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小忠的文学创作既关怀甘南这片广阔土地上的现实人生，又关注甘南大地的未来；既敏锐地洞察到甘南草原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生的变化，又尖锐地指出了其根本问题所在。本文从甘南的历史文化变迁与现实处境，现代文明所引发的人心蜕变及人心坚守的意义三个方面论述王小忠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亦由此揭示王小忠文学创作的真诚、自省及担当精神。
【关键词】草原书写；坚守；担当
王小忠是一位见识独到的藏族作家，他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关注甘南大地的历史文化与现实处境，关注甘南民众在社会变迁中的悲欢离合；另一方面，他更注重于民族精神层面的思考，把细腻的笔触伸向了人的精神世界，探究在现代化进程中，甘南大地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的精神蜕变。在人类精神向度下行的今天，王小忠满怀忧虑与悲悯之心，以超拔的态度去重新认识、思考甘南大地的现实问题，既呈现出一位作家的真诚自省，又体现了作家勇于介入现实的责任感与担当精神。
一
王小忠对甘南这片广阔土地的观照，既与很多现代知识分子对故乡的观照类似，又有不同之处。王小忠是甘南临潭人，临潭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是牧区与农区、藏区与汉地的结合地带，属多民族聚居地。由于从小耳濡目染，王小忠非常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游牧与农耕生活。他对甘南大地的情感不同于普通人，他出生、成长于草原家族，而又未能长久地停留于草原，但他的灵魂却在草原上落地生根了。对草原，他始终怀有一种难以名状的向往和爱恋。因而，也许只有他才能感悟草原上原始生命的自由与奔放，只有他才能切身体悟草原生活的艰辛、酸楚与沧桑，也只有他才能洞悉甘南草原的一切细微变化。而且，这些独特的体悟从来就只属于他自己。
王小忠对甘南草原与洮河沿岸民生状态的书写源于对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深沉之爱。在“离去——归来——再离去”这样不断往复的生活模式中，王小忠发现生养自己的土地已经与记忆或者说想象中的那片土地完全不同了。到底是现实发生了太多的变化？还是王小忠对故乡抱有太多的理想？是现实过于沉重，还是他对熟悉的土地有了疏离和排斥感？带着这些疑问，王小忠深入甘南草原，行走洮河沿岸，一方面是要探寻久远年代里家族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也想探寻另一种生活的真相。《黄河源笔记》与《洮河源笔记》是他深入甘南草原、行走洮河沿岸的收获，是忠实于内心的写作。《黄河源笔记》旨在“叙写黄河源头草原生态及民生状态的真实”，“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甘南草原，也由此揭示了草原人民的处境和命运”；《洮河源笔记》通过观察、叩问与反思，叙写了洮河沿岸的世态民生。诚如王小忠在《有关兄弟的话（创作谈）》中所谈：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农牧业结合地带，隶属于历史上的安多藏区。就在这片高海拔地区，我的祖祖辈辈艰难地生活着，他们谈论着人生无常，叙述着命途多舛。这块贫瘠的土地养育着成千上万的民众，可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当下，大家拼命挣扎的同时，也渐而迷失了方向。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观念的更新，加之外来人口的迁移和融合，以及旅游大力开发的今天，使这片土地原有的游牧文化在不断丧失的同时，渐而多出了形同城市的文明，以及文明掩盖下的难以说清的复杂与颓败。
这段创作谈可以看作王小忠文学创作的基调。《黄河源笔记》中，草原不再是蓝天白云碧草和天马行空的自由；不再是令人心驰神往的美丽风景与浪漫情怀，即使在草原最美的时节，王小忠看到的也只是癞头疮一般的草原，植被稀疏，沙丘连片。最让人们困惑的是，黄河源头的草原，却因为缺水，成片成片地变成了黑土滩，难以继续放牧。而且，草原沙化一年比一年严重，沙尘暴愈来愈频繁，持续的周期也越来越长。朔风一起，黄沙漫天。
草原发生了悄然的变化，所有关乎草原的人、事、物也在悄悄发生变化。草原上的藏獒越来越少，也早已失去了往昔的烈性脾气，失去了护卫家园和主人的能力，变成了温顺的小狗；草原上的领地狗被贩卖之后，没有了生存领地，也逐渐丧失了领地意识，无异于绝种。王小忠以细腻的心思和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当现代文明入侵草原，草原上的生物惊恐万分：
