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以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为例

摘要：明朝时期，帕木竹巴、仁蚌巴和辛厦巴先后成为西藏地方的主导力量。仁蚌巴历经近百年的西进和东扩之后，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权势盛极一时，架空帕木竹巴并成为当时西藏地方事实上的掌权者。1517年帕木竹巴势力恢复后将其击败，仁蚌巴失去对前藏的管辖权后退回后藏。位于仁蚌东北部的尼木是仁蚌巴向东扩张的第一站，也是仁蚌巴兵败退缩时的最后防线。在明朝中叶仁蚌巴与帕木竹巴分庭抗礼、角逐权力的历史背景下，尼木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焦点。文章通过解读相关尚未被充分利用的藏文史料，将目光聚焦于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通过介绍16世纪中叶仁蚌巴与尼木当地贵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以期增进对仁蚌巴从称雄卫藏到彻底垮台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并为研究明朝中央政府的治藏政策提供案例。

关键词：明中叶；仁蚌巴；帕木竹巴；尼木；多封众建

前言

在明代西藏地方的政治舞台上，帕木竹巴、仁蚌巴(明译“领思奔”)和辛厦巴(又称“藏巴汗”)三个代表性的政治势力相继登场，成为明朝初期、中期和末期西藏地方势力最大的掌权者。三者中的仁蚌巴发迹于元末明初。1352年帕木竹巴地方政权的创建者大司徒绛曲坚赞下令在后藏最东边的曼曲河畔修建仁蚌宗，成为帕木竹巴管控后藏的重要据点，得到历任帕木竹巴首领的重视。1363年绛曲坚赞任命格尔·南喀坚赞为仁蚌宗本，其后代在仁蚌扎根并世代管理仁蚌，因此该家族被称为“仁蚌巴”。南喀坚赞的儿子南喀杰布(1378—1425，明译“喃葛加儿卜”)和孙子诺布桑布(1403—1466明译“那儿卜藏卜”)承袭父职相继担任宗本。永乐十四年(1416)五月二十六日，永乐皇帝颁布诏书，宣布在仁蚌设立“领思奔寨行都指挥使司”，封南喀杰布为“都指挥佥事”。南喀杰布在1425年去世后，其子诺布桑布于宣德元年(1426)继任都指挥佥事一职。凭借明朝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上与帕木竹巴的多次联姻，仁蚌巴迅速崛起成为后藏最有实力的贵族之一。自15世纪初开始，仁蚌巴发动多次军事行动，先后侵占南木林、桑珠孜(明译“三竹节”)和拉萨等西藏中部的重要区域，并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夺取帕木竹巴的权力，成为当时西藏地方事实上的统领者。

然而，由于史料匮乏等原因，目前与仁蚌巴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少见。明朝中央政府实施的“多封众建、分而治之”政策对西藏地方的政治局势产生了哪些影响？仁蚌巴西扩和东进的具体过程究竟如何？这些都是明代西藏史专题研究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不再拘泥于仁蚌巴本身，而将目光聚焦于仁蚌东北边的尼木，通过考察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增进对明中叶西藏地方局势的认知，特别是对仁蚌巴从称雄卫藏到走向衰亡这一历史过程的理解，进而检视明朝中央政府实施的“多封众建”治藏政策的成效。

一、15世纪末仁蚌巴的东扩及其对尼木一带的管理

(一)尼木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

尼木位于雅鲁藏布江中游北岸，地处今拉萨、山南和日喀则三地的交界地带，扼守三地交通咽喉。以尼木为原点，沿江顺流直下可达曲水、贡噶、扎囊、乃东等地；在曲水沿拉萨河北上可达拉萨河谷；从尼木溯江向西可通往日喀则和阿里；经境内东北方的河谷可抵达广袤的藏北草原；沿境内西北方的河谷则可抵达藏北和日喀则。

吐蕃时期，尼木一带是伍茹和叶茹的分界线，属叶茹，是较为重要的行政区域。据《弟吴宗教源流》记载，吐蕃在卫藏四茹各设立1—2名茹本，10名千户长等，在叶茹管辖下的尼木有1名地方行政官员。元朝时期，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十三万户并在西藏各地建立驿站。临近尼木的驿站有卡热。在元代僧侣的传记中也可以看到有僧人在尼木一带活动，比如喀且班钦曾从尼木一带前往噶玛噶举派祖庭楚布寺和拉萨。

