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文思想是一种人类自我关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肯定了人类理想人格的塑造 及其普遍意义。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作为以动植物和非生物为主角的文学形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思想。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人文思想中不仅蕴含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审美价值和道德取向，而且也蕴含了人类共有的 普世价值。文章从几部典型的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入手，探讨了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人文思想，从而揭示人文 思想在藏族文学和藏族社会中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藏族；古典文学；寓言小说；人文思想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不管哪个国家和民族， 其传统文化中都有着丰富的人文思想，如我国古代庄子的平等自由、儒家的仁爱民本乃至墨家的兼爱非攻，都蕴含着人文思想。就藏族而言，早期的民间文学和土著宗教当中也不乏人文主义思想。不过现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来自于西方的文化精神，这一词语最早源于拉丁文，近人把humanism 翻译为人文主义。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罗马人就接受了希腊文化洗礼，将“人”称为humo 或humanus。这种看法就是以人的理性、道德修养为基础，其中心是人性。因此西方学者安·邦纳在《希腊文明》中指出：“全部希腊文明的出发点和对象是人。它从人的需要出发，它注意的是人的利益和进步。”[1]从人本主义思想的起源上看，“尼采把叔本华的生存意志改变为强力意志，提出一种带有悲剧情调但又充满生命冲创力的哲学。在狄尔泰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生命本能冲动的绵延成为最基本的实在，要把握永恒的生命之流只能靠直觉，这种崇尚直觉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在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发展中不断得到强化。现象学家胡塞尔则从方法论上系统地论证了人本主义的内在直觉法，他宣称哲学的研究对象是纯粹意识现象，并要求将一切外在传统‘悬置’，这是最早对于本质主义的颠覆。”[2]因此人文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人本思想为核心的普世价值，也就是说人的主体性的发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对人性的价值和意义做充分、正面的肯定。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藏族古典文学的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藏传佛教的僧人，因此就其思想主题而言，基本上属于宗教文学的范畴。但是藏族古典寓言小说有一些例外。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作者借助动物和植物，乃至非生物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从藏族古典寓言小说发展的特点来看，自14世纪的形成到后来17 世纪末至18 世纪初已经到高峰期，但越是往后的作品，其艺术手法和思想内涵就更加成熟。一般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思想内涵包括了佛教哲学、批判精神、美学思想和教化意义等等。其实除此之外，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不乏丰富的人文思想。本文试从人本主义、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方面对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人文思想加以阐述。
一、以人为本之“人本主义”思想
