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古代中外闻名遐迩的四大译场——玄奘译场、桑耶寺译场、巴格达“智慧之家”以及托莱多翻译学院，在人类文化交流与知识传播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堪称多元文化深度融合以及国际广泛传播的典范。文章聚焦此四大译场，深度剖析其所处历史背景、特有组织模式、翻译实践活动及知识传播轨迹，旨在挖掘其对当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宝贵借鉴价值。经探究发现，古代译场的卓越成就归因于其强大的文化包容特性、多元主体协同作业与知识共享体系构建。置身于全球化与信息化交织的时代浪潮之中，汲取古代译场传播智慧，能够显著优化我国文化传播效能，尤其表现在内容适配本地化、拓展多语种传播维度、增进跨文化沟通理解以及借助技术力量赋能等层面。此外，文章进一步强调，未来国际传播需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力，深化跨文化协作纽带，广泛动员多方力量参与，持续推进全球文化深度对话交流，以此全方位提升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与软实力，助力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绽放光彩。

关键词：古代译场；国际传播；文化交流；知识共享；跨文化合作

在历史的长河中，古代四大译场——玄奘译场、桑耶寺译场、巴格达“智慧之家”以及托莱多翻译学院，地位举足轻重。它们不但是彼时文化交流的枢纽，更是使知识得以广泛传播与跨文化对话蓬勃开展的关键阵地。四大译场之所以成效卓著，核心在于非凡的文化包容胸怀、精准无误的翻译品质以及井然有序的知识共享体系。这些宝贵经验为当代国际传播事业点亮了前行之路，对于应对跨文化冲突、达成多语种高效传播以及促进文化精准适配等维度，蕴含着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与切实可行的实践价值。当今时代，技术迭代加速，传播途径愈发多元，现代国际传播所面临的难题与挑战呈指数级攀升，形势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如何汲取古代译场的智慧，特别是怎样在全新传播格局中达成文化内容的精确触达，已然成为当下亟需深入钻研的前沿课题。

一、古代译场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

在古代社会，跨文化交流多依托于知识的翻译与传播来实现，译场则是此类交流的关键枢纽。以中国唐代玄奘译场为例，彼时正值大唐文化的鼎盛阶段，国势昌盛、风气开放，吸引了诸多外来文化涌入华夏大地。玄奘大师西行取经之举，一方面旨在精准探寻佛教经典真意，另一方面也是唐朝对外文化交流风貌的生动映照。作为彼时文化互通的核心载体，佛教东传不仅引发了宗教思想的激荡，更深度催化了中印两国在哲学、科学和医学等诸多领域的对话交流[1]。玄奘所投身的翻译事业，绝非单纯的语言转换，本质上更是一场文化的重塑与融合。借由佛经翻译，于译场之中搭建起中印思想文化的沟通桥梁，为后续佛教在中国的绵延发展筑牢根基。这一时期，玄奘译场翻译的大量佛教经典，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传播到了日本、朝鲜半岛等周边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在奈良时代，曾积极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将玄奘译场的诸多佛教典籍带回日本，这些典籍对日本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日本佛教宗派形成，如法相宗等。同时，在文化艺术方面，日本的建筑风格借鉴了中国佛教建筑，绘画艺术也融入了佛教元素，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交流。

相较于玄奘译场，坐落于西藏的桑耶寺在独特历史情境下发挥着别样的文化交流功能。桑耶寺作为西藏首座佛教庙宇，是佛教扎根藏地的关键转折点。回溯吐蕃政权，伴随佛教的传入，桑耶寺跃升为中印文化互动的重要阵地。有别于唐代大一统的帝国文化格局，桑耶寺所处的翻译环境是多文化彼此交织的复杂场域。当地藏族文化、印度佛教文化以及中原传统文化在此深度交融并相互渗透，协同助力佛教在藏地落地生根。在此情境下，翻译行为超越文字转译的范畴，仿若不同文明与信仰间的深度对话，具象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融合态势。桑耶寺译场的翻译成果，不仅促进了藏地文化繁荣，还沿着丝绸之路等贸易和文化交流路线，传播到了周边的尼泊尔、不丹等国家。例如，藏医学经典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丰富了当地的医学知识体系，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也对当地的建筑、绘画等艺术形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加强了我国与周边国家的文化联系，彰显了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在文化交流的多元图景中，巴格达的“智慧之家”展现出别具一格的风貌。阿拔斯王朝臻于鼎盛之际，巴格达一跃成为伊斯兰世界学术与文化的核心要地，更是知识传承、交流乃至创新的关键枢纽。彼时，一场规模宏大的知识汇聚运动悄然展开，希腊哲学、波斯医学以及印度数学等诸多异质文化及知识体系的翻译盛举蓬勃兴起，如同澎湃动力源泉，持续滋养着阿拉伯世界的学术土壤，使之走向繁荣[2]。“智慧之家”仿若一座智慧灯塔，吸引并聚集了众多顶尖学者与翻译大家，他们肩负重任，潜心将希腊、波斯以及印度等地的经典文献精准译为阿拉伯语。这些翻译硕果不仅有力推动了古代知识的广泛传播，还悄然为后续的文艺复兴及西方科学革命筑牢根基，搭建起知识互通的桥梁，让知识跨越地域疆界，突破文化藩篱。虽然巴格达“智慧之家”位于阿拉伯地区，但通过丝绸之路等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其翻译的一些科学和哲学知识也间接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知识体系，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了解。例如，阿拉伯的天文和数学知识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古代天文学和数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进步。

