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觉果
摘要：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是清代官刻的第一部《大藏经》，在历代官修《大藏经》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影响。既往研究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史、校刻人员等方面一直存在不同争论和学说，本文利用搜集的史志、传记、序跋、档案等文献资料，以二世章嘉参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校刊史为研究对象，主要考察此次校刊主事人员二世章嘉与校刻活动、政治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底本、校刊年代与修订时间等问题。
关键词：二世章嘉；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
一、关于“对看喇嘛章家胡图图”
在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监造官员职名》(以下简称《甘珠尔•职名》)中，“对看喇嘛章家胡图图”是章嘉呼图克图①参与藏经校勘工作的唯一信息，但他与汉藏文献中记载的“章嘉胡图克图”或“章嘉呼图克图”是否为同一人，又是第几世，并无明确说明。然而，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时间上分析，它始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甘珠尔•职名》末尾落款时间是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在此时间范围只有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在世②。据此推断，《甘珠尔•职名》所记的“章家胡图图”应指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但是在《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传记》(藏文)和清宫档案中，暂未发现有二世章嘉参与校刊《甘珠尔》活动的确切记载。结合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传记中的社会活动分析，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世章嘉从西藏学法二十二年后，回到了青海郭隆寺，之后两年一直居于郭隆寺。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在甘丹寺第四十四任赤巴罗追嘉措的邀请下，协同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一起到蒙古处理了喀尔喀部土谢图汗与扎萨克图汗纷争。在他们努力斡旋下，扎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在库伦博勒齐尔顺利会盟，最终达成和平协议，重归于好。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他首次赴京向康熙帝奏报“库伦伯勒齐尔会盟”情况，之后又有两次被康熙帝召见。这时期也是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期间，由此可以确定《甘珠尔•职名》中“对看喇嘛章家胡图图”即为“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
二、二世章嘉参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时间
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刊刻时间，学界有三种不同说法③。包括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和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完成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和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说法。笔者经考证，认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刻于康熙二十二年，完成于康熙三十一年，其后又产生了康熙三十九年的修订本。
(一)初刻时间
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刻时间，依据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请序疏》《复请序疏》《御制番藏经序》《总理监修大藏经》《甘珠尔•职名》等内容和题本文末的落款时间，以及其他史料文献综合分析，可确认始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据和硕裕亲王臣福全等七名大臣具奏的《请序疏》，题本首行为“和硕裕亲王臣福全等谨题为释藏名经奉命镌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文末落款为“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具题，本月十八日奉旨礼部详察典例确议具奏。”