明朝时期，朗氏家族以乃东为中心建立帕木竹巴地方政权，其管辖范围包括今拉萨、山南和日喀则等广大地域。帕木竹巴派遣地方官员从乃东前往西边的后藏，有两条道路可选择：一条是翻过岗巴拉山后沿羊卓雍措西行至后藏；另一条则是沿雅鲁藏布江峡谷西溯，经曲水、尼木、仁蚌至后藏。后者是距离最短的路线，如今的318国道基本就是沿着这条路线修筑的。明代史料多次提及僧侣和商贾穿行在这条道路上，比如帕竹政权的创建者大司徒绛曲坚赞曾沿这条线路前往萨迦。七世噶玛巴曲扎嘉措(1454—1506)和八世噶玛巴米觉多吉(1507—1554)曾先后率领僧团从楚布寺出发经尼木前往后藏。可见，在连接前后藏方面，尼木至少在元明时期已有较为明显的地理优势。

(二)仁蚌巴对尼木一带的经营

明朝中叶，仁蚌巴快速崛起并向帕木竹巴发起挑战，从而形成分庭抗礼的对峙局面。至15世纪末，仁蚌巴已经掌控后藏大部分区域，并将目光转向前藏。从1480年开始，仁蚌巴向东多次发动军事进攻，企图侵占拉萨和山南。历经十几年的征战，仁蚌巴在1497年实现目标，将势力扩张到拉萨和山南，事实上掌控卫藏大部分区域长达20年之久，直到1517年兵败退回后藏。

从1480年仁蚌巴开始东扩到1497年控制拉萨和山南等地，尼木一带成为其向东扩张的跳板，在这一阶段掌管尼木地方的纽拉巴家庭沦为仁蚌巴的附庸。纽拉昆仲之长兄纽拉班钦是一名较为活跃的僧人，他积极地参加各类僧俗事务，亲历和见证了纽拉巴与仁蚌巴的交往活动。据《纽拉班钦传》记载，纽拉班钦原本在拉萨格鲁派的色拉寺求学，后来在水蛇年(1473)与仁蚌巴家族的重要上师强钦饶绛巴桑结佩(1411—1485)相见后，转而学习萨迦派教法。桑结佩是仁蚌巴极为重视的萨迦派高僧，曾于1449年受仁蚌巴资助建立哲域吉采寺，后来还担任过仁蚌巴的家庙强钦寺的住持。或是通过桑结佩的关系，纽拉班钦结识了仁蚌巴家族的成员。仁蚌巴非常重视这位纽拉巴家族的僧人，希望他来仁蚌担任管家。尽管纽拉班钦没有接受职务，但还是致力于积极推动纽拉巴与仁蚌巴合作，配合仁蚌巴对尼木一带的管理。水虎年(1482)夏，纽拉班钦赴前藏闻法途中在尼木以东的博玉曲地方与仁蚌巴首领贡度桑布相见，并后者向其敬献金子等礼物。贡度桑布嘱咐纽拉班钦，希望他能成为饶益佛教的大德。纽拉班钦与贡度桑布在博玉曲相见，说明仁蚌巴家族首领已经在尼木一带活动。纽拉班钦与仁蚌巴第五任宗本顿月多吉也保持密切联系。1489年，纽拉班钦接到顿月多吉写的一封信后，积极安排顿月多吉与纽拉巴家族的首领会晤。

为了向东扩张，仁蚌巴积极与噶玛噶举教派合作，支持噶玛噶举派在尼木一带开展宗教活动。明朝初年中央政府实施“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广泛地分封卫藏各地的僧俗领袖，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三大法王”和“五大教王”。作为“三大法王”之一的大宝法王噶玛巴以拉萨西北方堆龙河谷的楚布寺为驻锡地。因当时格鲁派在拉萨河谷极为兴盛，挤压了噶玛噶举派的发展空间，所以噶玛噶举派希望外部势力介入拉萨河谷，趁机增强本派的影响力。15世纪末期向东扩张的仁蚌巴，

