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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散文》是人文社重点丛书“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中的一种。本书精选阿来经典散文三十篇,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阿来作为一名散文家的创作面貌和成就。阿来的散文是一种多维度交织、有声音的散文。在干净的文字后面,是作者从未停止过的对世界、人生和存在的追问。

        本文为著名文学批评家谢有顺为《阿来散文》一书作的导读。

 

        阿来之于中国文学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他有力地拓宽了文学表达的疆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方式为中国文学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性。文学光有世俗性而没有超越性,就会匍匐在地上,站不起来,全是那些细小、庸常的趣味,容易流于轻浮和浅薄。

        阿来与他们不同的是,他的作品有超越性。

        世俗性是变数,变量;超越性是常数,常道。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这个不变就是超越性。中国文学迷信变化太久了,不变的东西在多数作家笔下是晦暗不明的,甚至是缺失的。阿来的散文写作,使我们重新意识到这个世界还有值得相信的、不变的东西。他说:“作为一个漫游者,从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觉到地理阶梯抬升的同时,也会感觉到某种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当你进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种植小麦、玉米、青稞、苹果与梨的村庄,走近那些山间分属于藏传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庙宇,又会感觉到历史,感觉到时代前进之时,某一处曾有时间的陷落。”他不是一个只在大地上行走和漫游的人,而是常常感受“精神境界的提升”和“时间的陷落”这些永恒主题。看到山川会生敬畏之心,看到云彩会不断赞美,甚至看到一朵小花、一朵蘑菇的开放,都会想到这是神的馈赠——这种从日常性向神性的过渡,不是通过玄想,而是通过一种生活智慧的启发,一种自我本心的体悟,这样的神性因为有了世俗的基础,才显得真实。

        阿来是藏族,他的民族是有宗教信仰的。因此,我们一谈文学的超越性,难免会联想到他的民族,他的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就文学而言,把一种宗教的东西指证为自己写作中的超越性,这不仅毫无新意,还可能会形成一种专断的精神意志。文学不一定喜欢这种专断。而阿来散文的超越性之所以是文学的,在于阿来找到了他自己的理解超越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关键词,就是历史和自然。阿来对自己的村庄、部落、民族的历史做了很多的调查、钻研,对以他家乡为中心的群山、河流、草木、动物也有浓厚的兴趣,做了许多丰富、生动的描绘。他的写作实感正是建基于此。

        中国人超越现实的方式,不是简单地相信一位终极意义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找寻到了一个代替物,这个代替物之一就是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历史。这种对过往历史的信仰,其实就是对时间的信仰。李泽厚曾经指出,中国精神的发展、确认经历了一个从巫到史的转换。历史维度、历史意识的确立,塑造了中国人的基本品格。中国人认识世界、认识人的尺度往往不是以宗教的眼光,而是历史的眼光。我们评价一个人的价值,不是看他的灵魂是否永生,而是看他能否青史留名,这背后的根基正是历史精神。