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哲学思辨的演变过程上看，现代西方人本主义的理论研究，是围绕着以个体本位为核心的主体性原则展开的，“这一原则认为，每一个人都是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主体，他的生命意义应该得到尊重，他的价值和潜能即主体能动性应该得到展现；个体的自由、权利是国家、社会存在的理由和根基。”[3]因此以人为主的人本主义思想，在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里都有丰富的表现。西方人文哲学和佛教思想之间有深刻的渊源和亲密的关系，因为佛教非常尊重人的主观能动价值和自身的潜力。佛教哲学认为从根本上而言，人人平等，并且人人都有成佛的可能。由藏传佛教僧人创造的藏族文学也受其影响，许多文学作品里闪现着人本思想的光芒。当然从哲学的层面去彰显这样的思想并不困难，问题就在于现实生活当中， 开启智慧的佛教很容易落入繁琐的仪式、偶像崇拜和形式主义的泥潭，从而使原本具有科学精神的佛教染上迷信色彩。如果从人本主义的理性思想出发，对此能够“自我审视”，或者加以改变的话，不仅能够还原佛教的思想精髓，而且受惠于人的“自我价值”。
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的每个角色和人物都是个性独特而不可重复的主体，从而彰显人本主义思想的精神特征。藏族古典寓言小说《比丘和乌鸦》里，作者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比丘。比丘虽然贵为佛门弟子，但当他知道不知感恩的乌鸦偷食了自己的干牛肉后怒气冲天，于是他用自制的大炮，朝乌鸦投射了飞石，岂料乌鸦善于躲避，并没被击中， 反而一展双翅，消失在眼前。比丘愤怒之余，在附近的林中摘下柳枝，做成弓箭，四处追赶，然而乌鸦从林子这边飞到那边，从山的此处飞到彼处，弄得比丘眼花缭乱，怎么也收拾不了。乌鸦落到不远的山冈，回头看着比丘说：“城里的人和林中的鸟，请你们放大眼睛瞧一瞧，一个不顾法戒的释迦弟子， 把袈裟披在肩膀上，用无情的弓箭追杀无辜的乌鸦，这是何等的悲惨之事呀？即使百般噩梦，也不及遭遇如此可怕的罪孽，请你们阻止这一疯狂的行为吧！”[4]这篇小说里的比丘并不像我们所认识的比丘那么“守规矩”。比丘只要看见乌鸦，便不分昼夜，穷追不舍，而落难的乌鸦也疲于应付比丘的追杀，最后只好带着家眷远走他乡。由此引出一个常年不被重视的问题，即作为一个出家人，不管是政治文化，还是个人生活态度，迫使他们做出一些抉择的时候，该如何面对人性解放和宗教戒律之间的冲突。显然，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悖论。《比丘和乌鸦》的下半部分，通过第三者的劝说，比丘和乌鸦之间恩怨得以化解，有了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篇古典寓言小说就此落入藏族古典文学固有的俗套。但是小说上半部分里的比丘，不像古典文学里的那些带有符号性的“雕刻人物”，他爱憎分明， 身为佛门弟子，敢于用行动来表达对忘恩负义的乌鸦夫妻的不满。这个情节读起来，带有夸张和黑色幽默的成分，颠覆了人们心中对出家人“慈悲为怀， 与世无争”的刻板印象，丰富了藏族文学中宗教人物的个性书写。因此《，比丘和乌鸦》中比丘的人物个性获得解放，从而更符合人的本性，在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人物之林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同样小说《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里的施主尼玛贡，作为一家之主，为家人的生机和兴旺， 邀请上师卓伟贡布念诵“除难辟邪”的经，并且为此宰杀猪罗罗觉供养上师。上师刚一走，他又邀请尼玛派咒师登地多杰。正好此时，有个叫塔贝尖参的修行者发愿到此地，自然不能拒之门外，他也被尼玛贡迎请到家里。施主尼玛贡准备宰杀牦牛荣擦若布、绵羊央尕巴巴、山羊则热索噶等牲口供养咒师以及随从和修行者。几个牲口目睹了猪罗罗觉被宰杀的场面，因此它们感到无比恐惧，但是它们看见修行者塔贝尖参后，出于本能，求他救命。修行者塔贝尖参对施主的杀生行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施主尼玛贡闻此教言后有些惭愧，但是他并没有为此盲从，他说：“大修行者，我并非天生喜好杀生。今年打卦算命都说我家里有灾，所以邀请喇嘛卓伟贡布和咒师登地多杰诵经念佛，意在除邪避难。这牲口可以放生，也可以供奉给你，但如同俗话说的那样，烧好的瓷器抓起来烫手，放下易碎。若引起咒师的误会，我该如何是好啊！”[5]于是修行者塔贝尖参和咒师登地多杰之间对杀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最后咒师登地多杰被修行者塔贝尖参说服。从而牦牛荣擦若布、绵羊央尕巴巴以及山羊则热索噶得以放生。可是这篇小说的价值不在于施主尼玛贡是否放生了三个牲口，而是施主尼玛贡身上具备的品质。他身上至少有两个难能可贵的品质：第一，他有坚定的信仰，可是没有像其他施主那样拘泥于教派的偏见，他送走格鲁派上师卓伟贡布后，又邀请尼玛派咒师登地多杰。因此他身上有种很多信徒所不具备的开明的思想。第二，他非常遵从宗教人士，但是从来不盲目。当上师卓伟贡布和咒师登地多杰之间为了杀生而发生激烈争论时，他不偏向任何一方，只相信谁说得更有道理，尽管这个道理不一定是真理。从而这篇小说里的施主尼玛贡从一个脸谱化的单纯的信教徒变成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物，而且其艺术形象变得生动而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典型特征。
