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是万玛才旦最新出版的作品集，收录了《嘛呢石，静静地敲》《陌生人》《乌金的牙齿》《第九个男人》《一块红布》《午后》等10篇中短篇小说。万玛才旦凭借自己对文学的热爱，对藏民族生活状貌的熟知，本着书写吾土吾民的创作精神，为普通读者提供了了解藏民族生存状态的文本。在该部小说集中，“酒”这一意象反复出现，我们通过对酒文化的分析，揭示作品中彰显的酒神精神。
一、“酒”意象包孕的审美文化
酒是藏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茶。在藏族“酒不离歌，歌不离酒”、“羊见柳，藏见酒”等俗语随处可见。酒组成了藏民族的生活，是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的一部分，因而包孕着审美文化的成分。审美文化的概念最先由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若要通晓何为审美文化，需先对文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文化是社会群体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人改变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理性、情感、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理念。而审美文化是指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系统中那些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一般而言，“深层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心态，但它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审美意识活动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心态，并且体现在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熟知的思维、心理、仪式、风俗习俗、民间文化……都属于审美文化的范畴，而藏民族嗜酒则是酒这一审美文化的题中之义。
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酒”的出现频率有目共睹。某种程度上，“酒”意象既是文本写作的切入点，如《陌生人》、《嘛呢石，静静地敲》，又是贯穿作品的线索，像《第九个男人》，还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比如《塔洛》。《嘛呢石，静静地敲》开篇便单刀直入地写到酒：“洛桑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他都醉着。”“他阿妈去世的时候，他也在醉着。”“洛桑这家伙是不是又在外面喝酒了？整天连影子也看不到，太像他酒鬼阿爸了！”仅有30页的小说中，关于“酒”和“醉”的描写达110多次。《第九个男人》中雍措因喝醉被第四、五个男人占有，她从第三个男人手中用30个晚上换来的红珊瑚也被骗走；雍措的第九个男人也是每次在酩酊大醉时吐露压抑已久的郁积之情，并导致雍措再次离开。《塔洛》中“短发女孩又带着塔洛去了之前的那个酒吧，塔洛和短发女孩喝了很多啤酒，尽情地狂欢，很晚才去了短发女孩的住处”。酒醉不省人事之际，九万元钱被短发女孩盗走……
文本中“酒”、“醉”两个字眼反复出现，证明了酒的不可或缺性，此处的酒多特指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男性的伴侣，亦是男性血气、野性的象征。藏族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西藏民间流传着文成公主进藏带来了酿酒技术的故事。但从一些典籍考证，青稞酒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藏文史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挥松赞与韦氏等地方首领约定在冲木地方进宴会盟，韦氏“以半克青稞煮酒，敬献饮宴”。《格萨尔王传》对青稞酒的描述已较为成熟：
要说酒是怎样造，造酒先要有粮食。
青稞用来煮美酒，花花的汉灶先搭起，
……
青稞煮好摊在白毡上，再拌上精华的好酒曲
以后酿成好美酒，一滴一滴滴进酒缸里。
