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当代藏语文学在文学创作、文学教育、文学翻译、文学研究等多方面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进展， 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文学创作方面， 仅从作家身份而言， 当代藏语文学中既有藏族母语创作者， 也有非藏族藏语创作者， 更有藏汉双语创作者。若以文本为出发点， 当代藏语文学既与传统藏族民间文学与藏语系佛教文学相连， 又受世界文学语境与中国主流汉语文学影响较深， 呈现出既续接传统又具时代特征的不同面相， 而此多元特征恰恰建构了当代藏语文学与藏族当代文学的特殊性。然而， 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 由于写作语言存有差异、文本接受语境不同、传播推广力度不够等， 导致当代藏语文学在汉语圈内未得到足够重视， 致使对藏族当代文学和当代多语种少数民族文学的理解不充分， 这一后果最终使我们不能更好地理解多民族、多语种共生的中国文学版图。因此， 加强各民族、各语种之间的文学交流是理解多元文学生态的不二选择， 而在这一选择中翻译无疑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故而，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语译介， 对其特征和意义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不仅有助于当代藏语文学的翻译与推广， 对促进中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之交流， 以及在全球化时代建立多民族多元文化共生生态更具重要意义。
一、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基本概况
当代藏语文学是藏族当代文学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格局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尤其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下以民族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创作更是体现了其民族性与差异性的特征， 在多元文化共存方面有着重要意义。[1]然而， 对多元的理解是以交流和沟通为基础的， 因此， 打破不同语言之间的壁垒， 对外传播以民族语为载体的少数民族文学使其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 对理解差异、欣赏差异更是意义深远。是以， 改革开放后随着当代藏语文学的急速发展， 其汉译也随之出现[2]， 如今已有了许多译作， 也形成了一个较为强大的译者队伍。尤其值得关注的是， 译者从母语译出的翻译在逐渐增多， 而双语教育的开展又使当代不少藏语作家也加入到了翻译队伍之中， 有的更将自己的藏语作品译为汉语， 以此扩展当代藏语文学在汉语圈内的接受视域。
从现有出版刊载量而言，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中成绩较为突出的是小说翻译。二十世纪末起耿予方、周季文等汉族学者在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方面做出了不小贡献， 翻译了恰白·次旦平措、端智嘉、才旦多杰、索朗次仁、扎西班典、阿宁·扎西东主等人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二十余篇， [3]之后一些藏族双语人士也加入到了译者行列中， 陆续翻译了许多藏语小说， 其中一些主要译作被收录在由达洛和完玛冷智主编的《当代藏语小说译选集》之中， 该选集收录了班觉、端智嘉、德本加、扎西班典、仁扎、平措扎西、多杰仁青、扎巴、万玛才旦、加布青德卓、尖参等二十八位作者的四十一篇短篇小说， 除个别作品创作于二十一世纪初外， 大部分小说创作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 该选集大体上呈现了二十世纪末藏语小说汉译的一个缩影。觉乃·云才让翻译的《假活佛——藏族当代经典小说翻译选集》中则收录了十一篇当代藏语小说的汉译本， 其中一篇为作者自译文本。另外， 朗顿·班觉的长篇小说《绿松石》 (次多、朗顿·罗布次仁译) 、旺多的长篇小说《斋苏府秘闻》 (索朗旺清译) 、扎西班典长篇小说《普通人家的岁月》 (曹晓燕、克珠群佩节译) 以及《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 (龙仁青译) 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部重要藏语小说也相继汉译出版， 为汉语读者理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藏语文学发展概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此后， 当代藏语小说汉译更是成果不断， 龙仁青翻译了扎巴中短篇小说集《青稞》， 万玛才旦翻译了德本加中短篇小说集《人生歌谣》， 扎巴自译了《扎巴微型小说集》， 多加·索南多杰翻译了拉先加中短篇小说集《路上的阳光》。2011年青海省作家协会成立了民族文学翻译家协会并创立“野牦牛”翻译文丛， 开始组织翻译当代青海籍作家的藏语作品， 以此来拓展青海藏语文学的影响力。