这时候，我听到从天空的某个遥远的深处，突然传来刺耳的喇叭声。接着便是与其呼应的嘈杂声，穿过迷雾，撒满草原的整个空间。那些草原鼹鼠，上天雀，还有正在拔节生长欲将开放的独一味，甚至在草尖上忙碌的蚂蚁，它们统统躲藏起来，然后在某一处静静观察着，直到恐惧的全新的一天到来……
随之而来，草原上很多美丽的传说以及神秘而有趣的故事也渐渐失去了趣味，草原精神也随之逐渐丧失。现代文明进入草原以来，不仅改变了自然环境，改变了动物，也改变了人类自身。这一场社会巨变会将人类推向何种境地，却没有人能够静下心来思考。当人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遏制草原沙化，退牧还草，却已非常困难。付出与成效之间反差太大，生态恶化的趋势似乎很难改变。
究其根源，从表面看，草原沙化的原因大致有过度放牧、挖虫草与药材等等，但在王小忠看来，这些都并非主要原因。草原遭到毁坏的最根本原因是时代所迫，人心变异。现代文明刺激了人的各种贪欲，在这些欲念以及欲念引起的矛盾冲突的驱逐下，人性之恶被激发，并被无限地放大了。自从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人们就再也无法停止对富裕的追求以及对金钱的渴望。当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相互攀比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人心便失去了本真与纯粹。《黄河源笔记》通过田野调查展现了“社会恶性发展对人类精神和情感的破坏；世界观的偏离对人类伦理道德的冲击；大环境下的经济竞争带来的非常规手段的博弈；大众化民生本态与小众化生存状态之差异等。”
当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政府为改善民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如《浮生九记》中，在共同富裕信念的支撑下，政府也下大力气改变草原的落后面目，当曾经的红砖小瓦房改变为政府的样板工程——高原玻璃房时，王小忠却并未因此而受到鼓舞，他考虑的是草原牧民的长远发展，高原小镇并未如想象中一样繁华与热闹，那么，牧民的出路在何方？“如何解决牧民千百年来逐水草而居的生产方式、简单自然的生活方式与突然的定居、城镇化生活之间的矛盾？如何协调他们的创业冲动、创业热情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如何保护他们可贵的人生信念和淳朴的人性不被严酷的市场经济所污染、所异化？这一切可能是更需要我们关注和解决的主要问题。”当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扶贫政策，减少草原畜载量，甚至禁止放牧，又如何解决政府的大力帮扶与部分牧民的等、靠、要消极思想呢？
又如《洮河源笔记》中，由于政府的引洮工程，有才一家不得不易地搬迁。易地搬迁之前，有才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生活打击——他的弟弟有福在采洮河砚时不幸遇难。易地搬迁之后，有才又遭受了一系列沉重的生活打击，年近五十的有才经不起太多的生活变动，在艰难无望的生活重负之下，他杀死了自己的傻哥哥与患抑郁症的母亲，然后自杀身亡。显然，王小忠不仅关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更关注社会转型过程中，普通人的命运遭际。
现代文明对洮河两岸千百年来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冲击。牧业因为草原的毁坏与缩小锐减，传统的种植业已被人们放弃，手工业更是被机器工业所取代……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发展，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习俗也逐渐简化甚至消失。祛魅之后，洮河沿岸人们的世界观已经发生变化，工具理性思维占据了主导地位，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力量。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皆变成了利益算计。王小忠对工具理性思维方式怀有本能的警惕，因为“人在利益的驱使下，往往会失去对是非的判断。这样最容易破坏原有的乡村伦理道德和生活方式，这种方式一旦被打破，乡村就会陷入名利场。我在乡村生长了四十多年，对此十分了解。”然而，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却势不可挡，王小忠只能无奈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只是想说，所有人变坏了……我无法相信这就是养育我的那片土地……”