也试图击败格鲁派的施主帕木竹巴政权和奈巴家族，加强对拉萨河谷地区的控制。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噶玛噶举派与仁蚌巴结为政教联盟，试图合力打破旧有的格局。顿月多吉选择大力扶持噶玛噶举派后，纽拉班钦和纽拉巴家族积极参加该派首领七世噶玛巴曲扎嘉措和四世红帽活佛曲扎益西(1453—1524)等人组织的宗教活动。仁蚌巴占领尼木后，继续向东扩张，1493年势力已经抵达尼木东边的曲水伦波孜。水牛年(1493)顿月多吉邀请四世红帽活佛来曲水伦波孜讲法时，纽拉班钦来到曲水并向他敬献供养和提供侍奉，听闻了大手印等教法。纽拉巴家族首领多次资助噶玛噶举派僧人。1502年受仁蚌巴邀请，噶玛巴前往后藏时在尼木一带作金刚道歌，并修建了纽拉勒谢林。这座新修建的寺院又名“噶玛扎仓”，它得到纽拉巴家族的供养，“本萨色康嘉姆母子二人，经常向噶玛扎仓供奉粮食”。仁蚌巴占领拉萨时，顿月多吉将噶玛巴迎请到拉萨，纽拉班钦又前往拉萨拜见噶玛巴，此后，纽拉班钦又迎请噶玛巴到尼木弘法，当地信众敬献了不可思议的供养。此后供施双方在扎西岗相会，接着又前往续、鲁木巴和协绒等地。当噶玛巴在协绒时，纽拉班钦的母亲森玛钦莫也前来敬献供养，噶玛巴为她传授教法。噶玛巴在尼木一带的活动是卓有成效的，他不仅招收了纽拉班钦和堆夏巴释迦旺秋等来自尼木一带的出家弟子，而且还招收尼木一带的世俗首领为弟子，比如纽拉囊索仲巴，即纽拉班钦的幼弟，以及纽拉巴首领仲索南嘉措等都名列七世噶玛巴的弟子行列。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噶玛噶举派凭借其与仁蚌巴之间紧密的关系，利用仁蚌巴侵占尼木这一政治优势，与尼木一带的纽拉巴家族建立了密切的供施关系，提升了噶玛噶举派在尼木一带的影响力。从1480年起至1517年，仁蚌巴、纽拉巴和噶玛噶举派三者已经结为关系密切的政教联盟。

二、16世纪初仁蚌巴兵败之后尼木的局势

15世纪末，仁蚌巴的势力已经跨过尼木到达拉萨和山南。仁蚌巴架空帕木竹巴后开始压制格鲁派的发展。从1498年到1517年，仁蚌巴取消格鲁派主持拉萨祈愿大法会的权利，改由噶玛噶举派和桑浦寺的萨迦派僧人主持。为了提高噶玛噶举派在拉萨河谷的影响力，1503年，仁蚌巴第五任宗本顿月多吉支持七世噶玛巴在拉萨噶玛贡桑修建土登群科寺，同年还资助四世红帽活佛在拉萨西北方修建德庆羊八井寺。羊八井寺的修建，在拉萨以西和以北形成了“仁蚌—尼木—羊八井寺—达隆寺—止贡梯寺”的仁蚌巴同盟阵线。尼木作为沟通后藏与拉萨北方诸教派的通道节点，其地位至关重要。

然而好景不长，仁蚌巴对拉萨和山南的掌控仅仅维持了约20年。随着强权人物顿月多吉在1512年去世，仁蚌巴的权力旁落到其堂弟阿旺南杰(1482—1544)手中，仁蚌巴的势力开始衰落。1517年，帕木竹巴第悉阿旺扎西扎巴(1480—1563/64)在琼结巴和甘丹巴的支持下，将仁蚌巴的势力驱逐回后藏。双方签订条约，规定以尼木以东的博玉曲和卡热为界分而治之。但仁蚌巴阿旺南杰并不甘心，仍旧在1517年至1539年间多次支持其盟友发起反对帕木竹巴和格鲁派的抗争。在帕木竹巴和格鲁派势力重返拉萨后，拉萨北部受仁蚌巴支持的噶玛噶举、达隆噶举和止贡噶举三者与帕木竹巴之间爆发了严重冲突。帕木竹巴夺回拉萨后，“仁蚌—曲水—拉萨—达隆寺—止贡梯寺”一线被切断，阿旺南杰与噶玛噶举、达隆噶举和止贡噶举的联络，只能是经由北边的“仁蚌—尼木—羊八井寺—达隆寺—止贡梯寺”一线维持，这使得尼木成为连接仁蚌巴与前藏盟友的唯一通道。倘若尼木再被帕木竹巴夺取，仁蚌巴与前藏盟友将失去联络。正因为如此，仁蚌巴阿旺南杰非常重视尼木。

仁蚌巴与帕木竹巴划界分治后，双方的较量时刻影响着尼木的局势，终于在1539—1543年爆发了一场较为剧烈的冲突。西藏地方数个实力强大的贵族和教派被卷入其中，此后西藏的政治局势也受到深远影响。这场冲突的爆发，与西藏地方当时原本错综复杂的政治与宗教形势密不可分，只有先将参与冲突的诸方之立场和背景考辨准确，方能将这场冲突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