值得留意的是，这四个译场并非是彼此隔绝且毫无关联的。在古代知识传播体系里，它们作为关键节点，于特定学术传统的承袭和演进进程中，悄然构建起潜在纽带。以巴格达“智慧之家”为例，其所译希腊哲学经典，后续借由托莱多翻译学院流入欧洲，为文艺复兴注入思想活力，成为这一伟大运动的源头之一；另一边，玄奘译场与桑耶寺译场凭借佛教经典的薪火相传，搭建起中印两国思想互通的桥梁，化作一条独特的文化走廊。借助这般间接却意义非凡的知识流转，各译场携手推进古代世界多元文化的交融互鉴，激发知识创新浪潮。总体而言，古代译场在宗教思想传播层面，无论是佛教、伊斯兰哲学，亦或是希腊哲学，乃至数学、天文学等科技知识交流领域，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3]。它们不单单是学术探讨的聚焦之地，更是多元文化碰撞并交融的关键枢纽，为人类历史的持续发展立下汗马功劳，其影响力贯穿古今，意义深远。（见表1）

二、古代译场的组织模式与实践方法

（一）组织结构与分工协作

在古代译场的组织结构里，各翻译项目的成功取决于各方人员紧密合作与明确分工，玄奘译场即为该协作模式的典型。在玄奘的翻译活动中，除其作为译主的主导作用外，还存在多个分工明确的角色。玄奘作为译主，负责确定翻译内容与整体方向；证梵主要核对原文，保证翻译准确性；笔受承担汉译时的具体文字记录工作；缀文则负责对翻译文稿加以润色和修订，使其更契合汉文表达习惯[4]。严格的分工既让译场工作高效有序，又确保了翻译质量与原文思想的精确传递。这种分工协作模式为我国现代的部分大型翻译项目提供了借鉴。例如，在翻译联合国文件等重要国际资料时，我国会组建专业团队，包括精通源语言的专家负责理解原文、翻译人员进行语言转换、文化学者确保译文符合中国文化背景以及校对人员进行质量把关等，各成员各司其职，确保翻译工作能高质量完成。通过借鉴玄奘译场的分工模式，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文件翻译方面的效率和准确性，有助于我国更好地参与国际事务和文化交流[5]。

桑耶寺译场的翻译工作呈现出另一种文化协作模式。吐蕃时期的桑耶寺译场，是印度、汉地与吐蕃学者共同合作的产物。在此，翻译活动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文化、信仰与哲学的交融。印度学者带来印度佛教经典和理论，汉地僧人提供文化背景及汉语翻译方案，吐蕃学者则依据本地文化理解诠释外来经典。多文化合作推动了佛教经典在藏地的传播，促进了我国内地和藏族地区以及印度三地文化的深度融合。这种跨文化合作模式对我国现代的跨地区文化交流项目具有重要启示。比如在举办“中国西藏文化周”等文化活动时，就可以借鉴桑耶寺译场的模式，汇聚西藏、内地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专家、艺术家等专业人才，共同策划和组织活动，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增进各方对中国西藏文化的了解与认同。

相较于玄奘译场以及桑耶寺译场的翻译模式，巴格达的“智慧之家”营造出一种开放式学术环境。在此情境下，学者与译者间的合作形式更为灵活且多元。阿拉伯学者不仅投身于古希腊哲学经典的翻译工作，还积极与波斯、印度等地的学者开展合作，通过翻译与讨论交流，博采众长，有力推动了哲学与科学在不同文化间的传播。“智慧之家”作为核心学术机构，兼具翻译场所与知识创新发源地的双重属性。学者们在此不仅进行文字语言的转换，还深入钻研经典哲学内涵，并结合阿拉伯世界的实际状况，对经典展开再创造与本土化调适[6]。巴格达“智慧之家”的开放式学术环境和创新模式，对我国现代的学术研究和文化传播机构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可以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或建立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方式，营造开放的学术氛围，吸引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和交流。例如，我国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为全球哲学家提供了交流平台，促进了不同哲学思想的碰撞与融合，推动了哲学领域的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播。

托莱多翻译学院则是另一种合作典范，其在多语种翻译领域表现突出。该学院地处中世纪的西班牙，是希腊哲学经典在阿拉伯语与拉丁语之间双向传播的关键枢纽。在托莱多翻译学院，学者们翻译希腊经典文献，把阿拉伯世界的知识再度转译为拉丁文，向欧洲地区广泛传播[7]。这种跨越语言与文化界限的合作模式，让托莱多翻译学院成为推动欧洲文艺复兴的重要力量，也为后续知识传播与学术发展筑牢了根基。我国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可以借鉴托莱多翻译学院的多语种合作模式。