[4]2013年该翻译丛书第二辑推出了《次仁顿珠小说集》 (次旺多杰译) 、《才加小说集》 (完玛冷智译) 、《扎西东主小说集》 (久美多杰译) 、《仁旦嘉措小说集》 (龙仁青译) 四部作品集， 2017年该文丛又推出了第五辑， 其中收录了《南色小说集》 (赵有年译) 、《德本加小说集》 (万玛才旦译) 、《仲布·多杰仁青小说集》 (多加·索南多杰译) 、《岗宁小说集》 (洛嘉才让译) 四部作品集。此外， 随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藏语小说的发展， 单个作品的汉译一直在有序进行并刊登在了国内一些文学期刊上， 如拉巴顿珠的《无形的绳索》 (普日科译) 、扎西班典的《琴弦上的魂》 (班丹译) 、次仁央吉的《失去甘露的幼苗》 (次仁罗布译) 、克珠群佩的《命运的抉择》 (班丹译) 、才仁郎公的《鲁姆措》 (次仁罗布译) 和《山路弯弯》 (班丹译) 、德本加的《老狗醉了》 (万玛才旦译) 、扎西东主的《母亲·母鼠》 (龙仁青译) 、扎巴的《飞扬的风马旗》 (赵有年译) 、拉先加的《漫漫朝圣路》 (龙仁青译) 、才项南杰的《垃圾》 (旦正加译) 等许多当代藏语中短篇小说被翻译成汉语， 发表在了《民族文学》《西藏文学》《青海湖》等文学刊物或网络媒介之上并赢得了好评。
相比小说， 诗歌、散文翻译在二十年代末取得的成果相对较少。为此， “野牦牛”翻译文丛第一辑便推出了诗歌类， 包括《居·格桑的诗》 (龙仁青译) 、《赤·桑华的诗》 (程强译) 、《尖·梅达的诗》 (洛嘉才让译) 、《藏族女诗人十五家》 (久美多杰译) 四本诗集。此后， “野牦牛”翻译文丛第四辑又推出了《德吉卓玛诗集》 (德吉卓玛译) 、《白玛措诗集》 (阿顿·华多太译) 、《华毛诗集》 (龙仁青译) 、《梅朵吉诗集》 (久美多杰译) 四部作品集。另外， 久美多杰还翻译了岗讯诗集《人间的故事》。这些诗集的汉译出版可谓在当代藏语诗歌汉译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步伐。此外， 当代藏语诗人恰白·次旦平措、端智嘉、伍金多吉、伦珠朗杰、拉加才让、周拉加、曼拉杰布、西德尼玛、赤·桑华、拉青加等作者的个别诗作也已有了汉译。当代藏语散文汉译方面， 2014年“野牦牛”翻译文丛第三辑推出了散文集四本， 分别为《久美多杰散文集》 (江贝道尔吉译) 、《哇热散文集》 (程强译) 、《浪察白昂散文集》 (多加·索南多杰译) 、《龙本才让散文集》 (阿顿·华多太译) 。再者， 依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民译汉”项目， 当代藏语作家龙本才让的《山那边》 (阿顿·华多太译) 和格桑占堆的《远去的年楚河》《拉萨河畔的密咒译》两本散文集也得以翻译出版。此外， 当代藏语作家朗顿·班觉、端智嘉、克珠、德吉卓玛、群太加、琼藏等人的一些散文也被翻译为汉语。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 刊登在期刊上的一些当代藏语作家的零散译作被收录于由中国作家协会所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新中国成立60周年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等选集中， 尤其是该协会汇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和《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藏族卷》的出版更是选取了一些较突出的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成果。这些选集中不仅包含了小说、诗歌、散文三大文类， 所收录作者也都是当代藏语文学创作中的主要作家， 因而， 这两本是我们了解当代藏语作家汉译文学和当代藏语文学对外传播的两部重要作品集。然而， 以上两本选集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 其中《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藏族卷》主要收录的是当代藏族汉语作家的文学作品， 其收录的藏语翻译作品中有小说十三篇、诗歌六首、散文一篇， 占全书一百二十篇 (首) 作品的百分之十六。与此相比，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则是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作品的集大成， 收录了中短篇小说三十五篇， 诗歌三十三首、散文七篇。然而， 较为遗憾的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只收录了青海籍藏语作家的汉译作品， 未能呈现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整体面貌。
总之， 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当代藏语文学的迅速发展， 其汉语译介也取得了丰硕成果， 总体上覆盖了多个省区当代藏语作家的作品。当代藏语文学中的一部分代表作也被译为了汉语， 并在少数民族文学界和文学研究界得到了一定的重视， 成为了解当代藏语文学， 乃至中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渠道。
二、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运行方式