(一)导火索：纽拉巴女首领色康嘉姆与八世噶玛巴产生隔阂

16世纪30年代末，纽拉巴家族仍旧与噶玛噶举保持友好互动。据《贤者喜宴》记载，当八世噶玛巴收到仁蚌巴的邀请后，于藏历猪年(1539)五月上旬从楚布寺出发，经乌日到达尼木的续迈河谷时，尼木仁钦孜地方的色康嘉姆向八世噶玛巴敬献供养。可见当时纽拉巴家族的女性首领色康嘉姆与噶玛噶举派的关系仍较为和谐。但是随后八世噶玛巴抵达后藏桑珠孜时，却与色康嘉姆之间产生了摩擦。据《噶举金鬘》记载：“此地附近的女头人色康嘉姆前来拜见。由于八世噶玛巴不向女性传授灌顶，因此色康嘉姆进行反叛。”《贤者喜宴》的记载与此相似：“后来在桑珠孜时，色康嘉姆与八世噶玛巴相见，但是八世噶玛巴不准女性进入他的营帐卧房中，也不愿意给机缘未成熟的在家俗人摩顶，这导致色康嘉姆心生不满。”可见，很大程度上是教法上的分歧导致尼木的女性首领色康嘉姆与噶玛噶举派之间产生隔阂。

不久之后，被明廷封为“阐教王”的止贡噶举派第16任住持仁钦彭措(1509—1557)来到尼木，色康嘉姆与其建立供施关系。这表面上风轻云淡，色康嘉姆只不过更换了一位供养上师而已，实则暗流涌动，意味着色康嘉姆的政教立场发生了明显的转变。

(二)仁钦彭措与帕木竹巴关系密切

止贡噶举派是藏传佛教噶举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其最高首领止贡梯寺住持历来出自居热家族。元朝时期，止贡是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立的十三万户之一。明朝时期，止贡继续得到中央政府的重视，居热家族的多位成员获得过明廷封赐的“阐教王”头衔。色康嘉姆的新上师仁钦彭措在1528年至1534年之间担任止贡梯寺第16任住持，并在1532年获得明朝皇帝封赏的“阐教王”名号。在尼木冲突爆发前夕，他已经不再担任止贡梯寺住持，因此被称为“苏秀巴”(卸任堪布)。

如前所述，止贡噶举与退回后藏的仁蚌巴依然维持同盟关系，共同反对帕木竹巴和格鲁派。然而，作为止贡梯寺前住持的仁钦彭措却与止贡噶举本派格格不入，首先选择反对仁蚌巴、支持帕木竹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得从仁钦彭措的身世和幼年经历说起。据《新红史》记载，仁钦彭措4岁时，止贡梯寺第15任住持贡噶仁钦怀疑他不是自己的亲侄子，年幼的他不得不前往乃东躲避风头，其间得到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的鼎力支持和庇护。从小在乃东长大的仁钦彭措与帕木竹巴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与支持仁蚌巴的伯父贡噶仁钦心生不和。据《直贡法嗣》记载，卫藏发生动乱时(1516—1524年)，在乃东帕木竹巴第悉的促使之下，仁钦彭措曾举行护法酬补仪轨，结果邪恶势力遭到破坏。而此阶段，向帕木竹巴发起战争的敌人无疑就是仁蚌巴阿旺南杰。显然，青少年时期的仁钦彭措就坚定地支持帕木竹巴、反对仁蚌巴。1527年，贡噶仁钦圆寂，仁钦彭措继任第16任住持。为何仁钦彭措能继任住持呢？五世达赖喇嘛就指出“温仁波齐［仁钦彭措］从帕竹来继任座主”，即指仁钦彭措得以担任止贡梯寺住持，是因为他得到了帕木竹巴的支持。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推断，在1539—1543年的尼木冲突爆发前，止贡噶举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自幼受到排挤的仁钦彭措支持帕木竹巴，而止贡噶举本派支持仁蚌巴。

(三)色康嘉姆与帕木竹巴关系密切

色康嘉姆选择一位具有帕木竹巴背景的僧人作为上师，并非一时冲动之举，而是因为她本人也与帕木竹巴有一定的联系。色康嘉姆的父亲是前文提及的仁蚌巴顿月多吉。此前，为了巩固仁蚌巴在尼木一带的统治，顿月多吉将女儿色康嘉姆许配给纽拉巴。为何作为仁蚌巴之女的色康嘉姆却与帕木竹巴关系密切呢？这与其家庭有密切的关系。