雪域高原酒文化的产生与高寒缺氧的地理环境和藏民族豪爽的种族特征密不可分。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围绕着他，人类围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和凝固的作用。”寒冷、凛冽的狂风使生活在高原的人们需要酒取暖保温，漫漫长夜寂寞难耐离不开酒取乐、助兴、打发时间，加之藏族人豪爽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使饮酒醉酒并不为社会诟病。诸多环境因素、民族因素共同组成了嗜酒爱酒的原因。《陌生人》中村子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每天聚到村中央的小卖部去买廉价酒，“我们每天烂醉如泥，等太阳落山后才摇摇晃晃地各自回家”；“我喝酒喝得有点上瘾了，每天这个时候不喝上几口，就有点坐立不安”；对于村子里的人而言，酒是生活本身，每日饮酒是必做的事情。沉醉在酒精的美妙中，忽视生活条件的凄苦，轻视金钱的诱惑，“喝完这瓶再走吧，不喝点酒我提不起精神来……”面对寻找到一个卓玛，领取一百元现金的奖励，年轻人们懒洋洋地喝酒，最终没有去寻找更多的卓玛。
在藏族，酒的作用不言自明，无论是自我娱乐还是交流感情，亦或是作为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必不可少的物品，这些都是酒文化的共同性，在此不多介绍。同时酒亦是驱鬼、敬神、娱神不可缺少的祭品。早期藏族社会信仰苯教，认为人死后魂会脱离原躯体，需要用一种降魂的办法使“魂尸相合”。在降魂仪式中，酒不可少。降魂仪式开始后要献上一瓢“招魂酒”，招请灵魂来降。在降魂过程中要举行“献三瓢酒”仪式。在“尸与魂相合”时还要献上三次“相合酒”。敬神时酒亦不可或缺，藏族宗教体系中有一类面目狰狞凶神恶煞般的护法神，性喜酒，需要以酒为祭品来祭奠酬谢以保佑一方安宁，免受灾难的侵袭。祭祀或丧葬中的酒满蕴着一种宗教情怀，诸多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祭祀仪式都以酒为通天之物，希望以此为载体，通上天后土、八方神道、祖宗亡灵。总而言之：喜庆、丧葬、娱乐、寄情是狭义酒文化的内涵，而酒的通鬼神、祈祷、还愿、招魂、安魂等作用是酒宗教审美的一种体现，也是藏民敬神、酬神、敬鬼文化心理的显示。
藏族生存环境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该民族的性格特征、行为礼仪、思维模式等，而这种习俗又往往成为一种文化。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万玛才旦作为藏民族的一员，熟谙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以自己的笔将“酒”意象、酒文化融汇在文学创作之中。但由于作家思想的深邃，作品并非简单的描述、如实记录，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即酒神精神的张扬。
酒是藏民族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饮品之一，其重要性仅次于茶。在藏族“酒不离歌，歌不离酒”、“羊见柳，藏见酒”等俗语随处可见。酒组成了藏民族的生活，是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习俗的一部分，因而包孕着审美文化的成分。审美文化的概念最先由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提出，若要通晓何为审美文化，需先对文化有一个整体的了解。文化是社会群体基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是人改变世界过程中形成的知识、理性、情感、信仰、价值观念等意识形态的理念。而审美文化是指一个时代整个文化系统中那些具有审美性质的文化。一般而言，“深层的文化是一种文化心态，但它是由人类社会实践和审美意识活动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心态，并且体现在文化的方方面面”。我们熟知的思维、心理、仪式、风俗习俗、民间文化……都属于审美文化的范畴，而藏民族嗜酒则是酒这一审美文化的题中之义。
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中，“酒”的出现频率有目共睹。某种程度上，“酒”意象既是文本写作的切入点，如《陌生人》、《嘛呢石，静静地敲》，又是贯穿作品的线索，像《第九个男人》，还是情节发展的助推器，比如《塔洛》。《嘛呢石，静静地敲》开篇便单刀直入地写到酒：“洛桑是个名副其实的酒鬼，一个月里几乎有二十天他都醉着。”“他阿妈去世的时候，他也在醉着。”“洛桑这家伙是不是又在外面喝酒了？整天连影子也看不到，太像他酒鬼阿爸了！”仅有30页的小说中，关于“酒”和“醉”的描写达110多次。《第九个男人》中雍措因喝醉被第四、五个男人占有，她从第三个男人手中用30个晚上换来的红珊瑚也被骗走；雍措的第九个男人也是每次在酩酊大醉时吐露压抑已久的郁积之情，并导致雍措再次离开。《塔洛》中“短发女孩又带着塔洛去了之前的那个酒吧，塔洛和短发女孩喝了很多啤酒，尽情地狂欢，很晚才去了短发女孩的住处”。酒醉不省人事之际，九万元钱被短发女孩盗走……