现代文明会将人类带向何方？这是作家的忧虑与困惑。现代人对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希望，在贪欲的驱动下，也给自己制造出了无限烦恼，也使现代人的努力似乎走向了它的背面——隐藏在利益背后的灾难。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现代人留下了太多的悖论。“美丽似乎不存在了，多出的却是令人不安的担忧。”在王小忠看来，草原之所以发生了毁灭性的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贪欲在作祟，如果大地上的众生能够遏制内心的欲望与贪念，那么，内心的平静，安稳的草原生活指日可待。
二
王小忠的非虚构文学与虚构文学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人性的淳朴、善良与人心的贪婪之间的二元对立。如果说散文集《黄河源笔记》《静静守望太阳神：行走甘南》呈现了甘南草原的变化，那么，散文集《浮生九记》《洮河源笔记》与小说集《五只羊》则主要描写了现代以来，人们如何被各种贪欲所牵引，过着一种虚浮的生活，为读者赤裸裸地呈现了人心的蜕变。
小说《虚劳》与《贡巴旅社》呈现了时代变迁中人的金钱欲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剧烈冲突。《虚劳》中，是否有“佛缘”把人物分成了两类，阿妈与不枯都是相信佛缘之人，特别是阿妈，一心向善，心无杂念，与寺庙里的智慧长老以及不枯的师兄弟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不枯时时牵念着身患严重风湿病的阿妈，无法了断尘缘，但他安贫乐道，淡泊持守，也因此获得了心灵的安稳。可是，时代变了，社会大环境变了，智慧长老与师兄弟们早已失去了心灵的清净，变着法儿捞钱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远在猫城的张老板也不例外，在向外扩张的人生中遭遇烦恼与痛苦时，他不反思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却试图以念经化解人生的烦恼与怨恨，实属徒劳。张老板的人生是向外、向物质界扩张的，诚如钱穆先生所言：“生命自我之支撑点，并不在生命自身之内，而安放在生命自身之外，这就造成了这一种人生一项不可救药的致命伤。”佛学知识渊博、医术高超的不枯成了张老板、智慧长老与师兄弟们的围追堵截的对象，他不是被当成赚钱的工具，就是被当成解决烦恼的神僧。不枯的清净心被搅乱了，无休止地念经与看病使他心力交瘁。虽然他在猫城念经、看病赚了很多钱，可是，他的烦恼却也与日俱增，精气神严重受损。不枯既无法医治张老板的致命伤，也无法满足智慧长老对金钱的贪欲以及师兄弟们对金钱的觊觎，离开天伦寺也许是他最好的选择。
在一个被金钱所左右的时代里，人们已经很难停下脚步探寻自己的内心，探寻精神性的存在了。《贡巴旅社》中的画家想通过画作确认自己的内心，可是，他的妻子却抱怨他浪费时间，赚钱才是第一位的。一个人要逃避外界的喧嚣，确认自己的内心，当然不是一件易事，因而也才有了快要被刮破的画布和他想要抓住的精髓，这个寻觅的过程是非常艰难的。画家想要确认的，不过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精神与尊严。
在王小忠的笔下，金钱俨然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主导力量，诚如德国犹太裔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西美尔的研究所得：“……金钱变成了这种不受条件限制的目标，从原则上讲人们任何时候都能追求这个目标，这与许多人们始终渴求的目标大相径庭。对于许多这样的目标来说，人们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能期望或者追求它们的。这一结果就给现代人的生活提供了持续不断的刺激，现在他有了一个目标，一旦其他目标给它空间，它就会像电阻部件（Piece de resistance）一样出现，而且这个目标一直以潜在的方式存在在那里。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它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金钱在现代人生活中具有统一世界万物和矛盾的功能，“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它超越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达到一个完全抽象的高度”，致使人们相信金钱的万能。王小忠敏锐地感受到金钱或者说货币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主导性力量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害，因而，他把自己的观察与感受写进了文学作品。