这说明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六日恭请皇帝作序之前，释藏名经已奉皇帝之命在镌梓，编纂工作已开始启动。同年八月十八日，据《复请序疏》，“礼部奉旨详察典例确议具奏”，题本段首为“礼部尚书臣介山等谨题为释藏名经奉命镌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又一次提及“释藏名经奉命镌梓，恭请御制序文宣示永久事。”该题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八月十九日送达礼部。经礼部尚书介山，尚书沙澄等十五名官员议定后，于同年九月初一日具奏康熙帝，九月初四呈阅后，御批“依议。”第二年，康熙帝御笔撰文《御制番藏经序》，文末落款时间为“康熙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由此可确定其初刻时间应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而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
(二)完成时间
关于完成时间，学界一直以来分歧较大，大部分学者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职名》中“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吉日刊成”落款时间作为主要依据，但该时间并不可取。因为《甘珠尔•职名》是1700年修订时的补充内容，《甘珠尔•职名》的段首也明确写到“奉旨补造大藏经承造”几个字，“奉旨补造”说明该版并非为初刻，而是补充修改后的印本。文末落款为“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吉日刊成”，此处“刊成”意为补刻完成时间。2022年西南民族大学巴多教授和张智瑜研究员对北京版《大藏经》雕版年代考证后发现，现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第三般若经》后的藏文、蒙古文、回向文中对刊印完成时间有明确记载，“此众经藏《甘珠尔》，乃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祈愿圣神康熙帝，宝座永固如须弥。以此功德普回向，我及六道之父母，解脱恶趣之束缚，速速投生佛净土。教主文殊宗喀巴，隆兴政教之烈祖，福禄绵延无边际，吉祥如意用无穷，祝愿胜利。始于大清康熙第三十一年水猴年月水狗胜日，成于土虎喜日。在藏文回向文下有一行繁体汉文：“大清康熙叁拾壹年仲夏朔日京都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发心印造。”通过这份史料可知，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在北京崇国寺④刊印完成。文中有两处明确提到了“印造”，即“圣吉祥崇国寺，比丘印吧监佐等，众师徒者诚印造。”“京都崇国寺格龙印吧监佐发心印造”中的“印造”释义为印刷制作，这也说明了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于康熙三十一年刊印完成。
(三)二世章嘉参与校刊的时间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刻本刊印完成后，因校勘完善又产生了1700年、1717年至1720年、1737年前后三种说法。一直以来，大们误认为二世章嘉作为藏经主校之一，应该参与了初刻本的校对工作，但事实上依据二世章嘉传记和清宫档案等史料，二世章嘉只参与了1700年修订版的《甘珠尔》对勘工作。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出生于1642年，卒于1714年，这期间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先后产生了1692年初印本和1700年修订本两种版本，又结合编纂群体大员和文本考察发现，初步确定二世章嘉只参与了1700年修订版的对勘工作，其理由如下。
首先，二世章嘉留居京城的时间晚于初印本刊印时间。二世章嘉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库伦会盟”和解以后，首次抵达京城向康熙帝奏报会盟完成情况，之后返回青海。同年，康熙帝又第二次召他入京，并在北京的旃檀觉卧寺⑤安排了二世章嘉活佛与乃宁夏茸喇嘛辩经。二十七年(1688年)经向康熙帝请辞后返回青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二世章嘉两次奔波于召京和返青旅途中，显然没有时间参与校刊藏经工作。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帝派特使多杰喇嘛到郭隆寺下旨诏书，召请进京以后，二世章嘉オ真正意义上留居北京。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二世章嘉抵京以后，命居于北京的法渊寺。此次觐见后，二世章嘉活佛被任命为了扎萨克达喇嘛，受封“呼图克图”，开启了他在清廷任职的开端，之后几年里他一直留居京城讲经传法4年之久。可见，二世章嘉是康熙三十三年以后留居北京，这时候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已刊印完成。
其次，在《甘珠尔•职名》中，二世章嘉被冠于“胡图图”头衔，说明了此次他出任藏经对勘喇嘛的时间，因发生在他授封为“胡图克图”头衔之后，二世章嘉呼图克图头衔是康熙三十三年受封，此时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1692版)已经刊印完成，故他参与1700年修订本的说法比较可取。