文本中“酒”、“醉”两个字眼反复出现，证明了酒的不可或缺性，此处的酒多特指青稞酒。青稞酒是藏族男性的伴侣，亦是男性血气、野性的象征。藏族的酒文化源远流长，西藏民间流传着文成公主进藏带来了酿酒技术的故事。但从一些典籍考证，青稞酒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藏文史书《敦煌吐蕃历史文书》记载：挥松赞与韦氏等地方首领约定在冲木地方进宴会盟，韦氏“以半克青稞煮酒，敬献饮宴”。《格萨尔王传》对青稞酒的描述已较为成熟：
雪域高原酒文化的产生与高寒缺氧的地理环境和藏民族豪爽的种族特征密不可分。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说：“人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自然界围绕着他，人类围绕着他；偶然性和第二性的倾向掩盖了他原始的倾向，并且物质环境或社会环境在影响事物的本质时，起了干扰和凝固的作用。”寒冷、凛冽的狂风使生活在高原的人们需要酒取暖保温，漫漫长夜寂寞难耐离不开酒取乐、助兴、打发时间，加之藏族人豪爽不拘小节的性格特征，使饮酒醉酒并不为社会诟病。诸多环境因素、民族因素共同组成了嗜酒爱酒的原因。《陌生人》中村子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每天聚到村中央的小卖部去买廉价酒，“我们每天烂醉如泥，等太阳落山后才摇摇晃晃地各自回家”；“我喝酒喝得有点上瘾了，每天这个时候不喝上几口，就有点坐立不安”；对于村子里的人而言，酒是生活本身，每日饮酒是必做的事情。沉醉在酒精的美妙中，忽视生活条件的凄苦，轻视金钱的诱惑，“喝完这瓶再走吧，不喝点酒我提不起精神来……”面对寻找到一个卓玛，领取一百元现金的奖励，年轻人们懒洋洋地喝酒，最终没有去寻找更多的卓玛。
在藏族，酒的作用不言自明，无论是自我娱乐还是交流感情，亦或是作为婚丧嫁娶招待亲朋好友必不可少的物品，这些都是酒文化的共同性，在此不多介绍。同时酒亦是驱鬼、敬神、娱神不可缺少的祭品。早期藏族社会信仰苯教，认为人死后魂会脱离原躯体，需要用一种降魂的办法使“魂尸相合”。在降魂仪式中，酒不可少。降魂仪式开始后要献上一瓢“招魂酒”，招请灵魂来降。在降魂过程中要举行“献三瓢酒”仪式。在“尸与魂相合”时还要献上三次“相合酒”。敬神时酒亦不可或缺，藏族宗教体系中有一类面目狰狞凶神恶煞般的护法神，性喜酒，需要以酒为祭品来祭奠酬谢以保佑一方安宁，免受灾难的侵袭。祭祀或丧葬中的酒满蕴着一种宗教情怀，诸多的宗教信仰、宗教仪式、祭祀仪式都以酒为通天之物，希望以此为载体，通上天后土、八方神道、祖宗亡灵。总而言之：喜庆、丧葬、娱乐、寄情是狭义酒文化的内涵，而酒的通鬼神、祈祷、还愿、招魂、安魂等作用是酒宗教审美的一种体现，也是藏民敬神、酬神、敬鬼文化心理的显示。
藏族生存环境某种程度上奠定了该民族的性格特征、行为礼仪、思维模式等，而这种习俗又往往成为一种文化。如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所认为的，“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万玛才旦作为藏民族的一员，熟谙本民族的性格特点，以自己的笔将“酒”意象、酒文化融汇在文学创作之中。但由于作家思想的深邃，作品并非简单的描述、如实记录，而是蕴含着更为深广的内涵即酒神精神的张扬。
二、酒神精神的彰显
藏族好饮酒，对酒的偏爱中彰显着酒神精神。《嘛呢石，静静地敲》中洛桑的迷醉，《陌生人》中村子里的人喝到好酒时的溢于言表的幸福，《第九个男人》里第九个丈夫，摆脱理性约束后真实自我无节制的释放，是“个体化原理崩溃之时从人的最内在基础即天性中升起的充满幸福的狂喜”，是酒神精神的彰显。