《夜如铅》《金手指》《五只羊》《凶手》等小说都描写了与金钱往来相关的事件或细节，以揭示人们的金钱欲望。《夜如铅》与《金手指》中的主人公都经历了“离乡——回乡”模式。桑吉在羚城，深感金钱对生命的重要，有钱的日子才能过得舒心。城市刺激了他对金钱与女人的贪念。他未曾想到，在羚城做生意，他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从小的朋友杨继荣竟然会设计欺骗他，卖牛羊得来的十几万元轻易就打了水漂。万般无奈的桑吉最终以宗教情怀原谅了杨继荣，重新回到草原。《金手指》中，一次偶然的足浴改变了拉加才让对生活的理解，也催生了他对另一种生活的向往——当足浴店的老板。他听信足浴技师萍萍的话，以为只要准备十几万元的资金，就可以开个足浴店当老板。金牦牛足浴店的一场意外死亡事件，让拉加才让避免了失败的悲剧，也让他重新回到了班玛草原。《五只羊》中，为了方便运输物资，更好地坚守草原，主人公刀智次旦卖掉了家中最肥大的五只羊，买了一辆拖拉机。熟人张三坤知道之后，请他用拖拉机拉羊去小镇上卖，就为了多赚点钱。刀智次旦很爽快地答应了，每次用拖拉机拉五只羊。可是，世事难料，这一次，雨后道路泥泞，又是夜间行车，拖拉机从一个很大的泥坑冲了过去，坐在车厢里的张三坤被甩在不远处的碎石堆上，抢救无效死亡。为此，刀智次旦又卖掉了五只羊，作为张三坤的丧葬费。可是，事情远远没有结束，张三坤的家人又来索要命价。当生命也可以兑换成金钱，这个世界上就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能兑换成金钱。在索赔未成功的情况下，他们把刀智次旦告上了法庭，刀智次旦被警察带走。为了让他早点出狱，母亲又卖掉了多半牛羊。一年之后，刀智次旦回到了草原，受到道吉草和他阿嘎的鼓励，他重新燃起了对新生活的希望，开始期待牛羊逐渐多起来的日子。
为时代潮流所裹挟，草原上的牧民急于走出草原，但是，他们很难适应都市的坑蒙拐骗，尔虞我诈，走出草原注定了难以逃脱的劫难。而且，这些劫难，大部分来自于他们最信任的朋友或者熟人。如《凶手》中，一个好端端的兽医，莫名其妙就变成了屠杀上百头牛的凶手，十几年来一直在逃生，他没想到，真正的凶手却是与他有着生死之交的朋友，也是他的领导。正是通过这些故事，作家揭示了在贪欲与金钱的驱使下，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社会现实。对于这些劫难，他们只能以宿命的方式默默承受。所以，牧民们注定了既走不出草原，却也难以安于草原生活，这是他们的困境。
《缸里的羊皮》《羊皮围裙》《谁厉害》等小说则彰显了老一辈草原人的执著匠心以及这种传统精神的逐渐失传。《缸里的羊皮》中，劳改犯班玛次力出狱后，带回了制作羊皮袄的机器，从此，皮匠愣木代就沦为浑身沾满绒毛和曲麸的泡皮子小工，他作为皮匠的手艺再也派不上用场。很快，大机器生产时代来临，人们完全忘记了曾经的皮匠愣木代。机器工业不仅让精神传统渐行渐远，而且让人与人之间变得陌生与冷漠，原本和和睦睦的一家人，转眼之间充满了仇恨和猜忌。卡尔·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说：“由于那提供人的生活的基本必需品的庞大机器把个人变成单纯的功能，它就解除了个人遵循传统准则的义务，这些旧时的传统准则曾经使社会得以巩固。”当个人遵循传统准则的义务被解除之后，人们就变成了一盘散沙，也逐渐丧失了人之为人的精神力量，人的无意义感也就增强了。
《羊皮围裙》中，阿爸作为一个银匠，最关心的事就是为自己这门手艺寻找一个可靠的传人。在机器时代，想找一个纯粹靠手工打制银器的徒弟纯属幻想，但阿爸不肯服输。在阿爸的眼里，“打做佛像才是一个匠人真正的手艺，它不但包含着虔敬，而且还有善良和慈爱。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手艺人之后，面对那些无论慈祥或是狰狞的佛像的时候，你都会听见他们在说话，他们都在说世界上最善良的话。”阿爸终于收小银匠为徒弟了，可是，当机器声震耳欲聋地响在小镇上时，小镇再也无法守护人心的变幻——小银匠变了，他忘了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他的心思也不在手艺上了，已为金钱所充斥，为别的女人所吸引，为大城市所诱惑。作为丈夫，小银匠不但没有照顾好“我”，反而在小镇建好之后回来争夺家产。
老银匠非常看重手艺，因为手艺人在自己手头的活计里倾注了心血，投入感情，每完成一件艺术品，手艺人的内心是非常自豪的。老银匠打制的首饰是精神产品，就像拥措精心编织的围巾，带着她温暖的体温，这是机器工业产品无法比拟的。然而，这样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也已经被人们遗忘了。“我”只能带着深深的怀念，珍藏着阿爸留给“我”的羊皮围裙，这件羊皮围裙上书写着过去岁月的点点滴滴。时代变了，老银匠想找一个合乎心意的继承人已经不可能了。人类一些精神性的传承或许注定了要失传吧？！同样，《谁厉害》中，嘉措的爷爷对自己作为一个木匠充满了自豪与骄傲，他说起锯子、凿子、尺子、刨子锛子之类的工具时，总是满脸骄傲，可是，作为一个木匠，爷爷不得不面临山上没有树木以及手艺失传的困境。同样，散文《洮河源笔记》中，“我”的铁匠朋友虽然在农耕文明的传承过程中与时俱进，却也难逃被机器工业取代的命运，在未到知天命之年，他已成了被社会淘汰的过时铁匠。
