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这个现代民族和国家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2022年度的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创作者们紧贴现实历史脉搏，积极梳理不同群体对时代历史变化作出的复杂情感反映，关注着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化传承。各类题材作品纷呈迭出，成为了时代演进中的靓丽符号，彰显出民族文学强劲的发展魅力。在主题上，既有书写主旋律层面的宏大主题，凸显主流价值认同、民族和国家凝聚力的力作，也有表现现代性在不同民族文化中的不同反映、彰显日常人文、倡导扬善求进的佳作。可以说，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杂糅，大致囊括了当下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景观。在这背后，是复杂多样的民族语言文化思维和认知方式、多元的文化样态和纷呈的民族历史记忆在发生着效应。少数民族小说创作的旺盛活力使得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得到有力、充分的彰显。
地方性知识与现代性实践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现代化的进程在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征兆，如何让传统文化走出困境，找到出路，是不同民族、国家面临的共性问题。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多样性的地方性知识成了我国多元文化的底色。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实践也促成了民族文化强劲发展的态势。这一点在本年度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得到了生动的反映。
藏族作家觉乃·云才让的《藏香师》是一部书写家族记忆和精神寻根的小说。小说以洛桑顿珠一家为延续家族藏香世家使命为线索，以对传统技艺的传承、对生命责任的担当为主题。小说中，不但有藏族民俗生活的细节刻画，更多的是对生命精神的理解。如洛桑顿珠一生都在努力寻求一种传说中的神草“吉布桑”，只要采摘到那种草药，他认为就可以制作出与众不同的藏香。可事与愿违，牺牲了朋友和朋友的女儿，自己也郁郁而终。其实，这种药根本不存在，在他儿子诺布看来，“吉布桑”其实是一种对生命的领悟：“让我们走出去，认识自己，见识大地，感悟众生。大自然只是借藏香师之手，把这些香料组合在一起，一个好的藏香师，应该屏除所有的欲望、杂念，只把自己看作自然的一部分，和香料一起，浑然天成，与香烟一起，烟消云散。”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作者并不回避民族传统受到冲击而带来的迷惘和焦虑。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是固守传统不适应变化，而是在这种变化中，寻求到一种“平衡”。如主人公诺布在酒吧驻唱，面对灯红酒绿，他并未失去自我，随波逐流，而是还完家中的债后，放弃做歌手，重新做回藏香师，追求一种精神的回归。
土家族作家陈步松的中篇小说《天境行》主要以一位传统木匠毕生追求传统建筑最高境界为主线，讲述传统技艺在三代人身上的不同境遇的故事。在小说中，我们既可以看到传统木匠、石匠、篾匠、铁匠、铜匠、棕匠等传统艺人的辉煌时刻，同时也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工业文明的大势演进，传统技艺遭遇冷落，甚至逐渐在生活中消失的尴尬。尽管时代在发展，但中国传统建筑中所追求的“技艺一体”“永固法”在面对现代科技的挑战时依然能发挥出巨大效用，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短篇小说《火车来了》以两位年轻银饰工艺传承人的视角讲述现代性与传统技艺的冲突。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年轻银匠满满潜心求学的过程，师父言传身教，并以最严格要求训练其技艺。在一项项琐细的训练中，传统匠人德艺双修的精神血脉也灌注到了年轻人的血脉里。面对象征现代性的“火车”来了，满满并不为金钱所诱惑，终于打造出了最顶尖的作品“百鸟醉”。然而，满满心爱的女孩在火车来了以后，面对着外面多彩而陌生的世界，乘着火车去了远方。尽管满满一心想坚守传统，然而还是坐火车离开了故乡。至于去了哪里，是否能坐火车回来一起振兴乡村，我们不得而知。而村里的另一位银匠，一切“向钱”看齐，甚至为了钱放弃手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相较而言，这篇小说容量跟作者想表达的思想不成比例，题材也并不是很新颖。“火车来了”的故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见于铁凝的《哦，香雪》。几十年来，这类故事不断出现，反映现代性在不同地域和文化中的相同或不同的症候。
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些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作品也密切关注传统与现代的辩证关系。例如，刘亮程的小说《本巴》是对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精神的现代性传承。小说以本巴国和拉玛国之间的战争为线索，通过“搬家家”“捉迷藏”“做梦梦”三个儿童游戏为结构追寻人类失去的童年。这部小说对史诗故事框架进行“重述”，并在史诗文本与小说文本之间形成“互文”。《本巴》的特别之处在于刘亮程以“江格尔奇”的身份对史诗进行了现代性的“改造”，从而使《江格尔》流变方式由传统地方性知识的史诗演唱向现代小说叙事转变和传承。这种传承不是建构在情节、人物和史诗文本结构的复现，而是对史诗中所蕴含的人类原始本真、天真思维的延续。刘亮程立足于现实，以真切的情感对传统的民族诗性智慧进行了弘扬。就语言而言，《本巴》延续了刘亮程诗性写作风格，句子充满灵性和哲理。同时，当地方言、民族用语等多声部语言混融在一起，如一部境界宏大的“交响曲”。这种创新的背后，其实是多民族语言文化交融后产生的艺术张力。