但丁在《神曲》中喊出，社会应当是以人为本的世界，“人的高贵，就其许许多多的成果而言，超过了天使的高贵。”[6]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人的高贵，强调人生来就有尊严，有个性，有意志，以此反对中世纪把人作为神的奴仆和罪人的角色。人本主义以人性来对抗神性，世俗人权从宗教神权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不受约束的“自然力量”获得解放。《走兽的悲剧》里，作者塑造了一个和一般意义上的出家人完全相反的禅师形象。这篇小说中新首领多拜齐确不顾老首领热贝达瓦劝说，带领众走兽在水草丰美的草原上觅食的时候，它们被一个心怀险恶的老猎人追上。这一幕被修行于附近的禅师看见了。他引经据典劝导猎人不要杀害多拜齐确，可惜老猎人非但没有被禅师感化，反倒对他进行嘲讽与奚落，最终凶狠地将一支毒箭射进了多拜齐确的胸膛。“禅师见自己的一片善心和真诚的说教没能阻止此悲剧的发生，于是痛苦难忍，栽倒在地上，昏厥过去了。”[7]这篇小说取材显然受到了《米拉热巴传》的影响。传记里说，米拉热巴正在山洞里修行的时候，有个叫贡布多杰的猎人带着猎犬，追上几只麋鹿。米拉热巴用道歌感化贡布多杰，从此他成为佛门施主。这样的情节安排基本吻合藏族古典文学的美学价值和类型化结构，但是难能可贵的是《走兽的悲剧》恰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结果。也就是说，任凭禅师怎么劝导，猎人都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反而用一只毒箭结束了猎物的生命。如果换作别的小说，这时候，作者一定请来一个调解的人，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最终小说以皆大欢喜告终。可是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在于老猎人面对禅师喋喋不休的教诲，始终没有妥协，并且在生存和精神理念面前，选择了前者，而恰恰这才是人的本性使然。从生活的内在逻辑和文学的批判价值而言，“禅师昏厥过去”的一刹那间，一个活生生的烟火气息很浓的“老猎人站起来了”。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对固有的观念或者某种“精神枷锁”敢于说不， 并且从中挣脱出来，并不容易。过去在等级森严、教法严苛的社会中更是如此，这也恰恰是提倡人本主义思想的意义所在。
“藏传佛教强调‘他怒不还怒、他打不还打、他骂不还骂、寻过不还报’等沙门四法，使藏民族产生了忍让、忍辱和放弃抗争的思想，改变了现实生活中的各种苦难，抑制恶，培养出善良、宽容、乐观的民族性格，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和调和、化解部分矛盾，增加群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也导致是非不分、敌我不分，最终伤害自己的结果。同时，这种思想容易使人消磨斗志，满足于现状（诸如苦难和不平等）和张力萎缩，难以建立竞争机制。这也是后期藏族社会缺乏创造力和进取精神而日渐衰落的重要原因。”[8]由于受佛教无常思想的影响，藏族古典文学里或多或少出现了这种消极的情绪。出家人作为佛门弟子，有很多清规戒律来约束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藏族古典文学里，绝大部分人物要么像《智美根登》里的王子一样是把自己的爱人和小孩，甚至眼睛都施舍给别人的全善人物；要么像《卓哇桑姆》里的魔女哈江一样是十恶不赦的全恶人物，从而人物塑造趋于扁平化特征。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塑造和表现个性化的人物，或者说具有反叛性格的人物是极其困难的。不过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作者并没有完全陷入这种思想的陷阱里。回顾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不管是《比丘和乌鸦》里个 性十足的比丘《牦牛、绵羊、山羊和猪的故事》里有血有肉的施主尼玛贡，《走兽的悲剧》里认为杀生 “天经地义”的老猎人，他们都是作者笔下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在思想封闭而等级森严的社会中，他们都坚持按照自己的意愿，快意生存。这不仅符合人类在面临生存和精神的选择时，只能先解 决基本的生存，才有可能顾及更高层次的追求—— 精神信仰的自然规律，也符合人类成长的基本轨迹。从人性发掘和人文思想的提炼而言，比丘、施主尼玛贡和老猎人，在藏族古典文学里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这种里程碑式意义的产生，不管作者是出于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是通过人本主义思想来实现的。
二、文明和谐之“自由平等”思想