在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草原民族遭遇了各种现实冲击，对此，他们只能被动接受，并归结为罪孽、因果，以从中获得心理安慰。人们也因为各种杂念和贪欲而忽略了人生中最本真的东西，在王小忠看来，这就是人性的迷失。
散文《大棚蔬菜》与《风过车巴河》则揭示了工具理性已经主导了洮河沿岸的年轻一代。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劳动的付出从不计算成本，可在现代社会，人们要进行投入成本核算，以理性计算的方式达到预期的目标。特别是年轻一代人，他们认为传统社会中不计成本的劳动付出是不理性的，也是不可取的，以至于洮河沿岸的好多川地都荒芜了，至于情感，人们对土地已经没有多少情感了。《风过车巴河》中，“养儿防老”传统观念在太太保的眼里已经变成了交易。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让一切都变成算计，金钱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恰如西美尔的观点：“金钱是‘低俗’的，因为它是一切的等价物，任何东西的等价物。只有个别的才是高贵；对许多人来说是相同的东西，即使对这些人中最低水平的人也一样，因此也把最高的东西拉到最低的水平上。……这样，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太太保认为，根本没有什么所谓母爱的伟大，水磨房的老太太收留他，他为老太太养老送终，继承遗产，这就是交易。
《浮生九记》也真实记录了甘南农村在时代浪潮的冲击下，田地日益荒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彻底崩溃，亲兄弟各奔东西，亲情逐渐冷漠的社会现实。在以金钱为主导力量的农村，农民的本分丧失殆尽，亲情不再，善良与淳朴亦然，继之而起的是追求富裕的雄心壮志，一时间攀比、嫉妒、猜忌、仇富、怨恨、相互诋毁、相互攻击等各种情感纠缠在一起，难以厘清。传统的价值观、道德观、礼治被破坏掉之后，乡村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尘世的生活太纷繁芜杂了，当人们都忙着追逐金钱与利益，忙着贪图舒服与享乐之时，王小忠却以父亲喝茶的故事，让读者体味到，人生的真义是平静与淡然，而不是耀武扬威地去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譬如，以金钱为目标的出人头地。当人们都愿意跻身于虚空与浮夸的争斗之中时，只有王小忠将心思投入到了身边的美景之中，去领悟和发现生活的真义；只有王小忠将心思投入到旧的故事中，去探寻旧故事中的信仰与精神意义。
三
王小忠的文学创作是关注灵魂的写作，作品中充满了精神气象。在他看来，所谓的植树造林、退牧还草以及为改变牧民生活条件的政府样板工程等等，都未能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人心的变异。钱穆先生在《人生三路向》这篇文章中认为，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都是有向往的。对人生的向往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对精神界的向往；二是对物质界的向往；三是中立的态度，不偏向外，也不偏向内。王小忠的人生向往显然是对精神界的向往，可以说趋向于人生之内部，这与他“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有关，也与藏传佛教文化精神的影响有关。因而，在他的笔下，人对精神与内心的坚守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第一，对信仰的坚守。“爱，救赎，心安，没有一件不是不重要的。”《虚劳》中，不枯的阿妈相信佛缘，她对佛缘的认识很简单——心灵的善良与慈悲。她无欲无求，劳动赚来的钱悉数捐献给了寺庙。阿妈虽然没有进入寺庙修行，但是，比起寺庙的智慧长老及不枯的师兄弟们，阿妈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因为她的心里没有任何杂念，一心向善。当人对世界满怀善念之时，他的内心一定是宁静、祥和的。“人性所有的恶皆来自贪欲，而信仰的慈悲恰好抑制了心灵的邪恶。”甘南草原上的老一辈牧民总是将灵魂皈依于神圣的信仰之中，王小忠在《喂鱼记》中就记录了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阿克达吉在生活艰难时期为了队里人及自己的生存，屠宰了不少牛羊，受佛教不杀生观念的影响，他内心非常煎熬，身陷恐惧之中。后来，他听取活佛的教诲，念经、喂鱼，终于获得了内心的安静与平静。
