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唱歌，因为我悲伤》，严英秀著，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
《我唱歌，因为我悲伤》是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兰州文理学院严英秀教授新近出版的一部散文集，收录了《从此，天地邈远》《狂暴和寂静，风雷与星光》《关于写作的老生常谈》等十四篇文章。在一般的认知观念中，唱歌通常对应着愉悦的情绪，很难与悲伤形成因果关系。然而，严英秀在这部散文集中却以看似悖论式的书名，向读者传达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生命体验，人们要直面悲伤、理解悲伤、超越悲伤。因此，这部充满生命哲学的散文集并非作者的情绪宣泄，而是通过对日常生活本真面目的凝视与思考，完成了从现实困境到精神开悟的跳跃，展现了一位知识女性的坚韧生命与诗性精神。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言：“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在《我唱歌，因为我悲伤》这部散文集中，严英秀结合自身经历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而且更进一步将一种生活态度升华为生命哲学。如在《从此，天邈地远》这篇文章中，作者满怀深情地追忆了有关母亲生前与去后的许多故事，表达了对故去母亲的深沉怀念。在母亲刚去世的一段时间内，作者的情绪是悲伤的，人生似乎陷入了无根的孤独感：“我也曾在这里，不止一次地想念过我的母亲。我总是在寒冷天气袭来的时候更多地想念她。一入秋，一入冬，我便止不住自己日夜担忧她。现在，她也没有了。现在，我终于开始拥有无牵无挂的每一个季节了。”如果作者的心境到此为止，那么就和普通大众在思想境界上别无二致，这篇怀念文章的深刻性也会减弱。
令人欣慰的是，作者直面母亲离世的悲伤后，生活的色调并没有沦为灰色，而是从怀念母亲逐渐转向更加热爱与母亲有关的一切：“我怀念居斯村，怀念那些昏暗，那些局促，那些不适，那些硬凳子。我怀念居斯的人，那些喜欢讲国家政策喜欢谈古论今的人，那些扎堆说话就像吵架的人，那些做事不使坏心眼的人。”此外，作者还在《那个春天，堕落于爱和更爱之间》这篇文章中，从生命接力的角度连接起母亲、自己、女儿三位女性，认为人生代代恰似季节交替一般属于自然现象，最终完成了在怀念过往中迎接新生：“这样生生不息的交错，是多么令人伤感又使人振奋的生命的奥妙啊，一个人的后面还有一个人，一条路的尽头又生出了另一条新的方向的路，四季轮回更替从无死灭，万事万物都在既定的轨迹上行走着，既如此，本无偏差，何须埋怨？”
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一类表现文人之间友谊的唱和诗，因为表情达意方式的高雅而被人们津津乐道，例如苏轼应和弟弟苏辙的那首《和子由渑池怀旧》。进入现代社会以来虽然很少见到这类唱和诗了，但作家之间依然会用文学作品表达友谊，只不过更多是以散文或者诗歌的形式来描述对方。在《我唱歌，因为我悲伤》这部散文集中，严英秀融文学创作者的感性及文学研究者的理性于一身，对省内十多位知名作家完成了精神画像。这种人物描写方式更多是“以文会友”，对友人的印象大多基于对其作品的阅读与提炼，是将“文如其人”与“人如其文”相统一。如在《天命似水，引舟如叶》这篇文章中，严英秀对作家叶舟的描写也可视作对叶舟作品的解读：“他是一叶扁舟，他的江河湖海已经铺展到了无穷远的地方，但他只愿意停驻在兰州的码头上，和兰州背后连接着的那些更浩荡广袤的地名：凉州、敦煌，河西走廊，被月光照耀着的甘肃省。这是他命定的水，唯一的洲。”
类似的文章在这部散文集中还有《狂暴和寂静，风雷与星光》《似这般天高水长人可期》等作品，无一不体现了严英秀对作家朋友个性气质的敏锐捕捉，以及对朋友作品的深刻理解与高度概括。如在《狂暴和寂静，风雷与星光》中，严英秀分十个单元谈了对彭金山、马步升、牛庆国、张存学、李学辉、阿信、习习、安少龙、扎西才让、刚杰·索木东等十位甘肃作家的印象，让人读后脑海中似乎就显现出了这些作家的样貌及其作品的风格。例如，在谈到朋友牛庆国时，作者先回忆了两人相识的情景以及对牛庆国外在气质的直观感受，然后结合牛庆国的诗歌创作谈及其人：“所以，难得的不是袒露苦难，而是在为民生苦难生存做出见证的同时，也呈现出对于生存苦难的超越，从而走向无比动人的生命神话。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读牛庆国的诗歌，会揪心落泪，但也会感到温暖明亮。这是另一层面上的灵性写作，不仅沉下去，而且飞起来。”