笛卡儿提出人是思想的实体：“我思想多久，就存在多久，严格说，我只是一个思想的东西，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理性。”[9]帕斯卡尔将人的全部尊严归结为思想：“我占有多少土地都不会有用，由于空间宇宙囊括了我，吞没了我，但由于思想我囊括了宇宙。”[10]人和动物之间的区别来自于思想，而且人类通过思想，可以改造世界。理性的思想，可以把人从愚昧无知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获得自由。哲学家罗素这样评价历史上的理性精神：“理性的力量也许是弱小的，但却坚守如一，永远朝同一方向行进，而那些非理性的力量却在无用的纷争中自相残杀，因此非理性的每次狂荡最终都会使理性之友强大起来，并再次表明它们是人类唯一真正的朋友。”[11]可见自由是理性的思想基础，而人有了自由，便有了追求平等的客观条件。所谓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就是通过民主选举等形式宣扬和实践民主法治、公平公正的普世价值观，追求文明和谐的社会。
关于自由平等思想在《猴鸟的故事》里有充分的表现。《猴鸟的故事》里的猴子侵占飞禽的领地后，飞禽派神鸟松鸡作为特使到林中劝说猴子，反倒遭到青年猴子阿勒玛为首的猴群的反驳和刁难。老猴子洛桑通过理性的语言劝导猴群，猴群才消停了。整个小说的叙事中，有很多反转的情节， 但是老猴子洛桑自始至终以一个开明、睿智、有爱心的长老的姿态出现在整个小说里。如果没有老猴子洛桑的远见和理性的判断，猴鸟之间的争端无法解决，和平更遥遥无期了。后来经过兔子和公鸡的斡旋，猴群和飞禽的争端得以调解，但是飞禽为了自由，跟猴群展开的较量可圈可点。同样小说充分表现了平等的精神，具体而言，猴鸟的纷争处于僵持阶段的时候，神鸟松鸡等鸟类对猴子说：“我们已经知道，尔等代表猴群前来捎话，捎来的话理应有回应，可是我飞禽家族有数千种鸟类，……别说大至神雕，小至昨夜刚刚诞生的雏鸟，都需要一一商量……等我们飞禽有了最后的决策，派出能言善辩的鹦鹉给你们回话，这段时间你们可要耐心等待。”[12]也许受游牧文化的影响，藏族不同部落，对内或者对外做重大决策的时候，不会由几个村长或者乡绅“暗箱操控”，而是征集广大百姓的意见，百姓的意见是通过部族长老和不同的代表反映。正如小说里说的那样，“别说大至神雕，小至昨夜刚刚诞生的雏鸟，都需要一一商量”。藏族部落文化中的开明和包容思想，跟人文思想有某种暗合之处， 并且这种思想提供了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由于所居地理环境和文明性质的不同，被人认为蛮荒之地的青藏高原，对于这样的文明理念似乎没有任何呼应的可能，并且有些史学家常常把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同西方中世纪的黑暗相提并论，但是纵观西藏文明的性格与发展态势，我们可以看到藏民族崇尚自由和平等的精神。这不是“尧舜时期的遗风”或者“古希腊文明”的另一个版本，但是这种精神的传承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偶然产生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的过程中，通过藏族人民千锤百炼的智慧得来的。《猴鸟的故事》是一个化干戈为玉帛的小说。小说表面上反映的是猴鸟之间的纷争，禽类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争取自由平等的精神内涵，但是实际上影射和反映的是十八世纪中叶廓尔喀三番五次侵略西藏边陲的历史事件。小说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任何侵略他人领地和践踏他人尊严的行为决不姑息、绝不胆怯和退缩的态度，并且作者对那些侵略者诸多的侵略理由和侵略行为，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激烈的批判。
这种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文学作品藏族古典寓言小说文学里经常出现，譬如《飞禽选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飞禽常年处于分裂割据的时候，百鸟都希望有个禽王带领鸟类走出战争和饥荒。老雕桑杰迦说：“地为人，人为王，王为法，钦定十善法，黑头人类生生不息，幸福无比。上有印度王，下有中原王，中有吐蕃王。天下文明，村庄如繁星，君臣似日月，王法善律，普及一时，然而我等鸟类，只顾嘴的长短，翅膀的快慢，……如此下去，终究酿成禽类的共患，人类的嗤笑，子孙后代的负担，失去个人的体面。我老雕思来想去，为禽类选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禽王，制定禽类的规章制度，势在必行。”[13]老雕虽然不是百岁老人，但是耳闻过千年老话，遵照它的建议行事，必然妥当，因此众鸟频频点头，以表同意。随后猫头鹰等图谋不轨的黑鸟百般阻挠， 但是为了让每个飞禽公平公正地展示自己的才能， 发表自己的声音。有些鸟愿意参加选王的博弈，有些则不愿意。于是老鹰建议说：“所谓王者，应该是个有经验的长老，干脆我们把老雕选为禽王吧！”众鸟都纷纷附言，老雕当选禽王快要成为现实的时候，小说的情节发生了反转，老雕以年老体弱为由， 放弃了王位。无奈之下，次日，大小众鸟都聚集到聚众乐园，举行了隆重的选王竞赛。竞赛结束后， 老雕总结说：“今天我们禽类的比拼中，飞得最高的是秃鹫，收缩最紧的是大乌鸦，仰首站立最久的是公鸡，步行最快的是克龙色哲，能言善辩是鹦鹉，表演最生动的是蝙蝠，飞行距离最远的是鸽子，声响最大的是骨头雕，无技无能者是白鸟。”[14]随后也展开不同的竞技内容，由于参选的鸟都势力相当，不好分次第，于是邀请南方门域的杜鹃作为百鸟的禽王。