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1969-2023）
当代藏族汉语作家中，万玛才旦虽横跨文学创作、电影编剧与导演不同领域，但是他的作品几乎都聚焦于藏族主题。在藏族文化中宗教占极大比重，他往往以宗教思考为基底，揭示藏族文化变迁的时代价值与意义。万玛才旦出生于1969 年，他童年时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到了1978 年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渐次恢复，这一成长背景使得他的小说在科学理性的基础上富有哲学思辨力，也显露出神秘的宗教色彩。传统藏族社会里，官府、贵族、寺庙三者主导了藏族宗教文化，在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制度下，僧人几乎等同于知识分子，因此在藏族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宗教也就成为主要的叙写主题。18 世纪策仁旺杰《勋努达美》、达普巴.罗桑登白坚赞《郑宛达娃》两部藏族长篇小说以因果轮回、功过业报的观念传达佛教教义，佛教文学化或文学佛教化出现了相衍相生的循环状态。万玛才旦在他的小说中，也在宗教文化的基础上，以简练的文学笔法，跨越传统与现代、非现实与现实的界线，点染各式各样的人生议题，并也映衬出真实及想象中的文化乡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万玛才旦接受了理性启蒙教育，这使得他作品中由宗教主体衍生的乡愁“回归”之路多了新视景。启蒙不再只是单一的理性价值，而是在新时代的知觉感受中，开启了另一层面的宗教文化思考。
一、西藏“非现实”的感觉结构
西藏因位处高原，以及信仰藏传佛教，故而在现代社会中仍被视为充满了神话色彩。万玛才旦在小说中一再述及超越时空的非现实事件，显现了因宗教文化而呈现的浓厚的神话色彩。万玛才旦在接受访问时曾经提到他对时间与空间的感知与体验建立得比较早，“可能跟自身的感觉有关系，跟整个文化的氛围有关系，另外，也受一些创作方法的影响，比如魔幻现实主义什么的”，这段话里包含了自身感受、本地文化氛围，以及外来写作技巧的影响，这与20世纪80年代扎西达娃因“西藏新小说”而声名鹊起的先锋文学相较而言，明显突出了个人的感觉结构在实际经验上的当即性。
万玛才旦的《午后》《站着打瞌睡的女孩》皆突破人们的日常认知，反映个人的“非现实”生活景况。《午后》描写主角半夜醒来后拿着可爬上院墙的梯子要去跟情人约会，一路上他一直觉得“今晚的月光真好啊”“今晚的月亮真是很亮啊，刺得我都睁不开眼睛”，行走过程中，他还觉得乡人们有种种奇怪的“日常”，但又将他们的行为合理化，直到抵达目的地后情人才告知此刻时间是午后。主角失去的时间感与日常感受，不仅由小说中旁人所说的“你是一个傻瓜”印证，还呈现了被欲望遮掩的理性经验。《站着打瞌睡的女孩》主角喜欢一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这位女孩每到中午的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会站着打瞌睡十分钟，她自己解释道：“我从小时候起就有这个习惯了。每次在课堂上看闲书被老师逮着，罚我站着，我就趁机睁着眼睛打瞌睡呢。”随时随地就站着打瞌睡的特殊习惯，跳脱了人们对常规的认识，且在小说中，她考上大学是因为她的父亲掌握权势，让主角代她写作文获得高分，她的“非合格”大学生身份与站着打瞌睡的习惯既属妥协，亦是反抗，对应了现实社会的框架与束缚。
《岗》与《流浪歌手的梦》则直接描写生活里的非现实“神话”。《岗》述写同样名为“岗”的男女新生儿，在雪地上被发现时，他们都有着透明的身体：“在月光的照射下，他发现这个婴儿的身体是透明的。婴儿体内小小的五脏六腑的轮廓显得清晰可辨，而且随着呼吸在轻轻地颤动着.. ..”当这两位有情人为家乡人们付出一切，却饱受乡人因贪念而生的折磨后，几乎所有人都做了同样的一个梦：“岗和岗是雪山的精灵，你们不能出卖他们”“我要把他俩带回圣洁的雪山，那儿才是他俩最终的归宿”。这样的情节浪漫且神秘，道出了天界与人界的差别，也营造了藏地超时空的神话特征，呈现藏族历史的乡愁所在。《流浪歌手的梦》中一位被赋予天命的流浪歌手，现实生活中注定无法拥有爱情，只能在梦中与情人若即若离地相会，最终梦境中的情人虽走人现实，却已死亡，流浪歌手只能“弹起那把破旧的龙头琴，用他那充满沧桑感的歌喉唱起了那首哀婉凄凉、令人肝肠寸断的歌”。小说里，无论是梦境还是现实，都无法填补流浪歌手的心灵空洞，生命中不绝如缕的忧伤即由此呈现。