色康嘉姆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斯嫩多吉，他是顿月多吉与浪卡子的女主人次旺桑姆所生的私生子。1512年顿月多吉临终前，曾要求斯嫩多吉从浪卡子来仁蚌担任首领，是希望延续仁蚌巴首领父死子继的承袭传统，将手中的权力传递给自己的儿子。但1512年之后仁蚌巴的首领并非斯嫩多吉，而是顿月多吉的堂弟阿旺南杰上位，这打破了仁蚌巴沿袭数代的父死子继传统。由此可见，顿月多吉去世之后，仁蚌巴内部发生过权力争斗，阿旺南杰违背顿月多吉的遗愿，篡夺了原本属于顿月多吉子女的权力。这在《新红史》中可以得到印证：1517年帕木竹巴在琼结巴和甘丹巴的支持下击败仁蚌巴阿旺南杰后，经琼结巴和雍巴的调解，阿旺南杰被迫与帕木竹巴签订停战条约，其中达成的一项重要结果就是“斯嫩巴前来请求宗本职务之事业已实现”。可见斯嫩多吉在1512年确实未能如愿继承父亲顿月多吉的权力，而是5年之后凭借帕木竹巴的胜利才得以实现愿望。

斯嫩多吉之所以能得到帕木竹巴第悉的支持，与斯嫩多吉的姐姐(或妹妹)勒措嘉姆有关。木鼠年(1504)顿月多吉将另一个女儿勒措嘉姆许配给帕竹第悉阿旺扎西扎巴。因此阿旺扎西扎巴就成了斯嫩多吉和色康嘉姆两人的姐夫(或妹夫)。斯嫩多吉正是借助其姐夫(或妹夫)阿旺扎西扎巴的军事胜利，才得以顺利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力。③这说明斯嫩多吉与帕木竹巴是同盟关系。色康嘉姆同样目睹了父亲顿月多吉一派的失势，难以与篡权者仁蚌巴阿旺南杰合作，而选择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结为同盟，这是合情合理的。综上所述，在1512年顿月多吉去世后，仁蚌巴内部出现分裂，阿旺南杰一派继续沿用“仁蚌巴”的名号，并主要在仁蚌本地活动；仁蚌巴顿月多吉的子女一派则投靠帕木竹巴阵营，而与阿旺南杰所代表的仁蚌巴分道扬镳。

(四)尼木对噶玛噶举派的重要性

在仁蚌巴称霸卫藏时，作为其同盟的七世噶玛巴和四世红帽活佛也风光无限。1524年四世红帽活佛圆寂后，八世噶玛巴成为噶玛噶举派的核心人物。时值噶玛噶举派与格鲁派水火难容。由于支持格鲁派的帕木竹巴重新夺取拉萨，噶玛噶举派不得不退到拉萨北方的山区中，发展空间受到压缩。八世噶玛巴与帕木竹巴的关系较为疏远，在《贤者喜宴》中很难找到他与帕木竹巴第悉交往活动的记载。据《贤者喜宴》记载：“噶玛噶举派未曾得到帕木竹巴的邀请，因此若主动前往(乃东)，会感到不光彩。”由此可见，因为帕木竹巴与八世噶玛巴存在隔阂，帕木竹巴不曾邀请八世噶玛巴来乃东弘法，而八世噶玛巴也不愿委曲求全主动与帕木竹巴联系。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八世噶玛巴非常重视与仁蚌巴阿旺南杰的联系，以谋求在后藏扩大本派的影响力。若前往后藏，无论是从楚布寺还是羊八井寺出发，尼木均为必经之地。若失去尼木，噶玛噶举派与根本施主仁蚌巴在地理上的联系将被切断，并陷入帕木竹巴势力的包围之中。因此无论是为了保住本派在尼木的势力，还是维持与后藏交通的顺畅，尼木值得噶玛噶举派重视。

(五)仁蚌巴阿旺南杰重视尼木

阿旺南杰担任首领后，未能延续仁蚌巴先辈们的辉煌，遭遇了一连串失败。在1517年与帕木竹巴之战中，帕木竹巴的盟友甘丹巴召集军队，经尼木向西进攻，将仁蚌巴的北线击溃。基于这一教训，阿旺南杰明白尼木一带对于抵挡帕木竹巴及其盟友的进攻具有重要的防御价值，因此对尼木极为重视。