这个结局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意外，但也是意料之中，因为藏族自古以来对外来文明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小说在艺术处理上，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物都刻画成非此即彼的单一化形象，既有老雕和老鹰、喜鹊、鹦鹉等正面人物，也有诡计多端的猫头鹰和蝙蝠等反面人物，而且比起正面人物，反面人物的形象更有艺术的张力。其中猫头鹰和蝙蝠，时不时捣乱选举的言行，使得故事情节错落有致，高潮迭起，可见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在藏族文化里有天然的土壤。自由平等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它不仅给人带来公平公正的原则，同时能够保证人的人格尊严和生命安全。藏传佛教本身提倡人人平等的观念，不过就其意义而言，不仅提倡人人平等，而且提倡众生平等的思想。换句话说，哪怕对方是鸟虫野兽，都在无数的“轮回”当中当过自己的“生母”。因此在一个彼此没有卑贱高低之分的法治社会里， 自由平等思想，便是和谐文明的保障。
林语堂曾指出：“虽然说文不必载‘道’，至少要与人生之真义有点接触。所谓真义，自然也不限于圣道和礼教，无论是中国的或西洋的。”[15]他认为文学虽不必局限于“载道”，但却应有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即体现“人生真义”，以避免“性灵”走入肤浅、空疏、狭隘、颓废、荒诞不经等“反理性”的死胡同。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也有体现“人生真义”的人文基调。若说《猴鸟的故事》和《飞禽选王》体现的是个人权利和政治上的自由的话，那么《青颈鸟传奇》主张的是人的主观能动和心灵的自由。《青颈鸟传奇》里青颈鸟被蓝嘎阿尼诱骗，成为杜鹃身后，虽然在广袤的森林中受尽了苦难，但是最后遇到观音菩萨化身的神鸟，从此它在森林里为百鸟讲经布道度日。可是后来受到诸佛菩萨的授意，奥丹王子施法术，转入假王子的体内，把蓝嘎阿尼的灵魂给赶走了。奥丹王子虽然受命诸菩萨的委托，才成为曲吉噶瓦王子，但是真正的曲吉噶瓦王子却化身为青颈鸟游荡在林中。于是奥丹王子带着随从，来到林中邀请青颈鸟，被青颈鸟谢绝。随后，新的王子殿下邀请被父王流放的益西增等法臣，同时也邀请青颈鸟回家探望父王，于是青颈鸟也飞回瓦拉纳西王宫，跟父王和法臣一一见面。不过聚散不定，青颈鸟也要回到林中。临走时，国王舍不得王子，于是劝道：“王子请听我，你和分别诸痛苦，如同鱼儿离河水，难得获得重相逢，今日又别岂能舍。当今贤良王子他，我陷痛苦之状时，降服恶臣除心患，瓦拉纳西百姓中，如日中天具恩德，不能换化为其身。速寻英俊年轻者，换化成为其身子，禽兽躯壳放弃后，二位共治我江山。”[16]青颈鸟道：“父王请你听我说，无垢上师师徒和，圣母曾经预言我，今生无缘登王位，儿我不能留此地，父王请你勿悲伤。当今王子为我友，观音化身众生救，无垢上师之心徒，诸佛眼里无垢者，极乐净土其称为，无垢王子人人尊，未来雪域成国君，名为薛尼尖参者，宏图利生诸事业， 比我殊胜请甄别……”[17]国王又道：“再次听我宝贝儿，若要杜鹃之身躯，众鸟需要授妙法，留在王宫园林中，壮丽阁楼之中间，可否授予妙法乎，若是不曾留下来，不管你飞何处去，我也随后跟上来。”[18]国王龙体垂落而下，奥丹王子苦苦劝说，未能使其改变主意，于是益西增道：“国君父子听我说，青颈鸟的利生业，就在林中百鸟中，曾经不听母子劝，受尽痛苦忘记乎，无垢上师之预言，毫无不顾焉能舍？”[19]国王些许思虑后，不苟言语，只好将青颈鸟放走。王子和父王一再挽留它，可是青颈鸟并没有允诺，因为它要在森林中，为广大的飞禽讲经布道， 让它们从苦海中解脱。
正如阿伦·布洛克（Allan Bullock）所说：“人文主义集中在人的身上，从人的经验开始……但是这并不排除对神的秩序的宗教信仰，也不排除把人作为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而作科学研究。”[20]从上述情节中可以看到青颈鸟执意谢绝父王和奥丹王子的挽留，一心想去林中为百鸟讲经布道的事，对于它来说，这已经成为比当王子更重要的一项事业， 一项职责，一项使命。所以对青颈鸟坚持归林一事，要从更高的高度和深度来解读，这样也更能突出其中的人文思想。首先，青颈鸟远离王国的权力和世俗的喧嚣，回归森林，不仅仅是为百鸟讲经布道，而是为了服从和追求个人内心的呼唤。这样的情节设计，促使主人公青颈鸟的精神和心灵获得极大的自由，这也是该小说的价值所在。青颈鸟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人间所有荣华富贵，乃至王位，对它而言算是监牢，一心遁入空门，才是它心灵获得自由的唯一路径。故此所谓的自由，从个人的喜好深入到灵魂深处，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和哲学思想。其二，对于奥丹王子的一系列忠义行为，比如他邀请被国王流放的益西增等三位贤臣回国，与父王团聚。邀请青颈鸟回宫，并且他并没有因为王子已化身为一只鸟类，而轻视他，而是仍将他从心里视为真正的王子。奥丹王子的行为实属难得，因为他已重权在手，完全不必要把权力拱手相让，这是平常人很难做到的。这种行为本身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思想。再次，老国王在此的表现，也值得称道。他以父亲和国王的身份苦苦挽留王子，但最终在亲情和王子利益众生的事业面前尊重了儿子的选择，让它返回林中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国王的行为体现了“尊重人的尊严和权利，关怀人的现实生活，追求人的自由”等人文思想。