        阿来所具有的历史意识,决定了他的散文作品不会只有“现在”这一个维度,而是将现在和过去、未来联系在一起,此在、曾在、将在三者合一,这就是历史的眼光。他说,“无论是某一个人,某一个民族,某一阶层,虽然现今所处的现实还有种种的分别与区隔,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却不可能拥有不同的将来,我们所有人,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将来。如果将来也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结果就非常糟糕,是简单与严酷的字眼,那就是灾难以至于毁灭。”并不是每个作家都懂得以历史的眼光来审视现实、想象未来的,尤其深陷于“现在”的各种繁杂细节之中后,作家们获得的很可能只是瞬间的感受、一些思想的断片,而在这种潮流中努力追求整全性感受的作家,自然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另外一个介乎形而下和形而上之间的事物,那就是自然。土地、自然,貌似是大家共同的主题,但如何理解土地和自然,则是作家和作家的区别之所在。以自然为一种唯美,或以自然的原初性来对抗物欲横流的现代生活,是常见的思想方式,但阿来不同,他散文中的自然有着更丰富和博大的内涵。他热爱自然,自称是“自然之子”:“拜血中的因子所赐,我还是一个自然之子,更愿意自己旅行的目的地,是宽广而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观:土地、群山、大海、高原、岛屿、一群树、一棵草、一簇花。更愿意像一个初民面对自然最原初的启示,领受自然的美感。”阿来经常细致地描绘山川、河流、草木、花朵,是抱着一种谦卑的姿态,他不仅是为了呈现一个本然的世界,也是在向这个世界学习。如此开阔敞亮,如此生生不息,它们只是在着,而并不在乎如何在着、为什么在着,它们充分展现着生命的本性,这种无声的灿烂,其实是更高的创造意义。没有这种认知,阿来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他会把耳朵贴着树干上最深最长的裂缝,屏息静气,仔细倾听。很多时候,他听见的是自己身体里各种各样的声音。但有时候,他真的能听到,树的躯干里,似乎是在吮吸的声音,似乎是水在流淌的声音。母亲说,是啊,春天里,树扎在泥土里,岩石里的根都醒过来了,它们在喝水,它们把喝到的水一直送到树顶的天空,顶着雾气的最高处。因为树还想再长得高一些。”事实上,群山,河流,草木,云卷云舒,这些生生不息的事物,本身就具有不动的、不变的、近乎永恒的品质。但它依然是有限的。因为照着宗教学的观点,天地也会朽坏,唯有真理才能够永存。但自然、山川、河流、草木之于一个有限的人而言,它又近乎无限了,也是形而上的,也具有鲜明的超越性。

        历史不朽,自然不朽,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中最为重要的两个不变的价值根基。

        阿来的散文记下了这个世界所具有的这种不朽的品质。这个不动的、不变的、介乎形而下与形而上之间的精神背景,正是阿来散文的超越性。这个超越性的力量,恰恰不是宗教的力量,而是人文的力量。

        与其说阿来散文中具有宗教精神,还不如说他的散文写作里面有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更中国,也更文学的一种精神。他下面这段话,也许就能很好地诠释这种人文精神:“现在,虽然全世界的人都会把藏族人看成是一个诚信教义,崇奉着众多偶像的民族,但是,做了一个藏族人的我,却看到教义正失去活力,看到了偶像的黄昏。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向非我力量发出祈愿呢?因为,对于一个漫游者,即或我们为将要描写的土地给定一个明晰的边界,但无论是对一本书,还是对一个人的智慧来说,这片土地都过于深广了。江河日夜奔流,四季自在更替,人民生生不息,所以这一切,都会使一个力图有所表现的人感到胆怯甚至是绝望。第二个问题,如果不是神佛,那这非我力量所指又是什么?我想,那就是永远静默着走向高远阶梯一般的列列群山;那就是创造过,辉煌过,也沉沦过,悲怆过的民众,以及民众在苦乐之间延续不已的生活。”可以把这种思想路径,理解为中国式的超越性,它不直接指证为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有位格的神,而是指向生生不息的人的生活。钱穆说,世俗即道义,道义即世俗,这是中国文化的最特异之处,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甚至,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超越性精神,不仅让阿来重新理解了宗教,也让他站在人的角度,重新理解了人——理解了一群既生活在现实中又能够从现实中超拔出来的人。我以为,这个观察人和理解人的角度,是中国当代文学极为重要的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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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有顺,文学博士,著名评论家,1972年生于福建省长汀县。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入选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等项目。出版《成为小说家》《文学的通见》等著作十余部。曾获冯牧文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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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来,当代著名作家,藏族,1959九年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机村史诗》《格萨尔王》《云中记》,长篇非虚构《瞻对》,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散文集《阿来散文》《大地的阶梯》《草木的理想国》,以及中短篇小说多部。2000年,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2018年,《蘑菇圈》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2019年,长篇小说《云中记》获第十五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