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就开始发生发展。数十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者们尤为注意探索“重返历史”的过程，少数民族文学被打造为不断流动的话语空间。在这个有弹性和不断自我更新的文学领域中，诗人、作家、学者以主体的自我发声进行文学的重构与想象。

在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中，少数民族作家们持续围绕本民族社会历史、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题材进行创作。在作为少数民族小说重要主题之一的历史题材书写中，有些文学创作者从全球化语境出发，对文化历史脉络以及创作范式积极探索，也有些文学创作者从文学相关联的历史细节入手，将文学置身于具体的历史节点之中，还有一些新近开始写作的青年创作者以民族文化氛围为考察背景，运用跨学科视角进行书写。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的传承与传播、融入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变化和挑战。在近年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中，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相关的题材逐渐增多。作家们立足于农村变迁在时代发展大背景下的现实问题，叙述农民在文化心理、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以及农村在现代化推动下的新变化。与此同时，作家们会突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征，比如对民俗元素、文化传统的书写，从而增添了作品的广度和深度。

另外，少数民族作家们尤其重视对新型乡村风貌、农民形象、农业模式的塑造，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由于不同民族、地域之间的交往与互动频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在乡村振兴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有所体现，集中表现在书写日常生活和普通人的叙事中。

纵观2024年刊载在《民族文学》上的少数民族小说叙事，也基本体现以上若干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民族文学》少数民族小说中，既有反映宏大社会历史题材的作品，也有体现革命、抗战等题材的佳作，以下将分别论述。

 在历史主题方面，本年度历史题材的书写十分亮眼，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藏族作家达真的《家园》。这部小说跨越历史长河，讲述了一个藏族出走青年及其家族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之一的曲扎，是桑布头人的儿子，在特殊历史时期远走他乡，去了瑞士，变成了“没有家园”的人。与他互生情愫的家奴的女儿斯郎措，因曲扎临行前的一句话终身未嫁，在漫长的岁月中，将好朋友达瓦志玛的孩子琪加达瓦视作自己的孩子，给予了无私的爱。《格萨尔》在小说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斯郎措家人面临危险的时候，是《格萨尔》的演绎使他们获救。另一条线是知青王本昌，他和藏族女子达瓦志玛结婚，而后又回到上海。在通篇的情感叙事里，两个平凡、坚韧、闪光的女性形象被塑造出来。同时，斯郎措的弟弟土登一家在无人区艰难求生的故事线索也穿插其间。

一方面，诸如《格萨尔》这样的史诗传统和集体记忆依然在族群内部流动，另一方面，流散、出走、返乡这样的主题在现代性语境下重复出现。在这个层面，作家达真自述小说的创作心路历程，“借用《家园》里三家人数十年的命运勾连，展现了大时代的变迁和个人命运的沉浮。书中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生存家园、文化家园和精神家园，他们就像海里一点点蒸发的水汽，被推送到内陆，到高原降落，最后汇聚成江河，如此周而复始。”可以看出，作家从对平凡的人和事的表述中寻找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也如有论者所言，从一个小的切口展现民族团结、生态文明建设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展现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彝族作家英布草心的《蛮山之上》是另外一种风格的社会历史书写。从当代文学史的维度来看，藏族小说运用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较多，而彝族小说则较少出现，英布草心恰恰是少数的践行者之一，他的小说通常会采用一种超现实的风格，而这一风格又与彝族的传统、历史、民俗完美结合。

羌族作家羌人六的小说《尔玛传说》取材自羌族神话故事《取火种》（《燃比娃取火》），也是作者长篇小说《尔玛史诗》部分节选。根据羌族神话，人神共居于世间，中间隔着喀尔克别山。“山上住神，山下住人。天神阿巴木比塔严格规定，人神不准相互往还。彼时，人间无火。人间羊部落首位女首领阿勿巴吉带领族人前往尼啰甲格谋生。在尼啰甲格，阿勿巴吉与火神蒙格西偶然邂逅、一见钟情，临别之际，二人约定让儿子成年后朝天取火。阿勿巴吉生下儿子燃比娃，燃比娃成年后独闯天界寻父取火，历经考验磨难，为凡间取回火种，成为英雄。自此，人类挣脱寒冷和漫长黑夜的桎梏，有了熟食、温暖与光明……”作家以这个神话为原型展开叙事，在取火的故事母题框架下展示了羌族先民的生活图景。