与此同时，我们从小说中，可以体察到在追求终极目标和佛果的道路上，三界六道的众生都平等。佛教不同于其他宗教，也就在于此。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中，和谐文明的自由平等思想，如同星空中的明月，虽然常常被云层遮盖，但是终究不是镜中花和水中月，都是可以目睹，也可以体认的。
三、求真务实之“科学理性”思想
西方文学贯穿着清醒的科学理性精神线索，从古希腊“人是理性的动物”到黑格尔“理性是世界的主宰”，都表现出对理性的关注。这里的理性不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抽象思维能力，而是指存在论人性论意义上的生存态度、精神价值，它包括健全的思想理智、自主的怀疑批判精神，进取心与探索意识，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诚实态度。最早奠定理性之石的是古希腊。希腊民族是一个逻各斯(Logs) 民族，其主流哲学、伦理学都强调道德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德谟克利特宣称：“我宁愿找到一个因果的说明而不愿获得波斯的王位”，苏格拉底提出“未经审视的生活就是未经历的生活”。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科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英国科学家所做的贡
献大过以前任何时期。“而在这一切之中，培根的作用不仅对科学进展是关键的，而且进而影响了包括文学在内的全盘英国文化。”[21]培根是英国第一个提倡实验科学的思想家。他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与教会提出的人的愚昧无知相抗衡。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践和经验不但是可靠的知识来源，也证明了人的智慧可以改造大自然。这种崇尚知识理性、崇尚智慧、求真务实的哲学精神充分体现在文学创作上。
藏族古典寓言小说《茶酒仙女》里把茶和酒形象化为两个仙女，通过她们在国王宴会上的争论， 曲折反映茶酒仙女之间的矛盾，并通过国王这个形 象，用判决的形式表达出作者对这些矛盾的看法和 解决意见。茶酒二仙女在辩论中，都把自己身世同 佛、菩萨、各种历史人物联系起来，以显摆自己“高 贵的身世”和“光荣的历史”。如酒仙女说自己在印 度受过佛的加持，自己的母亲青稞是观音菩萨加持 赐给猴菩萨而来到西藏的。茶仙女则说自己同天 界的如意宝树，生在印度金刚座的菩提树是兄弟， 从而自己受过文殊菩萨的加持等等。酒仙女把天 神的甘露也说成是自己。她说一切得道者的神通 都源于自己的功劳，并举出发誓、敬神、上供、宴会、欢乐、迎送等等都用的是酒，而没有用茶。茶仙女则列举历史上因酒醉被杀、身亡、遭祸等等事例来 说明酒之罪过，揭露各种人酒醉后的丑态来回敬酒 仙女，打击否定对方。面对茶酒仙女争端，国王说： “你们两个撕下脸皮，用蛮横无理的措辞，彼此诋毁，我们已经听够了，现在你们双方懂点廉耻，不许彼此出口狂言！”[22]从这些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作者是借批评茶酒仙女之间的争吵来影射当时西 藏上层社会内部互相倾轧、勾心斗角、排除异己、争 权夺利的社会现实。认为这种“不能容忍别人的坏 思想比毒蛇更恶毒”，表示了作者对这种恶劣行为 的愤恨之情，但是这篇小说的寓言性质决定了其更 加深刻的思想内涵。
小说结尾国王判决茶酒仙女的纷争时说：“‘你二人以前沉湎于妙欲，因而不懂得政教之法规。不教谁也不懂，要好好教导，现在从轻处罚，但要用事实之秤来衡量你们都只自恃高大，认为一切皆己所为等骄傲自满，只见自己的分歧大的说法，不然‘虱指对证’，认为证明不了时，又会出现被水冲走还自诩是游泳家来冒充行家混日子之事。”[23]国王把茶酒二仙女提出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根据经典和历史事实来加以判断。“藏王热巴金被害之事，乃是重大历史事件，但是到底与纵酒过度有无关系，未曾盖棺定论，岂能容你胡言乱语，因此其罪不可赦，但毕竟是陈年往事，罚你黄金三两。西绕卓玛称三圣树是自己的祖先一事，德丹杜子明明有理，但是穷于反驳，不仅粗口大骂，甚至恶言加以诅咒，惩罚你白银三两。……”[24]除此之外，如“茶仙女说自己与如意宝树和菩提树同出一系的说法，佛经和其他书中均未听说过，犯了‘高攀冒昧’之过错。”[25]又“如酒仙女说西藏在最初人类形成时，圣观音菩萨赐给居士猴菩萨各种谷类以为人们生活之需，特别派了我青稞等前去说法得到证实。但是蔑视喜饶卓玛等其他饮料就不对。”[26]等等。从这些引经据典的分析评论中，显示出国王不偏不倚的公正法官的风度，并通过这些事例的分析和评断来劝导二仙女。说明茶酒各有功过，茶酒作为人们所需，但饮用均须适量。最后茶酒二仙女服从判决，茶酒之争得到圆满解决。《茶酒仙女》是一部寓意深刻的作品，它通过茶酒之争来劝喻人们不要只见己之长，而一味抬高夸耀自己，否定排斥别人。任何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只有互相合作团结、友好相处，才能得到幸福安宁。小说里的国王并非是真理的化身，但是他的判决站在相对客观的立场上，因此无意间宣传了通过科学理性的思维，求真务实，才能揭示真相和追求真理的思想。