1517—1539年，不甘心失败的阿旺南杰与帕木竹巴第悉之间再次发生多次冲突。《新红史》云：“如今阿旺南杰巴时期，由于与贡玛第悉不和，出现诸多战乱。”1522年和1523年，阿旺南杰及其下属两次发动叛乱。在1534年和1538年止贡噶举与帕木竹巴发生冲突时，阿旺南杰又两次派兵支持止贡噶举，援助其抵抗帕木竹巴。特别是在1538年夏季，仁蚌巴与帕木竹巴之间爆发了规模非常大的战争，最终由八世噶玛巴出面调解，双方议和后，战乱才得以平息。

仁蚌巴阿旺南杰与前藏止贡噶举的联系，由于前述南线通道已被帕木竹巴切断，所以只剩下北线；而尼木是保持北线畅通的关键节点，所以阿旺南杰自然极为重视。当色康嘉姆公然投靠帕木竹巴及其盟友仁钦彭措时，仁蚌巴与前藏的联络线路将被完全切断，这是阿旺南杰不愿看到的结果，唯有全力阻止。于是，在1539—1543年爆发尼木冲突。

三、1539—1543年的尼木冲突

仁钦彭措应邀来到尼木后开展了频繁的弘法活动。据其自传《仁钦彭措密传》记载，土猪年(1539)八月七日尼木的使者前来迎请，九月二十五日仁钦彭措应邀前往尼木。前文提到八世噶玛巴经尼木前往后藏的时间是1539年五月下旬。短短数月之后仁钦彭措也前往尼木，可见色康嘉姆的态度转变是非常迅速的。仁钦彭措快速答应色康嘉姆的请求，说明他非常重视尼木。据仁钦贝所写的《仁钦彭措传·敬信除忧》记载，仁钦彭措被迎请到尼木的彭措饶丹孜并向僧众传法。在《仁钦彭措密传》中也有类似记载：“仁钦彭措在彭措饶丹孜和夏绒两地驻锡的时间长达三个月，向色康嘉姆传授了智慧怙主轮导引、灌顶和随许灌顶、朵玛灌顶次第、大悲殊胜密道灌顶、教诫和导引次第、殊胜如意宝灌顶和导引等教法。”作为回报，色康嘉姆向他敬献了无数物品用于修建新寺院。仁钦彭措还来到尼木切喀寺并将该寺的赞林饶绛巴收为弟子。不久之后，仁钦彭措又受到尼木如贡寺古尚囊索的邀请，前往该寺为新刻印的博东班钦的《摄真实义》和布顿大师的文集举行开光仪式。仁钦彭措在如贡寺举行了火供，并为僧众传法，如贡寺则请求仁钦彭措担任寺院的住持。这位将仁钦彭措奉为贵宾的古尚囊索，向来与仁蚌巴关系不睦。可见此时仁钦彭措、色康嘉姆、赞林饶绛巴和古尚囊索已经联合，站在仁蚌巴与噶玛噶举派的对立面。

噶玛噶举派已经在尼木一带深耕多年，具有一定的势力，拥有一批僧俗信徒。仁钦彭措在尼木的政教活动引起当地支持噶玛噶举派的僧人的不满。当地一位叫做法王其美巴的僧人对仁钦彭措的行为感到不悦，这反过来又引起仁钦彭措心生不快。在《直贡法嗣》中也提到仁钦彭措与其美巴法王的冲突：“由于色康嘉姆成为至尊(仁钦彭措)的根本施主，使仁蚌巴和其美巴大为不满，为此其美巴多次举行威猛伏魔法，加害至尊(仁钦彭措)。”这位“其美巴”的全名为“绛贝央其美贝桑波”。据《贤者喜宴》记载，1439年八世噶玛巴经尼木前往仁蚌时，曾在“续”地方得到这位其美巴的迎请。《噶举金鬘》亦云，当八世噶玛巴前往后藏时，与一位博东其美活佛相见，并宣讲了许多博东派的教法。据《贤者喜宴》记载，绛贝央其美贝桑波是八世噶玛巴的弟子，他听闻了许多佛法，因而被视为“大智者”。据笔者实地考察，今尼木县城附近的切喀寺传统上正是博东派的寺院，因此可以推断这位其美巴法王是切喀寺的僧人，他与被仁钦彭措收为弟子的赞林饶绛巴同属一寺。可见由于仁钦彭措的介入，尼木切喀寺内部也产生分歧，既有支持仁钦彭措的赞林饶绛巴，也有支持八世噶玛巴的其美巴。

