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位艺术家想要他的读者体验他在写作时的感情,那么这自始就是非常荒谬的。大概,我会认为我理解了一首诗,(譬如),像它的作者所希望的那样来理解它——但是,他在写作时所感受的东西完全不为我所关注。”

——[奥]维特根斯坦:《游戏规则》

 

画家保罗·克利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他说道:“世界的现存样态并不是唯一的可能的形态。所以,艺术家倾向于对自然的现存样态作探索性和透视性的观察。他观察得愈深刻,便会发现愈容易扩大他的视角。”对于一个诗人而言,他同样肩负着如此之重任,不同之处在于他不像画家那样直接去拓展人们的视觉经验,而是从语言上引导人们去透视生活。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切有赖于作家增添的比实际生活所提供的更多的东西。这些更多的东西正是被人们日常经验所掩盖或忽略了的东西,亦即世界的种种可能性。

这是三年以前我所做的一段读书笔记。当三年以后的今天,我重读这段笔记的时候,却发现了某种潜在的真实的力量。对一个创作者而言,这种力量正是创作是否厚实的根本所在。在甘南草原这个硕大而空旷的空间里,我常常听到来自草原的牧歌,来自天堂的颂词,绵绵悱恻,苍凉宏大。这片草原之上常有智者行走,常有寂寞回旋……这片草原一度被重染成神性的土地。

丹真贡布,1934年生,甘肃省夏河县人。1955年开始发表作品。根据藏族民间传说写成的处女作《拉伊勒与隆木措》(叙事长诗)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只报春的布谷鸟”。从1955年至今,先后在《诗刊》、《民族文学》等报刊发表了叙事诗《奇怪的法律》,抒情长诗《献给家乡的花》等。1962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羚之街》等,1996年病逝。这是我所掌握的有关最为详尽的丹真贡布先生的资料。历时十年之久的岁月里我将一些该忘却的均已忘却。然而,在前行的途中,我又一次次的被这些前辈们的足迹所牵引,听着他们嘹亮的歌声,沿着他们久而不衰的跫音,我亦一如既往地为诗为文。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诗坛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一批藏族诗人脱颖而出,“这些诗人身处传统与现代、藏文化与汉文化、青藏高原与其他地域的交叉地带、带着身处两种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字)交汇、互渗的边缘带的人所必然面临的矛盾、困感以及优势和追寻,怀着内心的炽热抒写着自己的命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已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最早经历了这种边缘体验的藏族第一代诗人是伊丹才让、丹真贡布、格桑多杰、饶阶巴桑……进入80年代,他们更是积极为诗人和人的尊严正名,以深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吹响了民族奋进的号角”(藏族:追寻与回归——《藏族当代诗人诗选》前言)。时隔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我对这个世界有了属于自己新的认识,同时,对自己的存在与生活中众多事件的再现有了新的诠释。我不否认我所生存的这片土地它具有某种难以言明的神奇,也不否认我自己所认识到的浅肤。在博大与深邃的草原上,我的存在似风中之灯,水中浮萍。唯有一点,对生活、对世界的爱源自前辈们的歌唱,源自精神的阳光所带来的炽烈与光亮。

丹真贡布,一个距离我遥远而即近的先哲,他所走过的道路,铺展在我面前的是一片鲜花灿烂,为此,“我像中秋沉重的紫色草穗/深深地、深深地一躬到地”(丹真贡布《春愿》)。

“藏族人,似乎是一个永远在行走的群体。他们把‘人生道路’这个比喻变成了实际上的生活方式。对生活在神山圣湖之间的人来说,旅行就是用自己的双脚去接触大地的灵气。用虔敬的眼睛和扩展的胸臆去承接它们的存在。”丹真贡布在《春愿》一诗中所描写了这种景象:

我那祖国积雪的屋脊

三部四茹古老的土地啊

你的久远,你的功绩

迫我千百次地扩展胸臆

我像中秋沉重的紫色草穗

深深地、深深地一躬到地

诗人在这里利用一种精神上的追寻,完成了一次躯体对灵魂的膜拜。这是一种厚重的注入,涌现出一种远足的渴求。一些意欲赶行或于旅途中的人们,正当他们疲惫之极,一些伟大的念想却突兀地显现于脑海之中:那积雪的屋脊,三部四茹古老的土地便成了人精神与灵魂的栖园。为此,使一些低微和疲惫于瞬间成为一种感恩,一种深深地期盼,一种用语言无法表达的洒脱,一种似中秋沉重的紫色草穗,深深地,深深地一躬到地的虔敬……

对时代的变新与人性的嬗变,诗人的目光是敏锐的。他在歌唱的同时,又夹杂了一种先天的忧虑。一股摧动人心不断前进和灵魂虔诚的联结的号角于草原上空回荡,一种新生的生活气息与时刻变化着的境遇在诗人心底不断萌生。然而所有这一切在一个人一生的苦旅中却稍显平淡,为此诗人于欢欣中不由自主地吟出:“我要拓一条心谷更为深邃/去盛放你今日新的光辉”。