现代性与民族性共生的审美张力
现代性社会是倡导多元文化共生的社会，只有文化的多元才能激发出更多的文化活力。然而，面对不同的民族文化，现代性的反应有所不同。通过基于多民族语言文化的小说创作，我们可以略窥多元民族文化与现代性结合后产生的审美景观。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涌起，加快了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尤其是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对传统的价值观念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探究社会转型期藏族知识女性人生经历，表现她们在平凡现实生活中的憧憬、焦虑、彷徨、觉悟等复杂心理和多样人生，多年以来都是藏族作家尼玛潘多创作的焦点。她的新作《风起塔金》也延续了她长期创作的母题。尼玛潘多从女性视角出发，在平静的叙述中，对主人公从童年、读书生活到就业工作以及人到中年的各个人生阶段进行了着力叙述，尤其是深入地对白玛措吉在人生价值的实现、独立意识的追求、浪漫爱情的憧憬、人生意义的思考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某种程度上，白玛措吉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折射出的是社会转型期普通知识女性共有的人生问题。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特殊地域和时代历史的产物。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它一直作为一种特殊的景观，给人们以巨大的想象空间，尤其是对从未去过兵团农场的人而言，它更是充满着神秘性和陌生感。维吾尔族作家阿舍在新疆农场出生长大，对农场有着特殊的情感，她的长篇小说《阿娜河畔》就是聚焦这一题材。“阿娜”在维吾尔语里是“母亲”的意思，作者以此作为小说名，可以看出创作者对农场的感情至深。正如作者所言，兵团对她，“像一位至亲之人，不管你走到哪里，你都不会忘记他、丢下他”。虽然作者选取的写作对象是几个普通农场和建设者，但农场几十年的社会历史变革得到了有力演绎，主要由转业军人、支边社会青年、知识青年组成的兵团人拓荒、建设、奉献的家国情感史得到了尽情的抒写。可以说，《阿娜河畔》为作者完成了一次“乡土”情感的建构，为“农场叙事”增添了新的审美维度。
游牧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以来，游牧民族都有着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理念，这对于我们解决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的生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启示。树立理性、科学的可持续性发展观念，才能修复和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关系。在广袤的自然界，动物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与人类平等共享着自然的一切。正如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所言，“动物是与人类并行的精灵，所有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近年来，他的创作，绝大多数都是以草原游牧生活为叙事背景，叙述牧民与动物之间的故事。他的小说《叼狼·双子》以两只猎犬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叙述了天生充满野性的猎犬从现代城市文明回归传统草原文明中的蜕变，以及蒙古人延续几千年的猎犬颂传统，还有大兴安岭的深处使鹿鄂温克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存法则等故事。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游牧人的生活从来不是绿野牧歌，真正是一种坚韧的生活啊。”那些具有野性的猎犬、马群、驯鹿是自然生命的重要部分。它们需要爱和自由。在现代性面前，如何延续它们的血统，找到一种传统与现代的平衡力，这不仅是黑鹤在生活中努力践行的生活理念，也是他创作实践的真实表达。在他的文字中，仿佛抹平了现实生活与文学创作的界限。他以实录的精神诠释别样的游牧生活。
时代的“交响”
歌德曾说：“一篇有意义的文字就同一段有意义的讲话一样，只能是生活的结果；作家同一般有作为的人一样，很少能制造自己诞生与活动的环境。”作家生活在特定的时代，是时代的记录者，对于时代发生的变革、历史事件、重要时刻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自觉担任时代的记录者和书写者，尤其是记录现实生活的重大实践，亦是作家的一种职责。
