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尼玛潘多的长篇小说《紫青稞》《在高原》都是以改革开放为背景展开叙事。《紫青稞》讲述了在普村艰苦的生存环境中,阿玛曲宗家四名女性的人生轨迹,以及当她们依赖的环境迎来经济和思想变革的冲击时,她们或进取,或退守,或彷徨的态度与抉择。《在高原》讲述了西藏小城镇的发展变革,以及在改革开放浪潮中出生的年轻一代的成长经历。女主人公白玛措吉是当代西部少数民族青年的典型形象,她生于小城镇,学于大都市,她身上体现出藏族传统观念、中国当代潮流思想的并存。在这样的矛盾中,白玛措吉艰难地自我找寻也是民族文化在现代化冲击下的尴尬处境的缩影。在喧闹的拉萨安家后,她内心对寻根的渴望体现了作者在经历了城市化进程之后内心对传统乡土社会的回归倾向。

《紫青稞》整体语言风格质朴沉劲,极具民族特色。作者通过大量的藏族谚语和俗语,地道生动地将位于西藏深山中的小乡村——普村的风土人情呈现给读者。紫青稞作为普村最主要的作物,是贯穿小说的文化符号,是普村人精神的象征。阿玛曲宗就是和紫青稞一样坚韧不屈的女性。她年轻守寡,独自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抚养成人。普村闭塞落后,面对来自父权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的压迫,她虽然逆来顺受,安守清贫,却从没有因为自己艰苦的处境自甘下贱,凭着自己的辛勤劳动,赢得了村民的尊重。普村人虽然贫穷,但是并没有根据财富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虽然铁匠扎西靠在周边乡村卖艺做工挣钱,堪称普村的首富,但是却备受歧视,普村人认为家族根基深厚,会念经算卦的强苏才是最值得尊敬的,这种社会等级制度以不变的家族传承和民族传统文化为尊,体现出传统农耕社会对外来的物质文化的排斥。阿玛曲宗就是这种精神坚实的奉行者。当得知儿子旦增违背她的意愿和铁匠扎西的女儿措姆结婚时,她非常愤怒,认为这样的做法有辱声名。在铁匠扎西家,可以享受更富裕的生活,旦增的选择是普村新一代年轻人对于传统价值观的反叛。而阿玛曲宗即使面对这样的物质诱惑也一直没有接纳他们的婚事。当她知道未婚的女儿桑吉意外怀孕,准备去做流产手术时,她坚决地阻止了女儿,冰冷的因果罪孽观压倒了对女儿未来的担忧和怜惜。当她得了白内障视力模糊时,她宁愿听从强苏“不能动”的占卜结果,也不愿意听“洋医生”的话,直至瞎了也毫不动摇对强苏的信任。她绝对地、无情地信奉着普村施加在她身上的价值尺度,这种信奉可以让她超越事实和肉体。在被压迫的过程中,她逐渐成为了它的一部分,在它的权威被年轻人侵犯时,她还会强硬地站出来维护,即使是自食其果也绝无后悔之意。普村是她的苦痛,也是她的力量。当一场洪水倾覆了她的村庄,她的家,她的生命也就无所依归,走向了落幕。

这部小说中有两位同名“曲宗”的母亲。同样的名字,同样不幸的遭遇,给小说增添了一种沉重的宿命式悲剧氛围。同时,她们之间细微的个性差别体现出作者对处于不同环境的女性的精准体察。桑吉勇敢追求爱情,却所托非人,未婚先孕,爱人多吉抛下她去了城市杳无音信。当她怀着身孕前往城市寻找多吉时,却突遭车祸,再加上身无分文,最终在走投无路之际被城里的阿玛曲宗救下,这个老人从此承担起了照顾她的责任。阿玛曲宗年轻时是手艺很好的工匠学徒,和普村的阿玛曲宗相比,她有一技傍身,不怕没有依附。她爱上了自己的师傅,可是男人不愿意承认她的存在,她只好孤身一人抚养女儿长大,女儿却早夭。经过这样的变故,阿玛曲宗依然没有被打倒,和普村的阿玛曲宗相比,她不再是只能被动地、无助地承受打击。因为城市给女性提供的就业机会,拓宽了她们的社会接触面和生存空间,在做工得来的积蓄和居委会的帮助下,无依无靠的阿玛曲宗也能安度晚年,甚至能有力量接济正经历与她同样命运的桑吉。城市纵然能改变女性的命运,但是来自男性的伤害却始终没有终止。在小说中,有着同样遭遇的女性不只阿妈曲宗和桑吉,作者这样写道:“在普村,没有父亲的孩子多的是。”对此,作者并没有展现出过多的愤恨和批判,而是用细腻的笔触表达出对这些女性的深切怜惜。