有研究指出，神话倘若专注于超自然力量，结果注定失败，只有以人性为本，神话才能历久常存。原始神话中的人性化英雄总是能圆满地达到目标，但是万玛才旦《岗》《流浪歌手的梦》有着神话色彩的主角最终被迫接受无法补救的缺憾。万玛才旦在小说中习慢于以“梦”实践或揭示非现实时空，突显人类社会的不完美之处，这除了彰显“梦是真实”的藏族文化观念之外，也象征人类超越时间而存在的内在潜能。这样的小说可以说是重新召唤、形塑藏族主体，且在历史与时间边缘的想象中解放精神，同时深化了关于生命议题的思考。
二、宗教信仰的秘意
原始神话呈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之后慢慢演变成具有象征意涵的宗教信仰，也因此神话与宗教本就有共通性，再加上藏传佛教特殊的时空观，这就使得藏族文化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万玛才旦小说《诱惑》中，小男孩嘉洋丹增从七岁起便不由自主受到佛教经书吸引：“嘉洋丹增第一次看到那卷被黄绫紧裹着的经书时，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但这位后来被认证为转世活佛的小男孩直至死亡都还是无法看到经书内容。在他火化的那一天，天空出现了神话般的景象：“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喇嘛们都低头跪着默诵超度经。一个小喇嘛忍不住偷偷抬头望了一眼。他看见嘉洋丹增活佛捧着那卷用黄绫紧裹着的经书，随着一道祥光缓缓地飘摇而去了....”返回天际的灵魂与象征天启秘意的经书，是现代人失却的原乡神话，也是时光剥落后梦魂所系之处，同时也连接起了藏传佛教的观念。
《嘛呢石，静静地敲》更是直接描写藏传佛教的灵魂观。小说描写已经过世的刻石人仍努力完成他生前未完的工作，甚至他能到活人的梦中与之沟通：“刻石老人梦里对我说那块嘛呢石是我阿妈逼着让他刻的，他说他死后，我阿妈不停地找他不让他安宁，就答应刻完它了。他还说请仁波不要请喇嘛做法超度他，他说他刻完这块嘛呢石就自然往生了。”小说的最后，全村人都可以听到这位过世的刻石老人在工作：“晚上，村里的大人小孩又都听到有人敲嘛呢石的声音了，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像是在听一首无字的歌谣。”超越现代文明知识范围的灵魂，显现了藏传佛教里生命短暂、灵魂永恒的思想。尤其当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恢复，转世轮回、因果业报的观念再次主导了藏族人民的思维。《撞死了一只羊》写主角开车路上撞死了一只样后，怕积下罪孽，因而找到寺院找喇嘛超度这只羊。这篇小说从一开始便直接写主角车内仪表盘上的活佛是他的上师，也就是他信仰的对象。另一篇小说《第三年》里，妻子怕亡夫有恶业，因而找喇嘛消业。在藏传佛教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道、饿鬼道、地狱道六道轮回与因缘合和的观念里，今生所有人、事、物皆有关联，不存在独立的个体，而这也成了藏民们进行各种宗教仪式的主要原因。
《气球》里，爷爷对下一代讲述六道轮回的观念：“你们还没有确认是谁的转世，但肯定是六道轮回之中的某一个生灵的转世啊。”小说中一位已有三个小孩的妇女再次怀孕，但她因家庭经济条件不佳，想要拿掉腹中的第四个小孩，但是活佛早就向她丈夫告知，这个小孩会是家里刚去世的爷爷的转世，她妹妹知道后说：“亡灵既然选择某个肉身再次回到这个世界，那么拒绝他的降生对于他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事情；同时，能够成为某个灵魂依托的肉身，也是千年修得的机缘啊！”这篇小说面对家庭经济条件与灵魂转世观念的冲突，尤其以儿子是否有钱上学的问题指涉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接受现代教育这一必然趋势与传统文化形成的明显对比。小说最后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向上飘升、最后消失不见的红色气球可以说隐喻了向上天的祈问。