“诗歌审美的公共空间是诗人与读者建立在文本上的契约,表现在读者对诗人的文体形式、语言策略、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及情感体验的认同,是表达与交流通畅的诗歌语场。”(《飞天》2002年9月号:许道军《从“读不懂”现象看诗歌审美的公共空间》)一首诗歌的表达内涵与阅读者的心头体验应该是相统一、互为和谐的,在相同或相近的心灵体验下,才能更好地把握诗歌具有的那种文本之外的深层内涵。老诗人丹真贡布的诗歌给人直接的感觉是具有一种明晰家园感和歌唱新生活的意韵,其诗多含细柔之美,读之如食甘饴。在偏远的甘南草原,老诗人尤如一匹孤独的白马,他的民族给了他宗教、传说和歌谣,他的居住地给了他诗歌创作的空间与灵性,甘南草原硕大而苍凉的背景下,他一边吟哦,一边歌唱,吟哦生存在草原上所有的生灵,以及源自生活深处温情的回眸和感动;歌唱新的生活带给人心灵深处的感激、温暖……

诗人丹真贡布出生的年代可能给了他诗歌抒写的内容和倾向。“80年代的艺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接续了‘五四’新文艺,并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和宽松、开放的文化政策,充斥80年代学习西方的高度热情和一浪高过一浪的文化热、美学热、方法论热的这种整个社会文化氛围,无疑为整个80年代艺术发展、繁荣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文化生态环境。”(《飞天》2005年3月号:王济远、朱春英《开放时代的文学艺术》),诗人丹真贡布的诗歌创作之所以能产生久远的影响,其一,是他置身于当时的这种理想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其二,他是以汉文创作的藏族诗人;其三:他的诗歌唱民族团结、奋进和新生活方面具有独创性,具有韵味,显得朴实温情,所渭“韵外之致”、“气韵生动”。

“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观看方式,我们能够变换我们对实在的看法。……艺术给予我们以实存的更丰富更生动的五彩缤纷的形象,也使我们更深刻地洞见了实在的形式结构”(卡西尔《人论》)。我们在大地上行走,我们于草原深处思索自己的存在。渴求和张望的眼睛洞察我们每个人在具体生活当中的所有罪恶时,唯有艺术的精神才能引导我们走出思想萎靡的低谷。丹真贡布先生所走过的路已在我们面前形成一道光影,他在其作品中幽怨的诉说着跋涉的艰辛,以及生活在那个年代里为建筑家园而劳苦大众共有的心声。一首首动人的牧歌、传说,乃至源于内心虔敬的向往与回首,满怀激情地歌唱,感恩大地给予生命的灵性,所有一切构成了他诗歌特有的美质和风格。那些在底线上奔跑的人们,那些在草原上徒步的猎手,马匹、狼群,构成了丹真贡布诗歌的亮点,他们在新的生活领域内构建新的家园,在新时代里颂唱新的生活起点,豪放中夹杂些许阴柔,阴柔中又略显高亢。就那样,“书页将要翻动起春风扑面/……我一程又一程……/过了山口,走出白色的寂静”(丹真贡布:《狼迹、人踪、马蹄印》)。“精神期待的作品与生命的成熟。脱离了精神,作品将会不止一次地发出灵魂的几乎是震耳欲聋的声音。”(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丹真贡布在其作品中给予我们的那种不畏抗争的精神是伟大的、高贵的,这种精神将驱使我们在新的生活面前奋勇而前行。“我之久滞与尘世的灰冷/正是因为你所坚守的迷醉/……而我的倾注也是因为血性的不灭/胸次万端,已足以令我啸傲”(桑子:《旷达——献给丹真贡布先生》)。

纵然被“厄运”夺走田间牛羊

生存的脊梁何曾有半点佝偻

羚们从沮洳中辟一方净土

修造起最初的小巧木楼

荒原上出现了一条街道

羚之街——听来有多么温柔

——《羚之街》

这是诗人描述的最初的甘南草原的景象,它是人间新的面貌、经历和历史,这其中概括了一些难解的智慧和义无反顾的激情,也是为了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必须付出的代价……“炊烟飘走了百十个春秋/难得当家作主二十年悠悠”,二十年之后的今天,我猛地翻开书本,找到了一个叫丹真贡布的前辈时,我便看到今天的甘南草原和那些众多歌唱草原的后继者们眼前那片光亮的宽广,为此我想借用杜夫海纳的一段话结束这篇文章:

“富于创新的艺术作品,一旦解决了某一实践时刻所提出的不可预料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时,便获得了某种历史出发点;它在回溯中赋予以前的作品以意义,并且打开了通向其他作品的通路……一但这个新作品问世,它本身就孕育了可以照亮过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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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忠,男,1980年生,藏族,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协会员。著有《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五部。小说集《五只羊》入选“2020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曾获《红豆》年度文学小说奖、《莽原》年度“非虚构”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