最后，经藏文《甘珠尔》编纂群体考证发现，《甘珠尔·职名》名单为1700年增补。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目录函中有《监造官员职名对看喇嘛》《校阅经字喇嘛对读经字喇嘛》《校阅序目录官》《总理监修大藏经》四份校刊人员名单，其中除了《甘珠尔•职名》以外，其余三份均没有记载落款日期。而“对看喇嘛章嘉胡图图”就记载于《甘珠尔•职名》这份名单中。本人经对《甘珠尔•职名》文本落款时间和衔名考察发现，该名单中监造官阿勒卑忒胡、舒辂、赫寿、色德里、温察、六相等6人生卒年代和任职时间、任职头衔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时期相同，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不符，由此证明这份名单是1700年修订版参加人员名单。
此外，《甘珠尔•职名》段首明确记载“奉旨补造大藏经承造”，“补造”即修改补造，“承造”即“委托藏经刊造”也就说明了此版并非为初印本，而是补充修改后印本。且文末落款时间也提到“大清康熙三十九年四月吉日刊成”，说明了这部藏经于康熙三十九年补刻完成。
三、二世章嘉参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地点区域历史硏究
一直以来学界认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刊印于北京嵩祝寺。2012年，布楚、尖仁色所著《琉璃明镜——藏文大藏经之源流、特点、版本及对勘出版》一书中提到“藏历第十一饶迥本鼠年(1684年)，清康熙皇帝下令，由和硕裕亲王福全主持，章嘉呼图克图担任主校，根敦达扎等数十位比丘参加校对，以永乐版和万历版《甘珠尔》为蓝本在北京嵩祝寺开始刊刻《甘珠尔》，于藏历第十二饶迥铁龙年(1700年)完成，共107函。”2014年日本学者辛岛静志在发表的《论<甘珠尔>的系统及其对藏译佛经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一文中认为，“北京版《甘珠尔》是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三十一年(1692年)在北京嵩祝寺刊刻”。以上学者的观点在学界有大量转引，由于对勘喇嘛章嘉驻锡地就在嵩祝寺，故由此认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刊印于嵩祝寺。但事实上，二世章嘉参与的1700年修订版的刊印时间与嵩祝寺的建寺年代相差20多年，所以这种说法很难成立。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初印本始刻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成于三十一年(1692年)；1700年第一次修订，而嵩祝寺始建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成于五十一年(1712年)。在《蒙藏佛教史》等相关文献中对嵩祝寺的建寺年代有具体记载：“二世章嘉•阿旺洛桑却丹(1642—1715年)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奉召进京，命其驻锡法渊寺。康熙五十年(1711年)，康熙帝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皇帝拨款购得法渊寺和周围的土地，组织对法渊寺进行修缮的同时，在法渊寺西侧为二世章嘉建造寺院供其驻锡，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寺院建成，皇四子上表请赐寺额，康熙旨赐‘嵩祝寺’。故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完刻年代与嵩祝寺的建成年代在时间上相差20年。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民间有“嵩祝寺版”称谓，主要是因为后期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全部板片贮存于该寺而得名。综上史料分析，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是二世章嘉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奉召康熙帝之命第三次进京后于北京的法渊寺期间对勘完成。
四、二世章嘉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底本
关于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底本或蓝本，《御制番藏经序》中有简短记载：“番藏旧文，爰加镌刻”。说明这套藏经是以先前流通的某种藏文版《大藏经》为蓝本或底本，付梓流通。但具体依何种为底本并未确切说明。在和硕裕亲王臣福全等上奏《请序疏》和礼部尚书臣介山等奉旨具奏的《复请序疏》中也未提供佐证资料。因缺乏史料记载，故各方说法不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李国强研究员认为，“这次刊印《甘珠尔》是以霞鲁寺古写本为底本，与永乐版《甘珠尔》的底本同为著名的藏族大学者、翻译家布顿•仁钦朱所编定。”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辛岛静志强调，“虽无明确记载，但显然是以永乐版《甘珠尔》为底本刊刻的。”蒙古国学者勒•霍尔勒巴托尔认为是“夏鲁寺古写本底本”，但均未提供有充分史料和版本考证的佐证。直到1987年5月，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大藏经对勘局”以后，对藏文《大藏经》进行了系统对勘，其中藏文《甘珠尔》选择了8种本刻版对勘，经与各版本对勘发现，认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母本可能是永乐版，因将此与永乐版作此较，可见其经函数、页码、字行、字行之前后字词，及错字、不同、缺衍等有90%以上均相同。”这也是迄今为止，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最为严谨的文本对勘。除上述的文本对勘成果，本人经对康熙版和永乐版《甘珠尔》比较发现，二者在编序和载体形态等方面非常相近。