阿玛曲宗的女儿桑吉是普村的年轻一代,是与母亲一样坚韧的传统女性。她美丽,能干,温柔。强巴家的多吉向她伸出关爱之手,她就向他倾注了自己真诚的爱恋,可是多吉对桑吉却多是情欲而无尊重和责任。面对多吉模糊的态度,桑吉只能被动地等待,完全对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在一次酒后,她大胆地通过肉体来加强她和多吉之间的联系,但是却得知多吉在城里已经和别的女人发生了关系。听着他说:“男人嘛,三妻四妾很正常”,桑吉也没有产生对这段感情的质疑和抗拒,反而因为自己已经“失身”更加失去了主动权。多吉抛下她去城里,她也无力阻挡,只能在家里哀怨地等待。当她发现自己怀孕时,多吉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模糊的选项。在普村,未婚先孕而没有男人“负责”的女人不配和父母同住,只能在家背后新盖一间没有院子的小屋住在里面。这种空间的排斥是文化歧视的具象表现。这些女人们不仅要承担独自生养孩子的艰辛苦痛,还要承受社会的歧视和侮辱。普村的这一现象,非常具有典型性。通过对贞洁的强调和要求,女性的身体和生育能力被物化,成为附属品和私有物,不被“冠名”的生育,是对父权体系的威胁和挑战,因此必须施以严酷的惩罚。在普村,桑吉将会面临生活资源的断绝和社会文化的驱逐。而男性,作为生育权的赋予者,无须承担任何责任。桑吉在惊恐中只能找措姆求助。当她已经坚定了想要找人把孩子打掉的决心之后,最终又被母亲的理念所劝服。桑吉虽然生在开始转型的乡村,但是却延续着千百年来女性的命运,或被贞洁观限制,或被文化或者传统观念束缚,即使有勇气大胆地陷入爱情,也没有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和对生育的掌控权。在这样的层层束缚下,争取自由恋爱就只能是空中楼阁,甚至显得鲁莽和愚蠢。在桑吉接受了要把孩子生下来的命运后,她决定只身前往城市去找自己的爱人多吉,在这一过程中,她因为饥饿困苦乞讨过,却也获得了她用自己织氆氇的一技之长做工挣钱的机会。城市之大,也稀释掉了对她的来历和她肚子的非议,给了她一个相对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但是桑吉面对城市的各种诱惑,却全然无羡慕神往之意,即使被城市人歧视过农村出身,她也绝无自贬之意,坚持按照农村的审美打扮自己,坚守着自己的身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桑吉和她的母亲一样,是一个非常自尊,内心刚强的女性,虽然普村是她的家,但却也是给她压迫和束缚的地方,她来到城市只为找自己孩子的父亲多吉,外面世界的广阔和自由不能使她心动,因为她已经被普村完全同化,默认、承受它的荫蔽以及附带着的压迫,阿玛曲宗的悲剧是被迫的,她一生都没有见过普村之外的天空,她从未接触过任何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桑吉的悲剧则更为彻底,她的意志已经被驯化,当自由摆在她面前,她也无力去自主选择,甚至她最后决定留在城市,也是邻居男人强巴的一片深情留下了她,因为男人而走,因为男人而留,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尝试过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紫青稞》中,作者塑造了丰富多样的女性群像。