当代藏语文学自改革开放以来呈现出了繁荣景象， 于此同时汉译也随之产生， 其中个别翻译家在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比如， 耿予方、龙仁青、万玛才旦、久美多杰、觉乃·云才让等人一直致力于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 其中龙仁青、万玛才旦、久美多杰、觉乃·云才让等人不仅从事翻译事业， 而且还是文学创作者， 身兼双语作家和翻译家的双重身份， 体现了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一个独特点。如上所述， 文学翻译为文化交流助力， 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理解方面有着重要意义。然而， “翻译作为一项人类跨文化交流活动， 绝不仅仅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转换， 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活动， 它在很大程度上， 要受到诸如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审美情趣等多种外部的和内部的因素的限制。”[5]换言之， 翻译既与译者自身的语言能力、文学素养和艺术趣味等内部因素密切相连， 同时也受教育背景、道德观念、思想意识、价值取向等各种社会外部因素的影响。因此， 当代藏语文学翻译自然也由于社会文化语境之差别呈现出与一般性文学翻译的不同之处。
从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译者身份来看， 其中本民族的译者较多， 即目标语为非母语的翻译占有非常大的比重。由于译者与作者是同一民族， 他们共处同一文化系统和社会语境之中， 因此， 这对译者理解原语文本的语言、文化、历史等各因素无疑有着非常大的优势。同时， 这些译者由于成长经历和双语教育背景， 他们都较好地掌握了目标语能力， 使翻译过程中的冲突性大大降低。当代藏语文学汉译译者的另一个特点是许多藏语作者自身参与到了翻译事业之中。也就是说， 自译现象与双语文本构成了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一大特点。自译作为一种特殊的翻译形式， 形成了作者的第二次创作和一部作品两种文本的写作形态， 这不仅使两种文本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 也为不同语种读者提供了多元的阅读阐发空间。比如， 《德吉卓玛诗集》《久美多杰散文集》《扎巴微型小说集》等作品的汉译都是由作者自己完成的。此外， 次仁顿珠、万玛才旦、觉乃·云才让、拉先加、赤·桑华等当代藏语作家也都翻译了自己的个别作品。因此， 自译作为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一大特点， 在译者的特殊身份、读者的阅读期待， 以及文本的感悟与理解等多个层面都与他译文本构成了不同的体验维度。可以说， 一般理解意义上的译者与作者之间的身份距离在此已消除， 作者兼译者的复杂身份虽然也可能受外部环境的影响， 但比起他译， 自译中作者的文化立场、文本感悟、心理因素等能更好地体现出来， 致使在相当意义上“译作”变为“原作”， 使前者享有与后者同等的文本地位。长期从事汉藏翻译的龙仁青说:“我从小接受汉藏双语教育， 掌握着汉藏两种语言和文字， 自己又一直从事文学创作， 所以， 翻译成为我自然而然的职业和事业， 或者说是我的一种宿命。”[6]跟龙仁青一样， 当代藏语作家大多都受过双语教育， 双语为他们提供了与单语作家不同的文学资源， 即对他们的文学认识、思想观念、写作手法、知识来源等多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 当代藏语作家的双语能力使一些藏语作家本身愿意将自己的文学作品译为汉语， 这也恰恰表现了当代藏语作家在文学文化交流方面的自主意愿与自觉的跨文化意识， 它使作者们“母语文化的内涵在译出语文化中得到了阐释式的再现， 从而使得原本用母语创作的作品在另一种语言中获得了‘持续的生命’和‘来世生命’”。[7]为自己的民语作品赢得了话语权。[8]当然， 自译中也可能存在作者两种语言之间水平不等和对不同文化了解程度不均等诸多问题， 但在一定程度上作者的自译在理解阐释与情感把握方面还是具有独特性。无论如何， 在当代藏语文学的翻译中自译和他译都是文本及其意义再次延展的一种方式， 两种翻译之间也有许多共性。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成果， 除得益于译者的个人努力外， 跟团体组织的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比如， 青海省作家协会所成立的民族文学翻译家协会组织人员对青海省多民族、多语种文学进行翻译就体现了这一特点。青海省作家协会民族文学翻译家协会推出的“野牦牛”文丛集中反映了当代青海藏语文学的面貌。从2012年到2017年之间通过该项目出版了青海籍藏语作家的诗歌集、小说集、散文集汉译本二十部， 其中既有藏族母语作品， 也有非藏族作家的藏语作品， 形式多样， 选材丰富， 是青海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一次成功实践， 对我们深入系统地了解当代藏语文学也颇具意义。除此之外， 中国作家协会于第八次作代会后组织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 下设了民译汉、汉译民、中译外、外译民四个部分[9]， 旨在推动我国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互动， 加强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流。其中， 不少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写就的文学作品译为了汉语， 而依靠该项工程， 《路上的阳光》《远去的年楚河》《山那边》三部当代藏语文学作品也得以翻译出版， 有效推动了藏汉文学之间的交流。