万玛才旦接受访问时曾提道，爷爷始终坚信他这个孙子是亲人转世。藏民在日常生活中相信灵魂转世，相信因果轮回，这种宗教信仰的现实性削减了外界所认为的神秘性。《诱惑》主角想以婚姻换取经书；《嘛呢石，静静地敲》中寺庙需要“有故事”的嘛呢石作为镇寺之宝，《撞死了一只羊》主角驾驶货车撞死了羊，选择付钱超度这只羊；《气球》里大儿子想要休学，让由爷爷转世的弟妹顺利出生。这些跨越现代与传统的“交易”，回到了生活的本然，并且在时间缝隙中寻找到了民族文化的安顿方式。藏传佛教在世俗层次上必须面对并解决生活中的苦难，也因此，万玛才旦在小说中体现的人生问题，不仅仅只是时代变迁过程中的文化观察，还考验着人们宗教信仰的心理韧性。
三、启蒙时代的宗教再启蒙
万玛才旦写述藏族文化时，往往以“寻根”为思考方向，借以映照几乎已趋向全球化的现代生活，因此他在小说中直接以“寻访”“寻找”入题。《寻访阿卡图巴》描述一位喜欢听故事的老人阿卡图巴，他的主要使命是延续藏族文化，所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将格萨尔王庙唯一珍宝-手抄孤本《格萨尔王传·地狱救妃篇》默背下来后烧毁，顺利地赢得了官员的信任，直到“文革”结束，恢复宗教信仰自由后，他又凭着记忆写出了这部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史诗献给国家。《寻找智美更登》写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智美更登》。这出藏戏取材自佛经故事，小说描写主角在藏地寻找适合演出“智美更登”角色的演员，最后却说道：“这一路走来，我觉得我慢慢失去了对智美更登这个角色的把握和判断的能力，也许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具有智美更登的秉性吧，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样的演员最适合演这个角色了。”小说以不同演出者的片段组合成主角的寻根之旅，在现代与传统、真实与戏剧之间，跨越时空的智美更登形象既碎裂又模糊。小说以田野调查般的寻根历程，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样，但作者却也在文末暗示，即便花费这么多心思寻找，也见不到原先的文化风貌。
如果说上述寻根主题目的性明确，那么相对而言，藏族宗教文化则是自然而然无目的地在藏地流传。从西方18世纪讲求科学理性以来，启蒙思想固然取代传统宗教的神圣地位，成为时代发展的重要指标。然而当代社会中，人们依旧信仰宗教。启蒙意识与宗教信仰的融合成了当代藏传佛教的新议题。
《乌金的牙齿》中乌金被认定是转世活佛后，主角作为乌金的同学内心从抗拒到接受。主角认为乌金从小数学很差，跟活佛应有的智慧形象差距太大。乌金成为活佛后，众人开始信仰他，他的脑筋看似也开窍了，主角才认可他是位活佛。这篇小说表现了现代藏族人不再神化宗教人物，而是认识到活佛也有“人”的缺陷。也正是因为如此，万玛才旦喜以牧羊人、农奴、知识分子等各式各样的人入题：《站着打瞌睡的女孩》《塔洛》《普布》《陌生人》《第九个男人》《脑海中的两个人》《我想有个小弟弟》等，这些小说皆写“人”并不完美的现世生活。在承认人的有限性后，可穿梭时空的宗教信仰才成为万玛才旦的写作方向。
前述《诱惑》《嘛呢石，静静地敲》《撞死了一只羊》《第三年》《气球》更是直接在现代启蒙的基础上写藏民族根深蒂固的因果轮回观。佛教观念认为，人生的生老病死与人性的贪嗔痴慢疑五毒烦恼形构了人的苦难，若未勘透其虚幻性，灵魂就会陷入无止境的轮回，所以“佛”的梵语意指“觉醒者”或“觉悟者”，主张人应有智慧，不要执着于现实的名利与欲望。释迦牟尼当初即以“人身”修行成佛，但是藏传佛教先显后密的修行次第，是以佛教经论为基础进修密法，其秘密传授过程充满神性。万玛才旦在前述小说中叙写跨越时空的情节，隐喻短暂的现世生活以及其虚妄特征。在启蒙时代，万玛才旦除了以少数现代人的视角，将喇嘛磕长头的行为当作行为艺术外，更多写的是藏族人民在已然内化的宗教文化中的“再启蒙”，由此，他们了悟现世生活对人的限制，并得以安顿身心。
结语
在新旧时代的交替过程中，藏族文化产生变迁，但是藏族人民的宗教感却始终存在。万玛才旦的小说从神话到具体的宗教文化，屡屡叙写藏传佛教的神秘色彩。18世纪以来的理性启蒙产生了以个人为基础的人生价值观，然而万玛才旦在讲轮回转世的藏族宗教文化基础上，却是以跨越时空的神秘内容启发人的觉悟。因而在他的小说中，启蒙的内涵不只是脱离神权的现代个人思想，也是由藏传佛教的非现实性特征启发的不忮不求、顺应自然的生活理念。
原刊于《阿来研究》第16辑
洪士惠，台湾元智大学中国语文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