关于文学诞生的源头学界有不同观点，其中起源于巫术、游戏、宗教等说法不禁让人浮想联翩，而作家的创作对许多读者来说同样带有神秘色彩。严英秀的文学创作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可能也有读者想探究严英秀的文学创作方法，甚至想从中汲取一些创作经验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在《我唱歌，因为我悲伤》这部散文集中，作者在《静默地生长（创作谈三则）》等文章中谈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包括创作动机、思想主题、表现对象、悬念设置、谋篇布局等，对广大读者而言无疑是走进严英秀文学世界、揭秘其创作模式的绝佳窗口。例如，在《关于写作的老生常谈》一文中，作者袒露了自己为何要从事文学创作：“写作，在生命的某个时刻像风一样吹过来，我只能被裹挟其中，只能迎着它走去”，“写作对我来说，其实就是走向自己，面对自己的一个过程。”
作者不仅告诉了读者自己的创作动机，而且还在这篇文章中传授了一些创作技巧，例如应该怎样通过阅读古今中外文学作品提高创作水平：“阅读决定着写作者写作的方向和层次，长期不间断的形成阅读体系的读书习惯，是必需的事。”除此之外，严英秀还具体到小说的不同文体，分门别类地谈创作心得：“一般中短篇小说，我会在写到故事快结束时，才清楚结局，”“长篇小说的创作与中短篇不同，作家要统领全局，运筹帷幄，但问题是就算你构思好了整个故事走向，具体写出来的过程还是充满了太多不确定性。”尽管大家通常都说文无定法，但文学创作的确有一定规律可循，比如文学能表现主客观世界这种总体性创作原则。对于文学创作初学者而言，严英秀在这部散文集的创作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也有利于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其作品的艺术价值。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群体中，有不少既是创作者也是评论者，如鲁迅、茅盾、钱钟书、格非等人，他们的文学创作与其他作家相比往往带有更多的理性思辨，能够通过对现象的描写来揭露深刻的本质。严英秀既是作家也是高校教授，这种双重身份无疑也投射到了其文学创作与评论之中：“因为有切身的创作体验，我在写评论时，能有一些穿透理论的发现，更切肤的掘进，更在‘现场’的感触，以及更生动鲜活的表述。而创作时，评论经验也会起作用，使自己尽量规避以评论家的眼光审察不会认可的叙事。”《我唱歌，因为我悲伤》这部散文集既含诗性也有学理，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带来的独特魅力，作为一个样本展示了严英秀的个性气质与创作风格，反映了其从日常生活中领悟生命真谛的能力，彰显了其对坚韧生命与诗性精神的礼赞。
吴世奇，男，汉族，1989年生，河南商丘人。2013年获经济学学士学位，201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202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中国小说学会、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文化发展学会副秘书长，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所讲师、兰州大学文艺评论中心评论员。主要从事当代重要作家研究，至今已在《人民日报》《当代作家评论》《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中国社会科学报》《广西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中央高校项目3项，主持甘肃省科技厅软科学青年项目1项，荣获“第四届甘肃文艺评论奖”“第五届甘肃文艺评论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