大忠甩在后面。伍大忠不认识火麻草，穿着裤衩，光着两条腿从草丛里经过，双腿瞬间便被火麻草的绒毛划得又红又痒，肿了起来，他呲着嘴大叫：“我信了！我信了！高原上的草不但可以咬人，还可以杀人！”
理塘老百姓穷，看病没有钱，用牛奶和鸡蛋换。医疗队有位毕业于重庆医科大学的卢医生，有一天吃了25个鸡蛋，吃撑了，“哎哟，哎哟”地叫唤。父亲和几个医生故意整他，不由分说地把他按在两根长凳上面，肚子向下，悬空匍匐，说这样好消化，然后把他的狼狈样子画下来，作为今后取笑他的“证据”。还有个内地来的女医生，家庭出身好，没做过家务，理塘煮挂面不用高压锅熟不了，她倒好，舀一瓢冷水在平锅里，直接放进挂面，结果煮成了一锅面糊，一时传为笑谈。
多年下乡的经历，让父亲练就了几手“绝活儿”，只要有一张报纸、一个酒瓶，就可以在上面揉面包包子、做馒头。运用解剖学原理切牛肉，一腿牛肉，几刀下去，肉是肉，骨是骨，动作麻利。连骨带肉宰鱼肉丸子，吃不出哪怕一小根刺来，这是在雅垄江边、无量河畔巡回医疗时，没有其他吃的，只能去打鱼，被逼出来的。
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父亲始终没有忘记希波克拉底誓言。慕名来找父亲看病的，农民工人干部各色人等，有的人干脆从医院里开了针药，拿到我家请父亲打针输液，似乎这样才放心。还有些人患有“难言之隐”，不好意思去医院，来我家看病的甚至有麻风病人、性病患者，还有得一种牧场地方病叫“蝇蛆病”的，一般人看到就恶心。父亲作为一个医生，总是耐心地问诊、开处方，从来没有嫌弃过他们。闻着针药和消毒水的味道长大，我一直为父亲是医生而自豪。在理塘念小学时，再顽皮的学生也不会欺负我，不少同学给我带零食吃，他们都知道我爸是医生，给他们或家人看过病、打过针。
几年后，父亲任防疫站站长。他带领全站职工绿化美化院坝，绿色的草坪，黄色的“朵登梅朵”，四面均为一层的青瓦平房，环境宜人。那时的理塘，只有烈士陵园种着白杨树，修有一座亭子，很多人不管吉不吉利，都去那儿照相，防疫站绿化后，再也不用去烈士陵园了。在没有设备，条件极差的情况下，父亲率年轻医务人员开展了几类大型调研：组建甘孜州南路科研协作组，调研传染病分布情况；理塘布鲁氏杆菌流行病调查、烈性传染病鼠疫调查、地氟病的发病情况、中草药分布情况等，探索建立民族地区县、区、乡三级卫生防疫网，受到省州主管部门的肯定，多次在省州卫生会议上交流发言。
1983年，父亲婉拒州人民医院、州卫生学校附属医院的诚邀，离开理塘，回到了阔别26年的故乡巴塘，在人民医院任院长。理塘十三年，落下了两个年纪越大越严重的病根：1983年毛垭坝草原发生特大雪灾，父亲带队支灾两个月，双眼被雪光灼伤，右眼虹膜严重粘连；理塘恶劣的气候和简陋的生活条件，让他患了风湿性关节炎，又因下乡时几次从马上摔下来，右膝创伤性骨质增生。
精神地老去
在巴塘很长一段时间，父亲虽是院长，也要看病值夜班。我家离医院远，有时深更半夜接到出诊通知，也是立马赶到医院，风雨无阻。带队去拉哇、亚日贡等乡扑灭疑是“一号病”的疫情，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尽管辛苦，热爱生活的他还不忘带了一只山猫回来养。
父亲的书柜里，有很多奖状奖牌，省里的，州上的，他并不以为意。保存得最好的是他自己主编、代表了百年人民医院医学成果的《鹏城医学论文集》。到巴塘没几年，县委任命父亲为卫生局长，干了三个月后他主动辞去了职务，回到了县人民医院，继续任院长，一面看病。他说：“不是干不下来这个局长，现在我还年轻，不能这么早就脱离临床，让专业荒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期，位于县城中心的二轻公司破产。父亲看准这个黄金地段，认为如果医院买下来作为第二门诊部，可以拓展医院建设。下岗工人不理解，在大街上贴出痛骂父亲的大字报，母亲胆小，问怎么办。父亲一笑置之：“几张大字报算个啥？文革时期见多了，我自己还写呢！”最后，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医院顺利地买下了这块地。因为工作干得好，并不愿意从政的父亲被当选为县政协副主席，分管文教卫生口，此时已接近退休年龄，面对组织的重用和信任，不能再像当年那样率意辞职，干了一届后光荣退休。
退休后，父亲拒绝了医院的返聘，也不开诊所，再也不摸听诊器。他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退休就做退休的事，钱是挣不完的，够用就行了。”除了检查身体，没事从不去工作多年的县人民医院，但他依然关心它的发展，听说双流援建重新修了住院大楼，里面的设施设备很棒，还专门让弟弟发了图片过来。
他的大学同学多数是有名的专家教授，有的还是留美学者，博士后都带了十几个，而他在落后的高原，因为条件所限，无法在科研上有傲人的建树。我问有没有失落感？父亲说，你这么问，说明《红楼梦》是白读了，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里有这么一句：“各人有各人的缘法，各人得各人的眼泪”，一个人要知足常乐，不能患得患失，不亏欠每天就是最好的状态。