酒神是尼采悲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悲剧观的中流砥柱。希腊人为祭礼狄奥尼索斯所承受的不幸遭遇而吟唱高歌，他们打破外观的幻觉，破除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界限，摆脱个体化的束缚，回归自然之母永恒生命的怀抱。这种生命本色的冲动蕴藏在一切人的天性中，尼采用酒神命名这种冲动。酒神是个体的人自我否定而复归世界本体的冲动，是与世界本质直接相联系的“显示为永恒的本原的艺术力量，归根到底是它呼唤整个世界现象进入人生”。酒神精神与日神相对而生，日神遏制无节制的激情，充满了智慧的宁静；酒神则是从虚幻中苏醒进入一种迷醉的状态，在迷乱中把握世界的本质。“在这种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冰消瓦解，日神式的自我主体消失了，人完全处于忘我的境界之中，个体化原则遭到彻底破坏，人失去了自主意识，理智也不复存在，个体全然汇入群体之中，与神秘的大自然融为一体，从而感受到大自然那永恒的生命力，获得一种不可言状的快感。”酒神精神是一种特殊的人生的态度:世界总体的生命是轮回的、永恒的、易逝的，个体生命能够从生命总体获得力量，战胜不幸和痛苦，在世界总体生命的轮回中获得永恒。正如《陌生人》中小小的村子，21个卓玛，在轮回中生生不息。整体的生命个体与世界总体生命合为一体，与之共享永恒生命的欢欣。酒神精神凭借对“形而上的慰藉”建立起一种人生观，即凭借着对世界总体生命的轮回和永恒的信仰肯定个体生命的含义和价值。
对于藏民族特别是牧区的牧民而言，由于受现代物质文明浸染较少，儒教传统观念影响相对薄弱，而原始宗教苯教和藏传佛教观念根深蒂固，使藏族原初的思维模式、生命观、价值观、世界观得以较为完整地沿袭至今。酒神精神的内涵、外延，酒神精神的迷醉、个体的暂时性隐秘，在《嘛呢石，静静地敲》中都得到了较为得体的实现。
一方面：迷醉状态下将原欲释放，揭去人格面具，还原生命的本质。
人格面具用来描绘个人公布于众的自我，是由于人类在社会中扮演某种角色而发展起来的，是别人据以了解我们的那部分精神，也是自我保护的方式。在某种意义上，人格面具被认为是具有欺骗性的。毫无疑问，现实中的芸芸众生在意识清醒之际，多戴着人格面具学习、工作、生活。酒是一种神秘的饮料，酒的出现让人类体验到了一种没有约束、非自我的状态。因而人类对酒的青睐，自古至今未能割舍，且处处表达着自己对于酒的膜拜，宣泄着源自酒的情感。人处于酒醉状态中，人的思维不受理性的控制，行为言语更接近人的本初，原始欲求释放更为充分；并将文明控制下不得不佩戴的人格面具揭开，还原人的本真。
在《第九个男人》里，雍措的第九个男人即人民教师（人民教师的身份要求他要有师德、理智，严格控制自己的理性，压制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当雍措将自己与前八个男人的故事毫不隐瞒地讲给他听时，他的情绪变化如下：“微笑”——“愤怒”——“鄙夷”——“轻描淡写”——“咬牙切齿”——“笑着”——“没有表情”——“可惜啊，差点就做成一个母亲了，可做了母亲又有什么呢？”并发誓不再提起这些事，“我在乎的只是你这个人”，“我说过我在乎的只是你这个人”，“没事了，我说过我在乎的只是你这个人”，老师的诸多表现是罩着人格面具，理性应对的结果。而当婚后第五个月到第十二个月教师聚会时，第九个男人喝酒由连续几次醉醺醺——更醉——醉得不成样子——越喝越凶，爬着进了屋子——被架到屋里。郁积于心头的苦闷借酒发泄出来，丧失理智控制的教师，迷醉中将最渴望的欲求，即对前八个男人的愤恨诉出，对自己是第九个男人表示不满，强烈的占有欲一览无余。酒激发了男人的血性与野性，醉酒的教师撕扯下人格面具恶狠狠地说，“那些僧人一出家就该把他们那玩意儿像太监一样给阉割掉”，“我过去认识一个女人，也有和你一样的两根长长的辫子”，“我们也买一串真正的珊瑚项链”，“咱们就坐飞机去一趟大城市”，“我堂堂正正的人民教师连个放羊娃都不如啊”，“我如果是那第八个男人，我这会也许就有一个儿子了”他鬼哭狼嚎的喊叫、最直接的情感宣泄是生命本质的呈现，去除伪善之后的表征，是酒神的迷狂状态，是酒神精神的表露，是个体泯灭后原欲的展示，更是内心苦痛、精神压抑后肆无忌惮的释放。
另一方面：迷醉状态下人与鬼神的相通，集体无意识中同原始祖先对话。
酒在世间民俗是一种对现实生活的狂欢性反映，在多种生活空间与民间表述中常常直抵人的生存本象，为神、人、现实、幻想，建立一条隐秘的通道。因而酒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酒醉是酒神的日常化状态，人醉酒时思维、身体解脱了尘世的束缚挥洒自如，同时也是摆脱肉身而通鬼神的必经之路。尤其对于巫师，他们更需要借助酒精之力，达到昏迷状态而与神界交往。在宗教观念中，酒不但是尘世人喜爱的饮品，而且具备通鬼神、贿赂鬼神之功，所以萨满法师做法离不开酒，祭祀苯教的护法神也不得缺少酒。酩酊大醉的酒鬼“回复到所谓的‘神秘参与’的状况——回复到并非只有个人，而是人人共同感受的经验”，它是集体的、普通的、非个人的，组成了一种超个性的心理基础，是现代人与原始祖先相联系的种族记忆。作家万玛才旦是结合西藏宗教信仰、生活习俗，运用魔幻现实主义手法进行文本创作的典范代表，《嘛呢石，静静地敲》是该部小说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名副其实的酒鬼洛桑遗传了喝酒喝死的父亲嗜酒如命的嗜好，30天中有20天都是醉着，十五的晚上与酒友丹增回家的路上，“在月光里听到敲嘛呢石的声音”，“那声音静静地，但又真真切切”，虽然刻嘛呢石的老人死去已久，“尸体早就被化成灰，撒到嘛呢石堆周围了呢”，但酒醉神迷的洛桑着实听到了雕刻嘛呢石的声音，为证实自己听到的，不惜发誓为证，并与丹增前往嘛呢石堆，发现母亲嘱托要雕刻的那一块果然多出一个字。