再者，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的出版也得益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翻译出版扶持专项 (民译汉) ”的支持。因此， 可以说， 团体组织与机构支持、翻译各个机制之间的相互协调与合作对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这些外在的社会性因素在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与传播中所占据的地位不可小视。若能更好地组织筹划并有效地运作， 对今后的翻译事业也有相当大的启示意义。此外， 由于一些文学作品在当代藏语文学语境中产生了不小影响， 其汉译过程中也出现了复译现象， 虽然此类作品并不多， 但这为我们探究当代藏语文学汉语译本提供了一种可对照阅读的不同视角。
三、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意义
改革开放后， 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翻译事业与文学传播过程中，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成绩突出， 成为汉语读者了解当代藏语文学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因此，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事业在文学译介推广与文化交流共生等多方面有着深远意义。
第一，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推动了藏语文学的跨语际传播。当代藏语文学是藏族当代文学和中国多民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有以藏族为主、包括蒙古族、汉族、土族等多个民族的作家。这些不同民族的作者用藏语进行书写， 创作内容丰富多样， 不仅有对藏族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继承， 也有对其他族群和其他地域文学的借鉴， 彰显了鲜明的个性特征。每一种文化向外流通或向内输入依靠的都是翻译， 因此， 翻译为文化交流搭建了桥梁， 而文学翻译使得文学文本跨越语言边界， 为读者提供了体验不同语言文化的重要契机。因此， 当代藏语文学作为了解藏族当代文学和中国多民族多语种文学的一扇重要窗口， 其汉译使得许多藏语文学作品通过“译”的途径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流通、传播、传承， 被不同的读者所接受、又在此过程中加以改编、重写， 促进了整个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包容差异、尊重差异， 实现跨文化交际的范例。此外， 当代藏语文学中的一些优秀作品又通过汉译本翻译成其他民族或其他国家的语言文字， 转译后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如此循环， 为当代藏语文学的跨语际传播所起的作用可想而知。
第二，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在相当程度上是藏语文学的第二次创作， 从原文到译文的再生产给读者提供了一次别样的阅读体验和审美感受。在这一意义上，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文本有着与原作既联系又不相同的自身审美特质， 构成了译者和译本的主体性[10]地位。而译文读者的阅读体验和接受视点以及阐发语境也都与原文不同， 因此， 从藏语原作到汉语译作， 从藏语作者到汉语译者， 从藏语读者到汉语读者， 当代藏语文学文本经历了多次不同途径的游历后获得了多次文本再生的契机， 开拓了当代藏语文学的接受范围。比如， 龙仁青的译作《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万玛才旦的译作《人生歌谣》等与藏语原文有着不同的审美意蕴， 其中既保留了原文的信息， 也融入了译者的风格。而无论是万玛才旦、扎巴等人的自译， 还是龙仁青、完玛冷智等人的他译， 其与原文的关系都是多重复杂的。此外， 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及其之间的距离又为阅读提供了多元的空间。比如， 龙仁青的《“活佛”》与陈庆英的《假活佛》及觉乃·云才让的《假活佛》， 耿予方的《花园里的风波》和觉乃·云才让的《花园的纷争》， 拉先加自译的《天葬》和多加·索南多杰的译本等虽在内容意义上差别不大， 但在修辞掌控、语汇运用、情感态度等方面有明显差距， 暂不论这些译本之好坏， 单从读者的选择性而言， 也体现了其多重维度和译作与原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由此可见， 当代藏语文学作品及其汉译本所体现的信息差予以读者的审美感受是不同的， 而这却是审美体验中重要的一项内容。