父亲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越活越幽默。腿脚还行的时候，只身到北京、洛阳去参加同学会，看望母校。据他自己说，现在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幢旧楼上，依稀还有当年“文革”时的标语痕迹，乍一看，就想起了大学时光。因在北京生活过十年，喜欢听京剧，戏曲频道是他的最爱。他特别欢迎年轻人到我家来玩，和“小鲜肉”们聊时事、学网游、一起看排球比赛，言谈间不经意地使用“喜大普奔”“不明觉厉”这类网络用语，相聊甚欢。最让我感到好笑的是，我们建议他买个老年机，声音大，功能简单。他不满地说：“要想毁掉一个孩子，就给她一部智能手机。用老年机的应该是兰兰（我女儿），能打个电话发条信息就可以了。我不是兰兰，我要买苹果，功能复杂才可以让自己动脑筋，不会得老年痴呆症。”于是，当时最新款的iphone6plus到了他手上，为了把iphone6plus弄懂，竟然半夜两点半还在折腾手机，此举遭到了全家人的非议和抗议。弟弟生气了：“爸爸您是学医的，熬夜的坏处您比谁都清楚，你咋个这样嘛！”他自知理亏，只能讪讪地笑着不说话。不过，一来二去的，iphone6plus被他玩得极其顺手。
父亲对我放弃专业去从事纯行政工作十分不屑，尽管奉行“无为而治”，我却深知，其实他一直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做个中医，无奈我是学渣，只能作罢。但他非常支持我写作，我的每一篇文章，他都是第一位读者。八年前，散文集《远岸的光》出版之际，我请父亲题写书名，他斜睇我一眼：“题写书名？再说吧！那得看我的心情。”当日下班回家，桌上的东西全部清场，笔墨纸砚在案，“远岸的光”写了一桌子，有楷书、行书、草书。见到我，他竟不好意思地说：“写得不好，我尽力了，自己选吧！”我欣然选了一幅行书，用在了封面上。我发表的每一篇文章，他都留存着样刊，收到了多少稿费，哪怕十几元，他也有记录。父亲的支持，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信心，无论工作再繁忙，也没有把这个爱好丢弃。
对时下各种医闹和医德医风明显不如从前，父亲有忧虑，也有反思。他说，医院是考量道德、伦理、人性、孝心的地方，社会应当尊重医生，而医德医风建设，也应该真正重视起来：“希波克拉底誓言，南丁格尔精神，值得一再温习！”
2015年，他患老年肾病综合征在成都住院治疗。一位实习护士给他输液，连扎四针均失败，手肿涨起来，护士紧张得脸都红了。父亲啥都没说，继续让她打针。事后，我有些愠怒：“如果换个病人，早就冒火骂人了！”父亲淡淡地道：“实习生没有经验，同行之间更应该理解。这也不是什么大事，不要为难人家。”
父亲没有一般老人生病后的那种固执。每天按时吃药，认真保养身体，为的是不影响我们工作，不给儿女增加负担。
2007年10月16日，母亲去世。在那天的台历上，父亲用笔在“16”上画了个圆圈儿，旁边写下了三个小字：“妻病故”。他不再续弦，一来不给子女添麻烦，最主要的是，他说，再娶就是背叛你妈妈。
今年五月，父亲在华西医院做了眼与腿的手术，这些都是在理塘工作时落下的病根。再拖着不做，眼睛将失明，右膝将瘫痪。让我们不得不服的是，在做“右眼虹膜粘连剥离术”时，他睁着左眼，盯着前面的屏幕，目睹了手术的全过程。术后，还和弟弟进行讨论。弟弟问：
“您的内心也太强大了吧？这是在给您做手术！您敢看啊？”
他说：“我不是学眼科专业的，当然要观摩一下，机会难得啊！”
“………”弟弟半晌无语。
出院后，我嬉皮笑脸地打趣：“这次您也算是整容吧？”
“你以为我是你的那些韩国明星？这叫虹膜粘连剥离术和右膝关节置换术，明白吗？！”
“韩国明星不是我的哈！”
“我看差不多，那些猴跳舞跳的整容明星都是你们喜欢的。”
“啧啧……”
这篇文章需要配图片，我说：“就照一张耍欢乐麻将的吧。”
他白了我一眼：“麻将人人都会，有的人还为这个倾家荡产，我要照，也得是耍欢乐象棋的。”
“好好好，就照你耍欢乐象棋的。”我举起相机。
“这里照是逆光，脸是黑的！你们这些文科生，连光都看不来。”
“哦哦哦……”
读初中时，父亲写了一排大字：让数理化在你的心中闪闪发光！贴在我书桌前方的墙壁上。可惜，数理化不仅没有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反而让我头晕目眩，我选择了文科，让他失望了。好在弟弟是数理化学霸，接了他的班，算是弥补了他的遗憾。
清晨，和煦的阳光从窗外照进来，父亲面带微笑，哼着歌浇花，脸色红润祥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芳华，每个人都会老去，有的人老得邋遢，有的人老得精神，父亲当然是后者。
我的“顽童”老父，正值芳华。
2018年6月8日
罗凌，又名德噶•泽仁卓嘎，女，藏族，70后，四川巴塘人。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6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学员。著有诗歌和散文集《青藏高原的81座冰川》《远岸的光》《拾花酿春》。作品收入多种卷本，多次获得省州级文学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