在革命、战争叙事方面，海伦纳的《红色骑兵》延续了其一向的革命历史文化题材写作。在四部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金雕拓跋珪》《蔚蓝的科尔沁》《青色蒙古》之后，他依然在书写草原的历史，在展示草原文化生活细节的同时，更大程度复原历史本身。在小说的开头，他为读者呈现了一段时间与空间的描写：“伪满洲国垮台后的第二年夏天。清晨，两个年轻人骑马穿过罕乌拉山南麓的山口，驰向茫茫的草原。豁然间，天也大了，地也广了，蔚蓝色的天空好似穹庐笼盖着四野，洁白的云朵好似亲吻着蓝天，墨绿色的草地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天际。两人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向南奔去，也许这条路很少有人骑马走过，已被嫩绿的野草掩盖了，在金灿灿的阳光照射下，挂在草叶上的晨露渐渐消散，从马背上能隐隐看见弯弯曲曲的小路伸向视野的尽头。”

小说讲述了一批拥护共产党政策的蒙古族进步青年，组成工作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引导蒙古族牧民农民寻求民族解放的历史。小说的反面角色黑狼白虎兄弟，是科尔沁旗有名的土匪头子，先投靠了日本人，当上了科尔沁旗警察大队的大队长，然后又投奔了国民党。当然，作者还塑造了一位蒙古王爷的中立角色。进步青年呼和少布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吸引越来越多的热血青年投奔而来，他们都是牧民的孩子，怀着一种朴实的民族感情，也对草原家乡充满了感情。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在茫茫的草原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月月月半，月月月圆》以一个苗族乡村的陈年往事为切入点，描绘了苗族地区在现代革命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其中诸如水牛、土地、驮马、耕田、蓝色花布这样的文化人类学意象，共同绘制了一幅近代中国乡村景观。其中作者塑造了一个较为突出的女性形象幺姨，到了小说结尾，她的去向依然是开放式的。另外，关于牺牲的三个战友的布做成的衣服、交通员、烈士证明等叙事显得格外沉重肃穆。

瑶族作家光盘的《黑洞》则是对抗战书写的细节诠释，小说分别从不同视角切入一场残酷的保卫战，分为“我”“他”“你”“她”等角色，而每个角色都面对着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故事发生的地点在桂林，桂林守军的力量有3万人，可是进攻桂林的侵略者日本军队却有15万人。感人至深的是作者描述了一位女性，她本该拥有平静美好的生活，但是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山洞。

本年度现实题材的书写也较有亮点，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的《冬天到东北来放羊》直指东北社会现实。尽管作家居住在呼伦贝尔，和以往对于蒙古族草原的书写有所不同的是，他将叙事视野扩展到东北地区。在海勒根那的笔下，特木尔带领草原上的羊群跨越地理空间，穿越陈巴尔虎草地，也随即越过大兴安岭，最终抵达黑龙江度过漫长的冬季。而这些羊群所依赖的粮食，恰恰又是在东北地理区域内没有经济价值的大豆秧和玉米秸秆。就这样，在东北边地，牧民和从事农业生产的乡村组成了新的经济、生态共同体。