（二）翻译与文化适配的实践

翻译绝非仅限于语言层面的转换，其核心更在于文化的适配。在古代译场的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们通常在秉持原文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本土文化特色开展本土化处理。以玄奘的翻译工作为例，他尤为注重对佛教哲学精髓的把握，像“空性”和“因果律”等概念，在印度文化中根基深厚，然而对于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而言却颇为陌生。他凭借自身对印度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将其巧妙转化为契合汉文化思想脉络的表述形式。因此，玄奘的翻译成果，已然超越了单纯的语言转换范畴，实则是一种跨文化的深度沟通与交流。在当今我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许多文艺作品的对外传播就借鉴了这一策略。例如，舞剧《只此青绿》展现了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魅力，在海外演出时，制作团队深入研究目标国家的文化特点和观众审美习惯。对于作品中一些独特的中国文化意象，如山水画中的“留白”意境，通过舞台设计和舞蹈动作的巧妙编排，结合当地观众熟悉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阐释，使外国观众更易理解和欣赏，引发情感共鸣，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8]。

桑耶寺译场的翻译实践，在本地化与文化适配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把印度佛教经典译为藏文的过程中，译者不仅要斟酌词汇的精准程度，还必须充分考量藏族文化对其的接纳程度。鉴于藏族文化与印度文化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译者在译经进程中，常常针对某些极具印度特色的文化背景进行必要调适，旨在使佛教经典能够在藏地落地生根[9]。例如，佛教中的部分修行方法和精神理念，藏族民众起初并不完全理解。于是，译者通过融合藏族的传统习俗与生活方式，加以适当阐释，从而使这些经典更易于被藏族民众接纳与传承。甚至，莲花生大师为应对佛教与苯教之间尖锐的矛盾，采取了本地化与文化适配。一方面将苯教占卜、供施禳解、伏魔驱鬼、祭祀等传统的宗教仪轨以及苯教的法器，引入佛教中来；另一方面，将十二丹玛女神、雅拉香波山神、冈底斯山神等苯教神祇吸收、转化为佛教的护法神，重新赋予其佛教的意义和职能[10]。同时，在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播中，也有类似实践。比如云南地区在推广少数民族文化时，将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民俗活动以纪录片的形式呈现给全国乃至世界观众。在制作过程中，需充分考虑不同地区观众的理解能力和文化背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节日背后的文化内涵，将独特的民俗活动与大众熟悉的生活场景相联系，使观众更易理解和接受，有效传播了我国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

（三）知识传播的双向互动

古代译场并非仅为单向的知识输入渠道，其通常具备双向互动的特质。借由翻译活动，各地翻译的知识不仅译入各个地区，也反向作用于译入的文化思维模式与价值观念。以玄奘的翻译工作为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化汲取了印度大量佛教思想，与此同时，中国哲学思想亦开始影响佛教思想的发展走向。如儒家的“礼义”与“道德”观念，在印度佛教经典翻译时逐步得以体现。这不仅有力推动了中国儒学与佛学的相互融合，还促使佛教教义在中国实现更为深入的本土化发展。这般双向的文化互动，既深化与拓展了中国哲学，又增进了中印文化交融。在现代，这种知识传播的双向互动在我国文化交流中也有诸多体现。例如，我国与印度在瑜伽文化交流方面，中国在引入印度瑜伽健身理念和体式的同时，也将中医养生与道家的身心和谐思想融入瑜伽教学与实践中。中国的瑜伽练习者在练习过程中注重身心的整体调养，与印度瑜伽文化相互补充，促进了两种文化共同发展，也加深了文化理解程度。

同样，桑耶寺译场对知识的双向互动亦极为显著。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其对周边地区文化的辐射与影响。除了印度佛教思想与藏地文化的深度交融，桑耶寺译场翻译的成果也通过文化交流与贸易等途径，传播到周边地区。例如，一些经过藏地文化调适后的佛教经典，随着商旅的往来和宗教交流活动，流传到了西域等地，对当地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周边地区的人们在接触这些经典时，不仅受到佛教教义的熏陶，还对藏地独特的文化阐释方式有了认识，促进了不同地区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同时，周边地区的文化元素也反向影响着桑耶寺译场的翻译工作。西域等地独特的艺术风格、民俗风情等文化信息，通过与往来人员的交流，反馈到桑耶寺译场[11]。译者们在翻译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将这些新的文化元素融入对佛教经典的阐释和传播中。这种双向互动使得桑耶寺译场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翻译场所，更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交流与创新的中心。

在我国当下的跨境电商文化传播中，也能看到类似双向互动。以藏族特色手工艺品在跨境电商平台的销售为例，藏族手工艺品所蕴含的藏族文化吸引了国外消费者，他们在购买和使用过程中，对藏族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国外消费者的审美偏好和使用习惯也会反馈到国内，促使藏族手工艺人在保留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对产品设计进行创新，融入国际流行元素，进一步提升藏族手工艺品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了藏族文化的传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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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西藏自治区语言景观规范化建设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20BYY063 

第一作者简介：阿努（1977-），男，藏族，西藏日喀则人，西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涉藏外宣翻译、区域与国别研究。

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2期（总第162期），版权归作者及刊物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