第一，永乐版和康熙版《甘珠尔》编排顺序相近。两部藏经均釆用了先密宗部后显宗部的编序方式，不同之处在于具体目录排序上永乐版将《华严部》和《宝积部》编序为第三和第四，而在康熙版中调整为相反顺序，《宝积部》在前，《华严部》在后。除此之外，各经部目录排序和经函数均相同。
第二，永乐版和康熙版《甘珠尔》经目、函号、函序相近。与1692年康熙版《甘珠尔》相比较，除了函号上较小变化以外，二者经函序和函数大致相同。
第三，永乐版和康熙版《甘珠尔》载体特征大致相同。永乐版和北京版版式大致相同，均为朱砂刷印，藏文楷体每叶八行，两面印刷，四周双边，经文的左端横印藏文目录，编号，页码；右端竖印汉文经名，编号，页码。经文两侧还印有吉祥八宝彩绘图案。
第四，永乐版和北京版《甘珠尔》经文插图大致相同。永乐版《甘珠尔》每函中之扉页左右的佛像为十方诸佛、七佛、三十五如来、八如来、随行八弟子等佛及菩萨的像，及续部上下部之本尊静猛之像。而康熙版《甘珠尔》又经函扉页的佛像，分别是十方诸佛、八大如来、七佛、三十五如来、三世佛等，续部为以时轮为主之续部各自之本尊，二者经文插图大致相同。
由此可以确认，康熙版藏文《甘珠尔》底本应该就是永乐版的藏文《甘珠尔》。而二世章嘉参与的1700年修订版，又相较于1692年初印本，发现有多处修改的痕迹。譬如，1692年版函与1700年版的函相比较发现，至少有三处修改地方与丽江一理塘版⑥相同。此外，有学者考证发现“理塘版《甘珠尔》印本中有大量增补的文字，北京版与之相同。”这些都说明二世章嘉在1700年校勘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时，应参照了理塘版的《甘珠尔》进行了修订完善。
五、关于“对看喇嘛章家胡图图”衔名的考察
在《甘珠尔•职名》中“对看喇嘛为章家胡图图”，而非“章家胡图克图”，藏文对照名录书写也未提到“胡图克图”头衔，这是否有意避开“胡图克图”头衔呢?因为此次刊印发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二世章嘉革取札萨克达喇嘛和呼图克图头衔时期。这值得进一步分析，“章嘉呼图克图”封号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时年53岁的二世章嘉被康熙帝第三次召请觐见后受封，当时还任命其为“札萨克达喇嘛”职务，“札萨克达喇嘛”即“总管京都喇嘛班第査萨克大喇嘛”。它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为管理北京地区藏传佛教事务而设立的喇嘛管理制度。据《乾隆朝内府抄本理藩院则例》载“京师总管喇嘛班第札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札萨克大喇嘛一人，札萨克喇嘛四人……”《钦定大清会典》亦载，“京师总管喇嘛班第扎萨克大喇嘛一人，副扎萨克大喇嘛一人，扎萨克喇嘛四人，大喇嘛十有八人，副喇嘛七人，闲散喇嘛十人。”上述史料说明二世章嘉在康熙三十三年后，曾在清廷中任掌印札萨克大喇嘛官衔。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清廷获悉五世达赖圆寂消息后，曾委派他以朝廷官员身份赴藏主持参加布达拉宫六世达赖喇嘛的坐床仪式，并颁赐金册、金印。在藏期间，因二世章嘉礼节性叩拜了第巴桑结嘉措后，受到清廷官员的不满和指责，返京后被理藩院问罪，提出“张嘉胡土克图，纳本札尔格隆等，违旨叩见第巴，俱应拟绞。”但因二世章嘉在蒙藏地区享有崇高声誉和以往对清廷的忠诚，康熙帝降旨“张嘉胡土克图，著从宽处免绞，革其胡土克图之号。”一直到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康熙帝オ重新册封其为“胡图克图”，诰封“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故本人推测《甘珠尔•职名》中“章家胡图图”，并非为刻印时工作失误造成的漏字，而是当时特殊历史时期，有意避开“胡图克图“头衔。
结语
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是清代官刻的首部藏文《大藏经》，它不仅是一部佛教经典的汇编，更是清代中央与西藏地方之间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展现了清代汉、藏、满、蒙等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盛况。在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中，二世章嘉作为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校刊的主事人员，凭借其深厚的佛学造诣，在校刊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在1700年修订版校刊中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对经典的精准校勘，更在于他作为藏传佛教与清朝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首先，从编纂历史背景来看，清廷对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编纂有着深远的政治和文化考量。这一举措不仅是为了弘扬佛教文化，更是为了加强与西藏、蒙古等边疆地区的联系，通过佛教文化交流进一步促进清代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二世章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赋予了校刊的重任。