阿玛曲宗家的三个女儿性格就各有不同。与桑吉相比,达吉是一个自信、勇敢,有商业头脑和实干才能的女性。森格村的叔叔年老,膝下无子,想要阿妈曲宗的一个女儿过继给他,给他养老,面对叔叔一开始的怀疑和抵触,渴望离开普村的她牢牢地抓住了这一机遇,大胆而自信地跟着叔叔,最终也用自己的品质与能力赢得了叔叔的认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过继给叔叔不仅意味着可以见识到更广阔的世界,而且森格村旱涝保收,还可以拥有更好的物质生活。但她的野心并没有止步于此,她得知邻居格桑一直在靠卖奶渣和酥油挣钱。叫卖奶渣需要抛头露面,低声下气地拉拢客户,身为一名年轻未婚女性,这样越轨的行为也容易招来村人的嫉恨和谣言非议。达吉面对这些也都丝毫没有胆怯,她孤身一人尝试几次之后,妇联组织的负责人提出牵头搞一个合作组织,大家一起卖奶渣然后从中分成,最终乡里的所谓“财政支持”也不过是四头奶牛。可见即使是已经改革开放,即使女性已经觉醒,有胆量和勇气冲破文化歧视和束缚,想要争取经济上的独立,获得生产资料依然是非常艰难。达吉和其他朋友的合作经济起初是非常顺利的,但是由于奶渣被人暗中使坏出现了质量问题,她的计划也不得不告停。这一挫折并没有让她心灰意冷。森格村的村口开始修起了公路,来往的工人们给开酒馆的女商人“狮子”带来巨大的商机,最终她也盘下了一个小酒馆,帮人照看店里的生意。达吉的创业史体现出女性参与乡村建设、追求经济独立的困难。卡车司机普拉靠拉货挣钱,他把城市的商品经济浪潮带到了达吉的身边,他激发出了达吉对金钱的渴望,因为一个风险极高的投资,达吉甚至将叔叔视若性命的婶婶的遗物交出去做了抵押。达吉的这一举动,是对叔叔、对整个农耕社会价值观的彻底背离。普拉仗着自己有一辆货车,掌握了森格村连接城市的经济命脉,视女性为可随意掠夺,随意抛弃的性资源。女商人“狮子”曾获得过他的经济帮助,就成为了他的情人,最终又被他残忍抛弃。商业化社会虽然能开放女性的生存空间,但是由于她们所能获得的资源和社会地位非常有限,因此不得不寻求男性的帮助,陷入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她们面临的则是新的一种剥削,美貌和生育能力在无形中沦为一种可供掠夺和购买的资源。作者在书中多次写到的数量日益增多的“脸上抹着白粉的女人”,正是男权文化主导下的商业社会中女性被诱惑和剥削的真实写照。面对男性这一消费主体,她们发现自己的笑脸和身体比自己的劳动更容易获得物质上的便利。商品经济带来的拜金主义改变了每一个人,但是只有女性会身不由己地走上这条自我物化和被物化的道路。这些女人们,为村子里的其他女人们所不齿,她们脸上的白粉和刻意勾勒出身材的长袍成为了一种“不贞洁”的象征,从而把她们和其他女人孤立出来,她们被男性消费,却被排除出了男性主导的正统社会之外。能赚钱的女婿最终也打动了叔叔的心,在叔叔的默许下,达吉失去了对自己身体和婚姻的掌控,虽然心另有所属,但还是成为了普拉的妻子。虽然经济的开放并不能从本质上改变女性的地位,但也必然会给女性带来更多选择的权利和可能,在酒馆关闭、普拉出走后,达吉并没有重蹈母亲和姐姐的覆辙,也没有甘于困在叔叔的荫蔽之下,她再次开始自己的事业,做起了老板娘,彻底改写了自己的命运。