藏族作家王小忠的《天边的月亮湖》涉及易地搬迁的现实题材，主人公扎西东珠及其家人经历了搬迁，在精神上也完成了一次告别。作者对于月亮湖牧场的描写尤其传神：“每年夏天，只要花一开，阿姐拉姆总要拉他去阳光最热烈的草坡折花。花的名字叫樱格花，茎秆纤细而修长，花瓣是对开的，花形像振翅而飞的小鸟，也叫翠雀。看着那些幽蓝的花朵，他就不想回家了。阿姐拉姆说过，他们折的花只有在阳光充足的坡地才有，它把全部阳光吸到自己身体里，才开出蓝天一样的花朵。”作者用了大量的笔墨写家族和亲情，以及这片牧场的季节更替之美，这些几乎构成了主人公全部的回忆：“冬天一来，牧场上相对而言会闲一点儿。这时候，拉姆就开始忙那些阴干的花。干透了的樱格花失去往昔的耀眼色彩，小鸟也不见了身形，和其他杂草一样，看上去乌黑乌黑的，笔直的茎秆也变得弯弯曲曲，轻轻一捏就碎成七八节。拉姆要把干透的樱格花放到锅里，倒上水，一边吩咐他加火，一边搅翻。大把大把的樱格花在瞬间就成了一锅乌黑的药水，清香味似乎比以前更浓烈、更纯粹了。”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美好的回忆，面对搬迁和告别，主人公扎西东珠才会如此不舍，他留下来照顾年迈的奶奶。孙子读了一段古文，告诉奶奶是晋代人的作品。祖孙之间关于多元文化的对话也十分有趣。全篇贯穿了与生态相关的理念。人与动物、植物、天气之间的密切关系，对家园的热爱与别离、新生，都是作者试图表达的主题。

壮族作家凡一平的《上岭网红》书写了一个自在的地理空间——广西上岭发生的故事。正如作家本人所言：“上岭，是我近些年文学创作的地理标识，也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存在。从桂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县城往东十三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四十公里，在二级公路的对岸，有被青山和竹林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摇篮。上岭有着不多的人口，却生生长流，他们渺小但坚韧，又像鱼群一样抱团，欢乐。已经死去和还活着的，都是我的父老乡亲。”他塑造了一个在时代浪潮中起舞的“网红”人物形象，一个捉黄鳝的高手。他通过短视频直播获取了大量粉丝的关注，而网络带来的关注显然是双面性的，当主人公被网络上的负面言论淹没，他开始重新思索人与自然、虚拟网络和现实充满温情的乡村生活之间的关系。

壮族作家陶丽群在《自留地的瓦屋》中讲述了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的乡土故事，首先呈现给读者的是乡村充满生活气息的景色：“春夏秋三季，我们南屏的孩子夹在苗青草茂的稻田、灌浆抽穗的稻田、挂穗金黄的稻田，排排坐般排着队慢悠悠穿行过那片稻田。冬天的早上就不一样了，我们舍不得离开温暖被窝，磨磨蹭蹭起来，已经快到早读时间。在那片收割过后的雾蒙蒙的稻田间，我们兔子般连蹦带跳飞快奔跑，跑到半道，听见早读的钟声从浓雾中传来。”正是在这样“原生态”的地理景观中，人物的命运起伏才更加吸引读者。孑然一身的三公，没有财产，没有家人，当小妖面临绝境的时候，他却可以挺身而出，这样的行为折射出人性质朴的一面。

满族作家周建新的《风过五龙》书写的是其本人的驻村经验。他以驻村第一书记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深度介入辽宁西部的乡村现场，从历史、现实等诸方面进行观察。在作品的开头，他如是写道：“辽西以西，特殊神奇，蒙汉杂居，农牧兼蓄。王朝更迭在这里频繁兴起，文明的冲突在这片土地上接连不断，‘红山文化’与‘三燕故都’诉说历史的辉煌，西辽河与大凌河流淌着远古的血脉。”那么，这片土地的社会现实则必然令人关注，尤其是贫困问题。他驻村所在地的青峰山“胸怀博大，敞开容纳了蒙古高原的黄土，沉淀出了几丈甚至十几丈深的厚土”。由于这里处于蒙古高原的边缘，虽然是农业地区，但孕育出了独特的生活习俗，比如人们更热爱在山上牧羊。在“红高粱”一节中，作者描绘了漫山遍野的红高粱的美景，然而，生活的现实并非仅仅是景观，而是生存本身。在写到候鸟的时候，作者提及，一边是现代高科技控制下的人造气候，一边是歌声婉转的候鸟，生态环境、经济生产均是作品想要关注的主题，因此对于写作者而言，做到二者的统一实非易事。