在支持仁钦彭措导致尼木内部出现分裂的同时，色康嘉姆也直接与八世噶玛巴作对。在后藏举行完鼠年(1540)的祈愿法会后，八世噶玛巴经色多坚寺、桑珠孜、旁波日沃齐、苦龙、羊卓俄噶寺、邬由然顶玛寺，来到尼木的仲布古寺等地，此后在贝绒新修建的寝宫住下。此时色康嘉姆再次前来拜见八世噶玛巴，但是她依然没有得到灌顶传承。结合《噶举金鬘》和《贤者喜宴》的记载来看，色康嘉姆分别于1539年在桑珠孜和1540年在贝绒向八世噶玛巴求法两次，但两次均遭拒绝。按照《贤者喜宴》的说法，第一次被拒绝之后，色康嘉姆就邀请仁钦彭措来尼木，供施双方“变成无别”——德国的索伦森教授认为，“很明显，色康嘉姆是仁钦彭措的瑜伽母”。色康嘉姆与仁钦彭措的交往变得密切后，不愿再忍受求法被拒的屈辱，于是压制噶玛噶举派在尼木的发展。色康嘉姆颁布限制噶玛噶举派的禁令：“当八世噶玛巴在卡热神山脚下、仲布古寺和贝绒等地驻锡时，续和尼木两地的人均不准前往拜见八世噶玛巴，不准为噶玛噶举派僧人提供住宿，不准售卖商品和发放布施给噶玛噶举派僧人。”可见色康嘉姆利用尼木扼守前后藏咽喉的地理位置，在经济和交通等方面制约噶玛噶举。色康嘉姆的禁令导致噶玛噶举陷入交通瘫痪的困境。尽管附近的人们竭力反抗这一禁令，但卫、藏各地的噶玛噶举信徒在尼木已经没有容身之处，八世噶玛巴经常为此事感到忧虑。

由于色康嘉姆的限制，八世噶玛巴无法经尼木返回祖庭楚布寺，只好绕道浪卡子的俄噶寺，并在那里主持了牛年(1541)祈愿法会。他在法会上连续三天预测道：“不久之后，我将要去拯救尼木地方的信徒和拯救彭措饶丹的房屋。赞林饶绛巴和尼木那边的老人将赶来向我求救。他们一到，我就派人过去。因为深得后藏人(仁蚌巴)的喜爱，所以要派香噶瓦去……”可见八世噶玛巴笃信尼木色康嘉姆和仁钦彭措必将失败，他们必将来求和。八世噶玛巴认为，香噶瓦此前与仁蚌巴保持紧密友好关系，因此派遣他去联络仁蚌巴，这样更有机会得到仁蚌巴强劲的支持。这也进一步说明，击败色康嘉姆和仁钦彭措，是噶玛噶举与仁蚌巴双方共同的愿望。为了维护仁蚌巴自身及盟友噶玛噶举派在尼木的利益，阿旺南杰迅速响应八世噶玛巴的号召，积极出面干涉尼木的政教事务，先后严厉地斥责了色康嘉姆。一个半月之后，由于色康嘉姆背叛仁蚌巴阿旺南杰，仁蚌巴兵发尼木。色康嘉姆和仁钦彭措放弃尼木和续地方，双双逃往前藏。根据二人逃跑的目的地，也可以看出色康嘉姆背后的支持者是帕木竹巴。

这场冲突并未在1541年完全结束。据《仁钦彭措传·敬信除忧》记载，在虎年(1542)仁钦彭措得到仁蚌巴的邀请，但仁钦彭措认为双方相见不好，于是拒绝了阿旺南杰的请求。可见仁蚌巴与尼木的这场冲突持续时间较长，直到1542年双方依然存在隔阂。同年更晚的时间，仁蚌与尼木的冲突进一步加剧。仁蚌巴逮捕了色康嘉姆，并将她关押在夏卜堆伦波孜的监狱中。仁钦彭措不忍心看到自己的施主遭受迫害，举行“回遮火刀诛敌法会”，试图帮助身陷囹圄的色康嘉姆。水兔年(1543)色康嘉姆脱离牢狱之灾。④阿旺南杰在1544年去世，但尼木与仁蚌继续存在不和睦的现象，色康嘉姆与阿旺南杰的儿子仁钦旺杰(？—1554)也存在矛盾。