《紫青稞》向读者贡献了一幅生动的女性群像画卷,尼玛潘多对于女性苦难的体察和对改革开放中农村女性地位转变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当代西部的少数民族女性叙事。但是,在一些描写中仍能看到一定程度的女性主体意识的缺失,或者说软弱。对新年普村老少男性集体出门“赶女妖”、兄弟共妻、轻易抛妻弃子等现象,作者虽然进行了客观呈现,但是缺少一种立场的表达。相比之下,对于“脸上抹白粉”的女人,作者的语调反而显得更为沉重和刻薄。普村虽然有一个女村长,但是作者却以“和男人一样”为修饰语嘲笑她身材的壮硕,赞美她的聪明能干,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男权话语的附庸。

从对达吉结局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作者对现代化及其对人的影响是积极乐观的态度,这也是《紫青稞》整体的基调。但是从中也体现出一些忧思和焦虑,这在同样题材的《在高原》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边吉是阿玛曲宗的小女儿,她长得不如两个姐姐漂亮,也没有她们那样聪明能干,在家里总是被母亲忽视、数落。面对哥哥和达吉的离去,边吉心中所有的,是儿童般的对过去的家庭秩序的怀念和感伤。在家被洪水冲散、母亲去世之后,她离开普村的沉寂,搬到了姐姐达吉家接受她的照顾,进入姐姐生活的繁乱与热闹,作为本应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她也并没有获得快乐。达吉安排她在酒馆帮工,她就机械地干活,全无招揽客人的能力,因此又被姐夫普拉打骂。边吉最终在一帮酒肉朋友那里获得了片刻的归属感,然而这归属感却是靠偷姐姐的钱借给这些人获得的,她因为迷失而险些堕落。被姐姐发现之后,她和新家的矛盾也逐渐升级,最终她打破了普拉的车玻璃,然后离家出走。普拉的车是森格村,乃至那个大山里唯一的车,是村庄走向变革的象征。边吉打破这辆车,意味着和新世界的彻底决裂,但是在阿玛曲宗所代表的旧世界里,她也无法获得肯定,她迷失在这两者之间,找不到所需要的归宿,因此直至书的结尾作者也没有回答她的去向和结局,她是农村社会转型过程中找不到,或者失去自我价值和身份认知的一群人的代表。城市可以是跳板也可以是深渊,在旧的文明体系被商品经济冲击时,找不到新归宿的人就会陷入怀疑和彷徨之中。

《在高原》的女主人公白玛措吉就是边吉这一形象的延伸,体现了作者对西藏传统农耕文化和民族特色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何去何从的深刻思索与忧患意识。

白玛措吉的父亲朗杰多吉曾是大学生,“上山下乡”时来到小县城塔金。在塔金安了家,心里却一直惦念着拉萨,因此在女儿身上寄予了厚望,他不顾妻子的反对,一定要让女儿在大城市上大学,本以为女儿的工作能被分配在拉萨,却最终回到了塔金,父亲的期望破灭,对于见惯了高楼大厦的白玛措吉也是一种巨大的打击。她的母亲梅朵曲珍是不识字的家庭主妇,和因为有文化被塔金人无比尊敬的丈夫相比显得格格不入,身份的不同导致观念的分裂,白玛措吉身上的撕裂性是自出生就被赋予的。父亲的支配地位象征着走向现代化的必然性,然而母亲是生命之源,一个文明无论怎样发展也无法割裂与民族传统的联系,这样的矛盾降临在白玛措吉的家中,造成了这个女性内心恒久的矛盾与挣扎。初来塔金工作,她打扮时髦招摇,在单位也是非常自信强势,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她逐渐接受了被塔金围困的命运。与满口西方哲学、诗歌艺术的音乐老师暧昧未果被抛弃是她的第一次受挫,她飘在空中不切实际的幻梦破碎,最终还是老牧民出身的多扎接住了他。和多扎的婚姻意味着白玛措吉开始接受现实,但是她的野心并没有停止,随着塔金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白玛措吉也在父亲的影响下不断地进取,她开始在大学同学夏荷的介绍鼓励下向《游天下》杂志投稿,她的作品是她向外面的世界探索的触手,她越向外,她和丈夫多扎的矛盾就越深,最终婚姻走向了破裂。但是当她真正地来到了拉萨之后,她又开始怀念起他。她对多扎的感情象征着她在新与旧之间的彷徨与挣扎。多扎去了比塔金更偏远的乡村支教,她却在拉萨不知归处。小说的后半部分,白玛措吉接到编写塔金传统民俗文化的工作项目以及她对自己祖辈茹玛家族历史的挖掘是作者给她与自己和解,与自己的出生之地和文化之根和解的一个机会。她无法挣脱乡土,就像她永远是她母亲的女儿;就像她收养的狗斯珠跑丢了,最终跑回了塔金去;就像父亲从祖辈传下来的钟表最终失而复得。她努力想要离开的家乡,最终也是她努力追寻的精神家园。

这也是作者尼玛潘多在《紫青稞》之后,在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西藏带来的巨大变革之后对民族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新的理解。白玛措吉的画家朋友最终为了糊口当了保安,后来又开始做旅游生意,曾经的歌手开始做酒水批发。改革开放孵化了很多机遇,诱惑人做梦,但是它裹挟而来的更加物质和世俗的社会也摧毁了很多人美好的理想。当然,追梦之后也不是只有一片虚无,拉萨的中心除了车水马龙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外来目光的注视,还有布达拉宫永远伫立。白玛措吉母女夹在游客中间逛布达拉宫的段落使整部作品在无奈与失落中归于一种安稳和宁静,结尾处对于白玛措吉和多扎复合的暗示也更露积极色彩,展现出作者对于未来的积极展望:总有一种途径,能让民族文化更好地融入、滋养改革开放的进程。《在高原》对于民族文化传承与现代化的反思和探索也更加具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和启示意义。

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