其次，二世章嘉的参与深刻体现了清廷对于藏传佛教的重视和支持。他与康熙皇帝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认可和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为《甘珠尔》的编纂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更促进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最后，二世章嘉作为校刊的主事人员，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初印本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的审査和校勘工作。他凭借深厚的佛学造诣和藏语言文字功底，对《甘珠尔》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这一工作不仅提升了编纂的质量，也使康熙版藏文《甘珠尔》成为了后世研究藏传佛教和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总之，康熙版藏文《甘珠尔》的编纂和二世章嘉的参与，共同见证了清代多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盛况。这部大藏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藏传佛教和清代历史的宝贵资料，也为我们当下推动各民族团结和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注释：
①清代史料对章嘉呼图克图，记载有“张家”“章家”“章嘉”等不同名称，胡图克图亦记载有“呼图克图”，本文为行文统一，表述为学界常用的“章嘉呼图克图”名称。
②一世章嘉扎巴沃色(1607—1641年)，二世章嘉阿旺洛桑确丹(1642—1714年)，三世章嘉若白多杰(1717—1786年)。
③1683-1692年一说，详见辛岛静志：《论<甘珠尔>的系统及其对藏译佛经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中国藏学》，2014年第3期，第33页；巴多、张智瑜：《清代官刻藏文<大藏经>之刊刻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第32页。1683-1700年一说，见李国强：《康熙朱印藏文<甘珠尔>谈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4期，第72页；扎呷：《<大藏经>概论》，青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9页；王建海：《国家图书馆藏北京版藏文古籍述略》，《西藏研究》，2022年第3期，第143页。1684—1700年一说，参见布楚、尖仁色著：《琉璃明镜：藏文大藏经之源流、特点、版本及对勘出版(藏文)》，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年，第80页。
④崇国寺，有名大隆善寺，大隆善护国寺，护国寺，元代名僧定演奉元世祖忽必烈之令于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始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建成，初名“崇国寺”。明宣德四年(1429年)重修后改名大隆善寺，成化八年(1472年)修茸后改称“大隆善护国寺”。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修缮后，改名护国寺。
⑤旃檀觉卧寺，俗称旃檀寺，始建于康熙四年(1665年)，原名“弘仁寺”，乾隆年间因避高宗弘历的名讳，改为“宏仁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宏仁寺遭英法联军焚毁。
⑥丽江一理塘版《甘珠尔》又称丽江《甘珠尔》，是第十九世丽江土司索南热丹(又称生龙绕丹)为施主组织刊刻，于明神宗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开始勘刻，完成于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年)，历时十三年，连同目录共计109函。因由丽江土司主持刊印，史称为丽江版《甘珠尔》，康熙三十八年，固始汗之裔孙达尔杰博硕克图汗率兵丽江时，将其本刻版均迁移到了理塘寺，故又称为"理塘版”。
作者简介：索南多杰，男，青海贵德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图书馆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藏文文献编目与整理研究。
原刊于《青藏高原论坛》2024年12月第4期第十二卷总第四十七期，原文版权归作者及原单位所有，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