关于这场冲突的胜负，双方的表述大相径庭。在《仁钦彭措传·敬信除忧》一书中，仁钦彭措是获胜者而仁蚌巴是战败者。该传记云：“后来仁蚌巴为了表示忏悔，向仁钦彭措敬献了寺属谿卡等。”仁钦彭措并不满足于阿旺南杰的道歉，他继续使用法术来损害仁蚌巴。该传记云：“不久之后，仁蚌巴将官员康巴瓦等许多人杀害。特别是康巴瓦在没有断气之前，经受了非常大的痛苦。”由于仁钦彭措施法，仁蚌巴在尼木冲突后出现内讧。《直贡法嗣》亦云：“于是，至尊举办回遮火刀诛敌法会。不久，诛法产生效应，仁蚌巴发生内讧。”⑧仁蚌巴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夺尼木，不但消耗了自身的实力，而且还激发了仁蚌巴与其家臣之间的矛盾，最终酿成内部互相残杀的恶果，因此在传记和教法典籍中记载，仁钦彭措的法术与仁蚌巴的衰落有直接的关联。

噶玛噶举派的史料则记载，在尼木冲突后仁蚌巴继续坚定支持噶玛噶举。1547年，阿旺南杰的儿子仁钦旺杰将释迦确旦(1428—1507)修建的萨迦派色多坚寺敬献给八世噶玛巴。此外八世噶玛巴还在后藏新修建了松热嘉措林寺和噶玛都扎林寺。可见噶玛噶举派的影响力在后藏得到进一步提升，活动范围得到进一步拓展。

至于冲突后的和解，噶玛噶举和止贡噶举双方的文献均有所提及。《直贡法嗣》云：“某时，(仁钦彭措)前往羊八井，遇见了前往后藏的胜王噶玛巴八世米觉多吉。”《贤者喜宴》云：“(1547年八世噶玛巴)按照止贡派卸任堪布仁钦彭措提出的方式与之相见，并满足了其要求。”《贤者喜宴》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这次相见是仁钦彭措一方提出来的。《贤者喜宴》的记录可以在《仁钦彭措传·敬信除忧》中得到证实：“当八世噶玛巴从楚布寺前往后藏时，仁钦彭措顾及众生的安乐，来到乌日栋，并给然绛巴桑结贝珠写了3封信……”这位桑结贝珠是八世噶玛巴的弟子，而这3封信应是委托桑结贝珠交给八世噶玛巴的，可见仁钦彭措向噶玛巴求和，八世噶玛巴也摒弃前嫌做出积极回应，双方实现和解。据《噶举金鬘》记载，仁钦彭措向八世噶玛巴敬献了大量礼物，并非常敬信八世噶玛巴。看似这场冲突的获胜方是仁蚌巴和噶玛噶举派一方。

在双方矛盾和解8年后的1555年，仁钦彭措派遣僧人前往尼木修建耽搁已久的夏绒寺。从1539年仁钦彭措为夏绒寺举行奠基，到1555年才动工，夏绒寺的修建进程被推迟了约15年的时间，这再次说明仁蚌巴与噶玛噶举派是这场冲突的胜利者，他们成功阻挠了仁钦彭措在尼木的弘法活动和建寺工程。但是夏绒寺能够在15年后迅速地修建起来，也说明尼木色康嘉姆的势力有所恢复，仁蚌巴在尼木的影响力江河日下，面对大势所趋无可奈何。

四、结语

明朝实施“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提高了西藏各地宗教教派与政治势力的地位，使帕木竹巴地方政权无法在西藏地方像元朝时期的萨迦一样一家独大，各地的贵族势力可以相对独立而形成相互制衡的局面，仁蚌巴家族在这一背景下崛起并与帕木竹巴分庭抗礼。当仁蚌巴意欲东进时，掌控地处卫藏之间的尼木成为胜败的关键因素。仁蚌巴采取扶植当地贵族纽拉巴、迎请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噶玛噶举派僧人来弘法等措施，成功地维持其对尼木一带的控制。仁蚌巴在尼木的成功经营，为最终顺利夺取拉萨和山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仁蚌巴的成功关键因素之一就是成功地占据和管理尼木。但在“多封众建、分而治之”的背景下，仁蚌巴在卫藏一家独大的局面也难以为继。在16世纪上半叶，实力有所恢复的帕木竹巴联合前藏贵族甘丹巴和琼结巴将仁蚌巴击败后，尼木成为帕木竹巴势力的西缘和仁蚌巴势力的东缘，是双方长期争夺的要地。仁蚌巴在尼木的多年征战，是导致自身实力迅速下降的重要因素，加之仁蚌巴内部陆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分裂，在短短的二十余年之后，日薄西山的仁蚌巴最终被后起之秀辛厦巴取而代之，从此逐渐退出西藏地方的政治舞台。总而言之，尼木政教局势的演变是明朝中央政府“多封众建”治藏政策在西藏地方产生深远影响的缩影和例证。

作者简介：张孝明，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博士后。

原刊于《中国藏学》2023年第4期，注释略，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