第三，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语译介是因交流的需要而产生的， 在本质上也体现了翻译的基本任务[11]。故此， 翻译的跨文化交际目的和功用十分突出。作为藏族文化当代传承的主要载体之一，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以文学为途径拓展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众所周知， 由于各民族的生存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结构等的区别使各民族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 而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 又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 语言翻译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翻译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 其中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文化意象、民风习俗、特定的文化表达方式等多种内容， 其一部分又与各民族的历史传说， 神话故事、宗教信仰、地域特质紧密相连。故此， 当代藏语文学所承载的文化意蕴是巨大的， 而其汉译则促进了汉藏文化之间的彼此了解。此外， 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必须借助于翻译， 而文学翻译对建设多元文化有重要作用。[12]由于文学作品的可读性、情感性、形象性、文化性等多种特性使其在文化多样性与文化交流中发挥着强大功效， 能有效促进文化之间的互动、互补， 以此打破单一局面， 形成聚合杂糅的多元形态。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国家， 丰富的语言群体和族群文化构成了中国多元文化体系， 而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恰恰体现了这一特点， 它打破了当代藏语文学只在藏语读者内部流传的僵局， 赢得不同人士的阅读， 对重绘中国多民族文学版图、加强中国多语种文化之间的交流有重要作用。
四、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自改革开放以来，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语译介经过个人、团队以及机构等各方面的努力， 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态势。回顾以往的翻译成果， 总结翻译经验并对其中的不足加以解析， 会更好地推进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事业， 对日后藏语文学的发展和传播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 提高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语译介质量， 开拓翻译之路， 关键在于当代藏语文学自身的发展。如前所言， 改革开放后步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来的近四十年中， 当代藏语文学取得了很好发展， 无论在作品的数量、质量以及作家队伍的形成和表达方式的沿革等方面都构成了与传统藏语文学既联系又区别的特点。但比起其他民族、其他语种的文学而言， 当代藏语文学中具有高质量的文学作品不多， 有些作品在写作手法和情感表达、审美构造等方面还有许多不足。换言之， 当代藏语文学有待拓展的文化视野和单一的表现手法等内部因素对其跨语际传播产生着重要影响[13]。因此， 创作出更好的藏语作品才能促使译者进行翻译传播， 以便获得更大的阅读群体的认可。藏语文学在漫长的历史中积累了诸多优秀的文学创作经验和传统， 故此， 当代藏语文学创作应该继承民族文学传统， 并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他文学创作手法， 努力形成自己的文学风格。
其次，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提高。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作品， 虽然数量可观， 但其审美价值却参差不齐， 有的与原作差距明显， 在情感力度和风格把握上明显不够。当然， 其中既有文学翻译的特殊性， 也有翻译不同文类时的具体性操作问题， 更与其他社会因素相关。但无论如何， 高质量的译作才能获得读者的认可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从现状来看，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本的质量确实有待提高， 尤其是翻译作品的文学性体现更是需要加强。这不仅与译者的目标语能力有关， 也涉及到了译者的翻译伦理、翻译过程、翻译策略、翻译观念等多种因素。故此， 为提高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作品的质量， 不断提高译者自身的文学修养和翻译修养， 总结个人的翻译经验， 加强作者与译者、读者与译者、译者与译者之间的对话交流， 并“对原作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审视和挖掘， 以更多样的方法阐释和复原”， “使译入语读者即使在‘熟悉’当中， 也体验到‘异样’的感觉”[14]才是关键之所在。众所周知， 翻译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文本在不同生活经验、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中流通、感知、共享。