酒醉的洛桑仿佛具备了通鬼的魔力，和已逝去的刻石老人进行对话，帮老人买刻石工具，答谢、辞退前来表示敬意的人们，完成老人生前的遗愿。不但酒鬼洛桑可以和已逝去的刻石老人对话，也能与母亲进行交流，并且了无障碍的明白两个逝者的交流内容，清晰明确地传达活佛的心愿。在众多的生者中，洛桑是唯一可以与鬼进行交流的活人，究其原因应不仅是洛桑与母亲和刻石老人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是其迷醉的状态。饮酒而迷醉，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和人可以相通，人与鬼与神也可以无阻碍地进行交流。从作品表层看，洛桑是与刻石老人和母亲两个鬼魂对话，帮助他们完成遗愿；从深层探究，主人公是在泯灭了自我个性的情境中与远古祖先记忆对话。处于迷醉、神志不清醒的状态，唤醒了远古祖先代代相传、超个性的心理基础，在这种状态下，集体无意识苏醒，并促使人达成与祖先的对话。作家塑造洛桑这一形象，让其以酒与梦幻的形式展现生命的共通性，这是作家对生命意义思索达到的又一境界。
身兼作家、导演双职的万玛才旦，熟谙电影中人物的对话语言，作家将人物对话技巧移植到文本写作。在对话中编织情节，在对话中塑造鲜活、可感的人物形象，在对话中书写对人生的思考，在对话中探索藏民族的发展之路，在对话中凸显作品的价值。从对话层面看《嘛呢石，静静地敲》是一部对话体小说，但这部对话体小说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瑕疵。与同为擅长对话体小说写作的文学家海明威相比，海明威在小说《杀手》中，以简明扼要的言语，将杀手阿尔的暴戾之气、山姆的胆小怕事、乔治的硬汉形象勾勒清晰且有深度和厚重；而《嘛呢石，静静地敲》中人物的形象呈现为一种单一性，思辨色彩略逊一筹，人物的厚重感欠缺。
统观万玛才旦的小说集《嘛呢石，静静地敲》，酒意象是其鲜明的特征，作家借酒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使主人公处于迷醉混乱、摆脱理性约束的状态，将自己被压抑的内心苦闷释放出来并直抵原欲的核心；同时通过酒后的神志不清，达到人与鬼的互通、与祖先的对话，展示作家对人生的进一步思考；酒作为生活中的必需品，它增加日常生活的乐趣，是藏民精神气质的显现。万玛才旦的《嘛呢石，静静地敲》为我们解读藏族酒文化的内涵提供了范本，张扬了雪域高原的酒神精神。
原刊于《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倪金艳，女，文学博士，河北沧州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戏剧戏曲学、中国俗文学。在《戏曲研究》《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戏剧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卓玛（1973～），女，藏族，青海天峻人，青海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青藏多民族文学。
万玛才旦（1969-2023），藏族，电影导演，编剧，作家，文学翻译者。以电影和小说创作为主。从1991年开始发表小说，已出版《诱惑》《城市生活》《嘛呢石，静静地敲》《乌金的牙齿》等多部藏、汉文小说集，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获得“林斤澜短篇小说奖”“青海文学奖”“花城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等多种文学奖项。从2002年开始电影编导工作，主要电影作品有《静静的嘛呢石》《寻找智美更登》《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荣获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剧本奖、美国布鲁克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台湾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奖、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最佳导演奖等几十项国内外电影大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