理念的最终结果为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括：怀疑一切既定权威的求实态度；对理性的真诚信仰，对知识的渴求，对可操作程序的执着；对真理的热爱和一切弄虚作假行为的憎恶；对公正、普遍、创新等准则的遵循。”[27]换言之，“科学精神就是对真理不懈的追求精神，即‘求真’精神。”[28]托马斯·莫 尔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文主义者和政治思想家。他的《乌托邦》不但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 削、没有压迫和谐安宁的社会，而且对尘世生活的 幸福和快乐做出了深刻的探讨。乌托邦人追求享乐，认为“一切无害的享乐都不该禁止”。[29]如“每 逢晚膳，必有音乐，餐后的甜点心极为可口，他们燃 香，喷洒香水，尽力之所能使所有的人心情愉快。”[30]但是乌托邦人所追求的快乐幸福是“服从理 性的吩咐”，即“遵循自然的指导”，通过“德行引导” “自然本性趋向的正当高尚的快乐”。[31]因此“乌托邦人经过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的考虑和权衡，主张我 们的全部行为，包括共全道德行为，最后都是把快乐当作目标和幸福。”[32]乌托邦人追求丰富的物质 生活所带来的快乐，更重视精神的快乐，认为这才是最主要的，最根本的。不受约束的“自然的力 量”，把享乐作为生活的目标，以反对禁欲主义和 “来世幸福”的说教内容，不过前提是科学理性思想作为其理论依据。藏族古典寓言小说里也有这种 反映科学理性思想的作品，譬如《出家人和山羊、绵 羊、牦牛的故事》里有个僧人，想吃肉，他从附近的 牧场，买了一头山羊、绵羊和牦牛，拴在院子里，请 屠夫宰杀它们。“屠夫准备好绳索和屠刀等工具，来 到僧舍里。出家人腰上戴着净瓶，手持念珠，口诵 六字真言，貌似慈悲为怀，从僧舍里走出来，试探了 一下牲口的肥瘦。三个牲口看见他后，眼睛里透着寒光，都吓得不停地颤抖，异口同声，低语说：‘尊敬 的出家人，我们三个没有任何的罪，可是听说马上要宰杀我们，确有其事？’出家人说：‘你们虽然没有 罪，但是不宰杀你们，我没有吃的，所以只能如此。’ 山羊说：‘你接受了皈依戒，不杀生是皈依戒最主要 的戒律，难道你可以杀我们吗？’出家人说：‘你说的 没有错，但是我是受制于生活环境的影响，没有办法。’牦牛说：‘找环境的借口，难道免遭三途之苦 吗？’出家人说：‘如果不杀你们，我可没有吃的，甭怪我。’于是出家人毫不犹豫地，让屠夫宰杀了几头牲畜。”[33]从人性的层面而言，山羊、绵羊和牦牛都贪生怕死，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若它们甘愿为出家人“充饥”，这才违背自然规律和生存法则。它们苦苦求救是内心世界渴望生存的真实表露，然而出家人，虽然归于空门，也受了皈依戒，但是需要满足基本的生存条件。如果这样的条件都没有，别说利益有情众生，连自己的生命都保不住，更妄谈持戒了。因为那时青藏高原的食物链不比现在，生活的物质材料严重匮乏，很多牧区，只能吃山羊、绵羊和牦牛的肉。暂且不论出家人的行为对和错，从人本主义精神的意义而言，《出家人和山羊、绵羊、牦牛的故事》里的出家人不顾社会环境和出家人的清规戒律，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将想法付之于行动，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非常不容易，而且这种不盲从，保持个性的求真务实和科学理性思想，至今都有深远的教育意义。
“认识人文主义，就是把它理解成民主的，对所有阶级和背景的人开放的，并且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揭露、发现、自我批评和解放的进程。我甚至要说人文主义就是批评……”[34]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具有思辨和批评精神的因明学更具有认识价值。因明学作为古印度文明的重要形式之一，随着佛教的推广，传播到全世界不同的国度和民族之中。佛教传到藏地后，因明学获得发展，并且成为独立的知识体系，至今成为藏族哲学和文明发展的引擎。因明学的具体表现为辩论，而辩论的目的是不盲目地依从个人威望、世俗的权威和意识形态，要追求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正如很多先哲们所说的那样，佛教是追求真理的宗教。受佛教的影响，藏人一向崇尚理性、反对愚昧，追求真理。对此藏族古典寓言小说里也有充分的表现，而且书写颇为生动。比如《智兔和出家人对话》里，一只智兔一边游览静地，一边歌颂隐居者，最终来到一个岩山下的林苑中。它看见有个年轻的出家人，头垫一块石头，两腿舒展，俯卧不起。文雅的智兔无意妄加议论他者，可是心生怜悯，往之岩山下。智兔问出家人，美好的时光，为什么不修行，反而睡懒觉？出家人故意说修行有什么用，人世间最美好的事莫过于闲散懒惰的贪睡。智兔闻后，觉得此出家人，虽然有些轻浮癫狂，何尝不是一个可塑之材，于是教诲他道：“但求此生来世之善业，财物酒精女色定要弃，师从贤德信勤求闻思，入定念空隐居于静地。功德无量从事倚善举，度过三界彼岸殊胜地，如来似月挂在高空中，佛子似舟渡在广海上。”[35] 出家人，闻后心里暗想：“那些反应迟钝的愚人，但凡从事何业，不去细心观察和体悟，轻举妄动。一旦遇到稍微困难，草率后退，前功尽弃。然而，明白事理的智者，从事何业，对于取舍，甄别功过，用自己所能，加以观摩和体察，最终所选善业之道路，不离不弃，持之以恒，此乃贤德之君也。”[36]出家人故意分别赞扬财富，女色，酒的功德，智兔一一驳回。他们二者，通过一问一答的辩论形式，将普通人的道德行为和出家人的纪律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对那些彷徨中的人，什么事需要坚守，什么事需要舍弃，做出了理性的思考和辩解，其中的求真务实精神和科学理性思维实属难得。