然而， 现存一些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本在语法意义的可达性上虽无问题， 但译本中的情感因素不足， 目标语的美学感受欠缺， 致使译文文本的可读性不强， 难以获得汉语读者的青睐;而有些译文在处理带有较为浓厚的文化意味的专门表述或一些特殊的隐喻性词句时， 或删减或因强调异质性而直接挪移， 最后导致读者难以理解， 阻碍了其获得阅读享受。虽说完全归化的翻译策略不利于跨文化交流， 但由异化过度而引起的阅读障碍也自然妨碍着文学跨语际传播交流的初衷与效果[15]。因此， 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异化与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之间的平衡[16]， 缩短出发语文本和目标语文本之间的距离， 并将文化视野和读者因素纳入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的考察视野之内， 充分考虑目标语读者的阅读感受和审美期许， 进而制定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策略和传播路径， 显然对有效保障读者的接受度和认可度是极有帮助的。此外， 在当代藏语文学向外传播过程中也存在着“汉译中介”[17]的转译问题， 如译成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或其他外国语， 这一举措在文化交流方面产生的积极意义不容小觑， 但跨语际、跨文化交流的效果和品质必须得到保障， 否则有时会适得其反。
再者，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本的传播推广力度明显不够， 严重阻隔了文学的互动流通。从以往译作的流通媒介来看， 它们主要散见于《民族文学》《西藏文学》《青海湖》等民族类汉语文学期刊， 而在这些期刊中译作所占据的比重也十分有限， 即使那些组织出版的多部当代藏语文学的译作和选集类图书的发行量和受众也是极为稀少的， 其接受者大多属于从事与民族文学相关事业之人士。当然， 这也是我国用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文学发展中共存的一项问题。[18]因此， 依靠多种现代传媒途径加大对当代藏语汉译文学的传播力度， 对翻译文学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有媒介研究者称:“今天科技对文化的渗透， 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艺术的媒介化趋向。艺术的媒介化以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为标志。它表现为艺术的传播越来越受到媒介工业技术和体制的制约。借助媒介， 艺术传播的速度更快， 传播范围更广， 传播效率更高。”[19]因此， 整合各种社会文化资源、创新传媒形式， 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扩大译作的受众面和接受范围， 让更多的读者得以了解和认识， 才能更好地推动包括当代藏语文学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影响力。毕竟文学翻译不只是提供给少数人的， 大众读者的阅读趣味更应该受到关注， 因为读者对作品的阅读过程是文本意义生成的重要源泉之一[20]。在这方面， 日译当代藏语文学就有很好的启发意义。由东京外国语大学星泉教授等人组成的日本藏族文学研究会所创办的《金鱼》 (Ser Nya) 杂志在努力推进藏族当代文学 (包括藏语文学和藏族汉语文学) 的日语翻译时就将日本本土的卡通动漫艺术与藏文化因素结合起来， 而且还运用了大量其他图像视觉元素， 此种符合译入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传统的手法在某种程度上不仅丰富了译文文本的表达意义， 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 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益。
最后，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缺乏对汉译本的研究。从目前的当代藏语文学翻译研究现状而言， 针对性的论述文章非常少， 而翻译批评的缺席又造成了当代藏语文学汉译实践的混乱局面。因此， 加强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文本的批评与研究， 对藏语文学的汉译传播和汉藏互译理论的建设都会起到积极作用。譬如，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文本中的意义表达层面与审美表达层面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问题;当代藏语格律诗的音节、排比、分行、对称等形式在译本中的体现问题;当代藏语现代诗歌中的隐喻、多义、含混等形式的跨语转换问题;当代藏语文学文本中的文化专属项的阐释与遗失问题及汉译本的传播、转译、接受问题等诸多方面需要进行理论总结。如果能对与当代藏语文学汉译相关的以上诸多方面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 从翻译的“经验的表象结构和理论的深层结构”[21]两个层面展开研究会对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实践产生很好的助力作用。所以， 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译研究不仅需要从传统的翻译语言观出发， 对比出发语与目的语之间的语言结构与特点， 以此揭示两者之间的差异并探索针对性的翻译手段， 更应该考虑译本的选择， 翻译人员的组织、译本的传播及其功效， 以及不同区域的文化语境和时空范畴等各种社会文化因素， 将当代藏语文学汉译放置于一个大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进行宏观研究， 对其各个环节有的放矢地进行评价， 全面系统地审视当代藏语文学作品的汉译机制对其跨语际传播是大有裨益的。