人需要神性精神，需要有所敬畏，才能断除贪念，才能回归人类世界最初的平静，也才能回到一种和谐自然的状态。当人心中满怀善念与慈悲时，才能抵御尘世的诱惑，才能成就生命的圣境。就像那些赶往经堂的僧人，那些一圈又一圈地转经的老人，他们的目光是拒绝俗世的，是目空一切的。甚至在王小忠的笔下，尕海湖也拒绝世俗的繁华与嘈杂，尕海湖是寂静的，也是自由的。他笔下的雄鹰，眼里也会布满柔情和慈悲。我们看到，在王小忠笔下，自然界也具有鲜明的人格特征与浓郁的宗教气息，因为草原上的藏族人感恩自然，忠诚而又虔敬地守护着自然，与草原上的众神、一切生灵和谐相处，他们懂得彼此间的关爱和帮助，也懂的爱与慈悲的力量，这是内心被私欲和贪念蒙蔽的人所看不见的。
第二，对草原、土地以及条件艰苦的工作岗位的坚守。王小忠更向往有理想、有信念并且能够坚守理想和信念的生活。在甘南草原、洮河沿岸，他的祖辈们就过着这样简单而纯粹的生活。人们在坚守信念的同时，守护着草原、土地与河流，也“使自己的人生世界在无尽广大的天宇之下不断完善更新”。
草原上的牧民，起早贪黑，常年劳作，即使在生存条件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也从未放弃他们的坚守。为了更好地生存，他们甚至将自己的耐力与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这种精神难道不可贵？不崇高？他们出生于草原，生活于草原，灵魂也将安葬于草原，他们的这种坚守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作家还写到了草原上的一个小卖铺。就因为这个小卖铺曾经救过几个深入草原的背包客，他们饥渴难耐之时，小卖铺让他们绝处逢生。此后，小卖铺的主人就雷打不动地坚守草原，从不因为环境的艰苦与气候的恶劣而放弃。正如作家所言，“我对佛的世界知之甚少，但我能感到他存在的意义。在绿茵无边的草原上，飘动的经幡引领着人心，于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便有了一种精神的空间。那是一种力量，一种足以使内心安稳的力量。也只有这样的力量和这种坚守，草原才有了新生的意义。”
在我们国家，城市的生活条件往往好于基层，如果有机会调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工作，人们一般都不会轻易放过。然而，《黄河源笔记》中，“我”的朋友索南甘愿守在条件艰苦的齐哈玛牧区，一次又一次放弃调到县城工作的机会，为改善基层牧民的生存状况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空旷的草原与金钱、荣誉、掌声无关，只有生存重压之下，精神的可贵与崇高。
同样，在《洮河源笔记》中，王小忠在生动形象地描写了蔬菜长势喜人的情形之后，借助人物贡姆草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可是，脱离了土地，不种庄稼的日子，心里却空落落的。土地依旧是土地，只是生活在土地上的人变了，变得复杂而又精于算计。王小忠对土地的热爱依旧，他要持守内心，用简单淳朴的词语，表达自己对这片土地热爱。
第三，人对精神世界与内心的坚守。甘南农牧区在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正在不断逝去，人们也没有了过去的情怀，非物质文化遗产未能得到很好地传承与保护，王小忠对此非常痛心，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强大，在于这个民族个体内心的强大与韧性。作家正是从藏民族的传统节日与传统习俗中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心灵生活，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强悍和自信，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虔诚，看到了他们精神世界的充实与强大，也看到了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与追寻。王小忠虽然离开了曾经任教的欧拉秀玛学校，他的朋友却坚守在这里，教书育人，乐此不疲。重走草原，王小忠深深认识到了坚守的意义。
在现代文明大潮的冲击下，王小忠能够做到不随波逐流，对生活中的一切得失宠辱不惊，保持了一位作家应有的独立思考精神，守住了一颗坚定的心。正是在这种坚守中，王小忠以自己的文本，留下了这个世界古老而又纯真的色彩，留下了彼时代与此时代的记忆，为岁月的变动留下了证词，也从中寻找到了一个作家的尊严与真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小忠.黄河源笔记·总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
2.王小忠.有关兄弟的话（创作谈）[J].红豆,2018(7):42.
3.王小忠.黄河源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40.
4.王小忠.浮生九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8:101.
5.王小忠.洮河源笔记[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99.