总而言之，萨特说：“人文主义的本质，就是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不断的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不仅是对于我们，作为白种人、男人、欧洲人、美国人，而且是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的；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就是根本什么都没看到。”[37]萨义德所批判的是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人文主义，真正的人文主义应该是开放的、尊重各种不同的文化特性的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思想是一种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高度重视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人文思想是一种人类自我关怀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而且这种价值观念，肯定了人类理想人格的塑造及其普遍意义。而藏族古典寓言小说，作为以动植物和非生物为主角的文学形态，其中蕴含着以人为主、自由平等、科学理性等人文思想。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的人文思想中，不仅蕴含了青藏高原独特的审美价值，而且也蕴含了人类共有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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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于《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总第150期）
觉乃•云才让，藏族，1977年生于甘肃卓尼。哲学博士，四川广播电视台译审，四川大学文学和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站博士后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外聘专家，西华师范大学客座教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学。先后用藏汉双语在《宗教学研究》《中国藏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西藏大学学报》《青海社会科学》等全国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余篇。2016年其博士学位论文《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并入选《儒释道博士论文丛书》。学术研究之余在《大家》《芳草》《花城》《作品》《民族文学》《章恰尔》（藏文）《西藏文艺》（藏文)等文学刊物上发表藏汉双语诗歌、散文、小说等文学作品，部分作品入选《中篇小说选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精选》等多个选本和五省区中小学教材。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守戒》、散文集《老房子》、长篇小说《牧云记》（藏汉英）、学术论著《藏族古典寓言小说研究》等。2006年获的“第五届《章恰尔》文学奖“新人新作奖”，2008年获得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2009获得第六届四川文学奖“特别荣誉”奖，2010年获得第四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2011年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协会“文学研究”奖，2015年获得第三届全国藏族文学“岗坚杯”文学奖，2022年获得第八届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优秀作品”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