结 语
由于中国多民族文学之间交流的实际需求， 许多少数民族不同语种的文学作品都被译成了汉语， 在这一过程中当代藏语文学的汉语译介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尤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 无论从翻译人员、译作流传、社会效益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不仅扩大了当代藏语文学的传播区域， 促进了多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也使中国汉语翻译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得到了发展和补充。在当代藏语文学汉译过程中作者自译现象和团体机构组织起到了重要作用， 此种举措对之后的翻译也极具借鉴意义。当然， 当代藏语文学汉译中存在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探讨， 不仅要从传统的翻译语言视角出发， 更要从宏观的社会文化层面来思考， 综合翻译研究的多种方式， 以此提高当代藏语文学在汉语界的流传和接受， 而这对今后的文学翻译和文化交流， 以及建构多元文化社会都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德吉草.多元文化主义与藏族母语文学[G]//当代藏族作家双语创作研究，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3:166—176.
[2]周季文， 傅同和.藏汉互译教程[M].北京:民族出版社， 1999:48.
[3]耿予方.雪域文苑笔耕录 (下卷) [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0:1092—1367.
[4] 班果， 梅卓.用文学延续的精神烛火——“野牦牛”翻译文丛·序言[G]//“野牦牛”翻译文丛.
[5] 许钧.论翻译之选择[G]//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30.
[6]哈森.在穿越中抵达更远的地方——访藏族文学翻译家龙仁青[J].中国民族， 2015 (7) .
[7]王宁.翻译与跨文化阐释[G]//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47.
[8]李晓峰.多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困境与新路[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 (2) .
[9]丹增， 白庚胜.架设心灵沟通的彩虹[G]//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翻译作品选粹·藏族卷，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3:2.
[10][11][12]许钧.“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G]//从翻译出发——翻译与翻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4:127， 200， 199.
[13]钟进文.中国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现状与发展论析[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12:96.
[14][21]孙艺风.视角阐释文化——文学翻译与翻译理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4:130， 14.
[15]胡显耀， 李力.高级文学翻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112—113.
[16]孙致礼.再谈文学翻译的策略问题[J].中国翻译， 2003 (1) .
[17]李彬.少数民族母语文学“走出去”的困境与出路——以现代藏语文学作品在日本的译介为例[J].西藏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3) .
[18] 李晓峰.多民族母语文学跨语际传播的困境与新路[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 2010 (2) .
[19]金元浦.文化研究的视野:大众传播与接受[J].天津社会科学， 2000 (4) .
[20] 王岳川.当代西方最新文论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218.
增宝当周，藏族，青海黄南人，文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汉藏文学互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