6. 钱穆.人生十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2.
7.[德]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M].刘小枫选编,顾明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2-13.
8. [德]卡尔·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23.
9.王小忠.五只羊[M].北京:作家出版社,2020:198.
主持人语：
在非虚构文学逐步成为“大气候”的今天，中国当代文学的非虚构写作已经呈现出了不凡的亮丽。不难想象，非虚构作品承载着人世间诸多的真善美走进广大读者群体的同时，我们也为那些如实反映生存中的矛盾问题，准确记录中国后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用心思考中国后乡村社会未来的文学作品拍案叫绝。不难发现，非虚构文学追求文学的“真”，保存和体现了文学最纯粹的一面，可是读者不会轻易想到许多非虚构作家所经历的艰辛，他们穷年累月，或行走于荒野，或一头扎进陌生的乡土大地，为文学的真实取证、访谈，辨伪人性的善恶，勘察科技飞速发展和人欲望急遽膨胀下人们的生存困境及自然生态所面临的境遇，将一部部满载生活真实的文学作品奉还给读者，旨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效的注意”（鲁迅语）。
本期推出的甘肃甘南籍藏族“80后”作家王小忠就是一位躬身于甘南大地的非虚构写作者，他新世纪初就读大学时创作了大量的诗文，大学期间出版了个人诗集《风雨中的灯盏》。可以说对文学的热爱、刻苦、勤奋、虔诚以及甘南无明争暗斗、互相鼓励、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一良好的文学生态成就了这位作家。使得他从出版诗集《甘南草原》到散文集《静静守望太阳神》《红尘往事》《浮生九记》《小镇笔记》，再到小说集《五只羊》等一路走到当下。他用忧郁沉思之诗书写个人在甘南地域中独特的生命体验，他用生活哲思之散文真实记录了一步步走向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大地的变迁与美好人伦的逐步失真，这并不是绝望的乡村叹息，这是他试图用文学找回丢弃在乡土社会中的美好人伦。由此看来，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王小忠多次深入玛曲的阿万仓、欧拉等空旷地带，勘察日以蜕化的自然生态，用文字记录下这方净土之上人们的真实生活，同时他也多次进入卓尼洮河沿岸的农牧村地带，了解新型乡村机制下农牧民的生活，并将这些成果汇集成了今天的非虚构作品《黄河源笔记》和《洮河源笔记》。这两部作品散发着作者王小忠的生态忧思与人性况味，的确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手笔。持续、多元、与时俱进是王小忠目前创作的真实状态，目前他的创作引起了学界不少读者的关注。
本期刊登的论文中，西藏民族大学卢顽梅纵观王小忠的散文和小说，从三方面得出了十分精当的观点：一是从时代变迁的角度，注重论述了《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所观照的现实变迁，深入分析了作者对其的忧思和悲观；二是论文切中“文学即人学”这一主题，从人性淳朴与人心贪婪的二元对立与冲突中深入探究了王小忠小说对物质异化人心过程的真实书写；三是注重思考了王小忠小说所披露的人放弃土地又无法离开土地这一生存矛盾，从而得出王小忠创作所体现的是“灵魂书写”这一命题。北京师范大学王玥力借本雅明所强调“远行之人必有故事可讲”的这一话语，展开对王小忠非虚构作品《洮河源笔记》的专题性研究，深入论证了这部作品叙事的生成及文本结构上的特殊性与文本所关切的人的生存矛盾，肯定了作者对土地、河流的深情厚义。西藏民族大学李捷以家庭伦理为视角，注重分析了王小忠小说集《五只羊》，论者从《谁厉害》《铁匠的马》《黑木耳》三部作品中深入论述了多维文化融合后中国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危机。总之， 此三篇文章的论述为学界研究甘肃藏族作家王小忠文学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也希望学界给中国乡村非虚构写作者给予更多地关注。
——朱永明（文学博士，兰州文理学院副教授）
原刊于《兰州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注释已略，详见原文）
卢顽梅（1976~），陕西礼泉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与西藏当代文学。
王小忠，藏族, 甘肃甘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甘南草原》、小说集《五只羊》、散文集《浮生九记》《黄河源笔记》《洮河源笔记》等。作品入选《中国年度最佳散文》《散文精选集》《2013青春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十余种选本。曾获甘肃少数民族文学奖、甘肃黄河文学奖、《红豆》年度文学奖·小说奖、散文奖，《莽原》年度文学奖·非虚构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