羌族作家谷运龙的长篇小说《两江风》是一篇紧跟时代节奏、反映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变革的小说，也可以说是较为典型的“扫黑除恶”题材小说。整篇小说情感丰富，充满政治智慧和政治情怀，读起来悬念迭起，有惊心动魄和酣畅淋漓之感。这跟作者长期的工作环境密切相关。相较于学院派的知识型作家，谷运龙有着丰富的社会经验和人生历练，做过县长、县委书记、副州长和州人大常委会主任。而《两江风》反映的是主人公党一民在民族地区从县长一路到市委书记的从政历程中，与黑社会老大熊天坤和恶霸人物贺胡子斗争的故事。这样看来，主人公与创作者有着相似的经历，而他的名字“党一民”就有着“党一心一意为民”的内涵，这也可以看作是谷运龙此篇小说的主题所在。谷运龙曾说：“观照现实、反映现实甚至批判现实将和自己结伴前行，终此一生。”整篇小说围绕着民族地区近三十年的发展变革而展开，小说中的“菜霸”“保护伞”“集资”“群体上访”“安置下岗职工”“解决就业”“发展经济”“建原生态文化实验区”“民族文化的保护”等关键词，可以看作是民族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浓缩。小说正是以现实主义的精神生动诠释着“党一民”们的人民情怀。我们只有将小说置于现实主义文学话语中，才能理解作品的丰富内涵和创造性价值。
彝族作家吕翼和汉族作家刘建忠合作的长篇报告文学《重器之基》，是对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白鹤滩水电站移民工程的书写。两位作者以真实的笔触，对发生在家乡的重要历史变革予以记录，对白鹤滩水电站工程所带来的社会意义和价值给予了“重器之重”的阐释，尤其是对移民工程中广大人民群众所体现的牺牲和奉献精神进行了抒写。在文本中，当地人如何最大限度地保留和保护地域性文化，赓续地方文脉，是两位作者关注的重点。大量地方民间谚语、俗语、歇后语的运用，为偏于理性和客观的文字增添了文采。整体而言，整篇文本能在真实、客观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人物形象的立体刻画和塑造，会增添更强的艺术效果。
乡村振兴是当前非常重要的战略，承载着广大人民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愿景和追求。文学产生于现实。这一时代命题也在当下少数民族小说创作中得到了反映。瑶族作家陈茂智的长篇小说《红薯大地》书写了湖南大瑶山卖米洲从脱贫到致富振兴的故事。小说以卖米洲“吃饭问题”为线索展开叙事，叙述三代农人的奋斗史。祖父冯民富是当年大队支书，以传统农耕方式种红薯大获丰收，带领村民在艰难中奋斗，以红薯替代粮食交公粮，解决了村民一时之困。儿子冯得意在改革开放后外出务工创业，成功后回乡投资反哺，推动当地文化旅游产业。孙子冯家驹研究生毕业在外企工作积累经验，并以现代环保、健康、经济的新农业模式创业成功后回乡投资，激发农村新活力。作者笔下三代人不同的奋斗模式，构成了当地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演变的强劲动力。
翻译作品的多重景观
我们国家民族语言众多，多民族语言创作一直是中国语言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而少数民族语言作品译介出版一直是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表征。2022年的少数民族译介作品，亦有很多作品值得细读。例如，藏族作家拉先加的短篇小说《牧羊人次松次仁》（增宝当周译），主要讲述牧羊少年次松次仁在羊群失窃后与盗羊人斗智，并救助被困在山崖上的山羊的故事。整篇小说篇幅不长，作者双线叙事的手法使得小说悬念迭起，大量藏民族民间谚语、俗语的使用也为小说增添了民族文化色彩，使我们感受到传统牧业所面临的冲击，体会不同的民族语言文化心理。维吾尔族作家热孜古丽·卡德尔的中篇小说《幸福，请你等待我》（铁来克译）讲述发生在新疆的两个不同民族家庭的故事。小说生动诠释了什么是爱，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民族团结和融合。在文本中，我们看到不同民族语言文化的互动、不同民族间互助相帮的细节。
还有一些作家的作品是涉外题材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无疑给当地的人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痛。朝鲜族作家蔡国范的短篇小说《那扇门》（成龙哲译），以来自中国在东京打工的“我”为视角，讲述那次地震在平凡人身上的创伤。现代都市人的冷漠、孤独，甚至扭曲的心态通过“那扇门”得到了展示。
总之，审视2022年中国少数民族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发现，以不同视角对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历史文化进行书写，成为作家们创作的主调。在异彩纷呈的小说文本中，多样性民族文化得到了有力展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冲突、融合激发出了强大的创作活力，地方性知识的现代性转化、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主流价值的弘扬等，无不显示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和旺盛生机，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作出了贡献。
*本文为2022年度四川师范大学“中华文化与西南区域文明互动研究中心”“简帛与石刻文字研究中心”2022年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理论研究困境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HDZX202209）阶段性成果
原刊于《文艺报》2023年2月3日
邓永江，1986生，四川宜宾人，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多民族文学与文化关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