满族作家伊尔根的长篇小说《宝山故事》开头就讲述了一起上访事件，在拨开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后，他塑造了一系列乡村精英的形象，比如付广民、郑逢明等人，作为中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就是脚踏实地处理乡村事务、进行乡村治理。他们也是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性格和生活。在贺绍俊看来，这样的书写与柳青在新中国初期书写的《在旷野里》较为相似，作家去接受和消化生活之新，从而使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保持着活力。

本年度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还有涉及对于民众日常生活与小人物的书写，其中有脱贫攻坚主题，也有对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体现。

回族作家马金莲的《羊圈门轶事》以马一山夫妇的日常生活为主要对象，刻画了复杂多面的人物形象，白描式的乡村书写，展现了乡村人物坚忍不拔的生命力，以及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起伏的个体命运。在写到马一山挖掘梨树的细节时，作家试图表现这个男性对于过去生活的不舍、困顿与挣扎。当然，作品不只是表述这样一种困境，也有更多的亮色出现。又如主人公的女儿面临生产，依然活跃在脱贫攻坚工作中，更多体现了西部中国的生命底色与韧性。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36号道班》讲述了一支包括文字、摄影记者的采访队伍，从市里集中坐中巴车去乡村振兴示范村、民营企业、民族团结示范村报道，路上发生了泥石流，司机在等待过程中讲述了尘封已久的往事，和延绵发扬至今的筑路精神。土家族作家陈刚在《桥庄古歌》中着重提到土家族古歌的传统，小说中的土家族乡文化站站长李世奇，为乡村创新和传承民族文化作出了很多努力。

蒙古族作家肖龙的长篇小说《我是一棵榆树》分为“上篇 星期六”“中篇 星期日”“下篇 星期一”以及“尾声 之后的日子”四个部分，讲述了从星期六到星期一这三天发生的故事，以及故事在“之后的日子”里的结局。复合、交叉的叙事视角、十几个人物、三天之内发生的事情围绕着一棵“体态歪斜虬张，扭曲变形”的百年老榆树展开，而这个老榆树又是以拟人化的形象出现，体现了较为高超的叙事技巧。

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短篇小说《牛皮绳上铃铛响》以口语化的形式生动描写了一个中年男性形象——老桑扎西，他的儿子惹是生非并不知所终，他在“垭口处牛皮绳上的铃铛又嘶㘄嘶㘄地响起来”的时候，又一次陷入了绝望；彝族作家李美桦在《祝你好运》中，通过一家人关于子女就业的喜怒哀乐，关注当今社会青年的就业问题，显示出作品的人文关怀；云舒和白晓兰共同创作的《三郎的雪山》，将一个人的个体命运、职业、理想与整个行业的挑战联系在一起，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同时兼具生动的叙事风格。

当然，本年度精彩的少数民族小说不仅只是上述列举的若干文本，还有更多的新人新作不断涌现，总体而言，本年度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可谓“历史照进现实”，既有体现社会历史变迁洪流、集体记忆与现代转型的文本书写，又有立足社会现实、观照当下，并对日常生活和平凡人命运进行关怀的叙事，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建构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素材。

新时代的民族文学在不断创新，出现更多的新题材、新思路，因此，在当下研究的背景和写作谱系中，仍要关注新的议题。比如，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更加体现出多民族交融、共生的主题。再如，越来越多的青年创作者开拓出新的题材领域，彰显了新时代少数民族小说题材的多样性与多元化，他们在题材的选择过程中既有表达宏大叙事的面向，也有书写私人化经验的可能。还有一些作家进一步思考和表现乡村振兴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或是处理民俗传统与外来文化的互动关系。

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在全球化和现实性的巨大洪流中，“流动”作为一个特质始终为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新的命题。将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多元性、现代性与中国性、世界性置于中华民族共同体视野下进行重新观察，有助于探寻新时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路径，也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学研究提供更为多样而系统的研究资源。

邱婧，文学博士，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美国杜克大学东亚系访问学者，从事中国多民族文化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